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時代

一．同是神州亡命人，相逢相惜在金山

    我第一次見到譚松先生，是在舊金山。

        我不是一個喜歡趕場的人。今年的“六四”，我卻因路過舊金山而趕上了這裡的紀念會。遇上了，就不能不參加，因為這是在紀念“六四”的死難烈士們。過去，但逢此日，我都是在家裡“默然一天”的。

      可是，這一次卻是躬逢盛會——舊金山參會的就是多。在聽了許多的發言，特別是聽了那些年輕人激越的“革命言辭”之後，我原來和大家一樣有些壓抑的心情，顯然鬆快了許多。我忽然覺得這個紀念會我倒是參加對了。

        正在我因為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發言人而感到難得的興奮時，一個名字忽然被主持人趙昕先生喊了出來。是的，這個名字真地是主持人“喊”出來的。我心裡不覺一動——是他。

        我看見他走到了台上，看到了他那張毫不見老的臉——一條“漢子”的臉堂，雖然嚴肅，卻含著幾分笑容，作派也是落落大方，既不失一個知識人的斯文勁，又顯然讓人感到他身上藏住股“定力”。尤其是他那雙黑黑的劍眉下，那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滿透著堅毅之情；還有那寬闊厚實的胸膛，會立即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有氣勢，有力量，想擋也擋不住的人。

        “他就是譚松。”我在心裡輕輕地，卻不無欣喜地對自己叫了一聲。

        他講的我全聽進去了，他講的我全部同意。我從他講的那些話裡，感到他正是我孜孜難求的那種人，而今一個有理想/有人格/有膽量和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在千千萬萬陷落在“民主自困”中的當代中國知識人裡，他毫無疑問地可以稱做一個“出類拔萃”者。尤其是在我聽到他敢於在安裝著攝像頭的大學教室裡，公然告訴“無知”的新一代，“中共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對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施行了大屠殺”時，我不能不從心底里對他湧出一個真正的“敬”字。在海外，能夠喚起我如此這般激情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雖然他七次被失去了工作，走進“號字”似乎也成了家常便飯。但是他矢志不渝，絕不似海外一些因“名利之誘”便極易“變節”的所謂民運文化人。

        會議結束時，他發現了我，便客氣地喊著“辛老師”，穿過人群急急地走了過來，拉著我的手大聲地說：“我知道你要到洛杉磯來的，我們好高興喔！結果你又沒有來！今天沒想能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那一口爽利的四川話，帶著四川話特有的起伏節奏，還有那股子川味，聽起來叫人感到十分的真誠。我打小就喜歡聽四川人說話，抗戰的整個歲月，我的父母和兄姐們都是在陪都重慶度過的，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我。但是後來哥哥姐姐們在家裡常常要說幾句四川話的興頭，還是讓我從小就喜歡上了四川話那種特有的韻味。

        我為他的熱情所感染，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開心地說：“我可是一直在關注著你!我知道你逃到美國來了。”

        “沒得辦法嘛！不逃不行了唦！”他的四川話更加讓我感到親切了，我把他的手也握得更緊。

        當天晚上，因一位朋友“強行”宴請，我們幾個人便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邊談，我不時地為他的豪情所感染，也為他“自找”的命運所感嘆，更因為海外來了一個真正反共和徹底反共的戰友而欣喜，因為這樣的戰友實在是太少了。

        在餐桌上，他還向我介紹了他那位美麗的女學生，一位曾不畏凶險地跟隨著他走遍川東，挽救“血史”的年輕女大學生丁然。譚松是在中共要追捕她時，趕緊將她送出來的，卻沒有想到跑掉了學生，中共又要來抓他這個老師了……聽著他們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心中不覺暗暗感慨著“真是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啊！”我看著那個既漂亮又純厚的姑娘，不覺問道：“在你的心目中，你的老師就是一位英雄，是不是？”她睜著那雙大大的眼睛看著我，非常認真地回答我說:“是。”她沒有猶豫，沒有誇張，沒有掩飾，無懼無羞，卻回答的那麼樸實，莊重，讓我無法不想信那一個字正是她的肺腑之聲。

        我點點頭，笑了。我感到這個晚上我很開心，因為我見到了這一對勇敢的師生。

        然而，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譚松教授卻要我為他的一本新作寫序。這本新作的沉重和重要，還有它對我們時代所必將產生的重要影響，使我無法推卻，何況我們本應“相逢相惜”。

