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用他超凡的政治智慧，超凡的建國理念，超凡的思維方法，創建了中華民國，將中華民族由專制獨裁的帝國時代導向了憲政文明的民國時代，將數千年來一直是臣民奴僕的“黔首”，推上了“天子”的寶座，成為了國家的主人。這是一項改天換地、翻轉乾坤、亙古未有的宏偉事業。孫先生當然清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改天換地、翻轉乾坤，要在政治體制上、國家制度上，實行一項根本性的變革，那將是何等的艱巨！何等的困難！他深知革命之事，破壞難，建設尤難的嚴酷現實。先生曾說：夫破壞雲者，仁人志士，任俠勇夫，苦心焦慮於隱奧之中，而喪元斷脰於危難之際，此其艱難困苦之狀，誠有人所不及知者。及一旦事機成熟，倏然而發，若洪波之決危堤，一瀉千里，雖欲禦之而不可得，然後知其事似難而實易也。若夫建設之事則不然，建一議，贊助者居其前，則反對者居其後矣；立一法，今日見其利，則明日見其弊矣。又況所 議者國家無窮之基，所創者亙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禍。更何況一幫亡國大夫、官僚政客、擁兵武人為保私利而從中作梗， 百般破壞，隨時隨地都想復辟，再加上專制獨裁思維的歷史慣性，因此，如何完善民國、鞏固民國，建設民國，便成為一個突出的歷史課題。

要完善中華民國，鞏固中華民國國，全體國民就必須要明白、懂得中華民國的來源與意義。孫中山先生對此有深刻之解釋：

“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義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為仆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共和政體為代議政體，世界各國隸於此旗幟之下者，如古之希臘則有貴族奴隸之階級，直可稱曰專制共和，如美國則已有十四省樹直接民權之模，而瑞士則全乎直接民權制度也。吾人今既易專制政體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固步自封，始終落於人後。故今後國民，當奮振全神於世界，發現一光芒萬丈之奇彩，俾更進而底於直接民權之域。代議政體旗幟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種代議權耳。若底於直接民權，則有創制權，廢制權，退官權。但此種民權，不宜以廣漠之省境施行之，故當以縣為單位，地方財政完全由地方處理之，而分任中央之政費。其餘各種實業，則懲美國托拉斯之弊，而歸諸中央。如是數年，必有一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發現於東大陸，駕諸世界共和國之上矣。

“但欲民國之鞏固，必先建其基礎。基礎不必外求，當求諸全國國民之心中。國民而身受民權之庇護視其為無上光榮，則自必出死力以衛民權，雖有拿破崙在中國，亦莫吾毒已。然如何而能使國民知民權之為無上光榮乎？仆試以歷史上之事實喻之。昔漢高祖初得天下，諸將叫號不甯，賴叔孫通制定朝禮，乃始識天子之尊嚴。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吾儕當以叔孫通自任，制定一切，使國民居於尊嚴之地位，則國民知所愛而視民權為性命矣。然其道必自以縣為民權之單位始也。”（1）

孫中山先生自從放棄“醫人”之道，踏上“救國”之途，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怎樣去救國，怎樣才能救國，用什麼理論去救國，用什麼理論才能去救國。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先生在倫敦研究典籍、觀察世界、思考中國。先生內審中國情勢、人民心理，外察泰西輿情、世界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意，遂創立以天下蒼生安身立命、人權地位、子孫生計為基礎，亦即今日所謂之以民為本的三民主義救國理念，五權憲法的治國架構。

怎樣才能救中國呢？孫中山先生深知：非建立民主憲政，不足以救中國， 非推翻專制獨裁，不足以言民主與憲政。用是大義一宣，天下景從，武昌義旗一舉，滿清覆滅。從此，清室二百六十餘年的獨裁統治為之推翻，中國四千餘年的專制國體為之瓦解。孫中山先生“南京三月”，一手造成一個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

