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時代

摘自講演稿《祖國在危險中》第一講“中共對境內各民族實行五大共同政治迫害”，2011年10月應邀講于美國芝加哥與亞特蘭大僑學界。

第一、馬克思主義公開主張“實行信仰專制”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實行信仰專制”，乃是所有馬列政權的要害所在，全世界的馬列政黨莫不如此。即便是表面上允許各民族和普通人民擁有自身的信仰，所有的共產黨也都要將他的馬列信仰即所謂共產主義信仰，強加在人類的一切信仰之上。因為“共產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心目中真正的“天堂”。而也因為共產黨人有著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們才不會否定信仰；但也正因為他們只承認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和科學的”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仰，是能夠引導“解放全人類”的信仰，因而才是全世界“惟一可以合理存在”的信仰，所以他們才要屏棄直至消滅其它的一切信仰。于是，和信仰“密不可分”甚至“常為一體”的各種人間宗教，特別是在全世界、尤其是在歐洲擁有著廣大信徒的基督教，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非去之不可。

雖然，在馬克思主義者們為爭取他們自身信仰自由的歲月里，在他們“統戰”其他異教徒也能夠為他們的“革命奪權”賣命的時代，他們曾一再地高喊過“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話，甚至嚴厲指斥過同道中曾輕率“反對宗教信仰自由”者（注釋）。但是，即便是在彼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把共產主義和聖餐混為一談”，還是感到極其的厭惡。因為他們認為﹕“……克利蓋是在共產主義的幌子下宣傳陳舊的德國宗教哲學的幻想，而這種幻想是和共產主義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對‘ 共性的聖靈 ’的信念，這正是共產主義為求本身實現時，最不需要的東西。”

馬克思甚至說道：“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黨卻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本人為保有自身信仰而反對其他宗教信仰的企圖和決心，已經為他自己表白得一清二楚。

後來，列寧則乾脆對盧那察爾斯基和高爾基說：“我跟那些鼓吹‘ 把科學社會主義同宗教結合起來 ’的人以及一切馬赫主義者走的不是一條路(恐怕是永久的)。我不能，也不想同那些鼓吹把科學社會主義和宗教結合起來的人交談。”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們對其他一切宗教所表現出來的，絕不僅僅是個人情緒上的厭惡，而是在思想的堅決反對。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就是唯物主義。正因為如此，它同18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也堅決反對宗教。這是沒有疑問的。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會隱晦曲折地說﹕“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底—1844年1月）. 《馬克恩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 ）

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斬釘截鐵地說﹕“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一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並以禁止一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馬克思、恩格斯：《流亡者文獻》(1874年5月一1875 年4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91一592頁.）馬克思主義者們還在台下時，就已經表現出來的要強行信仰專制和消滅一切宗教的欲望，已經是如此地野心勃勃。

但是，要消滅一切宗教，要“把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僅僅用嘲笑和攻擊是不可能消滅象基督教這樣的宗教的，應該從科學方面來克服它，也就是說從歷史上來說明它，而這一任務甚至連自然科學也是無力完成的。（恩 格斯:《關於德國的劄記》(1873年底一1874年初).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54頁。）

那麼，什麼樣的辦法才能達到消滅一切宗教信仰，以達成“把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的目的呢？

第一個辦法，就是“釜底抽薪”。馬克思明白地說道﹕“……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以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恩格斯說得比馬克思還要透徹﹕“宗教信仰是頑固的，‘宣傳’無法消滅它，‘批判’無法消滅它，‘嘲笑和攻擊’無法消滅它，甚至連‘科學’也無法消滅它，能夠消滅它的，只有變革！而需要變革的，只能是‘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以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只有用變革就是革命的方法，來徹底消滅宗教賴以產生的所有社會基礎，才能夠最終地消滅宗教，實行他們自身的信仰專制。

第二個辦法，則是“斷頭台”。馬克思曾充滿血腥意味地宣稱說﹕“……國家是能夠而且一定會達到廢除宗教、消滅宗教的地步的。但這一步，它只有通過那種達到廢除私有財產、限制財產最高額、沒收財產、實行累進稅率的辦法，通過那種達到消滅生命、走向斷頭臺的辦法，才能做到。

