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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在多倫多大學發表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精彩演講

 

【黃花崗雜誌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訊】應多倫多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暨多大商學系中國同學會邀請,辛灝年先生於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多倫多大學發表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演講。是次演講在一間正常容量為二百人的階梯大教室舉行。由於到場聽眾如雲,許多人不得不坐在走道上或站在牆邊聽講。據估計實際參加人數超過三百。

  

 

兩個誤解

 

  辛先生開門見山,指出了當前存在的兩個誤解,即當代中國人對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的歷史誤解和政治誤解。辛先生表示,他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並不新鮮,但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很刺激,因為其中包含著太多被「強權」所塵封的歷史內容和製造的虛假概念,以及一大批中外歷史學家們的勢利和膽怯。這就不僅造成了歷史誤解,而且更為中共繼續製造政治誤解大開方便之門。

  辛先生指出,孫中山先生確實與中國共產黨有過關係。這個關係前後只維持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就隨著孫先生的逝世而終結。但是,因為這個關係留下了過於沈重的影響和太多可以利用的空間,特別是為製造歷史謊言和政治謊話留下了一個很難動搖的歷史「源頭」;這個關係就變得既「光彩眩目」又「迷霧漫天」。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得對大陸的統治權後,長期宣傳一些所謂「歷史的事實」:孫中山曾「聯俄聯共」並實行「國共合作」,孫中山曾決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孫中山更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代替了他的「舊三民主義」,共產黨在孫中山危難之際支持了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革命。再加上共產黨「逢年過節」都要掛出孫中山像,共產黨對台灣和海外統戰時又常常使用孫中山的名號;並且更有甚者,共產黨現在已經開始宣傳他才是孫中山革命建國的繼承者……這種種行徑,就在中國這個「只許自己說謊、卻絕不准別人講話」的時代,理所當然地形成了「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過」這個完全違背事實的歷史誤解,以及順理成章地製造了「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的偉業」這個在眼下已為共產黨迫切需要的政治誤解。然而,這一切不過都是些歷史的謊言,不過都是些共產政治的伎倆。

  辛先生表示,他將簡述孫中山和共產黨的真實關係,主要內容就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四大關係,即思想關係、政治關係、歷史關係和現實關係(也就是早已過世的孫中山和眼下還沒有死掉的共產黨的關係。)

 

思想關係

 

一、孫中山有三民主義,共產黨要馬克思主義

孫中山有三民主義

  辛先生指出: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個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就是三民主義。而共產黨所要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卻是馬列主義。顯然,這個事實,不需要證明,因為,它已經人盡皆知,所謂鐵的事實。但是,為了鑑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孰是孰非,誰為進步、誰為倒退,就還是有必要,對其各自的最基本思想作一個極簡單的比較。

  辛先生認為,在孫中山數十萬字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著述中,對其自己理論的最簡單明瞭之概括,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著的「中國革命史」中對三民主義理論的總結。辛先生在其主辦的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第18期上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時,曾將題目改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史」,其意自然是要與中國共產革命劃清界限。

  在這篇文章裡,孫中山說:……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辛先生表示,生活且革命在晚清時代的孫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晚清時代的中國,外有東西方列強――既包括民主列強、又包括專制列強的欺淩;內有滿清一族的專制統治和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歧視和欺辱。所以,彼時的孫中山,才要堅持繼承中華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化,對外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地位,對內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對於那些不知道殺了多少革命黨的滿清遺民,也絕不還以報復。這該是怎樣高尚的民族情懷!難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就稱贊孫中山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

  在這篇文章裡,孫中山又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權主義的。他說:餘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徵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也就是說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滿族專制統治不平等,三是造反者都想當皇帝製造不平等。

  因此孫先生總結說:有此三者,故餘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

  孫先生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是從三條理由證明「中國非民主不可」,所以,他的民權主義「第一就是民主」。二是他的民權主義開門見山地指明了:民主專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專制不並行」,什麼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假民主真專制而已。三是必須實行憲政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

  辛先生問道:現在日日叫喊西方民主憲政、天天哀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憲政、卻又時常要罵一罵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改良派朋友們和在專制統治下自稱是自由派的朋友們,孫中山先生究竟錯在哪裡?

  在這篇文章裡,孫先生又是這樣地敘述了他要提倡民生主義的一個重要目的的。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因為,民生兩字,人皆能懂;民生主義,一目了然。更不用說,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之中心」之民生史觀的十分正確了。特別是孫先生不僅強烈地表示過反對貧富對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過「余之民生主義,絕不是均貧富之主義也」!而他之所以要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並一爐而治之」,就是因為,雖然近代歐洲民族獨立已然蔚成風氣、民權問題已經近乎解決,卻由於機器發明、生產日盛,貧富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造成「經濟革命」之焰,「較之政治革命為猶烈」,這才使孫先生感覺到,只要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煽動窮人造反的經濟革命,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就會象洪水猛獸,吞滅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成果,直至復辟專制而後止。所以,當時孫先生要戮力提倡民生,就遠遠地超過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義。他是為堵塞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而來。

  誰能說,這不是孫先生的英明預見!因為,近一百年來共產革命在東歐和東亞的荒唐和血腥歷史,早已對他的預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證明瞭。

