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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 谢宝瑜 著 绿野出版社 2006年出版
梗概 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散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山谷，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坝子”，玫瑰坝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交通不便。坝子里的人很少走出去，坝子外的人很少走进来。山民们孤陋寡闻。除了土匪和贪官污吏偶尔骚扰，他们的生活单调平静。然而，一九五零年，革命的大潮涌进了这个偏远的角落，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地摧毁了延续了千百年的旧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玫瑰坝》的主要线索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乡社干部，女主人公却是一个地主分子。他们相恋的背景则是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社教，文化大革命。此外，他们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革命的对象。一个是理想主义者，想要建造一个人间的天堂；一个是现实主义者，只祈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一个信仰西方传来的革命理论，一个恪守中国固有的古老传统。一个迷信理念和逻辑，行动狂热；一个依赖直觉和常识，办事冷静。于是，他们的爱就变得非常复杂，非常曲折，非常困难。当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他们又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狂涛，成为其中的“运动员”。此时，他们渺小无力，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帮助对方度过难关。他们像两条破旧的小舟，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挣扎漂流，时聚时散，随时都可能倾覆沉没，葬身水底。 除了这条爱情主线之外，《玫瑰坝》还有几条次要的线索。这些长长短短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全景式地描绘了玫瑰坝这么一个很小的山乡，并折射出了那个年代里的整个中国。 《玫瑰坝》共六十一万多字。如果你的年龄较大，又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你对这本书中出现的政治词汇、术语、和表达法一定会非常熟悉，你一定经历过书中所描写的很多场面。你一定会回忆起过去的那个年代，从而更加珍视你现在的平静的生活。如果你的年龄稍小，你一定会非常惊讶那个年代和现在竟然会如此不同。你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历史知识，了解父母辈过去的生活。也许你来自大陆以外，但是对那个年代的大陆有些好奇，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也许你正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史，你会发现这本书中有丰富的材料，有拾遗补阙的作用，还可以印证你所搜集到的其它史料。
玫瑰坝方言： 〖一火镰〗一下：你还是躲一火镰才好。（你还是躲一下才好。） 〖遭〗被：我怕遭他们抓朵枪毙。（我怕被他们抓住枪毙。） 〖朵〗助词，表示“住”、“着”、“到”等意思：拿朵钱都买不朵粮食。（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 〖遭不住〗受不了：我看朵你遭不住了，就赶紧宣布散会。（我见你受不了了，就赶紧宣布散会。） 〖没得〗没有：我都没得啥子办法了。（我都没有什么办法了。） 〖之〗这：我打算脱下之身黄皮皮。（我打算脱下这套黄衣服。） 〖之楷家〗这样：咋个之楷家忙啊? （怎么这样忙啊？） 〖之展个儿〗现在：之展个儿他已经不在乎之几亩土地了。（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几亩土地了。） 〖那展个儿〗那时候：那展个儿他们叫红军。（那时候他们叫红军。） 〖先才〗刚才：先才我看朵他们几个人在外前。（刚才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在外面。） 〖一滴点儿〗一点儿：咋个不自己多吃一滴点儿喃？（怎么不自己多吃一点儿呢？） 〖紧朵〗老是：他紧朵吐血。（他老是吐血。） 〖鼓朵〗强迫，坚决：他鼓朵我喝了一杯酒。（他强迫我喝了一杯酒。）他鼓朵要去。（他坚决要去。） 〖直见〗不断：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直见朝外前镖。（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不断地往外面冒。）
《玫瑰坝》选载
未选载部分（第一章到第三十七章）简介：
小资本家的儿子冯东明和穷人的女儿陈素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在一场变故之后，陈素芬来到偏僻的山乡玫瑰坝，嫁给了一个老地主。多年后，冯东明作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员也来到了玫瑰坝。小说以一个逃命中的国军军官夜访玫瑰坝开场，围绕着冯陈二人之间以及他们同范淑君、王春华、黄继福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而展开。现在，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刚刚成为过去——
第三十八章
在巩固农业社和反右派的斗争胜利结束以后，阶级敌人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大好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大办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立即热烈响应。这一天，玫瑰坝的全体干部和群众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玫瑰坝人民公社便在红旗和标语的海洋里，在掌声、口号声、锣鼓声、爆竹声中诞生了。 玫瑰坝人民公社是由原先的玫瑰坝乡人民政府和坝子上的三个高级社改组而成的，既有行政方面的职能，又有生产管理方面的职能。公社的社长是王守伦，副社长是侯亚昆、冯东明。原中共玫瑰坝乡党总支部则改组为玫瑰坝人民公社党委，由王守伦任党委书记，侯亚昆任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坝子上的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兵等各种群众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
人民公社据说是以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绘制的共产主义公社为蓝图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公社里，社员们的一切财产都归集体共同拥有，并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冯东明原先以为，共产主义的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灭亡了以后才能建立起来，因而是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的理想。如今，新中国诞生后才九年，玫瑰坝解放后才八年，玫瑰坝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西欧、美洲、非洲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还没有得到解放，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便在玫瑰坝建立起来了。冯东明最初感到有些突然。后来，他认真地学习了党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文件和各级领导的有关指示，这才意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策无比地英明和正确。 从理论上来讲，在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完全可行的。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最后进入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本来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革命发生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碎了，新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便建立起来了。社会因此而取得了进步。生产力也就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了。 可是，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简单地和被动地适应生产力的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强大的反作用。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必然要对生产力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马克思最初设想，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在全世界同步取得胜利，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在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突破，在一国或者数国首先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人民的伟大革命证明了列宁的设想是正确的。由于苏联人民建立了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国民经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发展，使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捷径可走的。既然苏联人民可以在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民就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级阶段。中国人民将在一个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然后利用这个非常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来。这样，中国人民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来一个大跃进，使中国在十到二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 冯东明感到非常兴奋。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冯东明坚信，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一场社会实验一定会取得伟大的成功。从此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将会更加丰富，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为全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使中国人民取代苏联人民而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光辉典范。 陈素芬却感到很担忧。她说：“你们这些干部折腾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你们的高级社搞得不如初级社好；你们的初级社搞得不如互助组好。现在你们又要搞个什么人民公社。你们会不会把大家搞得更穷呢？” 冯东明说：“高级社肯定比初级社优越；初级社肯定比互助组优越。它们在我们玫瑰坝存在的时间太短。在一些组织、管理和生产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它们就朝更加先进的形式过渡了。因此，这两种农业社的优越性在玫瑰坝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等它们的优越性完全显示出来后才走下一步呢？”陈素芬问。 “没有那个必要嘛。”冯东明答道。“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北方的老解放区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早就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他想了想，用陈素芬懂得的语言解释道：“例如，有人已经发现，在钵钵里放一些大米，加一些水，然后蒸一段时间，便可以做出很香的钵钵饭来。我们学着做了钵钵饭。可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加了太多的水，做出的钵钵饭不够香。这并不是说钵钵饭本身不香。这时，有人发现，在沙锅里放一些大米，加一些水，烧开以后焖一焖，就可以做出比钵钵饭更香的焖饭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香味，我们当然可以立即去学做焖饭，而不是非要先学好怎样做钵钵饭，然后才能去学做焖饭。搞合作化和做饭是同一个道理。搞初级社，高级社是做钵钵饭；搞人民公社是做焖饭。” “人民公社同高级社究竟有什么不同呀？有人已经搞过了吗？”陈素芬问。 “人民公社在河南省和其它先进的省份已经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冯东明说。“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作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它的确是非常优越，这才决定要在全国推广它。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这个‘大’指的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很大。我们玫瑰坝人民公社就覆盖了整个玫瑰坝乡。有的公社比我们玫瑰坝公社还要大。我们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如果我们现在把公社搞得太大，就不好管理。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一个公社可以跨一个区，甚至可以跨一个县。公社越大，公社里面的人就越多。毛主席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地干活，劳动效率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修渠建坝、造桥筑路这些造福万代的工程都需要使用很多劳动力，开采矿藏、制造机器也需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这些都不是规模很小的高级社能够办得到的。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要办这些事就容易多了。将来交通便利了，条件成熟了，我们阑县也要搞全县规模的人民公社。我们的长远的目标将是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甚至要搞全世界规模的人民公社。到了那时，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在全世界实现了。” 陈素芬摇着头说：“要是大家不齐心协力地干活，恐怕人越多就越干不好。” 冯东明笑了。他说：“这就是除了‘大’字以外，为什么还有一个‘公’字的原因了。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仅生产资料归全公社的社员集体拥有，生活资料也要归全公社的社员集体拥有。这么一来，我们就彻底地消灭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自己拥有的东西：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屋子、自己的钱、自己的粮、自己的衣物，如此等等。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私有财产出现后，人们就有了私心，就有了占有更多的私人财产的欲望。在旧社会，人们尔虞我诈，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争夺私有财产。农业社建立以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可是生活资料仍然属于自己。人们往往为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工分而吵得面红耳赤，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了不少私有财产的缘故。成立人民公社后，我们再也不需要评工记分了。人们再也不用整夜整夜地为工分而争吵了。这么一来，大家就会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搞生产，用来创造社会财富。在人民公社里，公社的缝纫组给大家缝衣；公社的公共食堂给大家做饭；公社的托儿所给大家看孩子。——想想看，现在妇女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这么一来，私有财产没有了，可是大家也能生活，而且还可以生活得更加美好。在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东西要互相争夺了，私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关系就会被合作的关系所取代。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为什么不齐心协力地干活呢？” 陈素芬怀疑地说：“私心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吧？谁不希望自己的手里有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呢？” “肯定可以。”冯东明满怀信心地说。“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或者说，物质决定意识。例如，天上有月亮。我们看到了这个物质的月亮，才有了月亮这个概念。如果天上没有月亮，我们怎么可能有月亮这个概念呢？同样，有私有财产，人们才会有私心。如果私有财产消灭了，私心的物质基础也就消失了，私心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它最多也只能在历史书籍里，作为历史概念而存在。例如，中国古代的男人要穿裙子。如果不是偶然从历史书籍中看到，如今谁还会有男人穿裙子的概念呢？等守礼这一代人长大后，由于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私有财产，他们一定会对我们这代人有过的私心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一定不明白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手里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
然而，“私心”这个怪物却不肯心甘情愿地消失。 玫瑰坝人民公社成立的当天晚上，陈素芬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陈大姐，陈大姐。”有人在门外低声地呼唤着。 “谁呀？”陈素芬迷迷糊糊地问。 “我们。”侯亚昆的声音回答道。 “小陈，请你起来一下。”冯东明轻声说。 陈素芬摸黑穿上了衣服，打开了房门。她揉了揉蒙眬的睡眼，借着星光，认出了离门口最近的那个人是侯亚昆。陈素芬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哦，是侯副书记。有事吗？” 侯亚昆没有笑。他声音低沉地说：“陈大姐，对不起，半夜三更地把你叫了起来。请你把厨房门打开一下，好吗？” “行。”陈素芬说。 侯亚昆转过身来，对冯东明说：“老冯，你在这里坐镇，好不好？我们去青龙、大屯和瓦岩看看。” “行。”冯东明说。 “我们走吧。”侯亚昆喊了一声。 十几个党员、干部和民兵似乎从地里冒了出来。他们有的拿着扁担和绳子，有的背着背架子，跟在侯亚昆的身后离开了。 陈素芬返身取了厨房的钥匙，出了房门。她一边朝厨房走，一边问冯东明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心！”冯东明拉了她的手臂一把。 陈素芬还是被地上的东西绊了一下。幸好冯东明把她拉住了，不然她肯定会被绊倒。“嗳哟！”陈素芬尖叫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呀？” “猪。”冯东明心情沉重地说。 借着星光，陈素芬这才看清了她的脚前躺着的一头半大的死猪。她四处扫了一眼，见天井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似乎都是死猪。“这是怎么回事啊？”她再次问道。 “私心啰。”冯东明回答道。 陈素芬在星光下看不清冯东明的表情。不过，她想像得到，冯东明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刚散，他们就开始杀鸡了。”冯东明痛心地说。“今天晚饭的时候，坝子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鸡。到了晚上，这些人又开始杀猪了。” 陈素芬叹了一口气，说：“这么小的猪。太可惜了。”她小心地绕过死猪，打开厨房门，点燃油灯，然后问跟在她身后的冯东明道：“你们把这些死猪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天气这么热，很快就要坏的。” 冯东明说：“我们听到有人在杀猪的消息后，立即跑去制止。可是龙泉村还是有十一头猪被杀死了。侯副书记提议把它们抬到厨房里来，我们也就糊哩糊涂地过来了。你说得对。我们得赶快处理。不然这些猪很快就会坏。” “我们两个人怎么处理呀？恐怕要找几个会杀猪的人来才行。”陈素芬说。“你们把这些猪都没收了吗？” “怎么是没收呢？”冯东明说。“他们已经举手通过了人民公社的章程，同意了把自己的一切私有财产都交给公社。这些猪现在已经是公社的财产了。公社的养猪场一盖好，我们就要把这些猪集中起来饲养。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破坏公社的财产。”他对陈素芬尴尬地笑了笑，说：“这可能是私心的最后挣扎吧？现在我们只好提前开办公社的公共食堂了。不然的话，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公社的粮食全部浪费完，把公社的家禽家畜全部杀光。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公共食堂的事定下来。” “为什么呢？”陈素芬问。 “我建议在我们公社办六个公共食堂，在每个村子里办一个。可是侯副书记坚持要在龙泉村办一个大的公共食堂，让全公社的人都来这里吃饭。”冯东明说。 “那怎么行呢？瓦岩村离龙泉村这么远。那里的人每天来这里吃两顿饭可能就要花掉半天的时间。”陈素芬说。 “我也是这样讲的。”冯东明说。“可是，我就是没法说服侯副书记。” “恐怕你不能说服他。”陈素芬沉思着说。“你们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越大越好吗？在侯副书记的眼里，恐怕只有大一点的食堂才是共产主义的食堂。” 冯东明说：“侯副书记这个人，嗳，真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从板凳下面取出一些浸泡后晒干的向日葵秆，准备做一个火把。 “可不可以这样呢？”陈素芬建议道。“你们建立一个大的公共食堂，而这个食堂在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厨房。” “真是好主意！”冯东明竖起大拇指，对陈素芬笑着说。“我们在全公社只建一个大的公共食堂，却在每个村里都设立一个分食堂。素芬，你真聪明！希望侯副书记对这种安排会感到满意。”他在油灯上点燃火把，提议道：“我们出去仔细地看一看那几头死猪，好不好？” 陈素芬点了点头，跟在冯东明的后面走出了厨房。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被搞成了这种样子的猪：有的脖子几乎被砍断了，有的只去了一部分猪毛，有的身上刀痕累累，谁都看得出这些都是业余屠夫们干的好事。 正在这时，王守伦和罗兰音带着一些党员、干部和民兵走了进来。他们从华阳和河东抬回来的八头死猪中有一头已经被砍成了几大块，部分猪肉甚至已经煮成了半熟。经过研究，大家分了工。陈素芬和一个妇女干部一起，把一部分已经砍开的猪肉煮熟，供辛苦了大半夜的党员、干部和民兵消夜。王守伦等人则叫来了两个会杀猪的人，搬来一些必要的工具，用石头在天井里支起三四口大锅，烧起柴火，烫去那些死猪的猪毛，将那些死猪里里外外收拾干净，砍成三五斤重的小块，腌制成咸肉。 第二天，在党员、干部和民兵们的督促下，坝子上的家家户户都交出了自己的油、盐、柴、粮和家禽家畜。于是，玫瑰坝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食堂就正式成立了。
龙泉村的分食堂设在原先的林家祠堂里。人们在南厢房里盘起了炉灶，在大殿和北厢房里以及屋檐下摆了一些从社员们的家里搬来的桌凳。他们还在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把食堂打扮得十分漂亮。 陈素芬接受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委任，担任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她上任后，立即带领着六个分食堂的管理员，查清了大食堂的存粮。他们发现，如果让社员们继续敞开肚子吃饭，大食堂的存粮就只能维持一个来月。这就是说，在秋收之前的一个多月，大食堂的烟囱就会停止冒烟。陈素芬认为，大食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实行计划用粮。她建议，在秋收之前，大食堂在做饭的时候要按照每人每餐一两米、三两玉米粉的标准下锅。开饭的时候，大食堂以家庭为单位，将主食打给社员，让社员们根据自己的饭量多少，在家庭内部再作适当地调剂。对于那些成年男人较多，妇女和儿童较少的家庭，大食堂可以作适当的照顾，多打一些主食给他们。与此同时，公社应该立即组织人力，多种一些瓜菜，以确保社员们可以继续敞开肚子吃瓜菜。侯亚昆和其他公共食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觉得陈素芬的建议有道理，便批准了她的方案。 然而，计划用粮的措施却非常不得人心。当社员们排着长队，打到自己的那一份主食之后，都把脸拉得老长。一时间，整个玫瑰坝都怨声载道。很多人来找陈素芬提意见，要求像大食堂刚成立时的那两天那样敞开肚子吃饭。他们说：“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饭都不可以敞开肚子吃，咋个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喃？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制度还有啥子优越性喃？” 陈素芬耐心地给这些人讲了公社的存粮情况，一步也不肯退让，坚持要搞计划用粮。她说：“既然你们要我来当这个家，我就要当好这个家。要是我们几顿就把粮食胀完了，我们将来肯定就要饿肚子。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喝西北风吗？”
这一天，陈素芬接到通知：白马区委要组织一个评比团，到全区的每个公社来检查大食堂的工作，评选先进食堂。她拿着通知去找冯东明商量，问：“评比团来的那天我们食堂应该怎么办呢？” 冯东明不在意地说：“既然是评比，我们就应该让评比团看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必要搞些什么特殊的花样。” 陈素芬说：“一家一户的时候，如果来了个客人，也要杀只鸡来招待。至少也要炒几个鸡蛋才行。评比团的人是我们大食堂的客人，我们怎么能够像平时一样地对待他们呢？”她不听冯东明的劝告，决定拿出食堂里存放的咸肉，照每人二两的标准发到各分食堂，在评比团到来的那天打一次牙祭。她还决定，在那一天，每人以半斤米的标准吃一顿大米饭。 评比的大日子很快就到来了。由白马区的全体领导干部和全区各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组成的评比团来到了龙泉村。评委们认真地听取了陈素芬的汇报，检查了龙泉村分食堂的卫生，观看了炊事员的烹调，然后分散在社员群众当中，同大家一起吃饭，倾听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 这一天，龙泉村分食堂里万事顺利。大米饭蒸得恰到好处，吃起来非常香；菜也炒得不咸不淡，味道很好。陈素芬非常得意。她趁评比团的评委们分散到社员群众中吃饭的机会，找到评比团的成员王守伦，悄悄地问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能否评上先进。 王守伦紧锁着眉头，说：“比其它公社差远了。人家吃肉、吃饭都不定量。在其它公社，大家都拼命地吃，最后还是要剩朵大盆大盆的肉和饭。人家的大食堂还比我们的大得多，比我们的热闹得多。看来，我们之次要吆鸭子了。” 几天后，评比的结果出来了。正如王守伦所预言的一样，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果然是全区倒数第一。区委派通信员小高来到龙泉村，在大食堂大门的门框上插了一面三角形的白色纸旗，上面写着“落后食堂”的字样。其它公社的大食堂都荣获了一面三角形的红色纸旗，上面写着“先进食堂”或者“最先进食堂”的字样。区委领导还亲自带队，敲锣打鼓，把一面写着“最最先进食堂”的三角形的红色纸旗送到了在评比的那天肉和饭都剩得最多的板桥人民公社的大食堂。 这一下，玫瑰坝人民公社像是炸了锅一样。社员们议论纷纷，都相信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是全国倒数第一。那些对大食堂早就不满的人趁机鼓噪，要求取消大食堂，让大家自己开伙。 小高不仅送来了白纸旗，也给公社党委送来了区委的严厉的批评。区委领导指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人类数百年来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成功地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制度。而这个无比光辉灿烂的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区别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够全面地实行这一条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吃饭方面率先实行这一条原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在吃饭方面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是什么共产主义制度呢？那不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主义制度了吗？”区委驳斥了“大食堂的存粮不够多，所以必须实行计划用粮”的荒谬的借口。区委领导指出，玫瑰坝人民公社与区里的其它人民公社一样，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那么，为什么其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有足够多的存粮，而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却没有呢？为什么其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可以让社员们敞开肚子吃饭，而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却办不到呢？ 区委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改进意见。其一是要求玫瑰坝人民公社大食堂立即取消计划用粮的非共产主义的措施，让社员群众吃饱、吃好，使大家真正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会到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条意见是要求该大食堂取消分食堂的制度，集中做饭，集中吃饭，成为名符其实的大食堂。此外，区委还要求玫瑰坝人民公社学习其它公社的先进榜样，指定一些政治宣传员，让他们利用社员们吃饭的时间，给大家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念报纸，等等，积极宣传党的总路线，宣传祖国在大跃进以来的大好形势。 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并平息广大社员群众的不满，侯亚昆和冯东明等公社领导都来做陈素芬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并积极地加以改正。他们表示，陈素芬仍然是个好同志，仍然可以当好主任管理员，为办好大食堂而继续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陈素芬却不肯认错，更不肯改变她的计划用粮的主张。她说：“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大食堂就这么一点点粮食，我没办法让大家敞开肚子吃饭。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公社管理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接受了陈素芬的请辞，调她去公社的托儿所当老师。同时，该委员会让陈德华接替陈素芬，担任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 陈德华上任后，恢复了敞开肚子吃饭的共产主义制度，立即赢得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第二次全区范围内的食堂评比中，区委领导在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满意地看到了一盆盆香喷喷、油汪汪、吃不完的回锅肉，看到了一甑甑热腾腾、白花花、舀不尽的大米饭，看到了一张张喜滋滋、乐陶陶、笑不够的幸福脸。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果然有志气，一下子就把“落后食堂”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获得了一面写着“最先进食堂”的红色纸旗。 侯亚昆深有感触，写了一首题为《敞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大干》的近五十行的长诗，发表在地区党委的机关报《双江报》上，同众多的诗人们一起为这火红的大跃进的年代擂响了一阵又一阵的豪迈的、激动人心的战鼓，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雄壮的、充满激情的战歌。这首诗立即被省级的报刊杂志所转载，侯亚昆也因此而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
