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中國國民革命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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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 溫哥華 講演《中國分裂的危險》

“祖國在危險中” 系列之二

 

 

【黃花崗雜誌訊】繼2011年10月1日於亞特蘭大開講“祖國在危險中”第一講“民族主義的使命”之後,10月29日,著名文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又應加西“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暨民國建立100週年組委會,加西中國統一戰略研究會,溫哥華當代中國問題愛好者沙龍”等民間組織的邀請,於溫哥華位於49 AVE的文化中心向近​​150 位聽眾作了該系列的第二場講演“誰在分裂中國?”,又一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讚揚。

在這一講中,辛先生懷著對中華民族的深厚之情,和對中國民主統一的渴望之心,所講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誰分裂了中國?”

辛先生以辛亥革命以來重大的歷史事實為根據,對一九四九年前“誰曾分裂中國、誰不曾分裂中國”,做了簡要、明確的指證。他說,辛亥革命爆發時,連即將退位的滿清朝廷都沒有因為自身的覆亡而分裂過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即便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滿清,大小軍閥混戰十一年,他們或是要復闢大一統的中華專制帝國,或是夢想武力統一中國,或是一心維持軍事割據,但都不是要分裂中國。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直到辭世的那一天,都在為了中國的民主進步統一,就是大中華民國的統一,而艱難奮鬥未已,他留在人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的一生,則為捍衛中國的進步統一,作出了無愧于中華五千年的犧牲和奮鬥。縱觀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唯有中國共產黨從前蘇俄為他建黨的那一天開始,就“認馬列為祖宗,蘇俄為祖國,斯大林為父親”,一心要為蘇俄分裂中國。辛先生用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指證了中共出賣民族、分裂中國
​​的歷史罪行,和他終於分裂了中國、製造了“兩岸兩制”和“兩岸兩國”的痛苦現狀。

在這一部分內容裡,辛先生用他自己的民族主義理論,論證了中共如何分裂了中國境內的每一個民族,使每一個民族都存在著兩個族群,一個就是馬列貴族統治集團,另一個則是被馬列集團統治的人民。漢族完全一樣。而今天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國各族人民遭遇馬列族群壓迫和摧殘的生死矛盾。這一切,當然都是由馬列和中共的惡性民族分裂,及其假的、壞的和倒退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惡果。

辛先生所講的第二個大問題,也是本次講演的主題,就是“誰在分裂中國?”
他開宗明義地說,不僅中共分裂了中國,而且自一九四九年他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之後,就立即對中國境內、特別是包括漢族在內的的各個民族,實行了“五大共同迫害” :

 


第一是“實行信仰專制,厲行宗教迫害”。


對這個問題,他首先是逐一揭開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奉行“信仰專制”的論述,指出馬列在他們的著作裡,既要“將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還要用“革命”的辦法,來剷除“信仰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並認為最後必須用“上斷頭台”辦法,來徹底消滅人類的宗教信仰。然後,他簡略地介紹了俄國共產革命後是怎樣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消滅信仰和迫害宗教的,並對中共如何實行信仰專制、如何堅持信仰專制及其罪惡的結果,做了令人痛苦的指證。特別是對以前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共產黨的馬列中國,是怎樣從信仰專制和迫害宗教出發,為無數知識分子確立“思想罪、言論罪和反革命罪”的,作了簡要的陳述。

第二是“製造階級鬥爭,厲行政治迫害”


辛先生首先簡略地闡述了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不論是從政治思想的演變上,還是從實際統治的發展上,從來就沒有提
​​倡過“階級鬥爭”,沒有“製造過階級鬥爭”,更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專政”。

但是中共不僅從馬列那裡學來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手段,甚至還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民族戰爭中,製造階級鬥爭以打擊抗日的政府,調節階級鬥爭以不許他自己的軍隊參加衛國戰爭。直到在奪權建國之後,仍然迷信於階級鬥爭,以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綱,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整治和迫害了無數的人民,包括他的同夥們,如劉少奇之流。

雖然在推行專制改良的後三十年中,中共不再公開地提倡和大抓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了,但是由於中共的“姓名、主義、制度和黨性”全然未變,要對中國各民族人民實行一黨專政已經成為他永恆的夢想,因而,他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和製造階級鬥爭的膽略,調節階級鬥爭的本領和進行階級鬥爭的手段,特別是要對人民實行專政的本性,從未改變。