 

共產黨要馬克思主義

  辛先生說,他今天不能大談馬克思主義。但他在美國賓州大學的講演中,曾專門將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發展,當作一個參照物,從四個方面證明過馬克思主義是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反動作用,並且早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就也曾有過詳細論述。他今天只想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出發點,簡單地證明馬克思主義與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相逕庭。

  第一、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則將德國流亡巴黎的手工業工人的幫語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改造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提出「工人階級沒有祖國」,以及號召「與一切的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並且,他還在對世界極其無知的情形之下,將人類社會定成為五大歷史階段,更因為德國封建歷史漫長,他便以為全世界各民族國家都有封建時候、都和他那個德國一樣長……說白了,他就是無視民族、反對民族主義;無知劃分歷史、一切以他為準;否定民族傳統、毀棄民族精神。以至後來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都不僅要顛覆自己的國家,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蘇聯當成了「工人階級的祖國」,從而為了保衛蘇聯可以反對和叛變自己的民族和國家。1929年,當蘇聯對我們的祖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時,中國共產黨就曾堅決地和一再地服從斯大林的命令,實行「武裝保衛蘇聯」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反民族主義的,而且是禍害各民族和閹割、糟蹋各民族自身傳統的。

  第二、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進步的民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卻在十九世紀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歐洲,高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呀!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說過,「什麼資產階級專政、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何況馬克思鼓吹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砸爛的只是自身的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的革命,既然無產階級已經在革命中得到了整個世界,那末,他們還是「無產」的階級嗎?世界上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無產階級專制政權在一切方面的貪婪和無恥,就正是他們在歷史的轉眼之間就會走向亡黨亡國的根由。

  第三、孫中山提出了正確的和具有永恆生命的民生主義,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經濟革命,即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則在十九世紀歐洲已經擺脫專制經濟和行會經濟、正在走向自由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的進步歷程上,不僅號召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圖摧毀這一偉大的歷史進步,而且在其革命旗幟上,還鮮明地寫著這樣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消滅私有制!至於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政的國家,曾在消滅私有制的血旗下,迫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製造了怎樣痛苦的民生,這在今天就實在不是什麼秘密了!

  辛先生的結論是:歷史已經證明,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正確的、科學的和進步的,但中國共產黨卻不要三民主義,而所要的恰恰是其的反面,即對世界歷史進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思想上,共產黨絕不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而是他的敵人。

 

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沒有甚麼新舊真假,而共產黨卻製造了一個假的「新三民主義」

孫中山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辛先生指出: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從來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民報》發刊,孫中山為其撰寫發刊詞,正式揭示要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為中國國民革命之思想方針和理論基礎。其後《民報》又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還沒有將孫先生的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至1906年8月,香港《中國日報》因在廣告上介紹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才開始簡稱「三民主義」,此後各地報紙相率採用,三民主義便日漸成為一個專有的理論名詞,或曰理論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此後直至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辭世,其間20年,孫先生曾專門演講和著述三民主義不下十數次,涉及三民主義猶不下數百次,所講的都是民族、民權和民生。其中,於1919年攥寫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義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經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因先生於廣州作三民主義之最後一次系統講演,而出版的白話本《三民主義講演錄》,凡二十萬言,講的也都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從來沒有講過其它任何內容的三民主義。至於先生在已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的最後一次三民主義講演中,曾明確、科學和系統地批判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我們姑且就不說了。

  所以,自孫中山先生1905年揭櫫「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到先生死前最後一次系統講演民族民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從來就無所謂新舊。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居然有了「新和舊」的問題,並且還有人要用新的取代、否定、批判舊的,要用「革命的三民主義」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義」,甚至詆毀後者是過時的,是資產階級的,則已是孫中山先生「過世」兩年之後的事情了。

 

鮑羅廷為死後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辛先生指出,歷史的悲劇在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兩年之後,自1927年至1949年,那個蓄意捏造的「新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並在一切方面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直到目前,由於共產黨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其製造的「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其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於是共產黨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雖然早已經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相和由來,但在為共產黨編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因為若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更不能成名。這樣一來,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假代真,或真假顛倒,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辛先生要引用一句毛主席說得很漂亮的「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因而也就從來就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不革命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

  那末,新三民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問世的?對此,辛先生他在1999年於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明白地寫道: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

  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裡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

  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這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1927年4月1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創刊號上,首次公開提出並宣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為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

  台灣的國民黨史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瞭大陸學者言之不虛。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產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他還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李雲漢教授的話,證明瞭大陸學者小心翼翼地求證。

  毛澤東曾指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假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

  辛先生說道,撒謊者都有一個經驗,那就是:撒謊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圓謊」。就是怎樣才能記住自己的謊言,直至將他變成「本能的真話」。因為,只要撒謊者還沒有將謊言變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復謊言,或經常重復謊言,就可能露出「破綻」,甚至露出「天機」。

  在衛國戰爭伊始,毛澤東的共產黨曾宣誓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1937年3月15日,中共為圖存,曾第一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他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保證:「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而且,根據四項保證的內容,這裡提到的三民主義,應是孫中山的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鮑羅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好像將蘇聯顧問製造的「新三民主義」暫時地忘記了。

