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專欄

一、林肯民權主義的性質、意義和影響

三民主義的形式，民權主義的內容

無須諱言的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戰場的講演所揭櫫的，在共和制度下“政府和人民關係”的原則，即民有、民治、民享，就 是他所倡導的民權主義的內容。但也因為 他沒有對自己提倡的“民 有、民治、民享”的主義作進一步的闡釋，更沒有公開地提出和涉及“民生”的種種問題，因而，就只能說在他所提出的民享原則裏面，已經包含有與民生相關的思想，而沒有單獨提出民生主 義的概念。這是其一。

其二，在由林肯倡導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義裏 面，顯然沒有提出民族的問題。究其根源，一是他用倡導全民民權的方式，已經將美國各民族（種族）人民的民權全部包容了進去。二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剛剛由移民 建立的多民族、多種族的國家裏面，若要強調民族主義，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甚至只會造成國家的不得安寧。南方對黑人種族的奴役，已經造成了一場殘酷的內戰， 差一點分裂了美國；倘若移民而來的各民族、各種族人民，都要在這塊土地上大搞起各自的“民族獨立革命”來，這個誕生不久的美國，豈止會爆發無止境的內哄甚 至內戰，其結果很可能就是“肢 解”了美國。所以，美國對英國殖民統治者的獨立革命，才是多種族和多民族的“整體獨立革命”，建立的也是一個多民族和多種族的“統一國家”；美國因“一國 兩制”所造成的內戰，才會被林肯定義為“維護美國國家統一的戰爭”；而林肯在葛底斯堡戰場的演說所強調的，也就只能是包含著民生思想的民權主義了。

所以，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義裏，雖然包 含有三個“人民”（THREE PEOPLE）的概念，但是，三個“人民”的概念所規定的內容，又都屬於民權主義的範疇之內。這就是我之所 以在前文裏面，已經指出林肯的三民主義乃是形式上的三民主義和實際上的民權主義之來由。再簡約地說，就是“三民主義的形式，民權主義的內容”。

超越“天賦人權”，提倡“爭取民權、保障民權”

 
現在我要說到林肯民權主義對世界的意義了。

 
林肯民權主義的第一個世界意義就是“超越天賦人權，提倡爭取民權”。

 
因為，美國立國的特殊性，決定了林肯民權主義對美國的 針對性。但是，林肯民權主義卻隨著美國共和制度的逐步健全與美國的逐漸強大及繁榮，而使得他的民權主義對我們的世界日益發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力。

這個影響力，應該說，既不亞於英國“虛君共和”的漸進革命進程，也不亞於法國“無君共和”的反復 革命歷程。因為，他在歐洲“天賦人權”的旗幟下，豎起了又一竿“爭取平等”的 旗幟。這竿旗幟，不僅告訴世界，民權乃相對於專權而言；而且宣告了，民權是人民自己爭取得來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並且就算是天生就有的，即“人人生來平 等”，但真想要“人人獲得平等”，還必須去“爭取”。爭取的方式有二，一是推翻專制制度，包括推翻專制種權或專制政權；二是建立全民共和制度――為此就必 須建立一個真正的“全民共和政府”，就是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人民和這個政府的關係，如前所說，已經不再是“人民和政權”的關係，而是“人民和管理” 的關係，政府不過是人民的公僕而已，是為保障民權而存在。美國內戰的原因和結果，美國歷史發展的進程和成就，足已說明這一認知的正確。人類近現代在爭取民權上的奮鬥，就伴隨著共和革命、而不是共產革命在一些國家的勝利，以及民主在全世界的愈來愈走向成 功。這些都無疑證明了林肯“爭取民權和保障民權”理論的正確。

突破“以民為本”，走向“以民權為 本”

――兼說林肯民權主義與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歷史關係

 
林肯民權主義的的第二個世界意義，就是終於超越了 源遠流長而又影響深廣的中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將“以民為本”提升到了“以民權為本”的嶄新歷史高度。它使得文明古國和世界大邦的中國，直至所有受到了中國影響的亞歐國家，均得益非 淺。說它是中國共和革命和亞洲民主進程的思想源流之一，都不算過份。

