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學

所謂左聯五烈士

——中国新文学史辨

高爾品

本文僅為辨識“勝利‘不然就死’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前驅的血”而作。

——作者

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現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綱領

提要﹕

“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文學自由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上篇）

中共武裝背叛國家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篇）

“五烈士”非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是 “為中共出賣而亡”（下篇）

引文

龍華千載仰高風，

壯士身亡志未終。

牆外桃花牆裏血，

一般鮮艷一般紅。¹

四十二年前，一九六零年的深秋之夜，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文學愛好者，雖然饑腸轆轆，卻懷著無限的崇敬，將這一首無題的“革命烈士詩抄”，抄錄在他那本心愛的小本本裏面。而他在這個小本本裏寫下的第一首詩歌，題目便是﹕“黨啊，我的母親！”。自然，這個黨，就是那個正在逼他餓飯、並早已指斥他是一個“小右派”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他餓著肚子抄錄下來的這一首“革命烈士詩抄”，也祇能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烈士詩抄。

所謂光陰荏冉，歲月如梭。一晃便是二十九年過去了。二十九年之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深夜，那個已經成為作家的“昔日文學少年”，居然就面對著他那個正做著大學校長的哥哥──一個滿懷著對弟弟的擔心，來勸說他再也不要“上街”的哥哥，噙著滿眶的眼淚，大聲地吼叫著說﹕ 别了，哥哥，别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当我們和你隶属的階级交了戰火……²

這，便是“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所寫下的著名共產革命詩篇。而作家含淚脫口嘶叫出來的詩句，竟也把當時在場的本省一位“著名詩人”，感動得眼淚汪汪。第二天，詩人便把他的“壯舉”傳遍了整個文聯大院。

那一夜，他幾乎是在自己的書房裏，痴痴地坐了一夜。清醒時，曾驚訝自己怎麼就會面對著他的哥哥，嘶叫出那樣的“共產革命”詩句。他明白，他的哥哥，一定是十分地傷心。而他，則已經懷著滿心的羞愧了。因為，他在哥哥面前的表現，實在有些滑稽可笑，就像白天聲討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游行隊伍所高唱著的，竟然是殺人黨所唱的“國際歌”一樣……因為，此時的他，早已不是餓飯時代的那個少年，彼時，他正在獨自年復一年地清掃著歷史的塵封，更在為“勝利者”所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裏面，辨識著當代中國人民無窮苦難的真正歷史來由。

或許，就是在那個漫漫的、似乎沒有盡頭的“六四”長夜里，他也才突然地思考明白了，我們這一代人，不，是這幾代人，他們對“共產黨進步派”的天生熱愛，究竟來自哪里？而他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天生仇恨，更是從何而來……？

一、“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文學自由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

一個不爭的世界文學史事實是，在我們中華民族漫長的中世紀歷史上，確曾創造了燦爛的文學；而在歐洲中世紀長達千餘年的歷史上，除掉宗教的經典、史詩和教會的文化以外，幾乎沒有個人創作的文學可言，甚至連中世紀之前的羅馬希臘文學，都幾乎與龐貝城一樣，被深深地埋葬在歐洲的大地之下。之所以能夠出現如此悖反的歷史差異，其最為重要的緣由，大概就是中國的專制君主們，因不曾實行過殘酷的宗教思想統治，從而使人民獲得了文學創造的相當自由；相反，恰恰是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君主們，實行了殘酷的宗教思想統治，所以，才因思想的絕對專制，而將人民文學創造的自由剝奪殆盡。

另一個不爭的中國文學史事實是，中國的文學，恰恰又是在君主專制時代結束之後，產生了一次大發展和大普及。其原因，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型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他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地擔負起反對專制復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才給當時的中國文學，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拼搏的時代條件。”³也就是說，正是偉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才將文學的創造推向了一個更其高遠、也更加普及的嶄新歷史境界。

然而，一個爭論不休的文學史事實，卻伴隨著辛亥之後中國的政治發展，伴隨著前蘇聯要命令和指揮中國共產黨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和武裝出賣中華民族，更伴隨著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侵入，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中國的應運而生，而產生了在辛亥之後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究竟有沒有文學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雖因回首百年文學發展而已經能夠“蓋棺論定”，就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祇有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甚至是在辛亥之後軍閥混戰的年頭，才產生了真正的好文學和真正的大作家，但是，迄今為止，由於一部部中共“中國新文學史”，依然要從那一部部用盡謊言編織的中國現代史“出發”，繼續編織著“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沒有文學自由”的歷史性謊言，繼續地謳歌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前驅的血”，甚至將他們在外敵的命令和指揮下背叛國家民族的歷史罪行，繼續當作一篇篇大無畏的文學英雄的史詩來橫加歌頌，這就不得不迫使著我們要將“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中國究竟有沒有文學自由的問題，進行一次歷史性的辨識了。

（一）

我們辨識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中華民國國民乃擁有著極大的出版自由。甚至這個自由，迄今都為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文學家們，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

而所謂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期，一般地說，應該是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因一期北伐勝利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開始；準確地說，則應該從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和中國獲得初步統一及和平開始。因為，正是從彼時起，中國國民黨才在她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歷經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並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之後，又進行了十七年反復辟的艱辛歷程，才終於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並真正地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政權。但正是這個因接受了歷史的教訓才不得不實行“訓政”的“第二共和”政權，卻在她一開始，便被蘇俄和中共將它定性為“國民黨反動統治”。

但是，就是在這個剛剛開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文學不僅繼承了辛亥以來的自由，而且享受著祇有在一個真正共和的國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為，沒有出版的自由，所謂文學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話。對此，當年的共產派文化人竟在後來對它回憶道﹕“……我小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在鄉間屬於縉紳階級一流的人物……鄉居無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剛過，他竟忽發奇想，決定到上海辦一種《時事周刊》……於是，老師就帶著我這個初到上海的無名小卒，一個鄉下的小知識分子，居然輕而易舉地就把《時事周刊》辦了起來……”⁴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經統治了五十年的大陸，豈非祇是一個“神話”？

而另一位共產派文化人，則更其詳細地追述了他們後來便再也沒有享受過的這種自由了。他說﹕“……劉吶鷗願意拿幾千塊錢辦出版事業，邀望舒與我合作……這個計劃，商量了五六天，就決定了。於是我們一方面編印了一個小型的半月刊，定名為《無軌列車》，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便在《無軌列車》上公開發表了……同時，劉吶鷗在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口租下了一座臨街的房屋，開設一家書店……叫做《第一線書店》……”⁵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文化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夢幻”而已。

但在當時，甚至那兩個已經有了革命作家名聲的丁玲和胡也頻，竟也要“摹仿當時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從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贊成，於是，《紅黑出版社》和《紅黑月刊》都辦起來了……”⁶他們的幸運，是否直到今天，都還是當代中國文學青年所夢寐難求的？

