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時代

一

 

非常幸運地是，約半年前，我就讀到了這部書稿，一部令我驚異不已的“揭秘”文字。因為，中共許多的“敢做敢為”，雖然造成了我們幾代中國人的無限痛苦，讓我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但是，由這本書所揭開來的，中共針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甚至是全人類的“陰謀和騙局”，還是使我感到“莫名驚詫”——中共實在是可以稱得上“厲害了，我的黨!”

     好在這部書稿的英譯本已經完成，而當今美國的總統川普先生已經跟中共打開了所謂“貿易戰”，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它將會給美國朝野，西方世界，甚至是地球上凡是想過著和平安寧生活的人民，敲響一記“世紀的警鐘”。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從這本書裡看到，那個曾從歐洲徘徊到了東亞的“共產主義幽靈”，現在不僅依然在亞洲的東方滿身血腥，張牙舞爪，並且正在朝著世界的西方撲來——難怪在美國的校園裡，社會主義的嘶啞歌聲正在愈唱愈響，新一代美國青年，似乎正在他們的“白左”教授們的指導下，企圖在美國也來他一場“共產主義革命”,以摧毀這個“最頑固的資本主義世界”。

是的，我正是在這種近似於恐懼，又有些“解渴”的心理中，讀完了這本書。因為，它實在是一本我久已渴望讀到的書。生活在美國的我，已經對二十年來美國政治和社會的走向，愈來愈充滿著擔憂，甚至對中共在這個民主國家的瘋狂滲透，壓滿了憂心……為了能夠讓美國和西方的讀者能夠真正地重視這本書，能夠在讀後做出認真的調查和研究，甚至趕緊行動起來，去搏殺那個來自東方的赤色“幽靈”，為世界保護好這一塊美麗的民主淨土，我還是有必要將中共之所以如此恐怖的來龍去脈，做一個極為簡要的敘述，以便民主世界的讀者們能夠更加容易地讀懂這本難得的著作。

要知道，中共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陰謀和騙局，原來當然不屬於他改革開放的內容。在他要祈求西方對他經濟改革的支持時，他對自己現在的瘋狂大概是連想也不曾想過。眾所周知，西元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國，她的專政者中國共產黨，曾經大開殺戒，屠戮了北京和全國的眾多祈求政治改革者，將一個正在渴望真正政治改革的國家的人民，推到了一條血路——不，是死路之上。因為大屠殺後，中國社會幾乎立即陷入了一個無比死寂的狀態。那個時候還在國內的我，幾乎每一天都會感到空氣就像凝固了一樣，還會發出一種焦糊的氣味，甚至只需一根火柴都能夠點著它，人人的感覺，都是這個國家隨時可能墮入深淵。因為，八九年在北京長安街和全國各地刑場上的汪汪鮮血，一直橫流在人們的心頭，並且“血流無路”。

正因為如此，中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統治權術了。他深深懂得，他已經成為人們心裡的敵人，如果不改弦更張，找出一條活路，他將必死無疑。他知道人民不會輕易地放過他，無非是時間的早遲罷了。他還深知，自己已經高唱了若干年的“政治改革”，已經在八九年的人民鮮血裡“未興而敗”；而他自己吹噓的——“用共產革命解放了中國人民”的假話/大話，也早已在他歷次殺人如麻的政治運動中，特別是在屠城的槍聲和坦克車履帶的軋軋聲中，迅速地喪失了最起碼的合法性；尤其是接踵而來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瞬間崩潰，和他的共產主義教父——蘇聯的劇然滅亡，更是叫他膽顫心驚。同時，歐洲共產黨國家因全部崩解所立刻暴露出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全面反動和無比殘暴的血腥歷史，也就立即使他的黨及其殘暴政權喪失了自身的“國際合法性”——雖然這個“合法性”不過是各國共產黨“自封自捧”的罷了。

此時的中共，可以說已經別無他念，唯有“圖存”而已，也就是決不能“亡黨”。雖然他從來都不在乎“亡國”。

為了不亡黨，他便從自身的歷史經驗裡首先覺醒到：“絕對不能推動政治改革”，民間所謂的“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話早已告訴他：他——“只能等死”，而再也“不能找死”了！