可是，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赢得了“最先进食堂”称号后没几天，陈德华却愁眉苦脸地来找王守伦，向他报告说大食堂的存粮只够维持两天了。 王守伦去大食堂的仓库看了看，顿时慌了手脚，连忙叫陈德华去把侯亚昆、冯东明和罗兰音找了来。 侯亚昆等人看了大食堂的存粮后都沉默了。他们都听到过陈素芬的警告，知道大食堂的粮食很快就会吃完。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很快”现在竟然就只有两天了！ 过了好一阵，冯东明问道：“老陈，我们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买了没有？” “之个月的早就买朵回来了。下个月的还要过十天才可以买。”陈德华答道。 “还要等一个半月才能收割水稻。即使是嫩玉米也要等一个来月才能吃。”罗兰音自言自语地说。 “洋芋呢？”侯亚昆问。 “不行！”冯东明说。“洋芋现在才大拇指那么大，如果现在就挖，起码要减产七成。” 大家又沉默了。 又过了好一阵，侯亚昆悻悻地说：“我不相信那些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粮食。” “谁？”罗兰音问。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侯亚昆答道。他抬起头来，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说：“区委领导同志说得好。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什么别人有粮食吃，我们就没有呢？我们的粮食跑到哪里去了？” “你是说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了？”罗兰音问。 “肯定是藏起来了。”侯亚昆说。 “总不可以挨家挨户地搜啊。”王守伦说。 “怎么不能？公社成立后，共产主义的制度建立之后，私有财产就不存在了。这些粮食是公社的。把公社的粮食藏起来是犯罪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应该严厉打击。”侯亚昆说。 “我们的人民公社刚刚才成立。大家应该有个适应的过程。自私自利的思想恐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消灭的。”冯东明说。“我看，把粮食藏起来的行为应该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行为恐怕还不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我赞成搜。大食堂的锅里有了，社员们的碗里也就有了。搜出来也是大家自己吃。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搜，还要给大家进行一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让大家树立‘爱社如家’、‘以社为家’的思想。不过，我们要讲点策略。不要粮食没有搜到，反而把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至于应该怎样去搜查，冯东明和侯亚昆之间是心心相通的。为了防止王守伦和陈德华泄密，他们竭力主张立即就采取行动，很快就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
这时的天色还早。太阳仍然在终年积雪的铧头尖的上方徘徊。满天都是绚丽灿烂的彩霞。龙泉村的全体党员、干部和民兵都来到了村头的晒坝上之后，侯亚昆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故意不说明召集大家来的目的，只是要求大家协助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公社的这几个脱产干部首先派一些民兵戒了严，不许任何人走出自己的家，不许任何人向大门外张望。接着，王守伦和冯东明带着一帮党员、干部和民兵，侯亚昆和罗兰音带着另一帮党员、干部和民兵，从村头的两户人家开始搜查。当然，除了那几个脱产干部之外，住在街东的人搜查街西的各家，住在街西的人搜查街东的各户。 冯东明和他的那一帮人首先搜查了王守光家。冯东明走进堂屋后，笑着对王守光说：“有人说，王大哥没有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给大食堂。这话肯定不对，是不是？” 王守光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惨白。他结结巴巴地说：“是……不对，……是不对……” “不过，我们还是搜查一下，行吗？”冯东明说。“免得那些人说闲话。” 王守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扶住墙壁发呆。他的老婆竟然被吓得颤抖了起来。 冯东明径直走进了王守光的卧室。他往床底下一看，禁不住露出了笑容：床下有一麻袋稻谷。他也不理会王守光的狼狈相，叫人把那一袋稻谷从床底下拖出来，抬到街上。他同其他的人一起认真地搜查了一阵，在菜园的地窖里和在原先的猪圈里又搜出了四麻袋粮食。当他们确信王守光家再也没有藏粮了，才叫王守光也加入搜查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第二家。 王守光丢了粮，丢了脸，心中又羞又恼。第二家是他的紧邻，他勉强没有发作。到了第三家，他就把自己的怨气一股脑地发了出来，在别人的家里狂热地搜查粮食，表现得比冯东明还要勇猛。就这样，搜查队每到一家，不仅搜出了大袋小包的粮食，还毫无例外地招募到了一两个非常积极的搜查队员。搜查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搜查队员们的热情越来越高，干劲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强，效率也越来越好。天黑之后，搜查队员们点起了火把，夜以继日地继续英勇战斗，疯狂地搜寻着每一粒私藏的粮食，并把搜到的粮食全部搬回了大食堂。 第二天一大早，由龙泉村的人组成的五支搜查队像五群凶狠的恶狼，扑进了坝子上的其它五个村庄，重演了在龙泉村上演过的那一场喜戏。 搜查队很公平，搜查了坝子上的每家每户。除了从侯亚昆、冯东明、罗兰音、陈素芬、程定国这几户非农业人口的家中没有搜到什么粮食外，搜查队甚至从王守伦和陈德华的家里也搜出了不少粮食。王守伦、郭发贵等几个脱产和半脱产的干部不得不在第二天的大会上面红耳赤地向全公社的社员群众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因此，玫瑰坝的绝多数人对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在肚子里暗暗地咒骂了一通那些眼睛太尖，心肠太狠，搜出了自己家里的粮食的乡亲。 这次行动的结果比原先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好。搜查队从床底下，从地板下，从夹壁中，从地窖里，从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搜出了大量的稻谷、玉米、和其它粮食。据陈素芬估计，如果不浪费，这些粮食足够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敞开肚子吃上一年。农民们多年来一粒一粒地从牙缝中抠出来的粮食终于派上了用场，为人民公社的成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三十九章
陈素芬来到托儿所后，成天同小孩子打交道，觉得自己比在大食堂里当主任管理员的时候快乐多了，也省心多了。玫瑰坝的乡亲们在前些天因为不能敞开肚子吃饭对她很有些不满。如今她下了台，不再掌管他们的饭碗了，人们对她的不满也就消失了。很多人甚至觉得陈素芬丢官是由他们的抱怨造成的，心中对她很有些歉意。一有机会，他们就主动地同她搭话，以表示他们的善意。于是，陈素芬很快就同坝子上的乡亲们恢复了往常的那种融洽的关系。她庆幸自己及时地离开了大食堂，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搞到众叛亲离的狼狈地步。 这天清晨，陈素芬正在给一个婴儿换尿布，突然听到了一阵严厉地呵斥：“滚开！之儿尽是娃儿，尽是祖国的花朵。你到之儿来做啥子？”陈素芬抬起头来，只见托儿所的林翠芳所长正站在门口。她张开着双臂，像一只勇敢的母鸡那样拦在门口，以自己的身躯作为血肉的屏障，保卫着室内的十多个孩子。 “王十婶，我想见林二婶。”一个可怜巴巴的声音说。 “林二婶有革命的工作要做。她不见人。”林翠芳答道。 王慧莲的丈夫姓林，排行第二，所以人们通常称她为林二婶。她听见林翠芳不许别人见她，感到有些奇怪，便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越过林翠芳的肩头，朝外面张望了一下，却被吓得胆战心惊，转身就往里面逃。 “林二婶，林二婶，求求你。春兰要生了。”门外的那个人焦急地说。 陈素芬这下清楚了。门外的那个人是丁成贵。林春兰快生孩子了，所以丁成贵来请王慧莲去接生。自从王慧莲的母亲林巧芬在前一年去世后，王慧莲就是玫瑰坝唯一的一个收生婆了。除了王守礼等极少数在县城医院里出生的孩子外，坝子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由她的母亲或者她本人接生的。 “林二婶，求求你！”丁成贵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二婶，林春兰要生了。”陈素芬提醒王慧莲道。 王慧莲沉默了很久，低声说：“我不敢去。” 丁成贵的哀求声和林翠芳的呵斥声不断地传来。一些喜欢凑热闹的孩子也哇哇地哭了起来。接着，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陈素芬轻轻地拍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对王慧莲说：“二婶，你不去怎么行呢？坝子上就只有二婶一个人懂得接生。这是林春兰的第一个。万一她是难产，怎么办呢？” “她难产我也没得办法。”王慧莲说。“我又不是医生。” “可是二婶总得去一趟啊！”陈素芬有些急了。她顿了一下，尽量平缓地说：“林春兰没有病呀。再说，冯副社长说过，只要你的身上没有伤口，你就不可能传染上麻风病。” 王慧莲听陈素芬这么一说，急忙把她的右手往怀里藏，似乎这房间里就有麻风病菌。她刚才在用一块湿布抹窗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右手的小指在窗棂上擦破了一小块皮。当时她用一块干净的碎布包扎了一下，也不大在意。现在这个伤口却成了她的致命伤，好像癞虫随时都会从伤口爬进她的身体里来似的。 陈素芬也想起了王慧莲的那个小伤口，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她知道，现在无论她再说什么，王慧莲也不肯去帮林春兰接生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可惜我不会接生……” 王慧莲像是遇到了大赦，连忙说：“其实收生很简单。娃儿生出来了，你把他接朵，拿剪刀把脐带剪断，拿一根线把脐带扎朵，就可以了。只要整得干净，就不会有啥子风邪。要有两盆热水，一盆洗大人，一盆洗娃儿。最好先把水煮涨，晾温了以后再用。万一是难产，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哪个女人在生娃儿的时候都要去鬼门关逛一趟，和阎王打个照面。就看她的命大不大，看观音菩萨保佑不保佑了。四舅妈，你的脑袋好用，啥子事情都一听就明白。就麻烦你跑一趟，好不？我的身上实在是有个伤口。”她把右手从衣服的前襟下抽出来，向陈素芬展示着那个包扎着的小指头。 陈素芬迅速地作出了决定。她向王慧莲详细地询问了接生的整个过程，弄清楚了她应该做些什么和一些简单的应变方法。她说：“那我就代二婶跑一趟吧。等会儿守礼放学回来，麻烦二婶帮我照看一下，带他去食堂吃饭，好吗？”她听王慧莲答应了，就将手中的孩子交给这个女人，整理了一下衣服，同林翠芳打了个招呼，走出了房门。 丁成贵此时仍然跪在门外的地上，泪流满面地呼唤着王慧莲。 “起来。”陈素芬对丁成贵说。“我们一起走吧。” 丁成贵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一边用衣袖擦着眼泪，一边问：“四婶，林二婶答应了？” “我去帮春兰接生。”陈素芬简短地说。 丁成贵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早晓得四婶也会收生，我就直接来求四婶了。春兰说她的肚子疼。我家妈说她快要生了，喊我来请林二婶。之阵都有一个多钟头了，不晓得春兰生了没有？”他显得非常担忧。 “不会有那么快。这是春兰的头一胎。要阵痛好几个小时才会生。”陈素芬安慰道。她在表面上虽然镇静，心中却非常不安。她怕林春兰会难产，更害怕这个苦命的女人会死在她的手里。玫瑰坝缺医少药。千百年来，这里的绝大多数妇女都在自己的家里生孩子，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场赌博的筹码，企图赢来一条新的生命。每过几年，玫瑰坝总会有一两个年轻的女人赌输，带着巨大的痛苦和惆怅，离开自己的亲人，化为荒山上的一堆白骨。此时，陈素芬的心里充满了悲哀，觉得天下的女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她还觉得，以她哥哥陈进为代表的那帮干部非常可恶。她认为干部们用花言巧语把妇女骗下田，要她们顶起“半边天”来，使得她们丧失了无数女人用生命换来的妇女不下田劳作的权利，却只是得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虚名。在陈素芬看来，如今男女之间比过去更加不平等了，因为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地辛苦地干活，男人却不必也不能像女人一样地承担生儿育女的痛苦和负担。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竟然会相信干部们的那一套甜言蜜语，去当什么女民兵、“铁姑娘”，去争什么“先进”，去干那些连男人们干起来也吃力的农活。 陈素芬来到丁成贵家，听到林春兰的呻吟，最初有些心慌，忘记了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于是，她默默地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祷告，希望菩萨保佑林春兰母子平平安安地渡过这一个大关。她在祷告的过程中慢慢地镇定了下来，回忆起了王慧莲对她说过的话。她打起精神，装成很有经验的样子，微笑着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使产妇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还好，林春兰是顺产。下午一点过，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哭声响亮的健康女婴，使得陈素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乐得沈玉莲和丁成贵满脸是笑，眼睛也睁不开，嘴巴也合不拢。回过神来后，沈玉莲立即塞了一个装有五圆钱的红包给陈素芬，然后忙着给林春兰和陈素芬煮醪糟蛋。丁成贵则手舞脚蹈地跑到篱笆旁大声喊叫，向他的那个麻风爸爸报告这一喜讯。 看着林春兰虚弱而又幸福的面孔和那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陈素芬觉得自己被喜悦淹没了。此时，她把来时路上的那些想法忘到了九霄云外。在她此刻的心中，当一个女人并不可怜，而是非常地荣耀。她觉得，新生的婴儿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东西，而赋予婴儿以生命的每一个女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人物。她为林春兰感到非常骄傲，也为全世界的母亲们感到非常骄傲。 她渐渐想到了自己。 陈素芬一直在盼望着她同冯东明结婚的日子会早一些来到。她和冯东明都太乐观了。他们原以为王春花当了大干部，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见到了一些更为优秀的男人，就会很快地忘记旧情，把自由还给冯东明。可是王春花却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一直不肯放弃冯东明。最初几年，陈素芬心如止水，一点也不着急。她觉得日子还长，觉得她和冯东明都还有很多的时间。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心里慢慢地有了一些微小的涟漪。她开始有些烦燥不安了。她似乎听到了岁月匆匆而过的脚步，看到了时间悄悄而逝的影子。可是，她还是不肯认真地思考，不肯想一想她对冯东明的要求是否合理。她只是简单地压制住自己的烦躁，抑制住自己对冯东明的渴望。就这样，她又糊哩糊涂地过了好几年。 今天，她目睹了林春兰的英勇搏斗和辉煌成就，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她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她希望自己能够立即同冯东明结婚，为他生儿育女。她觉得，她已经白白地浪费了好几年的大好时光，少生了好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她想，她和王春花实际上都非常愚蠢。 说王春花愚蠢，是因为她明明知道自己得不到冯东明，却硬要坚持下去。既然党不允许她同这个男人结婚，而她又必须服从这个党，她就应该痛下决心，果断地斩断情丝，把这段感情当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另择佳偶。可惜王春花没有这样做。她耽误了自己的青春，也耽误了自己的心上人的青春。 说她自己愚蠢，是因为她用“欺骗”来保全“信用”，既不高尚，又没有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如果王春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会恨她，可是却可以早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王春花恰恰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才下不了决心，才把有关的三个人都拖得痛苦不堪。她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继续傻呵呵地等待王春花采取主动了。她的手里其实也有一个主动权。只要她敢于捱王春花骂，她就可以解开这个感情上的难结，使三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幸福。 陈素芬越想越兴奋。她决定，她回去后要把这个想法立即告诉冯东明。她要同冯东明好好地商量一下他们的婚姻大事，并且还要找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王春花。她热切地希望，再过一年，她也能够像今天的林春兰一样，生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来。 陈素芬离开癞子坡，轻声哼着一支情蜜蜜的山歌，步履轻快地往回走。早上，当她同丁成贵一起出来的时候，她感到非常紧张，对周围的景色完全是视而不见。现在，她心中的压力消失了，对外界的感受力也就敏锐多了。她看着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嗅着一阵阵芬芳的稻香，听着稻叶的簌簌的声响，掂着稻穗的沉甸甸的重量，心中充满了欣喜。 可是，走着走着，她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她发现田里的水稻现在已经过熟了。成群结队的田鼠、麻雀和其它各种各样的鸟兽正在田地里兴高采烈地聚着餐，同时还在努力地把粮食往家里搬。可是，公社的社员们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大炼钢铁的运动，稻田里没有一个收割水稻的人影。她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公社不立即停止炼铁，不立即派人把粮食抢收回去，要不了多久，玫瑰坝的乡亲们就要饿肚子。此时，她想见到冯东明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了。除了要同他商量他们两人的婚事外，她还必须让冯东明立即关注到这个与大家的肚子有关的大事。她加快步伐，匆匆忙忙地回到了龙泉村。 她走进大门，吃了一惊：王守礼满身血迹，正坐在天井的中间发呆。 王守礼见到陈素芬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陈素芬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她不顾一切地扑到了王守礼的身边，焦急地问：“守礼，你怎么啦？” “哇……呜……黄毛……呜……”王守礼继续哭着。他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挤出了“黄毛”两个字。 陈素芬见王守礼的衣服上虽然沾满了血迹，身体上却没有任何伤口。她的心稍微平稳了一点，问：“黄毛怎么啦？” “呜……舅舅……”王守礼哭着说。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凄厉的狗叫，让人听了后毛骨悚然。半分钟后，狗叫声嘎然而止。可是，狗声中的悲愤和哀怨却仍然在空气中缓缓地飘荡着。 “这是怎么回事？”陈素芬惊愕地问。 “舅舅……打死……黄毛……”王守礼说。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狗的凄厉的叫声。 “这个人疯了吗？”陈素芬自言自语地说。她把王守礼从地上拉起来，转身就朝狗叫处跑。她在靠近村尾的石板街上见到一群手拿棍棒的人，领头的正是冯东明。 ”冯东明！”陈素芬高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陈素芬的喊声后，冯东明立即站住了。他看了看向他跑来的陈素芬母子，然后回过头去，向那一群人挥了挥手。于是，那些人便涌进一个天井里去了。 陈素芬跑得气喘嘘嘘地来到冯东明的身旁，再次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冯东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把狗全部处理掉。” “你疯了？”陈素芬责备道。“那些狗又没有惹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无端端地杀害它们呀？” 冯东明说：“邛海县发现了狂犬病。为了保障全省人民的身体健康，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卫生厅、省防疫局和省爱国卫生委员会联合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把全省的狗全部处理掉。我们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处理我们公社里的狗。” “邛海县？”陈素芬更加惊愕了。“邛海县同我们阑县之间隔了七八个县。那里的狂犬病关我们这里什么事？你们的那些上级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我家的黄毛死得好冤枉啊！”陈素芬满脸悲伤，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狗的哀嚎声又传了过来。 陈素芬打了一个冷战。她瞪着冯东明，焦急而又愤怒地喊道：“你怎么啦？还不快点去制止他们！” 冯东明解释道：“狂犬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被疯狗咬伤的人在一个月左右就会发病，发病之后四五天就会死亡。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很大，应该立即控制，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狗都处理掉，将来也不许再养狗了。” 陈素芬知道冯东明的“病”又发作了，只好耐着性子解释道：“邛海县离我们这里很远，有好几百里的路程。那里的狂犬病又不会飞，不可能传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在近处出现了狂犬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年，陶家营也出过狂犬病。乡亲们把自己的狗拴在家里，不准它们出去游逛，过了半年才放，也就把病避过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打狗嘛。” 冯东明说：“把狗拴起来并不是个好的办法。狗是活的，会跑会跳。万一那些狗挣脱了绳子，跑出去被病狗咬伤，那就麻烦了。可以说，只要有狗，就会有狂犬病。所有的狗都是定时炸弹，现在不爆炸，将来总有一天要爆炸；现在不发病，将来总有一天要发病。我们把狗杀光，就可以杜绝后患，一劳永逸地消灭狂犬病。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再说，豢养宠物是剥削阶级留下来的一种腐朽没落的旧的风俗习惯，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新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宠物要消耗很多社会财富，却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个人养的狗，吃的却是公社的粮食。这是很不应该的。你就不要吵了，好不好？” “原来如此！”陈素芬想。“你们并不是要防止什么狂犬病。你们要杀狗，是因为狗会吃掉一点公社的粮食！”陈素芬一时找不到什么理由来为豢养宠物的剥削阶级留下来的腐朽没落的旧的风俗习惯辩护。她满脸通红，恼羞成怒地骂道：“你……你这个疯子！” 冯东明还从来没有被陈素芬指着鼻子骂过。他感到非常突然，也非常尴尬。 天井里的人抬着一条刚被打死的狗，乱纷纷地走了出来。 冯东明连忙对陈素芬说：“我知道你为黄毛感到难过。黄毛很乖，是条很好的狗，我也很喜欢它。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讲，我并不愿意打死黄毛。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条狗而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更不应该因为一条狗就占公社的便宜。”他转过身来，见王守礼抱着死去的黄毛，坐在不远处的横七竖八的几只死狗的中间垂泪。他犹豫了一下，说：“守礼，过来，我们一块回去。” “不打了？”刘瑞宝问。 “你们继续打，”冯东明说。“一条都不要放过。陈大姐的身体不舒服，我把她送回去了以后再来。” 刘瑞宝等人七手八脚地抬起地上的死狗，准备继续前进。两个打狗队的队员叫王守礼松手，他们想把黄毛抬走。 王守礼不肯松手。 “你们要把黄毛抬到哪里去？”陈素芬警惕地问。 “大食堂。”一个人回答道。“侯副书记说，狗肉、牛肉和马肉都富有营养，也很好吃。他还说，我们玫瑰坝的人不吃狗肉、牛肉和马肉是很不开化的表现。” “不开化？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开化！我家的黄毛要埋掉。”陈素芬坚定地说。 “素芬……”冯东明想劝她。 “你滚开！”陈素芬恶狠狠地咆哮道。她走上前去，不顾黄毛身上的血迹，把它抱在怀里，对王守礼说。“守礼，我们走。” 冯东明等人见陈素芬满脸凶恶，像只发了疯的母老虎，都有些怵她。他们默默地站着，谁也不敢去制止，眼睁睁地看着她抱着死狗，同王守礼一道扬长而去。
陈素芬抱着沉重的黄毛回到家后，汗水早已把她身上的衣服打湿了。她将黄毛放在地上，在台阶上坐了一阵，发了一阵呆，为黄毛的惨死感到非常难受。黄毛是她一手养大的。在她的心中，这只狗实际上是她的一个家庭成员。然而，仅仅是在眨眼之间，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被残忍地打死了。为此，陈素芬觉得自己很难原谅冯东明。不久之前，她还在兴冲冲地往回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冯东明，想同他商量结婚的事。此时她却没有兴致去谈这桩婚事。她甚至怀疑自己长期爱恋冯东明，热切地想要嫁给他是不是理智。她不知道冯东明将来还会以什么高尚的名义犯下什么更加严重的罪行来。 “妈妈，舅舅真地疯了？”坐在她身旁的王守礼突然打断了她的遐想。 陈素芬看着儿子怯生生的脸，轻声说：“没有。舅舅打死了黄毛，妈妈太生气了，说了句不应该说的气话。” 王守礼松了一口气。他迷惑不解地说：“舅舅本来好喜欢黄毛的啊！” 陈素芬用手帕擦去眼角的眼泪，说：“守礼，去拿一把锄头来。我们把黄毛埋了。就埋在菜园里吧。近些，我们可以经常去看它。” 她将黄毛抱进菜园，在围墙边挖了一个坑，悲痛地看了黄毛好一阵，把它推进深坑，含着眼泪，刨下泥土掩埋了。接着，她拿来香烛冥钞等物，在黄毛长眠的地方拜祭了一通。她诚恳地请求黄毛的灵魂原谅冯东明。她诚恳地请求阎王让黄毛去一个爱狗的国度，在一个爱它的人家投胎，让它幸幸福福地再做一辈子狗，然后无病无痛地老死。 “妈妈，我给黄毛烧纸钱，好不？”王守礼问。 陈素芬点了点头。 王守礼点着冥钞，完成了拜祭的最后的一道程序。 陈素芬默默地站了一阵。她抬起头来，见王守礼满身都是血和泥，便皱着眉头说：“你看你，脏得不成样子了。你要洗个澡才行。” “我想到河里头去洗。”王守礼请求道。 “不行。”陈素芬说。“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是想去游泳。现在涨大水。你一个小孩子去游泳太危险了。等舅舅有空再带你去，好吗？”她拿来了干净的衣服，打了两桶井水，帮王守礼洗了头，然后叫孩子去洗澡房洗澡。她自己则回到前面的天井里，坐在石台阶上继续想她的心事。她觉得，近几年来，冯东明的那些上级变得越来越疯，干部们变得越来越疯，玫瑰坝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变得越来越疯了。不久前，上级叫大家消灭苍蝇。于是，苍蝇就成了宝贝。为了争当先进个人，拿回一面纸做的小红旗，大家什么事也不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打苍蝇。他们或者用苍蝇拍打，或者干脆用手抓。越是肮脏的地方那些人就聚集得越多，越是恶臭的地方那些人就越爱钻。然后，他们把成包成碗的死苍蝇交到公社办公室里来。那几个干部也不嫌脏，竟然把那些令人恶心的死苍蝇堆在桌子上，用一根小竹签拨着，一只一只地数。王守礼那么小，也被学校的老师动员了起来，用手抓了几十只苍蝇。陈素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个以“讲卫生”为名义发动的运动怎么会搞成这么一个样子。上级还叫大家逮过麻雀，熏过蚊子，捉过老鼠，如此等等。这些上级似乎每过几天就要搞一个新的花样。几天前，这些上级号召大炼钢铁。于是，干部们把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铲和菜刀之类的铁器都搜去砸了，在从前的观音庙前砌起了一座六七尺高的“土高炉”，说是要把那些“废铁”炼成“好铁”。冯东明说，如今大家都在公社的大食堂吃饭，这些铁锅和菜刀之类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把这些东西炼成“好铁”，就可以制造更多的机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使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可是，无论冯东明怎么解释，陈素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砸了老百姓的铁器后，老百姓的日子反而会过得更好的道理。她不知道这些上级今后还会下达一些什么荒唐的指示，不知道玫瑰坝的干部和群众还会怎么胡闹，更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更加可怕的后果。 王守礼洗完澡，走了出来。 陈素芬站起来说：“快去做你的家庭作业。” 王守礼进屋后，她去打了两桶井水，钻进洗澡房，先往木盆里倒了一桶水，脱了沾染了血迹和污泥的衣服，用毛巾往自己的身上浇了些水，打上肥皂洗澡。井水刺骨地凉。此时虽然是三伏天，可是她还是冻得打了一个哆嗦。她加快动作，很快洗了一遍，然后换上另一桶干净水，迅速地清了一遍。穿衣服的时候，她不禁为冬天洗澡和洗头的事发起愁来。她几天不洗澡，几天不洗头，就会感到难受。如今家里没有锅和壶了，她连烧点开水泡杯茶都办不到，她怎么能够烧点热水来洗头和洗澡呢？
一晃就过了两天。陈素芬惦记着田地里的庄稼，迫切地想要见到冯东明，以便提醒他现在已经是开镰的时候了。可是，这个人这两天像是在故意躲着她似的，一直没有同她打过照面。自从黄毛被杀以后，她一直希望冯东明能够找上门来，求得她的宽恕。如果冯东明不认个错，她就不好主动地同他搭话，那样做似乎有些对不起黄毛。可是，秋收的关系非常重大。她认为，为了坝子上的全体居民，她必须找冯东明谈话。她希望黄毛的灵魂能够原谅她。 这天下午，陈素芬拿了碗筷，同王守礼一起去大食堂吃饭。此时正是炼铁的紧要关头，坝子上的青壮年都在工地上搞突击，他们的饭菜也由大食堂的炊事员送到工地上，方便他们在火线上就餐。因此，在大食堂的饭厅里吃饭的人很少。几个小孩子一边匆匆地扒着饭，一边兴奋地鼓噪着。他们说这天晚上公社的土高炉就要出铁，他们要去围观。王守礼受到了他们影响，只吃了两碗饭，同陈素芬纠缠了好一阵，得到了她的许可，就跟着这帮小孩子跑了。 晚饭后，陈素芬乘着朦胧的月光，来到观音庙。这时，土高炉正在出铁。观音庙前的小平地上锣鼓喧天，人声嘈杂。红彤彤的炉火和十来堆篝火倒映在碧海中，看上去非常壮观。陈素芬置身在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免不了也要心情激荡一番。她挤在人群里，观看着铁汁像一条鲜红的火蛇，从土高炉中慢慢地爬出，把泥地灸得嗤嗤地发响，然后懒洋洋地躺在地上，迅速地变成暗红色。 冯东明同几个人一起，正在炉前忙着清理炉渣。 陈素芬看见他后，想起了此行的目的，连忙挤上前去，高声地呼喊他的名字。 冯东明挥了挥手，表示已经见到陈素芬了。他同那几个人在炉前继续捣鼓了好一阵，这才放下手中的铁棍，大步向她走来。“我们成功了！”他兴奋地朝陈素芬大声说道。 陈素芬本来以为，把铁锅、铁铲和菜刀之类的铁器炼成铁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她受到了冯东明的感染，心情也很开朗。她的脸上堆满了笑，说：“成功了就好。看你，满脸都是灰！还不快点擦一擦。”她掏出自己的手帕，想要递给冯东明。 冯东明没有接。他摆了一下手，说：“我的这张脸太脏了。等会儿我在碧海里面洗。”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把废铁炼成了铁锭，算是初战告捷。下一步，我们要把铁矿石炼成铁锭。再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些铁锭造成机器。” “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炼铁矿石？”陈素芬问。 “再过几天。”冯东明答道。“我们的铁矿石、石灰石和煤炭都还不大够。” “你们把田里的庄稼忘了吗？”陈素芬问。 冯东明沉默了好一阵，承认道：“是忘了。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大炼钢铁运动上来了。你最近去田里看过了吗？可以开镰了吧？” 陈素芬说：“早就应该开镰了。再拖几天，今年恐怕就要颗粒无收了。” “谢谢你提醒。”冯东明说。“我们马上就要开一个会。到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提出来，争取明天就开始收割。”他沉默了一阵，柔声说：“素芬……对不起……黄毛的事……那是上级的命令，我只能那样做。” 陈素芬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的眼眶很快就润湿了。她低声说：“我能够理解。希望黄毛的在天之灵也能够理解。”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什么时候……”她本来想说：“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凭自己的良心办事，而不是按照你的那些上级的指示办事呢？”她刚开了个头，便意识到这句话会伤害到冯东明的感情，便把它咽了回去。 “素芬，你说什么？”冯东明问。 “老冯，时间到了。”有人在远处喊道。 “没什么。”陈素芬说。她拧过头来，向远处看了看，说：“罗主任正在叫你呢。” “她叫我去开会。”冯东明说。他向罗兰音挥了挥手。 “我也该回去了。”陈素芬说。“先去洗个脸，好吗？” 冯东明点了点头。 陈素芬离开后，他掏出自己的手帕，在碧海里洗了脸，然后朝原先的观音庙走去。 这次会议是应侯亚昆的要求而召开的。 几天前，侯亚昆去县上开大炼钢铁经验交流会，学到了很多外地的先进经验。他回来后，提出要砍伐观音庙周围的百年老树，以木材为炼铁的燃料，从而省下挖煤和背煤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将其充实到开采和背运铁矿的队伍里去，以争取早日打赢用铁矿石炼铁的这一仗。 然而，思想上右倾保守的冯东明却反对这样做。他胡说木材燃烧时所产生的温度不足以溶化铁矿石。他说服了玫瑰坝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指挥部的总指挥王守伦，否决了侯亚昆的提议，而他的所谓的科学根据竟然来自一本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编写的中学生的课外读物！ 侯亚昆相信，按照目前的进度，公社的采矿队至少还要七八天的时间才能够开采出足以炼一炉铁所需的铁矿石来，不能满足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要求。为了克服冯东明设置的障碍，他抽空去了一趟陶家营，向区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区委书记黄继福的支持。他之所以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向大家传达黄书记的指示，敦促王守伦同意以柴代煤的方案。 然而，冯东明却在会上节外生枝，建议推迟以矿炼铁一个半月，集中全公社的人力，立即抢收田里和地里的庄稼。 王守伦和那几个半脱产的干部鼠目寸光，没有远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眼光，把田里和地里的几粒破粮食看得很宝贵，不懂得钢铁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在那些半脱产干部的支持下，王守伦当即采纳了冯东明的建议。 侯亚昆据理力争，也不能改变王守伦的态度。后来，冯东明唱完了黑脸又唱红脸，出来打圆场。在冯东明的劝说下，王守伦拨给了侯亚昆一个民兵班，让他们继续炼铁，却把其他的人一律从大炼钢铁的战场上撤下来，投入到秋收生产中去了。
