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辛 灏 年

  我从未有过做史家的愿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强烈,其愿望仍在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已。我一边读史籍,一边进行小说构思;一边收集史料,一边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为了做好写作长篇历史小说“辛亥之后”的准备,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就在读历史已经越来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经令我感到苦恼的日子里,却欣逢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热潮。这是因为,中共要借“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新的统战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从而破天荒地为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禁区,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先出版了《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为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树碑立传;广西电影制片厂趁机拍摄、并短暂放映了历史巨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表现了国民党官兵血战倭寇的英雄气概。此后,一批于苦心“包装”下的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的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万种纪实性历史文学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长河溃决,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大陆民间由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反思运动”,后来更因“默契”而将这一场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推向了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予以再研究和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已经被迫利用“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必须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须重新认识辛亥之后历史的曲折发展。不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被推翻的专制势力和专制制度的企图复辟,甚至实现复辟,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指出“既要毁灭过去又要重复过去的农民革命,乃是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专制复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率先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自述,题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温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将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书重新公之于众。
  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等出版的数种《蒋介石传》,已经在必要的包装之下,不仅肯定了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战争和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功绩,而且把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深入到了“除反共以外”都应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数十部之后,又出版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将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北伐战争的性质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异乎往常的论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已经明确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并对蒋介石先生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和亲自指挥抗战直至胜利的不朽历史功绩,从未有过地予以了大胆歌颂。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已经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如何积极准备抗战,如何坚持领导抗战,如何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艰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真相,包括宋美龄女士对祖国抗战的卓越贡献,均作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和论证。
  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作者还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明白地说道:“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大陆一批孙中山研究者的长期诉求和艰难努力,《孙中山全集》终于编成出版。编纂者们决心要让中国大陆人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孙中山思想”的现实要求,已经基本上得以实现。
  同年十月,两位民运人士在中国大陆冒着再度坐牢的危险,公开向海外发表《双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定》的民主建国原则上去,并大胆宣称:“谁给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谁才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陆的著名画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锷教授,在各自倾心费时数年和十数年之后,终于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画《国父》与巨幅油画《地狱河》(系列)的创作。前者对孙中山先生艰难的民主建国历程和民主建国理想,进行了高度的历史概括;后者则对毛泽东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统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其价值,其意义,又何止于几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亲身参预了十年历史反思的本书作者,终于在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赴海外实现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系统性澄清,艰难地完成了《谁是新中国》一书。
  …………
  显然,当初仅仅为写小说而着意研究历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觉地转变着。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痛苦的责任感。虽然深感危险,却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欲望。尽管一位前辈早就告诫我说:“研究中国现代史,你会很痛苦。”是的,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诚然,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立场。非如是,便不能有对历史的公正判断。但是“公正”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一个共同的标准。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谓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任何社会力量、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同样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具体的说,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和诘难……
  我开始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资料里,意在扫尽尘封和揭开伪装,追寻真实和真迹;我更沉浸在新鲜的历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开无奈的包装,寻找真话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完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为我的“现代史辨”奠定了历史事实的基础。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是要对那些“念歪了经的和尚们”,证明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天堂”,而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个“天堂”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我再次拿出时间,第三次学习西方哲学史,对自己在别人“造反”时代所写下的数十万字哲学笔记,进行清理,努力于弄懂西方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关系;更从对西方近代史的再学习入手,尤其是在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之本质的理解中,去探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之反动的崭新认识,以认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鼓吹专制复辟哲学的本质
