民國專欄

说明：2005年8月13日、14日講於美國達拉斯和休士頓，發表於黃花崗雜誌2005第3期、總第14期，由講演者本人根據講演現場錄音整理、補充。

 

提要﹕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是“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

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國民黨、不可能是共產黨

從理論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從力量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從事實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國民黨十四年衛國抗戰是血寫的事實……

共產黨領導和堅持抗戰是墨寫的謊言﹕

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蘇共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先為陰謀，後為陽謀

中共為求圖存、更求擴張奪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始至終都是陰謀

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可能因為共產黨假抗日、不抗日甚至賣國通敵而選擇共產黨

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國留學生朋友們﹕

謝謝各位！謝謝舉辦了這次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大會的朋友們！我們雖然遠離故土，但是，我們的心始終都是在和國人一起跳動著的﹕我們記住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光榮，同時也為這份光榮至今仍然被竊據而深感悲哀。而我們特別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個黨，雖然他的先輩們曾為保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而流過無量的鮮血，堅持領導了那一場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直至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黨的上層勢力，近二十年來，不僅早已忘卻了這份光榮，而且還想要割斷、甚至要拋棄這一段歷史。今天，它又因為懼怕那一個惡黨，要甘心為他所統戰，竟然不論是在島內還是島外，豈但對紀念抗戰勝利悄然不語，甚至還要變相地對那個惡黨“積極配合”，將自身的歷史功績默默地相讓給那個惡黨……而那一個惡黨，當年雖然不抗戰、假抗日，甚至通敵賣國，但五十年多來，他非但持續地將那個始終堅持了抗戰和堅持領導了抗戰的黨，誣蔑成不抗戰的黨，而且持續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領導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後勝利的英雄”。甚至直到今日，當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時，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經過了二十年之久的歷史反思，早已經對“究竟是誰抗日、誰不抗日”的抗戰歷史，有了相當明確的瞭解之後，這個已經日暮途窮的惡黨，居然還要在全世界、特別是海外華人社會，到處藉紀念抗戰而搞統戰，甚至是熱火朝天地拉開了它“新一輪統戰的大戲”――繼續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說自己曾經“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民族走向了抗日勝利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因此而自說自話道﹕“所以，中國人民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一個立場     兩個標準

朋友們﹕請不要聽了我上面的開場白，就以為我是在幫某個黨講話，又在抨擊另一個黨。在紀念我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的日子裡，我首先想說明的是﹕如果我們當真想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歷史，想知道“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立場的問題。這個立場，就是凡我華人，都要讓自己的雙腳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個領袖及個人的立場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公正地了解和辨析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究竟是誰用鮮血寫就的和贏得的；又是誰，不僅不可能成為這一場民族戰爭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破壞者和出賣者，雖然它恰恰因此而贏得了後來“奪權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根據這個立場，確認一些共同的標準。因為，只有擁有了大家都樂於接受的共同標準，我們才可能對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股社會力量、甚至是任何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他們自己所寫下來的歷史，進行公正的評判。而在這些標準當中，最緊要的，一個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另一個就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言﹕“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生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象，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誣蔑和詰難……”

今天，我就要守住這樣一個立場，遵循著這樣兩個標準，特別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來說一說“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說一說“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 ？說一說“誰才可能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說一說“在中國人民長期的抗日戰爭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干了些什麼？他們又是怎麼幹的？”從而期望大家對我們都異常關心的這一段侵透著鮮血和謊言的歷史，有一個真實的了解，作一個知情的人。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

我為什麼要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

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所謂“大中華民國”，就是指由孫文和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疆域上，不僅包括外蒙古在內、而且包括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已經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島在內。她不是“在台灣”，更“不是台灣”，決不是中國國民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所懸掛的那個小小的台灣島；而是他不再懸掛的、巨大的和美麗的“海棠葉”，是真正的全中國，和真正合法的“全中華民國”。

