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復國

《孫中山與共產黨》講演錄之一

 

總題：孫中山與共產黨的三個分野

 

編選說明：本文講演用題是“孫中山與共產黨”，2006年11月26日講於多倫多大學。作為“紀念孫文誕生140週年”專稿，黃花崗雜誌曾分別發表於2006年第4期、總第19期和期，題目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此次編入文選，分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思想分野”、“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和“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建國分野”等三篇，以方便讀者閱讀。

引言﹕已經造成的歷史誤解和亟須製造的政治誤解

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不新鮮。但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包含著太多被“強權”所塵封的歷史內容，所製造的虛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歷史家們的勢利和膽怯。是它們，才造成了歷史的誤解，更為繼續製造政治的誤解，提供了方便之門。

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悲哀情形，原因是，孫中山先生確實與中國共產黨有過關係。這個關係，雖然前後只維持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就隨著孫先生的逝世而終結；但因這個關係留下了過於沉重的影響，太多可以被利用的空間，特別是為製造歷史謊言和政治謊話，留下了一個很難動搖的歷史“源頭”。於是，這個關係，就既變得“光彩眩目”，又變得“迷霧漫天”。

特別是當1949年的勝利者中國共產黨，又採取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的手段，更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裏，年復一年地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啟蒙教育”之後，這個關係，就由於共產黨長期宣傳――孫中山曾“聯俄聯共”並實行“國共合作”，孫中山曾決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還用“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代替了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舊三民主義”，而共產黨還在孫中山危難之際支持了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革命等等。於是，這樣一些“歷史的事實”，也就顯得“言之鑿鑿”的了。後來，共產黨“逢年過節”都要把孫先生拉到廣場上去，偶而也讓他跟在馬恩列斯的後面“曬曬太陽”；共產黨更是對台灣和海外頻繁地使用孫中山， 高唱曾被他自己棄之如蔽屣的“民族主義”； 直至他今天終於開始努力宣傳“共產黨才是孫中山革命建國之最忠誠的繼承者……”，以在危難之際繼續博取他的“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卻又因為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惶恐不已，而繼續使出“革命的兩手”，“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誣蔑和“惡攻”孫中山先生……

如此一來，在一個“只准許自己說謊、卻絕不容許別人說話”的時代，一個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的歷史性誤解――“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過”，和一個在眼下已經為共產黨所迫切需要製造的政治性誤解―― “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便理所當然地形成了，和順理成章地被製造出來了。

然而，這一切不過都是些歷史的謊言，不過都是些共產政治的伎倆，當然也是中外許多歷史學者的膽怯和勢利所使然。

今天，我將就孫中山和共產黨的真實關係，作一個較為詳細的敘述。主要內容就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四大關係﹕思想關係、政治關係、歷史關係和現實關係――即已經逝去的孫中山和眼下還沒有死掉的共產黨的關係。

孫中山有三民主義，共產黨要馬克思主義

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個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就是三民主義。而共產黨所要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卻是馬列主義。顯然，這個事實，不需要證明，因為，它已經人盡皆知，所謂鐵的事實。但是，為了鑒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孰是孰非，誰為進步、誰為倒退，我們還是有必要，對他們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個極簡單的比較。

我個人認為，在孫中山數十萬字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著述中，其對自己的理論進行過最簡單明瞭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寫的“中國革命史”，曾對三民主義的理論作過一個簡要概括和介紹。我主辦的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第18期在發表這篇文章時，曾將它的題目改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與中國的共產革命劃清界限，以示涇清渭濁。

在這篇文章裏，孫中山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族主義的。他說﹕“……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時代的孫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晚清時代的中國，外有東西方列強――既包括民主列強、又包括專制列強的欺凌；內有滿清一族的專制統治和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歧視和欺辱。辛亥元勛李福林將軍就在他的回憶錄裏面說過﹕“……享有特權、不把漢族平等相待的滿州人，自從入關以來，為了鎮壓漢族，就分兵駐扎在各重要省會，謂之八旗駐防營。駐防之區，我們漢族同胞稱之為‘旗下街’，有的說是旗營。……民國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財劫色，是一件無法無天不敢通過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頁）。所以，他才認為，“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五族共和――國內種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會惹起多大注意，因為這已經是過去的問題了。人們總有一種不良的習慣﹕過去了，便遺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頁）今天，有所謂民運人士在狠批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其論點之一，就是“孫文提出民族主義毫無必要”，因為那個時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問題”。不知他們是“過去了，便無知”，還是為了“助台獨，裝無知”了。

所以，彼時的孫中山，才要堅持繼承中華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對外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地位，對內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對於那個不知道殺了多少革命黨的滿清的遺民，也絕不還以報復。這該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懷！難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就稱贊孫中山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既不鎮壓反革命，又不殘殺地主富農資本家，更不會發動各種運動來迫害新舊知識分子們……

如此，我想問一句﹕以滿清作歷史的背景，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孫中山提出這樣的民族主義到底是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在這篇文章里，孫中山又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權主義的。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製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

孫先生在這裏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滿族專制統治不平等，三是歷史上的造反者都想當皇帝製造不平等，所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如此，孫先生才會總結說﹕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在這裏，孫先生已經指明，他的民權主義“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專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專制不並行”。早就預言毛澤東後來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假民主真專制”而已。第三是必須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現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憲政，天天哀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憲政，卻又時常要罵一罵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們錯了呢？還是孫中山先生錯了呢？

在這篇文章里，孫先生又是怎樣地敘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義的呢？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顯然，民生兩字，人皆能懂。民生主義，一目了然。而孫先生 “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之中心” 的民生史觀，又是十分的正確。特別是孫先生不僅強烈地表示過反對貧富對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過“余之民生主義，絕不是均貧富之主義也” ！而他之所以要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并一爐而治之”，就是因為，雖然近代歐洲民族獨立已經蔚成風氣，民權問題已經近乎解決，卻由於機器發明、生產日盛、貧富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造成“經濟革命”之焰，“較之政治革命為猶烈”，這才使孫先生感覺到，只要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煽動窮人造反的經濟革命、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就會象洪水猛獸，吞滅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成果，直至復辟專制而後止。所以，孫先生在他的時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這就遠遠地超過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義。他是為堵塞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而來。

誰能說這不是孫先生的英明預見！因為，近一百年來共產革命在東歐和東亞，特別是在我們祖國荒唐和血腥的革命造反歷史，早已對他的預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證明。

我今天當然不能在此大談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在倫敦政經學院、美國賓州大學的講演中，曾專門將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發展，當作一個參照物，從四個方面證明過馬克思主義是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反動。這也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曾專門論述過的。所以，我今天便想更簡單地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出發點，來簡單地證明一下馬克思主義是對近代歷史發展的反動。

第一、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則將德國流亡巴黎的手工業工人的“幫語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改造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展成了“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和“要與一切的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並且，他還在對世界各民族歷史極其無知的情形之下，將人類社會劃定為五大歷史階段，更因為德國封建歷史漫長――直到他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德國還處在分裂的封建社會之中，他便以為全世界各民族國家都和德國一樣，都有過封建社會，都和德國的封建歷史一樣漫長……

他的上述思想，說白了，一是要無知地劃分人類的歷史，二是要否定拋棄各民族歷史，三是要否定和腰斬各民族傳統。以至後來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都不僅要顛覆自己的國家，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蘇聯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為此，他們不僅曾為了保衛前蘇聯而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且為了保衛一個壞蘇聯便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1929年，當前蘇聯對我們的祖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侵略時，中國共產黨就曾堅決地和一再地服從斯大林的命令，實行“武裝保衛蘇聯”，以與前蘇聯侵略中國裏應外合。就不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怎樣地“要與我們民族的所有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的了！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反民族主義的，而且是禍害各民族和閹割、糟蹋各民族之自身傳統的。

