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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民國在哪里？在我幾代中華兒女護國護法的萬難歷程之中；在百年以來，所有為推倒專制復辟、捍衛真正共和、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海內外華人心頭……

一、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根本內容

第一、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與世界共和進程的高度一致性

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自秦以來的二千餘年君主帝制，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從此，中國如同所有曾從專制走向了共和的歐洲先進國家一樣，卻又捎帶著自身歷史所賦予的悠久文化特征和漫長專制特色，終於從“家天下”，開始走向了“公天下”；從維護君權的民本主義，開始走向了維護民權的民主主義；從晚清的專制改良型經濟，迅速轉型為民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思想和文化的相對自由或不夠自由，立即迎來了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自由和全面自由――從而勝利地開啟了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進程……

這一切，皆鮮明地體現了﹕經歷了八百年封建專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專制的中國，其專制國統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國統，其專制政體也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政體――因此，如何保護這個嶄新的國統不被推翻，如何保護這個進步的國體不被毀棄，就成了迄今為止，所有“厭惡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的海內外中國人，所必然要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

誠然，這個使命無疑是十分地艱難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前專制國家，在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進程之中，共和國統均遭遇過顛覆，共和法統均遭遇過毀棄，有的更在國際政治勢力、國內分裂勢力、特別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交相進攻之下，不僅被迅速地顛覆過、毀棄過，甚至是不止一次地或長期地被顛覆了、毀棄了！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德意志和俄羅斯更是如此……。但是，不論其社會制度的轉型是如何的艱難，甚至是如何的痛苦，其結果，卻都是最後地迎來了對共和國統的確認，和對共和法統的確立。也就是說，在歷經了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反復較量甚至是長期較量之後，共和革命終於獲得了她奮鬥的最後成功，共和國終於獲得了歷史對她的最後承認。¹

如果說祇存在過數百年、甚至是百數年君主專制的英法等西歐國家，其共和的最終勝利，尚需要數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較量”；如果說數百年君主制與封建農奴制並存的俄國，其在共產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的迅疾和漫長，尚史無前例；那麼，背負著八百年封建專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專制歷史的中國，要想安然地實現向共和制度的轉型，甚至期望一聲槍嚮就能夠轉眼贏得共和，怕祇能是“一相情願”或“一番空想”。而她所必然要遭遇的公然顛覆和變相反撲，也就是必然要遭遇的殘酷較量和長期較量，實已為“命中所注定”。而也正是這命定的較量本身，才決定了她與英、法、俄、德等共和國“一般無二”的護國護法歷程。²雖然，由於時代和環境的不盡相同，又構成了大中華民國自身百年護國護法的主要歷史內容，或曰“根本歷史內容”。

第二、大中華民國百年護護國護法的根本歷史內容

一是堅決反對“公然顛覆共和，復辟君主帝國”。直言之，就是堅決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制”。大中華民國的護國運動，不僅因之而起，而且迅疾成功。從而在辛亥之後三十八年間，除掉張勛緊隨已死的袁氏，曾演出過一場復辟滿清的短命鬧劇之外，其後所有企圖復辟專制者，除掉“中國的馬列子孫”和“台灣的反華分裂勢力”以外，無人再敢“公然推翻或暗中屏棄”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

二是堅決反對“毀棄共和法統，歸復專制獨裁”。由於反袁護國勝利之後，凡我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僅深知“共和國統不繼，則共和法統不存”；而且深知，一旦“共和法統不繼”，則同樣“共和國統不存”。所以，只因反對張勛復辟而被譽為“共和之大英雄”的段祺瑞，轉眼之間就要頂著大中華民國的國統，以廢棄共和之法，孫中山與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們，為堅決反對“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語），乃數度發起“護法運動”，其前後十一年間，雖然波濤起伏，甘苦嚐盡，卻終因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從而不僅捍衛了大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而且重建了大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結束了辛亥之後的必然歷史陣痛，實現了大中華民國的初步和平與統一。

三是堅持反對外族敵國妄圖顛覆我共和的新中國。此謂大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歷史的事實是，自歐洲爆發共和革命以來，沒有一家共和國不曾遭遇過外族敵國的干涉或顛覆，甚至是公然的武裝侵略。擁有共和政體的英國就曾聯合奧地利、俄國等君主專制國家，組成七次 “反法聯盟”，以圖顛覆法蘭西共和國。中國辛亥共和革命爆發的第二天，列強的軍艦就將炮口對準了剛剛被革命軍佔領的武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列強又在渤海灣和膠濟鐵路蠻橫阻止我革命軍北上；辛亥之後，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茨的名言則是﹕“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如果說上述事實立即證明了列強對中國共和革命與嶄新共和中國的“姿態”，那麼，在其後大中華民國長期而又痛苦的對外護國中，其主要的“外族敵國”，就是指我們的兩個“惡鄰”――共產俄國和日本帝國。

