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八期正體版 / 简体版

 

 

中國企業界的呼聲

 

齊思

 

隨著中國企業逐漸走向世界,到國外的私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最近筆者和他們一定的接觸,茶餘飯後,談得最多的是中國的形式和美國的大選。由於中國的經濟從來都是和政治緊密相連的。習近平的「反腐」又使得許多企業家的「朋友」相繼落馬。除了「根正苗紅」的皇親國舅們,那些他們在體制內僥幸還沒事的「朋友」也都是惶惶不可終日,急於闔家帶小移民海外。一時間又形成一次移民浪潮。但是畢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移民海外的高官富賈到了海外頓時失去了根基。他們大部分生意還在國內,身在海外心在國內。時間推移,危機感叢生,再也無法「悶聲發大財」了,開始關心國事了。風聲鶴唳的「反腐」,是他們感到,中國的局勢不但關係到其財産,甚至可能是生存。和他們的接觸,是我開始改變了一些對「企業家」的看法,他們其中的一部分人對中國的局勢也有著深刻的看法,也有發自內心的動力出來做一些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事情。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出現許多倒退現象。 習改變自鄧小平以來中共政權的管理方式,成立了七個「領導小組」,自認組長,集黨政軍、以及經濟的所有的權利於一身。這七個領導小組分別爲,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最明顯的極權方式是剝奪執掌經濟發展的國務院, 以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直接掌控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同時以「組長」的身份繞開中共傳統的政治局,直接掌控包括經濟、軍事、外交、國安、網絡、信息等等所有的具體事物。

習近平執政以來,最明顯的改變有四個特徵。

改變鄧小平長期以來「韜光養晦」的軍事和外交策略,大規模演習和閱兵,把中共軍隊傳統的地方大軍區模式改變成爲作戰系統。成立以他個人直接掌控的垂直戰爭指揮體系。習近平的軍事策略說明在他的執政期間戰爭的可能增大,對於區域穩定和世界和平已經造成一定威脅。習近平的外交策略一改前幾任的守成,四處出擊,不惜代價强勢輸出「中國模式」。利用北韓的核武危機,中東的叙利亞危機,聯合俄國抗衡美國。染指於臺灣民主選舉和政黨輪替,在海峽兩岸製造矛盾。利用經濟手段同時分化歐洲,輸出資本掠奪非洲資源。對於南海問題,不顧海洋法庭的判決,單方面填海造島建立永久軍事基地,對於自由航行形成威脅。中國對北韓、中東和俄國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反美反西方的陣營,建立所謂「新型大國」關係,無異於新的經濟「冷戰」。這種策略不但有損於中國的經濟,也有損由世界經濟和穩定,其唯一的目的是引起國際摩擦,從而激發中國國內的民間仇美,仇日的「民族主義」,轉移民怨,發拖延中國的民主進程,以維護其專制政權。

中國國內經濟發展下滑,包括出口、房地産、基礎建設、製造都到達了下滑的拐點,大批失業已經不可避免,最主要的問題是製造業産能過剩。爲此,習近平强勢推出「一路一帶」的高鐵外交和「亞投行」的國家主權金融的輸出。其深層的思維是以中國目前巨大的外匯存底和製造業産能去主導亞洲甚至全球的貿易和金融秩序,重新制定有利於自己的規則,最終目的是輸出過剩的産能,緩解中國經濟的巨大泡沫和政權的不穩定。但其做法必然攪亂現存的國際貿易秩序,衝擊全球經濟體系。中國是現存的國際貿易最大的受益者,習近平的做法不但使得中國的貿易失去原有的優勢,而且會導致其他國家的警惕,周邊小國的反彈,刺激各過的貿易保護,造成全球化貿易體系的崩潰。英國脫歐和美國的保護主義抬頭,川普當選都和中國的强勢貿易進攻有一定的關係。是一種單極做法,單方面的思維,損人也不一定利己。

