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文選刊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

提要﹕

    我們所面對的“專制復辟統治”，比孫中山所面對的“末代王朝統治”更加黑暗──要推倒復辟，非去“共”不可……

    我們是在歷史的巨大逆流裡，萬般艱難地才追尋到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既有方向，產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識的再覺醒……

    我們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是一個“敵有人助、我無人援”的世界，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閃爍在全中國……

    我們擁有著：孫文寶貴的國民革命遺產──亞洲“第一共和”的國統與法統──和不可逆轉的世界民主潮流，祇要我們堅持“追求和平革命，不放棄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對專制改良，不反對任何真正的民主改良；並且──絕不以復仇共產黨為能事……”

孫文不死──代前言

我們用“孫文不死”──這樣一句滿懷著感慨和悲涼的話，來作為本文的開篇之語，除卻我們以為，孫文在國人的心中“不會死去”，還因為，近八十年來，在民族民主革命形形色色敵人的心頭，孫文非但不死，而且，猶如一個永恆的“夢魘”，無時不在壓迫著和擾亂著他們禍亂中華與維護專制的熾情。

　　孫文作為異族欺凌和專制統治的死敵，生前曾慘遭他的仇敵反對、迫害和圍剿，死後又為那些出賣民族和復辟專制的子孫反對和利用，今天，竟又在遭遇著形形色色辱我中華和維護專制者的誣陷、醜化甚至謾罵了。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年輕的學生們雖因歷史的“蒙蔽”而沒有想起孫文，但“屠城”之後，一些被迫逃往海外的中共“精英”們，不僅立即想起了孫文，而且立即勾起了他們對“孫文即意味著革命”──這樣一個可怕事實的無限驚恐之情。於是,這些跟著“我黨”幹了一輩子“革命”、甚至跟著中共“革了別人一輩子命”的所謂精英們，為了及時提醒自己正在“苦戀”著的專制統治者──能夠“防患於未然”，竟然就於國人尚在長歌當哭，尚要痛定思痛，因而尚未萌發民族民主革命覺悟的淒涼時日裡，竟超前在海外，向著孫文、和標誌著他一生輝煌業績的辛亥革命“發難”了……¹

十三年過去了。五十餘年來中國從來不曾發生革命的血腥歷史，十數年來中國已經在孕育著革命的痛苦現實，不僅為我們的人民帶來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識的重新覺醒，而且，已經重新點燃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孫文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非但已經成為民間“中華復興運動”²的主體思想，甚至也已經在逼迫著專制統治者慌忙地採用起他們慣用的陰陽兩謀，重拾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明擁孫文而又暗反孫文”的伎倆，一邊大言不慚地把自己公開打扮成了孫文和辛亥革命的“優秀傳人”，大張旗鼓地紀念孫文；一邊卻在暗中明令“要防止有人利用孫文來鼓吹革命”，並立即向海外發動了對孫文及其革命的批判和圍剿。一時間，在“一國兩制”的香港,立即長篇累牘地發表了國內御用文人的討孫檄文，以與封建軍閥的子孫們遙相呼應；³而在擁有“歌頌中共專制統治自由”的海外，立即便有所謂“精英”心領神會地高聲應戰，甚至有自謂“民運人士”者發表長文，黑白顛倒地公開指責說，“宣揚孫文和三民主義，就是在宣揚專制主義”；而在當今那個有著無限自由的“海外網絡世界”，對孫文的誣衊、醜化和謾罵，竟然伴隨著某些人士對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滿懷鄙棄”，和對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傾心維護”，已然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了。

然而，“日月之食，何損於明”。因為，這一切祇能說明孫文不死，說明孫文非但不會在歷史和人民的心中死去，而且不會在他的敵人、也是我們民族和民主的敵人心中“死掉”。祇因為我們民族的敵人和民主的敵人，永遠地記住了孫文，永遠地在孫文這個“夢魘”的壓迫下，“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所以，他們才會在“大廈將傾”的專制末世，有來頭、有計劃、和有著鮮明愛憎地，或陰謀策劃“倒孫”，或赤膊上陣“討孫”。相反，愛民族、愛民主的國人，也才會在孫文已經死後近八十年的今日，寫一篇“假如孫文活在今天”的祭文，來紀念不死的孫文；來紀念孫文更其不死的業績──偉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九十一週年。

　　一、我們所面對的“專制復辟統治”，比孫中山所面對的“末代王朝統治”更加黑暗，要推倒復辟，非去“共”不可……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吳組緗先生在對一群青年作家講演時，開場即大聲說道﹕“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時代，就是賈寶玉、林黛玉所面臨的時代！”⁴然而，賈寶玉和林黛玉所面臨的時代，不就是一個“專制的時代”嗎？