前者作為共和主義之死敵，蓋因它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背叛俄國二月共和革命、篡立了“蘇維埃黨主帝國”，所以，它作為國際“新興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主體，除掉打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名號，妄圖在全世界“公開反撲共和革命、陰謀推行顛覆分裂”之外，猶秉承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老沙皇俄國對中國的罪行和野心，既在理論上指罵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誣蔑大中華民國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因而“必須發動中國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以推翻之”。更在實際上屢屢派人來到中國，名為“第三共產國際”建立“中國支部”，“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實為自身擴張之目的，培養了一批“中國的馬列子孫”，制造了一支“紅色漢奸勢力”。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漫長歲月裏，陰謀扶植和直接指揮了這支紅色漢奸勢力――對大中華民國實行公開的和持續的叛亂及顛覆，甚至不惜公然地侵略中國、分裂中國，制造“兩個中國”。所以，由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先生所堅決提出和堅持到底的“反共抗俄”運動，其實質，就是對外護國，也就是大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繼續，雖然它毫無疑問地包含了捍衛“共和”、反對“共產”的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 

而後者――日本，這個東方的“少年帝國”，如果說在晚清時代，它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就已經暴露無遺，那麼，在共和革命初獲勝利、特別是北伐已經成功之後，中國的日趨統一和日漸發展，就更加使它坐臥難安。它終因張狂和莽撞而吹嚮了侵華戰爭的號角，也就逼迫著大中華民國不得不在急需要和平建設的歷史時期，發動和堅持一場衛國戰爭以對外護國。這場偉大的對外護國戰爭，雖因舉國團結奮鬥（除中共以外）而贏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祇因它為奄奄一息的中國紅色漢奸勢力製造了圖存與擴張的巨大歷史機遇，才又使贏得了勝利的大中華民國，在長期和艱苦的衛國戰爭中，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被動搖了根基，從而才為戰後大中華民國對內護國戰爭的失敗，埋下了至為重要的先機。這，也才是“大清非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的現代翻版，即“中共的天下非得自於大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侵略”的歷史由來。³

四是持續反對殘餘專制勢力和新興復辟勢力對大中華民國法統和國統的顛覆。與英、法、德、俄諸國一樣，此亦為大中華民國護法和護國的繼續。而所謂殘餘專制勢力，在法國則如布朗日等⁴，在德國猶如卡普⁵；在中國，就是指晚清倒台之後的某些舊軍人、舊政客、舊文化人，辛亥之前的“保清改良派”和辛亥之後的“復辟派殘餘”。特別是他們當中由舊軍人而轉變成為新軍人者――與著名的拿破侖的一樣，祇因他們曾擁護過共和、參加過北伐，一方面因在心理上留有辛亥之後軍閥混戰謀權的歷史影響；一方面則因北伐有功而野心勃發，企圖割地稱雄，甚至妄圖謀取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如李宗仁。⁶特別是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為避免重現辛亥之後的復辟混戰，而要迅速實現“軍隊國家化”，因此對他們個人的權勢和欲望有所抑制之時，他們便暗中聯合形形色色的晚清殘餘勢力，公開勾結共和陣營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如汪精衛等，紛紛以各種名義或由頭，甚至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對甚至企圖顛覆“已經結束軍政、正在實行訓政、並要向憲政過渡”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但由於他們不再反對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卻要推倒北伐打倒軍閥的共和成果，所以，從一九二九年春天始，中華民國中央政權逐次平息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不僅是護法戰爭的繼續，而且是護法運動的繼續成功。

雖然，大中華民國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步伐，不曾因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亂而停滯不前，但是，如前所述，在國際“新興復辟勢力”指揮下的中國紅色漢奸勢力，不僅早已發動了中國的“望岱叛亂”，⁷更藉著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變，和蘇俄、日本先後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良機”，⁸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將中國“望岱叛亂”的火焰愈燒愈烈，直至認賊作父，甘承俄命，在中國篡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圖直接分裂、進而顛覆大中華民國。因此，大中華民國也就不得為了維護“民族的存亡、共和的成果與人民的安寧”，決心征剿這股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旨在叛國叛族的紅色漢奸勢力，及其主要是在南中國農村所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武裝叛亂。其本質，便是大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

