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八期正體版 / 简体版

 

 

辛亥革命與民初憲政的反思

 

馮天樂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一)引言

1911年武昌起義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發難的日期原定舊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十天。卻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党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倉猝之間定八月十九即陽曆十月十日起事。[1]

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澄當即不抵抗出逃,新軍統制張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棄城逃走,武昌便成為革命軍所據。革命分子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2]

此次發難的倉促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略同,因瑞澄、張彪的庸懦無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說:「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毫無成見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3]

武昌起義以後,一個月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各獨立省選派代表,制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4]各省獨立都不是「中華國民軍」奉「軍政府」的命令攻戰的結果(當時,既沒有革命黨人統率的「中華國民軍」,也沒有統籌全局的「軍政府」)。[5]這場革命距今已經105年了,不同的黨派和政治人物對它的意義都有不同的解讀,但由於為政治需要和意識形態所左右,未能全面總結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檢討民初憲政的得失,故筆者希望重新檢討這場革命的貢獻與局限,使有志推動中國民主建設之士有所借鑒。

(二)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倒了。不僅在中國開了民主的風氣,使人民從此知道了民主共和及法制的知識,而且在動員人們起來參加選舉公僕以及在爭取自身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鬥爭活動中,大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6]它直接帶來兩個後果。第一,確定民主憲政。即使後來袁世凱稱帝(83日)和張勳復辟(12日),也不能長久,足見帝制違反世界潮流,國人共唾棄之。而辛亥革命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煞的。

第二,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夜寫過一篇《偶像破壞論》:「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甚麼神奇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甚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卻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辛亥革命不久便迎來五四運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7]

(三)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爆發,滿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狹義的部族政權已解體;然在此政權下所長養遺留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之解體而潰決,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清滌。另一方面則社會民眾的力量,雖則已夠有推翻舊政權之表現;而對於創造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權之努力,則尚有待於逐步試驗與逐步磨練。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之開始,而非其完成。[8]

革命後之政治理論,厥為民主共和。於是創設國會,用以代表民意,制定憲法。又組織議員競選之準備。然此等皆鈔襲歐美成法,於國內實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實運用。各黨政綱,既無大差別,又各黨背後皆無民眾為之基礎。政黨既不能有真實之精神,國會與憲法徒為相聚而之題目與場合。[9]

革命党人在革命高潮階段未能堅持和發展民主革命的綱領和方略,反而一度誤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諸實現」。[10]張玉法先生說:「辛亥革命,是經過談判的過程而完成的。雖然清帝退位、南北統一,但遺留下來的問題,未能解決;不但未能解決,且愈演愈嚴重。」[11]孫中山在民國初建立時曾感歎指出:「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12]

從民主實踐的效果來看,辛亥革命可以說是失敗的,原因在於同盟會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點。首先,同盟會始終形成不了一個團結、統一步調一致的領導核心,由於同盟會會員來自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對革命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分野。有的人雖然參加了同盟會,但思想仍然保持著原來小團體的宗派觀念,對同盟會內部的革命團結,不斷起著腐蝕和瓦解作用。同盟會內部的不統一,不僅削弱了同盟會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職能,而且從內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給敵人可乘之機。[13]

其次,同盟會領導缺乏把革命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能力。武昌起義爆發後,同盟會由於對形勢的發展估計不足,沒有及時組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去領導全國革命運動,革命黨人沒有掌握湖北軍政府的主要領導權。1218,南北議和開始,革命黨人便寄希望于袁世凱顧全大局,與民軍一起行動,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談的氣氛中,革命黨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態下,放棄以武力謀天下的既定方針。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黃興又大力裁軍,辭去陸軍總長、南京留守職務。由於政權沒有一支強固的武裝力量來保衛,這就為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提供了條件。[14]

由於有不少革命黨人認為只要共和國成立,得到列強承認,革命就告成功,至於誰當總統、執掌大權,那是次要問題。他們主張向袁世凱妥協,連黃興也主張「化敵為友」,建議給袁世凱一個「民選的總統」。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投靠袁世凱的汪精衛,竟當面攻擊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15]