二，山河變色民血濺，枉殺地主為哪般？

這本書的名字，就叫做《血紅的土地》。是譚松用三年時間走遍川東，幾乎訪遍了他要探訪的對象，並做了錄像視屏之後寫作的。更是譚松為了搶救歷史，才在那片曾經為“人血”所浸透的土地深處，所發掘出來的一塊又一塊，一堆又一堆的“血化石”。歲月和土地無聲地凝化了它們，為的是不讓這個無情的世界忘卻千千萬萬曾被共產黨無辜殺害在這片土地上的地主們。譚松的書，就是這一塊塊一堆堆“血化石”的精靈，並且就要化形人間，控訴那個殺人的“惡教”惡黨了。

我是在旅途中讀完這部書稿的。在旅途中，我更是懷著憐惜，痛苦和種種恐怖的心理，在手中，更在心裡，撫摸把看著這一塊塊透涼的“血化石”的。淚水曾一次次滲進了我的眼眶，而我恰恰是在昏矇的淚水裡，彷彿又看見了共產黨的刑場，共產黨的血紅色標語，共產黨帶頭高舉起來的拳頭，共產黨那冒著血煙的槍口，耳邊還轟響著殺人的槍聲，和刑場上那一陣陣的口號聲，喊殺聲，而在眼前閃過的，倒下去的，卻是那些地主們剛剛噴射過腦漿的頭顱，和他們還在彈動著，抽搐著的血身……這曾是我少年時曾不止一次親眼見過的可怕景象，未想，它們竟因譚松的書稿，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閃過我的腦海，錐子一般地扎痛在我的心頭。我的家族中同樣不乏受害的冤魂們。

        這是一本鮮血淋漓的真實史書，是一次血的鋪陳 ，血的祭奠，血的控訴和血的反思。它記錄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毛管區”的川東地主們，是怎樣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剛剛登場時，就被他們的土改奪去了生命，更記錄了“毛管區”的人民又是怎樣在血流成河的土改，和幾乎同時被發動的鎮壓“反革命”的更大殺人潮中，被迅速地奪走了魂魄的。雖然作者的採寫是那樣地艱難，不僅有被跟踪，被追捕，被開除和被判刑的危險，而且更有可能因採寫的結果被非法劫奪，毀滅，而使得作者前功盡棄，心血冰涼……。但是，儘管如此，採寫者還是帶著那個自願要為他錄製採訪視頻的女學生，為那一樁樁萬古奇冤的流血歷史，留下了一幅幅現場採訪的畫面。

作者不僅採訪了轉眼就會謝世的幾個川東的老地主，採訪了受過無窮冤苦的地主後代——“一个庞大受难群体”中的尚存者們，還著重採訪了那些本鄉本土的土改經歷者，去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尤其是採訪了當年站在土改舞台上的各色人物——他們當中自然不缺少土改時期的殺入犯們。雖然年代久遠，存者稀稀，但是這樣的採訪也就在“廣泛性”，甚至是“全面性”上無可挑剔。而由如此的採訪所可能呈現出來的真實性，也就難能質疑。因為無論是從主觀面而言，還是從客觀面而論，他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口一詞”。作者采寫這段歷史沉冤的嚴肅性也因此而可見一斑。就不說譚松在土改問題研究上的建樹，已經成為照耀著他全部採訪記錄的理論之光，當然也是在他廣泛調查，普遍采寫的感性基礎上，昇華凝練而成的。換言之，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大陸淪陷區人民用自己的鮮血凝結而成的“美”——乃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

由是，譚松明確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乃是中共“奪得天下的法寶”，還是“中共坐穩天下的絕招”，更是中共獨步的“土地財政”即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享乐天下的盛宴”。他從共產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目的”和“土地革命方式”之從何而來，為中共殺人土改提供了歷史的動機和源頭。因為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是蘇俄的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欽命予中國共產黨的（註1）；“土地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殺光地主豪紳”，是於同年由蘇共代表羅馬拉茲為中共起草的兩個決議確立的（註2）；“土地革命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就是農村的流氓地痞”，則為毛澤東早在1927年初就為中國共產黨公開指明和實踐至今的（註3）。所以，中共篡國建政之後的大規模殺人土改，才有了他歷史的來路，現實的目的和慣用的手段。

所謂現實的目的，一是為了穩固政權，二是經濟面臨破產。

就前者而言，作者說的很清楚，篡國建政之後，中共心中尤其明白的是，只有穩固了農村，才能夠真正“穩固”到手的權力，才能真正地坐穩大陸江山。怎樣穩固？就是發動他們早已諳熟的殺人土改。而且也正是中共殺人土改的“圓滿”成功——即“恐怖統治”的形成，才造就了中國農村的長期穩定。20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所有財產。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在農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專制新秩序的願望，遂迅即得以實現。……土改後，許多地方單幹的農民一聽說要重新劃成分，就立即哀求入社，這只能證明農村的極權專制秩序確已建立無疑。”