誠如中山先生所言，開創民主憲政雖難猶易，而要完善、鞏固、建設好新生的中華民國，那就困難得多了！孫中山先生年逾知命之年以後，對於如何才能完善、鞏固、建設中華民國之大業，思考的更深更遠。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中山先生在複黃興函中曾說：“弟終以為欲建設一完善民國，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 民主憲政之國，非一二政治家之國，乃屬全體國民之國。因之，完善、鞏固、建設中華民國，其責任當屬之全體國民。而全體國民則只有瞭解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明 白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才能擔當得起如此重任。為此，孫中山先生只有用文字將自己的思想、學說、大綱、方略一一記述成書，公之於世，始能使全體國民瞭解明白 自己的思想主義，始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著述實為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之重中之重。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民報》創刊。孫中山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首先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並指出此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一九○六年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公開演說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要義。此距一八九七年創立三民主義救國理念已相去十年，在這十年中，中山先生讀書研討，又多有心得，此次演說才公開發表。而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手寫三民主義綱要，距離首次公開演說又再相去十三年，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對於創立三民主義的嚴肅與慎重。其後歷年在各地各種場合的演說中，多反復講述三民主義，但都是大要。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已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劃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筆者）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2）

為了適應國民黨改組後宣傳之需要，孫中山先生決定，從民國十三年元月二十七日開始，系統演講三民主義。自即日開始至八月二十四日，先後進行了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四月二十七日，演講民權主義第六講之後，預定自五月四日起續講民生主義，但因勞累過度，致肝疾遽發，演講因而延期。

孫中山先 生對身邊工作人員鄒魯說：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經講完，今後要講民生主義，但民生主義的理論，比民族、民權都深奧，我對民族、民權兩主義，可以隨便演講，但 對民生主義，卻不能不要充分時間準備一下，所以我想停講若干時日把民生主義講演的大綱擬好後，再繼續講。時過三月，八月三日孫中山先生開始演講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講了四講，因北京發生“中央革命”，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等邀請，北上商討國事，民生主義未曾講完遂告中止。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計畫，預期到北京後，在北京完成民生主義剩餘各講，所以啟程時攜帶許多參考書，途經日本時又增購不少新書，到達北京，病臥行館，猶於枕上披覽不輟。

孫中山先生演講民生主義，第一講為民生主義之原理，第二講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第三講以次預定講民生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惟第三講及第四講只講述了食衣兩項，住行兩大問題與解決辦法，尚未講述，因病不起，終未講完。非常遺憾。不過住行兩大問題與解決辦法雖未能繼續講完，但在《實業計畫》中，已可見其大要。至於育樂之需要，其後有蔣中正續撰《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至此，三民主義理論架構遂趨於完備。

“國父之演講，由黃昌榖、羅磊生當場筆記，整理後，經大本營秘書處人員謄正，由黃昌榖呈送國父親自審閱，為慎重計，常於修改後複交深具素養之同志如戴傳賢、鄒魯等，詳細讀校，僅鄒魯於民族主義講詞中提出少數補充意見。國父對所簽註之意見，皆親筆在原稿上修正，然後再命鄒魯讀校後將修正文字再行呈閱，必至認為妥當乃止。國父對講詞內容力求應用通俗流行文詞，意在使國人容易瞭解，所有引用之英文，皆從稿中刪去。”（3）

演講稿整理妥當後，自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起，在《中國國民黨週刊》以孫文名義分期發表。

百餘年來，“主義”一詞滿天飛，這種主義，那種主義，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究竟什麼是主義呢？國民革命始終以三民主義為宗旨，那麼，究竟什麼是三民主義呢？三民主義又有何歷史功能呢？孫中山先生對此又著精准的論述：

“諸君：

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那麼便應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4）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在先生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以民族主義為先導，民權主義為核心，民生主義為目的，孳孳不倦，貫徹始終。

孫中山先 生創立三民主義，首先倡導的是民族主義。先生說：“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 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人們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的概念與思想境界，所以作為旁觀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正因為如此， 所以中國曾一亡於元蒙，再亡于滿清。“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 故而，一個民族只有將自我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而置於至高、至上、至尊的價值取向的位置上去思考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才能煥發出民族主義精神的無窮力量，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即使一時敗亡，只要民族主義精神存在，仍可複國自立。

