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學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都有它的價值;不過 一個歷史悠久而文化豐富的民族國家，其歷史價值當 更值得重視。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價值，也往往就是 這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特徵。中華民族歷史，有四個值 得重視的特徵:一個是幾千年來中國有一套好的史官 制度，一個是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一個是中國歷 史本身的獨立性與完整性，一個是綿亙在中國歷史 中，成爲中國學術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它所表現的 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一、 中國悠久的史官制度與史官精神

中國自有歷史文化，便有了史官。唐朝劉知幾的 史通，有一篇講「史官建置」，內容詳述史官制度的 緣革。據史通、古史世本、漢許慎的說文序，與唐杜 佑通典，都說:史官之制始於黃帝而「倉頡沮誦實居 其職」。在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時代，是中國歷史的傳疑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開端時期。根據傳 說，倉頡沮誦既是黃帝的史官，卻又是創制文字的 人。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史」字說:「史，記事者 也……」 古史( )字，便象徵一人手中執策而記事 就是古代的史官。上古史官記錄的不過是帝王的言 行、祈禱、戰爭、狩獵一類大事，用最簡單的文字符 號記載下來。上古史官也就是最早創制文字符號與懂 得使用文字符號的人。所以文字、文化與史官，在中 國歷史上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尚書裏許多原始資料， 都是出自上古史官的記錄。到了秦前三代，史官的故 事漸多。據說孔甲、終古是夏朝的史官，尹逸、向摯 是殷朝的史官。這類故事，還都是來自傳說，不能算 做信史。

可是自從發現了殷墟甲骨文，我們得到了商殷直 接史料的證據，證明了在商朝確已有了史官。經甲旨 文學家的研究，研究出爲殷王作卜辭的「貞人」，大 都是史官。在卜辭中所見殷代官名，以史官爲最多。 如「尹」 「蔔」 「工」 「史」 「卿史」 「御史」 都是史官的官名，說文裏的「史」，周秦的「御 史」，早在商朝的甲骨文裏已經有了 。原來在上古 時，巫、祝、卜、史這類官職，其職務往往不分，分 工是越往後才越細的。當時的巫也可以稱巫吏，祝也 可稱卜祝，而太卜也可稱太史。史官都兼通天文、氣 象、占卜之術，他們一方面爲帝王作簡單的言行紀 錄，一方面也爲帝王占卜祈禱，和觀察天文曆象。這 就是司馬遷所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這也 和古埃及巴比倫歷史之出於「祭司」者，其意義相同 。

這種卜祝史不分的上古史官，演進到周朝，逐漸 脫離神職而人事化，而專業化。史通稱:「史官之作 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周朝王室的史官，見於記載 的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 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 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御史掌萬民之治令，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左右史經常跟隨在周王左右，記錄周王的 言行，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牘。周代王朝的 史官，不僅完備，而且職掌範圍很廣。除了紀錄史事 之外，有些史官還要管理國家的文書法令、檔案文獻 等。王朝之外，各國諸侯也都有史官。春秋時齊太 史、晉董狐、楚左史倚相，都是聞名國際的史官。孔子所著之春秋，便是根據魯史官的資料寫成，就是左 傅所根據的資料，也是出白魯史官。魯昭公二年，晉 韓宣子出使到魯國，參觀魯太史的藏書，看見易象與 魯春秋，感歎說周禮盡在魯矣，足見魯史官藏書的豐 富。西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相會於澠 池，秦王請趙王鼓瑟，間頭叫史官記下:「某年月 日，趙王爲秦王鼓瑟。」接著藺相如請秦王鼓缶，也 叫史官寫道:「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鼓缶。」孟子 說:「晉之乘、楚之籌杌、魯之春秋」，都是各國史 官所記國史的別名。後來晉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 年)在汲塚中所發現的古竹書紀年，就是戰國時魏國 史官所寫的編年史，從夏朝開始記到魏安釐王時，前 後一千多年。不僅列國的諸侯有史宮，就是諸侯之下 的卿大夫也有史官。晉國的趙鞅有史臣書過，操簡筆 於門下。齊國的田文，每逢坐對賓客，有史官站在屏 風後作記錄。