侯亚昆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第二天一大早，他借口要去区委报喜，同那一个班的民兵一起抬着用“废铁”炼成的那块铁锭，敲锣打鼓地去了陶家营。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区委领导同志求援，希望他们出面干与，制止冯东明以秋收为名，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行为。 冯东明也该倒霉。那一天，阑县大炼钢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县委副书记吴兴泉正在白马区委的所在地陶家营视察炼铁工作。曾世杰和吴兴泉等县委领导干部在前一天刚刚受了双江地区大炼钢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陈进的训斥，因为阑县已炼成的钢铁产量远远低于地区指挥部下达的指标。吴兴泉见了玫瑰坝人民公社的报喜队后，心情刚刚有了一些好转，就听到了侯亚昆的汇报，知道了冯东明的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行为。吴兴泉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火。他怒气冲冲地说，他非要好好地整一整冯东明不可。 黄继福借口有要事报告，把其他的人支出了办公室。他提醒吴兴泉说，冯东明的未婚妻王春花现在已经是苍山地区的党委副书记了。她进步的速度非常惊人。很多人都说，要不了多久，王春花就会成为省级领导。迄今为止，王春花似乎仍然对冯东明十分痴情。如果把冯东明整得太狠，恐怕就会影响苍山地区和双江地区这两个兄弟地区之间的友谊。 黄继福的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在吴兴泉的头上，使他稍微清醒了一些。其实，吴兴泉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参加过阑县人民为王春花饯行的宴会，亲自给王春花和冯东明敬过酒。他亲眼见到过王春花是多么地非理性地迷恋着这个一文不值的家伙。可是，冯东明破坏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炼钢铁的运动，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必须严肃地处理。不然的话，全县的炼铁大军的士气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大炼钢铁的伟大战役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整个阑县的钢铁产量就上不去，阑县人民就不能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下达的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 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吴兴泉不顾山高路远，带了一帮人，匆匆来到龙泉村，把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全部脱产和半脱产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吴兴泉说：“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必须捉住这个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必须迅速地发展生产力，迅速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必须生产大量的钢铁，因为钢铁是用来制造机器的原料。只有生产了大量的钢铁，才能够制造出大量的机器来，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要以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的程度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中心工作。大炼钢铁可以冲击其它的一切，而其它的任何工作都不能冲击大炼钢铁。钢铁是元帅。元帅一升帐，千军万马都必须听它的指挥。因此，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破坏大炼钢铁的运动。”吴兴泉宣布：暂停冯东明的公社副社长和公社文书的职务，让他留在玫瑰坝劳动锻炼，以观后效。他警告说，如果将来谁敢破坏大炼钢铁运动，他就再也不会留情，非把他送去劳改不可。“我不是不要你们搞秋收。”吴兴泉说。“可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我们不能分散兵力，四处出击。如果我们分散了兵力，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就捏不成一个拳头，出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量。如果我们样样都想搞，如果我们同时去做很多事情，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我们必须运用毛主席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伟大战略思想，首先集中兵力炼铁。只有集中兵力，才能速战速决。只有打了歼灭战，取得了胜利，才能把广大社员群众的士气鼓舞起来，使大家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所向无不披靡。我们现在先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猛干十来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然后再乘着胜利的东风，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麾师下田，一举收割完田里的庄稼。” 吴兴泉是在小会上点名批判冯东明的。他没有把这个家伙抓到批判大会的台子上去亮相，更没有抓几个阶级敌人来陪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明，冯东明的问题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吴兴泉的话使王守伦和那几个半脱产干部大为震动。他们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明白了无论是谁，只要不逐字逐句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知错即改，立即把全社的劳动力从田地里调回了炼铁的工地。王守伦见侯亚昆有通天的本事，扳倒了资格非常老、后台非常硬的冯东明，对他肃然起敬。于是，王守伦对侯亚昆言听计从，把社里的决策权拱手让给了他。 在侯亚昆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大炼钢铁运动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再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第四十章
冯东明在听了吴兴泉对他的批判后，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好像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似乎变成了行尸走肉。散会后，有人叫他去开采铁矿石，他就跟着别人步行七八里路，钻进矿洞，挥镐挖矿。然后，有人递给他一副碗筷，他就往石头上一坐，低头扒饭。晚上，有人把他带进一个低矮潮湿的工棚，他就和衣往铺着稻草的泥地上一倒，闭眼睡觉。 第二天早上，冯东明很早就醒了。他拍打着因为喝了过多的鲜血而行动缓慢的蚊子，嗅着棚外飘进来的夹着尿味的潮湿的空气，听着棚子里此起彼伏的鼾声，看着窗外的时隐时现的星星，这才相信了前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直觉告诉他，此时此刻，秋收比其它的任何事情更为紧迫。可是，从理论上来讲，吴兴泉的话似乎也没有错。“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难道不正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吗？大炼钢铁难道不正是抓主要矛盾吗？把全公社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先炼铁，然后再搞秋收，难道不符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吗？但是，粮食呢？难道粮食就不重要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搞秋收，后炼铁呢？可是，如果我们把粮食当成元帅，我们把钢铁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去呢？”他想了很久，却越想越糊涂。
陈素芬听到冯东明因秋收而获罪的消息后也感到非常震惊。她知道这些干部一激动就要干荒唐事，却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相信这个姓吴的县委副书记竟然会荒唐到要让粮食烂在田里的地步。此时，她来不及想像粮食全部烂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对于她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把冯东明从“劳动锻炼”中尽快地解救出来。她早就听说过公社在鲤鱼背附近的那个“鸡窝铁矿”很不安全。矿洞里连一根支柱也没有，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可能。因此大家都不肯在矿洞里干活，而被迫在矿洞里挖矿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她生怕哪一天那个矿洞会塌下来，把冯东明活埋在里面。她不知道除了“破坏大炼钢铁运动”外冯东明是否还有其它的罪名，不知道冯东明是否在别的地方得罪过吴兴泉，或者得罪过别的什么有权势的人物。她打算多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再写一封信，把这些情况告诉她的哥哥陈进，请他设法搭救冯东明。于是，她向林翠芳请了一个假，跑了一趟陶家营，找到了谭小玉。她说，冯东明是她的老乡，所以她对这个人很关心。 谭小玉与陈素芬同过谋，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感。她对陈素芬非常热情，把那天侯亚昆怎样汇报，吴兴泉怎样发火，如此这般，全盘端了出来。她强调说，如果不是她的丈夫黄继福及时对吴兴泉提起了王春花的名字，冯东明现在恐怕已经被打成一个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陈素芬听了谭小玉的话后稍微放了一点心。她现在知道了这件事并没有牵涉到什么复杂的背景。此外，吴兴泉和其他领导干部还有些投鼠忌器，害怕得罪了王春花。她相信，只要她的哥哥插手，冯东明就能从矿洞里走出来，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她的心中也有些隐隐作痛。她明白，冯东明如今需要王春花的名字来保护。如果冯东明一天不获平反，她就一天不能提他们两个人的婚事。她郁闷地想，她在第二年为冯东明生个孩子的愿望如今肯定是要落空的了。
侯亚昆从来都不喜欢冯东明。但是，他知道冯东明的背后有王春花和陈进这两个大人物，所以并不想与冯东明为敌。他向吴兴泉作汇报的时候，心中想到的完全是工作，是大炼钢铁的伟大运动，是早日使祖国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因此，他说话时的情绪才那么激动。他没想到吴兴泉会点名批判冯东明，还暂停了冯东明的职务。这么一来，他就被推到冯东明的对立面去了。他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有些心虚。第二天下午，当吴兴泉和其他县区领导干部离开玫瑰坝后，他立即去找冯东明谈话。他主动地向冯东明示好，并以公社党委的名义邀请冯东明担任公社大炼钢铁指挥部的顾问，希望他能够以共产主义的事业为重，同公社的其他干部一起，群策群力地指挥好大炼钢铁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争取早日完成上级下达给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光荣任务，炼出一吨铁来。 冯东明却贼心不死。他要求侯亚昆分一半的人马给他，由他来负责玫瑰坝的秋收工作。 “分一半的人马给你？”侯亚昆觉得冯东明这个人有些不识好歹。他想：“真可笑！你以为你自己现在还是副社长吗？”他掩盖着自己的不快，耐心地说：“吴副书记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过了吗？我们必须先炼铁，后秋收。我不能违反上级的指示，违反毛主席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原则，分一半的人马给你。” 冯东明却顽固地表示，如果侯亚昆不肯答应他的要求，不分一半的人马给他搞秋收，他就宁肯留在矿洞里继续挖矿，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不愿意去大炼钢铁指挥部当什么顾问。 侯亚昆满肚子不高兴地想：“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可笑了！他好像以为‘离了胡萝卜就不成宴席。’好像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干革命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理睬冯东明了。
在侯亚昆副书记的英明领导下，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半个多月，付出了七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和两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代价，用镐刨出并用背背回了十万多斤铁矿石，砍光并烧光了原观音庙周围的几十株百年古树，却没有能够用铁矿石炼出一两铁来。半个多月前，侯亚昆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充满了信心，对外地的先进经验充满了信心，对超额完成上级规定的炼铁指标也充满了信心。折腾了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明白，不管他怎样努力，用木柴是炼不出铁来的。显然，冯东明的那本国民党反动派编的中学生的课外读物里的谬论要比其它公社的先进经验高明一些。侯亚昆惶恐了。他知道自己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失败了。他害怕上级来催他交出他无法交出的钢铁，也开始担心田地里的庄稼了。此时，他手下的干部和群众都已经心灰意懒，厌倦了继续炼那永远炼不出来的铁。越来越多的人冒着被打成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风险，公开地谈论田里地里的正在消失着的粮食。 还好，其它的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好像也碰到了类似的麻烦，各级领导似乎也弄清楚了一些道理。于是，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都假装全然忘记了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大炼钢铁的运动，把视线齐刷刷地投到粮食上来了。 这一天，阑县县委召开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在会议上，县委的主要领导都讲了话。他们要求全县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打好秋收生产这一仗。领导们强调，必须实现全县粮食的增产增收，一粒粮食也不能烂在田里。 侯亚昆松了一口气，果断地把社员们从炼铁前线撤了下来。于是，大家扔下炉膛里还在燃烧着的土高炉，又没日没夜地奋战在秋收生产的战场上了。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捷报频传，每天都有大量的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特大丰收的消息。报纸上，粮食亩产万斤的“卫星”层出不穷。广西省环江县的干部和社员们甚至还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的特大“卫星”。阑县县委的领导干部们在这些喜讯的鼓舞下，一边手忙脚乱地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布置放粮食亩产一万斤的“卫星”，一边打电话到边远的山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下“军令状”，拼死拼活也要夺得粮食的丰收，这年的粮食产量必须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 黄继福通过电话，向县委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不让一粒粮食烂在田里，保证白马区这年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接着，黄继福同区委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来到玫瑰坝。他说，县委领导讲了，要是白马区烂了一粒粮食，他们就要撤他的区委书记的职，撤其他区委领导干部的职，把他们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惩处。因此，他也如法炮制，要求王守伦和侯亚昆立下“军令状”。如果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的粮食产量不能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他就要撤王守伦和侯亚昆的职，把他们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惩处。 王守伦被吓得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侯亚昆还算镇定。他拿出纸笔，写了一张简短的保证书，写上了王守伦和他自己的名字。接着，他自己先盖了指印，并请王守伦也盖了指印，然后把保证书交给黄继福，把区上的领导打发走了。 王守伦缓过气来之后，望着陶家营的方向，绝望地骂道：“放个鸡巴的马后炮！都烂了一小半了，才跑朵来喊老子保证！老子咋个保证啊！”他转过身来，埋怨侯亚昆道：“都怪你！当初老冯说要早点开镰。你不听，还整人家，撤了人家的职。之阵好了！铁没有炼出来，粮食炼烂了，乌纱帽炼脱了，还炼朵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侯亚昆辩解道：“老冯的职是吴副书记暂停的……” “你不跑朵去告状，吴副书记晓得个球！”王守伦生硬地打断了侯亚昆的话。“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老冯还惨！人家老冯好歹还是个人民内部矛盾，还保朵个干部。”他沮丧地说。他沉默了一阵，问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差不多吧？” “可能差不多。”侯亚昆也有些沮丧。 “那二天我们也是五类分子了？”王守伦问。 “不至于吧？”侯亚昆有些怀疑。 “恐怕也差球不多。”王守伦说。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可能会同林国盛、颜惠玲等人为伍，成为谁都可以随意践踏的阶级敌人，感到不寒而栗。他瘫在太师椅里，低声呻吟道：“之火镰完蛋了，完蛋了。” 侯亚昆毕竟是个高中毕业生。他有知识，反应快，脑袋比较灵光。他说：“只要我们照往年一样，把公粮和爱国粮交上去，你不说，我不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粮已经烂掉了一部分呢？” “惑得朵他们不？”王守伦有了精神。 “不一定瞒得过去。可是，试一下总比不试强。”侯亚昆说。 “首先要惑朵老冯。”王守伦说。 “我们能把他瞒住。”侯亚昆肯定地说。“他不清楚我们的数字。只要上面不急于为他平反，他就还得继续劳动锻炼，就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他对了，吴副书记就错了。我看，只要吴副书记不犯错误，不受处分，他就不能平反。” 王守伦冷笑了一声，说：“你忘记了？还有个王春花喃？” 侯亚昆低头沉思了好一阵，然后说：“平反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搞好的。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他要报复，也只是报复我一个人。你从来就没有得罪过他。我相信他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吴副书记要停他的职。我错就错在对吴副书记讲了秋收的事，还有就是没有分一半人马给老冯搞秋收。” 王守伦听侯亚昆讲得有道理，心中轻松了一些。他站起来，说：“老侯，就依朵你说的做。今天的之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王书记放心。”侯亚昆说。“如今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如果你跑不了，我也跑不了。”
这一年，玫瑰坝的粮食总产量比前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可是，侯亚昆却按照保证书上的条款，向上面汇报说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上级下达的征购粮指标是按照当年的粮食总产量计算的。因此，玫瑰坝人民公社在这一年上缴的公粮和卖给国家的征购粮加在一起竟占了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公社不仅把当年收下来的稻谷和玉米全部交售完了，还贴进去了一些从社员的家里搜出来的那些前些年的存粮。 为了掩人耳目，侯亚昆玩了一些小小的花招。他派人频繁地将这个粮仓里的粮食运到那个粮仓里去，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他还故意制造了一些混乱，把大家搞得稀哩糊涂，弄不清楚公社究竟售出了多少爱国粮。 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陈德华由于经常要到各个粮仓里去巡视，所以首先识破了侯亚昆的花招。这段时间，由于大食堂实行的是敞开肚子吃饭的政策，各种各样的浪费很多，粮食消耗得非常快。陈德华本来还指望公社能够少卖点爱国粮，给大食堂多留点粮食。现在，他见公社的粮仓里剩下的粮食这么少，心就凉了半截。他以为这是侯亚昆背着其他干部干下的又一件蠢事，便赶紧向王守伦作了汇报，希望他能够设法补救。 王守伦却把他的原话一字不差地转告了侯亚昆。 于是，侯亚昆找陈德华谈了一次话。他先是大谈了一通把粮食交售给国家是如何伟大，如何光荣。接着，他威胁道，如果谁想造谣生事，他就要把他打成一个坏分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这么一来，陈德华就再也不敢多嘴多舌了。 冯东明是因为秋收的事而跌的筋斗，对社里的粮食产量自然要多留几个心眼。他接触不到现成的数字，却可以曲折迂回地去作一些研究。他费了一些功夫，发现了侯亚昆弄虚作假的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县委的指示，必须立即带上铺盖卷，去县城里报到。他在离开玫瑰坝之前把自己掌握到的情况告诉了罗兰音，希望她在查明情况之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侯亚昆虚报粮食产量，不顾社员的死活，多卖爱国粮的事。 自从冯东明的职务被暂停以后，罗兰音一直在代理公社文书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数字。因为她是职位仅次于王守伦和侯亚昆的脱产干部，她还可以要求保管员打开仓门，直接去粮仓里查看。她以前没有想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对侯亚昆的所作所为浑然不晓。听了冯东明的话后，她稍微作了一些调查，便发现情况比冯东明的最坏的估计还要糟。她吓了一大跳，便找了一个借口，急急忙忙地去了一趟陶家营，向区委常委、区妇联主任谭小玉作了汇报。 谭小玉听了罗兰音的汇报后却一点也不激动。她告诉罗兰音说，玫瑰坝人民公社的情况并不特殊。区委已经了解到，这一年，区里的每一个公社都虚报了粮食产量，都向国家超卖了爱国粮。她说，其它区的情况似乎同白马区的差不多。正因为如此，县委领导才把各个区的主要领导都叫到县城里去了。她估计，县区领导此时正在研究怎样处理公社书记和副书记们弄虚作假的事。她说：“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上级的英明领导。不要恐慌。回去耐心地等待上级的指示。”
果然，罗兰音回到玫瑰坝后的第三天，区委就发了一道紧急通知，将王守伦和侯亚昆召去了陶家营。 王守伦和侯亚昆在离开玫瑰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好像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一样。然而，他们从陶家营回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面带喜色。 这天晚上，侯亚昆在玫瑰坝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弄清楚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究竟是什么。” “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郭发贵说。 “错！”侯亚昆有些得意地说。 “不是？之是你亲口说出来的！”郭发贵惊讶地说。“你说过，我们之展个儿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只能在吃伙食上做到‘各取所需’。二天生产力发达了，物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还要在其它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到了那阵，我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想抽大重九就有大重九，想喝五粮液就有五粮液，想穿绸子衣裳就有绸子衣裳，还可以去北京耍。咋个之阵又不是了喃？” “我以前说错了。”侯亚昆脸色微红地说。 “你以前说错了？”好几个声音几乎是同时说。除了王守伦和侯亚昆外，在场的人都是满脸惊愕。 罗兰音有些愠怒地站了起来。她回过身来，从墙边的报架上取下一大叠《西康日报》，稍微翻了一翻，指着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文章说：“这篇文章里面就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难道马克思也说错了吗？” 侯亚昆平静地说：“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搞错了。”他举起一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说：“这本书里面的才是马克思的原话。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我看看。”罗兰音不相信地说。她放下《西康日报》，向侯亚昆走了过去。 侯亚昆把《哥达纲领批判》递给她，说：“我夹了一个书签，下面还划了一道杠杠。” 罗兰音看了马克思的那句原话后，攥着那本书，呆站了好一阵，然后才把书还给侯亚昆，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显得有些丧魂失魄的样子。 “嗐，我觉得意思都差球不多。”郭发贵说。 “差得非常多。”侯亚昆说。“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句子中，发出动作的人是消费者本身。这么一来，消费者的需要就是由消费者本人决定的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你一天需要穿一套新衣服，你就可以每天拿走一套新衣服；如果你认为你需要有一座金山，你就可以拿走一座金山；如果你说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月亮，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亮；如果你说你需要吃龙肉，我就必须为你杀一条龙，把龙肉弄来给你吃。这是可能的吗？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要说在我们现实中的地球上不可能实现，即使是在道教的仙境里，在佛教的极乐世界里，在基督教的天堂里，也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不同了。在这个句子中，发出动作的主语并不是消费者本人，而是被省略了。如果你读一读这本《哥达纲领批判》，你就会发现，被省略了的主语是‘社会’。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究竟需要消费些什么，并不是由他本人来确定的，而是由社会来确定的。社会通过适当的方式，确定你的需要，然后再根据你的需要，同时还要根据现有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分配一定数量的社会产品给你。例如：你说你是一个近视眼，需要一副眼镜。那么，社会就要派一个医生来为你验光，以确定你是否真地需要一副眼镜。如果医生认为你并不需要一副眼镜，社会就不能分配一副给你。即使医生确定了你真地需要一副眼镜，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眼镜可以分配，社会就只能请你等候一段时间，等我们生产出足够多的眼镜以后再分配一副给你。另外，社会不能把全部的产品都分配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在分配社会产品之前还要进行种种的扣除。其中最重要的是扣除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不然社会就不能继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了。前几天，上级要我们把今年卖爱国粮所得的钱全部拿出来购买双轮双铧犁和其它新式农具，我还有些想不通。现在我明白了。买了那些新式农具后，我们就可以扩大再生产，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 “不买布来缝衣裳了？”林翠芳打断了他的话，非常失望地问。 “今年就不买了。”侯亚昆说。“不就是过年的时候没有新衣服穿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新式农具可以比不用新式农具增产三成！大家今年忍一下，苦一点，明年就好过了。明年我们一定给大家缝一套新衣服。这就叫做‘先生产，后生活。’这两天的报纸上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文章。” “我不咋个相信有了那些新式农具就可以增产三成。”郭发贵说。“不管你用啥子方法，只要你可以给我真真正正地增产一成，我就跪下来给你磕一个头，磕一个响头。做庄稼比不得做其它的事情，没得那楷家好整，没得那楷家容易增产。要看赶不赶得朵季节，还要看天气好不好。一成就了不起了。增产一成，我睡朵都要笑醒。” “两个犁头，不晓得牛咋个拉得动？”王守富说。 “怎么不能增产三成？那是从北京来的科学家作的鉴定！你们要相信科学嘛。双轮双铧犁的关键就是有那两个轮子。有了轮子，人都拉得动，更不要说牛了。”侯亚昆说。“——越扯越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刚才说的是，在分配社会产品之前还要进行种种的扣除。我们不能把全部的产品都分光吃光，而要全面地考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然后再进行分配。总而言之，分配是社会的职责，不是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我还是有点儿整球不醒豁。”郭发贵说。“之个‘社会’究竟是哪个啊？” “就是我们之几个。”王守伦说。 “就是我们之几个？”郭发贵有些吃惊地说。 “就是我们社管会。就是我们在之儿开会的之几个干部。”王守伦说。 “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侯亚昆说。“而我们这些干部受到全体社员的委托，具体地管理这个小型的社会。这就是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必须承担起分配的职责来。我们必须立即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也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侯副书记，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消等大家敞开肚子吃饭了？”陈德华问。“之展个儿，我们社里头只有吃饭是‘各取所需’的。” 侯亚昆点了点头。 与会的干部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阵，陈德华又问：“我们咋个确定哪个应该吃好多喃？” 侯亚昆说：“今天王书记和我在区上开了一天的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恢复我党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的优良传统，实行分灶吃饭。” “分灶吃饭？咋个分喃？”陈德华问。 “我们应该按照社员们的工作需要和身体需要，为他们制定一套科学的吃饭标准。”侯亚昆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建立‘小灶’、‘中灶’和‘大灶’这么三个级别的伙食标准。产妇、病号和工作非常辛苦、非常繁忙的人以及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可以吃‘小灶’，有突击任务的人可以吃‘中灶’，而其他的人则可以吃‘大灶’。‘小灶’的伙食可以比‘中灶’稍微好一点，而‘中灶’的伙食则可以比‘大灶’稍微好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四类分子灶’，让他们单独用餐，以适应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要计划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杂以甘薯南瓜之类。’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节约用粮，以保证社员们一年到头都吃得饱，吃得好。” “之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了？”郭发贵竭力掩盖着自己的失望说。 “老郭，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好不好？”侯亚昆板起面孔，盯着郭发贵说。“这种口气很不好，很危险。别人也许会误解你的意思，以为你是一个坏分子。” 郭发贵低下头，不敢吭声了。 “我们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物资还不太丰富，集体财富的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种种的因素，我们今年的生产的确是受到了一些挫折，我们的生活的确是会差一点，我们的确是会苦一点。可是，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像走路一样，我们有时要走上坡路，有时要走下坡路。但是，只要我们的方向对头，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到我们的目的地。大家不要因为我们今年走了一些下坡路就灰心丧气嘛。”侯亚昆把自己的目光从郭发贵的身上收了回来，继续说道。“马克思早就从理论上科学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苏联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从实践上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明年，当我们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玫瑰坝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雷厉风行，第二天就在伙食方面实行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 此时正是农闲的季节。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计划用粮的光辉指示，社员们此时应该吃得少一点，吃得稀一点。因此，在“大灶”吃饭的普通社员每人每餐可以打到两汤瓢只见青菜不见玉米粉的稀糊糊，或者三汤瓢青菜煮洋芋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在“四类分子灶”吃饭。他们的食物同普通社员的一样，只是数量减少了一半。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和执行任务的民兵以及有其它重要任务的人在“中灶”吃饭。除了可以打到同“大灶”一样的食物外，他们每人每餐有一个用二两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馍馍作为补助。产妇在生了孩子后可以享受十天的“小灶”待遇。她们每餐除了可以多吃一个用二两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馍馍外，还可以再吃一个煮鸡蛋。如果没有鸡蛋就吃两个烤洋芋。公社的领导干部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为革命工作，为社员们服务。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非常辛苦。为了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也可以在“小灶”用餐。普通的社员如果生了病，则由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陈德华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他们去“小灶”或者“中灶”吃饭。 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侯亚昆发现，他如今有了新的权威，要搞什么工作都比过去容易多了：如果有人发牢骚，他就让这个人去“四类分子灶”吃两天伙食，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牢骚病”治好。那些党员、干部、民兵等革命骨干因为有了一个玉米馍馍的补助，革命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他们干什么都比以前更加努力，执行起对敌斗争的光荣任务时也就更加坚决，更加果断，更加勇敢了。 唯一令侯亚昆感到意外的是，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的第三个月，富农分子林家轩和王文仁二人先后非正常地死亡了。侯亚昆是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实际领导人。他见公社里饿死了人，心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发慌。他第一次注意到，很多四类分子的本来是非常瘦削的脸现在竟然发肿发亮，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暗灰色的用淡墨画上五官的大水泡。那些阶级敌人走路时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结束他们的罪恶的一生。