孫中山先生倡導民族主義，旨在國內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親如一家，為了贏得國際尊重，獲得應有地位，就必須努力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孫中山先生特別強調：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的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中國人要重塑民族主義，振奮民族精神，不僅要自重自尊，更要恢復固有的民族智慧，極力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孫中山先生說：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慧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知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知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治內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為什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5）

一 個人的舉止言行，是否合乎人類社會的禮儀規範，影響極大，對內，它代表一個家庭，對外，它代表一個國家，因為一個人的舉止言行，即其內心世界的對外展現， 正是這一言一行，代表著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整體素質，決定著自己在世人面前的身份與地位。孫中山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聞所見，為我們講 述了幾樁極其普通、一般的生活小事，但其所表現出的粗俗、野蠻、不知羞惡的行為，令人啼笑皆非。所以孫中山先生倡導，要恢復民族主義，恢復民族精神，就必 須人人首先從修身做起。

所謂民族智慧，除了固有的知識外，還有固有的能力。孫中山先生說：

“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如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發明的。如果從前的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針，外國人至今還是要用的。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其次，在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印刷術。現在外國改良的印刷機，每點鐘可印幾萬張報紙，推究他的來源，也是中國發明的。再其次，在人類中日用的瓷器更是中國發明的，是中國的特產。至今外國人極力仿效，猶遠不及中國之精美。近來世界戰爭用到無煙火藥，推究無煙火藥的來源，是由於有煙黑藥改良而成的，那種有煙黑藥也是中國發明的。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6）

實際上，中國在古代，是世界上最為富有、最為強盛的國家。孫先生說，那時中國的強盛，是世界獨強，無人可與匹敵，不像十九、二十世紀歐美各國的強盛，乃是列強，而不是獨強！

孫中山先生所處的年代，是中國落後，時時挨打，倍受欺淩，皇權獨裁，蒼生為奴，民不聊生的年代。先生的志向是推翻專制，建立民國，學習歐美，富民強國。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僅僅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還不夠，在今日之世界，仍不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為世界之獨強的，所以必須努力奮起學習諸列強之長。

現在的問題是，國要強到什麼程度，如祖宗獨強的程度。強到預期的程度之後，我們應該做什麼、怎麼做。孫中山先生對此，成竹在胸，追求世界大同，是先生一生博大的情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先生說：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頭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居上」。……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是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7）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其內涵是何等的深邃，其立意是何等的高遠，其胸懷是何等的博大而寬廣！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核心。先生號召天下，奮起革命，推翻專制，建立民國，其目的就是要廢除君權，實行民權。何為民？何為權？何為民權？何為民權主義？孫中山先生在八十餘年前對此已有著詳細的講述。

“諸君：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勸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白、很明瞭的。……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8）

當人民知道了民權為何物之後，就必須還要知道民權有何用。對此，孫中山先生根據人類社會的起源、進化、發展過程，對權力的產生與演進為我們做出了系統的分析與講述：

“環觀世界，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地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 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 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用來奮鬥的。

“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時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以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所以人同獸鬥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

“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

“……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造房屋；因為要禦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

“但 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 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 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 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他們做祈禱的功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們的職務便專是祈禱。……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的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我們從前也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

“由 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 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君主〕把國家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裏，專制到極點。……君主專制一天 比一天厲害，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 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 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

“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使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

“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9）

自民權主義登上歷史舞臺以後，大大鼓舞了民眾對於天賦人權的覺醒，較長時間以來，民權、君權，相互較量，繼而又衍生出民權與党權之爭，爭持未休。君主專制，一黨獨裁，同出一轍。君主專制，是一個家族的專制，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痛苦他總不理會；一黨獨裁，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獨裁，黨魁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黨的私產，供他一個黨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所以君主專制，一黨獨裁，皆是無道，不管他如何的掙扎、維護，終歸必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孫中山先生曾作出預言說：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象張 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糧彈的補充都不及北 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 定是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10）

孫中山先生用三民主義進行革命，其民權主義在推進革命的進程中歷史意義巨大。先生告訴我們：

“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權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因自古以來，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如劉邦見秦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 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 都逐漸化除其皇帝思想了。但是仍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黨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其故也。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在無可如何！

