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翻開了中國現代史新的一頁，又富於傳統精神，這是一場中國人的民主憲政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具有恢弘、廣闊的氣度。這場革命運動有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加，當然少不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支柱：士君子。章太炎、黃侃、熊十力等三位著名的國學家，可說是憂國憂民計程車君子典型，三人又都曾經親身參加辛亥革命，堪稱為革命家。而作為國學家，個人脾性之外，因深受傳統精神的薰陶，自然也具有諸多傳統士人的性格及思維特徵。由此也可見，當代民主憲政與傳統精神、文化是可以相容無間的。

革命雄傑

 1900年7月，改良派人物唐才常、汪康年在上海召集“中國議會”，邀章太炎參加。而章卻在會上提出“反清排滿”的主張，引起一片譁然，遭到入會者的反對。章太炎斷然退出“中國議會”，還剪去辮子、身著西裝，在大街上行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件事是章太炎人生歷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此前，太炎與各派的關係雖然有點若即若離，但卻從來沒有認同改良派或洋務派保皇、保滿清的觀點。1897年，章太炎曾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而受到通緝。1898年的時候，章太炎受聘於洋務派要角張之洞，在武昌為張編輯《正學報》，與康、梁論戰。後來，發現張之洞並不反清、也不可能反清，就棄張而去。

 不久，章太炎旅居東京，經梁啟超的介紹，章數次與孫中山面晤，對孫的主張大為欽佩和讚賞。其後，章太炎回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常在《蘇報》發表文章，與保皇派論戰，並宣傳反專制的民族、民主革命。《蘇報》案（見下文）之後，章太炎又回到東京。在多年遍觀國內政治人物之後，章最佩服的政治領袖還是孫中山，經仔細觀察和考慮，章太炎決定加入同盟會。不久即受聘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和發行人。

 1903年黃侃就讀于武昌文華中學堂，與宋教仁是同班同學。那時，年十七歲的黃侃即富於革命激情。經宋的介紹，又結識了正在兩湖書院讀書的黃興。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黃侃此時加入同盟會。黃常為《民報》撰稿，其宣傳革命的文筆功力雄厚，深得主編章太炎的賞識，二人由此結下師徒之誼。此後不久，黃侃因遭母親喪事回老家湖北蘄春，即在國內參加革命活動。黃的一篇雄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引起《大江報》遭查封事件（見下文），這件事被看作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

 熊十力是湖北黃岡人，早年報著憂國之志從軍。1906年2月參加日知會，後又與革命同仁組織以黃岡籍日知會成員為主的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日知會本是聖公會武昌高家巷聖約瑟教堂的閱覽室，在胡蘭亭、劉靜庵等人的組織下，實際上又成為一個講說時事、宣傳反清革命的重要機構。（參閱川村規夫《日知會的革命活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日知會的活動，為後來文學社、共進會的成立打下了堅實基礎，這兩個團體的許多成員都曾是日知會會員。武昌起義即為文學社、共進會所發動，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

這一年，熊十力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1906年，清廷要在河南舉行南北各軍的軍事演習，熊十力等人乘機聯絡新軍、會黨，從事反清宣傳，準備回應湖南的起義。據同為日知會成員的曹亞伯所述：“是年（1906）清廷命南北軍會操于河南, 熊十力欲乘機舉事。”（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第13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熊十力在陸軍特別小學校內宣講革命道理, 此事為清廷官吏所知, 鄂軍總兵張彪借機懸賞追捕，熊在友人的掩護下出逃。（另參郭齊勇《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第一章，上海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郭著《熊十力傳》）

兩報風雲

1902年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與蔡元培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以改革教育宣傳革命，支持學潮。又組織愛國學社，蔡元培主理其事，章在其中擔任教員。學社同仁共同主辦張園演講會，宣傳革命。而《蘇報》成為愛國學社事實上的言論機關，教員們常常在其上發表文章，作革命的輿論宣傳。一年之後發生了震動海內外的《蘇報》案。