  所以,就在共產黨剛剛做過第一次保證之後,1937年5月3日,毛澤東才會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39頁。

  請大家注意,毛在這裡為共產黨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當黨願為其徹底實現」,作出了明確的說明,就是這個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1937年7月15日,因蘆溝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人民偉大的衛國戰爭就要全面開始,中國共產黨為表示他願意服從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抗戰,又第二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鄉保證。由於保證未變,所以「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的誓言也沒有變,而且我們相信,其提及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沒有變。

  然而,全面抗戰終於開打,毛澤東也終於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萄酒大聲地笑著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裡去了!」意思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對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了!但是,由於一方面是「四項保證」剛剛重復作過,不好立即翻臉;另一方面,中共這個時候還僅僅有三、兩萬人馬、兩三個縣地盤,也還不敢馬上翻臉。所以,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時,他們說話還是較為小心,而不敢大膽妄為,更不敢公開大撒其謊。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剛剛做過第二次保證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毛澤東復又宣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重又宣誓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38頁

  可是,毛澤東迅速改口稱共產黨所說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和聯俄聯共的三民主義。僅僅不到一個月,大概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自己「大意失荊州」,忘記了蘇俄顧問和共產黨早已為死去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並且此時全面抗戰已經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毛澤東知道蔣介石不能奈何他了。於是毛便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混地改口說道:「……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48頁。

  請大家注意,時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毛澤東就已經悄然地將「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拋棄了,開始重新拾起了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三大政策」為自己「圓謊」。但是,他還不敢來真的,還有些羞羞答答。因為,他還不敢說共產黨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他甚至承認,這個假的三民主義的綱領還沒有得到國民黨和全國各黨派的承認。因為,毛澤東知道,繼續撒謊和撒大謊的時候顯然還沒有到。然而,時機終於日漸成熟了。

  1939年12月,當蔣介石持久戰的戰略已經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已經轉入艱苦萬分的「相持階段」;當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國共產黨,在敵後已經擁有「遊而不擊,專圖擴張」的50萬農民「革命」軍隊時,專心在窯洞中研究中國未來「共產建國」理論的毛澤東,終於在他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本小冊子中明確「賴帳」說:「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9月22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11頁

  毛澤東終於徹底地翻案了,將他和他的黨在1937年兩次保證之後,曾高亢地、堅決地宣言過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內容,完全拋棄了,不僅將前蘇聯顧問所捏造的新三民主義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而且還為這個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假三民主義」冠上了革命的三個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責孫中山原有的三民主義不是革命的了。這當然不是我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澤東並且蠻橫攻擊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假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兩個月之後的1940年1月,毛又在他的延安窯洞裡為共產黨將來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專制國家,寫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毛在這部新著中先還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61頁。這就將「三大政策」說成是孫先生提出的。

  為了要讓謊言顯得比真話還要真實,毛澤東將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為死後的孫中山所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本人。毛的話等於是在說,死後的孫中山先生,因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將他的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並重新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毛就偉大在敢為死人編謊!毛在假惺惺地表揚孫中山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時,仍然沒有忘記點明孫先生領導的「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

  毛為了將鮑羅廷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合法化」,終於開始攻擊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了。還是在這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無中生有地說1924年1月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合訂本,新民主主義論,650)他還進一步地說:「1924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54頁《新民主主義論》。

  在這裡,毛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圓謊,乾脆造了一個更大的謊言,居然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甚至公然指稱,「1924年前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是過了時的三民主義」。也就是說,第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第二,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舊三民主義。

  辛先生表示,他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一,中國大陸學者早已明確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原來,這個某些文章,原來就是毛澤東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虛烏有地大撒其謊!第二,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曾在廣州連續講了三個月的三民主義,還出版了他二十萬言的演講錄,其內容就是「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和「民生主義四講」,更無一字提到他還有一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更沒有宣佈他講了二十年的三民主義是舊的,是過時的,是不革命的。

  由於毛澤東的謊越撒越離譜,已經越來越收不了攤子了,於是他乾脆悍然不顧地要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了。他說,「……這種新時期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假三民主主義。」請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50頁《新民主主義論》。

  至此,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毛澤東的嘴巴裡,居然從此就成了假三民主義、偽三民主義!而蘇聯顧問為死人造出來假的新三民主義倒成了真三民主義了。

  為了維護直至捍衛謊言,為要徹底收回共產黨在抗戰開始時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堅決奮鬥的高亢誓言,在毫無言論自由的延安,毛澤東終於放開膽量無比蠻橫地進一步宣稱: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

  為了將謊言變成真理,為了徹底地劃清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界限,更為了徹底地拋棄和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終於向死去的孫中山攤開了底牌,說明瞭共產黨和孫中山在思想上從來就不是一路人,他說:「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是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毛澤東:1940年1月: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49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毛澤東終於把話說絕了。毛澤東也終於把孫中山為之宣傳奮鬥了一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徹底地埋葬在無窮的共產謊言之中。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要如此地攻擊、誣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地吹捧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並且欺騙至今,其根本原因則是,只要承認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思想,中國共產革命就無路可走,毛澤東要奪權打天下就毫無道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黨天下就不可能實現……,就不說列寧早就指斥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學說」為基礎的呢!(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因為,自稱「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毛澤東,和他的中國馬列子孫集團,是必須對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頂禮膜拜的,更是必須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承認它,是為了打倒他」。毛澤東從來就是這麼說的,共產黨至今也都是這麼做的。至於自稱是孫中山繼承者的胡錦濤上台後,又陽冒三民主義之名,搞笑般地又搞出了一個「新三民主義」,說到底,還不是要繼續不承認孫中山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嗎?

