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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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演講系列

 

倫敦演講: “誰說辛亥革命失敗了”

 

現場答觀衆問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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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經過本刊校閲的聼打文字稿

 

辛灏年伦敦演讲现场答观众问

 

问:我的立场和您是相近的,我想问什么叫做「护国护法」? 还有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党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 以及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给共产党,而没有败给军阀?我最后想问,你是怎样跳出党文化的思维,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的? 谢谢!

辛灏年:首先要谢谢妳!妳提的问题都是要害,有的我刚才讲过了,有的还没说。第二个,我谢谢妳对我的夸奖。我也向你汇报我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反共学者文化人的。

「护国护法」,我刚才说了,它不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创建了大中华民国,之后,维护这个大中华民国的民 主国统,维护这个大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就是「护国护法」。什么时候「护国护法」胜利了,辛亥革命就没有失败;什么时候「护国护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就自 然失败了。刚才我已经讲了,就不多重复了。

独立学者的心路历程

辛灏年:其实我在四十岁以前,也是备受共产党党文化侵害的。因为我们都读的是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后编的教科书,我们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长大的,不可能没有党文化。那我怎么辨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时代条件。

一九七六年「五人帮」倒台以后(我给它加了个毛泽东,「四人帮」不准确),这个时候共产党发现国穷民穷,他需要缓解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他需要救自己,他需要「保党」,保他的「马列中国」。所以他开始提出「思想解放」,开始要搞「改革开放」,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我这个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就得到一个相 对来说,比前二十八年,要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 我们这一拨作家,大都是在那两年里面「冲」出来的。虽然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没几年就结束了。

这几年「宽松」的环境对我个人起了作用。一,它让我痛定思痛地回顾了自己三十来年的生涯。一九五七年我的父亲被打为右派,我就成了右派的崽子。我的同学曾在 我背后的衣服上写上「小右派」。我去劳改农场看我的父亲,我的班主任说,你又去看你反革命的老子了,公开地修辱我。这些东西在一个少年孩子的心里面是很 难抹去的。 但这并没有培养我的仇恨。十三岁的一个晚上,我饿着肚子写了一首诗:《党啊 !我的母亲》。这首诗是我这一生中的第一篇创作。这就说明尽管我是个右派份子的儿子,但我还是爱党的,我称他是“母亲”。

在那几年「宽 松」的日子里,让我回顾了十三岁以后的一些生活,特别是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当中因为成份不好,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我这一辈子没有造过反,没有参加 过任何团体。我没有入过共青团,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八七年我最后一次拒绝入党。到今天为止,我唯一的历史问题,就是曾是中共少先队员。就是因为那几年对 过去的反思,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太不像个正常的社会,这个党太不像个党,这个政治实在是无边的黑暗。回想自己青春时代热血沸腾的时候,完全被压抑着。我也因此 得到了两个绰号。第一个绰号叫「高老头」,就是成天不讲话;另一个绰号叫「高小姐」,就是成天不下楼。那就说明我不敢说话,也没人知道我还有点口才,还能 「说话」,没人知道我会说话。我在安徽省文联当了十年作家,没有人知道我「能讲」。因为我不去开会,我也不发言。

这几年的「宽松」, 给我时间反思了过去,也想到自己的未来。并且身在中共专制文坛上,走着红地毯,享受着共产党所给予我的作家待遇,心理的感觉跟很多人都不一样,我感到愈 来愈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我毕竟在文学和文学史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我知道作家不是这样当的,作家不是一天到晚坐飞机,走红地毯,到处有市长、县长、省长 请客吃饭的。作家写的是人民生活,表现的是社会。他应该是在生活里面去跌打滚爬。如果像现在这样把作家当下去的话,我想我会毁掉的。在一九八三、八四年之前 我的这个思想就开始有了,这是一。

第二,我这个人的「反动」思想,其实跟我父亲被打右派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真正有「反动」思想是我当作家 以后。我们大陆老百姓的一句话,叫「混好了」以后。我开始住宾馆、坐飞机、参加笔会、 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越往上走,我看到的官场越大、越高,我就越「反动」。因为我看到的腐败和黑暗就越多。我调动工作住在合肥的江淮旅社,合肥两大高级 宾馆之一。我看到这不是什么饭店 ,什么宾馆,这是高级干部和他们子弟的交易所。我住在这个宾馆里时,曾经跪在地毯上说,我要不是为了写一部小说,我绝不在这里住下去,后来我真地离开了。 在我分到房子之前,我自己到市郊原四季青公社招待所,那时已叫“四季青饭店”,找了一个几块钱的房子住了下来。我没办法跟中共的上层阶级合流。这是当作家给我的一个,我自己也意想不到 的觉醒。

