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八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民主復國運動綱要芻議(修訂稿)

 

李明

 

總序:為什麼要復國?復國的歷史正當性和當代文化政治之正當性

崛起的西方文明從晚清開始挑戰中國文明。救亡圖存和追求富強成為中國當時的急務。但是中國文明曾經長期居世界先進地位,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尊「公天下」的政治文明的理想,所以能夠超前破除專制和創立民國。但是內憂和外患交加導致辛亥革命成果被迫禮讓袁世凱,然後袁氏復辟繼而軍閥割據,憲政不存。後人所樂道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自由實乃威權和軍閥割據不及所致。國家不統一就無憲政可言,故有國民革命,再有軍政訓政憲政(此民主化程序之必要性被二戰後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民主化實踐所證,也被西方學者廣泛認同)。因憲政乃中華民國價值觀和制度之根基,故面臨日本侵華危險依然推動「五五憲草」,後被日本侵華打斷。隨即國府宣佈「抗戰建國綱領」,於大片國土淪陷、烽火連天中,高等教育仍然得以長足進步成為戰爭史上的世界奇跡 [1],走向憲政的進程依然保持漸進。中國戰後便開始制憲,在面臨蘇俄扶持中共「共產革命」的險局下,依然一面戡亂,一面實現憲政。然經過八年日本侵華之摧殘,中國國力不足以抵抗蘇俄之力、中共之亂,故退守臺灣,於國家風雨飄搖的1950年推動地方自治,存續憲法,為臺灣民主化留下了轉型方向和路徑,察臺灣民主化時期的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政而非他者。儘管因應對「共產革命」而有不得已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以及恢復憲政過遲的問題,然臺灣終於實現了憲政民主。儘管有政治嚴重對立,但是臺灣民主還是漸進成熟。

再察大陸,蘇俄扶持的中共於1949年建政,自此馬列主義入主中原,實行共產主義、極權主義,中國文化傳統被毀棄,現代中國在大陸滅亡,幾千萬人被迫害致死,四千萬人餓死於共產主義實驗1959年至1961年)。其「改革開放」至今則演化為「後極權主義」與市場經濟雜交的「紅色中國模式」。社會兩極分化,民怨沸騰。其所謂「中國崛起」的經濟增速,與抗戰前的民國相比,實在遲到了半個世紀。民國工業在抗戰前的內亂外患、經歷一戰及世界經濟大簫條、缺乏外資的劣境下增長率仍高達89%等 [2]。且中共經濟模式是畸形的、不可持續的紅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更是缺乏正當性的。以富強標準為中共辯護,是對歷史的無知和現實的短視、毫無道義觀的表現。

中國的未來決不可取中共模式,只能繼承現代中國即中華民國的國統法統。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的文化、政治、社會等根本精神和原型只能在中華民國的文化、政治、社會等根本精神和理想模式中尋得答案。別無他路。中共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模式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種,是反傳統中國、反現代中國的,是反中國化的,決不是未來中國出路的選項。

那麼,中華民國(即現代中國)的文化政治社會模式如何呢?中華民國首先繼承中國的傳統,吸取西方文明。然後先賢們對於西方文明是有批判和反思的。其根本精神是以中華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長,中西融合,傳統和現代融合的。其憲政理想是不僅追求程序之民主,也追求復興本土價值觀和制度的資源,追求有利於善治的制度。中華民國在臺灣取得諸多成就,也承襲了中華民國傳統,然未能盡善,也不足以復興其「真諦」。這是其缺點。

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化必然是本土化的民主化。但是這本土化不含有中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陸「本土化」的民主化應該是承襲老中華民國的根本精神和理想。老中華民國就是中西融合的,所以這「本土化」也必然是繼承中西融合的傳統而開來。不是保守主義的,更不是激進主義的,而是有所激進和有所保守的中道主義的。