到了秦朝，統一中國，設置了太史令一官。胡毋 敬曾爲太史令，與李斯共同修定文字，作博學章。漢 朝沿用秦制，仍設太史令，秩六百石，屬太常卿。漢 武帝用司馬談爲太史令，談死，子遷繼之。司馬遷在 史記中所作自序，自稱其先世在周室爲太史，世典史 職。漢制天下獻書，都要送與太史令參考。司馬遷之 所以能作史記，正以他身爲太史，能看到國家保藏的 大量史料。到了王莽的時候，又仿照古制，令史官站 在殿庭柱下，聽政事，作紀錄，稱爲「柱下五史」。 東漢初年置令史於蘭台，從事修史，稱蘭台合史。章 和以後集中圖書於東觀，集中史臣於其中，從事著 作。到魏晉時，正式設置「著作郎」，從事著史。南 北朝時，著作郎外又有修史學土。從元魏開始，又設 置起居舍史，修「起居注」，專記天子的言行。傳到 唐朝，特設起居舍人二員，起居郎二員，每逢天子臨 朝，站在階前柱下，郎居左，舍人居右，延首而聽， 退而縮錄成爲起居注。

從唐朝起，開館設監，由官家集多數人的力量， 合修國史，遂開史館之制。史館由宰相作監修，吏官 除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外，又有修撰、直館等 職。著史通的劉知幾便做過修撰。唐代修史的程式繁 重，尤其在貞觀到開元的這一段時間，制度最爲嚴 密。從武後時起，宰相要撰「時政記」，又據「起居 注」與「時政記」合撰爲「日曆」，詳記某年某月某日之事。到了一朝皇帝死後，再根據「日曆」編爲 「實錄」。最後再合幾朝「實錄」，整編爲國史。史 館到宋朝更加擴大，分國史院與 實錄院，史官有提舉，有監修，有修撰，有編修，有 檢討，有校勘等。其起居注、日曆、實錄的制度，都 緣襲唐朝。這種制度後來歷遼金元，一直相傳到明清 之末。這以上是約略說明，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套史官 制度，從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傳疑時代，歷經商周秦 漢魏晉隋唐，一脈相承，綿綿不絕，一直傳到近代。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徵。

在中國的史料中，能有一套綿密而有系統的正 史，這與中國的「史官、史館」制度，有密切關係。 但是這種御用的史官和官辦的史館，他們會不會包庇 帝王專代政府發言，而歪曲了歷史，使歷史知識與歷 史本身發生了遠大的距離呢?這種情況是勢所難免，可 是在中國古代，另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與制度，來糾正 這個偏差。

原來在上古的史官，鄉是專門職守，終身事業， 而且父子兄弟相傳。史官必須忠於他們的職責，必要 時須以身殉職。這種精神，可以稱爲史節。史官不能 徇私情，或爲金錢勢力的利誘威脅而改寫歷史，這種 觀念，可以稱爲史德。史官要有史節史德，才能保持 歷史的獨立性，使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史官是直接 對歷史本身負責，而非對君主權貴負責，縱以天子之 尊，亦不能干涉史官。關於這個問題，歷史上有幾樁 故事可做說明。