其次，我想說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問在中共，現在你說的“一個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國號為何？中共當然會毫無疑問地回答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它從來沒有改變、也不會放棄的說法。但是，我如果也想問一句，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個中國”，是哪一個中國呢？，我想，不論是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還是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說，是“中華民國”，也就是我說的“大中華民國”。我想，那個時候，大概沒有人會說一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就連中國共產黨大慨也不好意思說“一個中國”，竟然會是“9.18”之後、他們在蘇聯命令下篡立的、位於中國江西省瑞金地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吧？

再就是，孫文創建的大中華民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當時的國際社會所一致承認的，更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實現過統一並正在艱難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國。

如果我說的沒有錯，我想請問，既然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東、西方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亞洲各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亞洲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特別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裡，從來就興奮地將紅色法西斯――斯大林反對黑色法西斯――希特勒侵略的戰爭，說成是“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說我“大中華民國國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何況，我剛才已經說了，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就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就是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所以，我們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就是理所當然的；更是中國人民那一場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本相和本質所在。

這才是歷史，更是歷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認也否認不了的。

朋友們，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對我們識別誰才可能是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誰根本不可能是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帶來最為透徹的了解。才能對我們了解國民黨和共產黨究竟是誰領導了抗戰，誰堅持了抗戰，究竟誰的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誰的“抗戰”是墨寫的謊言，帶來認識和辨識的歷史前提。

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只可能是國民黨、不可能是共產黨

從理論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國民黨而言，是她的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推翻了滿清、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所以，她上認中華民族及其歷代祖先，如孫文所言，自認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下開中華民國的“走向共和”之路――對外衛國，反對東西方列強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國；對內護國，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一行專制之實”。1927年之後，她不僅因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而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府，而且執政於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所以，從理論上、也就是從道理上來說，當年的中國國民黨不可能不捍衛這個由她創建的、由她捍衛的和由她執政的大中華民國。孫文既然被國民黨和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尊稱為“國父”，則國民黨又有何理由居然“不愛、不衛護這個國家”？

就共產黨而言，由於他是蘇共在1920年8月派人來中國所建立，它在1921年7月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是前蘇共派人來領導召開的，它的黨名又為蘇共所取――名叫“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被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特別是蘇共又交給了它“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使命；而它又稱自己“沒有祖國”，它的“祖國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父親是斯大林；它所要一脈相承的，是“馬恩列斯……”――甚至至今仍然要“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要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徹底批判、否定、焚燒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歷史和文化。所以，中國共產黨，這個上不願繼承中華、下則要推翻民國、只認蘇俄、不認中華――“非國家、無民族”（蔣介石語）的“外來政黨”，不論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沒有可能把那一場中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看成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會為了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而“甘灑熱血為中華”了！

從力量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國民黨而言，第一，她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第二，她擁有一個合法的國民政府；第三，這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四萬萬人民；第四，這個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已經擁有270萬陸軍兵員，10萬噸位的海軍艦艇和600架飛機的空軍；第五，這個政府還擁有一位杰出的領袖蔣介石――他不僅參加過辛亥革命、親自帶領炸彈隊沖進巡撫衙門、光復過浙江省；而且參加過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的共和奮鬥；特別是他曾親自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權、並正在內憂外患之中對外對內地保護著和建設著我大中華民國……所以，從力量上來看，中國國民黨具有領導和堅持這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起碼力量和基礎。

就共產黨而言，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暴發之前，第一，他是一個一直在接受外國命令、旨在顛覆自己國家的外來政黨；第二，他是一個造反失敗、剛剛逃亡到陝北落腳的殘餘勢力；第三、他在陝北僅僅佔有三縣之地；第四，他所擁有的中國紅軍（即蘇聯紅軍的中共支隊）其時只有二萬人馬，一萬三千杆槍枝，並正一再地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公開要求歸順國民政府；第五，他所擁有的領袖毛澤東，則是一個馬列子孫，曾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重建之後領導了失敗的秋收暴動、受俄命為分裂中國、顛覆民國而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擔任了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從力量上來說，要當時的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來擔負起領導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重任，顯然是痴人說夢。因為單單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日本即投入兵力五十萬，大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即投入了七十萬，如此一場空前規模的殘酷會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得了嗎？中共的那一萬三千杆槍能夠抵抗得起來嗎？稍有常識的人，或頭腦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共產黨能夠領導並能夠打贏那一場空前的衛國戰爭。