由是，已經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的大中華民國，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在獲以迅速的進步，因而被稱為“十年黃金時代”，但是，由“敵國外患”和“由敵國所制造的內患”而帶來的艱難時世，卻使得她不得不以持續地護國和護法，來捍衛大中華民國共和的國統與法統。這既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大中華民國外患內憂的處境所決定，甚至為大中華民國日後護國護法的重大失敗，埋下了痛苦的前因。

二、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

第一、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淒慘失敗

回首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興亡史”，如果說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確已標誌著大中華民國對外護國的偉大成功，那麼，彼時，恰恰是堅決反抗日本侵華的“共同國內訴求”，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關係”，卻迫使著大中華民國對內的持續護國護法――即對殘餘紅色漢奸勢力的征剿，不得不讓位與曠日持久的對外護國戰爭――即偉大的抗日戰爭。這就不僅為那一股“作亂之心未死”的國內紅色漢奸勢力，帶來了“千年不遇的歷史機遇”（劉少奇語），而且使得歷盡艱難才贏得了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在舉國歡慶勝利之前，已然是一個有著“國統區” 和“解放區”之分的“分裂國家”了！它們一個掛著孫中山的畫像，飄揚著青天白日的國旗，播放著大中華民國的國歌；另一個則掛著馬列的畫像，飄揚著前蘇俄“鐮刀斧頭”的黨旗，高唱著那一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甚至敢於出賣祖國”的“國際歌”……。更加令人憤怒的是，就在日本終於宣布投降的當夜，八年來一直堅持假抗戰、不抗戰、甚至敢於“通敵賣國”的毛澤東，卻向他“養在深山人未識”的數十萬“農民革命軍隊”，而非“農民抗日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志在奪取中原的命令”――內戰，就是這樣地被這股紅色漢奸勢力發動起來了！

此後，大中華民國雖然為實踐戰時的諾言，在戰後迅疾地推行了艱難的民主憲政建設，但她既未能象“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那樣，擊退形形色色復辟勢力對“第三共和”的五次進攻，從而最終地確認、確立了共和的國統與法統；卻如同俄羅斯共和國及其二月共和政府的淒慘失敗一樣，雖然為走向共和憲政作出了慘淡的努力，卻在大中華民國之繼續護法、護國奮鬥中，特別是第三次對內的護國戰爭中，最終地敗給了那個“只要蘇俄黨主專政、不要中華民主憲政”的紅色漢奸勢力。

第二、護國護法失敗之後中國大陸的黑暗歷史和痛苦現狀歷史的記錄是，正是那個“只要黨主專政、不要民主憲政”的紅色漢奸勢力，承俄命對大中華民國持續毀國毀法二十八年，終於在中國大陸所獲得的成功，才給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造就了漫長的黑暗歷史與深重的痛苦現狀。這個黑暗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制度的殘酷復辟和人民苦難的長期延續，其血浸中華，無前史可比。這個痛苦現狀，亦一言以蔽之，則是晚清專制改良的重演和腐爛社會局面的重現，其腐爛之深廣，猶為晚清所望洋興嘆。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中共為推行“保共改良”而倡導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⁹雖然對解開漫長的思想禁錮不無益處，但它在中共的迅速強行扭轉之下，不僅立即背叛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為在海內外，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海外，發動和維係一場長期猖獗的保共改良運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這場“保共改良”運動，相對於百年前的“保清改良”運動而言，其“反對革命之猶烈”和“維護‘黨主改良’之尤其頑固”，早已成為造成痛苦現狀的重要原由之一。