（二）

我們辨識的第二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對那個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同樣給予了若大的自由。因為，由各類新文學史家所提供的史實，實在是證明了了這種自由的確實存在﹕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一群共產黨及左傾青年，從武漢回到上海，開設了《春野書店》，創辦了《太陽社》，並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創辦了《太陽季刊》，宣揚‘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主要人物有蔣光慈、錢杏村，楊村人、洪靈菲等……”香港的新文學史家如此說道。⁷

一九二七年八月，當郁達夫將創造社的出版部交給成仿吾之後……其機關刊物，先是《創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創辦《文化批判》，“……中共黨員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詞’，強調‘沒有革命的力量，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已屬共產黨腔調……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編，於創刊號發表‘流沙前言’，稱﹕‘……文學是喚起階級意識的一種工具’”。台灣的中共黨史專家則如是說。⁸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的思想運動。它適應於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號……”9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於此，雖然沒有承“國民黨反動派”的情，卻對中共文化人敢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倡導“要與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出了如此“欣然於懷”的歌頌。雖然，他們五十餘年來，除掉繼續敢於歌頌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文學以外，還敢於歌頌過什麼樣的文學呢？

“國民黨反動派”們是用實際行動來給予中共提倡“共產革命文學”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居然也十分情願地對此“作證”說﹕“……口號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內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誌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討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10

於是，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會這樣興高彩烈地為著別人的自由寫道﹕“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了一桿鮮艷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11

“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學上對於“要革自己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家，非但允許他們“結社、結伙”以宣傳和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事業，甚至允許他們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聯盟”，並允許這個共產黨的“作家聯盟”來創辦形形色色的無產階級文學雜誌，以宣傳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即﹕“來革他們這些反動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能意氣昂揚地告訴我們說﹕“左聯自成立後，陸續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頭》、《北斗》、《文學月報》等刊物和秘密發行的《文學導報》(創刊號名《前哨》)、《文學》(半月刊)等雜誌，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至於由‘左聯’成員出面主持編輯、出版的刊物，為數更多。” 12然而，這對於五十餘年來從來就無權享有任何文學結社自由的中共文學史家們來說，豈非是一個“致命的嘲弄”？

有計劃、有步驟地要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共產黨，其時，不僅正在命令著和指揮著中國共產黨的造反和革命，而且還在諄諄地教導著中國共產黨，為了促使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和成功，還必須將文學當成“整個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還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特別是蘇維埃俄國的“馬教”文藝理論，來武裝中國的共產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因為，“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13 因為，“我們要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先從理論上打好基礎”；14 因為，“……我們認為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理論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已經獲得了極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立之初，就謹遵教主列寧的教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被列寧稱讚為“整個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最優秀著作”的蒲列漢諾夫理論，特別是他的“馬教”文藝理論，進行了急切的翻譯和介紹。

於是，在國民黨剛剛開始的“反動統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學與革命》即於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們翻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它包括﹕
馮雪峰翻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藝術之社會基礎》；蘇汶譯的，蘇俄──波格丹諾夫著的《新藝術論》；馮雪峰譯的，蘇俄──蒲力漢諾夫著的《藝術與社會生活》；魯迅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文藝與批評》；馮雪峰譯的，蘇俄──梅林格著的《文學評論》。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後﹕魯迅譯的蒲力漢諾夫的《藝術論》亦在光華書局出版，並首先發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後，蘇俄的《唯物史觀文學論》和《藝術社會學》也都在這套叢書中相繼出版。

“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的自由實在不可謂不大。因為，任何人都不會給予自己的敵人以這樣大的自由；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專制政權不用說從來就沒有給過他的敵人以這樣的自由，而且也沒有給過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這樣的自由。

（三）

我們辨識的第三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給予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種種自由，而且還給予了他們“批判和鬥爭”其他文學的完全自由。

當代的中國新文學史家們對此倒是羞羞答答地說過﹕“……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他們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16

雖然，曾被他們指罵為“二重反革命”的魯迅，在中共已經意識到彼時非但不能得罪，而且還必須團結、尊重，甚至必須“利用”之後，中共的文化人們不僅立即收回了他們的投槍，而且立即把魯迅捧上了中共左翼作家旗手的寶座。於是，一邊在國民政府領著三百塊大洋月薪的旗手，一邊也就原諒了那些曾向他投槍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甚至說﹕“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17

好一個“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幸運的是，魯迅本人無命熬到“蘇維埃的政權之下”，但是，那些所有熬到了“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中國文學家、文化人，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化打手們，又有幾人沒有被那個“祇有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整治得死去活來，其中無數被這種方法送掉了性命的，竟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永遠無以治愈的傷痛，早就“血濺文史”了！

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以“製造階級鬥爭”和“製造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來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的，所以，哪怕你並沒有想做他的敵人，他也會尋找出敵人和製造出敵人來，以便製造階級鬥爭，更使之尖銳化。

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這些敵人很容易就被他們找到了。而這個敵人，就是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正在遭遇蘇聯的公開侵略和顛覆，並正在遭遇著日本帝國就要大舉侵略中國的威脅之時，由執政的國民黨或曰親國民黨的文人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而他們的主要文學理論便是﹕“藝術和文學是屬於某一個民族的，為了某一個民族、並由某一個民族產生的。其目的，不僅在表現那所屬民族底民間思想，民間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時在排除一切阻礙民族進展的思想。因之，民族主義的文藝，不僅在表現那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同時並創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於是，號稱“沒有祖國”，呼叫“祇有蘇聯才是我們的祖國”，而且在蘇聯侵略者已經武裝佔據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居然還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發起全國暴動來“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及其無產階級文學家們，對於這個“文質彬彬”的民族主義文學主張，自然是“怒火中燒”。於是，他們立即便將一頂“法西斯主義文學”的帽子扣到了民族主義文學的頭上，而指責“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魯迅，竟然用盡了“辱罵和恐嚇”，來辱罵和恐嚇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者，是“文化流氓”，是“洋大人的寵兒”，不，是“寵犬”，直至指責那些主張民族主義文學者，都是“上海灘上沉沉浮浮的流屍”。18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豈止是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親國民黨、愛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這樣一個敵人，並將他們辱罵得灰頭土臉，鬥爭得體無完膚，而且，早已被歷史證明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絕不容忍其它任何一種文學存在的專制本能，更使得他們對與自己有著不同觀點的“新月派”和其它文學流派，大張韃伐，必置“敵”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不僅將主張人性文學、反對鼓吹階級性文學的梁實秋，辱罵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將他辱罵成“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無人豢養，餓的精瘦”的“野狗” 了19

至於由他們自己為了擴大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而製造出來的“與文學自由派和所謂第三種人的論爭”，其結局，便是在他們果然奪取了政權之後，便立即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將那些曾假扮成與他們有“不同文學見解的同志”，整治得死去活來。20

（四）

如果今天有人要問，為什麼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派作家，和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居然就能夠“橫行”在中國的文壇之上，想出版革命文學，就能夠出版革命的文學；想結社結伙，就能夠結社結伙；想宣傳馬列洋教，就能夠大肆宣傳馬列洋教；甚至想辱罵和恐嚇誰，就能夠辱罵和恐嚇誰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給了他們太多的自由！