但是人的变化, 思想变化,性格的发展,除了自我觉醒以外,它还要有一个客观环境的影响。一个是当作家开始几年的生涯,让我回顾过去,有所反思。第二个是当作家的生涯,让我 接触了过去没有生活过的 和看见过的那种所谓「豪华生活」。所以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大宾馆之夜》,一九八六年写了一部小说叫《都市的女儿》。在中国文坛上,大概我要算是是第一个用小说 来揭露贫富对立的一个作家吧。八七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小说界》发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从小就想当作 家。十三歳和同学们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说长大了炸油条,长大了做面包,因为那时候饿肚子嘛。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三十五歳不能成为作家,我投长江自杀。 结果这些话一直被记录在我的档案里。一直到我快四十歳的时候,安徽省文联整理档案,档案员告诉我:高老师你十三歳就想当作家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 说:我们正在清理档案。但我当作家以后遇到的这些事情,不仅推动了我对过去生活的反思,而且启发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我真地变得“反动”起来了。

天,我偶然地在新华书店里发现了两本书,一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Schifferin 先生(中文名字叫做史扶邻)写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他书里写了孙中山说的了一句话:「光是经济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有走政治上彻底变革的道 路中国才有救」。也就是孙中山说的,“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这些经济改革的措施,是不能救中国的;只有革命推翻满清朝廷,我们才能救中国。”我觉得 这句话很对啊,我受到了启发。

这个时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本书,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写的《法国革命史》。他是在法国革命十五年之后写的书, 这本书很好。他主要揭露了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专制君主,企图用改良即政治改革的办法,来挽救王朝的专制统治,和一个专制君王要用砍头来来镇压人民的革 命,他们的归途都是一样的,绞刑架都在等着他们。如果把这个话简洁起来说是: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若发生,改革自 然终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这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维特伯爵说的话。

这两本书给了我这样的思想,我从理性上认识到,现在 不就是连康梁的「变法」还不如嘛。康梁还讲政治变化。八十年代初所讲的是经济改革,所谓「振兴中华」,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啊,一样的啊。只是一种科技 上的学习和改革,经济上的学习和改革。我的这些思想就表现在我的小说创作里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记事第三部《少夫人达琳》里,不仅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了这些话,而且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观点,全面肯定了推翻专制的辛亥革命。这是我第二次思想的变迁,一个巧遇。

三个,我那个今年已经八十一歳的大哥,是南开大学很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小弟,你还是去写历史小 说吧。我看了你的小说为你怕啊,你迟早要倒霉的。你的学术和学识基础我认为够了,就去写历史吧。」他当然不是有心要我去搞历史,而是无心地要我在创作上脱离现实。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向大家承认一个事实,我不是为了反共才去写小说去研究历史的,我是为了逃避文学创作可能给我带来的困惑和危险,为逃避现实而走进历史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走进历史之后,看了许多历史书以后,特别 是看了辛亥前后和中国共产党编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以后,我的脑袋就炸开了。我从一个问题开始,追溯了一百二十多个问题,当然是想寻求真相。

北京师范大学编的 《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大约是在他的第三百二十页上有一段话: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向南方突围。但是,翻过这一页,它又说:中央红军宣布反围剿胜利, 北上长征抗日。我就觉得怪了,几乎同时宣布的两个宣言,一个是打败了南逃,而另一个说是北上抗日。这这日本侵略者是在中国的东北而不在西南,更不在西北。这个问题触 发了我,我便从此一发不可收地陷了进去。这一陷的结果,使我对辛亥之后的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就回到大学去听历史课,越听越不是味道,我只好自己去一个一个地解 「扣子」。

一九八七年的一个早晨,我当时在武汉大学,一夜没有睡好觉,我忽然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这两 个字。起床以后,我的作家朋友,现在的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正好敲开我的门说,唉,你怎么还不起来啊?我说,我一夜没睡,想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我 共产党就是「复辟」,「专制复辟」。我在思想中产生了「革命与复辟」这样一个理论。