習近平上臺以來借助中國多年形成的官場腐敗,無官不貪的民憤濤濤,大力反腐。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臺以來除掉前任中央級領導人已達122人,軍隊副軍級以上的將軍54人,全國各級有25萬官員受到調查處理,官員自殺事件頻傳。本來反腐是人民的願望,但是習近平在反腐的反而壓制人民要求公布官員財産的呼聲。其「反腐」 不是建立制度,依靠法律,而是是選擇性的打擊特定的官僚利益集團,維護自身的「紅二代」集團的利益。隨著時間和一個個案例,逐漸暴露了其真實目的,失去了社會的支持。民間輿論對此已經失去熱情,「反腐」以其本質意義。反腐不依靠法律,公開公正,而是以黨的「規矩」、「紀律」私刑式的反腐,運動型「反腐」,只能說明不是真心的反腐敗,而是借用民意清除异己的鬧劇。習隨著時間的推移,近平的反腐已是「騎虎難下」之勢,不打完全打掉异己勢力,其殘餘勢力必然反撲。堅持打下去,越反貪官越多,就像毛澤東自己無法結束文革一樣,永無終止,這是「運動反腐」的必然結果。因爲中國的貪腐一方面是個人的貪婪,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體製造成的集體貪腐,既其自己命名的「塌方式腐敗」,整個體制都是貪官。不改革體制,任何家法式反腐都一定是選擇性的。

習近平在反腐整治反對派別的同時,大力打壓民間公民力量。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爲新的「反革命罪」抓捕判刑拘禁恐嚇民間維權人士和獨立人民代表的候選人。以「709」對維權律師的抓捕爲代表,用警察專政暴力鎮壓不同政見人士,其殘酷程度遠超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如今的中國社會官民警民矛盾對立形同水火,政府的信譽當然無存。「上訪」「維權」「群體事件」層出不窮,反抗已經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中共是「槍杆子出政權」,從來對軍隊的控制一直是最嚴的,以至於「六四」全國百萬千萬學潮都可以開槍鎮壓,但是最近全國退伍軍人分散集中到北京中央軍委上訪已經說明中國的官民危機有多麽嚴重。 習近平不得不親自主持、維穩、輿論控制和網絡封鎖。自上任以來重新强調毛澤東時期的「黨管媒體」,大力發展「小粉紅」的網絡水軍,俗稱五毛,對網絡空間進行「輿論引導」,引導不成就直接出手封殺、拘捕。 據代表性的以「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逮捕審判呼籲官員公布財産的「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等人,以「經濟犯罪」罰款艾未未,以「煽動顛覆罪」抓捕追究汶川「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炎黃春秋事件」和「南方周末事件」等等,每年都有上千社會活動人士、網絡名人、記者、律師被抓捕,對網絡空間的强力整肅,壓制環保和維權上訪人員,强迫網絡「大V」媒體認罪,使得中國的輿論空間幾乎退回到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知識精英,維權律師,記者,環境保護人士,非政府組織,上訪人員,社會活動者,獨立候選人和他們的家屬隨時都被跟踪、監視、軟禁、綁架和逮捕。尤其是對西藏和新疆超强控制,如同戰爭狀態,許多宗教人士,和尚喇嘛,知識分子動輒判以終身監禁。

綜上述四個方面,無論從那種層面分析中國的政治形勢和經濟發展,習近平政權都不如樂觀,隨時都可能發生不可預測的事件,甚至崩潰。

最令人耽心的是中國的經濟形勢,經濟失去動力,地方債務非常之高,大部分縣市已經破産,幾乎無路可走,東北地區的形勢尤爲嚴重。經濟問題、土地問題都將成爲中國未來最大的隱患。中國經濟如果進一步下滑,失業率大幅上升,將引發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爲中國沒有發達國家那樣的失業保險制度,人們也沒有經濟崩潰的心理準備。到了那一天,會引發政治危機,甚至引發執政集團的分裂或分化。習近平也正是知道其「亡黨亡國」的危機,其維穩力度才不斷加大,高壓能達到恐嚇的目的,但是同時也引發了更深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只能以「危機四伏」來形容目前的中國大陸。人們對中國的於未來有不同的關於長期和短期的看法,但幾乎一致認爲,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走勢一旦到達臨界點,社會會爆發破壞性暴力革命。