第三、黑暗歷史中的“一隙之明”和痛苦現狀裏的政治覺醒

1949年之後，由那個紅色漢奸勢力所篡立的偽“人民共和國”――前蘇聯的“共產主義衛星國”，正因為它靠賣國起家，靠陰謀發展，靠血腥的暴力而奪取了權力，所以，它才會建國伊始，就“大殺天下”，而非“大赦天下”，意在“封天下之喉舌”，以維護到手的權力。由於它所繼承和依靠的，既是那一套被馬列“近代化”了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鏈條”；它所照搬和借鑒的，又是這個“反動理論鏈條”在前蘇聯的血腥實踐；所以，它才會在奪權之後，立即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對一切敢於反抗者和被懷疑是反抗者，進行殘酷的和持續的鎮壓。特別是它從蘇俄照搬過來的，具有強烈“蘇化”特征的“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就更是在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之極端反動統治的中國（大陸），“獨尊馬列，殺盡百家”，公然建立起一家邪惡的“洋教政權”，施行殘暴的思想統治――思想罪不僅成了重要的反革命罪，思想犯更成為重要的反革命犯，其被迫害和處決之多，竟成為所有死刑犯之首。正是在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世所罕見的極端專制復辟統治之下，一個早已在走向共和的中國（大陸），竟然變成了一個全方位的“黑暗王國”，人民在痛苦中輾轉反惻，思想在顫慄中瀕於滅絕，自由共和的理念在專制復辟的毒焰下化為烏有……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連續的瘋狂思想鎮壓中，在黑如鍋底的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還是存在著“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識分子――林昭為代表的第一批年輕反叛者，特別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徹底，固然是因為大中華民國的自由思想與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輕的靈魂深處；她的進攻之明確，則是因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個已經捲土重來、正在散發著渾身血腥氣味的專制復辟統治；而她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勇氣，則不能不說是世界民主大潮、中華優秀文化和正派宗教精神對她的深刻感召……

如果說，殘存在林昭那一代人身上的思想光華和精神力量，早已隨著那一顆顆罪惡的子彈，在中華的大地上消失殆盡；甚至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成為“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特別是其中那些“助紂革命、為虐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所橫加唾棄的“歷史垃圾”；那麼，正是在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中，在國際歌的歌聲依然刺耳地尖叫在年輕學生遊行的隊伍之中時，來自湖南的三位青年壯士，卻大無畏地將“制造了當代中國所有痛苦與罪行的丑惡根源”，威武地潑回給了那個曠古未有的獨夫民賊，及其所代表的“蘇化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正是這三位年輕人，在背叛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中，在仍然跟著別人向共產黨哀喚著改良的善良人群裏面，堅守並發展了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預示著並代表著革命思想的轟然迸發，從而成為新一代誓與共產專制復辟決裂的思想尖兵和勇敢壯士。

一九八九年春夏飛迸在中國古都北京的人民鮮血，猶如1898年北京菜市口的大刀一樣，不僅徹底劃開了“保共改良”和“反共革命”的思想界限，在政治上亦從此開啟了他們的彼消此長。在海外，由王炳璋博士為代表的孱弱民主力量，猶如百年之前一樣，終於沖破了從中共“專制體制”內所刮出來的“漫天風雲”，從“批評鄧小平和超越鄧小平”的政治改良軌道，終於轉進為“反共革命、再造共和”的政治革命方向。雖然“四面楚歌”，卻堅定不移。在大陸，於優秀的下層知識分子和廣闊的底層民眾中間，革命取代改良的腳步，非但悄然而至，而且轟然作響。屬於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運動，早就伴隨著對“保共改良”的明確認識，和對中共政權及其專制改良的“早已不齒”，一再地和迅速地推動起人民自己的“抗共運動與反共運動”，其自發和自覺相容相間，其決絕與無畏相礪相磨。以至那一個“良知曾醒”的中共領袖，在悠悠十五年之後溘然長逝時，已經對共產黨及其任何領袖都產生了最後絕望的中國大陸人民，也就再也不會輕灑珠淚於他――依然覆蓋著那一面血腥黨旗的棺蓋之上。不，這絕不是人民的“冷漠和愚昧”，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的人民，終於從自己的被害和被騙的漫長歷史中，對這家專制黨主，對那個邪惡洋教集團的任何人物人士，都早已看清了和看穿了！就象2004年中國大陸人民高達五萬八千次的反共抗暴鬥爭，竟然與海內外的保共改良勢力毫無關係一樣；當海內外保共改良勢力正懷擁著改良亦將被埋葬的悲哀，對一位中共改良領袖之死“輓歌高唱、熱淚橫流”之際，我們的人民自然“難動其心”……

中國人民終於從漫長的專制迫害和政治欺騙之中，徹底地覺醒過來了！

第四、相輔相成的政治覺醒和歷史覺醒造就了偉大護國護法運動的當前使命

應該說，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覺醒，是與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二十年的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相輔相成、休戚相關的。這個民間歷史反思運動，起源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知識界對中共“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和否定；迸發於自1985年夏，中國大陸民間對於那一場“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所發出的懷疑和追問；¹⁰發展於伺後中國大陸民間，因“北伐和抗日真相”被大量發掘而產生的，對於大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真實歷史的痛苦追尋……。中國大陸民間，恰恰是在對中國現代史的日益反思和深入研究中，因深感被欺騙太久而痛徹心脾；中國大陸民間，更因為對大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再反思和再認知，才在“愧恨交加”之中，迅速地清理著歷史的大是與大非，從而一再地揭穿了那個勝利者至今還在用刺刀迴護著的一樁樁“歷史性謊言”……