这就是两个偶然的原因让我开始正视现实和历史;开始是正视自己相当享受的作家生活;然后是开始正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他的政治,他的革命究竟是怎么来的,属于什么性质。

九八九年,我是「六四」那一天带头上街游行的。当时我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头上戴着有十三顶统战帽子。当然我上街喊打倒邓小平,影响比较大。所以,我芜湖的老同学、 老朋友们都担心我被抓了,更有传说我的腿被打断了。 那年三十晚上,他们就请我到芜湖市过年,我在我老同学的家里面,第一次向我的朋友们、中学同学们,说了我的「革命与复辟」理论。他们都静静地听着,然后送了一句话 给我,还让我心里酸酸:「尔品啊,说不定你将来在理论上的成就比在创作上还要大」。你说一个作家创作的成就将来没有理论大,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我当时还没搞理论吶。但是,他们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 当然,真正鼓励了我的,是八九「六四」前后,那一群年轻可爱的孩子们,是他们把我的胆量变大了。八九年前,我不过是沉浸在对历史的追溯和对思想的研究里面,可是八九 「六四」的鲜血让我醒过来了。它让我想到,一九八零年,当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我曾跟其它几个作家说的话。我说:“ 十年之内不是共产党拿血洗人民,人民就会拿血洗这个党。”

我醒过来了,我真地醒过来了。如果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觉醒, 而是一种感受上的预见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年「六四」以后,这场运动却从我的背后深深地 、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才决心写一部「中国现代史辩」,它就是后来的『谁是新中国』。这就是后来我从一个文化人,成为学者文化人,直至成了一个反共学者文化人的来由。也 是我今天能够独立于共产党的党思想、党文化,说白了就是马列文化的原因。

什么是党文化

党文化就是马列 文化。 今天在我们中国思想界、历史学界和文化界,包括我们许多普通的人、年轻学生都有一个误区,大家都以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中 国共产党的统治,不论它是毛时代的铁血专制,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的再现;都是中国君主帝制、 君主政治在中国的表现。 错了。我们今天的中国跟我们传统的中国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主要的关系不是它,我们完全是从马列那里过来的。统治我们的是马列的思想,我们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文化体制, 包括文学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都是列宁、斯大林所搞出来的那一套。今天中国的全部政治制度,包括到今天为止改革开放所没有改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包括报社里面 、工厂里面和任何一个商店里面,都有党小组、 党支部 ,都有党员这样一种政治状况,这在全世界只有马列的共产党国家才有。

中国的古代君主,第一,允许私有制。 第二,不会在民间企业里面安排一个党组书记。对不对?没有吧!哪个皇帝干过这个事啊?没有嘛!思想是自由的、信仰是自由的、宗教是自由的,在这些方面,我们中国从来是自由的。可是四九年以后,就是容许你去信喇嘛教,还要逼着喇嘛去学马列主义,马列教是要放在喇嘛教的上面到嘛。是这样吧。佛教学会的主席,死了身上是盖党旗的,是事实吧。所以 我们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是对中华民族之传统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恰恰是马列王朝,一个在西方的东方即东欧和俄罗斯,被西方人所不要的、所抛弃的马列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翻版。是前苏联那个被“苏化”了的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统治在中国的翻版。所以他的根子里,他的思想,他的源泉,他的行为,他的文化都是马列的。所以共产党的党文化就 是马列文化。

我不否认,在这种统治和政治文化里面存在着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那一部份不好的文化的影 响,帝王文化的影响,但它不是主要的,是次要的。大家都知道,过去我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中国人死了,就是不向孔夫子报到,也要向孙中山报到对不对?共产 党死了是向马克思报到,大家都知道的,我讲过很多次了。

六十年天安门广场上那四个像都是马、恩、列、思。直到今年,中共中央一再发的档, 都在说一定要把企图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给消灭掉!中国还是马列的国家。我们有一些民运人士说共产党早就不要马列了嘛,是的!共产党在钱的问题上是不要马列 了,但是在政治问题上,在其它的所有问题上,他们对马列一点也没有放松,一天也有没放松。这就是我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从马列文化到党文化。其实党文化就是马列文化的一部 份,是马列文化在中国的正宗传承。我不知道回答你了没有,谢谢。

如何评价蒋介石

问:伟大的 孙中山先生在逝世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的同志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北伐胜利,统一中国,革命可谓初步成功了。您刚才提到 好几句蒋介石的事情基本都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宪政的体制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却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独裁的 政府,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直到上个世纪末的八十年代蒋经国先生才开放了「党禁」。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呢?