當然，“等死”卻從來不是共產黨的邏輯。共產黨的邏輯從來就是要“紅色江山必須千秋萬代”。但如今，雖然已經顧不上是“紅色”，還是“血色”，甚至也顧不上什麼“千秋萬代”，哪怕是“殺二十萬，能保二十年”都好！

二

 

如果說這是中共在八九年後，和在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部垮台之後，所領悟到的一個最最重要的歷史政治經驗的話，那麼，另一個歷史的經驗，就是在文革之後，當全國人民的對抗情緒高漲，全國農民的搶糧行動火急，局部地區的公開造反行動日益升溫，特別是“舉國上下一片窮得叮噹響”的可怕經濟現狀，已經在過於沉重地壓迫著他們時，那時的中共曾不得不借鑒“晚清自保”的歷史經驗，從而在晚清曾大力推行的“洋務運動”中，尋找到了自己的唯一出路，即重開 “洋務運動”，迅速扯起了那一桿要“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改革開放”大旗，以繼續執行“沒有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路線”，並終於救了共產黨的“黨命”。其間，特別是慈禧太后從西安回鑾之後所發動的“二度改革”及其重要經改經驗，亦使得當時的共產黨如獲至寶。這就是，只能大尺度地放開經濟改革，而決不能搞什麼政治改革。並且要“政治高壓，經濟放縱”。這自然是近代世界所有專制統治者們面臨滅亡時的“絕招”。從此，中共決心/也只能和昔日的老太后一樣，繼續將老太后的“四個不能改”，換成他們自己的“四個堅持”，並且決心永不改變。

     鄧小平終於確定了八九“屠城”之後中共的政治經濟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的“鎮海神針”，就是“政治穩定壓倒一切”。而總方針就是“以經濟保政治”，即以經濟發展，來確保政治的穩定。尤其要以經濟改革和它的成果，來重新騙取新的“權力合法性”。因為“是我——中共，才讓人民過上了好的生活！人民已經沒有反我的道理。”

     1992年春天，在經過了將近三個年頭的“沉悶”期之後，鄧小平就像1902年回鑾時的西太后一樣，於南下之時，雄心滿滿地向全中國發出了繼續改革開放，並且要“大開大放”的政治號召。於是乎，一場與西太后二度改革——“新政”一樣轟轟烈烈的中共“二度經改”運動，終於又在“回首已是血如冰”的八九之後，在中國大陸轟天哄地地折騰起來了。

但是，鄧小平及其後人在二度經改的戰略實踐中，並不是對西太后的“新政”照搬不誤的。應該說，共產黨的二度經改，是對西太后“新政”的一種選擇性重複。

因為西太后的“新政”，不僅廢了千年科舉，鼓勵民間創辦新式學堂和出國留學，為大清，也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培養了能夠貫通中西的大批青年學子，其間，實行軍/警分家，司法履新，鼓勵創辦民間商會，民間報刊等等“行政/經界和出版”的改革，則是中共直至今日非但做得不多，不肯做，甚至還在倒行逆施的。因為當今的中共，不僅愈來愈走向了軍/警合流，為其黨的中央軍委所一統；而且遲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商界所創建的，仍然是有著共產黨黨組統一領導的各級商會，此與晚清“新政”時代，1914年4月15日建立的，既沒有政黨坐鎮領導，又沒有政府操控指揮，全然由商人自己做主的那個自由自在的“全國工商界聯合會”,和遍布各地的大小“商會”相比，豈非是天地不可同語？至於西太后之“絕不反對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寬容大度，就更是今天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所不可想像的了!