于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馬克思的大弟子“聖彼得”――列寧才會說﹕“……同宗教作鬥爭，不應限於抽象的、思想上的宣傳，不能把它歸結為這樣的宣傳；而應該把這一鬥爭同消滅產生宗教的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繫起來。” 說白了，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倡導的“階級運動”，就是“製造階級斗爭”的方式，來把宗教和他的信徒們一起送上“斷頭台”。

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在消滅了員警和常備軍等物質力量後，又著手廢除教會等精神力量，其方法是宣佈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佔有的財產”。雖然，巴黎公社的這個行為，與列寧奪權以後對俄國東正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信仰的殘暴血腥鎮壓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第二、中共強行信仰專制以實行宗教迫害、製造“思想罪和言論罪”

我雖然只想“蜻蜓點水”、卻又費了許多筆墨作了上述的引證，目的就是想說明，馬克思主義與其它一切宗教信仰“勢不兩立”的理論來由，和他們一定要消滅一切宗教信仰的瘋狂心態。正是這個“理論來由和瘋狂心態”，才使得中共篡國伊始，不僅公開宣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明令全中國人民都要學習馬列，強制以共產黨的信仰取代所有國人自身的信仰，將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強加在不論是有無信仰的全體人民頭上，還要逼迫所有的人都必須遵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思想、理論、立場和方法，從事一切領域的工作。對待知識分子則以改造的方法、鎮壓的方法和收買拉攏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泡在鹽水裏、鹵水裏和血水裏”，以迫使他們全體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或至少不敢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異教”徒，就不說是反對者或反叛者了。時至21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幾乎所有社會科學著述，其編者或作者，都仍然要在介紹或前言中鄭重聲明﹕他們的著作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研究和寫作的，雖然“難問真假”。至于那種早已在我們幾代知識分子身上“化血為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思想、方法，甚至是“感情”，即便是在今日一些開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民運人士”身上，也依然是“孽根難盡”，就不說那些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追求的“人士”們了。

毛死鄧亡之後，當中國的馬列子孫統治集團對自己的所謂共產主義信仰早已幻滅，國人甚至早已從幻滅走向了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的徹底覺醒，共產黨王儲胡錦濤上台伊始，仍然一再宣誓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甚至一再地強化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統治。雖然，他不過是在給他自己、給他的黨打“強心針”和“防御針”。因為惟有堅守著已經“幻滅”的共產主義信仰，才不致造成“馬列統治機器”的分崩離析，並因此而引起“馬列中華帝國”的迅即崩潰。但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對中國各民族人民的信仰專制，才絕不會稍有放松，甚至反而會強化。惟因如此，我們也才應該明白﹕六十年來，我們雖然不是置身在“外族統治”之下，但確鑿無疑地是置身在“外國的信仰專制”之下。而這個“外國的信仰專制”，竟然囊括了“對中國人民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實行殘酷專制統治的血腥內容”，因而才與中國的傳統制度和傳統文化沒有任何關係。此其一。

其二、實行信仰專制幾乎等同於實行宗教迫害，甚至是更殘酷的宗教迫害。前文已述，所謂科學共產主義信仰的創始者馬克思，就曾開宗明義地公開宣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共產黨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則當面對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說﹕“宗教是毒藥”。戈爾巴喬夫在痛定思痛之後乃大徹大悟似地說道﹕“共產主義的實質是要建立一種宗教，一種可以和基督教相抵抗的宗教……一種源於哲學的宗教……它具有排他性……它的執掌者絕不充許其他意識形態左右主流意識，直至其自身崩潰……”（查注）。所以，早在一九二零年，前蘇共建立中共之初，蘇俄就派人來中國策劃和煽動了一場反基督教運動（注釋）。中共奪取政權後，遵照馬克思主義要“把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的方針，和對宗教要“釜底抽薪”直至“送上斷頭台”的消滅理論，在全中國實行的便是“獨尊馬列”和“殺盡百家”。由是，共產黨的“宗教屠殺”幾乎從來沒有休止過，被以各種名目而加以殺害和迫害的各類宗教人員不計其數。除此之外，就是全面製造宗教自由的假象﹕各種“地上”的宗教組織，都要由 “地下”的共產黨來實行領導；所有的宗教人士和宗教信徒，都必須首先熱愛共產黨；各類宗教團體都要由中共的“公安部宗教局”來管治；各門各派的宗教組織，都要被冠上“愛國宗教團體”的名稱，以便斬斷他們與境外的宗教聯係；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席必須有共產黨人來擔任，雖然他面對佛教徒時，穿的是和尚的迦紗……。