第二、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進步的民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卻在十九世紀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歐洲，高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呀！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說過，“什麼資產階級專政，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何況馬克思鼓吹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砸爛的只是自身的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的革命，既然無產階級已經在革命中得到了整個世界，那末，他們還是“無產”的階級嗎？世界上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其無產階級專制政權在一切方面的貪婪和無恥，就正是他們在歷史的轉眼之間就會走向亡黨亡國的根由。

第三、孫中山提出了正確的和具有永恆生命的民生主義，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經濟革命、即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則在十九世紀歐洲已經擺脫專制經濟和行會經濟，正在走向自由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的進步歷程上，不僅號召發動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圖摧毀這一偉大的歷史進步，而且在他們的革命旗幟上，還鮮明地寫著這樣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消滅私有制！”至於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曾在消滅私有制的“血旗”之下，迫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製造了怎樣痛苦的民生，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我當然不能就馬克思主義這個毒瘤所製造的一切人間災難繼續說下去，比如它鼓吹階級鬥爭，更要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等種種無邊罪孽……。因為我今天要講的只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關係。而我剛才講的，就正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結論是﹕歷史已經證明，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正確的、科學的和進步的，但中國共產黨卻不要三民主義，他要的恰恰是他的反面，即對世界歷史進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馬克思主義。

所以，我們才可以肯定地說，在思想上，共產黨絕不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而是他的敵人。

1、孫中山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從來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民報》發刊，孫中山為它作發刊詞，正式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為中國國民革命之思想方針和理論基礎。其後《民報》自然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那個時候還沒有將孫先生的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至1906年8月，香港《中國日報》在廣告上介紹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因用語太長，不夠簡練，才開始簡稱“三民主義”，此後各地報紙才開始採用“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便日漸地成了一個專有的理論名詞，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後，直至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辭世，其間20年，孫先生雖曾專門演講和著述三民主義不下十數次，涉及三民主義猶不下數百次，也都是講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其中，於1919年攥寫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義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經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因先生於廣州作三民主義之最後一次系統講演而出版的白話本《三民主義講演錄》，凡二十餘萬言，講的也都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從來沒有講過其它任何內容的三民主義。至於先生在已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的最後一次三民主義講演中，曾明確、科學和系統地批判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我在後面會說。

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來就無所謂新，更無所謂舊；無所謂真，更無所謂假。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居然有了“新和舊”的問題，真和假的問題，並且還有人要用新的取代舊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舊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義”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要把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詆毀成“舊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那已經是孫中山先生“死後”兩年、甚至是更久遠的事情了。

2、鮑羅廷為死後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

然而，悲劇在於，孫中山死去兩年之後，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謀製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早已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改名延續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在一切方面都實行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後，直到目前，由於共產黨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他製造的“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他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於是，共產黨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雖然早已經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相和由來，然而，當他們為共產黨編寫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因為，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更不能成名。就象那些為了出名求利，甚至為了做共產黨的文壇“寵物”，而不問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謂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大師”們一樣。如此，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顛倒了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謂“習慣成自然”。

但是，也請容許我引用毛澤東說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因為，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因而也就從來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那末，新三民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問世的呢？

對此，我在1999年於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明白地寫道﹕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這一點非常重要，務必請大家記住。

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歷史的事實是，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說﹕“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1927年春天，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為已經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

台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了大陸學者言之不虛（――大陸學者哪里敢“虛”呢！）。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 ，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産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僞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李雲漢教授還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李雲漢教授的話，證明了大陸學者小心翼翼地求證。因為，“毛主席教導我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3、共產黨宣誓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

撒謊者都有一個經驗，那就是﹕撒謊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圓謊”。就是怎樣才能記住自己的謊言，直至將他變成“本能的謊話”。因為，只要撒謊者還沒有將謊言變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復謊言，或經常重復謊言，就可能露出“破綻”，甚至露出“天機”。

1937年3月15日，中共為圖存，曾第一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其內容為﹕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而且，根據“四項保證”的內容，這裏提到的三民主義，應是孫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鮑羅廷製造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好像將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暫時地忘卻了。

所以，就在共產黨剛剛做過第一次保證之後――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才會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請大家注意，毛在這裏為共產黨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作出了明確的說明﹕這個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1937年7月15日，因蘆溝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人民偉大的衛國戰爭就要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巴不得國民黨趕快對外，不再對內，又第二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項保證”。由於“保證”未變，所以“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的誓言也沒有變，毛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沒有變。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中共剛剛做過第二次“保證”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復又高亢地宣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再一次高亢地宣誓說﹕“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33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彼時，全面抗戰雖然已經開打，但是，由於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項保證”剛剛重復作過，不好立即翻臉；另一方面，中共這個時候還僅僅有三兩萬人馬，兩三個縣地盤，也還不敢馬上翻臉。所以，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時，他們說話還是較為小心，而不敢大膽妄為，更不敢馬上就公開大撒其謊。

4、共產黨改口稱他們宣誓的是革命的新三民主義

然而，僅僅不到一個月，大概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自己“大意失荊州”，忘記了蘇俄顧問和共產黨早已為死去的孫中山製造過一個“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加上此時全面抗戰已經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正處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血肉橫飛，於是，毛澤東才會“在他延安的窯洞里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萄酒，大笑著”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參閱《張國燾回憶錄》）意思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已經不能奈何他們了，所以﹕

1937年10月25日，毛便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混地改口說道﹕“……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佈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34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請大家注意，時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毛澤東就已經悄然地將孫中山“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拋棄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三大政策”為鮑羅廷“圓謊”。

但是，毛澤東還不敢來真的，還有些羞羞答答。因為，他還不敢說共產黨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他甚至承認，這個“假的三民主義的綱領”還沒有得到國民黨和全國各黨派的承認。因為，毛澤東知道，繼續撒謊和撒大謊的時機，顯然尚未成熟。

然而，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來說，這個“時機”終於迅速地走向成熟了。

1939年12月，當蔣介石“持久戰”的戰略已經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已經轉入艱苦萬分的“相持階段”；當“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國共產黨（中共抗大校歌就是“到敵人後方去”），在敵後已經擁有“游而不擊，專圖擴張”的50萬農民“革命”軍隊時，這時，專心在窯洞中研究中國未來“共產建國”理論的毛澤東，終於在他的“光輝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本小冊子中明確宣稱﹕“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9月22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請大家注意，毛澤東終於徹底地“翻案”了，不僅“言之鑿鑿”地將他和他的黨，在1937年曾兩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證”過的，並且堅決地和高亢地宣誓過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孫文三民主義內容，徹底地拋棄了；而且，毛澤東還將前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甚至為這個真正的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假三民主義”冠上了革命的三個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責孫中山原有的三民主義是“不革命”的了。

5、毛澤東終於攻擊誣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假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

1940年1月，不過兩個月之後，毛又在他的延安窯洞里為共產黨將來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專制國家，寫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毛在這部新著中先還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同上，第661頁）。

為了要讓謊言顯得比真話還要真實，毛澤東將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為死後的孫中山所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本人。毛的話等於是在說，“死後”的孫中山先生，因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將他的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並重新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毛就“偉大”在敢為死人編謊。雖然，毛在假惺惺地表揚孫中山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時，仍然沒有忘記點明孫先生領導的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

我前面說過，一旦說謊開了頭，就煞不了尾，為了圓謊，就必須繼續撒下去，直到將謊言變為赤裸裸的和公然的強詞奪理，直至公然誣蔑。

為了將鮑羅廷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合法化”，毛終於開始攻擊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了。還是在這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無中生有地指稱1924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同上，第650頁）他還進一步地說﹕“1924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同上，第654頁）