所以，我們辨識的第四個結論，就是號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中共文化人，他們所索取的絕非僅僅是文學的自由，而是對文學自由的利用，即利用這一自由，來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煽動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甚至是公開號召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直至嘶喊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然而，就連這樣的“自由”，“國民黨反動派”竟然也還是給了！

後來曾被中共文化界打成右派、更被中共文革整治得家破人亡的三十年代共產派文化人柯靈，就曾在他的回憶文章裏“得意”地說過﹕“……《明星半月刊》的文字，都與電影有關，卻又不是為電影而電影，為藝術而藝術……鋒芒所及，政治現象，社會風氣，藝術問題，凡與電影直接間接有關的，借題發揮，無所不評，無所不談……為介紹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凡當時對推動革命（按﹕共產革命）有重大意義者，《半月刊》曾盡其所能，任宣揚之勞……²¹至於這家《半月刊》所發表的“何必槍口對內”一類的漫畫，就更是為公開地擁護共產黨發動武裝叛亂和揭露國民政府“打內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欺騙作用。

至於共產派作家胡也頻在他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中，無情地嘲諷三民主義，肉麻地歌頌馬列洋教，公開地侮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就祇能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所謂的五烈士中，真正有些文學才華的柔石，在他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之中，就更是將那個社會描繪成了一個“為殘暴者把持所有”和“四周是怎樣地黑暗”的“萬惡世界”，所以，他才要“在黑暗之大神的懷中掙扎”，“要痛快地破壞這存在中的一切”。而他的這些“文學語言”，卻是在中世紀一般真正反動和黑暗中生活了五十年的幾代中國大陸作家們，死都不敢下筆的“囈語”！

但是，三十年代享受了太多自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由於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暴動造反之間也”，所以﹕

他們筆下的文學主人公才會這樣地想著﹕“第一，是喚醒民眾，深入而擴大地喚醒他們，把他們吸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成為革命的隊伍……”²²

才會這樣地喊著﹕“鬥爭呀，朋友，祇有無情的鬥爭，最後的勝利才是我們的……”²³

才會這樣地叫囂著﹕“……因為這時代的要求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所以，“我自然是要貫徹我的主張，須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就是我們要得到大成功，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小暴動，否則，要再一次將我們的全民激動起來是不可能的……”²⁴

於是，五烈士中最年輕的一個，也確實是富有一定文學才華的殷夫，便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詩歌”歌唱道﹕

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

我也是历史的長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血字》1929，11）

我們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們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

我們的前面是世界共產主義。

我們是資產階級的死仇敵，

我們是舊社會中的小暴徒， ……

我們要鬥争，要破坏，

翻轉舊世界，犁尖破土，

奪回勞動者的山，河！

我們要敲碎資本家的頭颅，

踢破地主爺的胖肚，

你們悲泣吧，戰慄吧！

我們要唱歌，要跳舞。 ……

我們的旗幟显明：

斧頭镰刀和血跡……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维克》，1930，5）

在這裏，無論年輕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表現了如何真誠的信仰和如何動人的才華，然而，我們卻正是從這些號召“革命”和“仇恨”的詩句之中，聽到了“中共第一代紅衛兵”就要開始殺人的瘋狂叫囂，看到了中共從“殺人鎮反”、“殺人土改”、“殺人文革”直至“殺人六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殺人歷史畫面……而這位三十年代的中共紅衛兵詩人，為了“推翻和殺光國民黨和一切反動派”而寫下的另外一段“文學詩句”──

我們要把敵人殺得乾淨，

管他媽的帝国主義國民黨，

管他媽的取消主義改组派，

豪绅軍閥，半個也不剩……

（《五一歌》，1930，4，25） ──就更祇能令所有遭遇過中共歷次殺人政治運動的幾代中國人，“聞詩而喪膽”。然而，他們竟然就能夠作為“文學作品”，而公然地發表在和嘶喊在三十年代“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而這類公然用墨寫下來的要號召殺人的“血字”，竟然就在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中，無處不遇──在胡也頻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之中，那個與一位共產黨“革命家”通姦的國民黨市黨部書記徐大齊的太太，不僅立即覺醒到，“祇有到莫斯科去”，才能為她那個被處決的姦夫報仇，而且她還“……立刻便觉悟了，觉得纵任把徐大齊殺死，於她，於洵白，都沒有多大益處，因為像徐大齊這般人，甚至於正在等著候補的，是怎樣地多啊。她覺得她應該去做整個鏟滅這伙人的工作，否則殺死一個又來一個，這不但勞而無功，也太費手腳了……”²⁵ 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倘使一旦激起了五十年來無辜死於無產階級鐵血專政下的無數冤魂，甚至是激起了他們億萬親屬的巨大覺醒，豈不是又要在我們中國的大地上，重新製造一場──

“今日他們的天堂，

明日他們的地獄，

今日我們的血液寫成字，

异日他們的淚水可入浴……”

（《血字》，1929，11）的巨大人間悲劇嗎？

（五）

我們辨識的第五個結論，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不僅有號召殺人的自由，而且，當他們非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而是因為參加叛亂叛族、特別是因為中共自身對他們的出賣而死之後（參見下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居然還能夠擁有對他們的悼念權、宣揚權，甚至是藉他們的死來繼續公開號召發動中國馬教共產革命的權力﹕

“五烈士”剛被處決，時已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的魯迅，這個祇因為傳統的本能未泯，晚年的欲望太過，而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偉大作家，就敢於寫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樣一篇悼念文章，從此將“五烈士”“非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事實，公然製造成了“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歷史性謊言。

“五烈士”死後兩個月，中共的《前哨》雜誌（後改為《文學導報》公開出版），又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書”，魯迅更為美國的雜誌寫出了“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不僅敢於公開地攻擊國民政府，而且敢於公然地欺騙世界輿論，以騙取國際間的同情。

“五烈士”死後不過七個月，沈從文，這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被整整剝奪了三十餘年創作權和知名權的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竟敢於寫下長篇傳記《紀胡也頻》，而當時的《上海時報》亦膽敢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起便開始連載了。

“五烈士”死後兩年，即一九三三年初，魯迅又寫出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再一次藉追悼“五烈士”而煽風點火。而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二卷第六期，不僅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為發表這篇文章，我還編了一頁文藝畫報……向魯迅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又配上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還加上了魯迅的照片……”²⁶

一九三三年七月，胡也頻的同居人，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和中共左聯的書記丁玲被捕，居然能夠轟動中外，就是因為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不但無數民間的自由報刊敢於報道她的被捕，而且民間的大報《國聞周報》猶敢立即連載沈從文迅速為她寫成的長篇記實文學《記丁玲女士》。而沈從文，這位後來被共產黨的作家協會領導丁玲同志“棄之如蔽屣”的真正文學家，那時還敢於在《記丁玲女士》的跋中寫道﹕“一頁較新的歷史，必須要若干年輕人的血寫出的，同這個社會的種種惡劣習氣作戰，同不良制度作戰，同愚蠢作戰，他就不能吝惜精力和鮮血……”