一天，陈德华向侯亚昆报告说，大食堂粮仓里的存粮即将告罄。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要不了多久，不仅阶级敌人会全部饿死，就连广大的社员群众也有饿死的可能。 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不久，侯亚昆曾经和新任的公社文书费建新一起作过一些计算。他们当时的结论是，幸好那次从社员们的家里搜出来的粮食比较多，而敞开肚子吃饭的时间又不太长，按照普通社员及其子女平均每人每天四两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平均每人每天二两粮，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以及值勤的民兵平均每人每天八两粮，公社领导干部平均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计算，大食堂粮仓里的存粮可以一直维持到秋收。他们当时没有预料到，县委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强人民公社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决定在县城附近的白泥湾修建为子孙万代造福的“红军水库”。玫瑰坝人民公社虽然远离水库的受益区，却也遵照县委的指示，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派出了一支由六十五个强劳力组成的突击队，支援“红军水库”的建设。当然，既然是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各公社就不应该收取任何报酬，却必须向本社的突击队提供食物。考虑到突击队队员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县委还专门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公社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半粮的标准向他们供应粮食。县委本来计划在春耕开始之前结束这项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项工程拖到此时还没有完工。这么一来，玫瑰坝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用粮计划就被彻底地打乱了。陈德华说，无论如何，大食堂粮仓里的粮都是维持不到秋收的了。 侯亚昆感到忧心忡忡。他成天冥思苦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带领大家渡过难关。他知道，他不会因为饿死几个阶级敌人而受到任何处分。可是，如果饿死了几个普通的社员，他就不知道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了。这天下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刚刚饿死的陶蓉。到了夜里，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就像是躺在蒸笼里一样，心里一阵比一阵慌。陶蓉的那张落满了苍蝇的脸在他的眼前不停地晃动。过了一阵，那些苍蝇似乎从那张脸上飞过来，围绕着他的头，发出嗡嗡的声响，好像随时都要落在他的脸上一样。侯亚昆再也躺不下去了。他翻身下床，披上衣服，穿上鞋，点燃一枝香烟，然后走了出去。 村子里出奇地静。夏天本来是摆龙门阵的最好季节。在旧社会，人们在吃了晚饭后，总是沿着石板街，东站一堆，西坐一堆，讲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夜深了才回去睡觉。精力旺盛的人还要跑到观音庙去，听一些封建的或者迷信的故事。现在解放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大家却感到自己的肚子里有些空。于是，人们失去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兴趣。他们早早地卷曲在床上，以节省力气，压制肚子里面的饥火。因此，除了值勤的民兵外，街上没有什么人走动。 夜风吹在侯亚昆的身上，柔和，清凉，使他感到好受了一些。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神志越来越清醒，感觉器官也重新活跃了起来。这时，一股香味飘进了他的鼻子。“真奇怪，”他想。“食堂早就关门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在煮东西呢？”他定了定神，深深地吸了一鼻子空气，嗅出这是一股鱼的香味。他扭头四顾，想起了那个被人们叫做林打鱼的林国炎就住在这附近。显然，林国炎这家伙背着大家，打了鱼，正在家里偷偷地煮呢！ 侯亚昆走到林国炎家的大门口，轻轻地推了推。大门是闩着的。他举起手，刚要敲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他绕到屋子的后面，用手攀着围墙顶部，用力一跳，越过了齐胸高的围墙。他来到堂屋前，从窗外向内张望。 堂屋里没有点灯。堂屋的西南角上本来有个地炉子。后来为了炼铁，公社干部们带着民兵来挖去了地炉子里的铁炉桥，把它当成废铁，扔进了炼铁的土高炉。于是，堂屋里留下了一个大坑。此时，林国炎一家五口就围坐在这个大坑旁。大坑里堆了几块石头。石头上架了一个沙锅。沙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条近一尺半长的大鱼。大坑里的火光把堂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诱人的香味就是从那个沙锅里散发出来的。 侯亚昆见了这情景，感到非常生气。如今，全公社的人都在捱饿，这家人却背着干部和别的社员，自己去搞了一些食物，深更半夜地躲在家里偷偷摸摸地煮，打算自己一家人独享。这家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在是太低了。他们应该把这条鱼交到公社的大食堂里去，同其他社员一起分享才对呀！如果社里的人个个都像他们这样的自私，人人为自己着想，眼前的这个难关怎么能够渡过呢？侯亚昆气冲冲地走到堂屋的门口，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 林国炎一家见侯亚昆此时突然出现，受惊不小。林国炎吓得浑身发抖。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吓得脸色苍白，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他的未满周岁的孙子和他的老婆还保持了镇定。他的孙子睁了一下眼，又继续坦然地鼾睡；他的老婆王秋菊站了起来，满面笑容，热情地说：“嗳呀，侯副书记稀客。快点来坐朵向火。” 侯亚昆没有理睬这句本该在冬天说的客气话。他脸色铁青，叉着腰，气咻咻地站在堂屋的中间，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阵，他勉强压下了自己的怒气，对林国炎一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批判了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丑恶思想。他说：“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应该发扬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同舟共济，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饭大家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目前的这些暂时的困难。” 林国炎一家受到了一场深刻的共产主义的教育，认识到了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把鱼捞了起来，向侯亚昆保证，一定要把这条鱼拿到公社的大食堂里去，给那些身体最需要营养的人吃。 侯亚昆考虑到林国炎一家的认错态度好，他们的家庭成分又是下中农，属于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他决定，这次不追究林国炎等人的错误行为。他对他们叮嘱了几句，就回家睡觉去了。 王秋菊却辜负了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侯亚昆离开后，她把鱼放回沙锅里，往锅里加了一些水，往土坑里加了一些木柴，煮了小半夜。天亮后，她叫醒全家，让大家喝完了鱼汤，这才把那条煮得几乎只剩骨架的鱼放进一个筲箕里，送到了大食堂，向食堂的炊事员转告了侯亚昆的话。 陈德华见了这条鱼后倒没有多问。他认为，日夜为社员们辛苦操劳的王守伦书记及其家属的身体此时最需要营养。因此，他叫炊事员用这条鱼熬了一个汤，送到了王守伦的家中，胜利地完成了侯亚昆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天下午，侯亚昆征得王守伦的同意，召开了一个公社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几项动议：一、号召全体社员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扬有食共享的共产主义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克服当前的暂时的困难。二、狠狠地批判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坏思想。三、成立一个以林国炎为技术顾问的打鱼队，专门负责捕鱼，以求改善大食堂的伙食。四、严禁私炊。违禁的普通社员受吃两天的“四类分子灶”的处罚，违禁的四类分子则停食两天。五、任何社员家里的大门都不得闩上，以便干部和民兵随时进出，查禁私炊。与会的干部一致通过了这些动议，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实行了侯亚昆的这些新政。 林国炎用来捕鱼的工具很简单。他在竹竿上绑一根麻线，在麻线的另一端绑上一个用缝衣针烧红后弯成的小钩。捕鱼时，他站在岸边，把小钩扔进玫瑰河里，逆流拉动。如果有鱼游过，刚好撞在钩上，即被捕获。这种捕鱼的方式叫做“刷白钩儿”。 侯亚昆对捕鱼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想：“捕鱼队有十五人。如果每人每天能捕到一条鱼，加在一起就是十五条，大约有二三十斤重，可以熬上一大锅浓浓的鱼汤，全公社的人都可以喝上一口。如果每人每天能捕到十条鱼，加起来就有二三百斤，那么全公社的人就都可以吃到一口鱼肉了。这么一来，社员们的营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玫瑰坝人民公社就再也不会有人被饿死了。” 可是，用“刷白钩儿”的方式捕鱼，既要靠运气，也要靠技术。林国炎本人每天倒是可以捕到七八条鱼。其他的人，包括侯亚昆本人在内，却怎么也学不会这种捕鱼的技术，每天只能空手而归。结果，捕鱼队不仅不能为改善大食堂的伙食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却白白地耗费了公社不少的补助粮，使侯亚昆感到非常难堪。不久之后，他只好下令解散捕鱼队，改由林国炎一个人专门捕鱼，供应“小灶”。 田里的水稻还没有胀浆，仓里的粮食却已经见了底。公社党委不得不再次减低社员们的粮食定量。没过几天，很多普通的社员就饿得头晕眼花，路也走不动了。 侯亚昆忧心如焚，接连几夜睡不着觉。这天夜里，他趁着明亮的月光，在外面乱走，不知不觉地竟来到了玫瑰河畔。他看着河里的粼粼波光，听着河水的哗哗声响，心思又转到了河中的水族身上。“这满河都是食物，满河都是营养。我们怎么才能让这河里的鱼虾为革命作贡献，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作贡献，帮助广大的社员群众渡过难关呢？”他想。“鱼网？鱼钩？可是，连县城里都没有人见过这些东西，更没有地方可买。临江镇、雅安市有这些东西卖吗？即使有，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何况坝子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东西来捕鱼。搞得不好，又是一个劳而无功的笑话。”侯亚昆想了很久，却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他一生气，便拾起一个石子，狠狠地砸进了水中。 噗，河中传来了一声水响。 侯亚昆若有所悟。他搬起一块巨石，用了全身的力气，扔进了河里。 扑通，河中传来了一声巨响。水花飞溅到他的脸上、身上，把他的衣服打湿了一大片。 侯亚昆突然想到了一种捕鱼的方法，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十几个民兵，拿着几个撮箕和背篼，来到观音庙遗址前的小平地上。他叫民兵退后，然后取出一枚供民兵训练用的手榴弹，拉着火线，扔进了碧海。 民兵们听到轰的一巨响后，连忙涌到了岸边。他们往碧海中一望，惊喜万分：水中漂浮着大量的死鱼，白花花的一大片。 侯亚昆忘了脱衣服。他大喊一声：“下水！”就身先士卒地跳了下去。 民兵们在碧海里扑腾了近一个小时，捞起了八百多斤鱼，创造了玫瑰坝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吃了鱼后脸上有了一些血色，说话又有了力气。全社的社员无不称颂侯亚昆的恩德，好像他是救命的菩萨一样。 侯亚昆却一点也没有骄傲。上级发的供民兵训练用的手榴弹总共只有五枚。他知道，光靠这几枚手榴弹，玫瑰坝的广大社员群众还不能渡过当前的难关。于是，他组织大家熬硝，挖硫磺，烧木炭，成功地配制了黑色火药，制造了很多土炸药包。 这段时间，玫瑰河上下每天都要传来几声巨响；大食堂的锅里每天都会有一些鱼。靠着这些鱼，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终于熬到了秋收的季节。 可是，田地里的形势却不太妙。几十个强劳动力被调到修建“红军水库”的工地上去了。剩下的社员因为吃不饱饭，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干活的效率非常低。此外，由于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社员们出不出工，出不出力，都对他们一天的两餐饭没有任何影响。于是，一些阶级成分比较好的人便开始装病，试图节省一些力气。坝子上没有医生，干部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只能将他们一律视为真病对待。这时，这些装病的人意外地发现，装病后，他们不仅不用出工，每一餐还可以得到一个玉米馍馍的补助。这么一来，装病的人越来越多，出工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些原因，很多土地都是在过了季节之后才种上庄稼的，一些土地甚至被丢荒了。就是那些勉强种上的庄稼也没有人管，长得又黄又弱。显然，玫瑰坝人民公社这一年能够收到的粮食只会比前一年的少，不会比前一年的多。
第四十一章
为了夺取这年秋收的伟大胜利，并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指示，侯亚昆推行了一些革命化、社会主义化的新措施。他召开了一连串的誓师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纷纷表态，宣誓要发扬“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打赢秋收的这一仗，把地里的粮食一粒不少地收回来。接着，他又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侯亚昆不仅带领广大的社员群众狠斗了公社里原有的那些四类分子，还揪出了一个新的“只吃不做”的坏分子王秉康。侯亚昆趁此机会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同好吃懒做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玫瑰坝人民公社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动者多得食，少劳动者少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秋收期间，战斗在收割、脱粒等秋收生产第一线的社员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半粮的定量在“中灶”吃饭；在托儿所等第二线劳动的人也可以沾秋收的一点光，按照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的标准在“大灶”吃饭；四类分子按照每人每天一斤粮的定量在“四类分子灶”吃饭；装病卖老的懒汉则没有资格吃饭。侯亚昆还要求玫瑰坝小学立即停课，让小学生们有机会参加秋收劳动，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些革命化、社会主义化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那些真正有病的人就再也不敢装病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家伙们和封建落后的女人们再也不敢像在旧社会那样躲在家里不劳而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秋收生产的热潮终于在玫瑰坝人民公社掀了起来。
一天，侯亚昆正带领着广大的社员群众在田里割稻，公社文书费建新匆匆忙忙地跑来，传达了区委的一个通知，要求王守伦和侯亚昆二人立即动身，去参加一个县委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新任的县委书记吴兴泉传达了西康省委和双江地委的几份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前双江地委副书记陈进和前阑县县委书记曾世杰等人充当了隐藏在中央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代理人，向党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例如：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却瞎说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却攻击为“左倾冒进”；大食堂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他们却诬蔑为“要命的瞎胡闹”；社员群众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放出了亩产万斤、十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他们却胡说是“浮夸虚报”；如此等等。此外，他们纷纷向上级谎称本地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要求国家少征购一些粮食，企图欺骗党，欺骗国家。由于这些人所犯的错误非常严重，西康省委和双江地委决定，将陈进、曾世杰和其他一些地县领导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送集训队劳动锻炼。 吴兴泉传达完省委和地委的文件后，往台下扫了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希望我们的基层干部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要像曾世杰那几个人一样谎报灾情。大家都清楚，我们阑县今年是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如果大家的工作都做到家了，我们今年的粮食就只会增产，不会减产。如果你们的粮食减了产，那是你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也不过是碗大个疤。你们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老天爷。我们当然要惩罚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可是，如果你撒谎说遭了灾，企图掩盖你的无能，那我们就要加倍地处罚你，绝不手软。” 侯亚昆听到这里，冒了一身冷汗，因为他正打算谎称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遇到了自然灾害，以便如实地上报粮食产量，以免国家再次下达过高的征购粮交售任务。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讲，他不愿意把粮食从社员们的口里掏出来卖给国家，不愿意见到大家再捱饿。可是，他是一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如果上级已经下达了任务，他就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觉得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绝境，似乎必须在两个谎言中选择一个。不过，这两个谎言的后果却有些不同。一个是从社员们的口中夺走粮食，另一个则是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革命前途。 下午，各公社党委的代表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批判陈进和曾世杰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向上级报告本公社的丰收喜讯。在侯亚昆前面发言的几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大谈了一通他们如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如何激发了社员群众的高昂的劳动热情，如何夺得了空前的粮食丰产。于是，侯亚昆情不自禁地说，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庄稼这年长得非常好，据他本人和其他的几个老农估计，这年的粮食总产量将比上年的粮食总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国家是按照侯亚昆上报的数字下达征购粮任务的。 这一年，当玫瑰坝人民公社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公粮和征购粮任务后，公社的粮仓就见了底，饥饿的阴影立即就笼罩到了玫瑰坝人的头上。 侯亚昆没有慌张。他有了上一年的经验，以为他已经掌握了应付肚子的绝招。他故伎重演，带领着一支强大的捕鱼队，又日夜奋战在玫瑰河上。不幸的是，这一年，炸药的分量虽然在不断地增加，炸死的鱼却越来越少。十一月的一天，捕鱼队在玫瑰河上下放了二十多炮，却连鱼花子都没有捕到一条。侯亚昆不死心。他带着捕鱼队又英勇地奋战了好几天，爆炸了上百包的炸药，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鸣金收兵。威震四方、广受赞颂的玫瑰坝人民公社捕鱼队至此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时候，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发现，某些地区在本年度遭受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于是，各级领导干部都突然发现，本地区在本年度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为了战胜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玫瑰坝人民公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和侯亚昆的提议，制定了几项具体的措施：一、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挥党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全心全意地依靠集体的力量，以克服目前的暂时困难。二、学习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勒紧裤带，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玫瑰坝而努力奋斗。三、利用农闲，全体出动，每天奋战十二个小时，深翻土地，确保来年的粮食大丰收，从根本上解决吃粮困难的问题。四、调动炊事员的积极性，搞好大食堂的伙食，丰富大食堂的食谱，使大家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心情舒畅，保持强健的身体，气死幸灾乐祸的美帝和蒋匪。五、严厉地批判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坏思想，严禁私炊。六、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趁火打劫的破坏活动。七、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外出逃荒要饭，不给国家增加困难，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 这七项具体措施中，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执行得最好。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出动，挨家挨户地查禁私炊，并在通往县城的道路上站岗放哨，有效地防止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制止了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坏行为，挫败了坏人企图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的阴谋，巩固了大食堂，坚守了社会主义的阵地。 这些措施实施后不久，新任的阶级敌人王秉康因为私自煮了一些草根，被侯亚昆等人吊打了几下，克扣了两天的口粮，便非正常地死亡了。接着，林慧兰、赵兴龙、王秉诚、林家佩、王文钊等老牌阶级敌人也纷纷成了饿死鬼。后来，林家福、王文林等十多个病人、老人、幼儿等身体条件较差的人也因为饥饿而归了西。再后来，郭发有等四个人因为个子长得太高大，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太多，也非正常地死去了。这些人的家属思想非常落后。他们在自己的亲人死后往往不肯举殡发丧，为的是去大食堂冒领死人的那一份口粮。为了防止这种利用死人多吃多占的可耻的行为，侯亚昆不得不经常去社员的家里视察，及时地发现并处理这种欺骗的伎俩。 这时候，普通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也受到了饥饿的煎熬。这些人因为日夜为革命辛劳，在“中灶”吃饭，每天可以得到两个玉米馍馍的补助，在值勤的时候还可以再领一个玉米馍馍。可是，他们的家属同其他的社员一样，每天只须在地里深翻十二个钟头的土地就行了。根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他们的家属只能从“大灶”打回一份“革命汤”来。如果这些人家里的人口众多，而他们又擅自违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同自己的家人分食自己的那几个玉米馍馍的话，他们也会被饿个半死。 王守伦及其老婆孩子为革命所做的工作非常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们一直在“小灶”进餐，可以敞开肚子吃饭。侯亚昆对此从来就没有任何的异议。按理说，王守伦不应该跳出来与侯亚昆作对才对。可是，王守伦受到一些落后的本地干部的挑唆，竟然对侯亚昆产生了不满。一天，王守伦瞒着侯亚昆、罗兰音和费建新这三个外来干部，把郭发贵、王守富、陈德华、林民义等本地干部找来，开了一个黑会。这些本地干部都非常厌恶侯亚昆，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害人精，都想把他除掉。王守伦等人商量了大半夜，想出了一条毒计。
这天晚上，孙桂英和她为林国友生的那个孩子刚刚喝了从“四类分子灶”上打回来的那份用不足一两的洋芋片加一些玉米叶打成的粉和青菜煮成的“地富汤”；她的丈夫林国春和她的另一个孩子刚刚喝了从“大灶”上打回来的那份用不足二两的洋芋片加一些玉米叶打成的粉和青菜煮成的“革命汤”。他们此时正和着衣服，盖着棉被，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卷着身子，挤在一张床上休息。 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陈德华提着一盏马灯，和王守伦一起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孙桂英一家对卧室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干部早已是司空见惯。他们仍然懒洋洋地躺着，好像没有见到任何人一样。 王守伦进门后，对陈德华点了点头。 陈德华将马灯放在衣柜上，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玉米馍馍。 孙桂英一家陡然来了精神。大人和孩子都呼地一下坐直了身子，他们原先的那些非常暗淡的眼睛里立即燃起了绿幽幽的火苗。四个人像大小四只饿狼，贪婪地盯着陈德华手中玉米馍馍。不过，他们被干部和民兵揍惯了，骂惯了，都有些胆怯。他们坐在床上咕噜咕噜地咽着口水，却不敢贸然地扑向玉米馍馍。 陈德华把玉米馍馍掰成了四块。他给了孙桂英的两个女儿各一块，把第三块交给王守伦，把最后的一块捏在自己的手上。 两个女孩似乎不用咀嚼，一下子就把那块玉米馍馍吞了下去。接着，她们的眼光像闪电一样，在王守伦和陈德华的手上飞快地跳来跳去。 “你们两个娃儿出去！”王守伦对孙桂英的两个女儿呵斥道。 两个女孩慢吞吞地站起来，咽着口水，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走了出去。 陈德华把两个女孩送回她们的卧室后来到堂屋的门口，对站在天井里望风的郭发贵打了个招呼，关上房门，然后回到孙桂英的卧室。 王守伦从手中的玉米馍馍上掰下了一小块，问坐在床沿上的林国春和孙桂英：“你们两个肯不肯听我的话？” “肯听，肯听。”林国春夫妇齐声答道，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 王守伦把那一小块玉米馍馍递给孙桂英。 陈德华也掰下一小块玉米馍馍，递给了林国春。 王守伦欣赏了一阵两个人的舔手掌的优美动作，又掰下一小块玉米馍馍，说：“我喊你们做啥子，你们就要做啥子喔？” “做，做。”两个人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向王守伦表示着忠诚。他们的表白没有白费。两个人又各自得到了一小块玉米馍馍。 “你们恨不恨那个姓侯的？”王守伦突然问。 “不恨，不恨。”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不恨就没得吃。”王守伦宣布道。 林国春夫妇短暂地顿了一下，然后齐声喊道：“恨！恨！” “想不想整一火镰那个姓侯的杂种？”王守伦问。 “不想，想，不想，想……。”两个人乱糟糟地瞎说了一气。 “不想就没得吃。”王守伦宣布说。 “想！想！”两个人齐声喊道。 王守伦一边观赏着自己手里拿着的那一小块玉米馍馍，一边对林国春说：“老子要派你家婆孃去办一件大事，去整一火镰那个杂种。去之前，我给你家婆孃两个玉米馍馍吃，她要有力气才好整那个杂种——我也给你和你家的那两个妮儿一家一个馍馍。不管之件事情整得好整不好，你家婆孃和你家前头的那个妮儿都可以来‘大灶’吃饭。要是之件事情整好了，老子就把你家婆孃当成值勤的民兵对待，喊她去‘中灶’吃饭，每顿有一个玉米馍馍，——你也可以分点儿来啃。嗯……一天就是两个玉米馍馍，够你们一家人啃一阵了。肯不肯喊你家婆孃去干之件事？” “肯！肯！”林国春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你肯不肯？”王守伦问孙桂英。 “肯！”孙桂英也决断地说。 王守伦满意地点了点头，把手里的那一小块玉米馍馍全部递给了孙桂英。 陈德华也把他手中的那一小块玉米馍馍全部递给了林国春。 当林国春夫妇像饿狼一般地吞食着玉米馍馍的时候，王守伦倒背着双手，踱到墙边，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了下来。他像是忘了室内还有别的人，悠然地跷起二郎腿，点燃了一枝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想着心事。他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他原先打算要和盘托出侯亚昆虚报粮食产量，超卖爱国粮，致使玫瑰坝人捱饿的内幕，以激发林国春夫妇对侯亚昆的仇恨，然后再利用孙桂英来达到他的目的。然而，当他发觉林国春夫妇愿意为了玉米馍馍而上刀山，下火海后，就觉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了。他得意地想：“以前说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之阵有了大食堂，之句话就应该改成是‘有馍馍能使鬼推磨了。’等老子把那个姓侯的整掉，老子就要把公社里头的全部粮食都捏在手里头。到了那阵，坝子上的哪个男人会不听老子的指挥喃？坝子上的哪个女人会不同老子睡喃？”王守伦越想越兴奋，竟然盘算起他应该先去搞哪个女人，后去搞哪个女人来了。 陈德华见王守伦只是一个劲地吸烟，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已经忘了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了。他有些沉不住气，走到王守伦的身旁，往长板凳上一坐，低声提醒道：“之件事情王书记恐怕还要再说几句才好。” 王守伦像是从梦中惊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大口烟雾，威严地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然后才给孙桂英布置了任务。