悲慘的歷史事實是，中共極權統治69年，殺得最多的是農民，勞改最多的是農民，討飯最多的是農民，最苦最窮的是農民，做了奴隸的是農民，餓死的幾乎全是農民！同時，被“戶藉”封死了人身自由的是農民，被壓迫在最底層的還是農民，被今日之共產黨視為“盲流，農民工和“低端人口”即“賤民”的——更是農民！當代中國農民所遭受的苦難，實在是他們在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苦難加起來都不能相比的，而且是真正的苦海無涯，真正的地域和煉獄。但是，共產黨時代的農民，卻絕然不敢像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那樣，出不了陳勝，吳廣，也出現了不了張獻忠和李自成……為什麼？就是從土改起，中國的農民便被共產黨殺怕了！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曾描述三十年代中共在農村中的暴行說：“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唯江西和湖南……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或者百人。在死的恐懼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註5）

就後者而論，中共在大陸篡國建政伊始，整個社會幣值大跌，物價猛漲，各地商品滯銷，處處廠家倒閉，北京政權的年稅收，居然超過“九一八”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年稅收的三倍。再加上幾與土改同時發動的所謂“抗美援朝”戰爭，需要戰費一百萬億，這對中共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註6)。由於事關共產黨的政權能否存在下去，於是，毛澤東遂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而動手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藉口土改而大殺地主，大劫其財。動手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鎮壓反革命——所以，鎮壓反革命運動剛剛發動起來，中共就立即發布了“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因為，面臨經濟就要破產的中共和還要“抗美援朝”的中共，只好沿用他慣使的“匪徒”手法，同樣要藉“鎮壓反革命”這個大好機會來進一步殺人斂財。

至於中共殺人土改的方式和手段，可以說，在整個一部採訪錄中，處處都展現了中共公開屠戮無辜地主，並對之進行“殘殺”，“姦殺”和“逼財而殺”的種種情景。要知道，整個殺人土改，都是由道貌岸然的“中共流氓領袖”們親自指揮中國各地農村裡的“流氓地痞” 全面發動的，所以中共土改殺人的“殘暴性，‘創造性’，和對人性及人類良知的血腥滅絕性”，以及這場土改對全中國所有地主家族的子孫們曾造成了何等可怕的命運，怎樣被欺辱的痛苦人生，在中國的歷史上只能堪稱“絕唱”。在世界的歷史上，也只有蘇聯的列寧/斯大林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等各國共產黨殺人政權才能與之相比。

在中國的史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人說出了“君子不虐幼賤，畏於天地”的話，但是，在《血紅的土地》這本書採訪錄中，那個遠遠超過“垢莫大於宮刑”，卻同樣被“催折了陽根”的老地主李曼的血淚控訴，那些被土改民兵們集體輪姦致死的地主女兒們的無數冤魂，那個“丈夫被槍殺/女兒被餓死”的“地主婆”的悲慘人生，那個面對兒子一家老小均被酷殺的“雲南王”龍雲——對自己“反蔣投共”罪行的必然終生悔恨，還有執行者被命令要專門槍擊地主“天靈蓋”的惡毒用心，以及對地主們使用的“炮烙之刑，開膛挖心，點天燈，走馬燈……”等各種各樣的非人酷刑，無一不讓我們再一次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那句“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的“革命真諦”嗎？

必須一問的是，中共當真是想通過土改，將被剝奪的地主土地還給農民們嗎？當然不是，因為轉眼之間，共產黨就用種種辦法強迫農民交出了土地。從此，中國廣大農民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向了共產黨的所謂“集體化”，即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身的“農奴制”，從此被“強迫為奴，任憑奴役”了。書中所引用的董時進先生在1951年所說的話，實在是妙不可言。簡言之，中共是將他人的土地和財產，轉增給農民的。但是不消半年，中共就開始用所謂“合作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將農民手中的財產盡數地變成了“國產”——實際上的“黨產”，從此而為他一黨的官吏所佔有，以至今日才有“黨賣國土，民無私田”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之離奇景象的出現。特別是如作者所說的那樣，中共層層統治集團正是因為擁有了“賣不完的國土，鬧不完的血撤”，才有了今日那一桌桌似乎是“享樂不完的天下盛宴”——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就是中共發明的所謂“土地財政”。而作者對於中共“土地財政”的研究所得，委實應該認真一讀。

同時，作者還無情地/徹底地和深刻地批判/否定了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不得不使我想起，1986年11月11日，我在武漢大學的千人講演會上，當在座的師生有人問我應該怎樣看待中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我當時未暇思索便一口答道：“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是中國層層統治集團中人最完美無缺的私有制!”一時掌聲“大嘩”。那時自負為青年作家的我，其“後怕”也就不需要我再來形容一番了。雖然我也不過是心中有忿，一時間口無遮攔而已。