人民自己的反思，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上世紀末，隨著《誰是新中國》一書在海外的艱難問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真相”、“賣國歷史”和“在革命名義下實行殘酷專制復辟的政治本質”終於被徹底揭穿；中國的百年共和之路，亦終於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被清理出了她的源頭、歷程和方向。本世紀初，由於史詩《走向共和》在國內的拍攝成功，遂使得孫中山先生的真正共和領袖形象、大中華民國的輝煌創建歷史、與中國共和之路之必然要遭遇艱難和反復的痛苦歷程，終於變成了人民心中再也涂抹不去的壯麗史畫……。如果說兩者都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陸民間近二十年歷史反思的矚目成就，則，政治的覺醒不僅推動了歷史的覺醒，反過來，歷史的覺醒就更加地推動了政治的覺悟。於是，在將大中華民國與歐洲各共和國家“走向共和與完成共和”的艱難歷程，進行過逐一的對比之後，我們終於發現，大中華民國所遭遇的所有顛覆，他們都遭遇過；大中華民國所經歷過的一切苦難，她們早就經歷過；而她們雖歷盡劫波卻終於“走向了共和”的偉大歷史，也就是我們與他們所共有的“護國護法”之偉大進程……。由是，就象偉大的法蘭西人民曾在百年之間一再地和勇敢地挺身護國護法，以重建自己的共和國家一樣；承續和發動那一場已近百年的“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以“重建大中華民國”，已經成為我們光榮和艱難的“當前使命”。

三、在當前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戰略意義

第一個戰略意義，就是我們終於走上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革命建國道路

五十餘年來，中國大陸人民在反對專制復辟和追求民主共和的萬難奮鬥中，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一直在“旗幟、方向和道路”上處於渾然不清的狀況之中。其根本原由，自然是因為復辟者不僅用刺刀和迷天大謊，遮蔽了我們前人的共和奮鬥歷史，包括我們亟待借鑒的“西方進步文明”；而且用刺刀和馬列邪教破壞了我們一脈相承的優秀民族文化。其結果，一方面使我們對前人的共和奮鬥和西方的進步文明完全蒙昧不知，甚至還要跟著那一伙馬列子孫，去橫加否定前人為共和而艱難奮鬥的光榮歷史，去亂加誣蔑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進步。另一方面，蓋因舉國民眾均在刺刀之下被馬列邪教所“洗腦”，因而數千年民族文化“被破壞被焚燒和被批判鬥爭否定”的結果，遂使我們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甚至是“起碼的歷史文化知識”。¹¹所以，當我們一旦想要挺起身來，以再作共和民主的奮鬥之時，豈但是“先天不足”，而且是“後天失調”。這不僅是數十年來，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結果則次次“必被紅旗所打倒”的根由；也是“當朝之保共改良”較之“往昔之保清改良”，非但在時間上苟延得更加長久、甚至在立場和層次上也顯得更加頑固和低俗的原因；更是當今國內外真正民主力量，其一再陷於百般痛苦、卻又一再“難脫思想混亂狀態”之由來。

但是，一旦我們擔負起了為大中華民國而護國護法的使命，則我們的思想旗幟、共和道路、建國方向，就再也不會與共產思想、復辟道路和馬列中國“糾纏不清”了，甚至頓時就“明確和純潔”起來了！我們也再不需要去走“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自戕之路，不需要繼續在“偽共和國”的專制框架內去作“越改越爛”的改良，更無需總是在夢幻中期待著一位“聖主明君”的出現……。甚至對“改良還是革命”的所謂理論問題，都不必要再去作不休的爭論了！因為一百年前，正是這個“爭論”的勝利解決，才迎來了辛亥共和革命的成功，才帶來了為“捍衛嶄新共和國而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何況，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運動，就是在“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就是在找回我們自身的共和革命理論，繼承我們自身的共和革命歷史，重新認定我們自己的第一個共和國與真正的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從而滿懷信心地去“承上啟下、繼往開來”！

