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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誰是新中國》訪談系列

 

(中)

 

從作家到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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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先生原名高爾品, 他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的專業作家. 1977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問世以來, 已陸續發表了十多部中, 長篇小說和理論著作. 他的作品曾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 並被美國國會及大學圖書館收藏. 那麼他是如何從一名文學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的呢?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辛灝年先生的故事.

辛灝年: 我從小愛好文學,十三歲在大家都討論將來做什麼的時候,我的很多的同學都在說: 將來炸油條, 將來做饅頭, 將來做甜餅子. 因為那是一九六零年,是我們餓的最厲害的時候,所以我那些初中同學們都想做作飯的師傅.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說: 我三十五歲要是不能成為作家,我就投長江自殺. 其實那是一個孩子糊里糊塗的狂話, 當然這句話一直在共產黨的我的檔案袋里面保留到四十二歲這一年, 它就說明我確實是想當作家的. 命運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那是一九七九年《傷痕文學》的尾聲的時候﹐我突然寫了兩篇小說﹐一篇小說叫《律師之家》﹐一篇小說叫《我的媽媽》﹐第一篇在 《廣州作品》發表﹐第二篇在《北京文學》發表﹐我一下就成了作家﹐並且第二年就被招到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去學習, 這樣我就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有一點﹐也許天生的毛病吧﹐要我在描寫社會﹐甚至描寫苦難的過程當中﹐把不應有的或不存在的幸福和光明也加上一點﹐我從來不加﹐那麼這就造成了我在創作 上一定的困難。甚至於我寫的很好的小說﹐最後已經到了要發表都很困難的地步。甚至於我們文壇上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些領導人﹐都曾經把我喊到北京跟我談過﹐要 我做一個聽話的作家。 他們跟我說﹕你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你應該寫一個能提倡的作品來﹐我們就給你獎。 我當時仗著年輕回了他們一句﹕你們提倡的都不是好東西﹐我的作品能存在就算我幸運了。 我一直遵循了這個原則﹐可是我覺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後﹐我覺得寫並不困難﹐發表已經越來越困難。那怎麼解決這個矛盾? 我就採取一個逃避的方式﹐我不寫現實體裁的小說了﹐我乾脆就寫歷史吧。寫歷史不就是可以逃離現實了嗎? 可是我對遠古的歷史又不感興趣, 我恰恰對孫中山前後辛亥革命以後這段歷史感興趣﹐所以我就開始決心要以中國近現代史作為大的歷史背景﹐寫幾個家族的興衰, 來表現這一段歷史過程。 這個決心一下的時候﹐也正巧我看了一本孫中山先生的書﹐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易勞逸教授所寫的《中國革命的起源-孫中山》和《法國革命史》。《中國革命的起源 -孫中山》這本書﹐他使我瞭解了辛亥革命是怎麼起源的﹐怎麼個過程和它的結果。米涅的《法國革命史》這本世界名著﹐告訴我任何一個專制政權的改革﹐最後都 必然導致革命的爆發。 這兩本書對我來講可以說是提壺灌頂﹐我下決心先把歷史搞清楚了再說﹐我不能寫一個錯誤的歷史小說. 一九八五年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了對台灣的新一輪統戰﹐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週年的時候﹐由民政部宣佈:八十五位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 , 因為這八十五位國民黨將軍是活生生地戰死在當年的抗日戰場上的, 這個宣佈那實在使我心魂一驚. 緊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殉國將領》﹐將一百一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封為烈士﹐為他們樹碑立傳. 緊接著,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血戰臺兒莊》﹐讓我們中國大陸的電影觀眾﹐第一次看到了國民黨也抗戰﹐而且打的如此壯烈. 這些東西無形中在我心里形成巨大的震撼﹐看來在我學的《中國現代史》這些教科書里面有些東西不真實. 比如說﹐中國大學里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最權威的一本是北京師範大學白壽彜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在講到中共中央紅軍長征的時候有一段話﹐這段話 是這麼說的﹕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點鐘﹐中共中央紅軍抵抗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失敗﹐突圍南下﹐我說過撒謊是撒不全的. 到了翻過來又有這麼一段話﹐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點鐘﹐中共中央紅軍宣佈長征北上抗日”. 那我就在想了﹐同一天晚上同一個時間﹐一個是突圍南下﹐一個是北上抗日﹐這南轅北轍嗎﹐不可能是統一的﹐這里面一定有真有假﹐那麼我就開始拿住這 個問題來查﹐中共中央紅軍究竟是怎麼走的路線﹐我就一本書一本書的查﹐一本一本資料的查﹐最後我發現所謂長征北上抗日﹐全然是假話一句. 就這樣的問題﹐我至少經過我自己的手查資料﹐我查到一百多條謊話.