侯亚昆做梦都没有想到王守伦会在他的背后使坏。他虽然也在“小灶”进餐，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拒绝吃肉吃蛋吃鱼，与全公社的社员群众同甘共苦。为了给社员们增加一点营养，他最近下令宰杀过两头耕牛。杀牛的那一天，连四类分子也喝了一汤瓢牛肉汤。他却一块牛肉也不肯吃，一滴牛肉汤也不肯喝，甚至连一根牛毛也不肯碰。他起五更，睡半夜，勤勤恳恳地为革命而工作。他带领着广大的革命群众，挖出了隐藏得很深的定时炸弹，化成美女的毒蛇，极其危险的阶级敌人，漏划的地主分子陈素芬。他带领勇敢善战的民兵，挡住或者抓回了绝大多数企图逃荒要饭，企图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的坏人。他带领无私无畏的党员和干部，不知疲倦地查禁私炊，与自私自利的坏思想进行英勇的搏斗，巩固了大食堂这个社会主义的阵地。他承担了所有的艰苦工作，使王守伦舒舒服服地当公社党委书记。可是，王守伦不仅不感谢他，却以他为敌，竟偷偷地调兵遣将，恶狠狠地向他扑了过来。 这天夜里，侯亚昆调解了两个基层干部之间的纠纷，检查了私炊，巡视了各个路口的岗哨，快到凌晨一点才回到他的房间。他又累又困，从保温瓶中倒出了一些热水，马马虎虎地洗了脸和脚，把脏水往天井里一泼，脱了外衣裤，吹了煤油灯，钻进被子就睡熟了。 过了一两个钟头，侯亚昆在迷迷糊糊之中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十分香艳的梦。似乎有一个温暖的女性的肉体正紧紧地偎依在他的怀里，散发着一种奇特的、迷人的芳香。接着，一只温柔的手慢慢地脱去了他的衬衣和内裤，轻轻地玩弄着他的下体。侯亚昆刚刚二十二岁，精力旺盛，火气十足，经受不起那只手的撩拨。他渐渐地清醒了，或者说是渐渐地糊涂了，或者说是渐渐地进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他虽然没有性的经验，可是，在对方的正确引导下，他以惊人的敏捷，一下子就翻了上去，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突破。 正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门被推开了。七八个民兵在民兵大队长林民义的带领下，手持火把，一涌而入，并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喧嚣。 侯亚昆也许是被吓瘫了，也许是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孙桂英的身上，毫无反抗地让民兵们用绳子把他和孙桂英紧紧地面对面地捆在了一起。 原来，在侯亚昆睡熟之际，林民义用小刀拨开了门闩，让孙桂英偷偷地溜进了侯亚昆的房间，钻进了他的被窝，搞了一些小动作。林民义带着一帮民兵，耐心地在天井里等了一阵。当他听到孙桂英发出的暗号后，立即叫手下的民兵点燃火把，踢开房门，齐声呐喊，一涌而进，当场捉住了侯亚昆。 住在天井里的罗兰音、费建新、刚来公社上任的武装部长关道忠和来玫瑰坝考察的县农业局的技术干部梁学元都被喧嚣声惊醒了。他们纷纷披衣起床，来到侯亚昆的房间里查看。当他们看到赤身裸体的两个人被面对面地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个都惊得灵魂出窍。过了好几分钟，梁学元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连忙回客房取来照相机，摄下了一组生动有趣的照片。 王守伦被民兵“请”来以后，倒是对冻得不住颤抖的侯亚昆产生了怜悯。他叫民兵解开捆住两人的绳索，让他们穿上了衣服，并叫一个民兵立即去陶家营，请区委的领导来玫瑰坝处理这件事情。
此时，原区委书记黄继福已经调任县卫生局局长。现任的区委书记宋子侠和区委的其他领导在下午三点过才赶到龙泉村。 林民义在王守伦和罗兰音的陪同下向区委的领导干部们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和几个民兵正在巡逻。突然，他们见到孙桂英一个人在黑夜中鬼鬼祟祟地行走。他们悄悄地跟着她，一直来到了侯亚昆的房间外。只见孙桂英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门便应声而开。当他们见到孙桂英溜进房间里去了以后，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商量了好一阵，这才点燃火把，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他承认，看清了床上的景象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吃惊，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区委的领导审讯侯亚昆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思维和说话的能力。他说，他受到了陷害，并且宣称自己是在梦中干的那件事。 孙桂英却一口咬定她只是应侯亚昆之召而已。她声称，她是地主分子，必须服从群众的管制，更要听从干部的命令。如果干部叫她朝东，她就不敢朝西。如果干部叫她上床，她就不敢不上床。 宋子侠等区委领导没有轻信两个当事人的口供，也没有轻信林民义的汇报。他们撇开公社的所有领导干部，撇开公社的所有民兵，深入到普通的社员群众中去，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好几个社员向宋子侠等人报告说，他们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曾经偶然地见到侯亚昆和孙桂英二人躲在没有旁人的角落里亲密地窃窃私语。有人还见到过这两个人有肢体上的接触。大量的事实表明，侯亚昆和孙桂英之间的确是有那种丑恶的关系。此外，连侯亚昆本人也说不出谁想陷害他。他承认王守伦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罗兰音与他只是在处理一些具体的工作上有一些很小的冲突，郭发贵、王守富、林民义等人对他一向唯唯诺诺，不像是对他有敌意的样子。 区委领导们想：亲不亲，阶级分。世界上绝对没有超阶级的爱。正像贾府中的焦大不会去爱地主阶级的小姐林黛玉一样，共产党员侯亚昆不会爱上地主分子孙桂英，更不可能主动地召地主分子上床。他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为指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认为这件事很可能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动向，绝对不能等闲视之。他们以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为武器，采取了正确的攻心战术，只是审问了七八个钟头，只把侯亚昆吊起来打了三四个钟头，只把孙桂英吊起来打了五六分钟，就成功地迫使二人分别交代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就这样，宋子侠等人揭露了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原来，解放后，地主分子孙桂英一直在盼望着人民公敌蒋介石率领蒋匪帮打回大陆来，复辟她所失去的旧社会的天堂。她痴心妄想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明白，连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都打不赢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蒋匪帮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回大陆来的了。孙桂英在绝望中想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她决定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和腐蚀革命干部中的意志薄弱者，把他们变成地主阶级在党和人民政府中的代理人，以便重新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侯亚昆正是这么一个意志薄弱者。他经不起孙桂英的美色的引诱，在地主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吃了败仗，成了地主阶级的俘虏。幸亏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革命警惕很高，及时发现了这个阴谋，革命的事业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危害。 此时，阑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受到了一些暂时的挫折，阑县人民正需要有几条可以让他们感到振奋的消息。当县委的几个领导同志见到了白马区党委和玫瑰坝人民公社党委送交给县委组织部的报告和那些裸体的照片后，都感到异常地兴奋。他们为玫瑰坝人民在阶级斗争的领域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干出点真正的成绩来而感到欣慰。于是，县委书记吴兴泉下令，把侯亚昆和孙桂英押送到县城，由他亲自进行审问。孙桂英慑于吴书记的威严，有问必答，补充交代了很多令人作呕的细节。侯亚昆最初还企图抵赖。经过几个公安人员的绳子、棍子、拳头和脚尖的教育后，他终于承认这些细节完全是真实的。 阑县县委在查明真相后立即撤销了侯亚昆的玫瑰坝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公社副社长的职务，开除了他的党籍。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两个反面教员，县委召开了一次有县、区、社这三级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让孙桂英和侯亚昆在会上“现身说法”，向与会者交代他们的罪行和错误。孙桂英首先谈了一通她试图在党和政府内寻找代理人的罪恶目的，然后恬不知耻地给大家介绍了她几个月来勾引和腐蚀侯亚昆的具体过程，包括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卑鄙丑恶的细节在内。侯亚昆则在大会上讲述自己不注意思想改造，对阶级敌人缺乏警惕，被阶级敌人的美色打败，最后走向堕落的经过。两个人讲的故事前后呼应，其情节复杂曲折，内容新鲜别致，使广大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又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双江地委的领导同志表扬了阑县县委。他们认为，阑县县委让阶级敌人和犯错误的干部“现身说法”的做法是一个创举，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干部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增强他们的免疫力，防止他们被阶级敌人所腐蚀。为了让更多的干部受到教育，地委把孙桂英和侯亚昆二人借了去，派专人押着他们在双江地区所辖的十个县里巡回“现身说法”，充当反面的教员。为了增强效果，押送他们的人让孙桂英穿上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套粉红色丝绸衣裤，在她的头发上乱糟糟地插满了各种各样的演安剧用的假首饰，还在她的脸上搽了两块膏药似的血红的胭脂，把她打扮得既妖媚，又可笑。那些人当然知道，地主婆喝了很多劳动人民的血汗，必定有些肥胖。他们虽然不能在短期内把孙桂英喂肥，也尽量让她吃饱喝足，把她养得红光满面，使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地主婆。他们还知道，原先的革命干部在当了阶级敌人的精神俘虏后必然要变得虚弱和憔悴。因此，他们除了在身体和精神上折磨侯亚昆外，还让他少吃一些，很快就把他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使他的形象更有教育的意义，给了听众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于孙桂英来说，即使有面对听众时要被捆一绳子的不便和侯亚昆对她的怨恨的目光，这段时期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吃得好，穿得暖，不用像平时一样辛勤地操劳。她真诚地喜欢当一个反面教员。为了使革命干部们对像她这样的化为美女的毒蛇有更高的警惕，她把自己的故事越讲越详细，越讲越精彩，越讲越猥亵。很多领导干部在听了她的故事后意犹未足，纷纷要求把孙桂英和侯亚昆借回本单位去“现身说法”，好让本单位的普通群众也能受到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么一来，孙桂英和侯亚昆成了供不应求的香饽饽，在双江地区的各个县“现身说法”达八个月之久。 “现身说法”结束之后，阑县县委决定，鉴于侯亚昆在最后的一刻有所悔悟，态度非常诚恳地向党组织承认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在“现身说法”期间同孙桂英配合默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所以对他免予刑事处罚，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送县国营农场当一个农业工人，以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鉴于孙桂英在“现身说法”期间的表现非常好，没有隐瞒她的那些肮脏的令人恶心的反革命的伎俩，起到了一个出色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各级领导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阑县县委决定，对她免予刑事处罚，送回玫瑰坝，交群众继续监督改造。 这次事件不仅给孙桂英带来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也给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带来了好处。王守伦信守诺言，奖励孙桂英在“中灶”吃饭，让她的那个拖油瓶女儿到“大灶”吃饭。王守伦甚至允许孙桂英的家属在她外出“现身说法”期间打回她的那份“革命汤”，代她领回执勤的民兵才能领取的玉米馍馍。这么一来，她的一家就从死亡的阴影下走了出来。
王守伦利用孙桂英搞掉侯亚昆，独揽了玫瑰坝人民公社的一切权力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作了巨大的退让。他中止了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的宏伟工程。他还放弃了集体主义的原则，允许社员群众自己救自己。王守伦甚至公开宣布，谁采到的野菜归谁吃，社员在家里举火私炊也不算犯法。 于是，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拖着虚弱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爬上山，搞回了一些草根和树皮。大炼钢铁的时候，社员们家里的炉灶被拆毁了，铁锅被炼成了铁疙瘩。侯亚昆制止私炊时，社员们的沙锅被砸碎了。这时候，社员们找来几块石头，支起罐子、缸子之类的容器，生上一小堆火，煮熟一些连猪也不肯吃的食物，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奇怪的是，尽管没有依靠集体的力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却得到了控制。
第四十二章
这是王守伦的黄金时代。 过去，冯东明和侯亚昆这两个人虽然对他毕恭毕敬，事事向他请示汇报，可是他们对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道理十足，他没法说不好。他们有意无意地篡夺了他的权力，使他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傀儡。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满足于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他要是感到无聊了，也只是去强迫颜惠玲陪他睡上一觉。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如今，他的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像冯东明或者侯亚昆那样的强人的阴影了。新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罗兰音正忙着同县商业局的一个干部搞对象，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对公社里的事情是能少管就少管。公社文书费建新和武装部长关道忠刚参加革命不久，此时正在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争取入党。他们对他俯首帖耳，一味讨好，活像两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于是，王守伦终于当上了玫瑰坝的名符其实的主人。他不仅控制了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党政大权，还控制了公社里的每一个人的饭碗。对于玫瑰坝的人来说，他比过去的皇帝还要威风，还要显赫。 这天上午，王守伦决心要完成一件在他的心中已经放了很久的大事。他提前吃了早饭，叼着一枝香烟，不时对向他致意的路人微微地点一点头，摇摇摆摆地朝陈素芬居住的草棚子走来。 陈素芬过去一直住在公社办公室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后来，侯亚昆发现了她是一个漏划的地主分子，便当机立断，立即把她和她的那个地主崽子从那个房间里赶了出来，以防这个十分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窃取公社的机密，暗害革命的干部。陈素芬和王守礼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簌簌地颤抖了好几个钟头，这才得到侯亚昆的允许，住进了苗瑞云被捕后就一直弃置着的那间四面漏风的草棚子。 阶级敌人照例是不准闩房门的。王守伦也不敲门，径自推开房门，便跨了进去。 陈素芬和王守礼围坐在拆除了地炉子后留下的土坑旁，手里端着个土巴大碗，正在大口大口地吃蕨根。土坑里余烬未熄。坑边放着一个熏黑了的带着水槽的泡菜坛子。显然，他们碗里的蕨根就是用这个泡菜坛子煮熟的。 陈素芬见有人进来，仍然像过去一样，迅速地放下手中的土巴碗，礼貌地站了起来。 “嚄，正在吃好东西呢。”王守伦笑嘻嘻地说。“坐朵慢慢儿吃。坐朵慢慢儿吃。不要管我。” 陈素芬见是王守伦，微微一笑，说：“是呀，俗话说，‘雷都不打吃饭人’。王书记也不会训斥我们这些正在吃草根的地主分子。我们吃的是蕨芨根根。王书记是吃惯了‘小灶’的人。蕨芨根根肯定不合王书记的胃口，所以我就不虚情假意地请王书记尝了。”她走到墙边，搬起一个树疙瘩，递给王守伦，说：“我们家没有凳子。王书记就在这个上面将就着坐吧。” “多谢多谢。”王守伦说。他接过树疙瘩，把较平的那一面翻向上方，小心地坐下，然后连声说道：“不要管我。你们吃。你们吃。” 陈素芬回到土坑旁坐下，端起她刚才放在地上的碗筷，对刚才跟着她站起来的王守礼说：“坐下来慢慢吃。不要着急。还要好一会儿才上课。” 王守伦点燃一枝香烟，一边抽烟，一边四处打量。 室内没有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靠着南墙的地板上有两个地铺。枕头的旁边放着几件折叠整齐的衣服。土坑附近的西北角堆了一些当作燃料的枯枝。北墙下有几个桶罐盆瓢之类的东西。旁边的一小片竹席上摆放着一些洗净了的蕨根。陈素芬被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时间不长。比较起来，她的家在玫瑰坝还不算穷。她和王守礼至少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们的被褥也不是十分破旧。 王守礼吃完了碗里的蕨根，背上书包，给陈素芬和王守伦打了个招呼，然后便上学去了。 陈素芬一声不响，慢慢地吃着蕨根。她表面上虽然平静，内心其实有些紧张。她知道，王守伦此行没安什么好心。不过，她一时还猜不出这个家伙究竟想搞什么鬼名堂。 王守伦深吸了一口香烟，故作庄重地说：“我来是要通知你一件事情。嗯……之展个儿是社会主义了。嗯……‘按劳分配’。不劳动的人不给吃。你好久都没有劳动了。要不是我给食堂里头打过招呼，他们早就不打饭给你了。群众对之件事情一直很有意见。前两天，群众把之件事情反映到区上去了。结果我遭区委的宋书记狠狠儿地刮了一顿胡子，把我刮惨了。我也不敢跟他顶。嗯……从今天下午开始，你和守礼就不要再去大食堂里头打饭了。” 陈素芬的手一抖，夹到了嘴边的蕨根落到了地板上。 她从大食堂打回来的“地富汤”虽然稀，里面的碎玉米叶和青菜还占了“干货”中的一大半。可是那“地富汤”中毕竟还有一两左右的洋芋，算得上是正经的食物，是她和孩子赖以维持生命的最重要的食品。 陈素芬捡起落在地上的蕨根，把它放在王守礼用过的那个土巴碗里，准备等阵洗洗再吃。然后，她抬起头来，尽量镇静地说：“怎么没有劳动？我不是每天早上都要去扫街吗？” “那不算。”王守伦说。“那是四类分子的义务劳动，是强制性的劳动改造，不是正式的劳动。” “什么是正式的劳动呢？”陈素芬问。“在托儿所看孩子算是正式的劳动吧？可是，你们这些干部说我会毒害孩子，把我赶了出来。后来你们又说我是非农业人口，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想离开玫瑰坝，去县城里摆摊，做小买卖谋生，应该算是正式的劳动了吧？可是你们又不开证明，不准我去。” “不是不准你去。是你去不得。”王守伦耐心地解释道。“上面有规定。乡坝头的人只能住在乡坝头，不可以迁移进城镇里头去。之展个儿城里头查得严得很，到处都在抓盲流。乡坝头的人去城里头走亲戚，就是睡一晚上都要办暂住证，最多也不可以超过十天。过了十天还不走，就要遭当成盲流抓起来劳改。之些人还是贫下中农呢！你要是进了城，就是逃亡地主。你遭抓了，劳改恐怕就是松活的了。整得不好，你想好好儿地死都还死不成呢！” 陈素芬沉默了一阵，然后强笑着说：“不在大食堂吃饭也行。我马上就去找陈德华，把我的购粮本要回来。” 陈素芬和她的孩子现在虽然必须在大食堂里吃饭，可是他们的“非农业人口”身分却并没有改变。大食堂每个月都要派人拿着名义上属于她和王守伦、刘天仁等“非农业人口”的购粮本去陶家营的国家粮站购粮。陈素芬前几年当炊事员时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三十斤。现在她属于社会闲杂人员，国家的粮食又有困难，所以她的粮食定量减成了每月十六斤，平均每天五两多。这点粮是不多。可是，如今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在大食堂的“大灶”上吃饭的人每天只能吃到二两粮。相对而言，“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定量就显得非常高，而他们的购粮本也就可以称得上是无价之宝了。 “那不行。”王守伦回答道。“上级一再指示，大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决守住。要回购粮本就是退出大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坚决地斗争，狠狠地打击。” 陈素芬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她说：“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让我们打饭，又不把购粮本还给我们。你不如干干脆脆地说不准我们活罢了，免得我们不识时务，硬要活下去。” 王守伦嘿嘿地干笑了几声，辩解道：“不是我不要你打饭，是上头不准我要你打饭。其实，你应该晓得，我一贯是为向你的。你不记得啊？那次开你的斗争会，侯亚昆那个杂种捆你，打你。我喃？我一个小指拇儿都没有碰过你。我看朵你遭不住了，就赶紧宣布散会。要不是我，你不晓得还要受好多冤枉罪呢。” “这么说来，你来的目的是叫我们母子俩自杀，免得我们慢慢地饿死，多受些冤枉罪，是吗？”陈素芬冷笑着问。 王守伦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还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陈素芬问。 王守伦嬉皮笑脸地说：“大食堂靠不住，我还靠得住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陈素芬皱着眉头问。她已经嗅出了王守伦口里冒出来的那股毒气。 王守伦像是在变戏法，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接连拿出了三个玉米馍馍。他见陈素芬的咽喉接连动了几下，显然是咽下了好几口唾液。于是，他阴阳怪气地说：“只要你肯和我来一回，之三个玉米馍馍就是你的了。” 陈素芬气得浑身哆嗦，许久说不出话来。 “答应了？”王守伦问。他站起身来，准备着一手交钱，一手收货。 陈素芬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她显得很愤怒，似乎随时都会爆炸开来。然而，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冷笑着说：“这么说来，你不怕被我腐蚀，不怕当我的俘虏，不怕丢了你的那顶乌纱帽？” 其实，王守伦早就想过这些问题了。他在革命队伍中混得久了，当然懂得其中的规矩。他知道，如果他搞的是一个贫下中农，那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暴露后作个检查就可以过关了，最多也就是受个记过的处分而已。然而，如果他搞的是一个地富分子，他就有可能卷入一场非常严重的阶级斗争。上级将会认为，他受到了阶级敌人的腐蚀，当了阶级敌人的俘虏，变成了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这种事情一旦暴露，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和党籍就要丢掉。正因为如此，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去找过颜惠玲了。他觉得，搞那个女人的风险太大，不是那么值得。可是，陈素芬实在是太漂亮，太有魅力，太高贵了。王守伦觉得，如果搞上了陈素芬，他的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为了搞上陈素芬，他愿意冒这个险。因此，他坚定地回答道：“只要你和我好，我啥子都不怕。” 陈素芬看了看这个涎皮厚脸的无耻之徒，看了看他手上捧着的三个玉米馍馍，轻蔑地说：“哼，难道我就只值三个玉米馍馍吗？” “只值三个？”王守伦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你又不是不晓得？之展个儿的三个玉米馍馍比以前的三个金元宝还要值钱！”他也许是被自己最近取得的多次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一点也不夸张，他说：“老实给你说。前天我才干了一个十五岁的黄花闺女，还从来没有启过封的，我才给了她一个玉米馍馍。” 陈素芬恶心地呸了一声，说：“不要脸！”她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不是一个十五岁的黄花闺女。我是你的四伯母！你少在我的面前耍流氓！王守伦，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你干这些丧尽天良的坏事，就不怕遭雷打吗？” 王守伦嘻嘻一笑，说：“遭啥子雷打啊？老冯早就说过，那些都是地主阶级用来欺骗我们劳动人民的封建迷信。世界上根本就没得啥子雷神，也没得啥子阎王。我们革命的人民根本就不害怕之些东西。” 陈素芬无言以对，只是胸部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 王守伦向前走了一步，无耻地笑着说：“你家的娃儿都那楷家大了，又不是没有看朵过男人的那根东西，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喃？我王守伦说话算话，只要你拿给我干，我就等你和你家儿子回大食堂去打饭。不光是回去打饭，我每天还要给你一个玉米馍馍。干一回，我再给你三个玉米馍馍。我晓得你把自己看得金贵。全县最标致的婆孃嘛。其她的婆孃我一次只是给她一个玉米馍馍。你我一次给你三个。每天还有一个，不干都有！你还想咋个啊？” “你给老娘滚出去！”陈素芬脑怒地喊道。她见王守伦睁大眼睛，像是没有听懂她的话似地呆呆地站着，就补充道：“告诉你，我就是饿死，也不吃你的玉米馍馍，也不准你碰我一下。你要是想动武，你就来试一试。你不要以为你的力气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的力气虽然小，也有对付你的办法。你如今是上等人，我如今是下贱人。如果是一命换一命，我一点也不吃亏。” 王守伦吃过颜惠玲的亏，当然知道陈素芬指的是什么。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似乎陈素芬正要扑将过来，抓住他的那两个蛋，要了他的那条富贵命。不过，他对陈素芬的强烈反应也不是十分惊讶。在他最近搞过的女人中，有几个女人最初也张牙舞爪，宁死不从。可是，过不了几天，那些女人捱不过饥饿，只好撕下自己的面皮，跑来找他。王守伦也算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那些女人屈服了，他就不计旧恶，照样把玉米馍馍递给她们。此时，他就只是对陈素芬宽容地笑了一笑，说：“你好好儿地想一火镰。肚子饿了，遭不住了，就来找我。我说话算话：一天一个玉米馍馍，还可以回大食堂打饭。干一回，再多给你三个玉米馍馍”说完这话，他把那三个玉米馍馍放回衣袋，转过身来，扬长而去。 陈素芬见王守伦走远之后，蹒跚地走到门口，掩了房门，然后伏在地铺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过了好一阵，她渐渐地止住了哭泣，从地铺上爬起来，洗了洗脸，洗了洗已被眼泪湿透了的枕巾，将它晾在门背后的麻绳上。接着，她用清水涮了涮刚才落到了地上的那条蕨根，把它放进自己的土巴碗里。她端着碗，坐在土坑旁的树疙瘩上。土坑里的柴火早已熄灭。她碗里的那几条蕨根也已经冻得冰凉。她怔怔地看着碗里的那些蕨根，却忘记了举筷。她又想起了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
她的哥哥陈进在接到了她的求援信后，便给当时的县委书记曾世杰打了一个电话，干与了冯东明的案子。不久之后，县委把他调到“红军水库”的工地上去担任副总指挥的职务。据后来被调往县文化馆工作的谭小玉讲，这个副总指挥是正社级。因此，冯东明的官职不仅没有降，反而还升了半级。 陈素芬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她认为，冯东明已经脱离了危险，不再需要用王春花的名字来保护自己了。她暗自决定，只要见到冯东明，她就要设法让他提出结婚的事来。然后，她就愉快地接受这一建议，投入到冯东明的怀抱中去。 可是，冯东明去水库工地后就一直没有回过玫瑰坝。陈素芬虽然设法去工地上看过他几次，却总是找不到同他单独谈话的机会。冯东明显然非常忙。同她谈不上几句话，就会有人来找他，同他谈与工程有关的事情。因此，她的那个小小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冯东明也就一直没有说出求婚的话来。 当然，冯东明并没有忘记陈素芬母子。只要有人到玫瑰坝来，他总要请这个人带一大包散发着浓烈的汗臭的脏衣物来给陈素芬，请她帮他清洗干净。带这些脏衣物来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就在这些污浊邋遢的衣服里，竟然隐藏着五六个玉米馍馍。陈素芬不知道冯东明是怎样搞到这些食物的。她也不敢声张。等到夜深人静，她才叫醒王守礼，在黑暗的掩护下，同他偷偷地分享这些同仙丹一样珍贵的东西。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她无法理解的原因，陈进突然被撤销了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并受到了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冯东明也被隔离审查了。这两个保护人一垮台，她就从一个饱受恶霸地主欺凌迫害、对旧社会无比痛恨、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乞丐女摇身一变，成了剥削和压迫穷苦农民、对旧社会非常怀念、对新社会刻骨仇恨的地主婆。于是，她被戴上了“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对于陈素芬来说，被捆成粽子一样地捱斗，听干部们声色俱厉地训话，被迫干又脏又累的“义务劳动”，都是可以忍受的事。可是，同十来岁的儿子一起捱饿却使她感到难以忍受。每当她见到儿子迅速消瘦的脸庞和跳跃着饥火的目光，她就感到心里一阵又一阵地剧痛。同玫瑰坝的其他饥民一样，陈素芬母子吃过的东西是数也数不清：洋芋苗、小猪草、竹叶菜、酸浆草、青苔、红萍，麻雀、青蛙、田螺、蚱蜢、蚂蚁、老鼠、等等，等等。由于侯亚昆抓私炊抓得厉害，好几次，他们还没有把这些东西煮熟，就赶紧把它们吞进肚子里去了。如果是在过去，那些鲜血、腥气和怪味早就让她呕吐了。如今，这些东西却鲜美无比。这些美味佳肴是很难搞到的。在侯亚昆当权的时候，陈素芬也被赶去同公社社员们一起深翻土地，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很少有时间去搞点东西吃。侯亚昆倒台后，除了阶级敌人们必须参加的“义务劳动”外，王守伦倒是没有强迫她干别的农活了。可是，这时仍然是天寒地冻，除了天上飞的很难抓到的鸟雀之外，其它的小动物都绝了迹，野菜也还没有发芽。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搞到一些草根和树皮。这些东西只能使人暂时减轻一些饥饿的感觉，却不能够提供多少营养。她和孩子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如今，她上山去采集草根和树皮的时候走一步就要喘三喘。她担心，再过几天，她就再也爬不动山了。那时候，她就连草根和树皮也搞不到了。 如果是在旧社会，陈素芬早就带上她的孩子，一只手拿着一个土巴碗，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打狗棍，出去挨家挨户地讨饭，以求一条生路。几千年来，那些因为天灾人祸而无以糊口的人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可是，如今解放了，讨饭就是在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就是盲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玫瑰坝也有几个莽汉成功地避开了沿途众多的民兵，企图去县城里要饭。然而，他们刚刚走进龟城镇，就被公安人员捉住。他们被劈头盖脸地痛揍一顿，在拘留所饿着肚子关了一天，然后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来。几次以后，玫瑰坝的人都变老实了。他们即使被饿死，也不敢出去讨饭，不敢去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了。 正所谓：“屋漏更遭连阴雨。”陈素芬本来就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趁火打劫的强盗。王守伦已经明白地表示了想要奸污她的意图。如果她屈服了，王守伦就可以给她和孩子一口饭吃，让他们母子俩继续活下去。如果她不肯屈服，王守伦就要卡住那点“地富汤”，剥夺她和孩子的那点可怜的洋芋片，让她和孩子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加速前进。 陈素芬不愿向王守伦屈服，因为她心中只有冯东明这一个人。她也不愿意被饿死，因为她死了之后，她的孩子肯定也会因冻饿而死。再说，她也抛不下冯东明和陈进等几个亲人。然而，她现在似乎只能在这两者中间作一个选择了。她感到很惶恐。她想了又想，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作不出选择。这样的思考似乎很费体力。陈素芬很快就头晕腿软，遍体虚汗，像是患了重病一样。 大食堂开饭的钟声敲响了。陈素芬怀着侥幸的心理，叫儿子拿着两个土巴碗，去“四类分子灶”打他们的那两份“地富汤”。她不敢亲自去。她怕自己不能平静地对待被拒绝打饭的现实，在众目睽睽之下流下泪来。 不出所料，王守礼拿着空碗，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家中。这天晚上，陈素芬和她的儿子仅仅吃了一些苦涩的蕨根和树皮，早早地就躺下了。
陈素芬咬着牙，含着泪，苦撑了三天。第四天的上午，她从水泉儿挑了半担水，三步两歇，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家。因为她的身体虚弱，这半担水就把她搞得汗水淋淋。她把水倒进水缸，把扁担和水桶放好，然后便一屁股坐在一个树疙瘩上，呼哧呼哧地喘气。 她还没有缓过气来，一个叫做王达兴的小孩在门口出现了。他焦急地说：“四奶奶，三十七叔昏倒了。魏老师喊我来喊你。”王达兴与王守礼同岁，是王守礼的同班同学。他比王守礼低了一辈。根据旧习惯，他依着排行，将王守礼称为三十七叔。王达兴的父亲王守德是个党员，在“中灶”打饭，每顿有一个玉米馍馍。王守德尽管自己也很饿，却总是要把自己的那个馍馍分一些给儿子吃。因此，王达兴是少有的几个有力气四处乱走的孩子之一。 陈素芬跟在王达兴的身后，慌慌张张地来到了玫瑰坝小学。