第二個戰略意義，則是找回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以歐洲諸國為代表的世界前專制國家，其從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無不具有以下四個鮮明的共同特征﹕一是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頑強反撲、捲土重來、甚至是反復較量，乃是一個共同的歷史現象。二是從專制走向共和的艱難、反復和長期歷程，其共同的政治本質，就是“革命與復辟”，即“共和與專制”作生死較量的歷程。三是蓋因反撲共和者，不論國際國內，皆以“毀共和新國與毀共和新法”為目的，因而，所有的共和力量，其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反擊的共同內容和形式，就都是“護共和新國與護共和新法”，不論其自發還是自覺。四是所有的共和國，都在歷經了這一長期甚至是殘酷的較量之後，均獲得了“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即獲得了對共和國統與共和法統的共同確認和確立。

倘使我們願意將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與她們作一番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其四大特征，除掉最後一條，即我們尚未獲得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之外，或曰“他們已經完成、而我們尚在進行之中”以外，其它三個特征，我們一個不缺。特別是自大中華民國創建伊始，我們的先賢和先烈就立即發動過“護國護法”的歷史，則只能說明，他們早就擁有了“護國與護法”的自覺性！就不說“護國”與“護法”這一政治名詞，正是因為大中華民國的明確提出和公開使用，才為世界從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總結出了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高度行動意義的正確政治概念。

所以，承續並擔負起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就能夠體認到，我們中華民族“走向共和”的世界共同性和自身艱難性，在實際上竟是如此的一致。我們自然就再也不會自怨自艾、自暴其氣了！就不會哀嘆我們中華民族是“該死”的民族了！就不會辱罵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全是“腐朽”的文化了！就更不會在共產專制復辟所造成的持續痛苦之中，因羨慕別國共產專制的已經崩潰，而高聲大叫我們民族的“孽根性”和我們人民的“愚昧性”了！因為即便是被某些“精英”所夸口不已的“優秀俄羅斯民族”，其非但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走向了共產專制復辟道路的民族，而且是迄今為止遭遇共產專制復辟歷史最為長久的民族！就不說倘若沒有這個“先進”的俄羅斯民族――我們的世仇大敵，不是它用欺騙的手段在中國制造了一家紅色漢奸勢力，不是它用犯罪的行為指揮這個紅色漢奸勢力顛覆了我們真正的共和國，我們大中華民族則何來這五十餘年“血雨腥風”和“苦痛纏綿”的復辟歲月！

第三個戰略意義，就是“凝聚了歷史的共識，澄清了革命的分野，確認了共和的領袖、明確了奮鬥的責任”

這個歷史的共識就是﹕唯有大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開天闢地的真共和國。她的歷史合法性，既來自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成果，又來自她承認自己與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她的政治科學性，則因她是世界民主大潮在東方的第一個共和成就，所以，她又完全不同與大周、大秦、大漢和大唐――絕非君主帝制的重續，卻為共和制度而創新。這一共識，對於堅定我們今日的共和奮鬥，防止來日的種種混亂與干擾，將至關重要。

這個革命的分野就是﹕由於大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勝利之後，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就是捍衛共和、即護國護法；所以，這就使她既與中國歷史上所有志在“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農民革命，決然地劃開了歷史本質的界限；更使她與意在“顛覆共和國、建立新王朝”的世界共產革命，劃清了兩個革命的根本不同性質。所以。如果我們的護國護法，不得已而必須採用革命的形式，則不論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我們都只能承續和發動國民革命，而不能在重蹈共產革命、包括種種“社會主義革命”的覆輒。

所謂確認了共和的領袖，是因為，祇有孫中山先生，才是發動中國共和革命、創建共和中國的“第一人”。並且，也祇有孫中山先生，才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身體力行了“天下為公”的現代共和革命領袖。這兩個“第一”，是“誰也推不倒、誰也搶不去”的。有識於此，對消除當前動輒便要“爭領袖、做第一”的互鬥情形，預防將來那種“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甚至是“幹共和”就要“開共和”的獨裁慾望，實在是“善莫大焉”。套用史詩《走向共和》里面的一句台詞就是﹕革命名義下的漫長復辟統治，早已在我們一些所謂鬥士的心裏，埋下了要做一個“偉大革命領袖”的種子……，然而，只要我們擔負起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我們就有可能將這一切的混亂和欲望消彌於無形。