     如果說慈禧的上述新政，還算不得真正的新政改，但是，慈禧的“預備立憲”，便實在是能夠算得上是新的政改了。或者說，起碼表現出了要推行“一場偉大政治變革”的願望。由於當時朝野特別是革命黨和改良派都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憲政要求”，有力地衝擊了西太后的朝廷，故而晚清新政也曾連續地決策和推行了“頒佈憲法，建立咨議局、資政院，成立責任內閣，實行地方自治”等措施。雖然，新政因“官場腐敗”而失敗，憲政因“皇族內閣”而流產，但是此與八九年後，甚至是時至今日的中共相比，則又是一個天地之差。因為，在中共八九年後近三十年的二度經改中，非但絕不提“政改”二字，而且到了習皇帝時代，無論朝野，已然是只能言“專政”，而絕不敢言“憲政”了，知識界甚至一提憲政，輕則被國安請去喝茶，重則就要被開除公職，言辭稍激烈者，便是要置身囹圄的。

     中共的選擇是堅定的，中共對於“以經濟保政治”的總方針是堅定不移的，中共絕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心更是堅如盤石。而對經濟改革，就是繼續改革開放，並且要“大開大放”。對內而言，中共居然號召“下海”從商賺錢，以轉移人們的政治視野，未幾之間，漫中國大陸，“下海了嗎？”竟然成了當時最具時代特徵的問候語。其間，中共不僅將八十年代曾設定的種種“經改限制”一概取消，而且迅速制定了種種大放手腳的經濟改革政策。於是，原來的小經營者在中共各級相關組織的幫助拉拔下，迅速變成了形形色色的大小民間企業家，有的甚至迅速地變成了“紅頂商人”。而早已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發展/發達起來的中共“紅二代”商人，彼時更是時運齊來，轉眼就變成了足以操縱國家經濟命脈的“權貴資本家”，甚至是能夠縱橫國際的“共產黨大資本家”……。早已在八十年代中期就為鄧小平所欽定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就不能讓我們的子弟先富起來”的中共“紅二代”發財計劃，此刻終於在金山銀海中得意非凡。

     對外而論，中共決然不惜採用“量中華之人力物力，結西方資本世界之歡”的“偉大開放政策”，以緩解因“屠城”而招致的西方世界對他的敵視和指責。其中，吸引外資已經成為中共二度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於是，猶如飛蛾撲火般的國際資本家，特別是來自西方民主世界的大小資本家們，在他們的民主政府支持下，推動下，轉眼間就將“中共血腥屠城”的往事，和“人權，民主”之類的高尚理念，一股腦兒地拋到爪哇國去了。他們猶如飛蛾撲火那般，紛至沓來，既用大量的外匯投資去填充中共就要乾涸的國庫，又帶來先進的科技和工藝在中國大陸開工廠/辦公司，為中共的改革開發裝飾出一片愈來愈繁榮娼勝的景象，同時，更在對中國勞工血汗的榨取和對中國國家資源的巧取中，任金錢撐破了他們自己的腰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江澤民始，中共就一改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對西方的蠻橫姿態，決心放下身段，以“軟姿態”與“敵對的”西方國家搞好關係，以便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賺得更多的新投資和新科技。為此，中共再一次採取欺騙的手段，簽訂了永遠都不會執行的“國際人權協定”，更在海外民運中那些“自己人”的忠誠幫助下，方便地獲得了美國的最惠國待遇，甚至是大搖大擺地進入了WT0，並在滿世界正在刮起的“經濟全球化”妖風中，抓緊機遇，以“發展中國家”自居，更以不平等的貿易為手段，將經濟規模擴張到了全世界，終於持續地獲得了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中共，這個“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史無前例的專制統治集團”，終於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動資產階級國家”，獲得了“雙贏”。然而，以“美帝”為首的西方民主列強們，真地贏了嗎？

三

     顯然，中共的二度經改，不消十數年，就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因為二度經改的大大成功，不僅渡過了八九後的深重危機，而且迅速地轉危為安了。人民似乎不再關心政治，“向錢看”已經成了整個社會的重中之重，更成了這個時代的刺激性標誌。由此可知，八九之後，中共決心“以經濟保政治”的戰略決策似已經如願以償。此時，鄧小平的話似乎也已經完全實現：“只要讓生活好起來，人們就不會反對我們共產黨了！”——江澤民於其後提出的“養豬哲學”，似乎正是從這裡獲得了最早的“啟示”。此後，中共於20世紀初年拍攝的諜戰劇《刀尖上行走》，就公開以此為理論，讓漢奸汪精衛夫人——漢奸陳碧君公開在演講中叫囂說：“只要人民生活好了，就比什麼都重要，什麼三民主義不三民主義，都沒有任何意義！”中共終於成功地渡過了又一個“急流險灘”，中共的“偉大正確和光榮”，即民間常以之作為笑料的“偉光正”，和中共專制集權統治的“永久性”，似乎又一次被歷史“命定”了。