當然，這樣說，並非是在妄自菲薄。也不是在否定中國古代儒家政 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歷史發展上的相對進步意義。因為，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進步意義，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和人類漫長的專制社會裏面，“將統治者的主觀需要和人民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 了，並且勸告和規範了統治者對人民所應有的“理性認知和文明行為”。三千年前，在中國的《詩經》里面，就唱出了 “邦畿千里，為民所止”的理性歌聲，三千年前的《泰誓》也早已告誡統治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到了戰國時期，儒家的大碩孟子，就乾脆喊出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名言，他的“圭角”，確可以令統治者為之一驚。宋代的朱熹終對民本思想作了一個很好的詮釋，他發展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稱﹕“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 施於民”。在中國漫長的君主封建和君主專制的數千年間，在“統治為刀、人民為俎”的痛苦歲月裏面，如果統治者真的做到了、或多少實現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國方式，人民確實會 少受很多的痛苦。這也許就是“明君和清官”的政治意義之所在。而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為數不算太少的“明君和清官”們，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曾達成“仁治”而未施行“暴政”，“滿足”過民心而非“暴 殄”了民生。

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畢竟只是君主封建時代的政治 理想。他的局限性，說到 底，就是“以民為本”的 根本目的，還是為了“以君為本”。“民本”，是為“君權”服務的，是為君權而立，亦可謂“君權之本”。

因為，對民本思想闡述得淋灕盡致的是中國的孟子。在他所闡述的儒家民本思想中，其開宗名義的思想，就是“得其 民”，而不是林肯的“為其民”。

因為，既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所以，一切都是為了王和王權的存在與鞏固的。孟子所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盡下），又說﹕“民 者，無位之稱”……這些 都說明，他認為“人民不過是實現王權和保障王權的基礎”。因為《大 學》早已指出﹕ “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為此，孟子才會評說“桀紂之失天下事”，是因為“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 甚至憤怒地警告那些“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說﹕“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當然就更談不上保住“君權和天下”（孟、梁上，離婁上）。漢朝的開國宰相蕭何乾脆把話說到了底，曰﹕“養民致堅，以圖天下。”對以民為本的目的，可算是說得赤裸裸了。宋代承上啟下的大儒朱熹，也終於說出了一番“硬道理”，他說﹕“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於 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於次。”朱熹的話，終於為“民本乃是為了君本”作了最完整和最貼切的理論解釋，尤將孟子為什麼要說出“民貴君輕”的理論層次和敘述順序，揭示得明明白白。

應該說，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論，由於時代的局 限性，依然、也只能停留在“民 本”是為了“君本”的思 想範疇之內。雖然孟子曾 告誡齊宣王說，應“由仁 義行”，而“非行仁 義”，但儒家的民本思想，說到底，亦不過要求統治者“對人民行仁義”而已。雖然他對齊宣王以羊代牛“釁鐘”，謂之為“仁術”，譏之“未仁”。其實，儒家的整體思想與齊宣王的做法，又 有何根本的不同？不過，這雖然是儒家政治哲學的缺陷之處，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時代還遠沒有為他們提供可以將“民本思想”發展到“民權思想”的歷史 條件。如果我們想象著在中國的春秋時期，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就應該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那就真的是在求全責備了。因為，在那個時候，整個西方，大多還處在“茹毛飲血”的時代。我們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在那個時代，大約已經是 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思想“之 一”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林肯民權主義的第二個意義，就是突破了古代統治 者“應該以民為本”的思 想，走向了近代世界“應該以民權為本”的思想；舍棄了以“統治為本” 的古代民本主義，走向了要“真正以民為本”的現代民權主義。