但是，三十多年之後，當我在海外讀到譚松先生對中共“公有制度”的詮釋和譴責時，我則不能不心悅誠服。因為譚先生正是從對土改的研究開始，將共產黨的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解剖得淋漓盡致。而殺人土改，就是中共奪權後實施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開始。因為，只要中共在消滅了農村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又迅速地強迫人們走上了集體化和公社化之後，中共就牢牢地將農民的“生命線”攢在手心裡了！共產黨“革命”時曾說：是農民養活了地主，工人養活了資本家。可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發動了土改的共產黨直到今天還在說，“是共產黨養活了農民，養活了全中國的人民”！要知道，中共是在“消滅私有製”的大旗下發動殺人革命的。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在這竿大旗下用血淋淋的槍彈和刺刀來實現的。

中共從土改發明“土地財政”便已經開始了的“享樂天下的盛宴”，就是這樣地一直擺到了今天。而今，其鋪張之宏麗，饕餮之大觀，實為當今世界之最。然而，在他們那朱華無比的流水宴裡，是不是早已噴射著中國千千萬萬地主們潑地的鮮血，更流淌著當今中國數億人民的膏血呢！它們還要“潑流”到那一天？1949年後，中共對大陸淪陷區人民的第一度“共產”始於殺人土改，第二度共產也已經伴隨著他的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延續到了今天。中共的“華宴”雖然燦若明珠閃耀，但是“沉船”上的商女，還能夠“鶯歌燕舞”到幾時？

三，九州本是堯舜國，何來馬列奪魂魄 ?

有必要說明的是，退一萬步，就算是中共發動土改雖然有其“不得不為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等等重要原因，但是，如果僅僅是這些原因，中共似乎也不必將他的土改非造成一個可怕的，甚至是瘋狂的“殺人土改”不可。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和新登基的帝王們，他們的首要之策，都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大殺天下”。因在內戰中失利而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幾乎是於同時發動了台灣的“和平土改”，非但不曾殺害一人，卻在政治/經濟/特別是民生等各方面，均獲得了巨大的和平成功。因此，如果一定要追溯中共非要進行殺人土改不可的思想政治和歷史文化緣由，那麼，譚先生的這本《血紅的土地》倒是為我們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認知。

一個嚴峻的世界性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在歐洲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之間，出現了一家新的，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教”。它誕生在十九世紀，卻處處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大潮反向而行，不僅攻擊由民主革命所創立的各民主國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且還要在“消滅私有制”的旗幟下，發動世界革命，以推翻這些“資產階級共和國”，重新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國家”。而手段，就是通過發動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殊死鬥爭。換言之，就是發動大規模的殺人革命，以進行血腥的“階級制裁”。而制裁的對象，就是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還有，就是任何一位被認為是反對他們“革命”的人，即被他們所裁定的“反革命”。

當他們在理論上喧囂了半個多世紀，並經歷了一些失敗之後，有著特殊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俄國人，終於根據馬克思的階級革命理論，推翻了本國剛剛因爆發民主革命而建立的“二月民主政府”，剿滅了剛剛拉開“民主憲政”帷幕的“國民大會”，消滅了剛剛創立的“俄羅斯共和國”，並從此在列寧和斯大林手裡，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鬥爭，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大屠殺”，其慘烈和血腥，竟遠遠超過了中世歐洲“為教殺人”的千年“宗教統治”時期，並終於重新建立了歐洲歷史上最殘酷的——“靈肉雙治”的“宗教極權統治”。

本書作者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個至關重大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癥結，所以，他才在該書中，揭示了中共發動殺人土改的根本緣由，實際上就是中共公開“為教殺人”的一個血腥大開端。當然，這個“教”，就是中共自一九二零年八月起（註7），就已經正式信仰的“共產教”及其“馬列神”。而他的殺人方式和手段，也與蘇俄當年一模一樣，乃有一個統一的“宗教殺人模式”。因為歷史上的宗教傳播本就沒有國界的特徵， 特別是西方歷史上宗教屠殺之至為殘酷的“歷史共相”，和宗教統治之“靈肉雙治”的最高原則，也就被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革命宗教”所全盤接納，並發展到了極端。

本書作者是用它的採訪錄和他的土改理論研究，來說明中共殺人土改的根本外來性質和西方“惡教”行徑的。作者在書中明確地說道，當各地共產黨派遣的土改工作隊到達鄉下時，首先就是組織當地那些由“流氓地痞”組成的“土改工作班子”進行政治學習，就是學習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一言以蔽之，就是學習馬列教的“殺人教義”，即為什麼要“殺地主/殺老財”的政治理由。然後在這個“殺人教義”的指導下，按照中共“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毛語）的“靈活”政策，結合當地的情形，開始對本地農民劃分階級。階級成份一經劃定，便立即將該“革命教義”與共產黨及當地流氓地痞的“革命要求”相結合，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批鬥地主，逼迫地主交出土地和錢財，並公開使用各種酷刑折磨他們，最後將他們公開處死，甚至還要他們死得“很難看，很恐怖”——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大陸各地流氓地痞對地主階級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實行殘暴專政的“勝利”過程。