     但是，中共二度經改所創造的“偉大”成就，難道僅僅是那些處處峰起的“高樓”，堪稱世界第一的“高鐵”，或與慈禧太后的二度改革時期一樣，GDP也獲得了“世界第二位”，甚至是那些由中共組織起來，一窩蜂派出國去“掃貨/誇富”的“中國大媽”們嗎？

     事實已經證明，中共所獲得的巨大成就遠非這些。他至少還獲得了另外兩個“致命”的伟大成就。第一個就是“官場腐敗腐朽”的成就，這個成就非但曠古未有，而且舉世罕見。這個成就的具體表現，就是八九年沒有被那一場“偉大改良運動”反掉的“腐敗”，在中共的二度經改發展中，迅即地得以“猖狂發飆”，甚至達到了“十個官員九個貪，一個不貪也要貪”的聳人地步。其貪污的金錢財貨，亂淫的美女少女，摧毀的社會人心，剝離的人間道義，豈止為晚清的官場腐敗所不堪比，更為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末代王朝所僅有！從薄熙來事件到郭文貴爆料所一再曝露出來的，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和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的貪污/腐化/淫亂和血腥，早已集世界專制歷史之大成。由是，一個新的不穩定的社會政治局面——便因為一個龐大權貴階層和層層權貴階層的迅速形成，及其無止境的貪瀆橫行，而終於造就了一個全新的和對立的尖銳社會局面。因為如此淋漓盡致的社會不公，惟一能夠逼迫出來的，便只能是此一番“民心淒絕，人心思變”的悲怆社會景象。

     第二個致命的偉大成就，就是“重重社會危機”的日益加深。

     而這個重重社會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第一個方面，就是“社會底層的痛苦加深”。我在一九八七年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連續出版了系列長篇《八十年代記事》的第二部《都市的女兒》。而我當時創作這部長篇的目的，就是想批判地揭露“改革開放時代”已經出現的嚴重社會不公，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這一“分化”所昭示的“社會對立情緒的必將升高”。雖然當時的《光明日報》曾發表長篇評論“表揚”了我這部長篇的思想深度，但是看得出來，評論者本身對社會兩極的對立發展同樣是憂心忡忡。然而，由八九後的“偉大經改成就和偉大腐敗成就”所帶來的社會兩極分化，和這一分化已經和正在造成的社會尖銳對立，早已不是八十年代所可以稍比的了！

     是的，在二度經改時代，中共貪官權商和外資奸商都“雙贏”了，中國的勞工們也因被迫“賤賣”自身，而相對改善了自己原先過於貧困的生活，那些原來被中共稱為“盲流”的，後來又被中共叫做“農民工”的，今日乾脆被中共無限鄙薄地称做“低端人口”的，就是那些從破產農村走出來，並走進城市打工掙錢的兩億八千五百萬“新興無產者”們。他們不僅背鄉離井來到城市，在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賣命掙錢，以養活他們在鄉下的老小，而且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可憐到不得不用“打游擊”的方式，在城市的地下涵洞裡生下他們的孩子，還要遭到“春晚”的嘲弄和“贏得”全國軍民的笑聲……待到孩子應該走進學堂的年齡，卻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力和其他種種的人生權利。

     八十年代初，中共在他的改革開放中唯一進行過的半項“政治改革”，就是取消“人民公社農奴制”，但是中共卻堅持不取消可怕的“農村戶籍制度”。於是“農村戶口”，幾十年來就像一副鐵鐐，不僅銬牢了農民的精神；又像一根鐵索，捆緊了農民的自由。猶如自彼得大帝開始，俄國的沙皇們在推動歷次改革開放中所做的一樣，都是將“農奴”驅趕進城市，卻又強迫他們在城市裡做成一名“工奴”。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早就同情和擔憂過中國的“新興無產者”們，未想20年後他們仍然在社會的最底層中掙扎。然而，他們的“苦二代”卻在他們的無限委屈和無比痛苦的成長中，積累了一個人所可能積累的仇恨。愈來愈多的反抗事實告訴我們，他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裡的農民工及其苦二代們——即共產黨蔑視的“低端人口”，最有可能成為讓中共及其貪官權商們血流成河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今天，它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夢囈，正在共產黨千千萬萬貪官們和權商們的睡夢裡，驚擾著他們，使他們不得安寧，醒來後便要大罵他們全都是“刁民和暴民”。