老中華民國的命運是多災多難的。它本來負有復興世界上最大文明——中國文明的使命和任務。但是蘇俄滲透和扶持中共,形成了「魔種」。繼而日本侵華摧殘了民國的國力和民生,而中共趁機擴張和坐大。蘇俄決定支持中共革命,是中共敢於推翻與國府達成的政協決議和爆發內戰的根本因素。蘇俄決定戰爭勝負的龐大軍火和戰略上等各項支持 [3]、中共血腥「土改」形成的強大戰爭動員力等,中共受益於蘇俄訓練的組織戰、宣傳戰、群眾戰、思想戰、謀略戰等,這一切皆遠勝國府,皆是國府無力抵抗的。

有人說:敗於中共是由於國府腐敗和民心向背。這是嚴重的以偏概全。這是出自中共和臺獨的歷史觀,有其原因不一的政治需求。當時因長期戰亂民生凋零經濟崩潰,政府稅源不足以養軍隊和公教人員。於是軍隊做生意和吃空餉等補不足,也滋生腐敗,影響了戰力。再有派系鬥爭、官場腐敗等等。八年戰火使民生悲慘,再強征人員和資源支撐內戰必然使民心喪失,這是內戰造成的「果」,不是原因。大陸淪陷是歷史悲劇。淪陷的主要原因不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是強大的蘇俄全力介入、美國的不作為導致的。而國府在嚴重內亂外患中產生的複雜因素的腐敗是敗於中共的較次要的客觀因素。

我們要認清歷史,認清現代中國的「本相」,認清我們祖輩開創的中華民國及其憲政傳統才是未來大陸「本土化」之「本」。在大陸光復中華民國和重續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和「民主中國」),復興中華文明。這是當代中國大陸「民主復國運動」的內涵、使命和重任。

回顧歷史,大陸民主運動經過1979年、1989年等等重大民主事件,由於中共長期堙沒歷史傳統,導致當時民運缺乏本土化、無傳統之本、無歷史之根,不能從祖輩的民國民主傳統和精神資源中獲得無窮的力量和社會動員力,不能形成民族精神、歷史傳統與當代民運結合的強大支撐力。究大陸民運總體水準不理想和成果有限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中共導致民運的這本質性缺陷:缺乏本土化和無傳統之本、無歷史之根。這自身的本質性缺陷極大妨礙了整個民主運動的水準和力量的發展。所以大陸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素質以及提出的民主訴求水準等皆不高,更遑論有何大戰略佈局呢?儘管其有犧牲精神,但是整個運動的可持續性、拓展性、凝聚力、戰略佈局等是不高的。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締造民國、民國民主化進程、民國的民主法統等成就巨偉,而且皆在國人大多數文盲、經濟落後、嚴重內亂外患、國家未統一穩定等劣境下實現的。而1970年代末至今的大陸民運處於經濟高度發展、資訊發達、教育普及、國無外患等優良條件下,而民主化進程卻難以邁步。究其原因,除了共產黨極權主義強大統治之外,就民主力量而言,不能不說民國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是有傳統淵源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所以能凝聚人心克服嚴重內亂外患和諸多惡因素而漸進實現民主化。而當代民運是被中共遮蔽而斷裂了自己傳統的、缺乏本土性的、喜好西方背景的「獨行俠」,如此也難以深入社會文化和結合群眾。與民國民主化經驗相比,也足見當代民運本質性缺陷之危害。

但是大陸民主運動必然在挫折和困頓中求升化。當代不公不義的「黨天下」反襯了民國憲政的偉大,歷史的悲情,先賢精神的感召,民國的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正統的民族主義淵源,歷史傳統和當代民運結合形成的文化政治社會全方位的強大支撐力等等,這一切恰恰是當代大陸民主化所必備的,而過去的民運完全不具備的。然而民運要承擔民主化重任,就必然要克服自身的不成熟而求擺脫困境。民運必然會演進成接續民主傳統的、本土化的民主運動——「民主復國運動」。只有回歸傳統和未來復國的理想,才能產生無窮精神動力。只有民主復國的理想和權威才能使山頭林立的民主運動凝聚共識和力量,從而能夠發動理性的革命。然後民主化之後,只有以民主復國為座標,以祖輩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權威為支撐,才能團結意見紛紜的人民克服政經亂局和龐大紅色政商勢力的復辟作亂,徹底拋棄馬列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光復民國,不僅重續民主而且開創善治。如此才能形成中華文明真正復興之起點。