如果是，吳先生就等於在說，“我們的時代，就是一個復辟了專制的時代”。因為，孫中山和他的革命，曾推翻了“寶、黛”所生活的滿清專制王朝，所以，今天中國的專制統治，便是捲土重來的“專制復辟”。

是的，它正是一場專制復辟。因為它強化專制統治、膨脹專制權利、歸復專制等級、厲行專制鎮壓等等明確的專制政治特徵，⁵實在證明了，它與全世界有史以來的任何一場專制復辟，別無二樣。

然而，這場專制復辟，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又絕不是一次尋常的專制復辟。因為，它的“假革命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猶如袁世凱之後的北洋軍閥們，企圖“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語）一樣。特別是這個已經實行了半個世紀的“馬教”專制極權統治，確已為數千年不曾實行過宗教專制統治的中國，補上了較之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統治還要血腥的一課……

或許，這正是它要在二十餘年專制復辟統治之後，就已經“風雨飄搖”起來的根本原因。所以，它才不得不與那個已經實行了二百餘年末代專制統治的滿清王朝一樣，都被迫搞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

但是，鄧小平和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竟都是“專制改良”。因為他們都是在為著維護這個搖搖欲墜的專制制度而改，都是“祇做枝葉改革”，卻絕然不做“制度的變革”。雖然，西太后改的是“祖宗家法”，“放”的是“門戶”；共產黨“放”的同樣是“門戶”，但改的卻是“馬列家法”。因為早已廢宗棄祖的“馬教政權”之改革，亦祇有“馬列家法”可改。並且，不論是西太后，還是共產黨，他們都不會改革他們真正的“朝綱”，因為他們一個曾一再聲言“三綱五常不能變”⁶，一個至今都在堅持著代表了馬教教魂的“四個堅持”。

所以，滿清末代王朝和馬列復辟王朝都在它的末世，獲得了“驚人的經濟改革成就”。祇是滿清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先河者，而且為中國從古代向近代的過渡，特別是“催生”自由經濟的發生和發展，奠定了歷史的基礎；而黨權至上的中共，竟祇是將被它徹底毀滅了的“過渡”，和被他徹底毀滅掉的中華民國“自由經濟體制”，進行了即便是在表面上都遠沒有“到位”的恢復。

　　所以，滿清末代王朝和馬列復辟王朝都在他們的末世，迅速地製造了歧生歧長的貪污和腐敗──不僅更加地集中了他們的權力，而且瘋狂地掠奪了國民的的財富，祇是中共的“集中和掠奪”竟祇能叫滿清的統治者望洋而興嘆。⁷

所以，正是滿清末代王朝和馬列復辟王朝的專制改良，才不僅使得國民中之先進者，有了“不得不推翻改造”的眼光，而且使得數千年以來深知“不患貧、而患不均”的中國社會，凝聚了無處不在的火山。於是，他們一個雖然早已寫就了自己由衰而亡的歷史，一個卻正在譜寫著他們走向崩潰的篇章──今日繁榮的上海灘，勢將與昔日繁榮的上海灘一樣，都挽救不了這兩家王朝必然覆滅的歷史命運……。

但是，一個更其令人痛心的事實卻是﹕大清雖為滿族統治，但它接受的文明，卻是中華的文明，而它所維護的思想、道德乃至文化，不論先進還是落後，優秀還是糟粕，也都是中華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是故，由滿族統治的中國，便仍然是中華的中國。是故，盛世的康熙，才會被滿族的子孫們稱做中華的千古一帝；末世的慈禧，也要在私心之中自認是中華的“千古一后”。特別是她那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名言，雖然浸透了無可奈何的賣國情緒，卻也將大清朝統治者早已視滿族為中華民族之一的心態，表白得準確無誤。但是，由中共所建立的馬列王朝，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雖全為“黑髮黃皮”，血統上都是漢人，但他們卻要“衊我先人，殺我子孫；斷我傳統，辱我文明；裂我國家，禍我中華；推翻我漢家民國，篡立它蘇俄附庸……直至﹕

　　認馬為祖，立外賊倒退之教義，竟做我中華絕對統治思想；以俄為宗，去孫文進步之學說，以斷我中國艱難民主歷程。

　　而況﹕

　　時至今日，中華兒女，居然尚未醒悟我中華中國早已不復存在五十餘年之久；

　　時至今日，中共黨徒，竟然還在做著諸如“馬恩列斯毛鄧江……”一類的馬列子孫之夢；

時至今日，曾製造了中國分裂的中華叛子逆孫們，居然還在將“統一”化作“統戰”，欺矇著海內外無數天真的愛國華人……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是否會將自己當年“要推倒復辟、非去袁不可”的“二次革命誓言”，改變為“要推倒復辟，非去共不可”的“三次革命誓言”呢？！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曾明言“革命與改良勢同水火”的他，是否會將自己反對“保皇改良”的堅定民主革命立場，發展為反對“保共改良”之堅定的民主革命方向呢？！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是否還能記起自己當年曾說過的，“欲亡他人之民族，首先便要滅亡該民族之思想”的至理名言，從而將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使命，在今日定要變更為“非驅除馬列──而不能救我中華”之又一個民族革命目標呢？