     當今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當然不只是表現在“低端人口”和“高端人口”的尖銳對立上面。因中共的“兩大成就”所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可怕矛盾和對立情緒，已像一個就要鼎沸的高壓鍋，無論中共如何加壓，都必定有他怦然爆發的那一天。就不說近年來“革命的思想”已然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在底層社會間“蒸蒸日上”。

     社會重重危機加深的第二個方面就是“社會道德的崩潰加速”。我們的古人早就說過：在任何一種專制社會裡，“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今日，中共豈止是“率天下以暴，而且率天下以貪；豈止是率天下之貪，而且誰率天下以淫，率天下以仇，率天下以恨，率天下以鬥，率天下以奸，率天下以邪，率天下以惡，率天下以盜，率天下以賊……，而民敢不從之？胡不從之？奈何能不從之？”尤其是中共藉馬列文化，以掃蕩中華文化，抵制西方文明，拒絕一切內在的和外來的好文化，而民曾信之，從之，頌之，非但“人人不做中華兒女，個個爭當馬列子孫”，而且還要“漢兒旁著馬兒睡，反倚馬兒傲漢兒，笑漢兒，批漢兒，鬥漢兒，殺漢兒……”待到大夢初醒，才終於幡然一悟：“馬列信仰絕不是一個好信仰，共產黨絕不是一個好東西！”然而，棄之者決絕，求之者何能？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貶損，批判，否定，打倒，焚燒，掩埋……再加上當代某些自由派和民運們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孽根性”的繼續批判，繼續謾罵和繼續“革命”，曾對中華文化“挫骨揚灰而不能知足”的大陸幾代人，因早已不知“禮義廉恥，四維八達”；不知“孔孟之道，仁孝忠信”；不知“三尺神靈，便在頭上”，便猶如一群“失路之人”，或“失魂之魄”，而不知“何為人？何為為人？”了！

     特別是在中共經年累月地“率之以暴，以貪，以淫……”的荒誕歲月裡，大陸社會確實已經陷入了“人鬼難分”的境界……如此，還有什麼壞事不能做？還有什麼壞事做不出來？所以，當今大陸才會：認權不認人，認錢不認人，已成社會風貌；買官行賄，賣官收賄，竟為歷史絕響；一言不投，一語得罪，便是大打出手；買兇殺人，城管殺人，血拆殺人，早已司空見慣……。至於率領“五毛”，上網罵人權，罵民權，罵自由，罵法制，罵憲政，罵孫文，罵革命，罵盡天下愛民主/愛自由/愛中華者，可謂一片“污流縱橫”，將我文明的中華中國，早已鬧出一片“國已非國，人已非人”的鬼魅景象。今天，無論你走上海內外那一家中文網站，除卻斯文的台灣，明禮的港澳，凡在我大陸“精英”揚眉吐氣的虛擬世界，哪裡不是髒話，下流話，惡狠狠的罵人話，隨手撿來，俯拾皆是……一個民族，一個曾擁有著悠久文明歷史和優秀民國文化的中國大陸，如今在中共的率領下，其道德的崩解和人倫的敗壞，實在是走到了“天可憐見”的地步。

     因之，第三個方面，便必然是“社會對立的現象加劇”。單從楊佳殺警“報私仇如報公仇”，因此成為民間膜拜的英雄，甚至效法者屢屢不絕。再從“文明城管”到殺人城管，“大陸城管” 不僅成了大陸人民的夢魘，而今竟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恐怖組織”……。就不說近年來“感性革命”的覺醒正在朝著“理性革命”的覺悟而急奔，一場因社會的尖銳對立而必然要爆發的大革命，難道還有人會懷疑嗎？