“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洪秀全不北伐，……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陳炯明前年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法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不然。……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侯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滅極端與皇帝不相容之革命軍，彼才可有辦法去做成其基礎，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實證明陳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時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詩，內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造夢的故事於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應他這個夢的。……陳炯明是為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我現在沒有功夫去研究他。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勝、吳廣起義，各省都回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11）

中 國地處中土，不像歐洲，大國小國，接壤比鄰，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國本土數千年來，除鴉片戰爭以後多次遭受列強入侵外，似乎從未 發生過國際戰爭，所發生的戰爭都是國內戰爭。每次國內戰爭，無一不是為爭皇帝，戰火綿延，生靈塗炭，給百姓造成不盡的災難。孫中山先生，推翻專制，廢除皇帝，旨在徹底廢除獨裁，創建一個民權的國家，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往復迴圈的歷史毒瘤。這是亙古未有的歷史創舉。

民權國家是個什麼樣子？如何建立民權國家？孫中山先生在其著述中，為我們做出了細緻周密的規劃。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像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做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作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做成的。 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 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哪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 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 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12）

孫中山先生將人分為三種，（注意：是三種類型，而不是三個等級。）各具不同天資，各具不同功能，不能互代，世間缺誰都不可。精闢、獨到、合乎事實。

是的，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造成民權，人人有責，問題在於，我們造成民權，必須要交給人民來掌握，不能等人民來爭。這才是政治家的作為，否則即為政客。中山先生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情：

“前 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 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 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 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 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13）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境界，道德風範！一生為民眾謀求福祉的情懷！

當時，孫中山先生認為，民權政治的機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拿當時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把民權推出去，不能把民權拉回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效仿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所以我們自己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就是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具體該如何個分法呢？孫中山先生在其著述中告訴我們：

“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象這樣的分開，就把政府當做機器，把人民當做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來管理。……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製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即水龍頭——筆者），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今曰電源開關——筆者），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權。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用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功夫，要做什麼樣的功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功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功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功夫。……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就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14）

政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治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政權在上，治權在下，政權為主，治權為輔。人民掌握政權，政府行使治權，政府始終處於人民的掌控之中。萬能政府，行不出軌，力為民用，這是社會的期待，大眾的福音。孫中山先生為全體國民將他所發明的直接民權，講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民、政府，各有權屬，各種權，自有應具之功能。中華民國在臺灣省，遵照孫中山先生的發明與設計，早已建立起完全的政府，實現了全民政治！從而臺灣省即成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基地；臺灣省人民即成為中華民族實行民主憲政的典範。炎黃子孫當可以此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靈。

民國十三年八月三日，孫中山先生開始演講民生主義。

 “民生”二字本是中國向來慣用的一個名詞，人們常說“國計民生”、“民生艱辛”、“民生凋敝”等等，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孫中山先生說：

“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發生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請注意：這裏孫中山先生所謂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馬克思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著質的不同。）”（15）

“實業革命”的發生，物質文明的進步，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工人遭受很大的痛苦。要解決這種痛苦，首先需要弄清造成痛苦的原因，然後找出解除痛苦的方法，原因正確，方法妥當，人民生活便可安穩。反之，便發生社會問題——動亂不安。對此複雜而重大的社會問題，孫中山先生在其著述中強調：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 我今天為什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研究的。……現在中國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 名詞作一樣的看待，這實在是混亂。這種混亂，不但專是中國人有的，就是外國人也是一樣有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 計」兩個字一樣。至於說到社會學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群眾結合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 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名詞之後，便可以瞭解。……

“今天我所講的民生主義，究竟與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問題。 ……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騷對於民權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崇拜盧騷為民權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

“在 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遠。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 闡發無遺。……他的發明是全憑著經濟原理……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由於他詳細深奧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 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物質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國民黨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民生主義。 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什麼關係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 所以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復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明瞭，故採用之。不圖歐戰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之人云亦云也。

“照 這位美國學者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 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我們要明白這兩家的學說，究竟那一家的主張是對的，便要詳細研究他們的主義和近世社會進化的事實是不是相符合。……