在這里，毛為了給鮑羅廷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園謊，乾脆造了一個更大的謊言，居然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甚至公然指稱，“1924年前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是過了時的三民主義”。也就是說，第一，1924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第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舊三民主義。

我不想說了，因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一，中國大陸學者早已明確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原來，所謂“某些文章”，就是毛澤東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虛烏有地大撒其謊。難怪中國大陸的學者不敢“駁謊”。第二，姑不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無一字、無一句提到過所謂三大政策，更沒有提出過什麼“新三民主義”，全文講的都是孫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且，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曾在廣州連續講了三個月的三民主義，還出版了他二十餘萬言的演講錄，其內容就是“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和“民生主義四講”，同樣無一字提到他還有一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更沒有宣佈他講了二十年的三民主義是舊的，是過時的，是不革命的；他當然更沒有說，要以“國民黨一大”來作為他的“新、舊”兩個三民主義的“分水嶺”。

由於毛澤東的謊越撒越離譜，已經越來越收不了攤子，於是他乾脆悍然不顧地要“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了。他說﹕“……這種新時期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假三民主義。” （同上，第650頁）

至此，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毛澤東的嘴巴裏，終於徹底地變成了假三民主義、偽三民主義。而蘇聯顧問為死後的孫中山先生所製造出來假的新三民主義，倒成了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了。

為了維護直至捍衛謊言，為徹底收回共產黨在抗戰開始時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堅決奮鬥”的高亢誓言，在毫無言論自由的延安，毛澤東終於放開膽量無比蠻橫地進一步宣稱﹕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同上，第652-653頁）

為了將謊言變成真理，為了劃清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界限，更為了徹底地拋棄和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終於向死去的孫中山攤開了底牌，說明了共產黨和孫中山在思想上從來就不是一路人，他說﹕“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同上，第649頁）

毛澤東終於把話說絕了。毛澤東也終於把孫中山為之研究、宣傳、奮鬥了一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徹底地埋葬在共產黨無窮的謊言之中。

至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為什麼要如此地攻擊、誣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地吹捧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並且欺騙至今，其根本原因則是，只要承認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思想﹕中國共產革命就無路可走，毛澤東要奪權打天下就毫無道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黨天下”就不可能實現……。就不說列寧早就指斥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學說為基礎”的呢！（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俄文版 ）。因為，自稱“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 的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61頁，1968），和他的中國馬列子孫集團，是必須對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頂禮膜拜的，更是必須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承認它，是為了打倒他”。

毛澤東從來就是這麼說的，共產黨至今也都是這麼做的。（至於被鄧小平稱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卻自稱是孫中山忠實繼承人的胡錦濤上台後，又陽冒三民主義之名，搞笑般地又搞出了一個“新三民主義”，說道底，還不是要繼續用假的來取代真的嗎？當然，可以原諒的是，胡錦濤本人，以他的學識，又怎麼會知道，一手栽培了他的共產黨前領袖們，又是怎樣地欺騙、背叛死去的孫中山，並為孫中山製造了一個假的新三民主義的呢？）

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

 

《孫中山與共產黨》講演錄之二

孫中山要走向共和，共產黨要復辟專制

孫中山和共產黨的政治關係，包含著兩個內容。一個內容就是革命關係，另一個內容就是建國關係。所謂革命關係，就是指，孫中山發動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由蘇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革命。孫中山於1912年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與共產黨在1931年及1949年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是一個要走向共和的三民主義好中國，一個真正的新中國；後兩個則是要在“外族敵國”的命令和指揮下，和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從分裂中國入手而篡立的“馬列中國”，也是兩個全面復辟了舊專制制度的假新中國。

1、孫中山領導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國國民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從性質上來說，就是孫中山提倡和發動的中國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總概念，或總名稱。它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民族革命方面，對外反對東西方列強的欺凌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獨立地位；對內推翻滿清少數部族的貴族統治，追求滿、漢和各民族間的平等。在民權方面，則志在推翻專制，結束帝制，創建一個民主共和國。“是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為了奪權專政”。在民生方面，則意在發展自由經濟，節製資本經濟，為民生幸福而奮鬥。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國獨立革命的民族意義，又包含了歐洲民主革命的內容，還創舉了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民生革命的旗幟。民國創建之初，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前，新中國――大中華民國，確實是在上述方面有著卓越的表現的。對此，我在後面將會用事實予以說明。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專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稱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因為專制改良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的；而當專制勢力卷土重來之時，則要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因為專制復辟是要葬送共和民主的，是倒退，更是反動。所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就曾明確地反對專制改良行徑；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又堅定地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比如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反對張勛復辟滿清，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對此，她確實是無負於自身的使命的。特別是它反對專制復辟的堅定表現，才又使它同樣地具有了歐洲各國共和革命的鮮明性質和特征。後來，它雖然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一樣，遭遇了共產革命對他的進攻甚至遭遇失敗，但是，它的前途卻是十分的光明的。因為，共和必將勝利，共產已經敗亡。共產黨早就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嘛！

2、共產黨遵俄命發動的是要復辟專制的世界共產革命

一個無須贅言的事實是，用馬恩列斯和中國共產黨歷任領袖的話來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中國共產革命，則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份。

這個革命在思想上，就是鼓吹暴力革命，宣揚階級鬥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既要用暴力推翻共和，又要用暴力維護專政。同時要求以階級性代替人性，進而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並為此製造新的嚴酷等級來重新劃分階級，將“出身和血統”提高到了史所未有的地步。中共土貴族子弟不僅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可以任意宰殺、活活打死“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壯、老幼婦孺，甚至是為他們“傳導解惑”的老師，便是他的殘酷表現。在歐洲，這是對十九世紀民主共和思想發展及其實踐的一個徹底反動；在中國，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之後，特別是辛亥共和革命之後的一個極端反動。至於共產黨的一個小科長死了，“向馬克思報到”去了，當地的黨報上，都要刊登一條新聞，報導他生前享受“正科級”待遇，早已是人民所不恥的笑談了。

這個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消滅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推翻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建立一個由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永遠實行專政的國家，即“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鐵打江山”；實際上則是要推翻剛剛創建了共和制度，並開始艱難走向共和的嶄新民主國家。列寧的俄國共產黨推翻了由俄羅斯二月民主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了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都是歷史的明證。

這個革命在經濟上，則是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為此，他們消滅資本家，屠殺地主；弘揚阿Q精神，煽動窮人造反；把殺人取貨喚作革命，將抄家劫財當作兒戲；高喊“一大二公”，卻在實際上，使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及其層層腐敗統治集團，都曾擁有、或還在繼續和瘋狂地擁有著一個“獨一無二和完美無缺”的血腥私有制。所謂“吃喝嫖賭都報銷”，便是大陸人民對他們最富於形象的描述。

這個革命在文化上，首先號召“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也就是說，它要求各民族國家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政權，都要批判、否定自己的民族傳統，並指責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封建文化，都在被打倒、被焚毀之列。其目的，就是要製造出一種以馬列文化作為其文化基礎的新的反民族文化。然後，則實行“獨尊馬列、殺盡百家”，以建立一個有“世界教廷”的“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國家。正因為如此，革命的無產階級是沒有祖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後來則均要認前蘇聯為自己的祖國，並為了保衛他們的無產階級祖國蘇聯，而瘋狂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我在前面已經提及，後面還會說到。

所以，我才會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論證，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中國共產革命是對中國辛亥共和革命的徹底反動，毛澤東和共產黨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復辟了專制制度，建立了極權統治，“認馬列為祖宗、不認中華為祖先”的假中國和假新中國，即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共和國家，而是馬列黨族的黨族專制國家。