 

政治關係

 

一、革命關係

  辛先生接著討論了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關係。他首先講述了兩者之革命的關係。他指出:孫中山領導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國國民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從性質上來說,就是孫中山提倡和發動的中國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總概念或總名稱。它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民族革命方面,對外反對東西方列強的欺淩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獨立地位;對內推翻滿清少數部族的貴族統治,追求滿、漢和各民族間的平等。在民權方面,則志在推翻專制,結束帝制,志在創建一個民主共和國。是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為了奪權專政。在民生方面,則意在發展自由經濟、節制資本經濟、為民生幸福而奮鬥。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國獨立革命的民族意義,又包含了歐洲民主革命的內容,還增加了中國民生革命的特色。民國創建之初、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前,新中國――大中華民國,確實是在上述方面有著卓越的表現的。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專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稱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而當專制勢力卷土重來之時,則要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以堅定地走向共和、勇敢地捍衛共和、最終地完成共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在反對革命前的專制改良主義行徑,和在革命初造成功後堅定地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反對張勛復辟滿清、和反對北洋「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艱難奮鬥中,確實是無負於他自身的使命的。而也正是它反對專制復辟的堅定表現,才又使它同樣地具有了歐洲各國共和革命的鮮明性質和特徵。後來,它雖然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一樣,遭遇了共產革命對他的進攻甚至遭遇失敗,但是,它的前途卻是十分的光明的。因為,共和必將勝利,共產已經敗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而共產黨則指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

  理所當然的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思想關係,就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我們中國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說只有存在思想上的共識,才能相謀;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識,就不可能同道。由於孫中山發動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思想基礎是進步的三民主義,而共產黨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思想基礎是倒退的馬克思主義,中共要受蘇俄的命令,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建立一個附屬於蘇俄的共產黨專制的國家,就不可能不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為,只需中國的國民革命要朝著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發展並獲得成功,就不符合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不符合共產主義革命一心要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得到全世界――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和殘酷的階級鬥爭道路。

  為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的辭典裡面,中共秉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寧斯大林的旨意,雖然在謀略上曾著意混淆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在性質和使命上的根本區別,意在利用和誘變中國的國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論和行動上,則從來都是指責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否定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和堅決要打倒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的。

  毛澤東就在他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完全根據馬克思對世界無知、對中國更無知的歷史唯物主義即階級鬥爭理論,稱:「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毛選》合訂本625頁)

  然後,毛澤東便居心叵測地把1840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認定為「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並且把「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都視為「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的革命,即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選》合訂本627頁)

  當毛澤東存心將志在結束二千年君主帝制、一心要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即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發端,與太平天國造反這一類意在推翻舊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革命混為一談之後,他終於不懷好意地說:「辛亥革命,……按其社會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統治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毛選》合訂本625頁)

  這是因為毛澤東根據列寧的革命階段論,把中國的近現代所出現的革命,分為先後兩個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義革命中,又分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便被毛澤東指責為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的這個劃分,不僅把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推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地位,而且把孫中山正在領導的反復辟的中國國民革命,即毛澤東說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推到必須被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取代的地位。毛等於在宣佈說,雖然孫中山的革命,現在還沒有到成為他們對象的時候,但現在就已經應該為他們所取代。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卻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因為不僅孫中山的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性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共產黨早就指斥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早就指認孫中山的革命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推倒的革命,孫中山先生又怎麼能夠成為共產黨的革命、即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呢?

  正因為如此,辛亥之後的孫中山要繼續領導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中國國民革命,而共產黨則要受俄命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孫中山要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以捍衛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共產黨才會受俄命一心要顛覆我們的亞洲第一共和――大中華民國;孫中山要反對「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軍閥復辟混戰,決心北伐打倒軍閥,共產黨才會為受俄命發動共產革命,而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徹底叛變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便在前蘇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在中國發動武裝報導,煽動土地革命,建立屬於前蘇俄的蘇維埃政權……

 

二、建國關係

  辛先生接著講述了孫中山先生與中共在建國方面的分野。

  孫中山創建的大中華民國,是他一心要建設的三民主義好中國。他時刻毋忘「走向共和」。

  在民族方面,他要:

  對上承接「文武周公、秦皇漢武……與中華民族的歷史一脈相承,決心第二次驅除胡虜,恢復中華」。

  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

  對外明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務求民族獨立。

  在民權方面,他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

  誠如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中所述,對於辛亥之後的中國,連中共禦製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1912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注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合法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係,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

  人民擁有了思想輿論出版自由,至1913年7月,民辦報紙已經達到500多種。1916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500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成為歷史的事實。

  「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新中國。

  在民生方面也是成績斐然。

  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470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40年投資的總額……」。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年3月15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事情,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委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工商聯」,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裡,也是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好中國!