中共文革內訌時期，對境內各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和宗教人員的侮辱、破壞和迫害，更是聞所未聞，慘不忍憶。文革後則在宗教設施的恢復和對宗教人員的平反安置中，又一次乘機加強了共產黨的領導。各級宗教人員，不僅在表面上成了中共的統戰對象，而且在實際上成了信仰馬列的共產黨。即便是被他扶植起來的一家練功團體，只因為想創建一家宗教，擁有自己的信仰，便只能持續遭遇中共的無情打擊甚至瘋狂迫害，直到“逼反”他們為止。中共對外宣傳的所謂“宗教自由”，不過是他不時舉辦的一台台“假面舞會”罷了……。如此種種，不是對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迫害又是什麼？

如果說中共對漢民族所採取的全面“信仰專制”，已經造成了漢族人民中眾多擁有自身宗教信仰者的巨大痛苦和不幸，那麼，中共對境內各少數民族所施行的信仰專制，則使各少數民族人民遭遇了異常悲慘和極其特殊的“宗教迫害”。

誠如一位中共學者所說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相關論述，是我國宗教政策和立法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是我們正確認識、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綱領和指導思想（周靜﹕馬克思主義論宗教信仰自由.太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卷，第三期，2005）。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從1958年12月18日全國第11次統戰工作會議上的文件中，看到中共是怎樣努力貫徹馬克思主義要“保證宗教信仰自由”的把戲，和中國的馬列子孫們是如何要堅決“消滅宗教信仰自由”的決心的。因為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汪峰（查）已經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他說﹕“為什麼提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呢？這一條是不能丟的，這一條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有了這一條，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說我們消滅宗教，我們就主動……”。他雖然意尤未盡，但是，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冀春光隨即赤裸裸地說道：“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後消滅宗教。”其實，早在195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就在給中共青海省委的批示中，已經要求 “各有關地區的黨委對於少數民族黨員，需要經常注意加強階級教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點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黨員中，還應當加強無神論的教育，使他們劃清共產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界限，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者”。其實，中共又豈只是要對少數民族中的馬列子孫們加強“無神論”的教育呢？中共的信仰專制從來就是全方位的，從來就是針對所有各族人民的。因為時至今日，中共居然還在強迫篤信佛教的西藏喇嘛在寺廟中學習馬列；中共還在公開剝奪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青年們閱讀《可蘭經》的自由……。

其三、世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既然信仰獨尊的統治者，必然要採行信仰專制和宗教專制，也就必定會實行“教政合一，以教凌政”，人民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思想罪和言論罪，就會伴隨著信仰罪和宗教罪，而讓知識分子們首當其沖。這是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專制統治者們，及其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即便是對於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們，也絕不輕易放過的原因。著名的科學家哥白尼、伽理略和女數學家帕拉提莎等人的淒慘命運，便是由此而來。而羅馬教廷統治時期的那一句“你信仰，你就不要思考”的名言，就更是將太多需要思考和敢于思考的知識分子，不倫是宗教知識分子還是普通知識分子，因定成思想罪即“異端”罪，而成為政治犯。于是苦獄、流放、火刑和絞刑架，便成了他們人生的悲慘歸宿。我們只要稍稍知道一些有關中世歐洲宗教專制統治的種種罪行，我們就能夠對共產黨在信仰專制之下所實行的血腥統治有所感悟。因為，全世界的共產黨統治，恰恰都是對歐洲中世紀宗教專制統治的罪惡翻版和惡性發展，遵循的都是被“蘇化”的歐洲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模式。從列寧專門為知識分子所建立的勞改營，到斯大林對於思想犯的殘忍殺戮，直至毛澤東旨在整肅和迫害知識分子而連續發動的十數場政治運動，以及今日中共仍然在對所謂異議人士施行的種種迫害，對知識分子言論和“互聯網”的惡性鉗制，包括對藏人知識分子即僧人的殘酷鎮壓，和對僅僅是要閱讀“可蘭經”的維吾爾青年的抓捕，無不是因為思想罪和言論罪而來。而這一切，又全都是源於共產黨的信仰專制和宗教專制，來源於中共要維係“獨尊馬列”這一血腥“信仰專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