中共國是蘇俄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的產物。蘇俄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皆光復故國。這是規律。但是俄國領導人葉利欽、波蘭領導人萊赫·華勒沙等絕不是復國主義者,但是他們皆不約而同選擇了光復故國。這是因為重建國家要從先賢和祖輩的精神中尋找新權威的基礎,在國家民主傳統中形成再建民主國家的共識,如此才能擺脫民主化進程中的意見紛紜和混亂,才有更大的社會動員力和儘快重建國家。此外還有很重要的重任是:對於舊專制國家進行「斬草除根」。或許有人說他們為什麼不另建一個新國家呢?這是因為建新的國家要「無中生有」,由空地壘山嶽難矣,成本和風險也大。國家之構建依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學理而言是自然生成的,要從傳統基礎上構建。所以說复國容易而全新建國難。蘇俄和波蘭等國在巨變前,皆無「前朝熱」,也沒有多大的复國主義勢力,民主力量的領導人也不是复國主義者,但是他們皆選擇复國,回歸傳統,繼承祖輩的精神和權威。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复國和复傳統,是一條有前人基礎的相對而言成本風險較低的轉型捷徑,更有價值和精神的目的意義。而今中國大陸「民國熱」、「民國風」當道。大陸未來轉型巨變的方向不言而喻。

「民主復國運動」是大陸民主運動的必然歸宿和昇華。此「民主復國運動」未來必然導致繼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而來的第三次革命,這場革命當然是主張和平理性的革命,當然也肯定天賦人民抗暴得自由的所有的抵抗權。可以合乎邏輯的斷言:再造民主、光復中華的,必然是「民主復國運動」。世界共產黨國家崩潰後建國的普遍規律是光復故國,中國大陸不會例外。

一、重續和復興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

中國文明曾經領先西方文明數千年,這已經是西方和中國學界之共識。中國文明落後于西方文明也不過幾百年。應對西方文明崛起挑戰,政統首先演進,從清末立憲運動到締造民國開百年憲政法統……。然政統之現代化遭遇嚴重內亂外患而幾乎無法落實理想。儘管如此,文化道統於亂世中得以闡揚,現代中華文化於憂患中艱難初成,現代中國的本源精神和文化原型及社會模式之雛型皆「奠基」於中華民國早期,取其蘊含的理想意義而言即:上承道統 [4],以中華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長,中西融合,傳統和現代融合,返本開新,開人文精神之民主政統,開人文理性和社會科學結合之學統,開德教禮教與知識之教結合之教統(教育之統),開有道有識且於內憂外患中超前開啟現代化民主化之士統(知識分子政治之統),開傳統又開明之都市民風,開士商結合、社會自治等社會現代化進程,民國工業在抗戰前的內亂外患、經歷一戰及世界經濟大簫條、缺乏外資的劣境下增長率仍高達89%等其社會在現代中華文化催生下,在內憂外患的艱巨時期演進,蘊含了現代中國社會模式之雛型。此社會雛型取其蘊含的理想意義而言乃「禮義倫理社會」也,其初成特徵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結合、人文與政治「和合」、人文與文教「和合」、道德和權利兼顧調和、個人和社群「和合」、勞資和諧等。故名「禮義倫理社會」(此「禮」[5] 是權利法和倫理法之和、成文法和習慣法之和、理性和傳統風俗之和)。故此于憂患時艱中初成之現代中華文化和現代中華社會雛型及其理想意義,乃可大可久可以作後世文化之源和社會之根,可以開啟未來之「集大成」!