 《蘇報》案與《革命軍》一書的發行大有關係。《蘇報》報址位於租界中，清廷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來起訴，藉口就是該報發表了一系列介紹《革命軍》的文章，及章太炎的一篇《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欲置章太炎、鄒容於死地。章的這篇文章其實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一部分，《蘇報》從原文摘錄、改題發表。（參穎水《章太炎與“蘇報案”》，載於《中華人物志》一書，中華書局）《革命軍》以通俗的文字宣講反專制革命的道理。此書一出，立即風行海內外，給予革命志士和民眾以極大的激勵和鼓舞，對正在來臨的革命總爆發，也是一個極好的動員。以後幾年，《革命軍》在各地革命黨人和新軍中廣為流行。前後印刷二十多次，發行百萬冊以上，（參陳錚《鄒容和<革命軍>》，同上書）為辛亥革命時期深受歡迎、影響頗大的革命讀物。

 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但鄒容卻死於監獄中，時年二十歲。獄中不僅伙食極差，每餐只是一碗麥麩粥、三粒豆，還要頻受獄卒的虐待。鄒容之死引起輿論譁然，監獄當局不得不改善牢中待遇。《蘇報》案以清末最大的文字獄震驚海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反而使反清、反專制的思想更快、更猛地傳播，為革命的大爆發作了準備。

 章太炎於1906年6月29日出獄，孫中山派人將章接到東京，是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同盟會聘請他主持《民報》，擔任總編輯和發行人。章後來因《民報》款項上的誤解，與孫中山先生起了一些爭執。離開《民報》主編之職後，章繼續在東京講授國學，主要講《說文解字注》、《爾雅義疏》等“小學”內容，前後弟子有黃侃、錢玄同、龔寶銓、魯迅等多人，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

 1911年7月，黃侃途經漢口，《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為黃侃設宴洗塵，席間大家談論時事、縱橫捭闔，黃撰文一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在《大江報》上發表，其文寫道：“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劇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質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中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勿令黃祖呼佞而已。”此文一出，立即震動武漢三鎮，振奮了革命志士的鬥志。清廷則大為恐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封閉報館，1911年8月8日晚，大批巡警包圍《大江報》社，逮捕了主筆詹大悲、副主筆何海鳴，並即刻查封報社。兩人後來各判一年徒刑。《大江報》實際上是文學社的機關報，詹大悲、何海鳴均為文學社重要成員。

 《大江報》被清廷查封，激起了民憤，尤其引起了許多新軍官兵的憤恨，一些新軍官兵原本就與《大江報》多有往來，這更引起了清廷的恐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嚴密監視新軍，此事愈演愈烈，以至於對新軍下戒嚴令，限制官兵的日常出入，城內外憲兵、密探、巡警密佈。這時候，武昌、漢口的形勢異常緊張。（參陸敬《黃季剛先生革命事蹟紀略》，載於《量守廬學記》，三聯書店出版社）《大江報》事件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另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導火線，即“名冊事件”（見下文）。

 2011年10月8日，孫武製造炸彈時不慎引爆，起義總機關暴露，清廷搜查出新軍革命黨人名冊一本。10月10日晨，劉複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就義，官府還在馬不停蹄地追捕革命黨人，腥風血雨的形勢，使得人人自危。這時，有人向瑞澂獻計，說那份名單應該如何處理：當年香帥（張之洞）每搜查到這樣的名冊，總是當眾燒毀，以安人心，希望瑞澂如法炮製。瑞澂覺得這個辦法好，回答：“我也當眾燒掉，但要抄錄一份保存。”這句話立即傳開，無異於火上澆油，成為武昌起義迅速爆發的導火索。關於張之洞的傳聞，在另一件事情裡可得到若干證明。當年鄂軍總兵張彪欲逮捕熊十力，請總督張之洞下通緝令，並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陸軍特別學堂所作罵張的短文。張卻回答說：“小孩子胡鬧，何必多事？”（見郭著《熊十力傳》第一章）可見這是張之洞一貫的做法。

武昌首義

1910年秋，受革命形勢的召喚，黃侃來到武漢，在武昌參加了文學社和共進會。又在家鄉蘄春組織了一個名為孝義會的革命團體。武昌起義時，黃侃奔赴漢口，親身參加了第一線的戰鬥，與詹大悲、何海鳴、溫楚珩等並肩作戰。後漢口不支，形勢緊迫，黃侃急回家鄉召聚孝義會，擬奪取縣城武器，組織民軍馳援漢口。但遭清軍水師襲擊，此事不果。這時漢口已失守，黃在九江巧遇前去上海求援的詹大悲，二人一起來到上海。（參張全盛《國學大師黃侃》，載于《名流成功之路》，中國文史出版社）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不久黃岡光復。因躲避追捕而隱姓埋名，在老家教書的熊十力參與其事。此後，熊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參謀。這年臘月，“黃岡四傑”李四光、吳崑、劉子通、熊十力在武昌雄楚摟聚會賦詩，慶賀光復。