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涉及農村土地承包制、國企改制、股份制和各種要素市場的培養,不涉及權力體制;現在的改革,顯然要大大突破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邊界,不僅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國家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改革,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這意味著,改革將遇到重大約束,改,有可能動搖國本;有可能徹底改變現有利益格局,有可能引發歷史清算,有可能引起社會失控和失序,有可能導致民族分裂影響中國統一。在這四個重大約束之下,誰在臺上,都要考慮改革的後果問題,改革步履維艱,有其內在的邏輯。

但是,如果不改,社會的深層矛盾已經快要到達臨界點,執政黨依靠八十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所建立起來的合法性,將喪失殆盡,其面臨的一系列制度性問題更無從解決,近三十年來逐步積累下來的各種潜在危機必然釀成總體性危機,最後引發社會的劇烈動蕩或革命。任何拖延政治改革都注定是「擊鼓傳花」的推諉和無奈。中國何去何從?路徑如何選擇?的確面臨兩難。其實從根本上看,還是中國近一百年來的老問題:革命還是改革?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革命産生的社會原因,也是改革的具體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性質都是一樣的。社會受制於各種約束條件不能以漸進的改良的溫和的方式演進時,革命的激進的方式必然取而代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事情。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私有經濟已經有一定規模,民間的資金和人才已經佔據半壁江山。雖然國有企業壟斷主要市場和資源,但是體制外的私有企業在壟斷行業之外也掌握了巨大的資源,是提供了主要就業市場。體制外的無奈,民營經濟的邊緣化的主要問題是體制外沒有形成一個解決中國問題的主流思潮。 有的認爲現在全面改革的時機沒到,時機還不成熟;有的認爲改革已死,無能爲力,只能在自己的範圍內盡力,對於國家的走向聽之任之。雖然,一些人忙於爭取「代表」「委員」的表面榮譽,爭取從國家資源中分一杯羹,爲了保護自身利益隨波逐流,勾結官吏,狼狽爲奸;但是大部分人都開始明白沒有憲政民主的改革不可能保護自己的企業,不能保障私有財産的尊嚴,一旦觸及「紅綫」會傾家蕩産,甚至坐牢和失去生命。選擇性反腐,官員隨機落馬,與其「共富共榮」的企業家也遭滅頂。「運動反腐」證明沒有體制的保障,任何利益集團的勾結合作都只是暫時的安全,任何官商勾結的私營企業的發展都只能是投機。

中國的企業界一方面是經濟改革的受益者,一方面又是國家壟斷和權錢勾結的受害者。習近平執政以來的形勢使得很多中國企業家人士憂心忡忡。 普遍認爲習近平的一系列專制倒退,運動反腐使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更加固化,形成新的更大的利益壟斷團體,資源已經逐漸瓜分完畢,民間空間越來越小,憲政改革的可能越來越小。

不同30年前經濟改革初期的一元化,當時沒有所謂的「體制外」,體制內的人的私有財産也非常有限,幾乎一無所有,改革幾乎是體制內外所有人的共同願望。現在體制內的有權力的改革的人同時也是要被改革的對象;依靠體制內的人去改革體制可能越來越小,近乎不可能。體制外有一定實力的企業界和知識精英無論爲了自己的利益還是爲了社會大衆都必須站出來承擔責任,避免暴力的發生,以寧靜革命解決專制問題,疏解社會張力,使社會走向長治久安。

目前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使得體制內的官員人人自危,已經形成消極反彈。黨內私刑反腐,權力反腐,運動反腐使得中共體制內的利益集團更加分化,重新組合。體制內的怠工、不作爲、不合作、不穩定狀態使得使得最高當局無能爲力,權利出現一定的真空;這也是體制外人士出手參與改革的有利機會。

無論從經濟體量和人口數量,中國穩定和民主化進程對於美國、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問題。美國非傳統候選人川普的當選,無論在對外貿易,全球戰略和對華關係都提出新的見解。不同於傳統的主流政治精英,川普「使美國再偉大」的思維內政外交都會出現不可預料的空間。 美國的政治、外交和貿易政策走向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也是中國企業家希望探討的;同時,中國的局勢變化也是美國政治界企業界所關心的。在和中國幾位著名的企業家談話時,他們幾乎都表示希望借助美國的新思潮、新思想來對中國問題展開討論。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思考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