考美國開國後也遭遇頗多磨難和紛爭,然其開國精神依然是美國文化的永恆精神。中國孔孟之道、「諸子百家」產生於春秋戰國之亂世,基督教也產生於劫難深重的歷史時期。現代中華文化亦如此焉。

然幾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卻於20世紀中晚期遭遇「打斷」,這一嚴重斷裂導致傳統、現代中華文化與當代中國隔離難續。1970年代末大陸許多進步人士面對的是大浩劫後的文化空白,且誤認浩劫有傳統文化淵源,故竭力引進西方文化至今日。然1980年代大陸也漸漸掀起復興傳統文化潮流,然其所復興者古代中華文化之「皮相」也,甚至於附合在朝者需求而工具化、空洞化、媚俗化,而初成於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在壓制下則難以接續。因此始終無法建構起中華現代文化。這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教訓。無文化之本、無傳統之根、無本土之源,無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談何構建當代(現代)中華文化呢?談何構建民主呢?

大陸雖然出現了不少思想和主義,但僅有本土環境之刺激,其核心卻是相應之西方思想、主義主導。此於推動社會轉型無力,改良幻想卻有加,互相紛爭卻有加。如:主張經濟自由化,在集權和腐敗的現實環境下,出現的結果是共產主義「歧出」的權貴資本主義。這些思想和主義「水土不服」和觀念錯位比比皆是。復興毛時代的所謂「左派」思潮與政客則趁機興起。

臺灣由於特殊嚴酷的冷戰歷史時期而出現威權表像,然留下了保存憲法之基本體制和地方選舉之轉型路徑方向,臺灣民主化開啟時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政」。民主化後急功近利的本土化取得壓倒性地位,藍綠鬥爭成為政治「主軸」。而「西化」又是臺灣長期揮之不去的偏向。由於諸多綜合因素,現代中華文化之思想精神、品質、器識在臺灣有「皮相」化之迷失,「真諦」存而不興,故臺灣政治上陷於低質民主。

所以兩岸皆要重續和復興現代中華文化,不僅接續其形式更要接續其於內憂外患中「蘊而未顯」的精神和品質。然後加以新時代的局部改進和優化,「民主」、「現代文明」必須經過理性之中華化,才可能有優質化和生命力。所以說要從現代中華文化開出民主。

因此,大陸構建當代中華文化首先必須重續傳統,重續被堙沒的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接續道統 [6],接續其中西融合、傳統現代結合、返本開新之現代化民主化精神,接續百年來的民主憲政傳統,接續其文化教育傳統等;唯有如此,才能從本源上解決深重久遠的「俄化病」、「本土病」、「西化病」,于根源上消除「俄化病」所成「中國特色」化發展。

 

臺灣則應當中興現代中華文化,然後才會有文化品質提升、政治制度和精神優質化之可能;于根源上解決臺灣「本土病」和「西化病」等混合而造就的低質民主問題。

兩岸唯有如此,未來才能開出有本有源之優質之民主和現代文明。然後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復興以及「大國崛起」。

最後,重續和復興現代中華文化,意味著有理性的更積極吸取消化西方文化,而不是複製和低級模仿西方文化。重續和復興現代中華文化,也不意味著排斥他者,也尊重外來思想和宗教的表達權利。

為當代和未來計,我們提出共識。然區區之我們提出之共識絕非我們觀點而已,而應當是普遍性道理,應當是今日及以後無數人心同理同的共識。至於今日抱有大體相同思想的大多數人士,我們因資訊、時空、技術等原因無法一一聯絡,這是極大遺憾,我們只是這同志群體中的區區少數人而已,期願這份共識不能視作區區我們之共識。故應當預先聲明。