二、我們是在歷史的巨大逆流裡，萬般艱難地才追尋到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既有方向，產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識的再覺醒……

在我們談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意識的再覺醒”之時，我們不能不直面這樣一個令自己十分難堪的事實。即不論是當今倡言要“保共改良”者，還是當今要呼喊民族民主革命者，倘使我們願意將前朝“保皇的康、梁和革命的孫、黃”當作兩面歷史的鏡子時，我們理應感到“羞愧難當”。因為，毫無疑問的是，我們這幾代誕生、成長在馬列中國的炎黃子孫們，無論是在人文素養、家庭教養，還是在做人道德、為人風骨等各個方面，都絕然地不能和我們的各派先人相比。因為，中共史無前例的殘暴專制統治，已把我們這幾代中國人的脊梁骨打斷了，壓彎了；而中共“欺祖滅宗”及其“非文化、無民族”的種種倒行逆施，又將我們應有的民族精神消泯了，扭曲了。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歲月裡，我們豈但是生活在對歷史的無邊欺矇之中，我們甚至生活在對現實的徹底欺騙之下。一齣“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荒誕劇，竟然使得我們背負著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卻置身在被現代文明徹底拋棄的矇昧和莽荒之中，而不自知。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已經從被迫地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歷史逆流裡，走向了自覺地生活在這個巨大的歷史逆流之中”了。

然而，“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何況中共非但是“以亂取國”，而且是“以禍亂國和以亂禍族”，因而“何以善終”？更何況，中共犯下的決不是偶然的錯誤，而是系統的罪行。因為，倘若中共對國家、民族和人民所犯下的，竟然不是罪行，則“歷史沒有罪人，世界沒有惡黨”，中華民族亦將不知何為“賣國與專制”二詞，中國歷史將不存在任何一個有罪的賣國王朝和專制君主！至於我們這幾代中國人，究竟已經為這一場民族禍亂與專制復辟拋下了幾多的鮮血，才為我們帶來了對民族的重新認知，和對復辟的真正覺醒，又何復言之？

　　我們的覺醒之一，就是認識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完全沒有過時”。

　　在中國，三民主義究竟有沒有過時，唯一的評判標準，就是民族解放有沒有完全實現，民主制度有沒有確認確立，民生幸福有沒有真正建設。然而，在今日之漫漫中國，洋教思想統治的持續強化和馬列專制制度的強行維護，國民信仰、言論、結社、集會之等等民權被一概剝奪的痛苦現狀，和中共“黨治、黨有、黨享、黨貪”的瘋狂行徑，都恰恰說明，它與三民主義的追求和實現，還有著萬里之遙。如是，孫先生的三民主義，還會過時嗎？由當今國人所說出的，“共產主義早已失敗，而三民主義卻有著無限生命力”的斷言和預言，豈但是證明了三民主義的不會過時，而且倒盡了國人心中的無限悲憤之情……⁸至於海外幾個高聲大叫著“三民主義早已過時了”的人士們，他們不過是要為中共專制統治的性質、歷史和現實塗脂抹粉罷了──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係，至今都還處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互動”之中。

至於中國臺灣的獨派們要拋棄三民主義，無非是他們不想要民族主義罷了──因為承認了民族主義，就等於承認了獨立的無理和分裂的罪行。

　　我們的覺醒之二，就是對中國民主革命進程的再反思。

我們反思的重大成就，就是認識到“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和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乃是世界民主革命的普遍性歷程。其中，特別是對“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這一民主革命之“中間歷程”、甚至是“主體歷程”的深刻認知，實在為我們辨識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難和反復狀況，帶來了根本的認識方式。⁹如果說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已經認識到，法國是在經歷了三次民主革命之後，才確認和確立了由“第一共和”所奠基的民主共和制度，那麼，九十年代末的中國電視歷史劇的編劇們，已敢於借用劇中人物的對話，慷慨激昂地喊出了﹕“……法蘭西就是歷經了三次民主革命，和八十六年與專制復辟勢力交戰的艱苦歷程，才最後建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家的……”¹⁰──我們的國人真的已經在覺醒著了！