這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性質和使命。

3、共產黨指責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  

 理所當然的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思想關係，就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我們中國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說，只有存在著思想上的共識，才能相謀；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識，就不可能同道。由於孫中山發動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思想基礎是進步的三民主義，而共產黨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思想基礎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中共要受蘇俄的命令，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建立一個從屬於蘇俄的共產黨專制國家，他們就不可能不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為，只需中國的國民革命要朝著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發展並獲得成功，就不符合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不符合共產主義革命一心要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得到全世界――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和殘酷的階級鬥爭道路。

為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辭典”裏面，中共秉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寧、斯大林的旨意，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教導之下，雖然在謀略上曾著意混淆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在性質和使命上的根本區別，意在利用和誘變中國的國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論和行動上，則從來都是指責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否定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和堅決要打倒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的。

毛澤東就曾在他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完全根據馬克思對世界無知、對中國更無知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稱﹕“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625頁，1968 ）

然後，毛澤東便居心叵測地把1840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認定為“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並且把“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都視為“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的革命，即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同上， 第627頁）

當毛澤東存心將已經結束二千年君主帝制、志在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即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發端”，與太平天國造反這一類意在“推翻舊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革命混為一談之後，他終於不懷好意地說﹕“辛亥革命，……按其社會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同上，第 625頁）

這是因為毛澤東根據列寧的“革命階段論”，把中國近現代所出現的革命，分為先後兩個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義革命中，又分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便被毛澤東劃為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的這個劃分，不僅把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地位，而且把孫中山正在領導的反復辟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到了必須被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取代的地位。毛等於在宣佈說，雖然孫中山的革命，現在還沒有到被我們當成對象的時候，但現在就已經應該為我們所取代。

4、孫中山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卻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因為不僅孫中山的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性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共產黨早就指斥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早就指認孫中山的革命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推倒的革命，孫中山先生又怎麼能夠成為共產黨的革命、即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呢？

正因為如此，辛亥之後的孫中山要繼續領導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中國國民革命，而共產黨則要受俄命在中國發動世界共產革命；孫中山要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以捍衛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共產黨卻要受俄命一心要顛覆我們亞洲的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孫中山要反對“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軍閥及其復辟混戰，決心北伐打倒軍閥，共產黨才會為受俄命發動共產革命，而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徹底叛變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便在前蘇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前蘇聯為祖國的蘇維埃政權……如此，我們只能說，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領袖，絕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而是蘇俄領導指揮的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      

                       

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建國分野

《孫中山與共產黨》講演錄之三

孫中山創建的是要“走向共和”的進步中國

共產黨篡立了一個“復辟專制”的倒退中國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要否定和推倒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推倒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就是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屬新馬列國”。但這個“俄屬新馬列國”，它的前身就是前蘇聯在別人的國家所篡立的第三個蘇維埃 共和國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49年後則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復辟了專制的倒退中國，和一個實行了一家洋教黑暗統治的假新中國。也就是說，共產黨“在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如同英國的斯圖亞太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和前蘇聯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一樣，成功了。雖然他們好景難長， 都是短命的，最後都要垮。

為了證明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先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對他們進行一番比較，好讓這“兩個中國”在事實的比較中，揭開真象，以證明這“兩個中國”的根本不同性質。再說，有了大中華民國這個“參照物”，我們就更能夠看清楚“馬列中國”的政治本象了。  

在民族方面﹕簡單地說，一是孫中山先生公開宣稱，由辛亥共和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是對 “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中華民族世 代歷史的一脈相承，這就等於是向世界宣稱了──大中華民國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國家。

二是推翻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其性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華民族第二 次驅除外族統治、恢復中華的偉業，是繼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的又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她使國內各民族開始走向了平等，即所謂五族共和的實現。特別是因 為她能夠做到“絕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 與之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才使她確實像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台詞所說的那樣﹕“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她不報復，不殺人，不 抄家、不向前朝的遺老遺少大事復仇，更不對全體人民、特別是前朝的遺老遺少，講出身、分階級、劃成份、實行專政。

三是從此明確必須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猶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 幟”，並以反對前蘇聯藉口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來顛覆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為自己的民族革命天職。對前者這個歷 史性的民族願望，終於因大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由蔣介石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會議上光榮完成；對後者這個中華民族的 深災巨禍，卻因為日本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共奪權篡國的成功，而慘遭失敗，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墮落成為幾乎消滅了中華民族的“馬列黨族國家”。

四是“繼承我優秀的民族文化，並吸收世界之先進文化，以並趨於世界……”。孫先生開創的大中華民國和曾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包 括李登輝之後的台灣“中國”國民黨），不僅 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十分看重，其有心繼承、傳揚、發展，俱為歷史的事實；而且對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近代的進步政治文明等其它文 化，作有心的介紹、移植和傳播，也為歷史所證實。在大陸慘遭失敗的大中華民國，在退守台灣之後，當然是在兩蔣時代，對於中華民族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 優秀文化的整理、研究、傳承和宏揚，確實為保存我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於今天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我們就不必說了，他們對我中華民族和中華 民國的陰陽兩手背叛，歷史已經將它斑斑可考地記錄在案。

在民權方面﹕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較之朱元璋的民族革命更為進步、更在本質上與朱明王朝完全不一樣。因為她不僅驅除了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而且 從根本上結束了自秦始皇之後中國已經綿延了2100年的君主帝制，並從此開始“走向 共和”。她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 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引用中共御製的教科書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 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1912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合法競爭，三權分立的 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 閣，獲得了很大成就……”（《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 ）

人民擁有了思想輿論出版自由，至1913年7月，民辦報紙已經達到500多種。1916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500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不僅成為歷史的事實，而且造成了勝利的結果。即便是在她被共產黨即中國的“馬列子孫”一再攻訐的國民黨訓政時期， 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人民所擁有的思想輿論出版自由，也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連想都不敢想的。我曾在講演中不止一次講過﹕至1937年3月止，中國文化人自己創辦的民間報紙就有1117份，民辦的各類文化 刊物就有1518份……不獨如此，當時中國 的大報──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當時中國的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當時中國的七十餘家大型電台中的絕大多數，全都是民辦的……。其時，共產派知識分子可以公開在國民黨 的中央日報上一邊撰文歌頌我們敵國的首領斯大林是他們的父親，一邊責罵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朋友門，這 就是大中華民國在國民黨蔣介石訓政時期，她的人民所擁有的民權！至於在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時代，我們的老百姓們，我們的知識分子們，究竟享有過多少的民權和 怎樣的民權，我今天就不講了，好在大陸歷史學者們的反思成果昭然，我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

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 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 勝利在辛亥之後……，甚至中國的新文學就更是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才產生了舉世聞名的大作家和好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和北伐勝利之後已經在走向統一 和進步的大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真正新中國。我們只要稍稍設想一下，1949年之 後，只要中國大陸還存在著一份人民自己辦的自由報紙，上可以揭露共產黨的統治罪惡，下可以揭開社會主義的黑暗，我們的人民還會被共產黨葬送掉八千萬無辜的 生命嗎？毛婦江青的四人幫還能夠橫行無忌整整十年、使神州陷入萬般血腥之中嗎？

在民生方面﹕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 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 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470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40年（清王朝改革開放時期──講演者註）投資的總額……”（同上）。於 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年3月15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盛舉，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 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組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商會”，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裏，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 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和好中國呢？