在周靈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國的 權臣崔杼殺死他的君主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便將這事 據實直書曰:「崔抒弑其君。」崔杼大怒，便將太史 殺死。太史的弟弟繼承兄職，依樣直書，崔杼又把他 弟弟殺死。太史的第二個弟弟，還是一樣，崔杼再把 他殺死，於是一連殺死了史官兄弟三人。那知輪到了 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依然不怕死，依然照實直書，崔 杼莫可奈何，終於屈服在正義之下，不再干涉。這時 齊國還有一家史官南史氏，聽到這個消息，唯恐歷史 失傳，手持簡筆前往紀錄。行至中途，聞知太史的四 弟得存，歷史紀錄未改，遂欣然而返。又一樁事是在 周匡王六年(西元前六 O 七年)，晉國發生內亂，趙 穿殺死晉靈公，時晉國當權者爲趟穿之兄正卿趙盾。 靈公被殺後，趙盾迎立晉成公爲君，也沒有追究殺君之事。晉國的太史董狐認爲這事應由趙盾負責，乃在 史冊上直書「趙盾弑其君」。趙盾見了不服道:「我 又沒有害死君主，怎麽說我弑君?」董狐遺:「你身爲 正卿，事變時你藏起來，事後又不追討殺君之賊，則 弑君的責任你不負誰負?」後來孔子讀史至此，歎道: 「董狐古之良史也!」宋朝殉國的文山公，也特別稱頌 這兩樁事，就是他正氣歌中所謂:「在齊大史簡，在 晉董狐筆。」另外一段，是關於起居注的故事。唐置 起居郎與起居舍人，記錄天子的言行，謂之「起居 注」。主持起居注的史官，稱知起居注事。唐太宗貞 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年)諫談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 注事，太宗詢問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褚遂良道: 「史官書寫人君言動，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觀看。」太 宗問道:「朕有不善之事，你是否也記下?」褚遂良 遺:「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倚郎劉洎在一旁 說道:「即是遂良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太宗嘆 道:「誠然!」後來宰相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問 他:「前世規定史官所記不許人主得見，是什麽道 理?」玄齡遺:「史官的責任是不虛美，不隱惡，恐人 主見而憤怒，干涉史官。」諫議大夫朱子奢道:「恐 開後世史官之禍，如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之 下，還有可靠的歷史麽?」在唐文宗的開成初年，有一 天文宗和宰相議事，看見起居郎鄭朋執筆站在一邊作 記錄，文宗要索取觀看，鄭朗拒絕，並引述太宗與褚 遂良朱子奢的故事，文宗說:「朕恐平日言語不合治 體，想要參看起居注以便改正。」鄭朋不得已而獻 之。後來到開成四年，魏暮爲起居舍人，文宗又要索 閱起居注，而魏暮堅持不許，文宗乃引鄭朋之例論: 「朕曾經看過。」魏暮說:「這是史官失職，若陛下 常閱記注，從此史臣執筆，必有回避，後世何以能有 信史!」文宗只得作罷。

這幾段歷史的記載，並非孤立的例證。我們從這 些故事的後面看出一個長時期的觀念和制度，在這個 觀念和制度中，表現出中國史官的獨立精神。我們不 能說中國過去的史官，都不受帝王的干涉;也不能說 中國過去的歷史都靠得住;但起碼有這樣一個觀念， 這樣一種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保持了我們歷史的相當 正確性。僅止這個觀念制度本身所代表的意識價值， 已值得我們非常重視。

二、 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

中國的歷史悠久，而史料綿密。從黃帝傳說到民 國紀元約四千六百多年，自甲骨文發現，以商殷爲中 國「信史」的開端;據甲骨學專家董作賓先生的推 算，從商湯建國(西元前一七五一年)到民國紀元是 三千六百六十二年;從盤庚算起(西元前一三九八 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三百零九年;從周武王伐紂 (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零二十二 年。再根據史書的紀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周召 共和元年，爲中國歷史紀年之始(西元前八四一年) 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明白有年可考。從 孔子春秋編年，始於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 (西元前七二二年)到民國紀元是二千六百三十三 年，明白有年有月有日可考。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 元前四 O 三年)封韓趙魏爲諸侯，是戰國的開端，也 是資治通鑑編年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三百一十 四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真 正統一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幾 千年來，史料密切銜接，一絲不斷，一部廿五史，歷 歷如貫珠，在全世界的歷史上，真是少有，這是史料 的綿密。至於史料的豐富，古人所謂汁牛充棟，一部 四庫全書，可以說都是史料。章學誠說:「六經皆 史」——尚書不用說，那是上古史料;春秋是魯史， 詩經是上古歌謠，自然也是史料;禮經包括上古禮儀 制度政治思想，也是史料;易經雖爲卜卦之書，而易 傳中亦包括很多史料;樂經有無，成爲問題，但樂章 與詩相配合，也算做史料，這是經部。子部包括歷代 哲學家的著作，集部包括歷代文人學者的著作，章學 誠說:「集者一人之史也。」我們知道，要研究歷代 的學術思想與文藝，必須要從子部集部中找資料，所 以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廣義說來，都是歷史。所以章 學誠說:「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 學。」我們現在單看史部的書籍。唐劉知幾史通把史 書分爲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六 家;六家之外，又列十類。隋書經籍志，分史書爲: 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 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門。清修 四庫全書分史部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 雜史、載記、詔合奏議、職官、政書、傳記、時令、 地理、目錄、史鈔、史評等十五類。按體例來說，則 有正史的紀傳體，如二十五史;有以時爲綱的編年 史，如春秋、通鑑;有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加通鑑 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有以國爲綱的國別史，如 國語、十六國春秋;有以人爲綱的傅記，如孔子編 年，高士傳;有專記朝典的，如漢宮儀、唐六典;專 記地理的，如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水經注等; 有專記風俗的，如荊楚歲時記;有專記職官的，如歷 代職官表;有專講姓氏的，加古今姓氏書辨;有專講 金石的，如集古錄、金石錄;有專講名物的，加茶 經、酒經、廣群芳譜;有大規模的政書，如三通九 通、與各朝會要;有專講史法的，如史通、文史通 義;有講歷史批評的，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 其他如古史、雜史、別史等，更是種類繁多，還有 「地方誌」「家族譜」「公府檔案」「碑帖遺迹」 等，則不勝列舉。他們的份量，舉例來說:如清乾隆 間所欽定的二十四史是三千二百四十三卷，加新元史 二百五十七卷而成二十五史，恰爲三千五百卷;一部 資治通鑑是二百九十四卷，續資治通鑑是三百二十 卷;七紀事本末是二百九十七卷;歷代名臣奏議是三 百五十卷;大清一統志是五百卷;至如九通則爲二千 二百三十七卷，真是汪洋浩瀚。這所舉還是自清代以 前的舊史書，近代的著作還不算。當然這些書，其中 不免蕪雜重復，有好有壞;然而它總是幾千年來文化 累積的資木，我們要認真去探索，真是如入寶山，目 不暇給，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份資本的雄厚。這中國史 料的悠久豐富與綿密，是中國歷史的第二項價值。