我們的覺醒之三，首先是認識到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特殊性，恰恰來自於中國民族革命與她相守相終的歷史關係。因為中國民主革命在她的進程中，不但遭遇了國際共產勢力的粗暴侵擾和專制顛覆，而且遭遇了蘇俄帝國和日本帝國的公然侵略和長期滲透。今日，我們國人老少婦孺皆能言之的一句話──“沒有老毛子，哪有共產黨；沒有小日本，哪有共產黨的天下”，實在已經說明了，中國民主革命乃有著中國民族革命對之“如影隨行”般的歷史特徵。至於毛澤東對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所說的那一句──“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的“漢奸名言”¹¹，就更是為中國民主、民族革命的艱難，提供了歷史的可怕供狀。更遑論，時至今日，我們倘使不能發動一場“驅除馬列”的民族革命，以在思想、文化、國家學說和政治制度上追求刻不容緩的民族解放──即﹕清除馬列罪惡的思想文化，還我優秀的民族文化，並借鑑世界進步的文化，則我們的民主革命斷沒有成功的那一天。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既屬於國際共產專制復辟逆流的一個部分，又傳承著中國傳統流民造反的鮮明歷史特徵。換言之，便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現代流民造反。於是，要在革命名義之下復辟極權專制制度的國際共產勢力，就與在結果上必然要復辟君主專制制度的傳統流民造反，“一拍即合”，從而在中國民主民族革命的歷史舞臺上，不僅加演了一場聲勢奪人的“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誕歷史劇，而且加演了一場令人髮指的“賣國歷史劇”。因為中國的歷代流民革命領袖們，他們全都是可愛的鄉土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李自成非但不會引清兵入關，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不會甘為國際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他們自然不會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在自己的祖國遭遇蘇俄的大舉入侵之時，居然要受俄命發動全國暴動以“武裝保衛蘇聯”；更不會在自己祖國遭遇日本帝國公然侵略之時，還能繼續受俄命而建立“認俄作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加緊分裂我們災難深重的祖國……並且，就正是這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才為“偽滿洲國”的建立樹立了“榜樣”，甚至帶來了分裂和滅亡中國的“新思維”……

　　我們的覺醒之四，就是對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再認識﹕

我們起碼已經認識到的是，正是這個開創了“第一共和”的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在“推翻了滿清、結束了帝制”之後，所創建的“真正共和的新中國”。

我們已經愷切認識到的是，自中華民國創建的那一天起，她就遭遇了來自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進攻，與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墜地之始，就立即遭遇了本國專制勢力和歐洲專制勢力的共同圍剿，別無二樣。換言之，辛亥以來，舉凡為專制勢力者，不論國際還是國內，不論是“老字號”還是“新店家”，他們都一定要以顛覆和推翻中華民國為一大快意稱心之事。

　　我們已經明確認識到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艱難建國歷史，就是一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和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進行殊死較量的血淚歷史；就是中華民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而不得不一再地要戰勝各色各樣民族分裂勢力和政治分裂勢力的痛苦歷史；就是這個真正的自由中國，與那個在革命的名義之下，不僅復辟了專制制度、發展了極權制度、並且分裂了中國的洋教王朝，進行著長時期對抗的悲壯歷史──

雖然，我們堅信﹕這個馬教王朝，不過是中華民國艱難民主進程中的一段“亂世和惡世”罷了。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像自己曾為反袁復辟而發動過第二次民主革命那樣，發出第三次民主革命的偉大號召，並為推倒已經復辟了殘暴專制的洋教王朝而愈戰愈勇！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在他已經艱苦地發動了十數年“護國護法”運動之後，在今天，將更加高舉起“護國護法”的旗幟，為維護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而誓言將民主革命堅持到底！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像自己在世時所一再號召的那樣，號召他的中華子孫們，高舉起科學的民族主義旗幟，為了中華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為了馬列中國的“專制一統”而奮鬥不止！

三、我們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是一個“敵有人助、我無人援”的世界，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閃爍在全中國……

　　然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乃是一個“敵有人助、我無人援”的世界。

之所以如此，就國內環境而言，一是因為我們的敵人──中共及其專制復辟政權，已經用它五十餘年史無前例的嗜殺手段，以奪命來“奪志”，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消泯了我們民族久遠的反抗精神。

二是因為我們的敵人將“教政合一”式極權統治，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而，它才將感性和理性的復蘇，歷史和現實的覺醒，以及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敢言、敢抗和敢於追求真理的精神，摧殘得奄奄一息。

三是因為我們的敵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總戰略之下，誓言要將一切的反對和反抗扼殺在搖籃之中，其扼殺的殘酷和毒辣，實為古今中外所不能想象。因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之再造的艱難險阻，也就可想而知。

　　四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早已從自身“造反革命”的歷程之中，驚醒般地認識到，不論是改良時代的滿清王朝，還是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蓋因為它們一個放鬆了輿論控制，一個堅持了輿論的基本自由，才至於一個被推翻，一個被打垮，所以，它才決心“反乎其道而行之”，以絕然不予人民任何的輿論自由，來作為它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法寶”之一。由是，國民的“知情權”既被無情剝奪，則國民的“發言權、抗爭權和革命權”又從何來？