應該說，就民生而言，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能夠保證人民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力。由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來就有保護人民私產的制度，甚至有“製民之 產”、也就是要幫助人民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思想和做法；由於大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健康的市場經濟，就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不僅立即得到了建立，而 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北伐之後的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其能夠調動的民間財力，僅佔全國民間財力的百分之三；更由於大中華民國的各級政府從來就沒有對人 民划成份、分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動不動就抄家劫財、沒收財產，甚至是為了抗戰，國民政府也只是號召國民認捐，而不是強迫國民“交產”，更不會“抄家”，衛國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發生的上萬青年學生跪求商人捐款支持抗戰的行為，實在是只能使得1949年後的商人感慨萬千！（參 閱黃花崗雜誌十九期“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一書連載之七”）

特別應該說到的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保護中國的知識分子，維護他們的生命，保證他們的生活，曾想盡辦法將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九 十、中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五十、和初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三十統統轉移到了大後方……我們要是將國民政府對中國知識分子生命和生活的重視，與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無端地、大規模地和一再地慘遭屠殺、蹂躪、批判、鬥爭、貧困和饑餓相比，又豈止是“天差地別”一句話所能形容的。

至於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30年就已經頒佈土地改革綱領，及其在內憂外患之下，甚至是浴血抗戰之中，在凡是沒有戰事、而可能實行土改革的 局部地區所進行的375減租等一系列的農村改革，自然都是這個政府所做的民生奮鬥的一部分。這才是1949年之後退 守台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立即全面地推行“未殺一人”的土地改革，更因此而將整個台灣地區的民生水平推向了世界先進地區水平的最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也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方面入手，將共產黨奪權建國之後是怎麼幹的，大致地作一番交待，並與孫中山創建的、蔣介石曾捍衛和建設的大中華民 國再作一些具體的比較。雖然，我們剛才已經作過一些比較了。

民族方面

從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上來看﹕

一是我剛才已經說了，孫中山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傳承的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因而他才是 我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所有創建、捍衛和建設過我大中華民國的奮鬥者，當然都是我中華的兒女。但是，中共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傳承的卻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並且現在還在想著“怎樣才能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甚至所有共產黨人都說“死了便要去向馬 克思報到”，絕不向中華民族的歷代祖先報到。由此可見，由中共所篡立的這個國家，當然不是中華民族 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是如我在“中國命運和台灣前途”的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是“馬列黨族的國家”，而所有為篡立和維護這個“馬列中國”而賣命的，自然就都是“馬列子孫”，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受了被一個所謂美好理想的欺騙。多年來，我在講演中都一直在講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兒女的民族精神”，期望當代的中國人，“要做中華 兒女、不做馬列子孫”……。誰想，最近我才發現，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慶中學的 鄧祜曾老師就已經說過﹕“……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就為這， 鄧祜曾老師就被共產黨劃為右派並剝奪了生命的權力！ (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轉引自魏紫丹教授的“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一文，黃花崗雜誌第20期 )

難道鄧祜曾老師說得不對嗎？當然對，太對了！不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反動的主義，就算他好得不得了，我們中華兒女也只需要有好說好，有好學好，也沒有 必要非把馬列頂在頭上做祖宗，更沒有必要拋棄、批判、否定和打倒“中華國”，卻篡立什麼“馬列國”呀！任何為人父母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好，就會逼著自己的 兒女改姓更宗嗎？任何一個為人子女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比自己家好，就要給別人家做孝子賢孫，還一定要推翻自己的父母，否定自己的祖宗，毆 打甚至屠殺不聽自己話、不跟著自己走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下一代嗎？

 二是孫中山在1924年春天 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中，曾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明確地反對“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是，中國共產黨卻要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就是一定要用“馬克思的辦法”來統治中 國。所以，它才會堅持製造階級鬥爭，堅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始終迷信暴力和堅持運用暴力來殘酷地鎮壓我們中華的兒女。 所以，它才會全方位地消滅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有的，並以“製民之產”（孟子語）為 特徵的私有經濟制度，實行所謂的公有制，即實際上的“黨有制”──說到底就是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是我198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講演時所說的話，險些倒了大霉！），來 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以奉其一黨的享受。所以，它才會強迫馬列中國的所有臣民都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也就是說， 用刺刀逼迫所有的中國人，“說話必須首先稱馬列的教導，著述必須證明馬列的正確，做事必須以馬列的思想作為指導”。直到今天， 連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雖然洋洋千萬言，浩浩二十二卷，卻依然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既要用五千 年的中華民族歷史，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無比正確，又要用馬克思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剪裁、編造、竄改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實在令真正的中華兒女蒙羞……

至於鄧小平依然要“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專制改良狗肉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專制改良”，也就是中共的“洋務運動”，說到底，他還是要“繼續傳承馬列和救社會主義的命”!而那個被鄧小平誇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共“黨儲”胡錦濤一上台，就不僅宣稱“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而且還要大大 “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工程建設”，繼續用大陸人民的血汗來維護他那個反動的的“洋祖宗”──馬列在中國的思想和政治統治，以圖反撲我中華兒女意在第 三次“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的思想和意志──對此，我們真正的中華兒女，還有多少人能夠“不以為 恥”呢？

這一切，既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所未有，更為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的羞辱。一言以蔽之，若要與孫中山奉行的對外獨立、對內平等的民族原則相比，共產黨奉行的則是 ﹕“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或曰﹕“馬列貴，共黨次之，中華賤。”雖然，我 們的祖宗老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三是孫中山在他於1924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統講演中，曾以日本佔領者對朝鮮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消滅為例，一再地指出，“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而共產黨就是要用馬克 思的思想來消滅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可悲的歷史事實是，當中共終於篡立了馬列中國之後，就開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就立即把馬克思的那一句“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當作共產主義革命和專政的“聖經”，不但把秦始皇之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中國兩千餘 年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文化，全部誣蔑為“封建歷史和封建文化”，毫不手軟地予以全面的和徹底地批判與否定；而且，於文革期間乾脆高喊起“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口號，在全中國大 陸發動“破四舊、立四新”，到處鬥打砸抄燒 殺，焚燒四舊，批判“封資修”，就是焚燒中華民族所謂的舊思 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同時，在馬列中國，馬列子孫們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絕不放 過，非但誣蔑，竄改，還要在全國範圍內抓捕、流放、勞改和處決1949年前的“三民主義 青年團員”，其行其徑，令人髮指。其實，共產黨要鎮壓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在抗戰中建立、旨在報效民族 的先進青年團體，並藉以摧毀所謂舊社會的整個社會基礎，他是要所有的中國人“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恐懼。這個目的他達到了。長期以來，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絕大部分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不僅始 終遠離孫文的三民主義，而且一再拒絕甚至持續反對孫文三民主義的言行（──最近更有所謂“著名民運 人士”居然發展到明確針對孫文思想在海內外、特別是在大陸本土的迅速 傳播，和被年輕一代所廣泛接受的現狀，而用極其惡劣的語言攥文全盤否定、瘋狂攻擊和誣陷孫文的所有思想和全部歷史──講演者附註），便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 證。

到了八十年代，當中共不得不用滿清早已用過的“洋務運動”來救自己和社 會主義的命時，他又培養和利用了一批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來辱罵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以替共產黨“遮 羞委過”。他們口口聲聲、不厭其煩地喊叫著的，就是中華的“天不好、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人不 好、民不好，歷史不好、文化不好……，卻絕不說共產黨不好”──當時，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就曾這樣氣憤地對我說過。

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當人民的革命覺醒已經漸成風潮，中共離開“大限”已經越來越近之時，中共為保一己之命，便用“革命的兩手”即“表面反對以製造影響、暗中放行以大打出手”的辦法，縱容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高喊什麼中華民族的孽根性，來大罵什麼中華文化的愚昧性，來高喊“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 什麼樣的政府”，並終於發展到惡毒攻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攻擊他的正確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為了不擇手段地誣陷、誣蔑孫中山而“放言放人”到海外……。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和九十年代之後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是這樣地“在他們跟共產黨的感情關係、依附關係與自身的名利欲望、保險係數”之間，尋找到了 一種“平衡”，在海內、更在海外對共產黨展開了一連串的“小罵大幫忙”之舉……。然而，說到底，他們也就是在用“民族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武器”，來為共產黨及其馬列中國的罪行“背書”而已。這既是共產黨“反民族”之惡劣行徑的一種變態發展，更是共產黨長期“否定和踐踏”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必然惡果。對此，我在後面還要專門地談到。