三、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由於中國歷史的特殊背景，使中國歷史文化本 身，自成一個體系，自成一個單元，而構成中國歷史 的獨立性與整體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分爲 種族的、區域的、與文化的三項背景。

先說種族的背景。中國人種實在是淵源於本土 的，絕近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從幾 萬年前中國人就居住在中國的本土上，中國是中國人 的老家。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 的文化，都是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演進的。中國人雖 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但是以一個主要的民族爲中心，搏合其他種族而成。上古的中華民族是以居住在 黃河流域的夏族爲中心，搏合同化其附近種族，而構 成一個龐大的漢族。以後兩千多年，以漢族爲中心， 再不斷的吸收同化其他種族，這樣前後經過長時間血 緣文化的交流而構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所以除了極少 數的邊疆民族之外，中國人的體形、膚色、語文、風 俗、習慣，都大致相成(參見下節)。而這個龐大的 民族，又是始終居住在同一個自然區域之內，遂形成 這一個民族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其次講到區域背景。中華民族與其文化，是以黃 河流域爲中心，擴展到長江流域，再擴展到珠江流 域。從黃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這塊區域，居東亞大陸的 北溫帶，氣候適宜，物産豐富，山環水繞，地靈人 傑，正是一個文化的溫床。就在這個溫床裏，培養出 中華民族的高度文化。圍繞在這塊區域的四周，東面 爲大海所阻，東北一帶高山，西北是荒寒沙漠之地， 西南是橫斷山脈和一片古稱蠻煙瘴雨之區。散居在這 些邊區的鄰族，都是文化落後的民族，於是天然地形 成了一個文化隔離圈。中國人就在這個隔離圈的中 心，自我發展成一個獨立的文化。中國人自以為居天 下之中，故很早便自稱爲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 中國人視四方民族皆爲戎狄蠻夷之邦，而與遠域的文 化相隔離。直到滿清中葉，海運開闢，才正式接觸到 西方文化，而打破了這個藩籬。

這個種族發展的背景，加上這個區域環境的背 景，而産生了個自成系統的中國文化。而又以這個文 化爲背景，互爲因果的促成中國歷史的獨立性與整體 性。這其中，有三個主要的文化因素:一是文字，二 是行政制度，三是學術思想。

中國文字在世界上是獨具一格，它是一種單音獨 體，而具備有形、音、意三種符號的文字，這種文字 從創制到現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這種文字的特性是 運用靈活而結構優美。以這種文字所組合成的中國文 學，特別具有發揮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力量。因之這種 文字不僅爲漢人所珍愛，亦爲邊疆其他民族所羨慕。 所以許多入主中原的異族，如北朝的鮮卑人，金朝的 女真人，清朝的滿洲人，他們都不惜放棄了他們自己 的文字而採用了中國的文字，結果遂與漢人同化。中 國人就憑藉著這種文字的力量，統一了中華民族，使 中國民族文化成爲一個獨立而整體的單元。