因此,可見同盟會思想衰退不願繼續革命。武昌起義勝利,各省獨立,「民國」成立和清帝退位,都來得很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了革命黨人的頭腦,他們真的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從此不再革命了。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認為,清帝退位專制已除,民族、民權二大綱領目的已達到,今後所急宜進行的即民生主義。革命領袖的思想狀況尚且如此,一般會員群眾的思想狀況就不難想像了。[16]

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固然不少,而民權主義沒有真正深入人心,沒有能夠形成強大的革命力量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如孫中山後來在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國體初建,民權未張,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複帝制……民國前途之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主義發達如何耳。」[17]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包括讓位在內的「妥協」作出總結:「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18]

學者橫山英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大眾反抗鬥爭,決不是革命鬥爭,主要地是反對政府政策——新政——的大眾鬥爭而已。這基本上是軍閥與資產階級的同盟所推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化的變革,與潛在地和前者處於對立關係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變革的結合所生,以此,它能而且只能停止在釀成革命情勢的階段,而客觀地卻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政權的樹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更指出真正的「革命」不應如此,否定辛亥革命為一場革命,而只是一個變革。[19]

(四)民初憲政

中國建立的參與制度,是從技術革新走向制度革新的開始。就如清廷預備立憲而設諮議局為實驗,雖為地方議會,但卻是全面性的選舉,是中國破天荒的西方式選舉,同時,民國二年的國會,是中國由君主政體轉變為民主共和之後的代議機關,在全國統一局面下產生,亦屬空前。[20]

然則,中國的國會並未穩定。國會建立不久,旋遭袁世凱解散。以後民國五年再開,六年又遭解散。七年二度選舉,此時北己呈分裂狀態。十一年三度選舉,僅有十一省參加。十二年舊國會三度重開,己是強弩之末,曹錕賄選,民意代表道成了「豬囝議員」,反映中國當時的國會充斥重重弊病。[21]

以下就借助張朋園對民初國會選舉的分析,嘗試瞭解民初國會存在什麼不穩定因素;而本文主要就:一,國會結構:議員定額與選民資格、二,競選及投票活動、三,政黨理念及等三方面作為討論的重點。

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組織法,中華民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員由各省之省議會選出,每省十人,全國二十二省,加上蒙古(二十七人)、青海(三人)、西藏(十人)、中央學會(八人),實際為二六三名。

而眾議院按人口比例選出,每八十萬人產生議員一名,但因缺乏人口調查,各省代表人數,以原先諮議局議員定額三分之一為額,共五九八人。

張朋園指出,此一組織法,雖有上下院之分,實際上代表性無所區別;無論省議會選出之參議員,或選民選出之眾議員,除了地方性的意義外,並無職業或階級的不同要求。

同時議員的定額與各省的人口有不可分的關係,眾議員的制定是由八十萬人產生一名議員,中國當時因技術的欠缺難以得到準確的人口資料,其資料的正確性存在重大的疑問,就以直隸省為,其定額為四十六名議員,但該省人口只有二千六百萬,若要選出四十六名則非減至五十六萬與一之比,以湖南,其議員定額為二十七名,而人口就二千七百餘萬,是以比例為百萬分之一,以上例子顯示人口總數大有疑問,定額之決定亦十分草率。[22]

而國會組織法規定,年滿二十一之男子,在選區之內居住三年以上而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有投票權:一,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二,有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三,小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此一選舉的規定有著極大的缺點,諸如財產條件的限制,婦女之無選舉權。

其二,辦理選民調查的方法亦顯得技術拙劣,一則報導謂,調查員至民戶查問公民資格,或男人外出,婦女害怕,不敢明告,有資格的選民因此減少。漏列是一大弊病,謊報、多報同樣嚴重。[23]作者以湖北漢口為例,漢口原分漢口商埠四區與夏口地方五區,共九區。二月一日投票時,漢口四投票者只有170人,甚為零落,但夏口區竟有一萬三千餘票,並有韓某一人得一千三百餘票,以後才發現該區地方浮報三萬餘人。[24]