至於馬列中國又是如何地阻絕西方進步文化的傳播，如何地製造“唯有馬氏一家、絕無他人分店”這一所謂無產階級的反動洋教專制文化的，我在“反思民族歷史、找回民族 自尊”的講演中，早已說過了。

從對外獨立和對內平等上來看﹕

第一、孫先生在生前曾一再地對他的國民黨人交待過，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終於在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實現了先生的遺願，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簽字，廢除了列強與滿清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第二、孫先生在晚年一再地呼籲和平統一”及“和平統一救中國”。先生所說的和平統一，當然就是我大 中華民國的和平統一；先生要追求和平統一的意願，就是要反對分裂中國──就是反對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第三，孫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號召期和發動期，則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因為，正是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專制統治和腐敗統治，才造成了中國境內的民族 壓迫和東西方各家列強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欺辱；而當中國國民革命初造成功、大中華民國已經創建之時，孫先生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並一再聲明“決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

然而，中國共產黨──這個現在自稱是“孫先生最忠實革命傳人”的馬列子孫政 黨，在他打下了天下之後，究竟又是怎樣地“繼承”了孫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價值來“建國、治國”的呢？說白了，就是三句話﹕一是“喪權辱國為蘇、俄”，二是 “支持台獨搞分裂”，三是“製造階級滅平等”。

我先說第一句話﹕喪權辱國為蘇、俄。

應該說，稍微了解一些真實的中國現代歷史的人，特別是稍稍了解一點中共“感情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既有一個“父親”，還有一個“恩人”。父親，當然就是前蘇聯和斯大林，中共詩人郭沫若就曾公開高唱“斯大林是我們的父親……”；恩人就是日本。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毛澤東說過的話。所以，中共從起家革命到勝利奪權，對他的“父親”和恩人，特別是他的“匈奴父親”，曾一二再、再而三地敢於“喪權辱國”。甚至直到今天，在他的父親斯大林和前蘇聯，都已經命歸黃泉之後，他依然因“父子情深”，而不斷地在“喪我們中國之權，辱我們中華之國”。

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

1949年，中共剛剛篡國建政，毛澤東就立即率團訪問了前蘇聯，並立即按照斯大林的 要求，簽訂了敢於大膽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協議”。這個協議的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指蔣介石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

除此之外，這個“協議”還厚顏無恥地將中國的主權大送特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承認江東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 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三是“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 承認蘇聯在大連旅順的特權……”如此一來，被蔣介石廢棄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凡晚清與老沙皇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是這樣地被重新簽了回來。 它證明了什麼，它只能證明了“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證明共產革命推倒了中國國民革命之民族革命的勝利果實。誰愛國，誰賣國，還有什麼能夠比這個更具有說 服力嗎？

然而，中共至今還在賣國。

充滿著愛國熱情的《中國失土論壇》報導說﹕1999年底，江澤民、李鵬背著中國大陸人民和葉利欽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用遠大於 珍寶島(中蘇珍寶島之戰，中國實際上被蘇聯打敗)面積的150多個中國地區換回了被俄羅斯 實際控制的珍寶島……出賣了1953年由聯大裁決為中國領土的南唐努烏梁海地區，徹底廢棄了俄國一直想推翻的《尼布楚條約》，出賣 了《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俄最後一塊位於滿洲里北部的地區，再一次承認了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其後，《中國失土論壇》尤懷著愛國的憂憤，繼續報導稱﹕中俄日前簽訂《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胡錦濤喪權辱國﹕不但承認江澤民的賣國條約，出賣了大黑 瞎子島2/3的主權……面積 350平方公里(比272平方公里的台北市還大)，更比珍寶島(面積0.7平方公里)大五百倍。

香港記者程翔以筆名“鍾國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江澤民要向中國人民交代的一件事”。該文強調：“中共向俄國出賣了約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算外蒙 古），相當於40個台灣。”（程翔文集《漫漫愛國路》第51頁）。上了台的胡錦濤立即乘程翔到中國大陸採訪抓捕了他，並將他判刑， 至今不放。在對蘇、俄的感情上，中國的馬列子孫可謂“代代深情難已”。這與孫中山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蔣介石所代表的中華兒女的真民族主義情懷相比，實 在是天地之差。誰叫他們是馬列子孫呢？更多的，我就不說了。

我現在說第二句話﹕支持台獨搞分裂。

乍一聽，許多朋友都會一“懵”﹕中共現在不是天天在反對台獨嗎？它怎麼會支持台獨呢？其實，中 共才是分裂中國製造台獨的始作俑者。我早在“民主統一為中華”的講演中，就已經詳細地說過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共是怎樣在前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了台灣共 產黨，並為台灣共產黨製造了“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這三大政治綱領，發起了“共產革命台獨”的。中共今天的對外發言人，也已經主動證實﹕1947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事實上是中共為打贏內戰而在全中國發動“反蔣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共支持和領導的。當年，毛澤東就曾在延安對台灣發表講話，公開地和明確地支持過台灣獨立。

如果說這都已經是歷史，那麼，問題是，中共建國之後，直至整個七十年代，台灣的獨立運動，實際上如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就是“社會主義的台 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共要利用“追求社 會主義的台獨勢力”來推翻中華民國的台北政權，以為中共解放台灣作內應。雖然，“社會主義的台獨運動”，後來曾在理論上明確地將他們的運動，敲定為“推翻中華民國”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台灣共和國”這樣兩個階段。為推翻中華民國，他們接受中共的 訓練和支持；為建立台灣共和國，台獨分子竟然自稱是馬列主義者……。七十年代，被稱為狂左狂獨的台獨雜誌──《台灣時代》，就曾一再地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宣傳台獨，論證“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製造一個台灣民族的理論根據，更是台灣民族革命的綱領……”。至於在海外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 不但由中共送給“津貼”，而且受中共召回“訓練”，然後再由中共用炮艇護送“闖島”，向全世界作“民主秀”……台獨人士、台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 哲，在第一次大選挺扁時，就曾說出過這樣一句真情實意的話：“我們早期的台獨人士大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才跟共產黨最接近……”。這句話，還用得著我來解 釋嗎？（──當代的“台獨禍水”、台灣前“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不久前居然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蔣介石的國民黨鎮壓台灣人民才逼迫出來的，這 不僅是他在公然地撒著彌天大謊，而且證明﹕他原來確實就是一個共產黨徒，和他要反對和消滅真正中國國民黨──而不是今天那個所謂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本 性！──講演者註 ）。

我在“民主統一為中 華”的講演中早就說過﹕至於今天，中共和海內外 的反華台獨勢力，他們一個天天叫打，卻死也不敢打；一個歲歲叫獨，卻死也不敢獨；一個藉口“反獨促統”，而在海內外高舞著那一竿虛假民族主義的大旗，大搞 紅色統戰，只想實現“專制一統”，而絕不是“民主統一”；一個卻因中共“舞旗逼 統”，而愈加有了高喊台獨和逼行台獨的理由。他們，一個是靠出賣民族、分裂中國起家的中共，一個卻是至今仍要侮辱中華民族、推翻中華民國的惡性政治分裂勢 力──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 被他們“玩”得何等的“天衣無縫”！