我們姑且不論一九四九年之後，也就是沈從文所謂的“那一葉較新的歷史”寫成之後，成千上萬被無產階級專政無辜斬殺了性命的中國人，非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於為他們寫下一篇悼念的文章，甚至連一句同情的話都不敢說，有的更要在冤死者的屍體前，用聲嘶力竭的批判和鬥爭，來向共產黨表達他們的無比忠心。我們單單祇說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屠城當中，和在屠城後的屠殺中慘遭橫死的青年，於今已經十三年過去了，但在號稱擁有數千名大小作家的當今中國文壇上，迄今又有哪一位“新時期文學家”，敢於為其中的任何一位寫下一篇悼念與追思的文章，就不用說更有哪一家中國的報刊敢於發表這樣的一篇悼念文章了！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真正“黑暗無似”的時代，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還要在他們敘述中國新文學史的“學術著作”中，歌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詆毀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至於一些當代作家們，他們居然還能夠在揮灑著國中人民的血汗，於海外招搖過市之時，竟然就能厚著臉皮地嘶喊著說﹕“在中國的文學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自由過……”（姑隱其名）。

（六）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辨識的第六個結論，就是三十年代的“反動派國民黨”，確實也曾“限制”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國民黨中宣部就曾頒佈過一個《宣傳品檢查條例》，規定對於“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之反動作品，要分別予以查封、查禁或究辦，違抗者加重處分。各級黨部如發現反動刊物，得請當地政府先行扣留查勘。出版物與宣傳有關者，並應送請審查。

一九三零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出版法》，規定發行新聞紙及雜誌應向政府登記，禁止出版品意圖破壞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違者，出版品得予以扣留或禁止其發行，負責人得科以罰金、徒刑或拘役……而任何出版品，凡牽涉到國家的對外事務和國民政府重大政策者，需在出版後，寄送本地國民黨黨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兩份云云……

由是，“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封閉了創造社，於一九三零年查禁書刊288種，多數為中共書刊，但中共卻改名另印，或秘密發行……”²⁷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當真是為對付所謂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才製造了這樣的“惡例”、頒布了如此的“惡法”嗎？

二、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我們姑且不論，倘若要從中國新文學甚至中國大陸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悲慘遭遇來看，國民黨反動派所頒佈的“惡例和惡法”，乃具有何等的英明遠見。而這個“惡例和惡法”的要害，不過僅僅是要禁止宣傳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即蘇共與中共要在中國製造的“赤禍”罷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是“先有自由，後有審查”，即規定民間出版的報刊雜誌“應於發行時以二份寄送內政部，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所屬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之警察署。新聞紙或雜誌有關黨義或黨務事項之登載者，並應以一份寄送黨部或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份寄送中央黨部之宣傳部”。這相對於“沒有自由，卻要嚴查”，甚至“普天之下、莫非黨報，率土之濱、莫非黨刊”的中共專制極權統治相比，上述於外患內憂之下，由面對蘇聯侵略顛覆、中共武裝造反的“國民黨反動派”所製定的“惡法和惡例”，單從保衛國家和民族的起碼要求來看，它是否也 “惡” 得太不夠了呢？

我們姑且不論，即便是在這個“惡例和惡法”的限制下，中國正常的文學發展，應有的文學成就，非但絲毫未受影響，甚至成果輝煌。而且，即便是中共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本身，如果它真的僅僅是一種文學，文學史的事實，也已經證明了它們根本就沒有受到任何的“圍剿”和摧殘。例如，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巨著──一部意在批判那個莫須有“托派”和證明中國民族工業不可能得到發展的長篇小說《子夜》，就非但能夠出版，而且能夠走紅。還有，就是一直到死，都在一邊領著“反動政府”三百塊大洋的乾薪，一邊卻在“死罵”著這個“反動政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魯迅，他非但“哀榮”卓著，而且“生榮”輝煌，除掉他那個“既以批判他為始，又以辱罵他為終”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以外，真不知還有誰整過他，批過他，鬥過他，讓他掛過牌子，還是“坐過飛機”，甚至是逼他上吊或投河？就更不用說是勞改、勞教了！至於江蘇省警察局對他的“通而不輯”，無非是徒招來他更多公開的“辱罵和恐嚇”罷了！

然而，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已經推行改革開放以後，直到今天，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害死了、逼死了無數的文藝家，包括他們自己的文藝奴才之後，它都仍然在堅決地拒絕頒佈任何一種“惡例和惡法”。因為中共領袖陳雲早已斬釘截鐵地指示說：“過去我們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與國民黨鬥，現在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跟我們鬥，所有民間出版物，一概取締，不許存在……”²⁹

因此，要想瞭解“國民黨反動派”那兩個“惡例”和“惡法”的來由，要理解已經給了“革命文學”之如此大自由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何又要製定這樣的“惡例”和“惡法”，來得罪他們和他們的“革命文學”，就必須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由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來由，特別是這個“聯盟”要充當中共武裝背叛國家民族之“直轄文學支隊”的特質，予以根本的辨識。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何對於已經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公然號召要殺光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家們，國民黨反動派都不禁、不殺，後來卻又偏偏處決了那五個中共的“紅衛兵作家”呢？而這五位中共的紅衛兵作家，當真便是為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嗎？

（一）

根本的辨識之一，就是必須認清北伐成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狀況。特別是中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和中共“左聯”發動與建立的歷史背景。

簡約地說，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的成功，不僅打敗了辛亥之後各路持槍復辟的大軍閥，而且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將一個久陷戰亂和分裂的中國推向了初步的統一與和平。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走過了十七年艱難的反復辟歷程之後，終於迎來了可以進行民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嶄新歷史階段。猶如蘇俄的托洛斯基所言：“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祇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重要問題”。³⁰

但是，由於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中被斯大林徹底鬥倒，並被解除職務，這就使得新沙皇斯大林要繼續命令中共公開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欲望，非但不曾收斂，而且愈加迫切。此其一。

其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並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由是，斯大林認為，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必將促其滅亡的“預言”已經實現。因而，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特別是進一步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國際條件已經形成。

其三，一九二九年三月，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陰謀策動中共暴亂，被東北當局察覺並逮捕了共產黨三十九人，驅除了眾多蘇俄外交人員。於是，七月中俄絕交，八月至十一月，蘇聯紅軍大舉侵略我國，曾擔任過廣東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親率八萬蘇聯侵略軍佔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土地，張學良的東北軍慘敗，我旅長韓光第陣亡。由是，由蘇俄掌控的共產國際認為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勝算，已經顯然提升，遂決定命令中共要以“裡應外合”之方式，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配合蘇俄侵華戰爭，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一舉推翻中華民國。