所以，殺人土改是由外來的“洋教階級鬥爭和洋教階級專政的教義”所支撐的，是以前蘇共如何在俄國農村大殺富農/奪命搶財的野獸行為作為榜樣的。誠如書中所記述的那樣，當一位農民不懂得為什麼要殺害某個地主時，一位土改民兵竟然會用一句極粗野的話罵出了“共產教”的殺人真理： “狗鸡巴你不懂阶级斗争嗦！”而這個殺人的“洋教教義”，就是這麼簡單地和迅速地通過中共的殺人土改，而滲透進了所有中國人的靈魂。此其一。

其二，中共是利用殺人土改來實行“為教滅族”的。滅誰的族，當然是中華民族。因為，彼時的中共當然確信自己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華民國”，下面，就要根據“共產教”的教義和斯大林的旨意，來讓我們的中華民族“脫胎換族”了！然而，“悠久古老，文化典章俱全”的中華民族，如何才能被“脫胎換族”呢？如何才能像早已脫胎換族的“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沒有祖國的中國共產黨”那樣，使整個中華民族都變成“馬列教族”裡的一個分支民族？因為宗教本身不僅能夠建國，同樣也能夠“成族”——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講演”中早就教導過我們了！何況西方歷史的例證也很多。

譚先生揭露的手段之一，就是中共決心利用土改——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中國廣大農村的社會政治基礎”。要知道，在傳統中國和民國社會，通常都是縣以下不設政權。中國各地的廣大農村社會，除卻非正常時期以外，都是由農村中的地主鄉紳們來從事管理的。作者在書中說的好，中國農村中的地主鄉紳主要從事的社會公共事務，就是“兴办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調解糾紛，主持公道”。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不僅頂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而且比政府更能夠“善解鄉情，普及公義”，甚至更方便和更能夠“減少與化解”農村社會“階層間/團體間和個人間”的不應有對抗。在真正的和完備的“民主法治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它曾在數千年中，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管理的主要方法；在民國建立以後，他同樣是農村民主法治建立過程中的主要協助力量。民國開元，孫中山和宋教仁等赴農村舉辦選舉，協辦者均為本地的鄉紳地主。就不說中華民國在傳統上與中國的歷史一脈相承，中華民國的農村地主們也都是接受和贊成民國的。

但是，由於中共奪權篡政之後，其重大的“開台大戲”之一，就是發動殺人土改，就是要殺遍地主鄉紳，扶之以流氓地痞所建立的共產黨農村政權，這就不單是輕而易舉地將中國的民間社會徹底毀棄，而且將中華民國農村社會的政治基礎全部地毀滅了。其結果，就是中共在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篡立的“新中國”，便根本上脫離了中國五千年的社會傳統，脫離了民國的共和國統和法統，並且用我們民族之“世仇大敵”——前蘇俄的不堪社會體制，乾脆明確地取代了我們民族自身的社會政治體制，造成了我們民族之整個社會生存環境的徹底改變。從此之後，大陸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手段之二，就是中共決心利用土改——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農村的文化基礎” 。因為在“舊”中國的 農村，誠如作者所愷切指出的那樣：“地主和鄉紳們大都是農村中的文化人士，是当时乡村的文化精英，具有较好的道德素养，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熏陶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深也最普遍。”同時，“地主大多是农村中最有经济头脑而且善于经营的人，其中大多都是省吃俭用不事奢华的人。”他們不僅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繼承者，而且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孔子說“道失，問於野”，就指的是他們。

因為中國的道統即便遭遇劫難，也不會斷絕在由他們所代表的中國鄉野文化文明之中。五胡亂華，宋明失國，雖然亂了中國，甚至亡了中國，但是正因為“道失，問於野”，也就是“野之尚存”，所以“道之不失”，進而還能夠用中國的道統文化，最終地同化了“外來的侵略者和顛覆者”，甚至使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一部分。而“地主在農村兴办教育，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和调解纠纷，主持公道”，恰恰是“道失，問於野”的前提。且不說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和兼濟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進步文明的民國文化，又恰恰是通過他們才在“舊中國”農村社會，日漸興起和逐漸普及的呢？當然這就更是共產黨非鋤之而不甘的了。其結果，自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文化之根”被中共一刀截斷。從此之後，大陸的“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