玫瑰坝小学设在原先的王家祠堂里，总共只有三个班。祠堂的大殿中央放了几张桌椅，充当学校的办公室。几间厢房用作教室和教师宿舍，其它的厢房里堆放着公社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寒冷的冬季，教室的窗棂上会糊上一层旧报纸保暖，使室内的光线变得非常昏暗。黑板上的粉笔字很难辨认，课本上的铅字也需要凑近了才看得清楚。教室里没有生火，冬季的气温接近摄氏零度。这些年来，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社员们的长远利益，公社把卖爱国粮、卖爱国猪、卖爱国蛋所得的不多的钱都用来大炼钢铁，购买奖旗奖状，购置一些根本就不能使用的“新式”农具，其目的是要迅速地扩大再生产，让社员们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公社暂时没有给社员们分现金。社员们没有其它的收入，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添置过新的衣物了。缺衣少鞋的孩子们一边上着课，一边打着哆嗦。正像《西康日报》的记者所说的一样：“孩子们一想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子就暖烘烘的，心里就亮堂堂的。他们不怕困难，不畏严寒，在艰苦的条件下，正在为革命而努力地学习着。” 这是课间休息的时间。天井里的石台阶上坐着大大小小的二十来个衣服破烂的孩子。他们个个瘦骨嶙峋，目光呆滞，面色蜡黄，正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 陈素芬心急如焚，眼睛里根本就看不见这些在报刊杂志上所说的幸福的儿童、公社的小主人、社会主义祖国的花朵。她走进大殿，却见到王守礼好好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捧着一个白色的搪瓷杯，正在咕噜咕噜地喝着热开水。 站在王守礼身旁的程定国老师见陈素芬进来，忙笑着招呼道：“陈大……”他本来习惯地要说：“陈大姐”，却突然想起陈素芬现在已经是阶级敌人了，把她称为“大姐”显然不合适。于是，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没头没脑地说：“已经缓过来了。魏老师刚到我们学校，还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就叫一个学生把你请来了。” 魏老师叫魏锦雯，只有十七岁。她在阑县中学初中部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玫瑰坝小学来当老师。由于这年的教师指标很晚才下，所以她在两天前刚来上任。魏锦雯在几分种前才得知王守礼是个地主崽子，此时正在为自己对这个小坏蛋表示了过多的关心而感到后悔。当她听到陈素芬对她表示感谢时，立即皱了皱眉头，撇了撇嘴角，表示她不肯与陈素芬这样的坏人同流合污，显示了一个革命教师应有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高尚的无产阶级气节。 “王守礼，你要是感到不舒服的话，今天就不用上课了。你跟你妈妈回去休息吧。”程定国说。 “我没得啥子了。我想上课。”王守礼说。 陈素芬此时已经猜到，王守礼是因为饥饿而晕倒的。她想，让孩子回家躺一躺也好，至少可以节省一些体力。于是，她强忍着眼泪，好言好语地说服了孩子。她再次感谢了学校的两个老师，然后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中。
陈素芬坐在一个树疙瘩上，看着地铺上的孩子，发了好一阵呆。然后，她像是被鬼魂附了体，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出了门。此时，她的头脑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她似乎是身不由己地向前走着。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草堆上行走，脚下软软的，一点也使不上劲。 一阵冷风吹来，陈素芬打了一个寒噤，突然清醒了。她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糊哩糊涂地来到了王守伦家的大门口。她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感到万分羞愧。她的因营养不良而变得焦黄的脸上也浮现了两朵红云。她连忙转过身来，向家中走去。 这时，王守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拦住陈素芬的去路，面带胜利的微笑，问道：“想通了？” “想通什么？”陈素芬愤怒地问。“让开！让我过去！” 王守伦笑得更加得意了。他知道，饥饿正在陈素芬的身上施加着巨大的压力。他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个女人就会向他屈服了。 “让开！让我过去！”陈素芬又喊了一次。 “我让，我让。”王守伦像是一个宽容的父亲在对一个撒娇的小女孩说话。他站在一旁，见陈素芬仍然嫌恶地盯着他，似乎要他再退后几步，就说：“之楷宽都过不去？我又不是癞子，怕啥子嘛？” 好像王守伦真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陈素芬远远地躲着他，绕了一个大弧，这才走了过去。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离开王守伦以后很久，她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她的力气已经消耗得太多了。她扶着一棵树站了一阵，以恢复一点体力。 她突然觉得王守伦的话中有几个字似乎很有意义。“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陈素芬想。她定了定神，回忆着她同王守伦的对话，分析着其中的每一个字。“对了！”她情不自禁地轻声喊道。“对了。”她想。“是‘癞子’这两个字。是丁癞子！”她感到了一阵狂喜。“如今在玫瑰坝，只有丁癞子家不是公社的社员。只有他家才有粮食！只有丁家才救得了我们的命。”想到这里，陈素芬似乎浑身都有了力量。她立即撞撞跌跌地朝着癞子坡的方向走去。
陈素芬的确是太虚弱了。平时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的路程，她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才走到。 一条硕大的黑狗从地上一跃而起，冲着陈素芬汪汪地叫了起来。 看着这坝子上仅存的一条狗，听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吠声，陈素芬在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充满了生机的玫瑰坝，忍不住流下了几滴眼泪。 丁成贵已经迎了出来。他见来人是陈素芬，高兴地大叫道：“妈，春兰，是四奶奶。四奶奶来了。”接着，他一把揪住那条黑狗的脖子，低声责备道：“小黑，不准再叫了。四奶奶都认不朵了？你之个没得用的家伙。” 沈玉莲和林春兰应声出了门。她们大声地向陈素芬打着招呼，快步走过来，把她搀进屋里，让她在地炉子旁的长板凳上坐了下来。林春兰又有了身孕，是坝子上这一年唯一的一个怀孕的妇女。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大人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这一家人都穿着崭新的棉衣棉裤，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他们同面黄肌瘦的陈素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四奶奶，喝点儿涨水。”陈素芬坐下不久，林春兰就把一个大碗递了过来。 一股甜甜的蜂蜜味钻进了陈素芬的鼻孔。“是蜂蜜。”她想。她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尝过蜂蜜了。她小心地喝了一口蜂蜜水，眼泪又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 屋子里非常安静。大家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阵，林春兰才打破了寂静，说：“四奶奶快点儿喝。等阵冷了，就不好喝了。” 陈素芬用左手端着碗，腾出右手，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对沈玉莲说：“丁姨妈，我是……我是来……要饭的。” 沈玉莲爽快地说：“四奶奶放心。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和你家幺幺吃的。” 丁成贵说：“春兰说起过四奶奶好几次了。只是我们不敢来找你。怕遭那几个干部看朵。我们害怕那些干部晓得我们有点儿粮，就派民兵来枪。” 沈玉莲叹了一口气，说：“早就晓得你们大家没得吃的了。但是，坝子上那楷多人，我们的粮食有限，帮不过来。又怕在干部的眼睛前头晃多了，惹些麻烦事。之展个儿我们都不到坝子上去晃了，有啥子事情都请春兰娘家屋头的人帮忙。昨天春兰家爸爸说，王守伦那个杂种把四奶奶家的‘地富汤’卡掉了。春兰和成贵就在说要给四奶奶送点吃的东西来。先才我们还在商量之件事情呢。” 陈素芬听了这话，眼泪又流了出来。她一边哽咽，一边说：“丁姨妈……丁大哥……丁大嫂……你们真是好人。……我和守礼就……全靠你们了。” “四奶奶咋个没有喝涨水喃？快点儿喝啊？”林春兰催促道。她在地炉子上放了个小铝锅，烧了一些水，然后拿来了半碗醪糟，几个鸡蛋。 “不，不。”陈素芬慌忙说道。“给我煮几个洋芋就行了。不要煮醪糟蛋。留着你们自己吃。” 林春兰笑着说：“好不容易才看朵四奶奶。四奶奶是客，咋个可以连醪糟蛋都不煮喃？反正是我们自家的鸡下的蛋，没得啥子。我们每天都要捡五六个鸡蛋。四奶奶快点儿把涨水喝完。喝完涨水再吃醪糟蛋。” 陈素芬也就没有多说话了。 与此同时，沈玉莲和丁成贵商量了一通怎样才能避开党员和干部的耳目，把粮食悄悄地送到陈素芬的手里。 林春兰一共煮了六个鸡蛋。陈素芬吃了三个，喝了醪糟水，盯住剩下的三个，就再也舍不得吃了。 林春兰明白陈素芬的心思。她默默地拿来了两张白菜叶。 陈素芬感激地看了林春兰一眼。她接过白菜叶，把那三个鸡蛋包了起来。 “吃点儿玉米馍馍。”林春兰说。她拿来了一个玉米馍馍。这个玉米馍馍比大食堂的大多了，大约要八两玉米粉才能做出来。 陈素芬接过玉米馍馍，却不肯吃。她要把它带回家，同孩子一起分享。 “吃嘛。”林春兰催促道。“等阵再给四奶奶一个带朵回去。” 陈素芬犹豫着，还是没有吃。 “幺幺还在屋头饿朵肚子等四奶奶，四奶奶咋个吃得下去喃？”沈玉莲说。她回过头来，对陈素芬说：“等阵成贵送四奶奶，要指个地方给四奶奶看。我们在那儿摆个坛子，二天成贵每天在坛子里头摆两个玉米馍馍，四奶奶每天自己来拿。我们不敢喊四奶奶天天来屋头，怕遭那些干部看朵。菩萨保佑，那些干部想不起我们之家人就好。他们想起来了，我们之家人就要跟朵大家饿肚子了。” 林春兰又给陈素芬拿来了一个玉米馍馍，几颗白菜和一个撮箕。 陈素芬撕下几张白菜叶，把它们垫在撮箕里，将那两个玉米馍馍和三个鸡蛋放进撮箕，撕下其它的白菜叶，把它们覆盖在馍馍和鸡蛋的上面，然后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对着沈玉莲，丁成贵和林春兰捣蒜似地磕头。 沈玉莲连忙把陈素芬拉了起来，说：“不要之楷家！不要之楷家！大家都是朋友。以前四奶奶也帮了我们好多的忙。可惜我们的粮不多，帮不朵坝子上的其他的乡亲。但是，四奶奶我们咋个都是要帮的。” 陈素芬出了门后，又跪在地上，对着丁万金居住的那间屋子磕了几个头，这才对沈玉莲和林春兰千恩万谢地道了别，拎着撮箕，跟在丁成贵的身后，离开了癞子坡。
第四十三章
陈素芬的饭量向来就小。她过去每顿只能吃三两粮左右，每天的饭量也就是六两粮左右。如今，由于膳食里没有一点油荤，她每天需要吃一斤粮左右才能够吃饱。王守礼正在长身体，每天可以吃掉一斤半。丁家每天给的那两个玉米馍馍每个有八两左右的玉米粉，一共就是一斤六两。因此，陈素芬和王守礼每天仍然需要补充一些草根和树皮之类的食物。即使是这样，他们吃到口里的粮食仍然比坝子上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吃到的要多很多。仗恃着这些玉米馍馍，陈素芬变得更加狂妄自大。她对王守伦的善意视若无睹，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执意不肯满足王守伦的革命工作的需要。 王守伦的手里有粮食，就有了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自从粮食困难以来，他一向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根据以往的经验，王守伦相信，要不了五天，饥饿就会迫使陈素芬投入到他的怀抱里来。然而，十五天过去了，他盼望着的这一艳福仍然迟迟没有降临。当然，他并没有白白地放过这十五天。他在这段时间内又成功地征服了另一个女人。可是，任何女人的香津都扑不灭他对陈素芬的欲火。这股邪火越烧越旺，使得他坐不稳，卧不安，干不好革命的工作。他再也沉不住气了。这天下午，他早早地吃了晚饭，沿着石板街，朝陈素芬居住的草棚子走来。 太阳站在西山之巅的铧头尖上，同情地注视着坝子上的面黄肌瘦、衣衫襕褛的人们。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刚从大食堂打来了饭。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天井里的石台阶上，一边尽情地享受暖融融的余辉，一边专心致志地喝着只有一丝热气的“革命汤”。偶尔，一只蚂蚁迷了路，闯进了阳光灿烂的天井。它立即被投进“革命汤”中，为革命献出了它的那一点蛋白质。草根们、绿芽们和树皮们此时正在室内的瓦盆里或陶罐中咕咕地翻腾着，很快就要充当人们碗中的美味佳肴了。几个只穿着上衣、光着屁股的六七岁大的孩子还没有学会细品“革命汤”的诀窍。他们三口两口就喝完了自己的那份“革命汤”。此时，他们正伸长脖子，默默地立在大人们的身旁，时刻准备用舌头去清洁父母的碗筷。 平常，每当王守伦从敞开的大门外看到天井里的这一幅幅的画面时，他的心中多少也会产生一些波动。不过，他此时的一门心思都在陈素芬的身上。他无暇多想，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离那间草棚子还有很远，王守伦身上的热血就开始沸腾了。他的视觉变得异常地敏锐。他老远就看见，陈素芬正端着一个土巴碗，面对着石板街，坐在门槛上吃东西。那破衣旧裤丝毫不能掩盖她的攫人魂魄的美丽。她像是一个女神，身上似乎散发着五彩的光芒。王守伦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恨不得猛扑上去，把他的心上人抱入怀里。 突然，王守伦起了疑心。他记得，陈素芬一向是坐在饭桌旁规规矩矩、不声不响地进餐的。多年前他在陈素芬家搭伙的时候，曾经听到她对王守礼说过，坐在门槛上吃饭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他想，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这个女人是不会泰然自若地坐在门槛上吃饭的。王守伦加快步伐，迅速向陈素芬家的草棚子走去。 陈素芬见王守伦走来，立即连咳了两声。躲在房间里大嚼着玉米馍馍的王守礼听到这个信号后按照事先的排练，慌忙把手上的玉米馍馍塞进了柴草堆下面的一个洞里。等到王守伦越过陈素芬的防线，跨进房门的时候，王守礼已经平静地坐在土坑的旁边，津津有味地吃起一大碗草根和树皮来了。 王守伦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着，东拉西扯地胡缠了一阵。他见陈素芬和王守礼面色健康，根本就不像是两个正在吃草根、啃树皮的人。他立即断定，他没有能够卡断陈素芬母子的粮道。很明显，有人正背着他，把粮食源源不绝地送到了陈素芬的手中。 王守伦立即想到了陈德华。如今，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只有两个人可以搞到粮食。一个是他王守伦本人，另一个就是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陈德华。大食堂里的炊事员当然可以接触到粮食。可是，没有经过搜身，任何炊事员都不能离开大食堂。因此，炊事员们自己可以死吃憨胀，却不能把大食堂里的食物弄出来。其他的人连自己都在捱饿，就更加不可给陈素芬提供粮食了。王守伦估计，他关上“地富汤”的闸门后没几天陈素芬就招架不住了。可是，他错误地高估了陈素芬的顽固程度。这就是说，他辛勤地耕耘了，却没有及时去收获。这时，陈德华这个杂种便乘虚而入，挖了他的墙脚，抢了他的猎物，夺走了他已经快要到口的肥肉，用一些食物把陈素芬搞到了手。 王守伦一向把陈德华当成是自己的亲信。如果没有他的提拔，陈德华就成不了干部，更当不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如果不是他王某看顾，陈德华一家如今即使饿不死，也饿成了半条命，哪能像现在一样，一个个膘肥体壮，人模狗样？在王守伦的心里，玫瑰坝的稍有姿色的女人如今都成了他的财产，只能由他去追逐，去玩弄。他决不能容忍别人染指这些属于他的女人，更不要说陈素芬这颗万人仰慕的明星了。想到这些，王守伦怒火万丈，恨不得一枪毙了陈德华这个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他忘了向陈素芬告别，像一辆鼓满了蒸汽的破旧的蒸汽机车，噗嗤噗嗤、轰轰隆隆地朝陈德华家开去。 陈德华不在家。 王守伦的妻子马银芳正在陈家作客。她坐在地炉子旁边的长板凳上，向着熊熊的炉火，嗑着葵花子，悠闲地同陈德华的妻子高明芬摆着龙门阵。 王守伦的女儿王红英和陈德华的儿子陈文举分别坐在他们的母亲身旁。陈文举正在吃一个煮鸡蛋。王红英的手中也有一个煮鸡蛋。因为晚饭吃得太饱，她此时已经没有食欲。因此，她没有吃这个鸡蛋，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小球，在手里抛来抛去地玩。 王守伦没能见到陈德华，却见到了马银芳。他正在气头上，冲着马银芳就发作了起来：“胀了饭地不扫，碗不洗，到处乱跑！你是在收脚印还是在做啥子？” 马银芳当然是扫了地，洗了碗，把家里收拾好以后才出的门。然而，她不敢申辩，只是温顺地垂着头，侧着脸，任由王守伦滥发淫威。 在玫瑰坝，迷信的人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其灵魂要到他生前去过的地方游一趟，把他留下的脚印全部收回来，最后才回煞。因此，王守伦说马银芳是在收脚印，就是在诅咒她死。高明芬觉得夫妻之间使用这样的语言太过分了。她不敢劝王守伦，便打岔说：“王书记，稀客，稀客！快点儿来坐朵向火。我……”她还没有把话说完，见王守伦凶神恶煞地扫了她一眼，吓得一哆嗦，连忙将口里的话咽了下去。 王红英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她吓得扔掉了手里的煮鸡蛋，赶紧往她母亲的怀里钻，连大气也不敢出。 王守伦没有再去理睬室内的女人和孩子。他转过身，气势汹汹地直奔大食堂主任管理员办公室。他又扑了一个空。接着，他去了郭发贵家，王守富家，林民义家……他把村子里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家都跑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到陈德华。
天已经黑尽了。王守伦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几乎要把他烤焦了。他在村子里转了一个大圈子，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食堂的正门口。 “哪个？”一个声音高叫道。 “我。”王守伦没好气地说。 “哦，是王书记。”两个巡逻的民兵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大食堂在夜里是禁地，是民兵的重点保卫对象。在晚上九点到凌晨六点期间，除了王守伦和陈德华两个人以外，任何人一走近大食堂的大门，或者一靠近大食堂的围墙，一但被巡逻的民兵发现，就会被抓去“修理”一顿，其全家都要被罚停食一天。 “有啥子情况？”王守伦问。 “没得啥子情况。”一个民兵回答道。 “没得就好。”王守伦说。他掏出钥匙，打开大铁锁，回头对那两个民兵说：“你们继续巡逻。我进去检查一火镰。”进门后，他关上大门，靠着门板站着，发了好一阵的愣。 大食堂里黑洞洞的，非常安静。然而，王守伦对那两个民兵说过他要检查食堂，就不好立即出去。不然的话，那些民兵会认为他这个当书记的成天无所事事，白吃了“小灶”上的伙食。 这时，王守伦的脑袋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轻轻地闩上大门，蹑手蹑脚地上了台阶，竖起耳朵，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偷听。 北厢房的第二个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响动。王守伦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屏息静听。他听到了人的喘息声。王守伦的脑袋中立即出现了陈德华同陈素芬苟合的画面。那画面非常地清晰，非常地生动，使王守伦心中的怒火轰然一声，蹿上了九重霄。他飞起一脚，向房门狠狠地踢去。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房门应声而开。房门并没有闩牢。 离王守伦十来步远的地板上发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王守伦循着声音，猛扑过去。他的脚绊上了什么东西，使他重重地跌在两个人的身上。在黑暗和混乱中，王守伦拉开身下的棉被，揪住了一个人的胳膊。他在那人的胸前摸了一把。他捉住的是一个女人。他放开那人，捉住了另一个人，在那人的胸前摸了一把。这回是一个男人。于是，他骑在那人的身上，口里乱骂着，提拳便打。 陈德华在王守伦的身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惨叫。 “不准喊！”王守伦低声命令道。“想把民兵引朵来？”他在盛怒之下仍然没有忘记要保护陈素芬。正如上级领导经常指出的一样，只有地主分子才会利用自己的美色来腐蚀革命的干部，不可能有革命的干部会利用的自己的权势去玩弄地主分子。因此，陈德华同陈素芬“苟合”的事一旦传出去，陈素芬就会被加上一个“腐蚀革命干部”的极大罪名。到了那时，他就没法不让陈素芬饱尝皮肉之苦了。 陈德华果然不叫了。他在王守伦的疾如骤雨的拳头下闷声闷气地呻吟着，时断时续地向王守伦求着饶。此时，他已经弄清了正在揍他的人是王守伦。因此，尽管他肉体上的痛苦仍然在增加，他心灵上的恐慌倒是减少了一些。他相信，王守伦最终是会放他一马的，因为他对王守伦一向是忠心耿耿的。 王守伦终于感到有些累了。他站起身来，又踢了陈德华几脚，这才划着了一根火柴。借着火柴棍发出的亮光，他见到身后的大方桌上有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就划着另一根火柴，点燃煤油灯，然后向周围细看。 这个房间是“中灶”的饭厅。如今大家都打饭回家，很久没有使用过大食堂的饭厅了。可是，这些饭厅里的桌凳仍然整整齐齐地摆着，并且抹得干干净净。如果上面来了检查团，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仍然要回到饭厅里来进餐，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饭厅中央的地板上坐着赤身裸体的陈德华。他用一个枕头捂住私处，嘴角流着鲜血，在寒冷中簌簌地发抖。一张方桌下坐着一个披头散发，表情冷漠的女人。她的身上披着一张棉被，此时正忙着往口里塞东西。 王守伦弯着腰，举着油灯，朝那个女人的脸上照了一照。令他意外的是，那个女人不是陈素芬，而是他的远房堂侄女，只有十三岁的小姑娘王兰芬。王守伦有些失望。他相信，如果他捉住了正在与他人私通的陈素芬，他就抓住了这个女人的把柄，就可以迫使她就范。可是，他这天的运气不好，竟然没用捉住这个狡猾的女人。王守伦知道，他要搞上陈素芬，实现他梦寐难忘的伟大理想，就还要再费一番心思和周折了。 王兰芬最初也很惊慌。可是，当她听出来人是王守伦以后，马上就镇定了下来。她相信王守伦是不会拿她怎么样的。半个月前，正是她的这个远房堂叔，在她饥饿难忍的时候讲了一通甜言蜜语，只用了一个玉米馍馍就换取了她的贞操。王兰芬如今已经是无所谓的了。无论是王守伦也好，是陈德华也好，只要他们的手里有食物，她便倒身上床。比较起来，她更喜欢陈德华一些。除了平常每天的一个玉米馍馍外，王守伦同她睡一次只是再给她一个玉米馍馍，而陈德华却给她两个。她趁王守伦正在狠揍陈德华，拾起地板上的棉被，把它披在身上，摸黑走到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取了陈德华为她准备的报酬，躲在桌子下面，津津有味地吃着玉米馍馍。当王守伦用煤油灯来照她的时候，她用右手挡住刺眼的灯光，泰然自若、以攻为守地说：“一天一个馍馍根本就吃不饱。都要饿死了，你又不来。人家陈管理比你大方，不像你那楷家吝啬，一次只给一个馍馍。人家给两个。”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用左手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另一个玉米馍馍。她舍不得吃这个馍馍。她打算把它带回家去，给她的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弟弟妹妹吃。 王守伦的心里又冒出了一股酸溜溜的怒火。这一次是为了王兰芬。他端着灯，向陈德华走过去，狠狠地踢了这个家伙几脚。 “嗳——哟……嗳——哟……”陈德华压低着声音呻吟了一阵。他听了王守伦和王兰芬的对话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在糊哩糊涂之中竟然搞了他的“今上”的小情人。他忍住身上的疼痛，哼哼唧唧地说：“王……书记。对……不起。我实在是……实在是不晓得……她是你的相好。” 王守伦没有说话。他四处张望了一阵，在一条长凳上见到了王兰芬的衣服。他把衣服拿起来，递给王兰芬，温和地说：“把衣裳穿朵。我送你从侧门出去，免得遭巡逻的民兵看朵。我二天一定想个办法等你吃饱。” 王兰芬的羞耻心还没有完全丧失。她躲在棉被里穿好了衣服，然后站了起来。她低着头，紧紧地抱着那个玉米馍馍。 “在之儿给老子乖乖儿地坐朵！老子有话要问你之个杂种。”王守伦回过头来对陈德华说。他放下煤油灯，向王兰芬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和她一起走了出去。
王守伦再次走进“中灶”餐厅的时候，陈德华已经穿好了衣服。他对王守伦谄媚地笑了笑，试图乞求王守伦饶恕。由于他的脸上捱了好几拳，半边脸已经肿了起来，这一笑牵动那些受了伤的肌肉，引发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发出了一连串的呻吟声。他偷偷地看了王守伦一眼，发现那张脸上仍然带着冲天的怒气，他的心又沉下了万丈的深渊。 这时，王守伦的心思又回到了陈素芬的身上。刚才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陈德华在表面上对他忠心耿耿，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忠不义、奸诈无耻的贼人。他把主任管理员的肥差给了陈德华，是要陈德华妥善地保管和正确地使用全公社的粮食，以保持干部、党员和民兵的战斗力，同时确保他随时都能拿出食物来，征服坝子上最漂亮、最高贵、最有魅力的那几个女人。他当然不会亏待陈德华。他容许陈德华拿些粮食去喂肥他的全家，甚至还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让陈德华拿一些粮食去搞几个不是那么漂亮的女人。可是，陈德华辜负了他的信任。这个坏蛋滥用职权，盗用公社的粮食，出手甚至比他还要阔绰，玷污了属于他的女人。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费了心思，设下了圈套，挖下了陷阱，好不容易才套住了他垂涎已久的陈素芬，却让陈德华坐享其成，偷猎而去。想到这些，王守伦心中的怒火再次冒了起来。他向前迈了几步，狠狠地打了陈德华两个耳光，揪住他的胸襟，咆哮道：“还干过哪几个？” “没……没得了。”陈德华颤声回答道。 王守伦对着陈德华的脸就砸了一拳。 “嗳哟……嗳哟……”陈德华低声呻吟道。 “狗杂种，说！还干过哪几个？”王守伦追问道。 “还干过……还干过……林冬梅。”陈德华吞吞吐吐地说。 王守伦听说他的另一个十分标致的相好又落进了陈德华的狗嘴里，心痛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对陈德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一阵火发过了，他喘了一口气，又问：“还干过哪几个？” “没……没得了。”陈德华再次抵赖道。 重重的一拳又砸了下去。 …… 快半夜了。王守伦的手打肿了，脚踢痛了，力气也用完了。他从陈德华的口中总共掏出了六个女人的名字——全部都是他的相好。除了他在几天前刚刚搞上手的王丽娟外，他的相好们竟然被陈德华这个又老又丑的奸贼尽数玷污了，就连他的老相好颜惠玲也在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守伦还从来没有蒙受过这么大的耻辱，经受过这么大的打击。他非常痛苦，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他坐在地板上，喘息了一阵，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展望未来。王守伦知道，他还没能取得这场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因为陈德华还没有投降，还在负隅顽抗，还不肯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还没有把陈素芬的名字说出来。正如上级领导经常所说的一样，“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如果他原谅陈德华，让这个不肯悔改的坏蛋继续坐在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的交椅上为非作歹，更多的青少年妇女就要落入其罪恶的魔爪。他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把陈德华监禁起来，以便追问出这个家伙奸污陈素芬的详情，同时真正地掐断陈素芬的粮道，使她不得不投进他自己的温暖的怀抱。 于是，王守伦收起地板上的棉被、枕头和床单，把这些东西放回到主任管理员办公室的床上。接着，他从陈德华的裤带上解下钥匙，去一间当作仓房的厢房里装了半麻袋玉米粒，把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的陈德华拖到了侧门外，再把装了玉米的麻袋放在陈德华的身旁。然后，他掩盖了所有的痕迹，吹了灯，关了门，高声叫来了正在附近巡逻的两个民兵。 那两个民兵见到陈德华及其身边的赃物，都气愤得大喊大叫。如今粮食困难，很多普通的社员饿死了，连他们这些辛苦值勤的民兵也只能吃到很少的补助粮，也要忍饥捱饿。可是，陈德华这个坏东西却把公社的粮食半袋半袋地往家里搬！如果王守伦不拦住，他们非要用枪托砸碎陈德华的狗头不可。 很快，罗兰音、费建新、关道忠、郭发贵、王守富等人闻讯赶了来。大家都对陈德华监守自盗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慨，都对王守伦智擒硕鼠的英勇行为非常敬佩。几个干部一商量，决定乘胜进击，立即去搜查陈德华的老巢。一个钟头以后，他们从陈德华的家中搜出了三十多斤玉米粉、七十多斤大米、二十多斤黄豆、二十多斤洋芋、十一个鸡蛋，取得了一场反贪污斗争的辉煌胜利。 此时，陈德华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四肢无力，浑身疼痛，可是头脑却还清楚。他睁开眼睛，见到的正是他最怕见到的情景：他的老婆和孩子脸色苍白，满面泪痕，正站在他的身旁发抖。人们在他的家里进进出出，高声地喊叫。地板上有一大堆他从大食堂里拿回来的食物。他立即意识到，他在玫瑰坝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陈德华明白，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王守伦的错。他的权势是王守伦给的，他就应该忠于王守伦。只要他忠于王守伦，他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搞了一百个女人，王守伦也会庇护他，也会让他稳坐主任管理员的交椅。可是，他却让自己手中的权势冲昏了头脑，飞扬跋扈，忘乎所以，在无意之中搞上了王守伦的好几个相好，犯下了不忠不义的大罪。他认为，王守伦即使毙了他也是应该的。他只是后悔自己做事不慎，连累了老婆和孩子。他知道，从此以后，他的老婆和孩子也要像玫瑰坝人民公社里的多数社员一样，靠“革命汤”度日，面临饿死的威胁。
王守伦把陈德华关在大食堂的一个房间里，每天晚上都要审问拷打这个坏蛋一次。他反复暗示：只要陈德华说出自己同陈素芬的奸情，将这个现成的把柄拱手交给他，使他得以迫使陈素芬成为他的相好，他就赦免陈德华的罪行。 陈德华最初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暗示，因而吃了不少王守伦的拳脚。后来，他终于揣摩到了王守伦对陈素芬的深切的革命情意，连忙出谋献策，以求立功赎罪。王守伦听了这些计谋后虽然并不兴奋，却不再揍他了。于是，他成天冥思苦想，向王守伦献上了无数个荒诞无稽的阴谋诡计。 一晃六天过去了。王守伦痛苦地发现，他虽然监禁了陈德华，却未能掐断陈素芬的粮道，因为她仍然脸色健康，精神饱满，毫无向他屈服的迹象。由于他本人此时已经亲自兼任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他能够怀疑的对象就只有那些男性的炊事员了。王守伦一不做，二不休，找借口赶走了所有的男性炊事员，代之以他的那几个小情人。他相信，他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一举堵死陈素芬的一切可能的粮食来源，又可以确保那些小情人对他忠诚。 这第二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他的那些小情人当上炊事员后，不仅自己可以敞开肚子吃饭，还有机会给自己家里的亲人多舀几汤瓢“革命汤”，自然对他感恩戴德。她们对王守伦有求必应，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减轻了一些陈素芬给他造成的痛苦，使他增强了为革命而好好工作的信心和力量。然而，王守伦的第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却没有达到。陈素芬仍然没有饿肚子的迹象。他仍然未能掐断这个女人的粮道。 温和的手段使尽了，王守伦只好冒着伤害陈素芬的危险，使用了一些较为激烈的手段。他指使民兵对陈素芬的家进行过好几次突然的搜查。可是民兵们并没有搜到过一粒粮食。他派人跟踪陈素芬，试图找到向她提供粮食的人。可是那些人只见到陈素芬四处挖野菜，似乎根本没有同任何人接触。他亲自检查过陈素芬挖回来的野菜，发现那些东西都很平常，都是社员们常吃的植物，并没有陈德华所说的什么千年灵芝草，万年何首乌，或者别的什么罕见的东西。 王守伦辛勤地工作了好几个月，却一直未能成功地将陈素芬绳之以法。正当他为这个女人而搞得心力交瘁时候，他又碰到了另外的一个难以应付的麻烦。他不得不暂时丢开陈素芬，集中精力去对付那个燃眉之急。
由于社员们吃不饱饭，出工时都有气无力，所以劳动的效率奇低。这一年，王守伦等社队干部用尽了种种手段，好不容易才督促着社员们种上了一些庄稼。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当上级派人来查看苗情的时候，王守伦总是带领他们去看长得最差的庄稼。秋收前一个半月，当上级要求上报预计的粮食产量时，王守伦谎称坝子上遭到了千年未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玫瑰坝人民公社这一年很可能会颗粒无收。王守伦还叫费建新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上级发放一些救济粮。这是陈德华为了赎罪而想出的一个主意。陈德华并不是真地相信上级会发放救济粮。他说，要求发放救济粮的目的是以攻为守，避免再次交售过多的征购粮，使社员们在秋后多吃一口粮食，养一点力气，在来年春天多种一些庄稼，跳出饥饿的圈子。 然而宋子侠却不相信王守伦的谎话。他带着区委的几个领导干部来到玫瑰坝，在几个公社领导干部的陪同下在坝子上跑了一大圈。他看到了一块块的被丢荒的农田，看到了野草长得比庄稼还要高的现象。他把王守伦等公社领导干部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他指责说公社干部们没有做好工作，没有把社员群众们的冲天的革命干劲激发起来，没有能够为国家多打粮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宋子侠等区委领导认为，这一年玫瑰坝的粮食减产已经成了定局，可是仍然会同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持平。为了让广大的社员群众吃饱饭，同时又能完成国家的交售公粮和爱国粮的光荣任务，区委决定，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可以向国家少出售一些爱国粮，可是却不能少于一九五七年的数额。 王守伦等公社干部听了这话后吓得心惊肉跳。他们在几天前刚刚才估过产。这年的粮食总产量最多也只有一九五七年的五成。即使把这年生产的粮食全部交完，玫瑰坝人民公社也不能完成区委领导下达的这个任务。