所謂明確了奮鬥的責任，則是指當前海內外的形形色色反共力量，有的是為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則為反對和分裂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反共是因為“逼上梁山”而不得不反，有的反共則是出於所謂的戰略或謀略；就不說那些“認為時機已到，此時不反，將來就怕連一根稻草也撈不到”政治投機商們了……。因此，不論是在艱難奮鬥的今天，還是在已經成功的明天，為了使我們的祖國能夠在轉型期“儘快地與和平地”走上共和軌道，而不是內鬥紛起、外患再釁，國家分裂、再度倒退，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共和人士，就必須為我們“重建共和新國”尋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以期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承認和贊同，以消彌可能出現的紛爭和混亂，以避免“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當前海外已經開始出現的“三、四‘國’總統，五、六個國號和上百位領袖”的混亂狀況，實已在預示著將來在全中國爭權奪利的可怕混戰。而這個“最大的公約數”，蓋因我們擔負起了護國與護法的使命，而轉眼即明﹕它就是對孫中山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繼承或重建。這在明眼人的心裏，是不言自明的；在糊涂人的心裏，是可以弄明白的；對野心家來說，是他無法對抗的；而對別有用心者，則是陰謀難成的。因為，歐洲諸共和國“護國護法”的最後奮鬥歷程，已經為“第一共和”的無可替代性作出了歷史的明證。

第四個戰略意義，是在全中國和海內外都能夠做到“目標一致、各務所需”。

毫無疑義的是，唯有承續和發起大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運動，才能使當前的台灣和香港，甚至包括海外，在“各自的利益與大陸人民的痛苦追求相當不一致的情形之下，展現其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各自奮鬥的高度靈活性”。

在台灣，如果說“兩蔣時代”因堅持護國護法，已經使大中華民國的台灣獲得了護國與護法的地區性成功，不僅使中共的武力威脅，國際的種種干繞，和島內“假民主之名號以求分裂”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統統歸於失敗，而且，在大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歷史的奇跡”――即﹕一家已經統治了廣大中原的專制政權，豈但無力“解放”一個邊陲小島，而且落後得不能與之相比……。那麼，李燈輝之後的台灣，則在“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旗號”之下，已經為“走出中國”而蓄意“毀國毀法”近二十年，不但使島內“反華分裂”勢力已成氣候，而且使島內的“親共反獨”勢力迅速形成。這兩股勢力，前者為中共一意要顛覆大中華民國的台灣政權和最後“消解”中國國民黨，而正在“盡其功”；後者則為中共“假反獨之名號”在台灣進行統戰、分化和顛覆，而正在“賣其力”。從而使大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共和國統與法統，遭遇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所不曾有過的危機。由是，絕大多數愛中華、更愛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民，包括經國先生辭世後的那個“中國”國民黨，雖然他們對今日大陸人民的痛苦追求愈來愈“充耳不聞”，對大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前途早已是“意遠心寒”，但是他們對大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國統與法統的維護願望和捍衛勇氣，卻隨著反華台獨勢力的日漸囂張，而愈加不可動搖。這就為在當前發動大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護國護法運動，即他們正在發動的“護憲救國”運動，奠定了思想、感情和人脈的深厚基石；更與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長遠歷史目標，獲得了根本方向上的一致性。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苛求台灣人民非要支持大陸人民的民主奮鬥不可，而只要台灣同胞能夠在島內堅持護國護法、即“護憲救國”，它就必然會成為當前大中華民國護國與護法運動的一個積極組成部份。

在香港，由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欺騙，已經迅速被事實所揭穿，從而導致了“抗共民主運動”的興起。而在這個運動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一輩，居然能一改“因長期殖民歷史而導致祖國觀念淡泊”的傾向，開始高舉起大中華民國的國旗，來彰顯他們的祖國觀念和政治追求了！這無疑使我們對香港未來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發起和高漲，寄予了極大的希望。而香港曾作為中國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光榮歷史，以及在她這個光榮歷史上所記載著的――無數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更加昭示了她將為護國護法所能貢獻的力量。