從事實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在中國共產黨所編制的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課書裡，都明白地指斥蔣介石國民黨“不抵抗”。這個謊言，因為有心人的造謠和傳播，似乎已經成為“鐵定的事實”了！然而，它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中國大陸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於2004年第1期發表了大陸歷史學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詳細地敘述了一個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就是﹕“蔣介石從未對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而是張學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際下達了這樣一個命令”。

這篇文章指出﹕早在兩蔣早已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采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 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提問時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其三，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宇之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于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編按﹕張宇之女士相關稿件現存黃花崗雜誌社）

其四，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雖然，張學良在上述歷次談話中，都沒有說，當日軍進攻錦州時，雖然蔣委員長一再命令他堅決抵抗，他卻一槍未發地席卷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的“故事”。

是安內攘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

在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黨”，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決定的“安內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外患內憂交相進攻之下所決定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當今中共在改革開放的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所堅守不移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進行一番對比，我們就自然能夠發現，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或曰“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確性。

因為，正是“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的武裝叛亂，才破壞了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整個國家的初步和平統一局面，也才給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實際上是蘇聯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好時機，甚至給了日本敢於侵略、佔領我國東北的機遇和膽量。

也正是1931年9.18事變這一國難的發生，才又逼迫著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介石，不得不停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轉身回京處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結果就是中共“歡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國難當頭之下，並且在9.18事變僅僅發生兩個月之後，就聽從蘇聯的命令，為徹底推翻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分裂中國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而也正是在1933年春，日軍為侵佔我華北、企圖西進長城沿線攻城略地之時，正在對江西中共紅軍實行第四次征剿的蔣介石，又只好罷兵北上，親自指揮了熱河、榆關、和長城三大戰役，艱難地保住了華北。可是，中共江西紅軍卻乘機在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之下，發展到了三十萬人，佔領了四十五個縣城，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終於將贛東到閩西的“白點”――即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蘇區――也就是蘇聯在中國的武裝統治區域，從江西到福建連成了一線……。就不說其間由中共策劃的“閩變”和由其它分裂勢力所發動的“粵變”，又給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了！

正是鑒於種種腹背受敵、交相壓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著“為不使國家於憂患苦痛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為“不完成國家統一、乃不能攘外”這樣一個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亂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人皆能夠明瞭的道理，蔣介石才在廬山會議上頒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須消除“中共在前蘇聯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中華民國的武裝叛亂和瘋狂顛覆這一背後威脅”。因為，不論是日本侵佔了中國，還是蘇聯侵佔了中國，對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是同樣的痛苦，除掉甘當馬列子孫的中國人以外！

比較一下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和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國策吧！前者是為了“衛國攘外”而不得不求“內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專制”而絕不容許五十餘年來毫無民權的人民對現存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絲毫的不滿。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禍，就是俄禍，倘若當真被當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的政策所掃蕩乾淨了，又何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無邊的血腥和苦難！

所以說，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今日來看，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而是既安內又攘外，安內更是為了攘外”！

是積極抗戰，不是消極抗戰

五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不得不承認“國民黨也抗戰”的時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國民黨的抗戰“是消極抗戰，不是積極抗戰”。然而，這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歷史性謊言”。

我首先想對中日軍力作一個對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有資料統計，1937年7.7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萬，海軍艦艇10萬噸位，空軍有飛機600架。日本呢？它擁有陸軍448.1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伙用一桿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萬頓，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5了。日本還擁有2700架飛機。懸殊如此軍力，就不說我們在國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內憂所帶來的落後、甚至是難以言狀的艱難了。