中共不再高喊階級鬥爭而實行對人民鬥爭,不再高喊無產階級專政而對人民施行專政。他們在馬列中國六十週年的慶典上推出“毛澤東思想方陣”,以祭奠“殺人越貨八千萬”的毛澤東時代,其一心懷念“中共大搞階級鬥爭盛世”之心,企圖復闢“中共實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惡世”之念,已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在充滿血腥的紅色歌曲又在橫行人間之時,不少人心裏都有著“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時期”的恐怖感覺。至於2008年3月胡錦濤對西藏人民的又一次血腥迫害,2009年7月胡錦濤對新疆漢維兩族人民的又一次暴力鎮壓,和近年來中共警察可以隨意開槍殺害各族人民,中共層層“人民政府”信訪部門可以隨意整死、打死甚至“姦死”各民族痛苦訪民的不盡血債,俱是中共仍然在厲行“鬥爭和專政”的證明。


第三是“兩度強行共產,厲行經濟迫害”。


辛先生簡明扼要地指出了第一度,就是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公開殺民劫財以共人民之產(1949-1979)”。第二度則是中共“在改革的名義下公開禍民斂財以共人民之產(1979- ),他說,共產黨要“消滅人民的私有製”的鐵血政策,一點也沒有變。雖然,他在1986年11月11日於武漢大學的講演中,就曾指馬列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中共層層領導集團最完美無缺的私有製”。他特別介紹大家去閱讀曾飛先生的那片文章:“1%是怎樣殘酷掠奪99%的? ”,並舉出大量的官方數據,說明今日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對我們人民更加無情地“經濟共產”;他還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作家柔石寫的“為奴隸的母親”,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無數“為奴隸的母親”進行了淒慘的對比;對當今中國“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千古絕景,予以了憤怒的指責。

 

第四是“製造共產文化,厲行文化迫害”

曾對中國新文學史做過深入研究的辛先生,對這一部分的內容,講得特別地深刻和生動。因為他首先就指出了所謂製造共產文化、例行文化迫害,就是厲行文化獨裁和製造虛假的各民族共產文化。

他說,共產黨製造共產文化、厲行文化迫害的前提,一是“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 將馬列的思想推上了獨一無二的的“神話地位和神權地位”。二是高唱“決裂傳統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決裂西方進步文化,獨尊西方反動文化” ;自八十年代末至今還在批判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所謂“河殤”,將今日中國的“般般不是”,全部歸咎於我們中華民
​​族的天與地、祖宗與文化、還有我們人民自身……,反正都不是共產黨的錯三是劫奪了人類文化歷史的全部解釋權,既企圖將五千年中國歷史作為馬列無比正確的證明,又要用馬列來指導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道路,那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辛先生說,由於共產黨製造了太多的共產文化,也就是今天很多人都在批判的黨文化,所以,在這一部分內容中,他著重地介紹和批判了共產黨“製造革命文藝,以厲行文化專制”的由來、事實和惡果。他從中共的革命文藝從哪裡來開始講起,歷史地和邏輯分明地道出了“製造革命文藝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列主義;製造革命文藝的組織原則;就是共產黨的黨性原則;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目的,就是要製造階級鬥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方法,就是斯大林虛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製造革命文學的使命,就是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和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殺人害人的政治運動服務……。

而中共製造革命文學的罪惡,則是欺騙人民、扭曲靈魂,鞏固統治。所以斯大林才會說,他們的“無產階級作家”,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專門“為扭曲人類靈魂”而工作的。一言以蔽之,共產黨製造的文藝,都是“幫助共產黨屠戮各民族無辜人民的血刃”——比如形形色色的“運動”文藝;比如“沒有廉恥的歌德文學和沒有底線的欺騙文藝” ——比如至今今還在歌唱“社會主義心靈美”和“歌頌共產黨所謂改革開發”即專制改良的文藝作品……。辛先生以大量的例子,揭穿了共產黨文藝的可笑、可悲和可恨,道出了他們最終也只能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歷史下場而已。


第五是“消滅民間社會,厲行社會迫害”

在這個問題裡,辛灝年先生首先解釋了“什麼是民間社會?”然後介紹了中共奪權建國以後所實行的“消滅民間社會”的手段,一是在全社會各行各業建立黨組織,以領導和操控一切;二是“劃定階級界限”、“製造階級鬥爭”、“劃分先進落後”等各種名目手段,以施行分而治之;三是用鎮壓甚至是直接的和大面積的處決手段,將原有的傳統民間社會掃蕩乾淨,使“黨天下”成為“黨社會”,制止成為“共產黨一個黨的清涼世界”(1927年吳稚暉建議“清黨”語)。