  我所从事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乃是对已经“约定俗成”之社会科学概念的清理,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对于美学的多年爱好和研究,曾使我发现“澄清概念”的异常重要性。更何况马克思的幽灵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学的名义包装了大量的传统造反思想;更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改造了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因而,每当我们批判起来的时候,盖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是落入敌手的“圈套”。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获,还是革命与复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认真地考查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并在详细地研究了各国民主革命史基础上,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因此,如何认识民主革命的反复历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如何认清专制复辟只是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以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终于成功的历史标志,就不仅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而且成为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而亟须加以研究和解决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因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艰难、反复、曲折的进程,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兴衰败成的历史,乃与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民主过渡的历史并无二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我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与以孙中山先生为历史领袖的中国民主革命 —— 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彻底地陷入了,但也从此获得了解脱。因为,由历史的真情与假象交相反扑所刮起的风烟,和由历史的沉冤与奇冤所迸发出来的血泪,不仅正在让我的心为他沉思,为她愤怒,为她长嚎而当歌、扼腕而叹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更把我从专制文坛的名利场和正在腐化的现实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我宛如一个正在受洗的痛苦灵魂,开始遨游在现代中国是非交错、真相不明的历史烟云之中,踟蹰在传统中国农民战争志在改朝换代的的历史战场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去与那一个“幽灵”对话,一起探讨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尸还魂”的原因,指斥它只能在东方扼杀生灵、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然而,我写的却是一本“不识时务”的书。
  说它不识时务,一是中共向来自榜是新中国,并诽谤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二是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有人连中国的国民党都不想做,连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都想抛弃,连中国都不想要了。三是近年来虽然中共在大陆正一天天地烂下去,但它于海外却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04 因为连一家著名的台湾背景报纸,都在用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一句“语带嘲讽”的话,劝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以赞赏的口吻来报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历史的趋势”。05
  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对于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再认定和再继承,对于蒋介石先生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和再肯定,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再认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新中国 —— 中华民国重新获得全民族“共识与认同”的前提之下,再“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以最后地完成孙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以尽快地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进步,以尽可能地减少民主进程中的流血与混乱,以及早地将中国大陆重新推向正确的民主建国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之上,志在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否则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台湾,当某些朋友连中国和中华民国都不想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为何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竟能够冒着危险去澄清历史和纠正历史,并且在已经持续了十数年的历史反思运动之后,开始推动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认祖归宗”运动。历史的明鉴是,罗伯斯比尔和他在圣·玛丽街修道院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虽然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但由他们所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共和国统,却在历经了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残酷较量之后,获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诞生的俄国临时民主政府,虽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推翻,但是,遭遇了长期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俄国人民,却终于推倒复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创建的民主政体,直至完全归复了她的国歌、国旗、国体和议会形式。近现代世界许多前专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无不经历了这一共同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伟大的辛亥革命所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八十余年来,虽经几起几仆,但在历尽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之后,特别是在终结了中共于大陆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必将迎来她国统和法统的再传承与再发展。因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已经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人民,今日确已、或正在认识到,中华民国,才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新中国”。因为作者和他的许多大陆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历史反思之后,已经能够明白:一个曾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对前苏联各族人民实行了七十四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苏共,都非但不能代表“历史的趋势”,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内分崩离析,那么,由那个在中国大陆实行了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却非但至今不能统一中国,并且早已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历史趋势”,说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罢了。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也只能象前苏联那座专制复辟统治的堡垒一样,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
  诚如黎安友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台湾。我们是为了大陆,是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因为一百年来,东方专制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民主列强亦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为,八十余年来,中国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革命和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所坚持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她少年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她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来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智、尽力。
  国中另一位前辈亦曾对我说过,“历史是有情的”。那就让有情的历史来还报我们这些有情的人吧。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历史想必也会理解我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注 释
注一:高尔品:《少夫人达琳》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觉上述历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统治危机之后,曾数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其理由便是“这些著作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史料,过度地美化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反面人物正面写”。
注三:这两位民运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刘晓波先生。
注四:近年来,虽然中共政权日趋腐烂,人民反抗日趋激烈,但在海外,对中共的新闻、“学术”和舆论却常常是“一片大好”,甚至是“越来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解读辜江会和融冰之旅”,称:联系到国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两手策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辜振甫随即在北京呼应,钱其琛的回应更见坦率,即两岸外交战场的消长,乃是潮流所趋,“台湾国际空间愈来愈小是个趋势,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外交部的讲法,完全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台湾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邦交国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么挫折,钱其琛当着辜振甫讲的这番话,应该是一记重击。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钱其琛以外交战场的消长证明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评论“自有语带嘲讽的意味”。
 

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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