在海外，則中國的國民革命就發動在海外，中國革命同盟會就創建在海外，中華民國的國號就確定在海外……。辛亥之前，中國共和革命的首造成功和大中華民國的輝煌創建，非但也是海外華僑出錢出命的成果；而且，辛亥之後，大中華民國對外對內之長期護國護法，也同樣得到了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和大量援助。特別是華僑，“從來祇援助孫蔣的共和革命，卻從來也沒有支持過毛共之共產革命” 的歷史事實；和他們在大中華民國慘遭失敗之後，仍然長期承認、支持與呵護大中華民國台灣的動人情景；無疑將絕大多數海外華僑的“愛與憎”，表達得異常鮮明。正因為如此，大中華民國的那一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鮮艷國旗，才至今都能夠飄揚在這個世界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這實在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政治現象”，足令“歷史上所有曾被顛覆的共和國”羨慕不已！所以，不論中共的專制改良和腐敗開放，如何催化了海外政治版塊的“利益取向”；也不論台灣反華分裂勢力的日漸得逞，如何使大中華民國於台灣的國統與法統險象環生；就算是“正在中國大陸一天天爛下去的中共，當真在海外已經被認為是在一天天地好起來”……；在今天的海外，也還是存在著為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廣闊政治空間。當前，台灣華僑已經為支持台灣“護憲救國”而積極行動起來的事實，就已經在昭示著她必將對大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有所貢獻的前景……

由是可知，在全中國和海內外，那一桿“護國護法”的大旗，非但能夠使我們“合則共同奮鬥，分則各自進取”；而且能夠使我們“各自為政也能各有前途，團結奮鬥必將眾志成城”！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早已指出的那樣﹕“自辛亥以來的八十餘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旨在顛覆大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志在保衛大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澹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巨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雖然，孟子曾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但是，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則亂臣賊子懼”；更曰﹕“若決江河，沛然誰能御之！”蓋因護國護法乃是“繼民國之大業，垂共和之正統”，所以，足令復辟專制者懼。倘使國人亦能如“江河之決”，沛然而皆能為護國護法之一搏，則何愁彼專制復辟不倒，我共和民國之不能再生！法、俄諸共和國，不論他們遭遇的是正宗的王朝復辟，還是邪宗的共產復辟；也不論他們所遭遇的專制反撲有多麼的成功，所遭受的專制復辟又是怎樣的殘酷和長久；甚至是一而再、再二三地斷送過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共和國；祇因為“第一共和”的光輝始終照亮在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捍衛共和與重建共和”的道路；所有的共和國才因此而最終地得到了永生。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自然不應例外！

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答曰﹕就在我新一代中華兒女奮起護國護法的勝利明天！

註釋﹕

1、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導論﹕“革命與復辟”。

2、參閱辛灝年﹕“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看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和前途”。黃花崗雜誌2004年第3期，

總第十期。

3、這是清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降臣洪承鑄所言，轉引自《誰是新中國》。

4、佈朗日為法國復辟的第二帝國時代的陸軍部長，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後，仍然試圖復辟帝制，後慘敗。詳請參閱黃花崗雜誌第十期辛灝年論護國護法文。

5、卡普為德意志帝國時代東普魯士軍事長官，1919年德意志共和國創建後，曾發動叛亂，謀圖復辟，迅速失敗。

6、參閱黃花崗雜誌第十一期黎望樹“李宗仁回憶錄批判”一文。詳請參閱黃花崗第十期辛文。

7、1791年法蘭西共和國創建之後，王黨復辟勢力遂在落後的法國北部望岱地區發動農民叛亂，遂得“望岱叛亂”之名。其時，叛亂農民打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旗號進攻巴黎。受其煽動，法國八十個郡就有六十個郡的農民參加了這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叛亂，後被共和政府剿滅。詳請參閱黃花崗第十期辛文。

8、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之後，中共在前蘇聯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其兩個高峰期，一是在1929年夏，前蘇聯悍然發動對中華民國的大規模侵略之時；二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詳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

9、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為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曾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號召思想解放；但不久，由于人民的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其矛頭已經直指馬列的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共的專制復辟統治，鄧小平遂立即要求將思想解放引導至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些進入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便立即為這一“倒退”緊跟照辦，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將剛剛發韌的“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毫不手軟地壓迫了下去。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八十年代伊始的真正人民思想解放運動，只能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向前發展了。詳見《誰是新中國》一書下卷所述。

10、1985年夏，中共曾為對台灣發動新一輪統戰，而藉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週年，由民政部公佈“八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破天荒地為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民間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打開了一個再也不能“合攏”的缺口，更從此揭開了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和艱苦的抗日戰爭期間，非但假抗戰、不抗戰、甚至為圖存擴張和準備內戰而敢於“通敵賣國”的骯髒歷史。

11、參見辛灝年2003年發表的“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文章。該文指“馬列是洋教、更是邪教”，猶指斥了它對中華民族民族文化和當代中國人民民族性的巨大破壞。黃花崗雜誌2003年第2、第3和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