中國自秦漢時脫離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個統一的 國家，所建立的一套行政制度，後來雖時有變革，但 在原則上是始終一脈相承，一直沿襲到近代。在這套 行政制度中，促成中華民族團結與統一的，有兩項最 重要的制度。一是從秦漢後所實行的郡縣制度，一是 選舉制度中從隋唐後所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度。郡縣制 度變封建爲流官，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直接貫澈於 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擴張而統治了整個的 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則打破了一切貧富貴賤的階級， 憑才學而取士。用統一的方法，統一的標準，統一的 文字，統一的教材，來爲國家選拔人才。在這種科舉 考試制度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思想意識上自然地殊 途同歸，使龐大而複雜的中華民族的領導階層，自然 地走上一條共同的文化道路。

第三項因素是學術思想: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 白漢武罷黜百家表彰儒術之後，儒家一直成爲中國兩 千年來的學術思想之中心。它不僅影響了漢族，並且 影響了邊疆種族，成爲在精神上團結與發展中華民族 的一個極大力量。這在下面再加以說明。

四、潛在在中國歷史中的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儒家思想，始終是中國歷史裏的一個潛在力量， 它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儒家思想並 非完全創自孔子，不過到孔子而集其大成，孔子的儒 家思想實以周代的禮教爲其背景。所以孔子之前的儒 家可以說是儒家的前身，孔子之後的儒家，可以說是 儒家的後身。在孔子之前的一部份歷史經驗與歷史觀 念，常被提供爲儒家思想立論的根據，如春秋中的微 言大義與孟子中的種種歷史引證，這可以算做儒家思 想之因。在孔孟之後兩千多年的中國學術思想又順著 孔孟的思想而發展，成爲儒家的後身，可以算做儒家 思想之果。這其中的種種因果又互爲循環，極大地影 響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我們綜合前身的儒家思想與 後身的儒家思想，認爲其中與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儒 家思想裹的兩項基本觀念，一爲「人道觀念」，一爲 「民本思想」。這兩項觀念綿亙在幾千年中國的學術 思想之中。

中國的歷史演進，從殷人尚鬼進化到周朝的禮教 制度，已由神道社會進化到人道社會。我們分析周朝禮教的內容，完全以人爲本，是一個高度的人倫秩序 人文文化。這個人倫秩序，人文文化，也就是孔子思 想的基礎，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余從周。」而 孔子的學術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一套人道思 想。所以我們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經 脫離了神權社會了。從周朝以後，中國的社會，尤其 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宗教觀念，物權觀念，都很淡 薄，而重視人道，重視倫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儘 管有政權的戰爭，有種族的戰爭;(此世界各國皆有 之)但卻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掠奪奴隸的戰爭。在 中國歷史上，政治的演變，儘管有光明的時候，也有 黑暗的時候;但在政治觀念上，時時不忘人道的價 值。人就是人，既不是物，也不能依賴於神，所謂 「萬物之性人爲貴。」「人定勝天。」所以在中國歷 史中所表現的社會形態與民族性，是特別富於人性與 人情。歷代學人的著述，詩人的歌詠，也是特別著重 於人道與人情的發揮。

其次，是中國歷史上所表現的「民本觀念」。從 尚書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到 管子的牧民，到孟子的「民爲貴，君爲輕，」一直到 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原君，這種民本思想，是幾千年貫 澈到底。在歷史經驗的例證中，則從堯舜的禪讓故 事，到周太工的遷豳，到周曆王的止謗，到陳涉吳廣 的起義，漢光武的復興，朱元璋的革命，在在爲這個 觀念做說明。在政治制度方面，如前述的選舉考試制 度，與監察制度、諫議制度，都能發揮政治的功能， 表現民本與自由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打破 貴族平民的階級，和君權神授的學說。我們可以說: 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問，是一個「君權統治，而充 滿民本觀念」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民常能享受 很多的自由，君權有時反受到很多的限制。

這人道精神與民木觀念，在中國歷史上的潛在力 量，是我們讀中國歷史時，所不容忽視的一項歷史價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