至於作者在書中所揭露的，中共在農村的所作所為竟全然是對於蘇共的亦步亦趨，這就更加能夠證明：中共實不屬於中華民族，更不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是一心要毀滅我們民族的“黃俄”，即被當今大陸青年所唾罵的“黃種俄國人”，是甘心情願地“馬列子孫”。

所以，中共土改一旦殺害了數百萬地主，就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和民國進步社會的本相。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培养灌输了恩人和救星意识。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建立了恶质的乡村政权。摧毁了乡村庄园的文化艺术……”。

由此可知，中共的“破四舊”絕不是從“文革”開始的，而是從“殺人土改”時開始的，是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村社會開始的。作者在書中所記述的川東農村幾大地主“莊園”的被徹底毀滅，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在廣大鄉村的被消失，是對“道失，問於野”的真正毀棄。其結果，即如作者所言：“人为制造等级，造成不公与欺压；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幸群体；把‘杀人越货’赋予一种‘崇高的革命性。”——其危害之烈，之長，足以令真正的中華兒女搥胸頓足，痛定思痛而不能已。

手段之三，就是篡改和摧毀中國的歷史，即本著他們的馬列教義，以所謂“封建社會”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歷史階段”為由，將秦後二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一概指斥為“萬惡的封建社會”，甚至指罵1911年至1949年中國人民已經開創了共和，並正在艱難“走向共和”的歲月，也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才要和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作最徹底的決裂和否定，對民國史更要作根本的顛倒，還要妄加種種誣陷。

如此地污衊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侮辱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將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作為“馬列教義”作證的一部“反面”教材，這不僅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及其歷史的侮辱，是對我們幾代大陸人長達近七十年的反動“洗腦”，而且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然由一些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運”分子所繼承，所發展——他們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所謂劣根性”，去為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和大陸人民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行“背書”。其對當代中國人民萬難民主追求的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種種惡劣影響，並非難以想像，而是早已橫亙在正在覺醒和猛醒的大陸人民的民主革命道路之上。

可貴的是，《血紅的土地》的作者，竟在該書開篇之時，就已經將中共對中國歷史的公然栽贓，從“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尤其針對中共將“發動土改，狂殺地主，暴奪地主財產”，當作是“為了消滅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基礎”，予以了徹底的否定。他不僅用他自己對中共土改的研究成果，證明了“中國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根本就不是“封建的對立關係”；從而證明了中國自秦以後乃是“君主社會”而絕不是“封建社會”；準確地嘲弄了馬列“封建論”的可悲。同時，作者還藉用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從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的對比上，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關於“封建社會”之反動教義的可笑。我對此不僅十分贊成，而且相當讚賞。然而，我還想稍稍說一說的卻是：

在人類的歷史上，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更沒有存在過一個“整齊劃一的世界封建社會”。所謂“封建社會”這個不完整的政治歷史概念，在中國不過是“君主制度和君主社會”在其第一大歷史階段即“大周朝”，因施行“封候建國”而現身，因此它的完整的名稱理應是“君主封建社會”。因為，若無“君封”，何以“建國”？封者為誰？周天子也！建者為誰？諸侯也！在秦以後，也就是在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即廢了大周朝君主制度下的“封建貴族政治”和“封建等級政治”之後，中國的君主社會就進入了他的第二大歷史階段，即：“君主集權制度和君主集權社會”。所以，馬列子孫們指罵秦以後的二千餘年仍然是“萬惡的封建社會”，實在是“背祖忘宗，甘為馬列思想的奴才”。

至於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則不論稱之為“封建”社會也好，“封領”社會也好，也不論是否是“從國王而貴族/而領主/而……”地一直分封下來的，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論了。因為整個歐洲中世紀社會狀態的複雜性，可不是用“封建或封領”幾個字便可以概括得了的。而馬克思的錯誤，不僅是“以偏概全”，相信地中海沿岸的歷史就是整個世界的歷史；而且是“以點帶面”，甚至將他不承認的“德意志祖國”的歷史，也當作了整個世界的歷史罷了。要是借用柏拉圖一段話來說則是：“我相信世界非常遼闊，我們這些居住在直布羅陀海峽和法思河之間的人們，只是生活在這個海周圍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就像螞蟻和青蛙棲息在一個池塘邊。”

但是，這位曾誕生/棲息和生活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馬克思，他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卻成了“共產教”的著名教義，不僅被血腥地實踐在俄國，而且被俄人通過中共之手更加血腥地實踐在中國，為此不知枉殺了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和中國地主，尤不知扭曲了多少中國知識者的人格和靈魂。