二、以良知理性為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價值本源

1948年聯合國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詞便是當時中國政府基於中國文化道統而加入的,中國代表張彭春把孔孟道統之本的「仁」、「良知」、「良能」翻譯成conscience(良心),化解了各國因宗教和政治的紛爭,形成人權共識。這就是說普世價值之核心人權觀裡有良知理性的人權觀,普世價值裡有中華文化理念。這一理念實源自中國道統,由此也可察中西文化之根本差異和高下。

簡而言之,西方文化以「上帝法」為文化、文明之終極價值本源,這可謂西方文化之「道統」。中華文化裡天性與心性相通,以良知良能為呈現,故以「天地良知」、良知理性為文化、文明之終極價值本源,即仁道天道之合,這是中華文化之道統。故中華文化自古以源于道德理性的「公天下」為理想,以民為本、尊聖賢、尊王道、從道不從君、尊士人政治,避免宗教狂熱及爭戰等。中國文明領先西方幾千年且維繫世界史唯一之巨型文明之統一綿延,可謂不能離道統之功。近代、現代,立憲改良思潮、主張革命的三民主義、國粹派等皆本於儒家,皆尊「公天下」理想,辛亥革命也以「秀才儒生兵」的新軍起義為首 [7],中上層士人構成的立憲派響應於後。變帝國為民國、中華民國民主法統、民國形成的現代中國文化和中華現代社會雛型及理想,皆產生於內憂外患嚴重、國人貧窮和文盲眾多的歷史條件,按理說是民主化、現代化的條件嚴重不具備,但是中國仍然超前開啟了此憲政民主進程,此乃世界史罕見。究其因,實因中國「白衣卿相」士人政治傳統自然演進為知識分子政治引領民主化、現代化,其思想精神背景依然是以儒家「天下為公」、民本理念吸收西方民主制度思想而成的。

再察中西文化之特性。政教分離是西方宗教型文化的現代特質,其缺陷是:其價值根基、文化道統蘊於宗教而與政治文教分離。因此政治文教極容易被世俗功利性和科學一元性所主導,失落了價值理性和理性之理想。考中華文化特性、優性,乃人文理性之文化、良知禮義之文化,是超越普通宗教的,不與世俗對立,故中國不必政治與人文分離,不必學術教育與人文分離,相反可以合,後者是前者的價值理性根基。這種「合」恰是未來構建中華文教、政治文明與西方相比的異質之處和優越之處,有超越西方現代性以及後現代性之「潛質」。

任何文化文明皆有形成其特質的、根基性的「公理」。西方宗教的「上帝法」、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皆屬於此焉,其對於西方文化的意義猶如數學公理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儘管科學主義有懷疑和實證的精神,但是人類知識和價值觀有其有限性,作為自然科學根基的數學公理恰恰是不證自明的,科學既不能實證之又不能否證之。而「上帝法」、「個人自由」亦是不可實證的不證自明,且「上帝法」、「個人自由」形成了西方文化傳統,稱之為文化「公理」亦恰如其分。沒有這些「公理」,就沒有自然科學和西方文化。同理,中華文化的形成自身特質的、根基性的「公理」是道統之「天地良心」、良知理性。察乎道德理性之發用如「公天下」之理念、賢能政治(知識分子政治)傳統、禮義倫理社會傳統等,皆有可大可久之永恆意義。中華文明領先世界幾千年和近現代超前打開現代化民主化之進程,皆不能離道統作為文化「公理」之功,若離此「公理」必遠離中華文化特性和優性,違背文化自然自發演化的規律,脫離傳統必定要「學步」「失步」,中國現代和當代皆有此類「巨劫奇變」之教訓。