所以，針對這樣力量懸殊的設計狀況，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9.18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7.7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廬山講演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蔣介石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介石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里，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1935年，蔣介石才“單騎走西南”，終於使西南三省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並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的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確實對後來蔣介石、國民黨領導全民族的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後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9.18事變發生到1937年“7.7”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在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四十個師，并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原來打算武裝八十個師的計劃，因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御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介石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其後直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力，蕩平了殘余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贈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從來沒有積極地準備抗戰，那麼，後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更加沒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該打的必打。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滬抗戰，也就是1932年的1.28淞滬抗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1.28抗戰，不是蔣介石要打的，是蔣介石不給打，但十九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大錯特錯了！

1.28淞滬抗戰，固然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介石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87、88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後來投共的張志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1.28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87、88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十九路軍一身，蔣介石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傾佩之心，把蔣介石兩次給87、88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

2月28日，蔣介石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

其後，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我承認，我每一次說到這里，都不覺眼眶發熱。說蔣介石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除1.28淞滬抗戰之外，就在蔣介石“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禍即俄禍”，而正在進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關鍵時刻，由於日本欲佔領華北，開始攻擊我長城沿線，只因蔣介石認為“遏制日本對我華北的侵略野心，是為必打之戰”，所以，他才會立即離開江西剿匪前線，轉身數次親赴長成沿線指揮了榆關、熱河和長城諸口的對日戰役。我軍雖然犧牲慘烈，數位國民黨將軍陣亡在長城抗戰的戰場上，卻保住了華北，也為中央政府對未來全面和長期抗戰的準備，爭取了時間。

第三、是戰略退卻，不是“拱手相讓”。9.18之後，蔣介石就曾一再地說過﹕“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應該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準備好了再干！”7.7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介石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準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介石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萬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在徐州會戰中，我五十萬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於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二十餘萬並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後，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後來的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第三次長沙會戰雖然消滅了日軍六萬餘兵力，只因其時廣州已經失守，長沙已經守無可用，我軍亦是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動撤離會戰……可以說，直至全面反攻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即所謂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太多的大戰，無數的小戰，但是，卻都是遵循著持久戰的總方針，既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軍深深地拖在中國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歷史性的大反攻開始。

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中，歲歲年年地指罵國民黨軍隊“望風披糜，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卻又歲年年歲歲地在它的教科書裡，把“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吹到了天上，把“他們的父親斯大林”領導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豐功偉績”吹得神乎其神。卻忘記了，1941年6月當德國以閃電戰進攻蘇聯時，德軍轉眼之間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們的“偉大工人階級祖國”的歐洲土地幾乎喪失殆盡。斯大林的倉皇應戰和無邊退卻，那才是真正的望風披糜，才真正是將自己的國土“拱手相讓”。

但是，斯大林的望風披糜卻不是“戰略退卻”。相反，1812年當拿破侖進攻俄國、俄軍元帥庫圖佐夫以焚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戰略撤退。因為它也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誘法軍深入，將法軍拖進寒冷的俄羅斯冬天，從而造成法軍的必然失敗，為世界戰爭史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戰例。而我大中華民國以持久戰為根本方針的戰略退卻，乃是將強大而且瘋狂的侵略者拖進了更加廣闊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與世界戰爭“接軌”，直至最後地徹底地打敗敵人，這就在世界戰爭史上，增加了一個弱國如何打敗一個強國的更加光輝的範例。

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根據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種種小心考證，現在我以大多數人已經公認的研究結果告訴大家﹕誠如大陸學者楊樹標所言，“由於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台爾莊者就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國民黨軍隊抗日，實在是血寫的事實，而非默墨寫的謊言！