在用晚清革命先烈秋瑾烈士,和共產黨血腥統治下的、林昭、張自新、李九蓮等烈士“死後”的命運,作了“有無民間社會”的對比後,他說,從此,整個中國社會都變成了“黨的社會”。一種亙古沒有的“全面社會迫害”由此迅速形成。前蘇聯因此而成為“鐵幕”,全中國因此而成為“鐵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此便在“鐵幕和鐵桶”之內備受煎熬,自由的陽光從此不會再照耀著我們國土的任何一個角落。於是,鮮血在黑暗中流淌,道德在血腥中敗壞,人心在腐爛中自暴自棄……無數個錢明會、莫日根、小悅悅都在“我爸就是李剛、我爸就是國法、我爸就是李雙江”這樣一個黑暗無邊的社會中,被欺侮、被凌辱、被奪取了無辜的生命……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就是這樣地被投進了無底的黑暗深淵……。

在“誰在分裂中國?”這一部分裡,辛先生雖然首先講的是中共對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五大共同迫害”,也就是中國對境內各民族迫害的“一致性”,但是,他接著講的就是“中共暴政逼出了邊疆民族的分裂要求”,其意所指,就是中共的暴政正在分裂我們的中國。

在這一部分至關重要的內容中,他先是從歷史和文化上介紹了宗教信仰對於漢民族整體的非特殊意義,然後再明確地說出了“宗教信仰對於少數民族的特殊意義”就在於: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宗教信仰常常是維繫民族生存和推動民族發展的精神紐帶——也就是他在第一講中所說的,是“民族傳承和發展的關鍵”。因為, 對於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而言,宗教由“信仰一致”而形成的“精神一體”和“心靈聚合”,不僅導致了同一宗教信仰下“對生命意識感悟的一致性”而且,從而造就了“一致的民族感情”。直至成為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凝聚力。

從這一認識出發,辛先生概括地、同時也是具體地說明了“少數民族遭遇中共迫害的五大特殊性”。這五大特殊性就是:
對於希望保有自身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信仰專制就是宗教迫害;對於希望保證民族生存和民族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製造階級鬥爭就是民族鎮壓;對於嚮往真正民族自治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實行虛假自治就是民族奴役;對於希望保有經濟生活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強行經濟共產就是民族掠奪;對於需要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文化專制就是民族滅絕。在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眼裏和心裏,中共對漢族人民的所有迫害和鎮壓,對他們則全部地具有了民族歧視、民族迫害、民族掠奪和民族鎮壓的特殊意義。

辛先生用大量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對境內少數民族進行宗教迫害的主要手段:一是侮辱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二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領袖, 三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知識分子,四是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設施的摧毀。五是管制和鎮壓少數民族民間宗教活動……。其結果,自然是:少數民族因不堪中共暴政,而開始要求“走出中國”,中國分裂的危險,就是這樣地被共產黨一手製造出來了。

在此,辛灝年先生特別指出,由於境內的少數民族分不清“中共與中國”不一樣,、“中共與漢族”不一致,還有“各民族馬教統治集團”與“中共馬教統治集團”的一致性;所以,一些少數民族、特別是幾大邊疆民族都把中共看成了漢族或中國,將中共對他們的欺侮當成了漢族或中國對他們的欺侮,如此一來,少數民族就將仇恨投向了漢族與中國。殊不知,就像辛先生所說的“中共對中國境內各民族所實行的五大迫害”,漢民族不但包括其中,而且首當其衝。換言之,就是少數民族所遭遇的迫害,漢民族都遭受過,甚至廣大漢民族人民所遭遇的更為淒慘。所以,辛先生才要求中國境內各族人民都能夠分清中共和中國,中共和漢族,分清中國各民族內部的層層馬列子孫集團才是我們要共同反對的對象。

他還說,雖然有很多人是“分不清”,但也有人是“不分清”。而“不分清”的結果,就是“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新疆問題已經尖銳化,內蒙古問題開始激化。至於台灣,誠如台灣報刊自己說的,“台灣問題早已國際化”,因為,
​​台灣當一再聲稱:“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進行美、中、台三方會談”,甚至聲稱:“解決台灣問題,必須美、日、中、台一起談。”2011年5月1日和2011年9月8日台灣聯合報《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保台成台灣大選焦點”、“台灣真像美國屬地?”,海外看台灣藍綠差異)等等……。