二、林肯民權主義肇引著孫文三民主義的誕生

孫文對林肯民權主義的推崇和宣傳

 
林肯的民權主義雖然是對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歷史性 突破和超越，但是，她卻 肇引著近代中國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即“孫文三民主義”的誕生。這就是林肯民權主義的第三個世界意義。林肯 THREE PEOPLLE（三個人民）的民權主義的中文翻譯――“民有、民治、民享”，可謂譯得天衣無縫，百年 來，竟使得人人皆能夠“悢悢上口”。而這一翻譯，就出自孫文之手。當然，這也對他形成自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在形式上有所啟迪；尤其是對他研究民權主義，並對民權主義進行完整的 理論闡述，起到了先導的重要作用。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共和革命領袖，亞洲第一個民主 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文，自他立志發動共和革命起，不論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前，還是在革命已經初獲成功後，都對林肯的民權主義極其地尊崇，並對林肯的民權主義 思想熱衷地進行了宣傳。他不僅稱“美國的獨立革命是民權和君權的戰爭”，說﹕“當時美國革命……，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 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孫文﹕三民主義講演，1924，1）；而且指出“美國的南北戰爭也是為黑奴、為人類爭平等的戰爭”。他說﹕“……那次戰爭，是為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 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奴自己覺得要爭。”據此，他才強調說，美國的兩次革命，都 是爭平等的戰爭――“美國的第一次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要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 牲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正是基於對美國兩次爭民權、爭平等革命的推崇，所 以，他才會興奮地誇獎“美 國的共和”乃是“新世界 之共和，大異乎古昔希臘、羅馬之共和，與夫歐洲中世紀之共和也；蓋往昔之所謂共和者，亦不過多數人之專制而已，而美洲之共和乃真民權之共和也。（摘自孫文文言本“三民主義”，1919）

也正是因為他將美國的內戰，看成是“為黑奴爭平等”的革命，所以，他才對林肯所規定的民權和政府的關 係十分看重，並稱之為“政治革命”，因而高度評價說﹕“林肯氏曰：‘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 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也。國家之元首百官，始變而為人民之公僕，服役於民者矣。此為政治之革命也。”（同上）

 
還是出於他對美國兩次爭平等之民權革命的高度評價 和他對林肯民權主義和民權政府的欣賞和研究，所以，他才會在在發動和領導中國的共和革命時，就曾一再地指出﹕“我們對於民權政治……雖然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 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同上） 這自然也說明了，作為一個中國的共和革命家，他要學習和借鏡的重要對象和重要理論之一，就是美國革命和林肯的民權主義。林肯民權主義對孫文的影響顯然是不待言的。

孫文對林肯民權主義的詮釋、發展和完善

誠如前文所述，林肯雖然提出了民權主義的思想和概 念，特別是規定了“共和 制度之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但是，一是他並沒有對他的民權理論進行必要的闡述，或曰並沒有真正形成理論，只是提出了一個綱領性的口號；二是他也只是規定 了共和制度之下人民與政府的“總體關係”，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沒有對共和制度之下人民與政府的“具體關係”作出必要闡述。如果說這對於已經走上了民主軌道的美國影響並非很大 ――卻也不能說沒有影響，比如美國至今仍然在實行的“代議制度”、特別是選舉中的“代選制度”，就離全面民權制度即“全民政治”相差甚遠，甚至問題還不小。就不說對更多沒有走上民主的國家或地區，或正在創建共和 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和至今仍然在藐視民權、甚至還在殘酷剝奪民權的國家，其意義就更加重大了。

然而，孫文卻不僅在理論上對林肯民權主義作了相當 完備的闡述，而且對林肯所規定的共和制度之下人民和政府的“具體關係”作了更為完備的設計。應該說，在理論和實踐之兩個方面，孫文不僅完善了林肯的民權主義，而且發展了林肯的民權主義，更是對林肯民權主義的超越，從而形成了具有獨特政治理論價值和普遍民主政治意義的孫文民權主義。

當然，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是不必詳細地闡述孫文民權 主義的，那是我在另一本專論“三民主義”的著述裏所要詳細敘述的。但是，我卻可以在這里提綱攜領地將孫文對林肯民權主義的主要發展，和孫文民權主義的主要理論，作一個 極為簡約的概述，以證明孫文對林肯的發展和他自身的貢獻。

首先，孫文就對林肯所要推動的――必須從“人人生 來平等”走向“人人獲得平等”，予以全面的肯定，並且周詳地論證了“民權非為天賦，必須由人民自己爭取而得”。為此，他還對蘆梭“天賦人權”提出了置疑，認為 就象君主不能證明“君權神授” 的理論一樣，人民也不能證明“天賦人權”的理論。而作為人權之基礎的民權，卻只能是反對“專權”的結果，是必須由人民自己奮鬥和爭取才能得到的。這該是一 個多麼可貴與多麼實際的理論。