区上的干部离开以后，王守伦立即把生产队队长以上的大小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商量应付区委领导的办法。 干部们听了这个消息后，个个愁眉苦脸，人人唉声叹气，可是谁也拿不出个主意来。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王守伦，等待着他开口。 王守伦见大家都不说话，感到更加烦躁了。他想到了他的那几个十分漂亮的小情人，想到了那些靠野菜和虫蛙等小动物维持生命的几千乡亲。他知道，如果他按照宋子侠的指示去做，把玫瑰坝人民公社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他就不会冒任何风险，就不会把自己的党委书记的乌纱帽弄丢。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他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玫瑰坝的人全饿死了，他换个公社照样可以当党委书记，照样可以在另一个“小灶”上吃香的，喝辣的。然而，如果他真地那样做了，他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那几个漂亮的小情人和坝子上的几千乡亲活活地饿死。他召开这么一个会议，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向他献上一个奇计，避免这样的结局。然而，他眼前的这帮人似乎全是白吃饭的，好像都不能够为他排忧解难。他只得自己拿主意了。 王守伦接二连三地抽了好几枝香烟，紧锁着眉头，苦苦地思考了很久。他自言自语地说：“照他们的数字交，之个坝子上的人全部都要遭饿死。” “是啊，之个坝子上的人全部都要遭饿死。”好几个人附和道。 王守伦站起身来，将手中的烟蒂往地上狠狠地一甩，重重地踏了一脚，决断地说：“日他妈！老子一斤粮食都不交，看他咋个整老子。” 室内静得出奇。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为了保住社里的粮食，王守伦已经把自己的乌纱帽置之度外了。大家被王守伦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几个妇女干部甚至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过了很久，王守富小心翼翼地说：“交恐怕还是要交点儿。不然，他们咋个肯依喃？皇粮是自古以来都要交的。” “公粮就是以前的皇粮。”林翠芳说。“我们只交公粮，不卖任务粮。买卖要双方情愿，哪有鼓朵买粮的道理啊？价钱又那楷家低。那个价钱，统购统销前连买草都买不朵。” 王守伦抱着双手，来回踱了一阵，停下来说：“粮食收朵回来后，我们把多数藏起来，只留一滴点儿，就说我们今年收朵回来的粮食只有之点儿，打死也变不出多的来。他们要那点儿粮，就拿给他们；不要，就留朵我们自己慢慢儿吃。上面我来对付，要打要杀由他。”他顿了顿，扫了室内的众干部一眼，继续说：“只是，要是哪个露了风声……” “只要有人胆敢之楷家想，老子就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宰了他的全家！”林民义呼的一声站起来，恶狠狠地说。他用冰凉的眼光扫了罗兰音等几个外地干部一眼，似乎他们正在打算向上级告密。 罗兰音打了一个冷战，连忙表态说：“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要是知道了大家在捱饿，他绝对不会不管。我认为宋书记他们定的任务的确太高，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拥护王书记的决定。” “我也拥护王书记的决定。”费建新跟着表态说。 “王书记的决定非常英明。我坚决拥护。”关道忠也表了态。 王守伦点了点头，说：“那我们就决定了。二天哪个要是敢把之泡吐出来的口水吃转去，就不要怪老子们不客气！” “绝对不客气！”林民义等几个人齐声吼道。
秋收的季节到了。王守伦在鲤鱼背的附近安了一个暗哨。潜伏在那里的民兵一旦发现来了坝子外的干部，就点燃一堆柴火，然后再覆盖上潮湿的树叶和稻草，使它冒出一股浓烟，以警告坝子上的人，让他们作好应付的准备。由于位置选得好，这股浓烟只能从玫瑰坝看到，而不能从通向坝子的路上看到。坝子外的干部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监视，他们在坝子上看到的情况都是安排好的假象。王守伦还提前三天实施了大食堂的农忙伙食标准，使大家的体力在秋收前就有一些恢复。社员们都知道王守伦的计划，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因此，大家干起活来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由于这一年种上的庄稼本来就不多，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很快就干干净净地收完了地里的庄稼，并将大部分粮食藏了起来。 宋子侠重施黄继福的旧计，故意高估各公社的粮食产量，企图迫使各公社的干部多交售爱国粮，以完成国家下达给白马区的征购粮任务。谁知这年的人心变了。他弄巧成拙，引起了公社干部们的普遍反弹。结果，白马区所属的公社有九成以上不约而同地少报了粮食产量，并要求国家减免售粮的任务。幸好其它的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他同众多的区委书记们一起站在县委吴书记的面前捱骂，也不显得特别狼狈。 不久，吴兴泉接到了上级的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立即调兵遣将，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各个机关抽调了一大批干部，连同各区的干部一起，组织了二十多个“反瞒产私分工作组”，去全县的各个公社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为了确保这场有关国计民生的运动取得成功，吴兴泉给了各工作组一把“尚方宝剑”。他宣布：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粮任务，“反瞒产私分工作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刁蛮的公社书记和其他公社干部。 来玫瑰坝的“反瞒产私分工作组”有五个人。由县财税局的副局长徐鹏举任组长，县财税局的三个干部和白马区政府的一个干部任组员。工作组一到龙泉村就接管了公社粮仓的钥匙，以防止公社的干部们转移粮食。接着，他们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要求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克服暂时困难，多卖爱国粮，让城里的正在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工作的工人老大哥吃饱饭，让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吃饱饭。他们还发动群众揭发公社干部们瞒产私分的罪行，动员大家举报干部们私藏粮食的黑窝。 工作组的成员很快就发现，“反瞒产私分运动”的阻力比他们原先所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花了很多的力气，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肯同他们合作的人。社员们都推说自己不清楚情况，就连小孩子也不对他们讲真话。一个星期过去了，工作组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个工作组担负着三个公社的反瞒产私分的任务。上级给他们的时间总共才半个月。徐鹏举首战受挫，浪费了不少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他一怒之下，把王守伦抓了起来，又吊又打，整整搞了两个通宵。 然而，王守伦虽然被吊打得鬼哭狼嚎，却一口咬定：他和其他公社干部并没有瞒产，也没有私分粮食；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粮食全部都在仓库里。 徐鹏举见王守伦实在太顽固，很难从他的口中掏出任何线索，就抓来公社的其他脱产和半脱产干部，一一吊打审问。罗兰音是个女人，工作组的成员实在是下不了手，免了她的皮肉之苦。可是，他们也给她来了个疲劳轰炸，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企图逼她坦白公社干部们瞒产私分的罪行。 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咬紧牙关，坚贞不屈，没有向工作组透露出任何风声。 徐鹏举黔驴技穷，只好调来陶家营的三十多个民兵，在玫瑰坝挨家挨户地搜查了一通。他们翻箱倒柜地折腾一整天，却一无所获。最后，工作组只好将公社粮仓里的玉米和稻谷全部搬走，作为公粮交给国家粮站。为了让大家吃饱吃好，他们将粮仓里的洋芋全部留了下来，作为社员们的口粮。然后，“反瞒产私分工作组”就匆匆忙忙地转移到另一个公社去了。
王守伦大获全胜，为乡亲们保住了一些救命的粮食，成了玫瑰坝的大英雄。工作组一离开，他就将在“大灶”吃饭的社员们在农闲期间的粮食定量从每人每天四两一举提高到每人每天六两，将在“中灶”吃饭的社员们在农闲期间的粮食定量从每人每天八两提高到每人每天一斤。他还公开地违抗党和毛主席的光辉政策，混淆敌我界限，废除了“四类分子灶”，让作恶多端的四类分子们也喝上了“革命汤”。王守伦知道，如果没有干部们和社员们的支持和配合，他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于是，他论功行赏，批准经受了严重考验的费建新和关道忠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他本来准备奖励罗兰音一千斤大米。由于罗兰音坚决不肯接受，他只好作罢。他打开藏粮的地窖，不分男女老少，发给全公社的社员每人五斤玉米。除此之外，他还奖励了所有的干部、党员和民兵每人三斤大米。
第四十四章
王守伦发现，他虽然向上级撒了谎，其后果却并不严重。不错，他是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可是他的乌纱帽却仍然好端端地戴在他的头上。“反瞒产私分工作组”的成员们为了交差，为了避免受到责备，不得不帮他撒谎。徐鹏举等人向上级领导信誓旦旦地汇报说，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的确遭受了千年未遇的自然灾害；该公社的干部们并没有干什么瞒产私分和其它违法乱纪的事情。于是，王守伦轻而易举地过了关，变得更加忘乎所以了。不久之后，他不顾党纪国法，取消了不准公社社员们搞个体经济的禁令。他悍然宣布：在新的一年里，社员们可以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收获归己。在春耕就要到来的时候，他听了小情人王丽娟林冬梅等人的枕边谗言，不顾党中央的三令五申，明目张胆地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把自留地退给了社员。自留地本是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所保留的一小块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由农民们自己耕种。人民公社建立的时候，自留地已经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王守伦让社员们重新长出了这根可耻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却美其名曰“给乡亲们一条活路。”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迎合了落后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得到了他们的热烈称赞。王守伦此时已经完全控制了玫瑰坝人民公社党委。除了罗兰音偶尔有气无力地嘟囔几句之外，党委的其他成员都对他一味迁就，使他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对于王守伦来说，搞点资本主义不过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吃喝玩乐，他的宏伟的理想仍然是要把大美人陈素芬搞到手。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并不容易。他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摸清陈素芬的粮食来源，才能取得这一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过，也许，丁万金或者他的儿子丁成贵就是那个给他捣蛋的可耻的罪犯。 由于麻风病实在是令人恐惧，丁万金一家都没有资格走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不能够加入人民公社。因此，丁家打下的粮食不受他这个公社书记控制，似乎有接济陈素芬的可能。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陈素芬那么一个高傲、漂亮、聪明的女人会跑去同丁万金或者丁成贵睡觉，以换取粮食。他为陈素芬设身处地地想了又想，觉得陈素芬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同他这个有权有势健壮高贵的公社书记交换粮食，而不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同那个浑身爬满了“癞虫”的丁万金或者同那个身上快要爬满“癞虫”的丁成贵交换粮食。可是，除了丁家的粮食外，坝子上的粮食都受到了他的严密的控制。王守伦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陈素芬不同他做交易却饿不死的道理。他只好加强对陈素芬的监视和跟踪，希望能够找到解开这个谜的线索。 一天，王守伦用了一斤玉米粉，在龟城镇的黑市里换得了一副军用望远镜。于是，天平立即朝他的这一端倾斜了过来。 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和观察，王守伦发现：陈素芬每天出去挖野菜的时候，无论是从哪个方向出村，最后总要走进东山的一条山沟里去。出了这条山沟后，她回头张望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走路时绕的圈子也明显地减少了。 王守伦见周围无人的时候，溜进这条山沟里，检查过好几次。这种山沟在玫瑰坝很常见。它很狭窄，也很曲折。此时是季春，一条涓涓细流正悄悄地爬行在铺满沟底的黑色燧石之中，时隐时现，似有似无。即使到了仲夏，溪流也不会很大。人们不用脱鞋，就可以踏着溪边的石头，在沟里随意地行走。山沟的两旁有陡峭的石壁。石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缝隙，还长了一些矮小的灌木。王守伦发现，山沟里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运气不好，他就是找上一年，也很难找到别人藏在山沟里面的东西。 这一天，王守伦起了一个绝早。天还没有亮，他就来到了一个可以看到那条山沟的入口处的小山包上，举着望远镜，一枝接一枝地吸着香烟，耐心地等待着那个神秘人物的出现。 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地慢。王守伦的腿已经蹲麻了，他的腰也已经弓酸了。正当他正在因为烦躁而低声地骂天骂地的时候，他的望远镜突然捕捉到了一个走动着的人影。那人沿着玫瑰河，从北到南，大踏步地走了过来。王守伦紧张万分。他瞪大眼睛，竭力地辨认着那个人的容貌。那人越走越近，在望远镜中显得越来越大。在晨曦中，王守伦终于看清楚了。——那个人竟然是麻风病人丁万金的儿子，候补的麻风病人丁成贵！这是他最不愿意在此地见到的人。 王守伦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幅令人恐怖的画面：赤身裸体的丁成贵正把赤身裸体的陈素芬紧紧地抱在怀里。很多长着几十只脚的黑色小虫，也就是他想像中的“癞虫”，正从丁成贵的身体里成群结队地爬出来，然后争先恐后地钻进陈素芬的身体里去。王守伦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头也眩晕了起来。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恢复了理智。他强打起精神，透过望远镜，恶狠狠地盯住已经走近那条山沟的丁成贵，低声吼道：“不要进去！不要进去！” 丁成贵似乎并没有被王守伦吓倒。他提着一个撮箕，一阵风似地冲进了那个山沟。过了不久，他又一阵风似地冲了出来，径直回癞子坡去了。 王守伦还不肯死心。他反复地对自己说：“不是他，不是那个小癞子。他是撞朵进去的。可能是去屙尿。那个真正的杂种肯定还没有来。肯定还没有来！”他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希望能看见别的什么人，最好是一个骑着梅花鹿的白头发白胡须的没有肉欲的老仙人，进入那条山沟，把接济陈素芬的粮食藏进里面。 然而，丁成贵来过之后，别的人就再也没有进过那条山沟了。上午九点过，王守伦已经又渴又饿又疲倦了。这时，陈素芬出现了。她拎着一个撮箕，假装是在挖野菜，东张西望、躲躲闪闪地溜进了那条山沟。几分钟后，她从山沟里走了出来，向四周略微扫了一眼，就步履轻快地踏上了回家的道路。显然，她已经取走了丁成贵藏下的食品。 陈素芬走了很久之后，王守伦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一想到陈素芬的身上有“癞虫”，他就打了几个寒噤。他觉得，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千年难逢的大美人。他的色彩斑斓的美好世界顿时变成了一片灰色。他像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走回家里，在地炉子旁的长凳上呆呆地坐了下来。女儿扑进他的怀抱里来寻求亲热，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一连好几天，王守伦像生了一场大病。他萎靡不振，痛苦不堪，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赤身裸体的丁成贵紧紧地拥抱着赤身裸体的陈素芬的画面变换着细节，在他的眼前不断地晃动。那黑压压的一大群“癞虫”好像正在陈素芬的赤裸裸的身体上爬来爬去，发出令人胆寒的哧哧哧哧的声响。在他的想像中，陈素芬的美丽的脸庞正在变形；陈素芬的诱人的身躯正在干瘪。在这些天里，他甚至不敢碰一碰他的那些小情人，似乎她们也受到了丁成贵的污染，也带有那可怕的虫子。 又过了几天，王守伦的情绪才逐渐地平定了。他认定，丁成贵把“癞虫”过给了陈素芬，毁坏了这个绝代佳人，犯下了滔天的大罪。他认为他必须亲手毙了丁成贵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否则，他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于是，王守伦杀机顿起。他假说是想玩，找武装部长关道忠借了手枪，要了两发子弹。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拿了手枪，来到离那条山沟的不远处，趴在一条地埂的后面，潜伏了起来。王守伦想，如果他再次见到丁成贵走进这条山沟，他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于是，他枪毙这个毁坏了大美人陈素芬的罪魁祸首就有了充分的根据。 天亮不久，丁成贵又在他的望远镜里出现了。王守伦放下望远镜，抽出手枪，静静地等待着。怒火在他的心中熊熊地燃烧着。他气喘如牛。他的四肢微微有些颤抖。目标越来越近了。他用肉眼就可以看清丁成贵的那张带着孩子气的脸了。王守伦屏着呼吸，举枪瞄准，准备击发。 他稍微迟缓了一点。 丁成贵一晃，钻进了山沟，好几分钟都没有露面。 王守伦更加紧张了。他紧紧地握着手枪，瞄准着山沟的出口处，胸中好像有一只小山羊在左冲右撞。 丁成贵终于从山沟里走了出来。 王守伦的食指连动了两下。两发子弹带着他的满腔的革命义愤，从枪膛里飞了出去，发出了清脆的两响。 丁成贵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秒钟。然后，他又四处张望了一阵。 王守伦的心情太紧张了，他的枪法也太臭了。那两发子弹虽然出了枪膛，却没有往丁成贵的那个方向飞，而是一头扎进了附近的草丛里，因而未能完成王书记交给它们的光荣任务。 丁成贵听到了枪声，却始终闹不明白这枪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更不知道这枪声同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他同坝子上的人很少打交道，自以为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人会向他开枪。他张望了好一阵，没有见到任何人，就坦然地离开了。 王守伦的耳朵被枪声震得嗡嗡地响。他的右臂被手枪的后坐力击得又酸又麻。他在地上软绵绵地趴了一阵，心中感到十分地沮丧。不过，打了这两枪后，他的冲天的怒气似乎有了一些发泄，头脑也清醒多了。他渐渐想到，丁成贵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杀的四类分子，而是受到党和人民政府保护的人民的一员。丁成贵如果真是死了，县公安局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由于丁成贵的身上可能会有“癞虫”，他不敢走近，无法毁尸灭迹。公安人员根据尸体上的枪伤，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他这个杀人的凶手。因此，他向丁成贵开枪其实是很傻的。想到这些，王守伦的心情才有了一些好转。他从地上站起来，慢慢地回到了龙泉村。 自此以后，王守伦的生活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可是，在酒足饭饱之余，在送迎妙人之间，他经常会带着无限的遗憾，想到那个被癞虫污染了的绝世美人陈素芬，从而想到使他的美梦彻底破灭的大坏蛋丁成贵。一个个对丁成贵进行报复的方案也就从他的脑海里咕噜咕噜地冒了出来。可惜的是，这些方案要么很难实施，要么会给他带来麻烦，通通不太理想。
这天上午，王守伦刚刚起床，正坐在堂屋里享受着这天的第一枝香烟。这时，门外传来了马银芳的严厉的声音：“咋个整起的嘛？一身都遭打湿了。”王守伦以为王红英正在天井里玩水，打湿了衣裳。他怕女儿因此而捱老婆的巴掌，连忙快步走出房门，打算为女儿救驾。他没有见到王红英，却看到了来他家搞义务劳动的林民纬，也就是那个在土改的时候被人民镇压了的恶霸地主林国友的儿子。 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的子女也必须参加强制性的义务劳动的规矩是侯亚昆定下来的。当时，侯亚昆执行上级的指示，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大搞阶级斗争，其目的是大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提高生产力，增加粮食的产量。然而，就在那个时候，老的四类分子因为粮食困难而争先恐后地完蛋，可以拿来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少，因而对阶级敌人的训话会和斗争会就显得越来越冷清了。为了扭转这一局势，壮大革命声势，侯亚昆下令：凡是年满十六岁的地富子女都必须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参加训话会和斗争会，并且参加义务劳动。当然，林春兰是个例外。她因为嫁了一个候补的麻风病人，身上可能带有麻风杆菌，很可能会威胁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身体健康，所以被有意地忽略了。事实证明，侯亚昆是非常英明的。这么一来，他不仅为阶级斗争这一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火车头找到了新的燃料，还为地富子女们提供了思想改造和重新做人的新的机会。 王守伦见林民纬挑着一担水，浑身透湿，傻呵呵的站在天井里，忍不住哈哈大笑。“咋个……整得……之楷家湿啊？像只……落汤鸡……样的。”王守伦在笑声的间隙中断断续续地说。 林民纬脸一红，笑着说：“水泉儿边边儿上的一块石头松了。我踩在上头一使劲，石头一滚，就掉进水泉儿里头去了。”他看了看马银芳，又看了看王守伦，继续说：“王书记，之挑水咋个整喃？我身上在滴水，不敢进你家屋头。” “你跌了一跤，原先的那挑水喃？”马银芳狐疑地问。 “那挑水整倒了。之挑水是我重新舀的。”林民纬答道。 “之楷家说来，之挑是你的洗澡水啰？”马银芳尖刻地说。 “我……”林民纬的脸红得像猪肝，结结巴巴地说。“我把之挑水倒掉，去河里头重新挑一挑来。” “昨天才下大雨，河里头的水那楷家浑，咋个吃啊？”马银芳说。 “我……我去碧海挑。”林民纬说。 “算了算了。”王守伦说。“你快点儿回去换衣裳，免得遭冻朵。回去的时候，顺便去林国盛家一趟，喊他家出个人来帮我家屋头挑水，还是算半个钟头的义务劳动。” “去碧海挑？”林民纬问。 “去水泉儿挑就可以了。”王守伦挥了挥手中的香烟，说。“等他去挑水的时候，你的那些洗澡水就淌得差不多了。” 当林民纬挑着那挑水，正在向外走的时候，王守伦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如果他散布谣言，说丁成贵曾经在水泉儿里洗手，村子里的人听了后一定会感到愤怒。于是，他就可以煽动愤怒的群众去癞子坡放一把火，将丁家烧个一干二净，以发泄他对丁成贵的满腔怒火。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迅速朝大门外扫了一眼。林民纬正在将那两桶水往阳沟里倒；几个女人拎着撮箕，正路过他家的大门口。这正是造谣的绝好机会。于是，他快步走到大门口，大声问道：“林民纬，你到处给人家说，你看朵丁成贵在水泉儿里头洗手。是真的不？” “丁成贵在水泉儿里头洗手？”林民纬直起腰来，惊讶地问。过了十几秒钟，他才意识到王守伦正在等他答话，连忙说：“我没有说过。也不是我看朵的。” 路过的那几个女人听到了王守伦和林民纬的对话，不约而同地止了步，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一个女人插嘴问：“你说丁成贵在水泉儿里头洗手？” 王守伦皱着眉头，十分不耐烦似地说：“我正在调查。之阵我也不晓得之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转过身来，回堂屋继续抽烟去了。
丁成贵在水泉儿里洗过手的谣言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龙泉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宁愿多走一些路，去玫瑰河或者去碧海挑水，也不去据说是受到过“癞虫”污染的水泉儿挑水。然而，令王守伦难以理解的是，在整个玫瑰坝，竟然没有任何人因丁成贵的“不道德行为”而表示过他们应有的愤慨。此时是孟夏，可以搞到的野菜和小动物比较多，社员们的身体都有了一些恢复。因此，王守伦想，大家现在应该有发怒的力气，也应该有去癞子坡放火的精力，对“癞虫”污染水泉儿的事绝对不应该如此麻木不仁。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先前发生的一件事情的话，王守伦的聪明的诡计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这年春天，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在王守伦本人的纵容下，准备大搞资本主义，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庄稼。可是，社员们的手里没有种子，根本就无法下种。这时，有些胆大的人想到了丁成贵，并通过他的岳父林国盛向他求助，希望他能给大家一些种子。丁成贵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大家不敢来癞子坡，就背了几背篼玉米种子到玫瑰河边。只要有人前来，丁成贵和林春兰就根据这家人的人口多少，舀几碗玉米种子给他。人们当然仍然害怕这些种子上可能会带有“癞虫”。可是他们是从林春兰的手中接过这些玉米种子的。在他们看来，经过丁成贵和林春兰这两次“过滤”，丁万金身上的“癞虫”爬到他们的身上来的机会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再说，他们用粪桶来接这些种子，再用木勺来撒这些种子，并没有用手接触过这些种子，这就进一步杜绝了染上麻风病的可能。就这样，除了少数的几户可以从王守伦本人的手中搞到种子的干部和他的小情人以外，坝子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得到过丁成贵的好处。后来，大家又从公社的土地里偷来了一些玉米苗，种满了自己的自留地。当干部们来清查丢失的玉米苗时，他们一口咬定说他们的玉米苗都是由丁成贵所给的种子长成的。干部们明知大家是在撒谎，却因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大家把这些功劳都记在了丁成贵的头上，对他在水泉儿里洗手的事也就不肯计较了。 王守伦见无法煽动大家去癞子坡放火，心中就有些气馁。他反复地告诉自己：“反正她都烂掉了，把那个小癞子杀死十次都没球得用了，就饶之个小癞杂种一次算球了。”然而，他虽然是这样在想，却总是不能说服自己，总是不能心甘情愿地放过丁成贵。 一天下午，玫瑰坝人民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半脱产干部们聚集在办公室里，学习了一通中央文件。王守伦实在憋不住了，便利用这个机会，就丁成贵污染水泉儿一事表示了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他希望其他的干部们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同仇敌忾地谴责丁成贵的不道德行为。如果大家这样做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民兵去烧掉丁家的房子了。 不幸的是，所有在座的干部都没有跟着他起哄，就连他的宠臣关道忠也没有发表什么高见。罗兰音最不识相。她首先是怀疑这个谣言是否真实，然后就喋喋不休地讲解麻风病的传播方式。照她的说法，王守伦即使是喝了林成贵的洗澡水，也不会染上麻风病。 “怎么？谁喝了谁的洗澡水？”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大家扭过头去，见冯东明背着一个铺盖卷，满面笑容，汗淋淋地站在公社办公室的门口。 “老冯？回来了？”罗兰音喊道。她站起身来，抢上几步，高兴地同冯东明握手，却忘了回答冯东明的问题。 “罗主任！还是那么年青啊？”冯东明一边握手，一边笑着说。 “小罗之展个儿是我们公社党委的副书记了。兼妇联主任。”王守伦说。“小罗，不要堵在门口嘛。等老冯进来放朵铺盖卷，歇口气。” “哦，又进步了！祝贺，祝贺！罗副书记。”冯东明说。 罗兰音谦虚地笑了笑。她后退了几步，同王守伦一起，帮助冯东明卸下了铺盖卷。 “整清楚了？”王守伦一边同冯东明握手，一边关切地问。他指的是冯东明被上级隔离审查的事。 “整清楚了。”冯东明回答道。“你们正在开会吧？我等会儿再来。” “是政治学习。”王守伦说。“已经学完了。” “老冯好。”关道忠挤过来，对冯东明谄媚地说。 “你好。”冯东明握住关道忠伸过来的手，礼貌地说。 “之个是小关，是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王守伦介绍说。他回过头来，对关道忠说：“老冯以前是我们公社的副社长。老冯是老革命了。我的入党申请书还是老冯帮我写的呢。” “哦，了不起，了不起！”关道忠说。 王守伦等冯东明同室内的干部们一一握手寒喧后，问道：“老冯，你之是回社里头来工作的吧？” “是呀。”冯东明笑着说。“我来当玫瑰坝小学的校长。” “当校长？”罗兰音十分震惊地问。 “只领导两个老师？”半脱产干部郭发贵也感到很震惊。 “还有几十个学生呢？”冯东明仍然笑着说。 罗兰音等人都没有笑。他们知道，小学校长位卑职小。即使是白马区完小的校长也只是部分地享受公社社长的待遇，其权力却连公社里的一个普通的脱产干部也比不上。一般来讲，党的干部都只能上，不能下，除非犯了什么政治错误。因此，罗兰音担忧地问：“老冯，你的案子……” 冯东明知道罗兰音是为什么而担忧，忙说：“上级已经有了结论，我同党内的那个右倾反党集团没有任何关系。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是我自己要求到玫瑰坝来当小学校长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这里的气候。我怕热。这里的夏天不热。”他顿了一顿，笑着说：“我现在的行政级别仍然是正社级，算是个大和尚。玫瑰坝小学是初小，是个小庙子，不够我住。我来了以后，县教育局就不得不考虑扩大我们小学的规模，盖个大一点的庙子，让我这个大和尚住。”
冯东明讲的不完全是真话。其实，他要求来玫瑰坝，主要还是为了陈素芬。 冯东明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犯了一个与“右倾”有些沾边的错误。此外，让他重新出来工作并给他提升半级的决定也是党内的那两个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陈进和曾世杰作出的。因此，上级怀疑他同那个右倾反党集团有联系。专案组在审查冯东明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言行，可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太好，还有一个在台湾当大官的舅舅，党组织不得不慎重地对待他的问题。于是，双江地委让他参加了由陈进、曾世杰等十多个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或者被怀疑是成员的人所组成的集训队，在临江镇附近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一边劳动锻炼，一边向党和人民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年年初，已经当上排长的王守成从部队回玫瑰坝探亲期间，受他的姐姐王春花的委托，辗转曲折地打听到了冯东明的下落。他在归队的途中在省城再次见到了王春花，向她提供了他所了解到的冯东明的近况。 王春花此时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她虽然已经结婚半年多了，却没有忘记她同冯东明的那段旧情。她考虑了几天之后，带上了一些礼物，拜访了在西康省文化厅任副厅长的范淑君，请她为冯东明说几句话。 双江地委的领导干部大都是现任西康省委副书记寇家孟的老部下，而范淑君又是寇家孟的夫人。因此，地委的朱伟国书记接到范淑君的电话后，像是接到了皇帝的圣旨，立即责令专案组尽快了结冯东明的案子。由于冯东明本来就没有什么反动的言行，专案组很快就给他下了一个清白的结论。于是，朱伟国给吴兴泉打了一个电话，要求阑县县委给冯东明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他指示道，县委必须满足冯东明的一切要求。 冯东明从集训队出来之后，王春花同他通了一次电话。她向冯东明通报了自己的婚事，把自由还给了他。她提到了范淑君为他所做的事，还告诉了他王守成所了解到的一个情况：陈素芬被重新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 冯东明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最近，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发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光辉指示，全国城乡的阶级斗争正在迅速地升级。冯东明参加革命十多年，已经锻炼出了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一场凶猛的阶级斗争的疾风迅雨就要到来了。当这场风雨到来的时候，被定为阶级敌人的陈素芬必然要首当其冲，受到严厉的打击。他知道，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要为陈素芬翻案，要摘除她的地主分子帽子是绝无可能的。于是，他想到了要回到玫瑰坝来。他相信，只要他在玫瑰坝，凭着他的那些老关系，他多少可以为陈素芬挡一点风，遮一点雨，使她少受一些打击。此外，这时他已经厌倦了行政工作，以为当教师比较单纯，不大可能卷入险恶的政治旋涡中去。再说，王春花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他知道王春花不能直接来过问一个普通的山区教师的事，却希望她通过教育系统的层层领导干部，发挥一点影响，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帮助。于是，他向上级提出了来玫瑰坝小学当教师的要求。 冯东明的这一要求给阑县组织部和人事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他没有犯错误，组织部门不能够降级使用他。其次，他是一个行政干部。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党和国家规定，行政干部同教师的身分不能互换，就像工人不能当行政干部，集体企业的职工不能去国营企业工作一样。 在朱伟国和吴兴泉的巨大的压力下，有关的各个部门经过好几天的反复磋商，最后搞了一个将玫瑰坝的初小扩建为完小的计划，让冯东明担任这个计划中的完小校长，使他的行政级别不至于下降。校长是行政编制，不是教师编制。不过，校长也可以讲课，只是在名义上不是讲课，而是代课而已。冯东明虽然不大满意，最后还是接受了有关部门的这一安排。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级别不能下降，自己的干部身分不能改变的现实。