其四，一九二九年三月，原桂系軍閥發起“兩湖之役”，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軍閥殘餘之殘餘”們開始持槍叛亂，以企圖維護北伐之前地方軍閥武裝割據的“山大王”局面。於是，四月至十月有馮玉祥夭折的武裝叛亂；九月有廣西宣佈獨立及張發奎、唐生智之武裝叛亂；一九三零年二月，原來親共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又糾合各路反蔣勢力，推閻錫山為首領，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叛亂，於是中原大戰爆發。這自然又使蘇共立即抓到了命令中共在中國製造武裝暴動的大好歷史機遇。

　　更何況：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當斯大林派來的第二位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中共的“八、七”會議時，就作過“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已經確定要在中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

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曾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必須建立“認俄作父”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曾通過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

　　此後：

“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經“……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³¹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在蘇聯已經決定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之時，共產國際執委竟然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命令中共‘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復，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蘇聯 ’”。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佔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藉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

而當中國人民反抗蘇聯侵略的戰爭慘遭失敗之後，為了使史稱“中東路戰爭”的蘇聯侵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立即發表社論，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

　　…………

彼時，雖然祖國的外患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蘇俄授予他們的這一叛國旗號之下，遵俄命將武裝叛國叛族推向了頂峰階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領袖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 “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 ”──此時，中華民國保衛國家和收回中東路國家主權的反侵略戰爭雖已慘遭失敗，但中共卻仍然要受俄命、乘外敵得勝之勢發動全中國的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祗能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製定紅軍的策略。”³² ──此時，雖然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大獲全勝，但中共仍要“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以繼續製造本國的混亂、暴亂和暴動來保衛他們的“蘇維埃祖國”。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此時，雖然蘇俄侵華戰爭早已勝利，但中共仍甘心接受侵略者的指示，竟然以繼續保衛侵略者為由，加緊了對自己祖國採取“積極進攻”和“集中進攻”的武裝叛亂。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於是，一場要在各個方面以出賣祖國和民族的武裝暴亂和暴動，就要拉開帷幕了。

這才是中共一手策劃、領導和發動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特別是他們要迫不及待地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

（二）

根本的辨識之二，就是我們祇有真正瞭解了當時祖國正在遭遇蘇共與中共“裡應外合、交相戕害”的痛苦歷史背景，我們才能真正瞭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所誕生的真正政治背景，也才能理解為什麼本文作者要稱這個“左聯”實際上不過是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一個“直轄文學支隊”了。

因為，中共新文學史家們幾乎全部老實地交代過：“左聯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事業加強領導的直接結果”。³³ 然而，這個正在被中共加強領導的“革命事業”，其實質，就是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那個名聲很大、後來也被中共迫害得十分淒慘的共產派文化人夏衍，就老實地說過：“左聯直屬由中央領導的文委領導”。³⁴ 當然，這個中央，如上所述，就是那個在蘇聯侵略自己祖國時要遵俄命拼命“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中央。

但也正因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迫不及待地發動全國的武裝暴動，所以，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也才老老實實地招認說：“對敵鬥爭的形勢，緊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團結起來 ……一九二九年秋，黨指示原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和魯迅以及為魯迅影響下的作家們聯合起來，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黨指定創造社的馮乃超，與太陽社有關係的沈端先（夏衍），以及與魯迅合編過馬克思文藝理論叢書、較早對魯迅有認識的馮雪峰籌備左聯。”³⁵

所以，中共的文學史家們才會下結論說：“左聯正是在黨的領導下克服了宗派情緒、廣泛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 他們甚至還甘願“招認”到底地說：“左聯的成功活動，大大地密切了文藝與革命的關係，她明確地宣佈自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的才爭……”³⁶ 而這個要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展開英勇鬥爭”的左聯，目的就是為了配合“武裝保衛蘇聯”，手段則是要用“文學”來號召和發動“全中國的武裝暴動”。

至於左聯成立的事實經過，就更是體現了它作為一個“直轄文學支隊”的組織證據，從而也才能夠使“中國的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³⁷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江蘇省委特設立文化支部，以華漢、潘漢年、彭康三人為幹事，作為領導上海文化運動之核心。³⁸

──這是在蘇聯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前夕。

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原北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附近的咖啡館二樓，由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同志主持，有作家魯迅、鄭伯奇，以及中共黨員作家夏衍、馮乃超、彭康、陽翰笙、蔣光慈、戴平方、洪靈菲、柔石、馮雪峰等十二人秘密參加，召開了籌備左翼作家聯合組織的工作會議。³⁹

──這是在蘇聯已經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之後。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在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的主持下，四十多位“進步”作家和文學青年秘密集會（與籌備會議地址同），宣告中國無產階級戰線的第一個統一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會議選舉魯迅等七人為常務委員，蔣光慈等為候補委員，並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和文藝大眾研究會等。

──這正是蘇俄命令中共不要將他們發動中東路戰爭的勝利作為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的“尾聲”，而是要作為在全中國發動武裝叛亂的“序幕”之時。

當是的中共特工頭目和後來受中共之命做了“漢奸”的潘漢年，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第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和鬥爭；第二、確定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的指導；第三、發展大眾化的理論實際，即從事工農才爭；第四、要執行自我批判。──中共強迫中國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或許正是以此為始。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魯迅、沈端先等邀滬上“無產階級文人”十二人開籌備會，討論題目是：“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的任務”。

所謂清算過去則有如下四點：第一是小集團主義和個人主義。第二是過去不注意真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第三是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的“助政治運動”的任務。第四是批判不正確，即不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度，也就是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態度”。

所謂確定目前文學的任務，第一是對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表現的嚴厲的破壞。第二是對新社會的理念的宣傳和促進新社會的產生。第三是新文藝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建立。

此後，用中共新文學史家的話來說，就是“左聯還在北平、日本東京建立分盟，在廣州、天津、武漢、南京等地成立小組，創辦刊物。它的成員迅速擴張到了全國各地。”

左聯，還參加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猶如中共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樣，左聯也成了該國際組織的“中國支部”。

這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直接政治背景和組織背景。倘使有人對“直轄文學支隊”的提法有異議，那麼，用左聯成員、共產派文化人柯靈的話來回答就是：“三十年代初葉……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開闢的第二戰場。”⁴⁰

至於後來對“國統區”的資產階級文化人根本沒有興趣，甚至用了許多的政治運動，把他們整治得死的死、傷的傷、哭的哭、叫的叫的毛澤東，竟然也在他對自己喜歡的延安土包子文學家講話時指出：“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⁴¹

然而，必須指出、或需要“正名”的是，被共產黨文化人所稱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被毛澤東所指的“十年內戰時期”，就是中共在斯大林命令和指揮下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之始，真正的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已經勝利結束，此後，不過是“第二共和”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為維護國家統一而不得不平息殘餘軍閥叛亂的短期戰爭和零星戰爭，和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圍剿前蘇聯命令中共進行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衛國戰爭及民族戰爭罷了。而當代中國所有的新文學史家們之所以都將他們的文學史寫錯了，把中共背叛國家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看錯了，就是因為，心中祇有中共偽黨史的他們，卻對我們祖國的這一部現代史全然無知。就此而言，他們比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學界那些早已在進行著痛苦歷史反思、並已經獲得了驚人反思成就的的歷史學家們，實在已經是大大地“落後”了。