…………

如果我們“義不容辭”地將臺灣也算成我們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國內環境之一，那麼，從正面說，一是臺灣太小，它實在擔不起整個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重擔；二是五十餘年的分裂和分治，確已使我們的臺灣國民對中原黎民漸失了那一份應有的情意和情懷；三是今天依然名謂中國國民黨的臺灣“中國”國民黨，究其實，已然是一個臺灣的國民黨而已了。她雖為孫、蔣一脈相承，但祇因李氏十數年蓄謀已逞的“假民主之進取，以求臺獨之路”，而終於將她推到了“懷中原而無心，守寶島而無力”的艱難境地。所謂“己已不守，何能以攻”。至於它自李氏上臺起，就已經開始對中國的“漠不關心”，甚至是對中華的“別有用心”，及其已經造成的惡果，則夫復何言？

從反面講，中共與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上，都與之有著“親密歷史關係”的臺獨勢力¹²，時至今日，仍然是﹕一個要宣佈中華民國早已滅亡，以為復辟的專制共和國“正統”；一個則宣稱“暫名”中華民國，以為未來的“臺灣共和國”“正名”。一個要在全世界高舉“偽民族主義”的大旗，明為“追求統一”，實為進行“統戰”；一個卻要在臺灣高舉“反民族主義”的大幡，以中共“壓統”為藉口，來爭取求獨的人心。如此你來我往，我往你來，互相利用，相互依存，一是寒了大陸的人心，二是膨脹了臺獨的勢力，三是在臺灣和海外造成了“寧與中共、不與臺獨”或“寧與臺獨、不與中共”這樣兩種極端情緒的泛濫。於是乎，臺獨愈戰愈勇，統戰愈打愈忙。還有那等為名所累的臺灣政客和為利所遷的臺灣商人，更有那類僑商中的利慾燻心者和僑民中的風派人士，

他們不是為著走一趟“中共的紅地毯”，而廉恥不顧；就是為著我們遼闊大陸的商機、

利益和風頭，而良知喪盡。如是種種，倘使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於中國大陸境外華人的根本利益和中國大陸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相一致”，因此，覺醒了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一旦放眼臺灣和海外，則同道者，又能有幾多？這，大約便是“沒有臺灣和幾乎沒有愛國僑民的蘇聯東歐，它們的民主革命早已獲得成功，馬教專制復辟制度也早已壽終正寢；而有著臺灣和有著數千萬僑民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竟祇能在孤獨中再覺醒，又祇能在孤獨中重新艱難發動的根由之所在……”

就國際環境而論，當年既要以“槍炮子彈”來支持滿清王朝以絞殺中國民主革命，又要以軍援和經援來支持袁世凱、張勛和大小軍閥們發動復辟的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們，雖然時移代遷，而不再會粗暴地干涉和干擾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一方面，在民主理念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之時，他們要重視自身國家的利益而輕視民主的理念，我們雖難厚非，然而，一百年來，那一條從來不曾更改的原則，就是“維護一個孱弱的中國、特別是一個腐化的中國政府才會對我們大家有利”的列強對華原則¹³，則非但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甚至在中共重拾晚清“對外開放”的又一個歷史條件下，而有了“更新”的發展。二十年來，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給予中共的一再輸血；為了他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勢力，而一再地予中共以國際政治的舞臺；真不知已經“挽中共於既倒”以幾番了！

至於他們當中一些還在關心著中國的國家，一是因為他們因語言隔膜與“隔洋觀火”，而難以了解中國的內情和實情。二是因為他們常常要以“在一個成熟民主國家才能使用的政治行為，來規範我們在中世紀的反動和黑暗中進行反叛和反抗的政治方式”。三是他們祇能本著自己對中共的無知和對自身的原則，來支持和資助那些願意符合他們理念和方式的某些“人士”們。這就不僅給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帶來了國際間理解的困難，而且帶來了國際間支持的困境，甚至帶來了有背景和有支持的，並且是同種、同族、和同國的“國際反對勢力”。

　　一九一一年十月，當中國偉大的辛亥民主革命一舉成功之時，第二天便游弋在武昌江面、炮口對準著中國革命軍的，竟然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艦隊；

　　一九一二年初，當孫中山的革命軍已經打進山東、打向河北、兵指幽燕之時，列強們居然就封鎖了渤海灣，甚至出兵膠濟鐵路，以阻我革命軍北上；

　　一九二四年，當孫中山要為廣東革命政府截留中國廣東海關的關餘時，又是以英國為首的數家列強，竟然聯合起來用軍艦包圍了廣州；

　　…………

彼時，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豈但是“敵有人援，我無人助”，而且是“敵有人助，我有人攻”了……

