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反思資料之一 

      在八年抗戰中，諸如被掠奪的銀行金銀和被破壞的產業交通設備等，以一九三 七年七月的美元幣值換算，即達3133013.6萬美元之巨。而該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 會計歲入乃為77000萬美元，如以此金額充抵賠償，則需要經過將近半個世紀歲月 才能償還這筆巨債。 　

      據聯合國救濟總署統計，一九四五年戰後至一九四六年，中國有飢民三千萬， 災區十九省。據戰後至兩湖地區宣慰視察的特使劉文島報告︰長沙歷經四次戰火浩 劫，只有百分之五戰前房屋未遭破壞。衡陽的房屋僅有五幢完整，全市竟無一所學 校留存。衡陽周圍鄉間，每戶人口已餓死的人達三分之二，至少在二分之一以上。 同行的監察使苗培成報告稱︰“湖南各地不僅耕牛沒有，甚至沿粵漢走幾百里，沒 有看見雞犬，由岳陽至衡陽的田地都兩三年沒有下種了。” 　　

廣西遭日寇破壞更慘重，“全省九十九縣受害者達七十二縣。”河池縣整個被 焚毀，柳州剩餘的房屋不過原來的十分之二。鹿寨縣房舍也僅餘十分之一。桂林戰 後所餘的房屋最多，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一。有一目擊者說︰自柳州至梧州一帶，“ 飢民載道，樹皮草根，剝挖殆盡，目下用以殘延生命者，僅松樹之針葉而已。趕場 之日，僅見白髮老嫗與少女相偕於途，以人出售（趕場只為賣兒女），年輕貌美之 少女，可易穀一市擔，無需身契也。”在忻城，戰後霍亂流行，一些村莊已成鬼域 ，“有一家一晚上死了大小四口，第二天只餘了一個小孩當著門哭，這真是慘絕人寰的事﹗” 　

      河南也是為受戰火浩劫最劇的地區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國善後救災總 署調查處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及國民政府農林部對河南進行戰時損失調查後稱︰ “迄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秋季止，全省一一零縣幾無一縣未受敵寇侵擾，河南 省戰前人口達33,410.615人，戰後急待賑濟的災民就有6,445,000人，房屋損失156 萬餘間，牲畜損失121萬餘頭，災民終日以菜根，野草為食。 　　

湖北武漢劫後餘生的人口僅只戰前的三分之二，缺糧、少煤，房荒嚴重，難民 以土為食。江西北部的災民多達500多萬，農田大部荒蕪，疫癘流行，贛州遍地餓 殍。贛南贛西則是百里內荒無人煙。廣東淪陷長達七年，人民的生活已苦到不能再 苦。“比較富裕”的村莊，連一件破棉衣也沒有的人，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國 人驚呼，中國不是只有幾個災區，而是成了一個“災國”﹗經歷了這空前未有的慘 重劫難，“戰後復興與建設，其艱鉅更倍於戰時。” 　　

曠時日久的戰爭致使國力耗竭，民窮財盡。戰後，經濟復興面臨著百廢待舉的 景況。 　

      一九四五年，農業因全國大部份地區受戰爭破壞和災害嚴重歉收。湖南、湖北 、廣西等省因日軍的“一號”攻勢，使許多耕地拋荒未種。到一九四六年，這些區 仍大約有30%-40%的土地未種上莊稼。河南“耕地未種者達三分之二。” 　　

大兵之後，必有兇年。災情最重的湖南，“去年（一九四五年）受旱縣份極為 普遍。”廣西“因旱災……去年（一九四五年）歉收，春間雨水不調，以致秧苗枯 萎，秋收業已告絕望。”廣東“抗旱，農田無法插秧”，“沿海各縣竟至河塘龜裂 ，海水倒流。”湖北、浙江、安徽、陝西、甘肅、山西、青海等省，均遭水、旱、 蟲、雹等災害，秋收歉薄。湖南的農作物產量只有正常年的50%，湖南地區的收成 只有往年的25%。安徽省的收成減少40%左右。中國傳統的大宗農產品生絲、茶葉、 桐油、豬鬃的出口，也因農業的衰退而銳減。著名蠶鄉──浙江的蠶絲生產僅及戰 前的25%。一九四六年，全國的生絲出口只有一九三六年出口數量的八分之一，茶 葉只有九分之一，豬鬃只有二分之一，桐油只有四分之一。一九四五年，全國秋收 大範圍減產，造成年底及次年大飢荒，“可能是戰後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類危機 中最嚴酷和最廣泛的一次危機。”“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稱︰就現在 這樣的農村經濟情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 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經濟衰敝最明顯的徵象是財政失衡。僅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軍費支出佔財政總 支出的61.05%。當年財政總收入3,350億元，支出12,900億元，赤字達74.1%。一九 四五年七月，躉售物價指數已達235.922，比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上漲了2,359倍；零 售物價則上漲了2,619倍。通貨膨脹已經成為經濟復興建設的最大障礙。 

（摘自《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一書，大陸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

大陸反思資料之二 

      戰爭爆發的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的財政收支情況相當不錯。孔祥熙主財政， 為適應對日的戰爭準備，實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建立了預算制度，即各省 將公款一律交國庫儲存，各級機關的支出提出預算，經核准實行，這大大增加了國 家的收入；整理了內債外債，減輕了國民政府公債本息的負擔，使持債券人和發券 人兩蒙其利，提高了對外信用；對個人財產收入增加直接稅，在關稅等由於戰爭而 收入大大減少的情況下，直接稅成為政府主要收入的來源︰“一九三六年收入只有 六百多萬元，但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收入則每年遽增，到一九四三年已增到四億元 以上，比一九三六年超出了七十倍。”但是由於沿海大城市被日寇侵佔，過去作為 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失去百分之七十七，即由三萬六千九百萬遽減至八千六百 萬，鹽稅則減少百分之五十六。 　　

戰爭極其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經濟。僅僅“八一三”上海抗戰，三個月內工廠被 毀者達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損失金額達八億元，就連遠離上海的武漢三鎮也被破壞 達百分之十二。在農業方面，“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估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 畝耕地中，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二千三百萬頭耕牛中，共損失八百餘萬頭。” 　　

另一方面，戰爭的支出遽增。首要因為兵員的遽增，軍隊從一九四零年的兩百 五十萬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四百五十萬人。軍費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一 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四，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 　　

政府的財務主持人在方針上注意到“開源”，雖然戰前主要工業都在沿海，內 地的工業是後來以自由地區的工業資本額計算，尚不到全國的百分之十三，但工業 的增長出現了奇蹟︰工業成長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平均每年成長率為百分 之二十七。並且農業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連續兩年獲得豐收。 

      但是，巨額的支出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貨膨脹。一九三七年的赤字已佔國家支出 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一。為彌補巨大的赤字，只有 發行鈔票，這就會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黎東方統計︰“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 日用品的價格，已經升到戰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後方有些地方，其主要消費品 升高到三千二百八十三倍。”此值接結果是︰文官於如此情形下，極難抵抗貪污的 誘惑，軍官想不吃空額子薪餉，也必須作超人的自我克制。銀行的存款簿成為廢紙 。中產階級從中國社會之中消失。 

（大陸學者謝幼田著︰中國政治文化史論，台灣五南圖書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