     正因為如此，  第四方面，就是“社會動亂的頻率加快”。1910，即辛亥革命爆發前一年，晚清一家專門記載人民造反/社會動亂的雜誌，曾報導說，該年人民反抗運動的次數已經達到了260多起。整整一百年後，即2010年，據中共官方統計，大陸地區人民的抗暴運動，居然達到了26000多起，幾乎是1910年的100倍。而今又一個七/八年過去了，漫中國大陸的普通人民，特別是底層人民對於這個殘暴政權的反抗次數和規模又上升和擴大了多少呢？別的不說，只需要看一看“翻牆出境”才能看到的推託和臉書，只需要看一看那上面記錄著的，中共武管，武警，武裝部隊及其坦克車/裝甲車出動的次數，及其被人民反抗的真實圖景，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剛剛爆發的全國性的卡車司機大罷工，和生活無靠的老兵近年來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如今又在鎮江集會抗議的情景，都只能說明，人民對中共實在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要知道，在大陸可不像在海外，當然也不像在台灣，凡敢於走出家門，走上街頭，甚至是有組織地去向共產黨罷工的，那都是準備好了要掉腦袋的——殘暴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就是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長期瘋狂專制和血腥專政，早已將我們的人民恐嚇成了渾身充滿恐懼的“變形人”。

     而中共鎮壓的逐步升級和迅速升級，單就中共維穩經費較之軍費開支還要大的事實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第五方面即是：“殘酷鎮壓的力度加大”。而鎮壓力度加大的後果是什麼？就是人民反抗的加速和加劇，就是人民與中共這個“民族敗類，人民公敵”算總賬那一天的必然到來！

     所以，社會重重危機加深的第六個方面，竟成了“勝利逃亡的層次加高”。在當今的214位中共中央委員中，其中竟有175人早就將他們的父母妻兒和金銀財寶偷送到了海外，尤其是美國。今上習皇帝之整個皇族，除掉皇上本人以外，已經全部擁有了美國或他國的護照。歷史上確確鑿鑿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全然由“黃俄”和“白美”即“外國人”領導的中國，除掉昔日和今日的中共。八九之後，中共層層官員“貪錢財，換美元，留後路”的“勝利大逃亡”早已是高峰迭起，人海奔騰。這一切只能說明什麼？只能說明，連中共也不相信自己還能夠撐多久！中國已經到了中共必將垮台的最後階段——端看我們人民自己的努力了！

 

四

     或許有人要問：八九之後，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成就斐然，何以會倒？尤其是偏安一隅的台灣中國國民黨，和他那些常常要去大陸與中共官員“走走紅地毯，泡泡三溫暖”的各級黨官們，只要你一說共產黨不好，共產黨要跨，他們就立即會生起氣來，就會說，“現在中共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連美國都怕他！”他們的話總是說得那樣的有“底氣”，臉上還掛著對你不屑的神氣。他們忘了當年的西太后，她的二度改革，也曾使大清朝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當時整個歐洲的GDP總和，竟然比大清還要差百分之一！他們更不懂當今中國大陸在一片繁榮包裹下的“鬼域世界”究竟是怎麼來的？對此我可以告訴他們，就是因為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僅僅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治上則是絕不開放，甚至要堅持極權專制到底。所以，他的一度經改，是以“京華屠城”為結束；二度經改，則必然為“崩潰誇台”為終局。前朝是這樣，中共的專制復辟“後朝”，又豈能不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本質，乃是因為他和世界上所有專制末世的改革開放同為一個模式，都是推行了“專制改良型經濟”的結果。

     那麼，什麼是“專制改良型經濟”？或什麼才是“專制改良型經濟體制”，一言以蔽之，則是“仍然將專制權力作為國家經濟發展和一切經濟活動‘底牌’的一種經濟改良型態”。就專制權力左右經濟發展而言，他與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並無區別。但就專制權力操控下的經濟發展形態而言，則是在需要時，它可能會部分地選取市場經濟的形式；但在部分市場經濟一旦帶來政治上的風險或危險時，它又會斷然地取消所謂市場經濟；而它，在專制統治者的手裡，則從來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因為經濟活動的一切自由，都操控在他們——專制統治者的手中。

