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首期
講演錄之六
從“反共反獨”走向“抗共求獨”與“和共求獨”
中華民國終於痛苦地迎來了她的第三大歷史階段,即從一九四九年至貳零零零 年三月國民黨在大選中失去政權。
這個歷史階段,長達五十年。如果一言以蔽之,這五十年便是“堅守中華民國 、持續恢復訓政,致力民生發展,實現還政於民”的五十年。如果分期論之,它的 前期為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是為“兩蔣時代”,即堅持”反共復國“和”反獨護 國“的時代;它的後期,即一九八八至二零零零,則為“放棄”反共復國和反獨護 國、而從“抗共求獨”走向“和共求獨”的時期。 首先,就它的前期而論,國民黨政權雖然在敗退台灣初期,曾處於“風雨飄搖 、一夕數驚”的動蕩局面,後來又遭遇過被迫退出聯合國等中共和國際勢力的打壓 ,但是,國民黨台北政權卻能夠在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和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 ,堅守原則,銳意革新,所以,不但戰勝了重重困難,而且將一個台灣島建設成了 中國第一個民主繁榮的地區,更為後來全面推進民主進程奠定了強固的基石。她的 基本作為是﹕
第一,在軍事上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台灣。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當中共發動了 企圖解放台灣的金門古寧頭戰役,其命運,竟是二萬登島部隊全軍覆滅,從而為中 華民國軍民捍衛台灣政權建立了很大的信心。一九五一年,當中共高喊著“紅旗插 上大陳島”時,大陳島上的一萬四千名中華民國國民,早已全部志願地撤退到了台 灣。同年,韓戰的爆發,又使得中華民國台北政權獲得了“喘息”。再加上之後中 共歷次對台灣發動的海戰,因都損艦折將,根本不能戰勝中華民國的海軍,所以, 至一九五六年九月最後一次海戰之後,台灣已經基本上消除了中共來自海上的威脅 。一九五八年中共炮擊金門,企圖將金門夷為平地,可是,其間的八二三空戰,中 共百架飛機非但不能殲滅中華民國三十二架飛機中的任何一架,卻被中華民國空軍 殲滅了近二十架飛機,其後金門大炮對福建沿海、特別是廈門的還擊,又使得中共 再不敢逞兇。從此,中共的空軍也不再敢飛越台灣海鮮的中線,中共的大炮亦從此 而悄無聲息了…… 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在海峽天空和海上的勝利,奠定了台灣軍事力量的優勢 ,空喊了數十年“一定要解放台灣”的中共,如今只能用“文攻武嚇”和統戰手段 ,至多也就是放幾枚空彈頭,來對付台灣新一代不識中共“陰陽兩謀”的民主政治 家們了。更何況,中共面對大陸日益動蕩的社會局面,和人民反抗的日漸劇烈,其 “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決定了它所面臨的,竟是“死都不敢打,要死了才有 可能打,打了就死”的宿命呢?
第二,在政治上,兩蔣時代,一是在台灣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誠如 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裏面所說的那樣,“台灣之所以能夠走上其後這樣一個 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 的國統與法統,才為台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 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台北政 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國統和中共大陸北京專 制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二是堅持在已經建立的憲政體制之下,並在非常的和極其艱難的國際國內狀態 之下,持續恢復訓政,以保衛中華民國,堅持反共復國的方向。所謂持續恢復訓政 ,就是將三十年代在大陸未能完成的訓政建設,在台灣將它推行完成。具體地說, 首先就是要堅持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不容許任何勢力、特別是共產勢力和早期 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來顛覆,以堅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國家地位。其次,則是 立即推行縣自治,再從扶持最基本的民權做起。一九五零年,剛剛敗退到台灣的國 民黨政權,就已經開始了縣市長選舉的做法。對大陸來說,即便是推遲到了五十年 後的今天,由人民來直接選舉縣市長,也只能是大陸人民的一個痛苦的幻夢罷了。 設想一下,如果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臺北政權,不能這樣地堅守台灣, 那麼,結果無非只有兩個﹕一個是被中共武力解放;一個則是被社會主義台獨在中 共的配合下所顛覆。而不論是那一個結果,台灣人民都只能肝腦塗地,呼天槍地而 不靈了。因為,被中共武力解放的結果,中共大陸已經提供了千千萬萬血腥的證明 ;因為,被社會主義台獨顛覆的後果,則是在亞洲又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台灣 共產國”,則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鮮人民的悲劇,就是台灣人民的悲劇。而這個悲 劇,又全是用無辜人民的鮮血來塗就的。當今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 ,在去年年初“挺扁”時,就曾聲稱﹕“我們這些早期的台獨人士,都是社會主義 者。我們與共產黨最接近。”此話,實在是將兩蔣時代台獨的社會主義性質說得再 清楚不過了。而所謂的社會主義台獨,用我們大陸的語言來說,不過是中共在臺灣 的“紅外圍”罷了,其目的,就是要幫助中共推翻國民黨台北政權和消滅中華民國 。