再者,投票舞弊,賄賂選票亦為一個普遍現象。以廣東為例,有三種報導一致指責賄選嚴重,時報說:「收買選票,或一二元,或四五元一張;四資數百元即可當選。複選時乃有數百元即儼然可為國會議員矣!」路透社報導有百元一票者,美國領事則說一票有高達千元者。[25]

「全省省議會初選,劣紳、党人竟日施其運動方法,或勾結承辦人員,預將選票就,夾帶入場,一齊入票櫃;或集軍營士兵、工廠工人,更衣前往代投,或使人沿門收買選民入場劵,每張代價僅銅元數枚。眾選民之知選舉權寶貴甚少。」作者更表示此次選舉有全面性的舞弊,鮮有不用賄選者。

其三,作者指出民所謂的政黨是虛有其名,派系其實。當時政黨分為國民黨與進步黨,但兩黨同時以實現二權分立為目標,沒有明顯不同,並不似今日政黨的標榜主義。作者同時指出,國民、進步兩黨的實質是爭取議院席次為主旨,所以與其他們有政黨的理想,不如說他們是利用政黨的名目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故民國政黨實不足以今日眼光衡量之。

還有,臨時參議院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制訂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約法並不完善,也未真正實行,但這個具有憲法性質的文獻確是「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此外,臨時政府還在短短的三個月中公佈了近四十項法令,內容涉及發揚民主精神,掃除封建陋習,發展社會經濟,改革文化教育等等,不過這些法令大多難以實現。[26]而共和國的命運,則系於革命的成敗。「維時官僚之勢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只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甚至一些同盟會的領導人,也傾於妥協,譏諷孫中山的原則主張為「理想太高」,胡漢民就曾承認他和汪精衛在南北和議中起了「功魁」或「禍首」的作用——他「力挽先生之意于內」;汪精衛則「極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紹儀之間」。[27]

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專制政體,極端保守的傳統因素亦急遽消失,民初的政治改革實處於傳統與現代間的蛻變時期,這種變遷的特徵包括傳統的逐漸衰退與現代化方向的未確定,所以當時的政制改革可以二句說話作總結:「有民主政治的外觀,缺民主政治的實質。」,雖然這次政制改革的直接成果是有限的,但因變遷而喚起的群眾意識的覺醒將會繼續帶中國走向更理想的方向。

(五)總結

辛亥革命乃是一件歷史重大事件,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環節,既有不可低估的貢獻,也有不容忽視的局限。只要在當時起過有益和進步的作用,就有足資紀念的意義。毫無疑問,辛亥革命只是讓中國民主得到實踐的機遇,但要令民主憲政可以在中國開花結果,當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如果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在一次運動之上,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從長遠的歷史眼光去衡量國家因此而前進了,進步了,那麼就應該肯定辛亥革命的貢獻和價值。[28]

 

 

參考書目

1.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

2.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3.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4.      金沖及:《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5.      安作璋編:《中國史簡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7.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      林師啟彥、李金強、鮑紹霖主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2005

9.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10.   林師啟彥:《教研論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1] 蒋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75

[2]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75

[3]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273

[4]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75

[5] 李時嶽:〈辛亥革命與中國民主化進程〉,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43

[6] 林家有:〈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啟示〉,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0

[7] 金沖及:《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132-133

[8]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906

[9]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910

[10] 張磊:〈劃時代的偉大民主革命運動——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35

[11] 張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第二冊,頁275

[12] 李酉潭:〈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民主思想〉,林師啟彥、李金強、鮑紹霖主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2005),頁506

[13] 林家有:〈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啟示〉,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6

[14] 林家有:〈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啟示〉,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6-77

[15] 安作璋編:《中國史簡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792

[16] 林家有:〈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啟示〉,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7-78

[17] 林家有:〈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啟示〉,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5

[18] 張磊:〈劃時代的偉大民主革命運動——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35

[19] 林師啟彥:《教研論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107

[20]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37

[21]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39

[22]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42

[23]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45

[24]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45

[25]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頁56

[26] 張磊:〈劃時代的偉大民主革命運動——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33

[27] 張磊:〈劃時代的偉大民主革命運動——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民國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34

[28] 林師啟彥:《教研論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29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