今天，雖然九十一年過去了，當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將不得不爆發在比中世紀歐洲更為“反動和黑暗”之中時，我們的民族民主革命，竟然又祇能是“敵有人助，我無人援”的“孤膽革命”了！

然而，我們卻無需悲觀。因為，我們的力量不僅來自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再爆發的現實被迫性，而且來自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再爆發的歷史自覺性。直言之，就是來自我們已經和正在覺醒的國內人民。因為，五十餘年了，五十餘年來，中國人民確實已經從自身的“血路”之上，不僅認清了何謂中華中國、何謂馬列中國，而且認清了何謂專制、何謂專制復辟。今日，不論敵人是要實行“抽刀斷水”式的專制改良，還是要重來“橫刀奪命”式的專制鎮壓，我們的國民不僅已經“看透”了，而且已經“看穿”了。

我們無需悲觀。因為，我們不僅擁有著無數優秀的“平民知識分子”，來作為“思想和民心”的代表，而且我們擁有已經徹底覺醒的最廣大國民，來作為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並且，歷史早已提醒我們，即便是今天那些要冒充“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中共知識官僚，和位居中共上層的“風派”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曾猖行在海外的“保共改良”派們，一旦民族民主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祇要民族民主革命摧枯拉朽的大勢已經形成，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就會一改對中共的“小罵大幫忙”，甚至轉臉便要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艱辛成果中，去爭奪他們自己的“官階和席位”了……

我們無需悲觀。因為，即便是在共產黨大大小小的官僚之中，在號稱六千萬之數的中共黨員中，非但不乏我們在思想上的同志，而且不乏我們在行為上的同道，更不乏那些“時候到了”，祇因“牆倒眾人推”，就會立即對“我黨”反臉無情的中共不孝子孫們。姑且不說眼下，正是那些“心明眼亮”的中共層層級級官僚，才組成了中共“崩潰前大逃亡”的急流；姑且不說眼下，就正是那些為留後路而敢於瘋狂貪污的中共層層官僚，才為人民發動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已經腐爛透頂的“馬教專制復辟統治”，堅定了“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的民族民主革命意志。

我們無需悲觀。因為，雖然“中共的子弟兵”今天還在維護著這個搖搖欲墜的馬教專制復辟統治，但是，我們“必將再生的國民革命軍”，卻早已在民心和軍心中開始成長。因為，由青年知識分子組成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僅在對自身軍史的反思中，羞愧難當¹⁴；而且對軍隊國家化的民主潮流，衷心嚮往。既然毛澤東的御林軍祇需要一聲令下，就能夠充滿快意地去逮捕毛婦江青；蘇聯共產黨的“克格勃”軍人甚至能夠在人民革命的號角聲中，當機立斷地將蘇聯的民主革命推向了成功；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在發動期就是依靠滿清“新軍”的革命，才獲得了初造成功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一定會在她的完成期，再一次得到真正的“國民革命軍”、即──解放軍中的武裝起義部隊，對她的投入和支持……

　　所以，今天的實情便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閃爍在全中國──

因為，在大大小小的共產黨正在為慌忙準備“崩潰前大逃亡”，而貪婪瓜分和瘋狂搶劫著“國民財產”的今天，那些思想和生活正急劇淪入痛苦的廣大平民知識分子，那些生活已經日漸地沒有了著落的無數“下崗”工人，那些曾經和正在被共產黨敲骨吸髓的億萬農民，甚至是那些已經志在“軍隊國家化”的民主派革命軍人們──他們，面對著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專制暴政，有的已經在“自發”地組織著真正工人階級的抗議示威隊伍，有的已經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在當今中國持續貧窮和萬般苦痛的鄉村之中，有的則明確地要用當代的武裝起義，來證明真正民主派革命軍人的勇敢存在﹕

　　湖南漣源三甲鄉的貧苦鄉民們早已發動了他們的大起義，甚至高舉起了三民主義的大旗；¹⁵

　　大慶和遼陽的工人階級終於呼嘯著走上了街頭，並且擁有了自己的“工人領袖”；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十九位優秀官兵們，為了真正地解放他們的人民，不僅早已在軍隊中建立了自己的民主革命組織──“人民解放陣線”，並且已經獻出了他們熱血甚至生命；¹⁶