  反觀中國共產黨,則是要受俄命顛覆大中華民國,是要篡立一個馬列主義壞中國

  在民族方面,孫中山說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反對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而共產黨就是要消滅中華民族的思想,宣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孫中山在1924年的一次講演中說道: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

  而共產黨則獨尊馬列、殺盡百家,指導其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就連三民主義也不放過,一切與三民主義相關的都要鎮壓,鎮壓三青團,絕不僅僅是鎮壓一個團體,而是要所有的中國人聞三民主義即感恐懼。

  孫中山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在二千年前就已經廢了封建,置了郡縣。而共產黨遵馬意稱1949前的中國都是封建社會和半封建社會,包括中華民國在內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完全根據馬克思對世界無知的歷史唯物主義即階級鬥爭理論,稱:「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毛選》合訂本 625頁)

  鄧小平則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專制改良經濟的狗肉。中共四個堅持裡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就是堅持馬列主義。鄧曾誇胡錦濤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胡上台後就聲稱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並且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工程建設。

  一言以蔽之,共產黨奉行的是「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將馬列淩駕在中華民族的頭上。

  在民族文化方面,孫中山承認中華民族擁有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而共產黨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公開批判、踐踏和焚燒中華民族文化。

  在民族傳承方面,孫中山承認民族傳統、繼承國家傳統,共產黨卻要阻斷民族正統,繼承馬列邪統。

  在民族國家方面,孫中山要「和平奮鬥救中國」,反對分裂,行真民族主義,共產黨卻要「武裝暴動賣中國」,製造台獨,搞假民族主義。

  1925年孫中山逝世前曾一再呼籲和平統一。這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和平,當然是中華民國的統一。他臨死前還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1928東北易幟之後,中華民國初步實現和平統一,孫文願望基本實現。但是共產黨卻在前蘇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為實現它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交給他的三大任務、即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而在全中國進行著「武裝暴動賣中國」的共產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破壞中國的和平與統一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蘇俄指使中共繼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之後,繼續發動武裝暴動一百多次,野火燒遍南中國。

  第二階段為蘇俄在大舉侵略中國時,由斯大林直接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以與侵略者「裡應外合」。這就是著名的中東路戰爭。這裡的起因,是中國要收回自己在東北中東路的主權。但前蘇聯為了維護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於1929年8月大舉侵略中國,佔領了中國東北的大片土地和城鎮。與此同時,斯大林直接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了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的命令,也就是要中共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與前蘇聯對自己祖國的侵略裡應外合。中共中央不僅全盤接受了斯大林的命令,早就於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號、四十二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六十號通告,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第三階段是在日本陰謀侵佔中國東北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中共就在為蘇俄命令下,分裂中國,於中國江西瑞金地區篡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通過了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其第十四條就是宣稱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地區均可以脫離中國獨立,自己建立國家。這是前蘇聯繼1919年春天在匈牙利和在德國的巴伐利亞地區篡立了兩個蘇維埃共和國之後,在別人的國家裡篡立的第三個蘇維埃共和國。中共至今仍在他的歷史教科書裡津津樂道地稱蘇聯命令他在中國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蘇區」。

  第四階段是在抗戰中繼續分裂中國、擴張隱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共產黨在中華民國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假抗日、真擴張、賣國通敵,以繼續分裂中國、擴張第二個中國。

  歷史的事實是:孫中山先生要和平統一救中國,中國共產黨做的卻是「武裝暴動賣中國」。

  此外,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一直是台獨的幕後操縱者。而在當前則是假反台獨――喊統一、玩統戰。中共是分裂現代中國的賣國賊!

  在民權方面

  就民權方向而言,孫中山身體力行「天下為公」,要實行各黨輪流執政、相互監督的「多黨制」;共產黨則猖行「天下唯黨」,厲行一黨永遠台上專政,實行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就民權道路而言,孫中山提出訓政,主張從縣開始實行自治,讓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權力;共產黨則厲行專政,連村自治都是假的,剝奪了人民幾乎所有的民權。

  就民權範圍而言,孫中山提出「人民應該享有信仰、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遷徙、居住的完全自由」(國民黨一大宣言);共產黨則剝奪了人民上述所有的自由。

  就民權政府而言,孫中山主張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是「人民無權無能、中共專權全能」。甚至有中共高官驚呼:古往今來哪一朝哪一代也沒有共產黨這麼多官!