所以,當代和未來中華文明應當以道統及其良知理性為「本源」,開出優質民主和優質現代文明。

三、未來構建中華優質民主和優質現代文明

1958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宣言》闡明中國文化道統和歷史傳統,亦指明構建未來中國之理想和方向。今繼承之可作如此解讀即:以道統(良知理性之道)為體,體用之間曲通曲成(非直通運用),明體發用,發用必然中西結合,亦即以中西結合之優質民主、學統為用。落實下來講即:我們必須接續文化道統、百年民主精神、憲政傳統、學統、知識分子精神等,然後才能開出中國之未來。

先言政統。民主並非西方文化獨創,各個文明皆或多或少留有上古原始民主形態之歷史記憶(如上古中國之「禪讓」、「朝國人」)。儘管近、現代民主制度最先產生於西方,然民主的價值基礎在東方、西方各大文明裡皆有,如:《禮記•禮運》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東漢鄭玄《注》:「公,猶共也。」唐代孔穎達《疏》:「天下為公,謂天子位也。」又雲:「天位……灼然與天下〔 人〕共之。故選賢與能也。」這表示,中國政治的理想,是實行天下為公,建立人道社會。天下為公,乃是最高政治權力屬於普天下人所共有(「天位灼然與天下〔人〕共之 」)。天下為公的根本意義,與民主思想的根本意義,是一致的。即:最高政治權力屬於全體人民所共有。正如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第一講(192439日)所說:「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儘管中西的自由民主的價值根基各異(中國以心性之道、民本「公天下」理念為本;西方以「自然法」、個人權利為本);儘管中西的文明歷史演進路徑和形態各異(西方首先產生近現代民主和工業化),但是自由民主是人性和現代社會之必然需要,是各個文明、各個民族現代政治的重要和必要的因素,其有普世性。東方、西方各大文明的現代政治必然是形態萬殊,但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乃不可缺乏的要素,其即使形態有異然必同質也。中國自民國開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就成為憲法規定內容和國家意識形態,更是現代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故無論復辟還是嚴重外患內亂,皆無法動搖之,執政者只能說暫時做不到落實憲政卻必須認同民主的國統法統,臨近戰爭還要制憲行憲。直到後來「蘇俄化」席捲中原,中華文化和民主進程才被空前絕後地斷裂開來。

如果是以中華民族身份為榮的人,就應當認同民族的民主歷史傳統、現代中華文化、憲政理想、祖輩的犧牲奉獻和夢想;就應當堅持現代中華文化主位性而開展返本化西開新的現代化民主化,而且必然反對任何外來意識形態「入主」中國,也就是說應當有如下主張:

人人皆有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等);人人皆有思想及宗教信仰自由;人人皆有結社及集會自由;人人皆有參選和參政的權利;人人的自由選舉才能產生和變更政權;人人的尊嚴和自我實現不容侵犯;人人的財產權不容侵犯;人人皆享有機會均等、公平正義的權利(如:人人皆有機會獲得良好教育、財富及其他成就的機會,經濟增長與藏富於民同步,工資與資本共增進等);人人皆享受教育、醫療、就業、居住等基本社會保障,打破城鄉戶籍等一切身份等級,也就是說人人看得起病、讀得起書、住得起房等;依天人合一之理念,保護自然環境,故必須依靠優質民主,才能遏制掠奪資源和破壞環保之根源——政經至上和政商結合;等等。中國大陸人要堅持現代中華文化立場,要堅定吸化普世價值和一切有益的觀念、經驗和制度,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打天下坐天下」的霸道;才能避免人民名為「主人」、「公民」實為「臣民」、「草民」;避免權貴當道、政策淩架於國法之上;避免立法不正、司法不公、權大於法、無權無法;避免人權無保障;避免國富民窮;避免大利歸官商小利歸百姓;避免社會貧富和地位兩極分化;避免官民之間、勞資之間、城鄉之間的等級化;避免腐敗氾濫;避免分配不公不義;避免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皆低下而政府開支、官員待遇、公款消費皆高漲;避免看不起病、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等;避免巧取豪奪如強拆、強征、苛稅等;避免倫理崩潰、民族傳統淪喪;避免人欲橫流;避免政經至上、高能耗高污染、竭盡資源、環境污染深重等等。