　　至於面對著日益囂張的臺獨勢力，我們真正愛國的人民和真正愛國的軍人，非但已經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共產黨對臺獨勢力的歷史關係和現實需要，和它對臺獨“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的無窮恐懼，並且已經猛醒似地認識到，無疑應當將一場旨在追求祖國統一的民族戰爭，引導向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戰──我們的八十九位革命軍人，就正是為此才流下了他們寶貴的鮮血……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向他至親至愛的華僑子孫們再一次講解“華僑是革命之母”的真理之源，希望他們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要走上她最後成功歷程的關鍵時刻，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同“竟辛亥之功”！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修正自己在“敵有人援、我有人攻”的萬般艱難時代，曾實行“聯俄容共”策略的歷史性失誤，從而諄諄地告誡我們，“歡迎所有心懷善意的同情和支持，但絕不接受任何企圖改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性質和方向的資助，更不接受任何有損中國國格和中華民族利益的國際援助，哪怕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國土──今日臺灣……”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重新發表他那一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的不朽篇章，告訴我們，今天的洋教王朝就和昨天的滿清王朝一樣──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夜，中共馬教專制復辟政權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祇要星星之火，就能夠燃成燎原之勢……”

四、我們擁有著孫文寶貴的“革命遺產”、亞洲“第一共和”的國統與法統、和不可逆轉的世界民主潮流，祇要我們堅持“追求和平革命、不放棄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對專制改良、不反對任何真正的民主改良”；並且“絕不以復仇共產黨為能事”……

　　是的，我們雖為“不肖子孫”，但是，卻擁有著孫中山寶貴的革命遺產；我們雖然“不識民國”，但我們卻擁有著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的國統和法統；我們畢竟“惡夢已醒”，知道我們已經生活在當代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進取之浩浩蕩蕩的歷史大潮之中。所以──

祇要我們堅持“追求和平革命，不反對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對專制改良，不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改良”；我們就能夠最終地贏得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戰。因為﹕

一是發動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祇要中共在它自稱的“改革”中，繼續實行專制改良以維護馬教專制復辟統治，蓄意拖延和反對民主改革，甚至持續鎮壓人民的和平民主變革要求，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便擁有了不論何時何地都能夠賴以發動的充分理由。正是這個理由，既破解了那種宣稱“人民祇能等待中共實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保共改良”立場，又澄清了那些因看不明白“善良願望與黑暗現實”之悖反關係而產生的種種糊塗觀念。這雖是前朝所謂“無可奈何改良去，似曾相識革命來”的翻版，又將是當代馬教專制統治者“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必然歷史終結。

二是中國人民已經在對民族民主革命先賢的重新學習中認識到，“單純地殺人放火，烏可以誣衊我寶貴的革命二字”¹⁷。因為，革命的歷史本意，就是“變革天命”，而非“殺人害命”。而孫先生的昔日教誨──“革命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進程”，就更使我們對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和歷史意義，有了猶為深切的理解。所以，在論及當代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時，我們非但沒有絲毫的惶恐和不安，甚至滿懷著歷史的驕傲和充滿著對現實的清醒。

三是孫中山先生在他臨終前曾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呼喊過﹕“和平奮鬥救中國！”而革命雖是奮鬥的一種，但和平卻是我們理應追求的革命形式。因為，在任何形式的革命中，和平革命乃是最科學和最現代的革命。因為他既為世界民主潮流所生，又為世界民主潮流所用，更因它已經推翻了前蘇聯、前東歐和前南斯拉夫的馬教政權及獨裁政權，而被證明了它在當代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科學性。就不用說她確乎是一種“犧牲最小，成果最大”的革命形式了。當然，我們追求“和平革命”，並不等於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祇能採用“和平形式”。祇要我們的敵人繼續實行暴力鎮壓和永遠迷信暴力鎮壓，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能放棄它的任何形式”。換言之，就是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最終所採用的“形式”，將由當代專制統治者的智慧和膽量來決定。更何況，我們又怎麼能夠因為害怕“革命可能導致流血”，而日甚一日地面對著“血往心裡流”、“血在暗處流”、“血已經流了五十年”、甚至是“血早已在長安街上橫流”的血腥現實，而裝作“視而不見和聽而不聞”呢？

四是任何形式的改良，祇要它打開了拋棄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通途，它就與民主革命的初衷合而為一了，我們自然沒有反對的權力。但是，正因為中共專制改良的目的乃是繼續維護、甚至是繼續強化這家洋教政權的專制統治，因而，唯有反對，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應有之義。這，也才是我們要“反對專制改良、但絕不反對任何真正民主改良”的來由。所以，如果正是因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可能爆發和就要爆發，才逼迫著和壓迫著中共不得不改，並當真改向了“中華民主憲政”、而非“馬教黨主憲政”，於時，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自當“退避三舍”。因為，祖先早有明訓﹕“定海內者無私仇”。

當然，為了將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們還必須確定我們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為此，我們必須繼承辛亥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胸懷和氣概，莊嚴宣稱﹕“堅決推翻馬教專制復辟統治，但──絕不以復仇共產黨為能事”。我們甚至為了歡迎中共黨人“認祖歸宗”，而必須勸阻人民向共產黨復仇，甚至應該及早準備，以建立基層人民的“自約機構”，以對失去了權力和地位的中共黨人，作出他們將同樣享有人權、民權和中華民族“族權”的保證。