  在民生方面

  就民生史觀而言,孫中山「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中心」;中共則「以黨命為國家社會中心」。

  就民生主義而言,孫中山主張用民生主義代替社會主義;共產黨則用社會主義消滅民生主義。

  就民生問題而言,孫中山要從政治上著手解決民生問題;中共則只願推行經濟改良、絕不肯實行政治改革。

 

歷史關係

 

  搞清楚了孫中山和共產黨思想關係和政治關係,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也才能看得清孫中山和共產黨歷史關係。辛先生表示,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關係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孫中山待蘇俄與中共以誠,蘇俄和共產黨待孫中山以「革命的兩手」。

 

一、孫中山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而真誠實行「聯俄容共」

  辛先生首先解釋了聯俄容共的由來。其一是孫先生當時面臨的內外交困處境。

  國內的情形是復闢有軍,革命無兵。自1913年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復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沈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復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的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

  國外的情況則是東西方列強一貫支持滿清和軍閥。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制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武昌起義第二天,四國銀行團的共識是維持一個腐敗的中國,對大家有利。

  1923年7月,孫中山曾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

  1923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餘以支持革命,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佈:「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其二是不瞭解蘇俄底細。首先,孫先生錯看了列寧的「十月背叛」,羨慕「俄國革命」成功;卻不知俄國的民主革命,正是葬送在列寧之手。

  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麼,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象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羨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並不真正瞭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

  再者,孫先生輕信了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保證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虛假承諾。

  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1919年列寧曾兩度偽稱要廢除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

  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越飛甚至曾欺騙廖承志說「60年後再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

  第三,孫先生不瞭解蘇聯的東方戰略。列寧曾說過:到歐洲去的捷徑乃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斯大林也一再強調毋忘東方。

  其三則是孫先生自身的原因。

  首先,他希望改革老化的國民黨,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一是看到國民黨這個有歷史有功績的老大的黨,在辛亥勝利之後的老化,需要新生的和新鮮力量,而共產黨多是知識青年,多朝氣蓬勃,想為國民黨輸入新鮮血液。二是看出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又看見青年開始迷信馬克思主義,為避免我們誤入歧途,才要結納共產黨青年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孫中山認為,「中共祇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924系統講演三民主義,系統批判馬克思主義,師馬克思之意則可,不可師馬克思之法,馬克思是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

  再者是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對孫的殘餘影響。歐洲的「桃花源夢」對孫中山來說並不陌生甚至同情;所以,他否定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但不否定共產主義、特別是中國的傳統大同思想。並且西方民主革命沒有能夠解決民生問題從而招致經濟革命,使他厭惡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因而有所謂「資本家無良心」的說法。

  需要明白的是,「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  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裡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

  誠如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述: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複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孫中山在外部環境和內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時,有兩個條件、三項原則:

  第一,「聯俄」的條件是蘇俄承認「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孫文越飛上海宣言,1923,9,26),並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

  第二,「容共」的條件是共產黨人以個人身分被允許參加國民黨,必須信奉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黨綱與黨紀,誠如李大釗所保證的,不能利用國民黨來作共產運動,更不允許陰謀赤化國民黨。「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前,孫中山曾屢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申明:「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國民黨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後,當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違反規定,公開纂文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且於國民黨中製造矛盾、打擊揭發四名國民黨員時,孫中山則宣佈四名國民黨員無罪。而當共產黨違反規定,在國民黨中自組共產黨秘密黨團的陰謀和公開支持北方軍閥政府的「陽謀」被揭露之後,孫中山則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24年7月7日宣佈:「國民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綱領、政綱及黨章,必予嚴重制裁。」

  除這兩項條件外,他還有幾個思想原則。第一是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孫中山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國國民黨即在其事先發表的「宣言」中,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同時公佈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行政策。國民黨「一大」召開之際,亦即「聯俄容共」做法開始之時,孫中山立即開始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集數十萬言,非但無一言一語將他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為同類,而且明確地、科學地和系統地闡明瞭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不僅指出民生主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錯誤的物質決定論、荒謬的剩餘價值論、暴力的階級鬥爭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逐一地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並由此得出「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即「照馬克思主義黨徒、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更以「俄國革命的結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來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必將失敗。宣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最恰當的」。

  第二是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

  首先,「聯俄容共」的做法實行之後,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批判,不但已經在理論上明確地表明瞭他要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當蘇俄顧問鮑羅廷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將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結成「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實際上就是要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時,又為孫中山所堅決拒絕。再者,孫中山更在「聯俄容共」做法實現之後,一再堅持不奪人地產以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通過平均地價以實現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以避免工農革命,反對暴民運動,更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庭借陳炯明叛亂所提出的,「立即發動工農革命」的要求,和鮑羅廷所一再要求的,「應該沒收地主土地交給現耕的農民」這一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低綱領」,從而堅持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

  第三是堅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對共產專制制度。

  首先,「聯俄容共」做法實行之前,「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就已經明白宣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其後,孫中山先生更不斷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並在國民黨「一大」後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時,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明確地反對在中國建立共產制度。其次,「聯俄容共」做法實行後,中國國民黨又正式發表宣言,公佈政綱,稱:「對外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對內要實行均權主義,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就從根本上劃開了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在目標上和實踐上的根本區別,標明瞭中國國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產專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義品質。

  辛先生接著細數了孫先生聯俄容共做法的失誤。

  失誤之一是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對蘇俄完全放鬆警惕,甚至反而欣賞列寧革命,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尤想學習俄共建黨的經驗,從而既予蘇俄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以「天賜良機」,從而為蘇命令中共對國民黨實行挖心戰術創造了有利條件。