今天我們回首往事，難道還看不出共產黨在他篡國建政的歷史上，一心想幹的和一直在幹著的，就是分裂大中華民國，就是顛覆大中華民國，就是支持台獨顛覆中華 民國的台灣，就是要和台獨“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嗎？這一切，與孫先生真正要“和平統一救我 大中華民國”的歷史願望，實在是南轅北轍的。

至於中共奪權篡國之後，又是怎樣對待國內各民族的，我就不想多講了。大家只需要記住兩句話就行﹕一是製造了階級和實行了專政的馬列黨族──就是馬列子孫 們，永遠“高高在上”；其他一切民族──包括我大漢民族的所有人民，都只能在嚴格 的階級劃分中“低低在下”，受盡迫害和蹂 躪。二就是毛澤東所言，“民族鬥爭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正是從這個 馬列主義的根本立場出發，中國馬列子孫統治集團對中國境內（台灣除外）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鎮壓、甚至是屠殺，實在是觸目驚心。否則，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上，都是各週邊民族曾用各種方式參加進了我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唯獨在當今的馬列中國，卻處處在出現著要求脫離中國的悲哀景象，不論是武裝暴動的公開分裂， 還是旨在出賣中國的陰謀分裂，都在海內外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策劃著，準備著，甚至還有中國的“民運 人士”們在積極地參加著……。

民權方面  

我剛才從民族問題出發，談了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上完全對立的關係。我之所以多談了一些，是因為，在民族問題上認識共產黨，是目前我們中華兒女覺醒的弱點 所在。它很有些像晚清革命之初，因為對民族問題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才使得革命的發動，因缺少了理由,“民族自尊”所引發的革命激情，而遲遲難成氣候。後來，正是因為國內的青年知識分子和 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們突然意識到了“革命排滿”的迫切性，特別是孫先生又及時地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正 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理論，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不數年就驅除了韃虜，恢復了中華，並從此開始了“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恰恰又是同樣的一個歷史局 面，只是這個歷史局面，在“民族自尊”的問 題上，顯得更痛苦也更迷茫，更令許多人、包括那些自稱的精英們都迷糊不清，或乾脆是不敢弄清，或是只敢裝糊塗。所以，說清楚當代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要害， 就是馬列中國絕非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是“馬列國”而非“中華國”，便顯得格外地重要。

 我現在可以從民權問題出發，來和大家一起探討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方面的第二個關係了。也就是說，探討孫中山要建立的是一 個擁有怎樣制度的國家，共產黨已經篡立的又是一個什麼制度的國家。這個問題，我似乎可以講得簡單一些。因為，共產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殘暴統治方式和血醒統 治行為，凡中國人皆有目共睹。海外還有點良心的華僑，也會承認這個歷史和現狀。我只是想將共產黨的“絕對黨權治國”和孫中山的“民權建國思想”，作一些簡單的比較而已。

眾所周知的是，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又稱民權革命。因為三民主義的中心主義，就是民權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的關係，就是“一根扁擔挑兩 頭”的關係。因為，“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治是普通的國 民所不能承受的……”。而他的政治革命，就是反對專制和維護民權的革命。他的民生革命，則是他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是建立在民權革命的基礎上的。 因為，他也曾明確地指出過，“沒有民權，就沒有民生。”用今天大陸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經濟發展得再 好，錢都流到共產黨的荷包裏面去了，這樣的發展對人民又有什麼用？”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才稱做中 國國民革命，它要建立的國家，應該是一個民權得到伸張、保障和發展的國家，就是現代民主國家。這也是孫先生所一再說的，“中國非實現民主不可”的本意所在。

因為孫先生提倡民權，所以，他就要提倡並身體力行“天下為公”，共產黨便恰好是他的反面，就是 厲行“天下唯黨”。

因為孫先生要天下為公，所以，他才會主張四大民權，即“選舉、罷免、創制、復決”這 四大權利，並進一步提出“訓政”的中心內容，就是教會人民使用這四 大權利，從實行“縣自治”開始；他才會主張多黨制，主張一黨台上執政，一黨台下監督──1913年春節，他在上海的茶話會上就是這麼說的；他才會認為中國人民必須擁有“言論、出版、結 社、集會、遷徙、居住的完全自由……”，這句話，就寫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上；他才會提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政治權能理論，請人民當老板，請政府當司機，從而既要讓人民擁有選、換司機的權 利，又要政治專門家來擔任司機的工作，孫先生說得是夠透徹的了……。而孫先生本人，則是近三千年來，能夠真正身體力行“天下為公”之第一 人。因為惟有他，才會做到“三讓天下”﹕在壇香山創建興中會時，他就將主席的位置讓給了劉祥；在第一廣州起義前夕，他又能夠做到將“未來總統”的地位讓給那個要做“未來總統”的楊衢雲；在開國後，又能夠將到手的總統大位，讓給了袁世凱 ──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坐天下”而“打天下”。而他讓總統的唯一條件，就是袁世凱必須向全體國民宣誓“永 不使專制復行於中國”（──袁世凱當然發了誓、後來又毀了誓，所以，他只當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全 國人民的反對下，一命嗚呼了……）。

那麼，為什麼說共產黨是厲行“天下唯黨”呢？

因為，共產黨說得、也做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一是“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他就一點民權也不給了，連當今的“村自治”都是假的。廣東汕尾村民只因選出來的村 長，不是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想要的，胡錦濤的共產黨居然就敢用裝甲車和機關槍去血洗汕尾，實在將海外“保共改良”派們為共產黨所製造的“村自治”謊言，掃蕩得一乾二淨！何況這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屠殺了汕尾村民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非但沒有遭遇懲罰，還被“最堅定的馬列子孫”胡錦濤請到北京大加款待，當然還是繼續做他的“廣東王”。

二是要實行和堅持無產階級的專政，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和堅持共產黨的獨黨專政。由於無產階級的身份是可以變的，比如昔日的“無產階級先鋒 隊”，現在就比“資產階級大富豪”還要富有和腐爛，但只要他們還叫共產黨，就還是要實行和堅持專政，對被專政的人民來說，所謂民權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是今日有 權更有錢的共產黨從不談、也絕不談什麼民權之類空話的原因。眼下在海外鬧得甚歡的大陸維權運動，要維的就應該是“民權”，但是誰也不敢說出這“民權”兩個字。為什麼？共產黨不給！

三還是共產黨的那句要他那個“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的話，再 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共產黨一黨的永久專政，就是千秋萬代都必須由共產黨專政，所以，共產黨才在他的憲法里，對他實行的“多黨制”作了最明確不過的說明，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將來有了再多的政 黨，也都是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權力還是都要掌在共產黨的手里。換句話說，再多的花瓶黨與“民權”還是一點關係也沒有；或者說，所有的花瓶黨根本就沒有本事代表人民的一絲毫利益和一丁點權力！那個連戰，就是當真把台灣那個 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帶到北京，做了第九個 民主黨派，到那時，這個台灣的“中國”國民 黨就連在台灣“鬧騰”的權力也會喪失得乾乾 淨淨。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可悲的是，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正在朝著這個“可怕的方向”在辛勤地努力著呢！

四是共產黨不論幹了多少壞事，毀了多少民權，滅了多少民命，卻始終堅持自己永遠是“偉大、光榮和正 確”的，所以，共產黨就永遠都在強迫人民要“愛”他。半個多世紀以來，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主要是強迫人民“愛黨”的形形色色教育，可謂五花八門何其之多！長期以來，共產黨握著刀槍、厚著臉皮地強迫人民愛他，目的何在呢？就是不准你向他要民 權，不准你分他的黨權，就是不能讓人民擁有民主的權力！因為，你既然愛我，當然你的一切就都是屬於我的了，那你還要向我要什麼民權呢？只要好好地愛我，一 切都聽我的就行了！這樣，共產黨就能夠通過“權永為我所用，利永為我所謀，情永為我所專”，而把我們人民的民權永遠地和毫不保留地剝奪了一個乾乾淨淨！