     專制改良型經濟，或專制改良型經濟體制，有如下的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維護專制。換言之，它乃是專制改良的一種改良形式和一種經濟手段，是由專制統治者為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才決定的，一種具有“改開”特徵的“改良型專制經濟型態”。如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俄國末代沙皇和末代共產黨的“經濟改革”，伊朗巴列維王朝長達37年的改革運動。

     二是聽命專制。不容分說，這個改良的專制經濟形態是要服從專制統治之需要的。只要需要，便會大力推動；一旦不需要，就會立即終止。所謂“收放自如”，完全視專制權力的需要。因為專制改良型經濟是對專制經濟的一種局部解放，而不是根本解放。而不能根本解放的那一部分，便牽連著專制權力的神經。一旦這根神經受到了刺激，就會直接影響到對經濟領域和經濟活動的再決策。如一八九八年的滿清戊戌變法之後，一九八九年中共面臨“改良風暴而實行大屠殺”之後，和一九零五年俄國沙皇公然在皇宮門前槍殺“政治改良請願者”前後，他們的專制改良型經濟都因為政治的危機和緩解，皆有過“忽收忽放”這樣一個過程，完全缺乏市場經濟的“自由慣性”。

     三是服務特權。由於專制改良型經濟是為專制統治效力的，所以它就必然要為特權及特權的需要，甚至是“特權者的貪婪”服務。這就是為什麼當專制改良型經濟獲得了發展的成果時，其絕大部分成果都被擁有特權的專制統治者剝奪了，享用了，攥在手性裡了，而人民所得到的“經改紅利”只能是微乎其微。而專制就是為了保護特權，沒有特權的專制，世界歷史上似乎還不存在。就不說中共這個極其非凡的和貪得無厭的“特權黨”了！所以，社會分化，貧富兩極，從走上尖銳的對立，直至革命的暴風雨來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自專制改良型經濟的“豐碩成果”，甚至是“偉大成果”。

     四是惡果累累。似乎我已經不必要再對此加以說明了。因為，當專制依然尊特權為上，或“至上”之時，由專制統治者所建立的“專制改良型經濟體制”，就必然為官場腐敗，甚至是整個社會的腐敗提供了種種因權力而獲得利益的渠道或門路。之所以一大批神職人員，一大批商人，甚至是一大批著名的知識人，都要圍在巴列維國王及其王族的身邊，原因就是他們要先吮吸權力，然後才能因權力到手而發財致富，當然最後也毀滅了整個巴列維王朝，甚至使伊朗走進了倒退的歷史之坑。當今的中國豈不是完全一樣嗎？只不過更加瘋狂，也更加腐爛而已。因為，一個腐爛的權力必將會造就一個腐爛的社會，而腐爛的社會要求生，就要革命。當然還要看是什麼樣的革命，即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或者是既不進步也不反動的。所以，專制改良型經濟的第五個基本特徵，就是“死亡通道”。對此，難道還需要我繼續解釋下去嗎？

     雖然我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誰》書中就提出了“專制改良型經濟”和“專制改良形經濟體制”的概念，但是，一是因為我沒能去陳述我的理由，因為我自認不懂經濟；二是也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其後，雖然什麼“權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等等“表象”概念紛紛出籠，但都沒有涉及到“中共經濟改革型態”的本質。其原因，不過是大陸的中共御用文人不敢這樣講,而海內外對中共“有情有義”的什麼經濟學家們不肯這麼說罷了!他们哪裡是真地不懂呢？

 

五

 