 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正在東京講學，聽到起義的消息，立即回到上海。這時，章與孫中山的政見分歧增多，一是反對在上海建立臨時政府（南京光復後，遷南京），認為應該先承認武昌的臨時政府；二是提出以五色旗作為國旗。

和而不同

辛亥革命是一場包容性很強的革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入，而包容性也正是辛亥革命領導者的性格特徵。例如：孫中山與章太炎之間在意見上存在某些分歧和齟齬，但這並不會妨礙兩人的交往與合作。孫中山先生提出“中華民國”這一國號。章太炎先生則著文一篇，標題是《中華民國解》，引古論今，對國號作了經典、精闢的闡述。1917年，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孫先生被選舉為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則擔任軍政府秘書長。有分歧是難免的，關鍵在於寬容、公義的處事態度，開創新時代的民權、民族、民生革命，離不開求同存異的精神。

 當1917年10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爆發時，熊十力則來往于湘、桂之間，參入湖南民軍事務，為護法運動奔走，後赴廣東任職於護法軍政府。（參閱郭著《熊十力傳》第一章）1918年的時候，三十五歲的熊十力脫去戎裝，由軍人決志向學，以修養自身、增進國民道德為己任。這一次是熊十力人生之路上的一大轉變。

 孫中山逝世時，在靈櫬奉安大典上，章太炎曾手挽一聯，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敬重之情：“洪以甲子滅，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間成敗異；生襲中山稱，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袁世凱。挽聯說，孫、袁二人成敗迥異，孫中山先生功在天下、名垂後世。

 作為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大學者，太炎在革命“晚輩”面前表現出一些孤傲，似乎還不能算很不近乎人情。有人稱太炎為“章瘋子”則頗為過分，坊間的一些傳聞多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在太炎與蔣介石先生之間的關係上，也有類似的捕風捉影。章太炎弟子陳存仁的一則回憶，似可糾正這個“誤傳”。陳存仁是中醫專家，年輕時曾拜章太炎為師。據陳的回憶，有一年某日，章太炎在杭州的樓外樓飯店用餐，正好蔣介石也在這裡用餐。蔣先吃完飯，臨別時少不了寒暄幾句，走過來與章打招呼問好，詢問章的近況，又將自用的手杖送給章。陳寫道：“章師對這根手杖倒很鐘心，稱謝握手而別。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這件新聞，說章師‘杖國杖朝’，蔣主席對故舊極為關懷。”（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第三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既然是憑記憶，枝節上的誤差在所難免，但在大體上應該還是合乎事實的。蔣介石先生向章贈送自己正在使用的手杖，章太炎則對這件禮物頗為滿意，“稱謝握手而別”。足見蔣、章關係其實也還融洽，種種傳聞之中，恐怕還少不了刻意的渲染和抹黑。

反共心志

章太炎從來視中共為中華之異類、敗國害民之徒，因而，當年曾經發表公函反對“國共合作”。章太炎認為，這時國內問題雖多，重點則在於“注意如何打倒赤化”（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第849頁，中華書局。以下簡稱湯編《太炎年譜》），可謂遠見卓識。對於馮玉祥，章認為此人“反復已多”、“患邊疆者蘇俄，而延致蘇俄者為馮玉祥”，並說“應將馮俄密約從速取消，其赤俄所派軍人黨人前來參預軍事、宣傳主義者，立即驅逐”。（湯編《太炎年譜》第850、851頁）當時報載，“章氏（太炎）於反赤化事，進行甚猛”（湯編《太炎年譜》第852頁）。

1926年3月20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章太炎當即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在成立大會中，與會者“推章太炎（為）主席”，通電全國反對“赤化”，電文有“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為虛名，而招致外患為事實，不亟剪除。年來海內有識之士，思所以抵禦之者，大不乏人，反赤之聲，洋洋盈耳，足征人心未死，公道漸昌。”（湯編《太炎年譜》第855頁）在“反赤救國大聯合”第一次幹事會宣言中又表示，“反對赤化，實為救國之要圖”，“過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國，詭譎變換，其後患也難知”。（湯編《太炎年譜》第861頁）。因此，對於蔣先生1927年的“分黨”（與共黨分道揚鑣），章必定會大為讚揚。那時，各地均湧現出不少反共救國的組織，如：“中華民國反赤同盟會”、“中華國民制赤會”、“反赤同盟會”等。