（三）

根本的辨識之三，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不是“心甘情願”地成了中共武裝叛國叛族的“直轄文學支隊”？

回答無疑是確定的。因為這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不僅用文學的手段參加和號召中共的武裝叛國，甚至直接地參加並號召了中共的武裝叛國。

就前者而言，除掉前文所引的左聯作家們那些號召發動共產革命和號召殺光國民黨的“文學作品”以外，猶如中共新文學史家所說，左聯為鼓勵作家的創作“為革命現實服務”，一些刊物還直接刊載了正在實行武裝叛國的“蘇區土地革命和反圍剿鬥爭勝利的消息”。而左聯的作家們，更“用無產階級思想感情逐步地克服並代替了小資產階級感情……以至懷著深厚的熱情描寫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和紅軍的故事……”“五烈士之一的馮鏗開始主要寫抒情小說，參加共產革命後開始寫作號召參加共產革命的小說《樂園的幻滅》、《突變》，還有《小阿強》和《紅的日記》等”。“五烈士之外的共產作家洪靈菲的長篇小說，上部雖描寫了性格不同的三個農民對封建統治的自發性反抗，下部則描寫了他們‘在蘇維埃政權下有組織的鬥爭’。”⁴² 五烈士不僅全部參加了“全國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會後，柔石還立即寫作了 “偉大的印象”一文，用“文學”手段詳細而又激情地報告了中共“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盛況”。

他寫道：“同志們，蘇維埃的旗幟已經在全國飄揚起來了！”我們的主席向我們和平地溫聲地作這樣的鄭重的開幕詞……

他寫道：“悠揚的雄壯的國際歌，在四壁的紅色包圍中，當著馬克思與列寧的像前，由我們唱過了……”

他寫道：“……我們分散了，負著這些工農底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國各處深入，向全國工農深入；我們的鐵的拳頭，都執著猛烈的火把。中國紅起來罷！中國紅起來罷！全世界的火焰，也將由我們底點著而要焚燒起來了！世界革命成功萬歲！我們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著……”

他終於壓抑不住地在他的“革命文學”中嘶喊道：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猛烈地擴大紅軍，

組織地方暴動，

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

（柔石：一個偉大的印象）

就後者而論，由於左聯的綱領鮮明地寫著：“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現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

所以，“烈士們生前大都從事革命活動，又以文學為武器參加戰鬥”。

所以，“儘管左聯是文學家的組織，但從領導到每個成員都沒有把組織和個人的活動局限在文藝的範圍，而是以參加政治活動、進行革命鬥爭為第一任務。”⁴³

所以，“左聯作家們直接參預了同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鬥爭……許多作家走上街頭，在中心城市舉行公開的‘飛行集會’，‘節日游行’，‘總同盟罷工’、甚至宣傳‘武裝暴動’和高喊‘祇有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武裝保衛蘇聯’之類‘脫離群眾’的口號……”⁴⁴

──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略感“羞澀”地這樣說。

但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卻毫不羞慚地大聲疾呼道：“政治上目前一個克不容緩的急務就是：武裝擁護蘇聯。”

他宣稱：“做文化運動的人，也即是參加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人。”

他甚至諷刺說：“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畏懼實際鬥爭，怕做艱苦的工作，便自動地投到文化運動的旗幟下，去吶喊幾聲，自以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計”。⁴⁵

於是，“……左聯特別是在紅五月的五一前和五卅前召開兩次大會，左聯成員貼標語、散傳單……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都參加了。”⁴⁶

而在“與敵人作生死決戰的時候，他們已經堅決底感覺到、並且將要通過紅五月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⁴⁷

於是，夏衍老實地交代說：“……一次在南京路飛行集會，閘北區負責人佈置了一、二百人佔領山東路附近的一個慈善機關（這是商會辦的一間冬季對貧民施粥的院子）結果二十多人被捕，我僥幸脫險……”⁴⁸ 看來，正是左聯，才首開了中共紅衛兵“打砸搶抄”的“雄風”。

對此，受了誘惑的文人魯迅“總是聲明不會做他們這種工作的，我還是寫我的文章”；郁達夫甚至奮激地說：“我是作家，不是戰士”⁴⁹；但“茅盾因不參加飛行集會”，便“被一些人視為‘自由主義’”。⁵⁰

一九三零年的秋天，祗因蔣光慈反對在他的住處開會，並強調“一個屋子，本來可以寫作的，往往一開會就開倒了……”但“不幾天，左聯黨組的負責人就對蔣光慈說：‘寫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動！’蔣光慈為此交出了‘退黨書’，十月二十日，在中共的《紅旗日報》上，便發表了‘蔣光慈是反革命，被開除黨籍’的消息。⁵¹ 原來，中共的這條共產革命的“賊船”，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是祇有“開除”而沒有“退出”這一說了。

我們還有必要繼續羅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為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之“直轄文學支隊”的其它更多犯罪行徑碼？他們對他們的“蘇維埃祖國”的命令執行得該是何等地忠實，但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背叛又是何等地無恥和無情。

三、“五烈士”非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亡，是為參加武裝叛國叛族、更“為中共出賣而死”

有一個可笑得完全講不通的結論是，所謂左聯五烈士是為文學而死，更是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不知道是無知、無賴、抑或是不敢，竟然遲至今日，還在振振有詞地說著：“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大部分被進步文藝佔領了。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惡極，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鎮壓……最後，敵人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52

我們似乎不必再重複前面已經提及的那些“文學的事實”了。這些文學的事實，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中國共產派作家們所擁有的創作和出版自由之大，祇能使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下的作家們，不能、也不敢想像。但就上述這個在當代中國任何一本新文學史著作中都能夠看得到的“歷史結論”而言，它的純粹的“胡說八道”，實在祇能使得稍有腦筋的讀者，都能夠指斥他的荒誕不經。因為，既然“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極惡，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那麼，“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還有可能大部分都被“進步文藝”佔領碼？如果是，五十餘年來，共產黨倒真的是對一切“反動文藝”都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不知已經用過多少方法，“殺戮”過了多少次，但為什麼“反動文藝”，“反動文藝刊物”和“反動的文藝團體”，迄今非但一點陣地都佔領不到，而且五十年來連一家也不能夠存在呢？

一句話，就是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在撒謊，而且撒的是“瀰天大謊”，並且祇因這個謊言，是撒在絕對不準許別人說話的前提下，甚至已經撒了成千上萬次，所以，它才不僅成了“事實”，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左聯五烈士的“文學”雖然是“要革別人的命”的，但是，他們也絕不是為了這個“要革別人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為他們早已直接地參加了中共受俄命所發動的武裝叛國而死的，而是在參與中共叛國叛族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之時，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

而要瞭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樣地因為參加中共的殘酷內訌內鬥而死，我們就必須對左聯成立前後中共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有一個起碼的辨識。

（一）

這個起碼的辨識之一，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批判和否定的所謂立三路線。但這個所謂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卻是由斯大林決定的、並且從來也不曾改變過的“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路線”。