辛灏年:谢谢。我听你的问题,我知道你真的非常优秀,问题问得很要害、很重要,我想我试着回答吧,回答得不对,你来批评我。

蒋介石的问题我过去已经讲过很多了,我在『谁是新中国』里面也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我现在简单地这样回答你。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历程说。就是说他在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北洋军阀混战的这个历史经历之后,他更加强调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这样一个革命进程。

「军政」就是推翻那一些企图用武力来消灭共和国的反动军人。简单地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因为当「复辟有军 革命无兵」的时候,你是战胜不了复辟的。所以孙中山提出「军政」是正确的,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训 政」是最能遭到大家误解的。「训政」在中国古代的意思里,就是小皇帝坐在前面,甚至被抱在怀里,让母后或者是叔叔、王爷帮助他去上朝,处理国家大事。这是 最粗浅地解释。「训政」就是训练皇帝使用他的统治权利。孙中山把这个「训政」活化了。『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里面,编剧们把它解释得也很清楚。什么叫 「训政」?「训政」的两个内容,一个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击退形形色色专制势力企图复辟专制的军事、政治和文化行为。第二,「训政」的更重要的 内容就是,革命党一旦得到了政权,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后,马上就要在县以下开始选举。每个县的县长都必须由这个县的人民去选举,县的县长选出来,进行全省的 选举,省长被人民选出来,再进行全国大选,选总统、选议长。这才是孙中山付予「训政」的两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

「宪政」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不论君主宪政也罢,民主宪政也罢,都是「还政与民」,它的最主要的四个特点是:选举、罢免、创制、否决。这是人民享有的四项权利。我讲清楚这个,我才能简单地回答你,蒋介石为什么会那么做。

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初,领导第二次北伐成功,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去拜谒总理陵寝的时候,曾流着眼泪说:「军政」已经结束,马上实行「训政」,并且立即发布六年「训政纲要」,然后走向「宪政」,还政与民。这就是蒋介石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孙中山陵前说的话,是哭着说的,因为他太艰难。

么蒋介石的政权是不是一个独裁政权或专制政权呢?因为有人说台湾的蒋介石时代,两蒋时代是「威权统治」,我没有否认这个,但是我给它加上一个「威权民主统 治」。因为那个时代人民还是有相当的自由的。 他们有办报的自由 ,有言论的自由,有办工厂的自由,出国的自由,留学的自由,都有嘛。如果要拿蒋介石时代和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甚至于今天相比,那蒋介石时代不是有没有 自由的问题,而是自由多少的问题。

就是在「训政」阶段,一方面给很多的自由,一方面有所约束。约束甚么呢?因为经历了袁世凯、 张勋和北洋军阀以后,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认为,我们必需要抵制任何专制复辟的重生或再现。蒋介石是一个过程中的人,进程中的人,他不能不做一个在某些人眼光里是“恶人”的人。

如说,中国共产党是受苏联直接领导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曾直接发布「五月训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动」,发动「秋收起义」进行武装割据,然后“武装保 卫苏联”,武装地来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说蒋介石怎么办呢?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能够听命俄国人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俄国的国家吗?不可能吧!也绝不应该吧!蒋介石只好用 武装的办法,来对付颠覆中华民国的外国武装。我刚才讲了,你要在苏联的命令下,武装颠覆我中国,我就必须用武装来保卫我中国。错了没有? 没有错。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的「清党」,现在有很多人拿这个问题来为难国内大陆历史的反思者。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就好比一个人杀了人,你看他杀了人,却绝不讲是那个人先杀了他的爹,先杀了他的妈,先杀了太多无辜的人。因为你杀了我的爹、杀了我的妈,我一气之下,我就把 你给杀了。因为是你先杀我们的啊。整个北伐途中,共产党在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曾制造种种风波,甚至在南京去劫杀外国人,炮轰外国的使馆,企图造成国际社会不承认蒋 介石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所以,国民党「清党」就是把混进打进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营内部的共产党,就是把“借中国国民革命的躯壳来发展中国共产革命”的那些真共产党、假国民党,从国 民党里、从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里清除出去。