同樣，為了將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們還要善於捕捉民族民主革命的契機。但是，“期運雖為天授，功業必由人成”。所以，覺醒了的國民，才會在自己早已對共產黨“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找死”的預言中，深信“人人都是契機，時時皆為機遇”。更何況，志在推翻中共馬教專制統治的觀念，在中國國民的心中，早已比“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的古訓更加合理。因而，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動的契機，也就當真是“無時不在和無處不在”了！

　　還有，為了將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們必須精心地研究“革命的預後”。具體而言，無非有三﹕

一是要將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理論與當代中國的實際情形相結合，既傳承之，又發展之，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找出解決民主建國的一系列辦法，特別是民生建設的辦法，從而在建設中求穩定，又在穩定中求發展。更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成功的基礎上，實行追求中華復興和國民幸福的“偉大民生革命”。

　　二是為防止中共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殘餘勢力，藉著形形色色的名號，特別是民主自由的旗號，來反撲民族民主革命，甚至企圖再一次顛覆剛剛誕生的中華民主政權，我們猶應根據時代的發展，研究孫中山先生的訓政思想，吸取中國國民黨曾在大陸和臺灣實行一黨訓政的經驗和教訓，以捍衛新秩序和保衛新民國。

三是為了將當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們還必須將民主和民族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問題，特別是“民族分離”和“政治分裂”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和行徑，予以科學的劃分和正確的認識。換言之就是﹕我們既不能為了民主革命而犧牲我們自身的的民族國家利益，也不能為了自身的民族國家利益而阻礙我們的民主革命進程。雖然，連同民生革命在內的“畢其功於一役”，於今還祇能是我們的一個理想，但是，以“一舉解決這個外來馬教專制復辟政權”來達成“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的同時解決，即“畢其功於一役”，我們理應信心百倍。所以，我們才應該明確地告訴今日臺灣的民主政治家們，你們能夠為中國大地建設一個民主繁榮的寶島，中國大陸人民久已深懷感激

和嚮往；你們今天如果沒有能力、也無心為全中國的民主進步盡一份力量，中國大陸人民亦同樣能夠理解和原諒。但是，你們如果意圖乘“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之“亂”，而處心積慮地幻想獨立或實行分裂，甚至因你們蓄意的政治分裂行徑而為我們招致民族分裂的大混亂，直至造成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進程的又一次重大挫折，於時，處在“進程”中的中國人民，倘使有能力解決之，將自然會及時解決之；倘使中國人民因變革的重壓，而暫時沒有能力解決之，那就等我們解決了自身的問題之後，再來解決之。並且一定是“應該怎樣解決，就怎樣解決”。因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祇會導致我們民族精神的徹底恢復和民族主義的科學認定──一桿真正的、而非虛假的民族主義的大旗，勢將重新凝聚起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因上下一心，而所向披靡！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殷切地告訴我們說，既然“歐洲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那麼，在世界民主進步和民族解放的大勢之中，再度發動志在“直截了當之共和”的中國民主革命，和“志在驅除馬列”的中國民族革命，則何錯之有？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勉勵我們說，正因為當代中國的民族、民主、民生革命，將無疑會構成他志在追求民族解放、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之中國國民革命的全部內容，所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便是當代中國民族民主民生革命的的總概念；中國國民革命的方向，就是當代中國民族民主民生革命的大方向！

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會為著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成功，和中國“民主、統一與和平”的最終實現，而義氣高昂地登高大呼曰﹕“是的，是時候了！將偉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日子，真的已經來臨了！！！”

孫文不會死──代結語

　　現在，我們要用“孫文不會死”──這樣一句滿溢著樂觀、甚至是浪漫精神的話，來寫下本文的結束語了。

　　因為，無獨有偶的是，幾乎是在吳組緗先生說出那一句驚世駭俗的話二十年之後，他的一個同時代人──那個曾做了一輩子“共產派文藝戰士”的艾青，

　　這個也曾在共產專制復辟的煉獄裡遭遇了無窮折磨的“詩人”艾青，就在他的黨又已經實行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他就要發病、並且一心想著要“魂歸中華”之前，這位老人，居然口中念念有詞的一遍又一遍地背誦起“他的”“總理遺囑”來了﹕¹⁸

　　“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雖然，他不再有力氣將“他的”孫總理的遺囑背誦完整；

　　雖然，他已經沒有氣力再最後地背誦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一飽含著孫總理無限期待的最後遺言；

　　雖然，他並沒有明白地告訴我們“孫文不會死”；

但是，我們，孫中山的無數中華兒女們，還是聽到了，並且聽懂了……

                                                               一九九三年春初稿於北京
　　                                                        九四年深秋二稿於多倫多
　　                                                        零二年初秋重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