“社會其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的一部分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位美國學者所發明的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以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很容易。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

“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曆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後的曆數，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樣。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于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民生的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16）

孫中山先生一生，無論是對人、對事、對物，一貫堅持理性、平靜的心態。對於馬克思所發明的學說、主義，更是如此。首先，先生對馬克思畢一生精力研究社會問題高度肯定，從先生的著述中，不難看出對馬克思研究辛苦的尊重；而對馬克思的研究成果，則是冷靜而慎重的思考，從學說、學理、學術的角度去加以剖析，理清事物的來龍去脈，辨明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把馬克思顛倒了的因果，再給顛倒回來，使世人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的認識回歸本原。

對於馬克思所宣揚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根據對人類社會演進軌跡的分析，以及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研究，在一次演說中曾作出客觀而中肯的評述：

“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為，社會主義實為之關鍵。……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其主張均分富人之資財，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實則一時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

“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為：一、共產社會主義，二、集產社會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無政府社會主義。……自予觀之，則所謂社會主義者僅可區為二派：一即集產社會主義，一即共產社會主義。……共產雲者，即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處一家，各盡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競爭，郅治 之極，政府遂處於無為之地位，而歸於消滅之一途。兩相比較，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 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說者謂可行於道德智識完美之後，然斯時人民，道德智識既較我人為高，自有實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籌畫於數千年之前乎！我人既為今日之人民，則對於今日有應負之責任，似未可放棄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而為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人也。”（17）

民生主義立意博大，內容廣泛。民生問題囊括人類的生存、生活、生息，社會經濟發展，社會財富分配，全體國民的食衣住行，教育從業，社會福利，以及醫療保險、生老病死，等等等等。但在當時，其首要則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包括兩大任務：一是核准地價，按地價抽稅，加強土地管理，保證國家財政；二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前者孫中山先生，已作出詳細周到的實施方案，只待全國統一付諸實施。後者需要做到對地主及無田農民雙方利益的兼顧，先生主張和平進行而反對暴力強搶，如是，要和平進行土地改革，籌策需要時日，實現需要條件，實施需要過程。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講時說：

“我 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到利益，失地的田主便要受損失。……對於這種矛盾，要用 什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有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手內。…… 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18）

平均地權，是一項重要國策，既要使天下公平，又要使天理公道。主持天理公道是孫中山先生超凡的天性。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問題，提出了設想，未及解決，半年之後便病逝北京，給後人留下了這一難解的歷史課題。三十年後，蔣介石先生在臺灣，遵照國父教訓，運用和平文明的方法，順利完成了臺灣省的土地改革，實現了平均地權的革命任務，實現了國父的宏圖遺願。

孫中山先生倡導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三者融為一體，三者環環相扣，民族主義為先導，民權主義為核心，民生主義為目的。目的為何？推翻專制，建立民國，自由民主，博愛平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利民福，國強民富。

張其昀先生在“國父全書序”中曾說：

“ 民國三十年五月，美國駐華公使詹森，在今總統蔣公餞敘席上，作臨別贈言，曾以我國之三民主義，列為世界四大文獻之一。其次序如：

　　一、 耶教聖經「登山寶訓」，

　　二、 英國大憲章，

　　三、 美國獨立宣言，

　　四、 孫中山先生所創造之三民主義。

詹森公使旅華三十餘年，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瞭解，故能高瞻遠矚，其所言極富於史識。國父著作對人類文化之貢獻，為世界有識之士所公認。……三民主義之宗旨，為謀中華民族之精神復興，亦為中國真正之文藝復興，蓋欲綜合鼓勵，融貫東西，溫故知新，舍短取長，而達到「集大成」之境域，此誠為世界空前未有之創舉。國父自言三民主義之創造，其來源有三：

　　一、中國固有之思想與制度

　　二、 西洋之思想與制度

　　三、 國父自己之研究心得與革命經驗

三民主義之特色，為「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董仲舒曰：「仁者所以愛人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三民主義之偉大精神，亦可以「仁智雙修」一語括之。國父曾明言：“三民主義乃集合古今中外之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之一個結晶品。”