正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杰出表現，當大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如蔣介石早就預料和準備的那樣，終於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之後，西方列強終於在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大中華民國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了我們的百年國恥，實現了孫文的一個最大願望，那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從此，大中華民國不僅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不僅掃盡了百年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開始自立自強於世界。從而使得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傲然矗立在我大中華民族五千年衛國衛族的戰爭史上――而蔣介石作為一個身先士卒、不顧安危、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並終於奪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則不論政治上的丑惡敵人和賣國者們要如何地誣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將永遠地屹立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峰巔地位之上，而永難動搖。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教授終於能夠公平地說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 (( 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  ((  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台，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

讓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見鬼去吧！中國大陸的新一代歷史學家們，中國大陸新一代正在追求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愛國民主志士們，一定會永遠地記住我們中國國民黨先烈衛國的壯烈史詩，為我大中華民國的輝煌明天而繼續頑強地奮鬥下去！

共產黨領導和堅持抗戰是墨寫的謊言

我剛才已經說了，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我還要說的是，共產黨“抗戰”是墨寫的謊言。為了簡潔明快地說清楚這個太大的歷史是非，揭穿那個太大的歷史謊言，我首先想問的是﹕國民黨說抗戰是十四年，共產黨則一向說抗戰只有八年。那麼，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自1931年9.18事變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中，中國共產黨一共幹了這麼幾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乘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佔據五個縣發展到了二十個縣……。

第二件，就是918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制造兩個中國，為日本制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為此，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刻於前蘇聯《真理報》攥文說﹕“當此日本佔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 （請大家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佔據20座縣城擴張到佔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它已經佔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佔領區”，殺得愁雲慘霧。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十萬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結曾在上海抗敵的十九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但卻在同一時間內，“宣布長征，北上抗日”，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的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第七件﹕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進”企圖佔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為斯大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作前驅”，結果，幾乎被我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經逃至陝北並插腳在劉志丹地盤上的中央紅軍殘餘，就在他們在一邊在毛澤東的帶領之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要求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同時，又利用軍閥殘餘楊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張學良，特別是利用了楊的陰險和野心，張和東北軍失土懷鄉的情緒，策動了西安事變，以至於連斯大林都誤以為是日本間諜所為。並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蔣介石則險為為共產黨借楊、張之手所殺。   

朋友們，我還用再說下去嗎？自9.18事變到7.7事變的六年中，從我僅僅舉出的這八件事來看，那一件可以稱作是抗日之為？實際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國難以造反、甚至乘國難來加緊出賣祖國、分裂中國？日本侵佔的是我國的東北，可中共自始至終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謂“風馬牛不能相及”。就不說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詞而非抗日行為”了！特別是中共雖然將“逃跑”換成了“長征”，將“西上”說成了“北上”，將“革命”說成是“抗日”，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事實總歸是事實。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歲歲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長征抗日”，也終於有被戳穿而為人所不恥的這一天！

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是要日蔣火併，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遊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遊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党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 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  ，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 然而，遍布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是專打國軍，不是專打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借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佈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是種革命鴉片，不是大生產運動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名叫南泥灣，唱的是 “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里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愛國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佔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佔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作家鄭義先生早就在他的《紅色紀念碑》一書中揭露說，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就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復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是繼續制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蘇聯交給他的武裝叛國任務，就是“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即使是1936年已經失敗逃往到了陝北，喘息剛定，中共居然還召開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把前蘇聯在中國制造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堅守下去。1937年後，當中共就象張國燾所講的，終於“在抗日的這一頂大帽子下”獲得了存在之後，毛澤東為他的中共所決策的“抗日”路線，卻是針對著正在抗日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雖然歸順了國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旗號繼續撐持下去，但是，在實際上和在實質上，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是要在抗日的旗號之下，將他們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蘇維埃國，不僅要繼續保存下去，而且要發展和擴張開來，以為在戰後發動內戰推翻中華民國作準備。這才是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及其中共所有陰謀的假抗日謀略、不抗日行徑、甚至是種鴉片和賣國通敵的種種罪行，之所以“一發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這一總方針之下，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終於如願以償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請注意，連費正清都指責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的所謂抗日民主政權，就是中共的獨裁政權；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也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毛澤東終於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