     我並沒有忘記自己是在為朋友的一本書寫序。但是該書的讀者和作者，一定會認為我如此“信馬游韁”，早已經離題十萬八千里了。沒有。因為我之所以要這樣“娓娓道來”，目的就是要“烘雲托月”，或者乾脆說句土話，就是希望它起到“藥引子”的作用。因為這本旨在揭露中共一場政經大騙局的書，其內容就是要揭開中共在“八九改良運動”幾近二十年後，居然對自己早已“篤定”的政治經濟總戰略開始進行了一次“大翻轉”，而且一直“翻”到今天還沒有“轉”到頭。雖然眼下他大有“滑鐵盧”的危險。而這個“大翻轉”的由來，決策，手段和過程，便是這本書所要徹底揭穿的。而我上邊的那些絮絮叨叨文字，不過是為了給讀者“穿針引線”，將中共這場“大翻轉”的歷史由來做一個扼要的總結，以便讀者能夠從其中看到這個“大翻轉”的前因後果，和實際上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就像“習終身”說的一樣。而正是這個“連續性和一致性”，才迫使著中共面對著它二度經改所獲得的種種“偉大成就”，而決心要向全球的資本世界開戰，即要仗著他因為經濟發展而膨脹/發作起來的第二次佯裝的“共產主義大瘋狂”，去征服全世界，即“用玩命的勾當，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像共軍某參謀總長所說過的那樣，“誰要是想叫我們垮台，那我們就要叫他跟我們一起死！”當然，沒有多久，中共就策劃了“要資本主義死，讓共產主義活”的新戰略，實際上，還是中國的共產黨及其反動政權永遠也不想死。而這本書正是懷著“義憤和嘲弄”，將中共的險惡陰謀和偌大騙局，毫不留情地全面揭示開來，讀起來，就像是在聽一首為中共“葬禮”譜寫的前奏曲，雖然令人莫名驚詫，還是有些鬱悶和沉重。

     所以，我需要提醒讀者的是，正是從這本書裡面，我們才能看到那個被海內外的媒體始終粉飾過分的中共前教皇——胡錦濤的虛偽和陰騭，瘋狂和惡毒。才能看到中共曾經用來搞垮國民政府的“印假鈔”辦法，今日又是怎樣在他的手裡變成了要搞垮美國經濟的最現代化手段，並且早已屢戰屢勝。而胡/習兩位“殘餘共產教皇”又是怎樣蕭規曹隨地利用貿易順差，不明資本流入，大量虚发人民币，强制汇率政策，人民幣全球化，以及低價傾銷等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行騙作怪，損人利己。而最最叫人拍案驚奇的則是，偽君子胡錦濤和三朝奸尻王滬寧又是怎樣地密謀了“外匯貯備”的偌大騙局，就像是“吸錢石”一樣，將全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錢，超速度/超規模地吸進了自己的骯髒口袋，卻又讓別人心甘情願。中共不僅因此成了當代的“經濟紅魔”，而且因經濟騙局的得手，而再一次大鬧起共產政治的紅色癲狂來。他藉著“有海水出，就有華僑”這一“世界性民族生態”，將他對西方的滲透和間諜活動，不僅做得精巧細緻，而且做得大膽潑辣，甚至做成了汪洋大海般的“海外群眾運動”，從政治，經濟，科技，軍隊,意識形態，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甚至是從美國一個小小城市的區政府選舉入手，來進行對上述各個方面的滲透和入侵，雖然美國人悄無感覺，卻早已使大陸僑民中的有良心者羞慚難已——因為只有他們才懂得“中共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長期以來，中共的經濟和色情間諜不僅已在操縱和滲透著美國的參眾兩院，而且中共還用核威脅，和支持他的同類——世界“恐怖組織”的方法，鬧騰得連“美帝國主義”也“橫豎摸不著頭腦”了。多年來，每當美國的白宮和國務院為了知悉中共的真情，而總是邀請一些中國的“人士”開什麼聽證會，調查會，研討會，以徵詢他們對中共和中國實情的看法，殊不知，他們邀請的，而且是從來都要邀請的，竟都是形形色色的中共自己人。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是“對共政策”，又怎能不總是輸得個幹乾淨淨。

     我們從這本書裡不但能夠讀到上述的種種驚人信息和深刻論述，還能夠從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那裡看到真正中國人的良知，看到在中國，還有著許多和共產黨及其奴才們完全不一樣的人。這些不一樣的人，不僅是未來中國的希望，而且是西方民主世界真正的朋友。而作者，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說他是最傑出者之一，亦不為過。

     我已經夠饒舌的了。我的序文就到這裡結束。凡是讀過了我上半篇文章的人都應該想到，那不過是我為本書寫的一篇前言，而正文，就是作者的這部“大膽之作”。

                             2018年6月29日於美國華盛頓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