由於八五年承認國民黨抗戰﹐由於八六年《血戰臺兒莊》﹐造 成中國大陸史學界以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作為出發點﹐來攷察五十年前那場保衛了我們偉大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戰爭﹐究竟是誰打的, 究竟是誰領導打的? 在這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許多軍事學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以及全國許多的記者,專家,作者和歷史學家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抗戰的基本狀況 ﹐已經通過他們的著作﹐在不改變共產黨所必須的觀點的情況下﹐將基本事實已經完全捅出來了. 這對於我一個要寫現代史為背景的長篇歷史小說的作者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這也就是我所要稱的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運動”. 當然這個反思以國民黨抗戰為突破口﹐它自然就會延伸到﹐向前面﹐十年內戰﹐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國共內戰的性質﹐更要推向前面﹐辛亥革命的性質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道路﹐蔣介石先生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魔鬼還是英雄﹖向後就要推到﹐一九四五年的內戰究竟是誰發動的? 共產黨為什麼打贏了這場內戰﹖至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們這幾代人感同身受﹐已經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了. 整個一個大的現代史的框架﹐在我心中已經形成了基本的一個概念. 我們瞭解了這個大的環境了以後, 我自然更容易瞭解中國共產黨和他革命, 我們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他革命的大體的情況以後﹐我自然就能夠瞭解到中國現代史中的那種章章節節里面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 和那些完全徹底的謊言究竟從何而來? 而這些問題在我心目當中﹐就形成了兩條: 一條, 搞清楚事實﹐基本事實﹐不鑽牛角尖﹔第二﹐形成一個思想理論.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已經胸有成竹.

但是你要知道寫這樣一本書是不容易的,它不僅需要有思想, 要下功夫,甚至也需要一點才華, 這些都不重要,它需要勇氣,它需要那個用五十年的謊言所壘成的大壩,跟這個大壩進行抗爭, 用一條自己的經驗,自己認識的小船,向這個謊言所砌的大壩沖過去,那是需要膽量和魄力的,而這個膽量和魄力對於我這樣一個普通文化人來講實在是太難了.

以儘管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我的思想已經完全成熟,它們表現在我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出版的長篇小說里面﹐那已經完整的﹐我 用對話的方式﹐表達了我剛纔所講的我的認識. 但是我還不敢寫這本書. 可是一九八九年.這件事,它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我的肩膀後面狠狠的推慫了一下,它使我感覺到,這里不是膽量的問題,是責任高於膽量的問題,責任能 不能夠高過膽量的問題. 所以.之後我才下決心一篇小說不寫了,我全部精力進入對歷史的研究或進一步的剖析當中,進入實際的操作, 做卡片,做筆記和開始整理寫這本書的提綱.直到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年,我覺得確實成熟了,我才下決心拋掉了一切,也拋掉了自己在國內那麼多年奮鬥所得到所謂地位榮譽”,來到海外住在一個BASEMENT(地下 ) ,開始了我這本書的寫作.

記者: 在中國大陸寫一本跟中國教科書完全不同觀點的這樣一本書, 我想您所承受的壓力和風險是非常大的.那我想知道, 您在中國大陸的時候遇到什麼壓力? 您到海外後這種壓力還存在嗎?

灝年: 我當時的狀況是什麼狀況,是每一天寫一張紙,寫完就鎖在抽屜里,不讓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家人,我以免引發他們的恐慌,毀掉我的稿子. 緊接著寫的多了, 比如說《導論》的草稿初稿寫完了,我就把它燒掉,全部燒掉. 可是我不能不燒, 因為我的家里門庭若市,天天有人來,萬一哪一天我不謹慎給人發現了,那將是很大的災難. 我大概寫了撕和燒,不下五,六次,最後它幾乎全部背在我心里了,這就是所謂在國內的壓力. 可是到了海外,我真的沒想到壓力比國內還大. 如果你今天在海外祇想為我們自己祖國的人民,我們自己這個可愛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盡一份心,你祇想為中國大陸十幾億沒有講話權力的人民講幾句話, 那就會四面楚歌”. 第一個楚歌就是, 像我這樣國民黨嫌我,我討他嫌了,他不想講中國的歷史,也不想講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對中華民國的歷史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他也沒有興趣,所以你講這個等於幹 擾了他獨臺暗獨的那樣一個基本路線. 第二個,不用說了共產黨恨我,因為我用基本的事實和基本的道理,否定了他的革命和他所建的這個所謂的共和國”. 第三個,民進黨厭我,因為在我的理論里,在我的立場里,在我對事實的剖析里面,我是把連同台灣在內稱作我自己祖國的,我是把台灣當做我自己祖國的一部份 ,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統一者,而且我堅定地追求民主統一,反對專制一統,所以臺獨的勢力們對我當然就看不慣,也看不上眼. 還有那些被稱為民運人士”,實際上是中共專制統治體制內出來的一些朋友,不是全部,他們當中一些人看不慣我. 當然困難還不只所謂四面楚歌”,比如說, 一九九九年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持有者,我被香港大學和其他大學請去講課,聯合講演, 卻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理由是我對這個國家有顛覆作用,會造成國家不安全. 可妙在妙在半年以後,當我的書出版幾個月以後,國內有一個非常大的中共的人物, 卻派人在紐約找到我,要我回去參加政治特區的的改革工作,並且明確的告訴我:必須反對法輪功. 不要再講過去了嘛,眼睛向前看. 被我乾脆回絕, 為什麼? 我說了一句話: 你們不真改,你們如果真改,就是讓我回去坐牢我也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