2003至2005年間，當我在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名校系列講演“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時，雖然也講到了上述的內容，可是，至今仍然不能讓我忘懷的，還是每當我講到“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之時，每一次都像是戳通了一層窗戶紙那樣，引發了在座中國留學生們真正的“民族之情和民族之恨”。當年講堂上年輕人眼睛裡那滿含著激情的清澈之淚，我終生不會忘卻。

今日回顧往事，只能使我迫切地感覺到，是時候了，是到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的苦難人民，理應敞開“驅除馬列，恢復中華”之“民族解放情懷”的時候了！我想這也是《血紅的土地》這本書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所在。

因為正是這本書才告訴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可怕“民族危機”，是一場中國歷史上“從未遭遇過的民族危機”。因為中共自“清匪反霸/土改/鎮反”開始的一連串對大陸人民的大屠殺，大迫害，大整肅，說到底，無非是“西方共產教”規定的“革命對象”，要殺，要迫害，要整肅；和反對或不信仰馬列教者，要整肅，要迫害，要殺害。究其本質，就是對中國人的“宗教屠殺”和對中華民族的“民族鎮壓”！由此所造成的最其惡劣的結果，就是“馬列文化”之“奪我魂魄”已經成為極其痛苦的歷史和現實，並且早已使我們“族已非族”，“國已非國”，使大多數大陸人被“自絕”在中華文化的文明花苑之外，從而成為馬列文化可憐的和驚恐的傳承者及應聲蟲。

然而，“文化”才真正是一個人群體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民族的根本特徵所在。所以，當此之時，我們都應該像譚先生一樣，只有“向後看，才能向前進”（註8）——因為過往的血腥歷史已經在告訴我們，而今確已到了“滅罷黃俄還我族，光復民國理所當”的時候了！因為“民主復國，民族復國，文化復國”的三大使命，就擺在我們每一個“知羞恥，明榮辱”的堯舜子孫和中華兒女的面前。

 

四，哭罷血土寫血書，蜀人何以得譚君？

 

書已讀了，淚亦留了，序也寫了，此刻該是說一說譚君的時候了。

譚松教授，是我的新知，也是我神交已久的“舊知”。許多年前，我已經知道抗日名著“重慶陪都抗戰史”的作者中，就有他的名字；知道廣受歡迎的《重慶大轟炸》一書是他寫的，視屏也是他和朋友一起做的；他還寫過一本為右派“鳴冤”的書《長壽湖》，也是“血淚”史。其他的著作，我雖然讀得很少，卻知道他的著述良多。

其實，我不必多說，大家都知道，他單單只寫了上述的幾本書，共產黨將會對他如何“關照”，也就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他七次失去工作，靠做醫生的太太養活他繼續做那些讓共產黨不高興的事情。同時，由於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文章裡，更在大學的講堂上“大放厥詞”，說領導中國人抗戰的“中心”在重慶，而不是延安——那是假的；說反右派就是“焚書坑儒”，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精神和思想的大屠殺——中國人從此失去了太多可以獨立思考的腦袋；說土改殺地主就是屠殺中國農村的精英，是要毀滅我們傳統的政治和文化——讓我們變成一個沒有傳承和沒有道德的民族；特別是他將29年前那場天安門大屠殺，一再地和公然地講解在大學的課堂上——“誘導”年輕的大學生們知道了什麼是真史，什麼是假史……於是，中共要將他“開除公職”，和中共要對他“請君入甕” ，在他來說，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

但是，譚松何以如此？為什麼當今中國那許多甘心於“民主自困”的知識分子們，竟都不敢如此，甚至“不屑如此”呢？

那是因為唐松心中滿盛著“天下‘苦共’久矣”的良知，胸中滿懷著一個“敢於直面人生”者的正義之情。非但如此，他還天生就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有著敢於“為民伐罪”的“英雄心性”。何況他心中盡裝著“為民族，為國家和為百姓”的“匹夫之責”——這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人中也真是“鳳毛麟角”。但他卻是一個“紅二代”——他的父母都是 “老革命”，父親被自己的黨打過右派，平凡昭雪後又做了中共重慶市委的宣傳部副部長——做的就是要管他兒子這類人腦袋的事情。然而，他的兒子居然成了整個四川大地屈指可數的著名異議人士——不，是“反共人士”，就是說他“第一”，也不為過。

譚松教授的這種真德行，不知不覺間，就使我聯想到了七十多年前重慶某些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兒女們——當然，那時節，他們自然要比今日的譚松年輕得多。但是，除卻他們在當年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單純和容易受騙——特別是容易受“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騙”之外，他們在奔向“錯誤道路”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正直，勇敢和英雄心性”，同樣是值得嘉許的。因為他們是真地背叛了“家門”，投入到“共產革命”中去了，並且這個“革命”，還是蓄意要顛覆“屬於他們的天下”的——世人大多會這樣看。此後，他們非但不怕坐牢，甚至為“共產黨奪權打天下”立下了難以想像和難以磨滅的“歷史功勳”。雖然這些“功勳”最後都被共產黨視而不見，而他們這些人也最終地被共產黨清除了出去，或逼迫他們乾脆作了“自我了斷” ……他們是悔了，還是根本就沒有悔悟，我們當然不容易知道，比如陳布雷和傅作義等人的“逆女”們。