王守伦虽然贵为公社党委书记，对连党员也不是的冯东明却非常敬畏。只要冯东明在，他就感到有些心虚，说话和做事也不敢太放肆了。这几年，他在玫瑰坝独揽大权，当惯了土皇帝，当然不愿意见到冯东明回到公社办公室里来对他指手划脚。他听说冯东明自愿去当了一个娃娃王，就宽慰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仍然对冯东明有些顾忌。他知道冯东明是不会坐视他带着民兵去癞子坡放火的。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惩罚丁成贵的计划。 应罗兰音的要求，冯东明谈了谈他在集训队里的情况，并趁机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党的有关部门正在对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原阑县的县委书记曾世杰已经平了反，担任了地区商业局的局长。他估计，要不了多久，陈素芬的亲哥哥，原地委的副书记陈进就可以得到平反，官复原职。他说：“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陈副书记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要我来玫瑰坝代他看望他的妹妹。他说，他的一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解放前，他们受到恶霸的迫害，被袍哥四处追杀。他逃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他的妹妹陈素芬逃到了玫瑰坝，却被恶霸地主王秉文霸占了。陈副书记说，他妹妹的遭遇同白毛女的遭遇差不多，甚至还要悲惨。白毛女从地主家逃了出来，报了仇，而他的妹妹却未能逃出虎口，一直在地主家里受煎熬。因此，把他妹妹划为地主分子是完全错误的。陈副书记希望玫瑰坝公社的干部有区别地对待他的妹妹。他说，他恢复工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纠正错误，把他妹妹的阶级成分改回为城市贫民。” 这些话是冯东明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精心炮制出来的，里面的东西一些是真的，一些却是假的。党的有关部门此时的确是在甄别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并且给一些人平了反，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声称当前的粮食困难是由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而不是由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如果陈进能够承认自己攻击三面红旗的错误，并且义愤填膺地痛骂苏联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行为，党组织就会给他平反，让他重新出来工作。可是，陈进拒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坚持说粮食困难是由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他甚至对专案组的人说：“这几年来，全党同志都犯了左倾狂热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了不少灾难。如果不坚决纠正这些左倾错误，我们的党还会给人民带来更多更大的灾难。”这样，陈进就把自己推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冯东明相信，如果陈进继续像现在这样顽梗不化，他就很难得到平反。陈进要冯东明来看望陈素芬也是真的。可是陈进却没有说过那些要为陈素芬翻案的话，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陈素芬已经被重新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冯东明杜撰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吓唬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干部，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对陈素芬客气一些。此外，他还想得到一张“通行证”，使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看望已经沦为阶级敌人的陈素芬。 冯东明的讹诈很有效。 王守伦想起自己以饥饿为武器，企图威逼陈素芬同他睡觉的往事，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相信，陈进复出江湖后，如果陈素芬要找他算账的话，他就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他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尽量讨好陈素芬。他飞快地思索了一阵，心中有了一些主意。他决定，立即恢复陈素芬在大食堂打饭的权利，并派他的老婆马银芳出马，每天偷偷地给陈素芬送四个玉米馍馍去。玫瑰坝人民公社曾经以来路不明为理由，没收了陈素芬的全部银行存款，并且截收了她的大嫂定期寄给她的全部汇款，一共有两百多圆人民币。王守伦决定，等公社卖了征购粮，有了钱后，他要冒着被传染上麻风病的风险，亲自把这笔钱还给陈素芬，以牟取她的好感。 关道忠也被吓了一大跳。他对陈素芬一直很感兴趣。最近几天，他一直想着要利用对四类分子训话的机会，偷偷地在陈素芬的胸部摸上一把或者在她的臀部捏上一把。他已经鼓足了劲，正准备在第二天的早上动手，却听说陈素芬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骂、任意欺负的普通的地主分子。他像是捱了当头一棒，脑袋里嗡嗡地作响。他暗自庆幸自己的宏伟计划还没有实施，还没有得罪这个女人。
第四十五章
冯东明同公社干部们聊了一阵，把铺盖卷暂时放在公社的办公室里，然后就大摇大摆地看望地主分子陈素芬去了。 此时正是煮野菜，准备晚餐的时间。陈素芬左手拿一个泡菜坛子，右手拿着一个瓜瓢，正站在水缸旁舀水。冯东明进门后，她怔怔地看了他好一阵，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突然，她的手一松，手中的泡菜坛子和瓜瓢落在地上，摔成了几大块。坛子和瓜瓢里装的水也溅得满屋子都是，把她的鞋和半截裤子也打湿了。 “素芬。”冯东明轻轻地唤了一声。 陈素芬如梦初醒。她猛地向前一冲，扑进冯东明的怀里，说：“他们……放你了？”说完这话，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没事了。”冯东明说。他是第一次拥抱陈素芬，有些神魂颠倒。他紧紧地抱着陈素芬，任她在自己的怀里伤心地哭泣，连安慰的话也忘了说。 过了很久，他才喃喃地说：“素芬，我们结婚吧。” 陈素芬听了这话，猛地一惊，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她知道冯东明是在瞎说。她现在是地主分子。她嫁给谁，就会把她的地主阶级的病毒传染给谁。她轻轻地推开冯东明，一边呜呜地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同我……结婚？……我们两个人……都不想……活了？” 冯东明的思想也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首先，上级是不会批准他同一个地主分子结婚的。此外，由于他的出身不好，加上他有一个在台湾当大官的舅舅，他一直没有得到党的信任。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是一个被怀疑、受清查的对象。如果他申请同一个地主分子结婚，他就是在公开地宣扬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他的结婚申请书很可能就是他的政治上的死刑判决书。如果他现在不顾一切，硬要申请同陈素芬结婚，他就会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万劫不能翻身，同时也会给陈素芬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灾难。因此，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设法摘掉陈素芬头上的地主分子的帽子，然后才能同她结婚。 冯东明沉默了好一阵。他掏出手帕，轻轻地擦着陈素芬的脸颊上的眼泪，坚定地说：“我们可以结婚，一定可以结婚。我们总有一天是会结婚的。” 陈素芬苦笑了一下，说：“岁月不饶人。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了。再过几年，我就生不出孩子了。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能够同你结婚，我也不能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你现在最好还是另打主意吧。” 冯东明诚恳地说：“我不是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守礼又健康，又聪明，又漂亮。有了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满足了。” “不是亲生的孩子，毕竟有些不同。”陈素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指玩弄着冯东明胸前的一枚纽扣，说：“我真想不顾一切，马上就给你生一个孩子。可是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害你。当初，那个侯亚昆那么威风，那么得意，好像只有他才是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都不是人似的。可是，他沾上了孙桂英后，就变得同我们一样，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被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冯东明听陈素芬说她想马上就给他生个孩子，感到有些尴尬，脸涨得通红。 陈素芬继续玩弄着那枚纽扣。她带着无限的惆怅，说：“将来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我是地主分子，接触不得。搞得不好，他们抓住这个把柄，说你受到了我的毒害，说你变成了我的俘虏，你的这辈子也就完了。” 冯东明轻轻地抚摸着陈素芬的脸，有些得意地说：“你放心。我打着大哥的旗号，把公社的那些干部吓住了。我可以经常来看你。他们不敢乱说话。” 陈素芬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了一阵冯东明的抚摸。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快要把持不住了。她连忙后退了几步，问道：“大哥还好吧？你见过他没有？”说着，她去墙边搬来了一个树疙瘩，把它递给冯东明，说：“没有凳子。将就坐吧。” 冯东明接过那个树疙瘩，说了一声谢谢，将树疙瘩放在地板上，在上面坐了，这才回答道：“还好。我和大哥天天在一起劳动。两年多了。” “是劳改吧？”陈素芬问。她看了看地上的破瓜瓢，然后去墙角里取来两个残破的土巴碗，用一个碗当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捧给冯东明，同时抱歉地说：“只能喝生水了。” “生水就好。我早就喝惯了。”冯东明笑着说。他接过水，喝了一口，接着刚才的话头说：“不是劳动改造，而是劳动锻炼。同样都是体力劳动，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大哥犯了错误，被撤了职。不过，他的问题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他的党籍还在。如果他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早就可以出来工作了。可惜他太固执了，一直不肯认错。”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呀？”陈素芬搬来另外一个树疙瘩，在冯东明的面前坐了下来。 “右倾。”冯东明喝完了水，苦笑着说。“他反对大食堂，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总路线。” 陈素芬把冯东明手里的空碗拿了过来。她沉默了一阵，然后说：“他算是有些清醒了。可惜，现在的这个世道容不得清醒的人。我看，他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当领导了，除非是这个世道变了。——再喝点水，好吗？” “不喝了，多谢。”冯东明说。“现在看来，大哥在当时是正确的，党内的那些右倾分子在当时是正确的。其实，党中央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党中央最近指示，在一些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大食堂应当撤销。可是，涉及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 “我明白。”陈素芬站了起来，将空碗放到墙角里的地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永远也不会错的。大哥不认错，他就是在暗示党中央和毛主席错了。看来，他的确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她重新坐了下来。 冯东明说：“也不能那样讲。我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目的是要保护像我这样的一大批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在狂热之中干了很多坏事。认真起来，几乎所有的基层干部都应该去坐牢。” “看来，你现在也清醒了。”陈素芬欣慰地说。“希望你将来再也不要干那些害人的事了。” “我再也不会干了。”冯东明保证说。 陈素芬问：“你们在劳动锻炼的时候吃得饱饭吗？” “还好。”冯东明答到。“那批人差不多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是小兵。我也沾了他们的光。我们享受的是‘中灶’待遇，早餐可以吃三两粮，午餐可以吃四两粮，晚餐也可以吃四两粮。大哥的级别最高。他享受的是“小灶”待遇，每顿可以多吃一两粮，有时候还有点荤腥。” “就是倒了霉，你们这些干部也比普通的人强啊！”陈素芬感叹地说。“你刚才说，大食堂要撤销？”她问。 “是呀。文件早就发下来了。只是有一些基层干部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着不肯撤。”冯东明说。 “大食堂要是撤了的话，王守伦他们那几个干部就没有“小灶”吃了。他们那几个人当然是不肯撤的。——有办法逼他们撤吗？” “有。”冯东明肯定地说。“我只要把中央文件的内容透露出去就行了。大家有中央文件撑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他们撤销大食堂。” 陈素芬迟疑了一下，说：“你知道吗？王守伦不准我去大食堂打饭，又不肯把我的购粮证还给我。” “是吗？”冯东明非常震惊地问。“他不准你打饭？你和守礼……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于是，陈素芬对冯东明一五一十地讲了王守伦的那些非常无耻、十分恶毒的言行。她告诉冯东明，如果没有丁成贵一家的慷慨救助，她和她的儿子王守礼早就变成两堆白骨了。 冯东明皱着眉头，静静地听完了陈素芬的叙述，然后说：“没想到王守伦这家伙竟然会有这么坏。不过，这件事不好张扬，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话说了一半，冯东明停了下来，想找几个好听一点的词，或者换一句好听一点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现在是地主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是一条化为美女的毒蛇。我每时每刻都企图利用我的美色来勾引、腐蚀你们的革命干部，以此来达到我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想让广大的革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使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革命群众人头落地。”陈素芬接过冯东明的话头说。 冯东明默认了陈素芬刚才所讲的话正是当前在报纸上、杂志上、广播中、舞台上以及电影里广泛宣传的东西，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内容。他皱着眉头说：“这件事如果暴露了，虽然那个坏蛋会受到处罚，因为你现在的阶级成分，你也是会受到处罚的，尽管你是一个受害人。不过，既然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党和人民政府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为所有的受害人伸张正义。” 陈素芬说：“如果他欺负的是别的四类分子，你也不要声张。俗话说，‘同病相怜。’我不愿意见到一个四类分子在受了他的欺负后，还要被当成一条化为美女的毒蛇斗来斗去，还要被送去劳改。即使受到他欺负的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只要她没有主动站出来，你也不要声张。人家还要活，还要见人。在很多时候，当一个女人是很难的。” 冯东明心想：“我现在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口头上仍然说：“总之，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感到很难受。他实际上是我亲手放出来的一个魔鬼。当初我们不知道他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不然的话，当初我们就不会把他当成一个积极分子来培养了。” 陈素芬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 此时，冯东明注意到陈素芬身上的衣服已经非常破旧了。他向周围看了看，心中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沉重。室内四壁空空，没有床桌凳椅之类的家具，也没有铁锅菜刀之类的铁器。墙角里有几个破碗残坛。两堆稻草上各有一张破旧的棉被。原先建地炉子的地方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土坑。只有放在棉被旁的十来本破旧的书算得上是有点价值的东西。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给大家带来的灾难恐怕更加大，更加广泛。坝子上多数的人都还没有把炉子重新建起来吧？” “大家都没有钱，买不起炉桥。没有炉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建地炉子了。这几年来，公社没有发过一分钱，也不准社员们自己出去挣钱。”陈素芬发现冯东明的脸色此时已经变得非常难看，连忙安慰道：“其它公社的干部不也砸了老百姓家里的铁锅，挖了老百姓家里的炉桥吗？” 冯东明羞愧地说：“我们那样干，既是为了炼铁，也是为了堵死大家退路，以巩固大食堂。当时我干得很欢，还以为自己是在办一件大好事呢。结果呢？我们搞得大家连开水也喝不上，更不要说洗热水澡了。我们……嗳……害人呀。” “你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呢。”陈素芬说。“为了炼那些牛屎粑粑，侯亚昆连田里的粮食也不要了。玫瑰坝饿死那么多人，他有一大半的罪。” “我也有罪。”冯东明嘟囔着说。“建大食堂的时候我也很积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遥远的将来的描述当成了立即就可以实现的东西。像大哥所说的一样，我当时也患上了共产主义的狂热病。”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大哥给你的钱，一百圆。里面还有大哥给你的一封信。集训队不准和外面的人通信，所以大哥一直没有给你写过信。”他把信封递给陈素芬后，又说：“我出来后，去见过大嫂。她说，她一直在给你寄钱，还给你写过几封信，却没有收到过你的回信，也不知道你收到过那些钱没有？” “没有收到过。既没有收到过她的钱，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陈素芬说。“没有钱买邮票，所以我一直没有给大哥和大嫂写过信。” 冯东明说：“肯定是那几个公社干部把大嫂寄来的钱和信扣下来了。我得去查一下。等会儿我去找王守伦，叫他把你的购粮证还给你。他这个人虽然坏，我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陈素芬捧着那个信封，却不看，泪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 “先看看大哥的信吧。”冯东明建议道。 陈素芬用手指尖擦了擦眼角里的眼泪，摇了头摇头，说：“我等会儿再看。”她抚摸了信封一阵，然后把它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衣袋。 冯东明说：“我自己也攒了一点钱。我想买些炉桥来赔给大家，让大家把炉子重新建起来。——那么多的铁锅，那么多的菜刀，还有那么多的其它铁器，我是赔不起的了。” “你有这个心就好。”陈素芬微笑着说。“我相信乡亲们是会原谅你的。”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惜那个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肯认错。如果他们还不改弦易辙，老百姓就还要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罪。” “中央领导同志的用心是好的。”冯东明忍不住辩护道。“他们是想让大家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 “我不知道他们的用心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不是幸福。”陈素芬悻悻地说。“我只知道人饿死了，树砍光了，鱼炸绝了，狗杀……”她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话，神色不安地看着冯东明。 冯东明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才换了一个话题，问：“守礼呢？怎么没有见到他呢？” 当冯东明走进来的时候，王守礼正坐在窗下的一个树疙瘩上看书。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母亲有如此疯狂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窘得满面通红。过了一阵，他见两个大人已经把他忘了，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忘了，把整个世界都忘了，便偷偷地走出棚子，悄悄地关上房门，在门外的石台阶上呆呆地坐着。 陈素芬往窗下望了一眼，又四处看了看，说：“他刚才还坐在那窗下看书呢。怎么不见了？”她估计她的儿子见到了她刚才的那些疯狂的举动，脸色变得通红。 “没有去上学？”冯东明问。 “早就没有上学了。只上了个三年级。我们交不起学费。一学期的学费是三圆五，一年就是七圆钱。还有买课本、练习本、和笔墨之类的费用，一年还要花四五圆。没办法，只好让他成天呆在家里。成立公社的时候说公社要为所有的孩子交学费，为所有的孩子买课本。可是公社一分钱的学费也没有交过，一本课本也没有买过。贫下中农的子女可以减免学费，中农和上中农的子女就不可以了，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了。如今只有贫下中农的孩子还可以上学读书——读‘望天书’。学生都没有课本，也没有纸和笔。” “如果没有中断，守礼今年应该上五年级了吧？”冯东明问。 “是呀，他过去的同学都快上完五年级了。”陈素芬说。“如今我们有钱了。我想让他回去上学。你和区完小的章校长的关系不错。你可不可以同他讲一讲，请他允许守礼去那里上学？我说的是九月份。我知道现在快要放暑假了。” 冯东明笑了笑，说：“忘了告诉你，我是来玫瑰坝小学当校长的。其实是当老师。我们今年就要办四年级，将来还要办五年级、六年级。到时候让守礼来上学就是了。我来教他。” “那太好了。”陈素芬非常高兴地说。“当个老师，同孩子们打交道，比当领导干部好得多。” 这时，他们听到门外有人在说话。接着，王守礼把门略微推开了一些，把头探进来，先是对冯东明尴尬地笑了笑，叫了声舅舅，然后对陈素芬说：“妈妈，他们喊我们去大食堂打饭。” 王守礼的话还没有说完，门就被猛地推开了。马银芳挽着一个撮箕，扭动着腰肢走了进来。她满面春风地对冯东明说：“冯副社长，老王喊我来喊你。他们正在大食堂里头等你。他们几个公社领导要给你接风。” 冯东明正在起身。他皱着眉头说：“接什么风啊？现在是困难时期。” “那我就不晓得了。你去问老王他们几个。”马银芳笑嘻嘻地说。她向前走了几步，拉着陈素芬的手说：“那个宋书记不是个好东西。他鼓朵不准大食堂打饭给四奶奶。红英家爸爸不晓得给他求过好多回的情，说了一箩筐的好话，他之才松了口。”她扭过头来，对王守礼说：“三十七叔，快点儿去打饭。等阵大食堂就要关门了。” 王守礼看着陈素芬，没有动。 陈素芬对王守礼点了点头，说：“去吧。” “守礼。”冯东明把他叫住，说：“把我的那份也打来。我们一起吃。” 马银芳尖叫道：“你在之儿吃？要不得吧？我之就去给老王说，喊他亲自来喊你。” “东明，”陈素芬冷静地说，“我现在是地主分子。公社的干部了解情况，不会说什么。可是区上和县上的干部不了解情况。如果他们知道了，就要说你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了。你还是去大食堂吃吧。” “就是啊！四奶奶说得太对了。之些事情开不得玩笑。”马银芳说。“冯副社长，你去大食堂吃才可以！” 冯东明只得说：“好吧。我去大食堂吃。” 马银芳挽着的撮箕里藏着她准备用来“孝敬”陈素芬的四个玉米馍馍。她不愿意让冯东明知道这件事，所以说：“冯副社长，你和三十七叔前头走。我有话要给四奶奶说。” 冯东明也有一个秘密。他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纸包，纸包里有两块令人垂涎的“高级饼干”。每过一个星期左右，如果运气好的话，人们可以在国营的食品店里见到这种“高级饼干”出售。这种用面粉、盐和苏打粉做成的“高级食品”要二十圆一斤，却不要粮票。冯东明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八圆，还不够买一斤半。冯东明从临江镇回来的时候，曾经应县委书记吴兴泉的邀请，去他家拜访过。吴兴泉的妻子刘玉萍对他非常热情，端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他。冯东明试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机会，偷偷地把两块饼干装进了衣袋里，为王守礼准备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此时他正需要一个同王守礼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所以爽快地答应道：“那好，我和守礼先走。” 冯东明出门后，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见近处没有什么人，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那个纸包，把它递给了王守礼。 王守礼打开纸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舅舅，是饼干啊？”他问。 “嗯，吃吧。给你的。”冯东明微笑着说。 王守礼将一块饼干放进口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感叹道：“好好吃啊！”他看着手里的饼干，舍不得马上就吃。 “吃呀！”冯东明催促道。 王守礼吃完了第一块饼干，又说：“好好吃啊！”他盯住手里拿着的第二块饼干，犹豫了一阵，抬起头来，对冯东明说：“舅舅，妈妈没有吃过之种饼干吧？” 冯东明避开了王守礼的探询的目光，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此时他感到十分后悔。他觉得，他在吴兴泉家作客的时候应该厚起脸皮，将刘玉萍端出来的食品一扫而光，全部装进他的口袋里来。 王守礼从冯东明的表情上看出了答案。他舔了舔嘴唇，小心地包好这块饼干，把它放进了胸前的衣袋里。他默默地决定，他要把这块美味的食品带回家去，让他的母亲也能尝一尝。 冯东明同王守礼说着话，很快就到了大食堂的门口。玫瑰坝小学的老师魏锦雯和程定国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他们见到冯东明后，立即过来同他打招呼。魏锦雯还不失时机地表示，她和程老师决心在冯东明的英明领导下，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搞好教学工作，将玫瑰坝小学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教育革命的巩固堡垒。她希望冯东明多批评她，多教育她，使她能够更快地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王守礼见冯东明被学校的两位老师缠住了，便去“大灶”打了他家的那两份“革命汤”，然后就悄悄地回家去了。 冯东明既要应付魏锦雯的革命的热情，又要同来大食堂打饭的社员们打招呼，搞得晕头转向。幸好王守伦等人及时地迎了出来。王守伦庄严地宣布：“冯校长的肚子饿了。”于是，众人簇拥着冯东明，把他带进了餐厅。 餐厅里聚集了不少的人，其中有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所有干部，有三个生产大队的正副书记和正副队长，还有玫瑰坝小学的两位教师。大家把冯东明团团围住，乱哄哄地说了一阵话。然后，他们分三张桌子坐了下来。 很快，大食堂的几个年轻漂亮的炊事员给每桌端来了两大盆白花花的大米饭，一大盘盐拌黄瓜片，一大碗米汤煮莴笋块。冯东明知道，在解放初期，这不过是玫瑰坝普通农民的便饭而已。可是，坝子上的普通农民如今只能喝“革命汤”度日，一些重灾区的农民甚至连这种“革命汤”也喝不上。于是，此时他的面前放着的就是一席盛宴了。 冯东明同坐在他身旁的王守伦和罗兰音二人一边聊着天，一边从容地欣赏着喷香可口的菜饭。过了一阵，接风宴的高潮到来了。只见大食堂的炊事班长王丽娟左手端着一个大海碗，右手拿着一双筷子，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餐厅里立即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红烧鸡的香味。原来，为了表达玫瑰坝人民对冯东明的敬意，公社的大食堂特地杀了一只正在为完成国家的鸡蛋收购任务、为满足“小灶”的需要而生蛋的母鸡来招待他。餐厅里的谈笑声顿时消失了。众人都咽着口水，静静地等待着。 王丽娟走到冯东明的身旁，对他嫣然一笑，将一段鸡大腿夹进了他的碗里。 “不行！不行！”冯东明抗议道。“这么大的一块……” “吃嘛！吃嘛！今天给你接风！”几个声音几乎是在同时吼了起来，淹没了冯东明的有气无力的抗议。 接着，王丽娟从王守伦开始，把碗里的鸡块夹进了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碗里。显然，一切都是经过仔细计算的。在座的食客一共有二十三个人。那碗里的红烧鸡块不多不少，刚好也是二十三块。 当大家像吃人参果一样细嚼慢咽地吃完了碗里的鸡块后，罗兰音抱歉地对冯东明说：“如今是困难时期，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为你接风。将来，等我们的集体经济壮大了……” “我们杀一条肥猪来补起过。”王守伦笑嘻嘻地插进来说。 “不用了，不用了。”冯东明连忙摆手道。“接风嘛，只能接一次。哪有接两次的道理？” 接风宴结束后，冯东明在王守伦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玫瑰坝公社小学，也就是过去的王家祠堂。他的铺盖卷早就有人搬过来了。学校的两位老师也为他腾出了一个房间，搬来了一张小木床、一张书桌和一张椅子，拿来了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以及两根挂蚊帐用的竹竿。公社干部们离开后，冯东明解下绑在铺盖卷上的搪瓷盆、搪瓷碗、搪瓷杯、毛巾和他的那顶从来没有戴过的旧草帽，打开铺盖卷，取出裹在里面的几本书和几件换洗用的衣服，然后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挂好蚊帐，铺好棉絮、棉毯和床单，摆好棉被，将冬天穿的棉大衣叠了作枕头，安置好了他的全部家当。
出乎冯东明的预料，阶级斗争的风暴并没有立即刮进玫瑰坝来。 冯东明回到玫瑰坝后，报纸上虽然充斥着全国各地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喜报，上级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的调子虽然越唱越高，党中央虽然发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阶级斗争的风暴却只是在附近的几个县里徘徊，一次又一次地擦着阑县而过。几年来，王守伦变得越来越胆大，越来越放肆。他把玫瑰坝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拒不执行上级的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成天忙于寻欢作乐，跑到阶级敌人的家里去吃吃喝喝，同他们打得火热。他甚至把正常的制度化的对四类分子的训话也取消了，仅仅保留了让阶级敌人参加强制性的义务劳动的做法。 也就是在这几年，党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取消了大食堂，退回了自留地，恢复了评工记分的制度，使生产队成为生产、核算和分配的基本单位。县区的领导干部们不仅追认了王守伦所搞的那些十分可耻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大力地推行了“包产到户”之类的更为可耻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奇怪的是，实行了这些落后的制度后，大量的粮食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冒了出来。社员们手里的粮食有了剩余，便拿去出售，便开始饲养家禽家畜。于是，龟城镇里的“自由市场”上便有了粮食、鸡蛋、鸡鸭和猪肉等食物。于是，农民们的身影便在供销社里出现了。人们开始买布，开始缝制新的衣裳。有些小姑娘的头上甚至还出现了一根鲜艳的红头绳。县城里的集体性质的安剧团知道农民们的手里有了几毛钱，便不失时机地“送戏下乡”。县城里的国营的电影放映队也跑到乡下来凑热闹，在玫瑰坝破天荒地放了一次电影。 于是，欢声和笑语又回到了玫瑰坝。 于是，冯东明虽然每天都在为陈素芬的命运而担心，却在玫瑰坝小学平平静静地教了三年的书。 陈素芬也平平静静地过了三年的日子。 陈素芬是非农业人口。人民公社的体制改变后，她就不再是公社的社员了。也就是说，她不能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分配，只能自谋生计。一天，她偶然看到一张广告，知道了国营的废品及中药材收购站正在收购当归、党参等中药材。于是，她四处求教，学会了在山中辨认这些植物。从此以后，只要天气允许，她就背着一个背篼，扛着一把锄头，上山去采集这些药用植物。她把这些药用植物采回来后，细心清洗干净，用烈日晒干，或者用柴火烘干，然后再背去县城里卖给国营的收购站。一年下来，她竟然挣了二百九十多圆。将她因为种种原因而呆在家里的日子也算上，她平均每天的收入也将近八角。按照这一年的物价计算，她一天的收入大约可以从国营粮站买到六斤半定量的大米，从自由市场上买到两斤大米；她九天的收入可以从供销合作社买到一双胶底布帮的“解放鞋”；她五个半月的收入就可以买到一块上海牌手表了。 她的邻居们都是农业人口，是人民公社的社员。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定，他们一年到头都必须在社里干活，不能从事任何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因为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而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平均劳动日值只有一角五分钱。这就是说，一个强壮的男人在公社里干一天的农活，挣十个工分，折合成人民币后只有一角五。妇女和老人被称为半劳力。他们干一天农活只能挣五到七个工分。这点工分只能折合成七分半到一角人民币。 因此，除了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学校的校长教师外，陈素芬挣到的钱比坝子上其他的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几个半脱产干部挣到的还要多。于是，陈素芬便成了玫瑰坝的首富之一。在第三年，她得到了玫瑰坝人民公社的许可，花了四百来圆的建筑材料费，一百来圆的人工费，在丁万金家原先的屋宅地上盖起了一间土墙瓦屋。这是大跃进后在玫瑰坝盖起来的第一间新屋，也是合作化以来在玫瑰坝盖起来的第一间新屋。
第四十六章至五十八章：
阶级斗争的风暴最终还是刮进了玫瑰坝。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小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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