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據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據地的底牌，終於被他們自己的黨史學家們徹底地揭開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才會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是的，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掛的是國父孫文的畫像，飄揚的是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然而，在延安這個不抗戰、假抗戰的共產黨首都，掛的卻是中共黨父馬克思、列寧的畫像，飄揚的是蘇聯共產黨鐮刀斧頭滿地紅的黨旗，唱的更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的所謂“國際歌”……

是革命奪權的持久戰，不是抗日救國的持久戰

凡在中國大陸長大的這幾代人，可謂無人不曉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而我們從小就被共產黨教導說，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才指導導中國人民打贏了那一場偉大的抗日戰爭。然而，稍稍知道一點中共黨史的人都會知道，當蔣介石和他的最高統帥部運用“持久戰”的大戰略，早已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就要完全按計劃勝利完成第一期抗戰的歷史使命時，1938年5月，在武漢主持《新華日報》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領袖，卻堅決不刊載毛澤東剛剛在延安所寫的“論持久戰”講話稿，原因就是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在用“持久戰”的煙霧，來掩蓋他不抗日、卻要藉抗日的旗號來“準備內戰”的可恥目的。我們還是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吧！中共黨史專家們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想，就是在民族戰爭條件之下，發動人民起來革命奪權政權的偉大革命戰略……”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然沒有為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貢獻他們的持久戰，卻實實在在地為他們自己未來奪權打天下的農民戰爭，堅持了八年的“持久戰”。

他們堅持了六年大種鴉片，并決心要用賣鴉片換來的錢買武器去打抗日的國民黨；他們“堅持只到敵人的後方去”，卻堅決不到敵人“正在進攻我們的前方去”作戰，就是為了搶地盤、鬧革命，建立他們的紅色政權；他們還派出了大量人馬到所謂國統區去，“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他們還堅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風內鬥”，不僅將共產黨內真正要抗日的派別和愛國者鬥得七竅生煙、死去活來，而且為毛澤東鬥出了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獨裁地位，使得毛澤東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殘暴領袖……正是由於他們堅持不抗戰、假抗戰，所以，日寇非但不會打延安，更不會象炸武漢、炸重慶那樣，專門找著堅決抗日的蔣介石去炸；毛澤東卻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寧的窯洞裡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而不是“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建設了一整套的“光輝思想”；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領袖們也才可能在他們的紅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藍色多瑙河的美麗旋律里面，摟著從上海投奔而來的女明星們盡情地歡樂歌唱……這，才是毛澤東的持久戰，中共的持久戰，是與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持久衛國戰爭毫不相干的“持久戰”……

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中共真的是一點也沒有抗日嗎？

我告訴你，中共曾害羞地說過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

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不對！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

因為，他們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22000人時，林彪才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繳獲了15000件軍大衣！1986年，我們大陸的歷史學者就已經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將軍”，也只因為一個軍人的榮譽心，實在已經使他對本黨的不抗戰和假抗戰再難忍受下去之時，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斷地派出小股八陸軍，炸碉堡、扒鐵路、襲擊小股的日軍、主要是偽軍而已。雖然這一“百排小戰”卻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並且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大將軍當年就為此做夠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寇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後來在文革中終究還是為此喪了性命。就因為他在抗戰時期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給他抗日，他卻非要抗戰！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的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將軍，才是在逃跑時遭遇日寇空襲被炸彈炸傷，然後死在醫院里；八路軍的另一位將軍關響應，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醫院裏了。他們哪是象國民黨的206位將軍，是活生生地為國家、為民族而壯烈戰死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戰場上的呢？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只有一分抗戰，卻不是二分宣傳、七分發展；而是一分抗戰，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戰爭只有創傷，哪能創強？但是，毛澤東卻恰恰是因為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賣國通敵，才創了強了！因為，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表示願意歸順，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賣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余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就是歷史。