我說的上面這些話，不是要拿現在的譚松和過去的他們相比。要知道，他們走的是錯路，譚先生走的是正路；他們是受騙，譚先生是自覺；他們是因為無知而錯識迷途，譚先生則是一個在感同身受和苦思苦索之後，才走上正義之途的真正民主戰士。應該說問題本不在這裡，而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奈何“進步青年”竟有那麼多？而今天，在共產黨的“血腥統治”下，奈何“進步的知識者”居然這樣少？就不說，從中共權貴的紅漆大門裡面晃蕩出來的，怎麼盡是些“中共血腥統治的接班人”呢？怎麼數來數去，也就是譚松，羅點點和他的一個哥哥——或許還有幾個我們不知道的吧。但是，他們和譚松先生還是不一樣的。因為“紅二代”譚松先生，是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徹底背叛，是對自由和民主的堅定追求，更是與1949年後中國千千萬萬受難者心心相連的。其他的，大約還都是理性上有了一些覺醒，而感情上怕還是斷絕不了的。

換言之，用共產黨的一種說法來講，在“紅二代”譚先生身上，體現了深深的和堅定不移的“人民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性”。他是為人民而背叛了共產黨，更為民主而背叛了專制。而在其他也有了些覺醒的“紅二代”身上，那最後一道背叛的門檻，是否能夠跨得過去，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有許多的“紅二代”對我的話不以為然，不服氣，那就請你們學習與你們“同門”而出的譚松君，在這個眼看著“大變革”就要來臨的“革命時代”，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君一樣，勇敢地跨出那道標誌著最後背叛的門檻，走向民間，走向人民，走向真正的民主革命。和譚先生，也和我們一樣，去最後地掀翻你們曾在哪裡“棲身享樂”的專制大廈，去共同迎接我們民族的明天！你們將一樣功不可沒。我以為，譚先生就是你們真正的“民主表率”。

其實，在任何時代，像譚君這樣的勇士，鬥士，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一旦有了一個，幾個，或整整一個隊伍參加了進來，那麼，我們民族和人民離開他們真正獲得解放的日子，就自然是不遠了。就不說像譚君那樣，能夠將自己的心緊貼在川東的土地上，不，是我中華民族的整個大地上，將由千千萬萬無辜地主的鮮血凝就的“血化石”緊緊地抱在胸前，更用自己的情和淚將他們描畫出來，端到世人的眼前，給他們看，讓他們看出昨日的“汪汪鮮血”，和今日的“應有抱負”，這該是何等難得的“志業”。所以，我才會說：在譚君，雖是“哭罷血土寫血書”；但在蜀人，特別是川東的地主冤魂們，一定已在涕泗橫流地感慨著：“蜀人何以得譚君”了……

譚君難得。

                            民國109年9月27日於華盛頓鄉下

註釋：

1．斯大林早在1926年12月26日，曾指示中共說：“中共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

2．1927年十一月，由蘇俄派來的第三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上海政治擴大會議”上，就已經在“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開始命令“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地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開放》雜誌社1996年發表，1999年《中共五十年》一書收集出版）

3．1027年3月，毛澤東就已經是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第一次發表稿中厚顏無恥地說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4.1948年“中共中央對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指示”，轉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 一文，《開放》雜誌發表。

5.同上， 轉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6．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其中引文則引自《陳雲手稿選編》：“中共建國伊始，因內戰而面臨經濟困難，當時的人民幣發行以一九四八年為基礎，到一九四九年已經增加一百倍，至一九五二年已增至二百七十倍。幣值大跌，物價猛漲，便要擴大收稅加緊搜刮。陳雲當時曾說：‘我们现在一年的稅收，大約合二十七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八億到九億光洋。’” 所以，一九五零年春天，全國已經出現了商品滯銷。是年一至四月，在十四個大中城市中有二九四五家工廠倒閉；十六個大中城市中，歇業的商店達九三七四家，全國城市失業人口117萬，城市居民的實際購買力比建政前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加上抗美援朝三年付出了一百萬億元的戰費，財政困窘已經關係到新政權能否鞏固的大問題。因此，毛澤東遂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

7．1920年8月，蘇俄已經派人在上海為各地共產黨小組成員成立了“臨時中共中央”。

8．俄國十九世紀思想家赫爾岑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