  失誤之二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問題上有「重權宜之計」的傾向。當蔣介石銜命訪俄歸來,即於口頭和書面向他報告了蘇俄「革命」的實際情形,和中共在蘇俄如何詆毀中國國民革命以及孫中山本人,並斷言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時,孫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反視為「小題大作」。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他過於重視俄援這個「權宜之計」,從而放鬆了他對蘇俄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之心。

  失誤之三是視中國國民黨乃是一個曾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建中華民國、並堅持過十數年反復辟的「老大革命黨」,在中國既有威望,又有影響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以當蘇俄、中共要與他實行兩黨聯合以「推動國民革命」時,他非但拒絕「平等聯合」,反而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是,他一是忘記了中共雖小,蘇俄卻大;中共雖幼稚,蘇俄卻老辣;中共雖祇有幾百個黨員,玩不轉;卻有蘇俄親自扶植、直接指揮,中共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特別是中國國民黨正在接受俄國的經濟援助。二是未能意識到,蘇俄與中共在革命目標、革命理論、革命性質和革命手段上,都與中國國民黨完全不同。因而,叫共產黨參加進來的結果,祇能造成意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思想、綱領、目標、方法和組織上的嚴重混亂,直至造成國民黨分裂和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應的產生。

  失誤之四是他一心欲借重俄黨建黨經驗的用心,尤其是他將國民黨「一大」包括黨綱在內的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凱,並由廖仲凱交付俄國顧問鮑羅廷,向蘇俄顧問與中共提供了「代國民黨立言」的大好歷史機遇。以便於他們竟進一步將「聯俄容共」的做法,徑自篡改成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將之偽稱為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製造「最高藉口」,「代孫立言」──實際是要公然推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為他們公開的背叛製造理論根據。二是因聯俄幾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國民黨「一大」所選的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十一名(一名候補)。中共黨人譚平山更擔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大批年輕的中共黨人初出茅廬,便在國民黨內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這無疑為中共背靠蘇俄,公然竊奪國民黨的黨權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創造了條件,膨脹了野心,更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帶來了日益沈重的危機。

  失誤之五是因孫中山先生一意要為「俄援」而「聯俄容共」,從而使黨中持不同意見者不能申張己見,或申張己見而不得,從而招致了部分國民黨員的不滿。「一大」上「跨黨案」的強行通過,誠已留下了國民黨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後,中共跨黨成員在蘇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國民黨,劫奪國民黨權力,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主義、綱領、政策的種種行為,在被國民黨員揭露並上告給孫中山先生之後,孫中山為俄援而不願過分開罪蘇俄的讓步做法,又為他逝世之後國民黨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失誤之六是孫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為蘇俄及中共和他一樣,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專靠陰謀背叛發家的列寧和斯大林,在「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場之時,就已經派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工農群眾爭取過來……更要將國民黨劃為左、中、右三派,並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了。後來,蘇俄的這個陰謀終於得逞,實在不能不說是孫中山先生「大意失荊州」所致。

 

共產黨為遵俄命發動共產革命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孫中山

  中共革命的兩手之一是篡改聯俄容共、撒謊國共合作。

  篡改聯俄容共為聯俄聯共,可以理解,大不了也就是「烏龜過磅稱,自抬自高」,黨員之有432人,何謂聯合?參加了別人的黨何謂聯合?

  中共又謊稱國共合作。聯合的前提,是平等,現在是全體聽從蘇俄的命令,以個人名義,參加了別人的黨,服應別人的主義,服從別人的綱領,遵守別人的紀律,怎麼可以說是和別人聯合?如今有人參加共產黨,共產黨說是「聯合」嗎?何況八十餘年來,共產黨允許過那一家政黨的人參加過他的黨,做他的委員、書記、各級黨政官員?事實是,只有他暗中操縱別人的黨,把別人當他的花瓶黨……

  奇怪的是,現在的台灣國民黨居然還在叫嚷著要和共產黨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殊不知第一次是中共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則是向國府投降。

  革命的兩手之二是公開加入國民黨、暗中分裂國民黨――實行「挖心戰術」。

  蘇俄和中共製造國民黨內鬥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國民黨內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以實行「團結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陰謀策略。

  首先是鮑羅廷、維津斯基策動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分裂共產黨。

  1923年11月初,斯大林派維津斯基來華時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1924年1月1日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曾一再向孫中山保證要獻身中國國民革命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就對天真的廖仲凱挑撥說:「國民黨裡有左派、右派之分」。

  1924年5月,維津斯基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曾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以分裂國民黨。10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最有價值的書面證明是關於李大釗的前後兩個聲明。

  1924年1月1日,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跨黨案遭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時,李大釗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

  但是,僅在半年之後,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1924年7月1日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第22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按:指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我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按:指共產革命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通過把國民黨區分為右派、左派和騎牆的中派的辦法,加速了國民黨的分化過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高潮當中獲得擴展,決定聯合右派、打擊左派,儘可能爭取中派的支持。中山大學的共產黨組織,像在中國的共產黨一樣,忠實執行了同一政策。(盛岳(盛忠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00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內部發行)

  1949年以後,勝利的共產黨曾一再驕傲地說:國共合作其實是他們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