辛先生說,台灣正處於又一次民主大選的緊張階段,他無意批評任何一方。但他壞著一個中國人的憂心,用一組台灣大報的民調數字,證明中國人如果還要任由中共如此“專制穩定”下去,中國民主統一非但不能實現,中國有可能永遠失去台灣。台灣親泛藍報紙的民調顯示:在台灣,1992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只有17.6%,2010年已經上揚到52.4%;目前在台灣主張統一的,已經下降到7.1%
主張獨立的已經上漲到27.7%;即便將來條件已經適合統一、也不主張統一的,已經佔67.8%;而52%的人要求台灣在政治上永遠與大陸分離(2011年2月6日《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華人的身份認同歧異”)

為中共默許的無休止地“維持現狀”,只會愈來愈使“台心離華”。因為,不論“藍綠都在使'拖字訣',都以85%民意主張維持現狀作後盾,……都自我定位台灣為美國對抗中國的籌碼……都將自己的命運主導權拱手讓人。”(2011年7月17日台灣聯合報《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海外看台灣藍綠差異”)。而不論是中國邊疆民族分裂的危險,還是台灣要走出中國的危險,全都是給中共逼迫出來的。這才是事實中的事實,根本中的根本。而他的惡果,將是台灣永遠離開祖國,和藏、疆、內蒙也要走出中國的骨牌效應。中國分裂不是遠景,而是正在步步逼近的事實。

儘管如此,辛先生仍然是滿懷感情地說,去年,曾有人讓他看看幾個大網站上有關他的一些跟貼。當他看到生活在國內的藏人、維吾爾青年和內蒙網民對他表達贊成和支持,甚至說“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人祈求'三寶'保佑他”,“生活在祖國新疆的維吾爾青年大學生一定會和他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民主統一而奮鬥”……,他才感到,他的擔心或許是多餘的。因為我們有著多麼好的少數民族,有著多麼好的藏族、蒙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啊!還有著正在享受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台灣人,他們並不真想分裂中國,都是被共產黨逼的!

最後,辛灝年先生說,他講演“中國分裂的危險”,不是為了只是講“危險”而已,而是希望所有愛民族、愛祖國的海內外中國人,在偉大的民主變革風暴就要席捲中華大地之時,都能夠“群策群力”,為製止中共分裂中國,防止中國分裂,渡過祖國分裂的危機而深謀遠慮。他自己也將在下一講中,與大家詳細探討中國民主變革和中國分裂危機的政治關係、民族關係和國際國內關係,以及如何才能夠正確地解決這一系列的關係,從而使我們的中國既要堅定地走向民主,完成民主過渡,又不會遭遇“天下大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也讓絕大多數中共黨人都能夠“將功折罪,死地重生”,從而使中國各民族人民都能夠走上實現中國民主統一的進步歷史道路。他認為,你只要是中國人,這就是你的責任所在。

辛灝年先生在溫哥華的這一場講演,歷時兩小時十五分鐘。在整個演講過程中,辛灝年先生洋洋灑灑,揮灑自如,深深地吸引住了所有場下的聽眾,他的論述和觀點更是深入人心,得到了在場華僑的一致認同和讚賞。和辛灝年先生一樣,華僑們的心也與祖國的現狀及未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們聆聽著辛先生的演講,感受著自己脈搏的跳動,擔憂著祖國的現狀,企盼著她美好的明天。演講結束後,辛灝年先生進行了他的新書,“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的簽名發售活動。華僑們紛紛踴躍購買,在短短的時間內,辛先生所帶的五十餘本新書已告售罄,並有很多華僑攜書與辛先生合影,留作紀念。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中共官方學生組織多方阻撓,甚至威脅在加留學生不得參加此次演講會,但出於對祖國的愛與關心,以及對辛灝年先生本人的傾慕,仍有不少留學生,戴著帽子,豎起領子,以非常低的姿態,坐在會堂的最後,聽完整場演講方才離去。這裡我們要對他們的勇氣和對祖國的那份深深的愛,表示由衷的敬佩,正是由於有了像他們這樣真正關心著祖國的國民,華僑,和留學生,我們那正在通往民主統一道路上舉步維艱的祖國,才會有更多的希望,真正光明的一天也才會更早的到來。然而,在號稱世界民主自由之都的美國和加拿大,中共的淫威尚能如此肆無忌憚的滲透在華人社區的每個角落,那些身處大陸的十四億國民的處境,已是可想而知。當下,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為了我們那滿身瘡痍的祖國,為了我們那些正在遭受著馬列黨徒欺壓凌辱的同胞,中華兒女們,站起來,用我們的勇氣,用我們的怒吼,宣告中共末日的來臨,讓馬列邪教與它的子孫永遠滾出我們的祖國!
    
   “黃花崗雜誌”特約記者:逸非 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