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現代文明、憲政民主最先產生於西方,其有普世性也有西方歷史和文化特性之局限性,有局限性必然有其缺陷和弊端。故從清末開始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孫文、梁啟超等皆對西方文化和民主制度有大力吸取引進然也有深刻批判,中華民國就是這樣思想背景下誕生的。然後牟宗三、唐君毅等闡揚文化道統,從更高層次吸取消化西方哲學宗教等,同時也批判西方文化及其歷史傳統,批判其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統,批判其科學一層論理智主義一元論的學術之統等。所以說中華民國的根本精神和理想是繼承道統、以中華文化本位理性吸化西方文化而開現代化民主化的。然由於民國一直面臨嚴重內亂外患及其派生的嚴重政治對立,故在百年動盪中不斷催生民國制度弊端和思想功利化偏向,無從回應從孫文到牟宗三諸子的理想和批判。孫文的三民主義還一度成為當朝意識形態供奉的「土地公」,臺灣民主化之後政客發現這尊「土地公」不靈便供在一旁而不用。孔孟之道之遭遇也同此焉。

因此我們要吸取兩岸歷史經驗教訓,依現代中華文化之優性特性開優質化民主和優質化現代文明,其要點應有:

1、構建人文與政治「和合」、人文與文教「和合」、道德和權利兼顧調和、個人和社群「和合」、勞資和諧的禮義倫理社會(此「禮」[8] 是權利法和倫理法之和、成文法和習慣法之和、理性和傳統風俗之和),亦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結合、倫理民主科學結合之社會。這種社會模式乃民國社會底蘊之理想意義模式,在民國早期有雛型,這種社會是現代中華文化之推動、中華社會自然演進之必然結果,是現代中國之理想社會模式雛型。其必然反對資本主義化、個人主義化的社會模式,反對任何集體主義或專制的社會模式。察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宗教制衡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這是西方現代文明內在結構的特性,然其宗教因教派林立且又受世俗主義和科學主義雙重擴張「侵蝕」而衰退。西方文明的現代困境和後現代困境是:政教分離,宗教與文教分隔,故缺乏價值理性且政治和文教品質不高;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淩架於社群及傳統之上,資本與權力結合,資本和「市場」的價值觀及法則侵蝕政治、文教、社會等等。中華文化是人文道德的禮義倫理文化,天人合德是超越一神教的,但是就文化力量的結構而言:缺乏無所不在的宗教力量制衡世俗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科學主義,故必然要求繼承民國的現代中國社會模式之雛型,以求未來形成中西結合的禮義倫理社會,制約集體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科學主義和泛工具理性化。這於理論上可以超越西方的現代文明模式。

2、廣義的中華民主和禮義倫理社會當然融匯了下列必要和重要的原則: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憲政、共和、自由、狹義民主(多數決保護少數)、尊賢能、重精英、法治、正義、平等、選舉、分權制衡、有限有能政府、公民社會等等。

3、任何優良的政治皆以理性為本、以傳統為根的,理性力量來源和傳統(中國)是:賢能政治、以道德知識廉能治國、教育有品質、公民社會有品質有序。回顧歷史:中華民國開國後,士人政治傳統演進為中華式知識分子政治而超前領導開創現代中國,是理性力量在內憂外患的劣境中超前開現代化民主化。所以要重續和復興中華式知識分子政治,繼承「選賢與能」的理想和傳統,形成民主之下的賢能政治,以美德知識廉能去優化和制衡政黨政治,遏制資本和權力結合等自由民主政治弊病。沒有知識分子政治,必無優質民主,必無禮義倫理社會。