所以說：中華民族本是一個有主義的民族，而且是有著優秀的三民主義的民族，更是有著被譽為世界四大寶典之一的三民主義的民族。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更是中華古國的民族之魂。事實上，中華民族根本不須引進或進口什麼外來的主義。

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七年開始，至一九一九年，完成了《建國方略》的著述。《建國方略》由《民權初步》、《實業計畫》和《孫文學說》三篇彙集而成。《民權初步》原名《會議通則》，出版於一九一七年，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實業計畫》用英文寫成，最先發表於一九一九年《遠東時報》六月號，一九二一年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全書英文本，十月出版中文本，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出版於一九一九年春夏間（原擬包括卷二《三民主義》、卷三《五權憲法》，後未續出），後編 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關於《建國方略》，先生原計劃還要寫第四部分：《國家建設》，該部分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 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八冊，後只完成部分計畫，但並未包括在《建國方略》之內。

孫中山先 生倡導革命之時，一呼萬應，天下景從，萬眾一心，遂將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滿清帝國推翻，創立了中華民國。革命成功，民國建立，建設大業，本應齊心 協力，眾志成城，以達目的。然數年以來，歲月蹉跎，各項建設，躊躇蹣跚，心志不一，裹足不前。舉國上下如此狀態，令先生一時不解，頗費思索。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先生在“宴粵報記者時的講話”中說：“我國人做事，往往欲通盤計算乃行，其腦根實中舊學說之流弊也。此舊學說維何，所謂“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二語。以兄弟見解，實則“行之非艱，知之維艱”乃為真理。

“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是中國哲學上認識論中一個古老的命題。語出《書經·商書·說命（中）》，原文為“非知之艱，行之維艱”。這是三千三百多年前，殷王高宗武丁的宰相傅説(yue)，說於武丁的話。傅説如是說，是從“知”、“行”的難易來分析二者的關係，正是這一認識論上的錯誤觀點，糊塗觀念，影響後世三千多年。

孫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自序中說：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于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于富強之域，躋斯民于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群眾，有以致之也。然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也。此說始于傅説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畫，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于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雲：「攻心為上」。是吾党之建國計畫，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汙，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夫革命党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迨夫民國成立以來，則建設之責任當為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行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

“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才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為國民所取法焉。……夫如是，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破壞之事業為尤速、尤易也。”（19）

歷代學者對於“知”與“行”的難易問題，也曾多所研究，各有心得，各有認知，各執一詞，眾說紛紜。宋儒從知、行的先後秩序來論述二者的關係，程朱都主張知先行後，認為知為本，行為末；知在先，行在後。譬如走路，須先識得路然後可行。明代大儒王陽明反對程朱觀點，認為分知行為先後，犯了將知行割裂為兩件事情的錯誤。針對程朱的觀點，王陽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說。各執一說，莫衷一是。

《孫文學說》，文分八章，旨在致力國民之心理建設。

孫中山先生針對已經傳承三千多年，“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錯誤認識，明確提出自己“知之維艱，行之非艱”的正確觀點。並以飲食、金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作為實例，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先生所舉事例，多是人們生活中耳熟能詳之事，又是大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經孫中山先生一一分析，便立即成為“行易知難”，一目了然的鐵證。所以孫中山先生說：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古人在研究“知”與“行”的問題時，只是停留在或難、易，或先，後，或合一等層次上，而不能對“知”與“行”的認識深化到系統、全面的地步。孫中山先生研究的結論有三：其一行易知難；其二能知必能行；其三不知亦能行。“行易知難”，破往古立論之錯；能知必能行，事之通理，自不待言；不知亦能行，乃自然之理則。所以孫中山先生說：蓋凡有先行之，而不必知之者。先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後行，進化之盛軌也。

從此，“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這一中國哲學上認識論中的古老錯誤命題，得到了糾正，達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境界。

孫中山先生用我們祖先發明的文字，將他超凡的智慧記錄下來，就是要一心一意教導國民實現直接民權，建設自己的家園。先生為此專為國人撰寫了《民權初步》一篇。本篇亦有一序言，從序言中可以感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良苦用心。序言雲：