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做到了“天下唯黨”，而不是“天下為公”；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因為剝奪了所有的民權，才可以對全體人 民厲行專制。因為，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人民，就是想反也很難反得起來。

還用我敘述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嗎？恐怕不必要了吧！

民生方面

什麼是民生？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講演中，說得明明白白﹕“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即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由於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 心”，所以，孫文用三民主義建國的核心價值，就是民生這兩個字。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民革命，不論是她的民族革命、民權革命、還是民生革命； 孫先生手創的大中華民國，不論她是走在軍政、訓政還是憲政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上；她們都是在為著改善國民的民生、創造國民更好的生活在奮鬥。明白了這樣一 個核心價值，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真締所在，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

正是從這一根本追求出發，孫先生才會要求“從政治上著手來解決民生問題”，而從政 治上著手，除掉民族革命，就是民權建國。而民權建國，說到底，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一個國家，只要不能夠做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就必須由天下人來共治”，這個國家非但管不好，而且民生就不能 得到起碼的保障，更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這就應了孫先生的另一句話，叫做“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

孫先生當然說得對。因為，專制國越強，民權就越薄；專制統治越殘酷，民生就會越加慘遭剝奪。說遠了，尼古拉二世的專制俄國，曾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世界上 的強國，是一個老大的專制強國。但正是因為“其民愈苦”，所以，人民才會在轉眼之間 就推翻了它。十九世紀末，在全世界看起來，前蘇聯就是一等一的強國，連美國都怕他，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互相冷戰了四十多年，害得我們中國人，也要天天跟 著馬列子孫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可是， 它的人民，卻沒有讓西方花一文錢，更出乎西方所有人所料地，僅僅在三天以內，就自崩自解了，而且還連帶著東歐的一大把“社會主義強國”，統統地跨了 個一乾二淨！為什麼，就是因為，它這個專制國越強，其民就越苦，人民一有機會，就把它給掀翻了。所以，孫先生所言，“……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者 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成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 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已。”共產黨垮台以後的俄羅斯共和國，在渡過了萬般艱難的變革期之後，近幾年來，已經開始走上了“其共和國愈 強，其民愈富”的道路。 就不說東歐那幾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民生問題上的迅速進步了。海外眾多報刊網站上刊載的，2006年俄羅斯 共和國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十二；相反，中國大陸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竟然降低了百分之二。而由海內外報刊雜誌所揭露出來的越來 越多的大陸工人、農民和太多普通民眾生活的苦況，及其遭受壓迫和壓榨的迅速加劇，和大陸民間反抗的烽火四起，恰恰證明了“專制國愈強、其民愈困；共和國愈 強，其民愈甘”的道理。而這個道理，又恰恰說明了現今馬列中國“強大”的本象，並不 像海外這些親共報紙所吹捧的那樣。而之所以說，這才是真象，就是因為，中國的共產黨，在民生的問題上，就像在 其他的建國問題上一樣，也是處處都是跟孫中山先生反著來和對著幹的。所以，結果才會完全兩樣。

那麼，共產黨在民生問題上，又是怎樣地處處都和孫中山對著幹的呢？

首先，孫中山以民生為核心，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在黨的全會公報中，公然地宣稱﹕“有權就有一切，喪失了權力，就會喪失一切”。大家看看， 共產黨的話說得有多“到位”，這還不是以權 力為核心的價值嗎？而共產黨從奪權打天下，到打下天下便掌控著一切權力，而後更從“為革命抓權”發展到今天“為革命抓權又抓錢”，甚至今天遍中國大陸都是“權錢交易”──“有權者必有錢，有錢者必找權”的現實，可以說，實在已經將共產黨將權力當作核心價值的本質，證明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

其次，正因為共產黨是把權力當作國家社會的核心價值的，所以，他一旦權在手，便立即要““國家為我黨所私有，政治為我黨所獨佔，利益為我黨所獨享”了。其中，國 家為我黨所私有，還需要我再作解釋嗎？其中，政治為我黨所獨佔，我也已經在前面解說過了；其中，唯有“利益為我黨所獨享”，我就再簡單 地說兩句。

其實，共產黨本著打天下就該坐天下的專制奪權理念，其目的，就是為了他們“哥們”來集體享受的。這就是“黨享”的歷史由來。但隨著時勢的變化，和人心對他的厭惡，直至人民對他反抗的發生，他的黨享的意義，就開始“一分為二”了﹕

一是保命，鄧小平的名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共產黨是渴望著永遠地活下去 的，而要活下去，就必須為保自己的命,殺他人的命。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已經將“黨享”的內容發揮 到了極致。

二是享受。就是說，共產黨絕不屬於“好死不如賴活”的那一類，他既要活，就 要好好地活，要獲得比其他人都好，還要好得多。所以，他就要竭盡享受之道，“我的我要，你的我也要”， 於是，貪污腐敗就成了共產黨好好活和活得好的不二法門。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共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毛澤東就告訴他那些親近的黨徒們 說，“放心，我們的幹部和士兵是餓不死的，至於人民會餓死多少，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毛澤東正傳》，太史著，黎明出版社 ），所以，那時，我們便沒有聽說共產黨當官的、當兵的餓死過一個，卻都知道，老百姓餓死了幾千萬！當時我們安徽 就餓死了七百萬，我可是親身感受到什麼叫餓，親眼見到過人是怎麼餓死的。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便說，“既然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的子女為什 麼就不能先富起來？”，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們，不但為了無產階級的江山要全面接班，而且更為了接班抓錢，全都“暴富”了起來。最近，海外那家最大的親共大報──台灣背景的《世界日 報》，居然在一個極不起眼的角落里，報導說﹕

“……站在金字塔頂尖的人，大部分帶有濃厚官方背景，經營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基礎建設工程、證卷五大領域，百分之九十都是高 幹子弟，共擁有資產人民幣兩兆以上。……香港《太陽報》引述《世界經理人》報導，截止今年（2007）三月底，中國擁有財產5000萬元以上的人有27310人，超過億元的有3222人，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

當然，這在互聯網上早已不是新聞了。

朋友們，毛澤東的共產黨打了天下，就抄家劫財，將中國的中產社會、民間財富統統搶了一個精光，讓中國人的民生連同我們那些無辜人民的腦袋，全都搬了家，人 民連民生這兩個字講都不敢講，誰講，誰就是封資修和國民黨反革命。鄧小平流的的共產黨為救他們黨的命，便重新搞起慈禧太后的洋務運動，雖然不得已在表面上 對人民作了幾年的讓步，但是沒有幾年，高樓大廈就起來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們就更是大大地享受起來了，既“泛榮”，又“娼盛”， 而我們的人民就下崗的下崗、流串的流串，流離失所的流離失所，哭告無門的哭告無門，“專制國愈強、 其民愈苦”的景象，也就愈來愈令我們觸目而驚心！我前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講演時就講過，什麼才 是民生發展好了，就是愈來愈多的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了！可是，在共產黨那里，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霸；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吸……中國的馬列子孫為“敲剝天下之骨肉，離散天下之骨 髓，以奉其一黨之享受”，實在是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

有一句話，是我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的。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只要共產黨一天不打算“走向共和”，一天不打算承認民權；只要他一天不還我“中華國”，拋棄他“馬列國”，並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民權得到申張的真正共和國；所謂民生，大家就都不要想！因為，共產黨只會為了自己的命和權而竭盡黨享，而 絕不會將所有的“強大和發展”都拿來為了民 生！因為這早已為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價值的立國取向”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