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哪一个党允许别的党在他的党里面去发展自己呢?共产党这么多年允许一个非党和他党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 部当书记、做常委、当中央领导吗? 所有的八个民主党党派的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蒋介石「清党」到底对不对?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吗? 是反革命吗? 谁是反革命?当时革命就是领导北伐,打倒军阀,解放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顺这个历史潮流就是革命的,反着这个历史潮流才是反革命。蒋介石是这个 革命潮流的领导者和领袖。反之,要趁着北伐搞乱国民革命,反对中国统一。斯大林就说决不能让国民党统一中国,不能让中华民国统一,所以他才命令中国共产 党造反、暴动、起义、直至篡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割据。反革命是谁啊?如果今天说我辛灏年是反革命,那革命是谁呢?是共产党吗?不对吧。他今天最怕「革命」 两个字。因为今天要么不发生革命,要发生革命,革命对像肯定是他,不是我。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问题牵扯的面太大,我们将来可以再交流。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打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辛亥革命的立场上,民主和进步的立场上,我们再来判断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是和非,我们就会变 公正起来了。我想这个问题我暂且回答到这里。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我要真讲起来至少还得两小时。

中产阶级与民主

问:大陆现在一些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是就是中产阶级,因此,没有中产阶级就无法支撑民主的这样一个政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话?

辛灏年:一个国家中产阶级多,他才能走向民主。梁启超的「新民论」不就是这样说的嘛。我们人民没有钱、没有财,你还反对什么朝廷和政府呢,梁启超的『新民丛论』就是这么讲的。但是,我这种批评和回答还不在点子上。我举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两个事实。

家知道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美国有多少文盲吗?百分之九十五。可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样诞生了,革命让人民不再成为文盲。美国今天的大学是全世界最多 的。 那既然文盲那么多的美国也建立了共和, 也独立了,那为什么说非要有中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合众国呢?当年的美国有几个中产阶级?没有多少中产阶级。

二个例子,法国革命的时候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大家知道当时法国的贫苦农民占多少吗?占法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但是,罗伯斯比尔、 马拉他们,还是建立了弗朗西斯共和国。雨果有一部小说叫做《九三年》,就是写法国北部旺代地区落后农民,打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向巴黎进军,要推翻这个民主 共和国的。因为农民拥护国王。其实,他也不是拥护,是保皇党去策划、策动的,为什么策得动呢?就是因为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农民。可是经过了近百年革命与复 辟的较量,当共和国真正确立下来的时候,法国还是全世界文化最进步、知识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请问今天的法国还有多少农民、多少文盲?

巴尔扎 克的小说 《欧也尼葛与朗台》,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小说,都描写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愚昧、无知,人民的贫穷、贫困和农民的痛苦,大家看看小说就知道了。可是为什么他那 么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呢?那个时候的民主革命家们、民主思想启蒙家从来没说过,法国的中产阶级太少了,所以法国不能搞民主。但今天竟冒出来这么一个说 法。你说的正好反映了今天大陆知识界中的一部份人,还有共产党的一些学者们的说的话。跟晚清王朝时候说的一样:国民知识不齐,就是老百姓没有读书;国民过 于贫穷,国家还未富强;所以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搞王朝统治;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所以章太炎说得好:人民没有文化,就用革命来让他学习文化;人民 愚昧,让革命来扫荡愚昧;人民的旧俗太多,让革命来帮助他建立新的社会风俗。错了吗?不管辛亥革命是成还是败了,大家想想,一九一一年之后到一九四九年, 那怕是现在,特别是前半期,中国该有多大的进步啊。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以任何理由来说民主共和不能行,我们只希望通过共和民主思想的普 及,让我们每一个人民,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包括我这样的老百姓,海内海外的,都知道民主潮流是世界大潮,是必然的趋势和方向,然后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变成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有财产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革命来帮助我们,帮助这个民族、帮助这个国家成为富裕的和民主的国家。这就是我曾经讲过的:先 民主,后统一,真繁荣。