其次，孫文熱烈地肯定了林肯鼓吹平等和推動實現全 民平等的作為。他進一步 認為，“惟有實行了民權主義，人民才能獲得自由和平等” 。因為，只要人民還處在被剝奪了權利的狀況之下，所謂自由和平等就是一句空 話。同樣的是，也只要人民還沒有享受到起碼的民權，便要人民來當家作主，就同樣也是一句空話。人民沒有權，又怎樣能作主呢？孫文不僅第一次挑明了民權和民 主的遞進關係，而且正是出於對真正民主共和與真正自由平等之精意的深刻理解，他才會在百年前，當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學說剛剛開始蠱惑這個世界 時，他就能夠從“人人必須獲得平等”出發，公開地了批判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不可謂沒有先見之明。

再者，孫文不僅發展了林肯民權主義的思想，特別是 對林肯所規定的“共和制度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作了具體的闡述與科學的設計。植根於林肯的民權政府綱領，孫文提出了“四項民權和全民政治，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 論。所謂四項民權，就是 稱人民擁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復決權”。孫文認為，惟有全體人民都擁有了這四種民權，國家才是共和的國家，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而所謂“全民政治”，就 是指必須要由下而上地實行“各級自治”，就是指必須實行“全民直選”。孫文在他的《建國大綱》中，詳細地規定了各級自治與民主選舉的關係，提出了只有在各 縣、省經由人民選舉而實行自治之後，才可以進行全國全民的直接選舉，從而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全部置於民權的全面保障和層層建設之中。雖然“三權分立”是誕生在西方近代國家的權力制約理論，但五權憲 法，卻是孫文既汲取了“三權分立”之進步理論、又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之進步的“監查權和考試權”所形成。這對於奠定“民權”對國家公務人員之“考選與監督”的關係，委實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亦為西方近代政治理論與政體結構之所缺。

在孫文民權主義的創意中，其最能夠體現林肯民權政 府精神的，莫過於孫文對“共和制度下人民和政府之關係”的闡述。孫文一方面以林肯提倡的民權政府作為原則，一方面又傳承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尊賢與能，俊杰在位”的思想，從而提出了“人民 有權和政府有能”這一重要政治理論。而孫文那個“人民是老板、政府是司機”的比喻，就更是將“人民要你向哪里開，你就必須向那里開”，“司機不過是人民所 雇佣的車夫，可以雇用你、也可以解雇你”的道理，即﹕“政府不再是政權，而是人民自己之管理機關”的林肯民權主義理想，不僅落實到了具體的和科學的政治架 構及政治操作上，而且，變成了對於民權和民主思想的最好的普及教材。孫文對林肯倡導民權政府的精義，其領會和創見實可以說是淋灕盡致。

而在孫文對民權政府的設計中，最具有眼光卻又屢遭 非議的，便是他所提出的“訓 政”思想。其實，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凡有專制歷史的國家，在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之後所必然要遭遇的“共和與專制”的反復較量、甚至是殘酷較量的歷史（敬請參閱本文作者所著《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論革命與復辟”一文），我們就可以領會到孫文之所以要提出訓政思想的獨到 之處。這個獨到之處，就在於他看到了“走向共和”的整體過程，和一段避免不了的複雜歷史環節。為了在這個艱難過渡的歷史環節，一方面要堅定地走向共和，一方面又要有效 地制止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就必須作好兩件事情﹕一件是就是立即幫助人民從縣開始實行自治，實現一縣之人民皆能夠使用“四項民權”即上文所述的“選舉權、罷免權、 創制權和復決權”，以建立一個屬於人民的地方政府；另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有權威、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對內以制止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叛亂，對外以抵制種種 國際勢力的壓迫。大中華民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歷史早已證明了他的正確。雖然他為自己當年的反對者找到了“謾罵”的籍口，甚至也給今天那些“不反專制、專反訓政”的“共產黨自由派”們提供了“橫罵”的由頭。然而，這些都不能掩蓋孫文訓 政思想之“實行民權主義 的前瞻性和正確性”。