蘇共為中共所製造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先是陰謀後是陽謀

各位華僑、各位留學生﹕究竟誰才是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經有了結論。但是，由於中共直至今天還在欺騙說――他之所以成為“中流砥柱”的原因，則是他首先號召並建立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領導全中國人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全面勝利！

什麼叫做彌天大謊？這就叫彌天大謊！

因為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本就不是中共號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蘇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斯大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分裂中國，顛覆大中華民國。但是，到了1934年夏天，當斯大林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來自東西方法西斯的威脅時，為命令各國共產黨“繼續保衛蘇聯”，他終於開始改變專門命令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顛覆本國政府的共產革命路線，轉而要求各國共產黨要和本國政府聯合起來反對法西斯戰爭。

1934年5月23日，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首先發表了“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一文，中共史家們就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

1934年6月14日，蘇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建議說﹕“各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陰謀性開始顯露出來了。

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諾夫在給“七大”籌委會的信中，已經具體地提出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具體陰謀策略手段是﹕“不要對統一戰線採取包辦的態度，而是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

於是，1935年7月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皮克就在“七大”報告中明確地對中國共產黨指示說﹕“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擴張到全中國去！” 季米特諾夫則同時指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不能放棄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地位。”就不僅在實際上成為毛澤東及其中共在後來所忠實執行的根本方針及根本手段，還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後來既要說服他的黨人搞“抗統”、又要命令他們的黨人必須爭奪所謂“抗統”領導權、實際上就是利用“抗統”來奪權擴張，奠定了張本。

於是，1935年8月，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起草、由斯大林親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終於出籠了。然而，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深藏陰謀，所以，這個“”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就在公開號召抗日和建立“抗統”的同時，居然聲稱﹕“要沖破日寇蔣賊的壓迫……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說，他們仍然要藉抗日來顛覆我大中華民國！直到1936年，當東西方法西斯對蘇聯的威脅已經日漸其深，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公開吹噓的，中共已經在中國佔領了1495個縣城、已經擁有一百多萬的正軌軍，並且已經勝利地擊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第六次圍剿”……已經被證明是通天大謊之時，斯大林才猛然清醒過來，轉而命令中共要聯蔣抗日和擁蔣抗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由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從陰謀轉向了陽謀，斯大林開始要中共真抗戰而不是假抗日了！

中共為求圖存、更求擴張奪權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來就是陰謀

然而，誠如我前面所講，正因為中共從來就是假抗日，所以，它從斯大林那里接過來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從來就是陰謀，也就是說，從來就沒有變成陽謀。

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時，毛澤東及其中共正在遭遇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之中，並與蘇共失去了電訊聯絡，其後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等到1935年11月，毛澤東逃到甘肅和陝北時，林育英才把1934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通過的統一戰線陰謀，帶給剛逃到了瓦窯堡的毛澤東、所以，毛澤東才會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邊立即接過了抗日――這個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的“救命圈”，開始一邊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共同抗日”；一邊卻號召說﹕“號召千百萬民眾，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於是，毛澤東也就順理成章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化為“反蔣抗日”。並立即一方面開始聯合著名的殘餘軍閥，以在抗日的名義之下共同反蔣，繼續顛覆；一方面則立即派劉少奇潛望華北，藉發動“抗日救國運動”來“抗日救共”。而共產國際領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所有陰謀指示，則全部為劉少奇所“活學活用”了。

但是，當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落定在陝北之後，當斯大林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陽謀、也就是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真抗戰、而不是假抗戰時、毛澤東則從理論到實踐，自始至終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並發展成了他“不抗戰、假抗戰”之徹頭徹尾的陰謀。請大家看一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夠明白，毛澤東是怎樣對內和對外把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又是怎樣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成了他對外欺騙、對內制約自己黨人的“法寶的”。