 1936年春，章為參加剿匪的二十七軍軍長李雲傑撰寫墓誌銘，稱中共為“賊”，（湯編《太炎年譜》第973頁）這是太炎本心的流露。1936年6月，此時東三省已經淪陷，章太炎為抗戰獻策，提出：“（將中共）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要點是將中共“驅使出塞”，迫使其真正參加抗戰。又說：“蓋聞兩害相較，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危害輕也。”（見湯編《太炎年譜》第975頁）章始終認為中共是中華的禍害，但在日寇入侵之際，如能使中共處於塞外，其危害自會大為減輕。當然，中共懷揣著借日本侵略之時機蓄養勢力的如意算盤，決不會去塞外前線與日軍作戰。

 可以說，章太炎終其一生都是反共、反赤化的。熊十力則對中共存有一線僥倖之心，在大陸陷落之時不肯離開，因此事還與弟子徐複觀鬧翻。

 徐複觀曾身任總統侍從官的要職，被授予少將軍銜，為蔣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與機要。後來徐拜熊十力為師。到臺灣後潛心鑽研儒學，學問更加精湛，成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陸傾覆之際，徐複觀勸老師熊十力離開大陸，老師反而執意要徐留下來，並請徐複觀幫他在中央大學謀一個教職。在這裡，熊表現出頗多不諳世事的學究氣，近於迂腐。所以，即將赴台的徐複觀，回信譏諷“直接去問毛澤東先生中大可去否”。（見周為筠著《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金城出版社）此次一別，即成師徒二人的長訣。

 1949年大陸淪陷之後，熊十力還是先被優待了一小段時間。或許，大陸淪陷之初，熊十力對中共有過一絲幻想，但熊似乎從未申言“擁共”。從內心而言，中共的理念與熊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是時勢所迫，希翼能相安無事，自己可做點學問而已，這才是真真確確的實情。不過，即使這樣合情合理的一點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滿足。隨著時過境遷，針對附共名流的那一點虛假溫情面紗悉數撕去，大陸社會、政治環境更趨惡化，熊十力少不了屢遭批鬥、抄家的命運。徹底的心灰意冷之余，熊以八旬高齡憤而絕食抗議，隨即罹患肺炎而終。

國學泰斗

章太炎是民國初期的古文經學大家，浙江余杭人，年輕時曾師從清末古文經學大師俞樾，著述頗豐。著作編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遺稿則編成《章氏叢書三編》。 其中，《訄書》是章太炎研究儒學經典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心得，涉及面較廣泛，在研究方法上則兼采中西，洋洋灑灑，可說是章的國學思想的自然流露。

 黃侃對章太炎執弟子之禮，後來又師從經學大家劉師培，為的是繼承劉的家學（主要是《三禮》之學）。黃侃在音韻學上成就最大，整理出了一個完備、精密的上古音韻體系。黃侃雖為國學大師，生前卻未出版過任何著作。後人整理的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劄記》、《日知錄校記》、 《黃侃論學雜著》等。《文心雕龍劄記》則是漢語語法方面的重要著述。

 熊十力雖讀儒學之書，起初卻入的是佛學之門，曾在南京跟從佛學家歐陽竟無學習法相唯識學。後又由佛學轉研儒學，後來成為著名的儒學家，也可稱為國學家。熊十力的儒學思想融入了某些西方哲學、心理學觀點，並受佛學的影響較深。著述豐厚的熊十力，被認為是新儒家的傑出代表人物。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語要》、《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雖然大陸沒有什麼學術環境，熊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了幾本厚厚的書（《原儒》、《體用論》及《明心篇》、《乾坤衍》、《存齋隨筆》），自然是原來的老底子。

 這三位國學家都在辛亥革命中建立過或大或小的功勳，又都有顯赫的學術成就，均為人特立獨行、品行也清高。甚至還有相似的“缺點”，間或表現出些許的狂放及言語尖刻，也算是瑕不掩瑜吧。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