當然，孫文對林肯民權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其要害， 還是在孫文認為，追求和 實現民權才是近代各國共和革命的理想與目標。如果說，林肯之後美國的政治追求，是在逐步地完善民權的話；那麼，林肯之後的世界，除卻少數已經走上了民主道路的國家之 外，對於大多數的民族、國家和地區來說，如何追求和實現民權，才是她們最為重要的政治奮鬥目標。而孫文恰恰是在這一關鍵的問題上，將追求和實現民權與發動 共和革命緊緊地聯係到了一起。所以，他所發動和領導的民主革命，才叫做“中國國民革命”，又稱“民權革命”。為此，他既詮釋了民權和共和的關係， 更詮釋了民權和革命的的關係。他在這方面的闡述，包括他自己在實際上的艱難奮鬥，就更是能夠體現林肯民權主義和他自己的民權思想在這個世界上 的重大意義。

從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到孫文“民族民權民生”

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林肯的民權主義，雖然擁 有一個三民主義的形式，卻主要是民權主義的內容。如前所述，它雖然以推進全民民權的實現來解決黑人種族解放的問題，卻由於美國是一個嶄新的移民國家，而不可能鼓吹美國各移民民 族的獨立和解放，更沒有 提及要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這當然是因為，其時林肯正處在美國國內戰爭的環境之中，他一方面要應付戰爭以維護美國的統一，一方面則要通 過推進美國全民民權的實現，以畢“國家統一和實現民權”之功於一役。所以，他的著眼點，就只是在美國，而非全世界。雖然林肯民權主義在美國的特殊性和林肯民權主義對於世界的普遍性是完 全相通的。

但是，在林肯的時代，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僅普遍地存在著民權遭遇專權剝奪的問題；而且嚴重地存在著許多民族遭遇壓 迫和歧視的問題，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歷史要求即將到來。而民生問題，則不僅僅是在世界絕大多數貧窮落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嚴酷地存在著，即便是在歐洲一些已經走上民主建國道路和 自由經濟發展的國家，普通人民的生活依然異常困苦，也就是說“民生”問題還遠沒有得到解決。甚至正是因為歐洲存在著嚴重的民生問題，才出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和恩格 斯甚至已經發佈了那個旨在號召窮人造反、“革命”、鬥爭和專政的“共產黨宣言”。用孫文的話來說，就是“經濟革命之焰”即“共產革命之焰”，已經開始發萌 並正要“橫流”整個歐洲。

而當時的中國，就正處在這一世界大勢之間。就民族 問題而言，不僅對內遭受 著滿清貴族對中國境內其他各民族的專制統治，對外則正遭遇著世界列強欺凌、壓迫甚至是被“瓜分”的危險。就民權問題而言，也因為兩千餘年 的君主帝制依然在苟延殘喘，專制的壓迫自然是有增無減，人民的民權非但不能伸張，甚至毫無保障。就民生問題而言，則由專制統治所製造的人民生存之痛苦，和 由經濟落後所造成的人民生活之困頓，就使得人民更是難有“出頭之天”。正是鑒於這樣一種世界情勢和中國國情，孫文才在接受、發展和完善林肯民權主義的同時，又借鑒林肯民權主義之三民 主義的“形式”，將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在中國、更在全世界都存在的大問題，既并為一爐，又分而論之，終於形成了既適合中國、又適應世界的“孫文三民主 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其目的，就是要在三大主義的引導之下，為中國、也為世界追求“民族解放、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奠定一個新的理論 基礎，從而將――民權問 題的共同性和民權主義的普世價值，民族問題的廣泛性和民族解放的普世價值，以及民生問題的普遍性和民生主義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了。

我在此似乎沒有必要再將孫文三民主義、特別是民族 主義和民生主義理論的精義和內容詳加敘 述了，那同樣是我在另一本專著裏面要說明的問題。 但是，僅就上述孫文三民主義之誕生和林肯民權主義的關係，和孫文三民主義與中國人民、甚至是與世界人民的關係而言，是不是已經可以說，孫文三民主義委實能夠被稱之為一個“非信仰化、非宗教化和非意識形態 化”的，但又十分符合我 們中國乃至全世界之國情和世情的好“主義”呢？

林肯民權主義，有賴於美國的進步和強大而享譽全世界；孫文的三民主義卻因為中國百年國 運的過於坎坷，特別是馬列主義對中國（大陸）的全面佔領，而不能暢行於中國和遍知於世界，這既是我們中國人自身的悲劇，也是“炎涼世界”的一種正常社會現象。

附﹕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英文全 文）﹕

 
The Gettysburg Address

Gettysburg,Pennsylvania

November 19, 1863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 not dedicate — we can not consecrate — we can not hallow —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