本文在論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何竟然是中共叛國叛族的“直轄文學支隊”時，就已經將蘇聯如何命令中共叛國叛族，和中共怎樣受俄命而瘋狂進行叛國叛族的事實，作了相當事實性的介紹。現在，本文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個相當事實性的介紹，就是立三路線的事實性真相。

因為，事實上，立三路線的由來，就是根據中共“六大”決議。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六大”，就已經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國“爭取革命高潮”和“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方針。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線又是根據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來。因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經肯定中國“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積極的展開著、並且是日益地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線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那個有名的“決議案”。該決議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並指出“要爭取革命在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是最決定勝負的力量……所以要組織政治罷工，擴大總同盟罷工，加緊武裝組織和訓練，以豎立武裝暴動的中心力量……”該決議案還將“汪精衛的改組派和陳獨秀的取消派列為殘酷的反革命派，而號召揭露和消滅。”此即所謂立三路線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決議案在送達莫斯科之後，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根據這個決議案所通過的“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乃與立三路線完全一致。不僅肯定了中共這個決議案的正確，並指示要將“建設蘇維埃和紅軍為第一任務，”，指示中共要“儘量發展政治罷工，凡在革命鬥爭發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圖把革命的職工運動，從秘密狀態之下公開出來……”左聯的公開成立和公開活動就是受此命而來。

所以，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就曾為立三路線辯護說：“……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與國際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二）

這個起碼的辨識之二，一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這一旨在瘋狂發動武裝叛國叛族的立三路線遭遇了慘敗。二是不懂事的李立三還在自以為能夠奪取偉大成功之時，曾口出狂言，不僅要發動中國的武裝暴動，更要藉此來發動世界的共產暴動，並且要把蘇聯“拉進與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之中”。三是他甚至敢於對蘇俄“大不敬”地揚言說：“等我們打下了武漢之後，我們就要用另一種方式來跟共產國際說話了！”這就是後來共產國際指斥李立三“竟敢於將對共產國際的忠實和對於中國革命的忠實互相對立起來”的來由，更是共產國際要將立三路線定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和“實質上是托洛斯基路線”的由來。

然而，一是共產國際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二是失敗的責任祇能由李立三來承擔；三是李立三的“口出狂言”得罪了共產國際；四是中共黨內的各派反李勢力早已在準備著“奪取權力”。而在各派反李勢力中，最有力的是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派、即共產國際派，和國內實力派、即羅章龍與何孟雄派。

於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而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由於被共產國際認為“不是清算立三路線，而是調和立三路線”，所以，共產國際便乾脆派遣它的東方部部長、俄國人米夫帶領著早已垂涎中共最高黨權的王明派人馬，赴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清算立三路線，並為李立三的錯誤定性；親自扶王明上馬，以建立一個從今以後能夠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即蘇共的中共中央。但是，清算李立三雖然獲得了中共地方勢力派羅章龍和何孟雄等的支持，但共產國際對王明的“情有獨鍾”，卻引發了他們的激烈反對。於是，曾反對過李立三的羅章龍和何孟雄等人，首先由“海總黨團發表了反四中全會的決議案”，而出席了六屆四中全會的羅章龍又於會議閉會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就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要求“成立臨時中央，主持全國緊急會議……”。一月十七日，何孟雄又在上海東方旅社召開了“全總黨團會議”，用王明的話來說，就是“公開向黨進攻……”

“為了撲滅這場剛剛燃起的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產國際的領導權控制局勢，一方面對黨內不同意見者進行壓制和打擊……元月十三日，在六中全會閉幕後的第六天，米夫和其他國際代表親自召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開會……他們在會上宣佈，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就是反對國際代表，反對共產國際，就會受到處罰，以至開除黨籍……”。王明甚至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同志組織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並進行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54 而“當時受到開除黨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擔任各省、市、區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就有二十多人……”55

由蘇俄欽定的王明中共中央，在這場關係到黨內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在關係到蘇共對中共的領導權絕對不容許任何人挑戰的惡鬥中，豈但是要“不惜進行嚴厲的組織制裁……”，而且要“借國民黨反動派之刀，來懲處他們自己的不同黨見者們”了。李立三被“帶回蘇聯受審”時，共產國際領導成員古丘莫夫曾當場揭露了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於南京，其看守隊竟為共產黨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張看守隊叛變釋獄，而中共江蘇省委竟主張將被拘者處死，以便號召全國暴動。結果，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親手槍決，而看守隊事後也被繳械……”56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蘇省委竟能夠為了激發武裝暴動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殺害自己同志；此時，中共的王明，為了捍衛自己剛剛奪取到手的權力，又將會怎樣地“借刀殺人”呢？

先看當時的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是怎樣向他的俄國主子“匯報”的。王明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匯報文件《關於四中全會前反立三路線的經過》一文中，曾明確地說道：“羅章龍把一切托陳派、被開除、來歷不明及我們一部分同志幾拾人在一個旅社開會反黨，使我們二十五個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犧牲，在北方的被監禁。上海東方旅館二十五人被破獲是羅章龍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話來判斷，就是二十五位共產黨員在東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產黨自己告的密，並且告密者就是反四中全會的首領之一羅章龍“同志”，被捕者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反四中全會派的“共產黨同志們”。其中筆名叫李求實的，就是五烈士之一的李偉森。

但是，臺灣的中共黨史學家王健民，卻在他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第九九頁中，引用《中共透視》第144頁的資料，同樣明確地揭露說：“關於何孟雄被捕，乃陳紹禹之告密”。而陳韶禹就是中共領袖王明。

這兩條分別揭露了不同人告密的資料，有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論是王明的揭發，還是中共黨史專家的揭露，均指出了告密者為共產黨自己。

由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王明已經被毛澤東鬥倒鬥臭，所以，中共的黨史學家們，便敢於為指責王明告密陷害自己的同志，提出了有力的佐證。

佐證之一，就是何等被捕前，“……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志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逮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57

佐證之二，就是後來曾擔任過中共駐蘇聯大使的劉曉曾證實說：“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其實，他不叫省委管，也沒有讓中央管。並認為：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險的，恐怕已經來不及了。”58

佐證之三，還是這個劉曉，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當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傳到江南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王明聽到後‘表情異常冷淡’，以後又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59

佐證之四，就是中共黨史學家證實說：“何孟雄等被捕後，龍華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絕接受他們黨的關係，不讓他們參加支部活動。”60

佐證之五，就是：“……當何孟雄等二月七日晚被處決後，王明還在對他們繼續進行批判。當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義的惡耗傳來，王明冷淡的態度簡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沒有提出上海黨組織如何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的問題，相反的，還繼續向烈士身上潑髒水，繼續攻擊誣衊他們，胡說他們犧牲是個人野心、反黨分裂的必然結果……他還惡狠狠的宣佈：‘……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央精神，組織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要省委根據他的講話，起草一個文件，指出何等被捕犧牲的所謂教訓，和繼續批判他們的錯誤，發給各級組織……。’”61