“中華民族，世界至大者也，亦世界至優者也。中華土地，世界之至廣者也，亦世界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優之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猶未能先我東鄰而改造一富強之國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也。

“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專制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雲幸矣，豈複能期其人心固結、群力發揚耶！

“乃天不棄此優秀眾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推覆異族之專制，光復祖宗之故業，又能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無如國體初建，民權未張，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複帝國，民國五年已變為洪憲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氣未消，新舊兩派皆爭相反對帝制自為者，而民國乃得中興。今後民國之前途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為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純粹之民國也。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

“今民國之名已定矣。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畢矣。此後顧名思義，循名課實，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純粹民國者，則國民之則也。蓋國民為一國之主，為統治權之所出；而實行其權者，則發端於選舉代議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漸而進，由幼稚而強壯，民權發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也。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于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厥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于民國主人之地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然則何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學者必曰：「非專制不可」。不知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孩提之舉步也，必有保姆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

“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流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爵蠟，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噉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全然領略矣。

“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人，使成為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校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為法則。

“此書為教吾國人民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漸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語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吾國人既知民權為人類進化之極則，而民國為世界最高尚之國體，而定之以為制度矣，則行第一步之功夫萬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習此書，則人心自結，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四萬萬同胞行哉勉之！”（20）

一篇千餘字的序言，充分表達了先生對於中華民族的深情厚愛，對於四萬萬同胞的殷殷期望，對於建設國民必須具有四大民權之純粹民國的堅定決心。

孫中山先生的這篇序言，寫於九十年前（民國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不僅當時之賢達智士視其為金石良言，即使今日，我們讀後仍如聽到了孫中山先生那諄諄教導之聲！

集 會為民權之第一步，尤是以縣自治之基礎。當時，集會在西方已是常識，在中國則是啟蒙。《民權初步》正是孫中山先生針對國情，為國民悉心編寫的一部啟蒙讀 物。全書分五卷，二十章，一百五十八節，為國民系統、細緻講述會議之定義、規則、種類；各種會議召開的通式、秩序、方法；開會時如何選舉、如何表決、如何 記錄；如何組織團體、建立章程、團體議事之秩序；……先生所述真是悉心備至，是在手把手的教國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

孫中山先生的著述，卷帙不多，且絕大多數都是電函、書信、命令、宣言、檄文、談話、演說、祭文等，但內容豐富，氣度恢弘，胸懷博大，立意高遠。 先生凡著筆行文，無不事關人類生存、國體政體、國本法紀、治國規範、治法準則、政黨政治、政黨道德、民生權利的基本認知；無不為傳播天下為公、天理人道、 天意向善、世界大同的理念；無不為求因應世界潮流，實現民主憲政，後來居上，駕乎歐美的宏願；無不為求國利民福、國強民富、國泰民安，長治久安的衷心企 盼！

孫中山先生留世文獻究竟有多少？似乎無確切數字。一九八一年八月，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收錄文獻8309篇。一九八八年，王耿雄先生收集編纂出版《孫中山集外集》一書，收編文獻1574篇。一九九四年，王先生又編纂出版《孫中山集外集補編》，再收錄文獻600多篇。如此說來，孫中山先生存世文獻當在萬篇以上。

孫中山先生這一萬多篇存世文獻，可謂是中華民族精神殿堂的無價瑰寶！

人類社會的不斷前進，永無止境；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永無止境；民生質量的不斷提高，永無止境！華夏子孫對孫中山先生超凡智慧的由衷傳頌，同樣將永無止境！                                                

（待续）

注：

   （1）《孫中山全集》第三卷P320“在滬尚賢堂茶會上的演講”（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183“《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自序》”（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556頁。

   （4）《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184“《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47—248“《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6）《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50—251“《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52—254“《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8）《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54—255“《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9）《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55—261“《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0）《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67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1）《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268—270“《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2）《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322—324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3）《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324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4）《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348—352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355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6）《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358—377“《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7）《孫中山全集》第二卷P507—509“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8）《孫中山全集》第十卷P554“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9）《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7—159 “《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自序》”（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0）《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7—159 “《建國方略之三：民權初步（社會建設）》”（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袁定華  2010  7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