另外我想补充一句的是,不要把西方世界「中产阶级」的概念拿来套用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上。二零零五年我在斯德哥尔摩讲演就 说明这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和在美国「中产阶级」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今天实际上是特权阶级及其附庸。 今天中国还有七亿到八亿的农民很苦、很苦。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的「蚁族」,卷缩在城市边缘的芦席棚里面。等到他们都成了 「中产阶级」,我们才来讲革命、讲民主?还是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齐讲民主、讲革命,来变成中产阶级呢?我想这个问题,现在被某些人蓄意地颠倒了。

我们当 然要在民主的追求下,同时让人民富裕起来。没有民主,人民富裕不起来。孙中山的名言:「专制国愈强,人民愈苦」。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俄国成 了世界强国,可是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他居然一被小日本打败了,二被他自己的革命推翻了。八天之内王朝覆灭,俄罗斯共和国建立。俄国就是改革开放强起来的,人民却太苦。今天我们不也不是在改革开放吗?是不是?我想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让大家在民主的追求当中,在民权的追求当中,在民族的解放当 中,去做中产阶级吧!相信中国有这一天。

如何看当今的留学生

问:我九月份刚来亚非学院读 书,我观察一下这个会场年轻人是非常少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大陆年轻人就是关心个人发展远过于国家的命运;关心一些政治时事问题的时候,发泄重于 思考;自己的犬儒主义远胜于对国家理想主义,就是想问你怎么看待在大陆年轻人在这样环境下,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这样一个关系。

辛灏年: 上一场讲演以后,多伦多有一些记者采访我,问我对留学生怎么看。我自己也感到一个挺奇怪的现象,二零零五年我在英国政经学院讲演的时候,几乎来的都是留学 生,而今天留学生来的却很少。二零零七年我在多伦多大学讲「孙中山共产党」,来的有五分之四是留学生,而我这次在多伦多讲演,来的大都是华侨,留学生也 很少。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但可以引起深思和探讨。但是,我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我说,不要埋怨年轻人,不要责怪留学生。我并不遵循过去一些政治家说的 话,「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像我辛灏年这个年纪的人,已经没什么未来可言了。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年轻人他们正在学习、成长,正在吸收新知识,他 们变化大。

我上次举了个例子。一九零三年日本留学生发动了「拒俄运动」,建立拒俄义勇队,要到东北去抗击苏俄占我东三省。 可是留学生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是要在朝廷的统治下建立义勇队,帮助朝廷去抵抗俄国的侵略。但是满清王朝就是王朝,专制就是专制。他一看日本留学生真地要反 俄了,他怕了。他怕反俄变成革命。所以满清王朝驻日本公使蔡钧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留学生是「明为拒俄, 实为革命」,「若有留学生回国,朝廷当及时捕之,就地正法」。结果满清朝廷居然就发「上谕」通令全国说,「一旦发现就地正法」。一下子把留学生给逼醒过来 了。留学生想,你自己不也反对俄国人占据东三省嘛,我们现在帮助你一道来反,我们是为你去卖命,结果你却防我们比防俄国人还厉害,你对俄国人都不讲杀,而你 对我们竟讲一个「杀」字。然后就有留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革命怎可免乎』。 留学生革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一九零三年留学生就觉醒了,上半年还 要服从清王朝领导,下半年就要推翻满清王朝。两年以后,三百多个留学生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一年以后,三百留学生回到国内发展了一万八千多「同盟会会 员」。前后不到六年就把满清王朝推翻了。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所有的起义,它的领导者 、参与者、 策划者、主体和中坚力量,都少不了日本的留学生。所以我说不要怪青年人,不要怪留学生。年轻人跟我们一样也有个觉醒的过程,可是我们觉醒难,而留学生们觉 醒容易。所以我才说不要批评他们,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正视现实,在对学问的追求当中,把祖国的未来放在自己的胸怀里面。

当然,今天出来 的留学生跟一百年前有点不大一样了,甚至跟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出来的留学生都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问出身,不问背景,不问他现在表现怎么样,我们唯一能对做的就是推动他、帮助他、相信他。因 为满清改革开放时候,富裕起来了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子弟到日本留学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投奔了革命。他们当中,也有煤炭大王的儿子,也有矿山主的儿子,更有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儿子,今天当真就是不一样了嘛?不会的,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我相信你,因为你的问题就提得很有水平、很有思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