夠了。因為，綜上所述，事實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中共四中全會反對派，在他們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於上海東方旅社舉行“全總黨團”反對四中全會的會議時，恰恰是因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國民政府的逮捕。而國民政府在接到告密之後，對這些在蘇俄武裝侵略自己國家時，竟能為“裡應外合”，而受俄命號召並發動武裝叛國叛族的國賊和族賊們，予以逮捕，並於二月七人日將他們處決，實為天經地義。就不說，逮捕的機會竟因他們自己來告密提供；就不說逮捕他們之日，又正是他們在我們的敵國派人來領導他們繼續為害本國之時……

在全世界被稱為最為民主的美國，當年那個曾甘做前蘇聯間諜的愛森堡夫婦，就被送上了叛國者活該的不歸之“椅”，並且永無平反之日；同樣是在這個堪稱世界最民主的國家，當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之難襲擊了他們可愛的祖國時，那個要幫助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權來反對自己國家的年輕人，今天又因為“叛國罪”而身陷囹圄，並被判刑二十年，雖然他已經在獄中懺悔過自己的叛國罪行……

（三）

至此，我們最後要辨識的則是，正是在魯迅為紀念所謂左聯五烈士所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篇文章後面，竟然附有這樣一註釋。這條註釋明確地指出，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都是左聯成員，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們為反對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東方旅社參加集會被捕……”

──這個日期和這個會議，恰恰就是中共何孟雄派開會發起內訌內鬥的日期和地址；也是中共領袖王明和中共中央在本黨的內訌內鬥中為“借刀殺人”，而出賣自己“同志”的日子和地方。“中共的左聯五烈士”祇因全部參加了這一場血腥的內訌內鬥，才與他們志在一起背叛祖國和民族的戰友們一起，因被“本黨”出賣而同時被捕，並在二十天後被同時處決。而在此之前，不論他們創作過怎樣要“武裝保衛蘇聯”的“文學”，如何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的“作品”，甚至直接地參與了“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種種罪惡行徑，“國民黨反動派”都沒有逮捕和處決他們。五人之中，唯殷夫曾被逮捕三次，然而三次均為“國民黨反動派”教育釋放。

現在，我們的“辨識”終於能夠給五烈士之死因，作出這樣一個符合歷史事實的判斷了。這個判斷就是：

中共五烈士非為製造要革別人命、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甚至不是為了自己曾參加和號召武裝叛國叛族而死，而是與中共領袖何孟雄等其他二十位“中共反黨同志”，一起被中共中央蓄意出賣而死的。也就是說，“國民黨反動派”並非因為他們已經並正在製造要革自己“反動統治”命的“文學”，才把他們逮捕和處決的。而中共和中共的同路人們，之所以要回避這個根本的歷史事實，非要將他們定案為“為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甚至稱他們是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流了鮮血和送了性命的“前驅”，無非是他們為了隱藏自己的罪惡和為了繼續煽惑人心的需要，而給予歷史和文學史的又一個赤裸裸的栽髒罷了。就所謂的“左聯五烈士”這一名號而言，亦不過是不解真情的魯迅，所贈予這五個叛國叛族青年的一個傷心“謚號”而已。

結束語：

本文意在辨識所謂左聯五烈士之死，卻沒有對當年那五位文學青年的身世，作一個較為細緻的介紹。總之，在那個年代，他們雖然出身不同，經歷也不盡相同，但是，在那個鼓吹倒退的“主義”──實際祗是一家來自西方的“邪教”，帶著那面充滿誘惑的旗號，打著它假冒的“西方科學”的招牌，吹虛著它在俄國的“革命成功”，更包藏著新老沙皇俄國對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野心，企圖橫行在我們正處於艱難變革中的國土上時，他們，一群小知識分子，一群文學青年，在人士的十字路口上，受誘惑了，被迷惑了，甚至要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那個“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這雖不是整整一代人的歧途，但卻造就了我們整整幾代人、乃至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鉅大歷史悲劇。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祖國和民族還深深地陷入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悲劇之中，而難能自拔……

至於由這個所謂信仰的悲劇，在文學上所造成的損失和損傷，而今竟也祇能令我們“欲說還休”。因為，如果文學史的栽贓者們所言“確鑿”，那麼，即便有所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前驅的血”，它又怎樣能夠與中共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無數文藝家所流出的鮮血相提並論呢？就不用說“共產黨進步統治”下的中國文學成就，又怎能拿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的中國文學成就相比！

而當年的那個十三歲的文學少年，今天，在他早已過了不惑之年，並在認真地反思著自己祖國的這一部新文學史之時，他對自己在少年時代就曾景仰不已的所謂左聯五烈士，又祗能懷著怎樣的感慨？或許他祇能將那一首所謂的革命烈士詩抄，因心懷別緒，而“篡改”成這樣的傷心詩句吧：

龍華千載訴悲風，

國賊身亡志竟終；

馬家桃花共家血，

一般腥羶一般紅。

註釋：

1、這首“共產革命烈士”詩抄，原無作者，傳為左聯五烈士作。1982年經本文作者查實，原為前中共安徽省委付書記、付省長張凱帆作。1960年，張凱帆曾因親眼看見安徽盛產稻米的糧倉無為縣餓死大批農民，而開倉放糧，旋被毛在大會上公開點名為“壞人”，而身陷囹圄二十年。

2、殷夫的詩﹕《別了，哥哥》。

3、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第九二頁。

4、柯靈﹕“文學生涯第一步”，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柯靈卷。一九九七。

5、施螫存﹕《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施螫存卷。文華出版社，一九九七。

6丁玲﹕《胡也頻》，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丁玲卷。一九九七。

7、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卷142頁，香港平明書店出版。

8、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料稿》，中卷第132頁。臺北，中文圖書供應社出版。

9、10、11、12、13、佚名﹕《中國現代文學史》，《熾天使書城》網絡版。

14、施螫存﹕“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施螫存卷，一九九七。

15、同上。

16、同9。

17、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18、同上。19、同上。20、參見胡秋原和施螫存等人的文學回憶文章。

21、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柯靈卷。一九九七。

22、胡也頻﹕中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胡也頻小說精選》第18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9月第一版。

23、同上，第119頁。

24、同上，第114頁。

25、同上。《胡也頻小說精品》第79頁──《到莫斯科去》。

26、同14。

27、同8。

28、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轉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29、八十年代初，文化出版界要求頒佈出版法時陳雲的批示。引自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轉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30、托洛斯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轉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

31、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轉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32、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15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33、佚名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熾天使書城》網絡版。

34、夏衍﹕“懶尋舊夢錄”。

35、佚名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熾天使書城》網絡版。

52、《人民網》2002年三月二日。

53、薈盧藏《中共三中全會資料》第八號：“特生報告”。特生即向忠發。

54、“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白區黨內才爭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55、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吉林文史出版社。

56、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69頁。

57、李海文、金海寧：“東方旅社事件”《社會科學戰線》1980第三期。

58、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26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59、劉曉：《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6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2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61、《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美國黃花崗雜誌連載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