  辛先生表示,至於中共受俄命,是怎樣欺騙孫中山、拉攏廖仲凱、驅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的,他就不細說了。

  革命的兩手之三是明遵三民主義、暗攻三民主義。

  在國內,一是在黃埔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二是國民黨二大──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麼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三是1927年春天,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國民黨只講蘇聯顧問的三大政策,閉口不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在國則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儘管這所大學是以孫博士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在名義上國民黨是合辦人,可是在中山大學,沒有一門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課。雖然中山大學辦了許許多多報告會,可是從來沒有組織一次研究孫中山學說的研討會。在圖書館裡擺著的幾百本題為《孫中山學說研究》的俄文書供取閱。書上沒有作者署名,但大家都很明白,該書的作者是對孫中山學說瞭解很多的人。他作了對孫中山學說的詳細分析,也就是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作者主要發揮了列寧在1912年所寫的「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當中提出的思想。因為,在那篇文章中,列寧(雖在表面上)贊揚孫中山是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同時卻警告說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反動學說」作為基礎的。在中山大學到處贈閱這本書(對孫中山)實在是一種諷刺。中山大學的共產黨學生,從來沒有夢想過把孫中山當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敬仰。

  1927年7月26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出通告,譴責中山大學用孫博士之名來出賣國民黨的原則,通告禁止國民黨員進入中山大學。這樣一來,國共兩黨合辦這所大學的任何藉口都正是了結,而在1928年,中山大學的校名也改了。

  革命的兩手之四是明為發展國民黨,暗為發展共產黨;即戴季陶所說的「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中共是對外發展國民黨,對內發展共產黨。

  一是二大前後,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佔三分之一以上」。自1920年至1923年底,三年中共發展黨員432人;自1924年至1926年底,中共黨人數達57000人,增加132倍。

  二是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

 

奪取國民黨政治權力

  中共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佔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

  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佔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著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

  有必要重復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祇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裡,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麼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麼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污蔑為「反革命政變」呢?

  在孫先生逝世後,中共還陰謀建立軍中的黨代表制度。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

  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

  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

  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中共在北伐勝利途中發動政變,意在打倒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1926年12月2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1927年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藉國民革命,來發動共產革命罷了!

  革命的兩手之五是藉口參加國民革命,陰謀發動共產革命,從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到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現實關係

 

  辛先生說道,所謂現實關係,即已死的孫中山和未死的共產黨之當今關係。簡而言之,共產黨還是革命的兩手:既要利用孫文,又要誣蔑孫文。

  基於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巨大成果,《誰是新中國》一書肯定了孫中山革命建國的正確道路,指證中共「革命」建國是對孫文革命建國的徹底反動,是專制復辟。《走向共和》歌頌了孫中山革命建國的歷史功勛,反映了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和專制復辟的巨大歷史意義。

  危機四伏的馬列子孫統治集團意識到孫中山對共產黨「既是福、更是禍」。

  由於人民對歷史的反思,對真相的瞭解,中共日益失去了其執政的合法性。因此,中共意識到,只有承認孫中山才能繼承孫中山、搶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然而,承認孫中山的革命,就等於自己號召革共產黨的命。

  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繼續對孫中山實行「革命的兩手」。「革命」的第一手:利用孫中山:明捧孫文,繼續欺騙,強做孫文傳人。大搞統戰:利用孫中山以收買大陸台灣和海外人心,請進去,派出來;派學者將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混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通過大張旗鼓地紀念孫中山來迷惑世人。

  而「革命」的第二手則是出於對孫中山及其革命的恐懼,暗攻孫文,佈置打手,大肆誣蔑孫文,以防止孫文共和革命再起。

  辛先生舉例說,1989逃出來的中共專制改良派就曾明確提出要告別革命。他們要從否定辛亥革命到告別孫中山和回到曾國藩,因為孫文革命的環境、條件和民心正在重新形成。

  中共禁演記述孫中山革命建設國歷史功勛的史詩――「走向共和」,支持軍閥子孫翻案抹黑孫中山,允許中共學者在香港和海外大肆發表文章攻擊孫中山,並且放出絕無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共專制極權統治下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到海外大肆污蔑孫中山。

  今年,中共繼續同時並舉革命兩手,一面在北京高調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一面又禁止國內人民紀念孫中山,恐嚇海外獨立學人紀念孫中山講演,授意台灣與海外親共媒體同時發表「重新認識孫中山」,用外國人的話來否定和誣蔑孫中山。

  由此帶來的兩個後果是:討厭馬列反對共產黨的因此罵孫中山,愛馬列、愛共產黨更罵孫中山。

  辛先生在總結中向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提出了幾條忠告:認真學習孫中山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進行比較,瞭解真理;告別馬列、回到孫文,放棄專制、走向民主;真誠地在孫中山的旗幟下,為中國的先民主後統一真繁榮而戴罪立功!

  否則,大清朝改良的命運就是中共的命運,前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辛先生的精采演講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中間多次被聽眾的熱烈掌聲打斷,最後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辛先生隨後回答了聽眾超過一個小時的踴躍提問。整個活動歷時將近三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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