三是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堅持了以“民生發展為首要”的三十年代訓政方針。不 僅保護私有制度,保護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堅持發展市場經濟,以改造 日偽留下來的公營企業,而且抓住了有利的世界經濟發展機遇和國際經濟的發展空 間,至七、八十年代間,已經初步達到世界已開發國家的水平,開始為世界許多國 家和地區的人民、特別是後來的大陸人民所羨慕不已。在這裏,必需提到的是,中 華民國臺北政權根據一九三零年頒佈的”土地改革綱領“,在台灣實行了“和平土 改”,以不殺一人、不毀一田的歷史性成就,不僅為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極 其重要的基礎,而且更為台灣的政治穩定奠定了社會的基礎。它與中共殺人土改的 結果,就只能令大陸農民有“天堂地獄”之慨了。
四是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 反對煽情共產主義的思想文化,防止中共“解放”和台獨顛覆,也就是為了臺灣島 的安全,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台灣 人民,不僅擁有居住、教育、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 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台 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 灣當局雖然製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 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台灣政論》等刊物的思 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 ,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 ,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至今仍然在海外報刊上吵吵嚷嚷的“自 由中國”雜誌事件,雖然意在聳動海外聽聞,但是,該雜誌連續二十七期地罵了蔣 介石和國民黨,一再地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卻也只是在第二十七次大罵之後,才 被停刊處理,這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都是人民和文化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七十年代中期之後,在臺灣,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鬆。一般批評國民黨 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匯聚、集結提供 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 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台灣社會掀起了更大 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匯集力量,培養儲蓄人 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 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 至於後來台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巨子之舉世聞名 ,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絕 不能夠相比的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 ”,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 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祇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 落地的悲慘結局。今日中共對大陸法輪功鎮壓便是明證。
至於在教育上,國民黨台北政權不僅繼承了中華民國歷來重視教育的傳統,在 艱苦的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從而造就了今日臺灣在教育水平 上的高標準現象,為民主政治、特別是為自由經濟的發展打下了難以言諭的良好基 礎。
朋友們,正是兩蔣在臺灣所做的事情,所作的貢獻,才構成了兩蔣時代的巨大 特征。這個特征就是﹕堅守中華民國,堅持反共反獨,堅決為中國建設一個實行三 民主義的模範省,並基本得以成功。至於兩蔣之後的所謂李登輝時代,我就不想多 說了。因為這位在下台後已經公然表示”親日本、恨中國、厭惡中國國民黨“的中 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雖然承繼了兩蔣留給他的寶貴政治經濟文化遺產, 但是,他不僅製造了臺灣部分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混亂,而且揉碎了中國大陸人民 對臺灣、和對中國國民黨的一個歷史之夢。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李登輝不僅拋棄了 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的正確方向,而且把兩蔣的反共反獨正確路線變成了“ 抗共求獨”直至“和共求獨”的倒退路線和分裂路線。這非但違背了臺灣人民的根 本安全需要,更違背了中國大陸人民和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李登輝的作 為早已是海內外有目共睹的事實,更為已經下台的李登輝先生所一再地公開承認。 而今日臺灣在政治上的所有亂像,就都是因為國家認同出了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的 出現,非但是李登輝的歷史“功勞”,更為未來臺灣人民的悲劇命運埋下了歷史的 伏筆。至於兩蔣之後臺灣全面民主進程的成就和經濟繁榮的現實,究竟應該功歸何 人,我想,臺灣有義士,自能說明白。也就用不著我來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