簡略地說就是﹕毛澤東首先在理論上一再地警告他的黨人，執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一條就是要“獨立自主”。也就是說，他的中共絕不能因為要執行“抗統”來聽蔣介石國民黨的指揮。他的理由是，聽了國民黨的指揮，就是聽從了資產階級的指揮、就是喪失了無產階級在“抗統”中的領導權。其次，則是中共在抗統中必須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用張國燾揭露毛的話來說，就是“不聯合、只鬥爭”――毛澤東制造的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理論，中共在抗戰中“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的事實，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鬥爭說道底就是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來警告和要求他的黨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階級鬥爭，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是民族鬥爭罷了！而正因為“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就是說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真正成為中共領導“革命武裝鬥爭、革命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革命根據地”的“三大法寶”之一……至於毛澤東及其中共是怎樣在中國人民艱苦的衛國戰爭中，運用這個“法寶”來幫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國”的目的，我想，毛澤東已經在他的第三卷雄文里，講得清清楚楚的了！

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不可能選擇

不抗日假抗日和真賣國的中國共產黨

今年，不抗日、假抗戰的中共，曾為紀念抗戰勝利、實際是要用紀念抗戰來繼續進行欺騙和統戰，在黨內發出過一個“通知”。這個通知，除掉老調重彈是他領導了抗戰、並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以外，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說正是因為它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國人民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也就是說，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然必須置身在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之下，是活該的，更是自找的，因為是你自己選擇我的嘛！由此看來，胡錦濤的中國共產黨，在制造謊言的膽量和技巧上，確實已經發展甚至超過了毛澤東直至江澤民的中國共產黨了！

然而，這卻是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謊言！是一個以製造“時空錯亂”為手段，所“創造”的更加悲鄙的歷史性謊言！

因為，單就抗戰的事實而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苦偉大的衛國戰爭中，非但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分裂中國、通敵賣國的歷史真相，決定了1945年的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可能選擇他！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就等於是對大中華民國國民艱難抗戰歷史的徹底背叛；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就等於選擇了一個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可恥的賣國者；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就絕不會“迎蔣還都”、而只可能是“迎毛進京”了！

看一看當何應欽上將代表蔣介石元帥飛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時，南京三十萬市民是怎樣熱淚盈眶、歡聲雷動的吧！

看一看1945年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終於獲得了勝利之時，我們的國民是怎樣地歡呼他們的蔣委員長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當蔣介石委員長在重慶慶祝抗戰勝利、特別是他還都南京、巡視武漢、飛臨台北的時候，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國民是怎樣為他歡呼的吧！

就連毛澤東及其中共領袖們，當時都都不得不稱“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的聲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錦濤的中共，之所以敢於繼續撒下如此的彌天大謊，無非是因為，抗戰勝利四年後，在那場已經被他們準備了整整八年的內戰，終於被他們發動並打贏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制造“時空混亂”的手段、以一個曾經是“內戰勝利者”的姿態，來撒下“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若大的歷史性謊言。

胡錦濤的中共，之所以必須繼續撒下如此的彌天大謊，尤其是因為，當前已經日暮途窮的中共，更需要靠繼續撒謊來保住被他們曾經用謊言所騙取的“歷史合法性”。因為，全世界的歷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個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居然敢於不抗戰、假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黨，怎麼可能擁有對這個民族進行統治的歷史合法性呢？就不說這個黨所實行的專制統治，又是徹頭徹尾的“專制復辟統治”呢？是對孫文、辛亥革命和我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徹底背叛呢？

這才是中共今年一定要藉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來大行欺騙和大搞統戰的根本原因。

至於為什麼共產黨在戰後發動的內戰中居然打贏了，那就是我另一個要講的專題了。但是，我今天在這裡還是想講一句話，那就是，誠如大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曾對大明的降臣洪承疇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帝國對我大中華民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

謝謝！

注释﹕

1、如要更加詳細地了解國共兩黨抗戰的歷史對比，可參閱1999年美國藍天出版社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上卷第六章﹕“中國人民的偉大衛國戰爭”和下卷第三、第四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

2、本講演稿引用的所有資料均來自誰是《新中國一書》，全為從大陸帶出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