4、現代中華法治應當繼承傳統、再中西結合而開來,其立法和修法之價值根源為良知良能、道德理性和傳統,其知識基礎為科學和傳統。其具體涵義應為:①以權利法為基礎,然個人權利乃人權最低底線意義的,極端劣行、政商利益最大化行為等會得到權利法之保護而可能嚴重侵犯文化教育秩序、社群良善風俗美德、共同體利益,故要倫理法作「時中」調和、修正,限制個人惡行,保護道德秩序和共同體。也就是說要形成權利法和倫理法之和,以求道德和權利兼顧調和、個人和社群「和合」之目的。②以成文法(包含權利法和倫理法)為基礎,然法律必有過與不及和模糊歧義之處,故必須要習慣法作調和、修正和補充。也就是說要實現成文法和習慣法之和。③法治應當尊重傳統和風俗,但是傳統和風俗也有不合時宜、有過或不及之處,故需要理性作「時中」之修正、補充。也就是說要形成理性與風俗及傳統之和,此乃習慣法之基礎。④司法獨立,維繫憲政制度、法治秩序,約束限制且又保障政府權力,維護個人權利和社群美德等,保護公民社會;等等。總之,中華現代法治應當是法治與德治之和,乃個人自由與共同體利益、文化教育秩序、風俗美德之和。不能移植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法律,也不可以是集體主義的,而是繼傳統開來,行中庸和諧之道也。

5、認同和尊重經濟及其他領域的自由市場法則和價值觀。但是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皆各有其主體性和特性及其法則、價值觀,故要制約經濟法則和價值觀仗人欲而擴張。因此反對文化教育的資本主義化,反對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反對政治的資本主義化,要制約市場法則和價值觀「侵蝕」文化和教育;要制約市場法則和價值觀「侵蝕」社會風俗美德和共同體利益;要制約資本與選舉政治結合、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要制約市場法則和價值觀「侵蝕」政治領域之價值理性和公義法則;故以德治禮治及法治,限制資本主義於經濟領域之內,使資本主義不得過度擴張,並且反對資本霸權、壟斷等,也反對國家權與利之擴張;構建勞資和諧之倫理化、禮制化、法治化。然此德治禮治及法治必須有理性之社會政治力量為「基石」才能落實,也就是說必賴「知識分子政治」才能達用。總之,有德治法治和「知識分子政治」才能有優質化民主,才能有禮義倫理社會。

故構建「知識分子政治」顯得頗為重要,且其淵源乃賢能政治理念和士人政治傳統。此皆不同於西方模式所主導的現代政治。

回顧歷史傳統,中西有一大差異。中國封建制很早就結束,然後依「選賢與能」理想而委曲于現實形成「士人政治」。相比之下西方沒有智識集團的「士人政治」卻長期停留於貴族政治,西方民主化是反對封建專制而形成的。西方現代文明和民主往往分化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右派和左派、世俗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的對立。然西方沒有知識分子治國的制度和觀念,其知識分子無制度資源支持猶如「遊魂」,在民主制下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分別掌握資本和多數選票成為主導性力量,然資本缺乏道義、庸眾缺乏知識和理想、宗教缺乏入世且與政治文教分離,因此西方現代文明和民主的品質是不高的。

相較之下,中國由於有「士人政治」傳統及民國知識分子政治,故在內亂外患嚴重且大多數人貧窮文盲的惡劣條件下,頑強開啟民主化現代化,變帝國為民國、形成「臨時約法」到「南京憲法」的憲政傳統等等,此乃世界之罕見。然由於嚴重內亂外患最終摧毀大陸民主化進程和中國文化、倫理社會、知識分子政治、文教禮教、典章制度等等,於是乎今之大陸依然無法撥亂反正。而臺灣雖有傳統然存而不興而顯老態,臺灣1980年代末新民主化時已經接續不上民國老民主化的精神、理想及品質追求,功利性本土化和西化反而發揮了主導力。

如何從傳統「士人政治」過渡到現代「知識分子政治」呢?這是中國文化開出優質民主的關鍵。早在明末黃梨洲就提出憲政制度頂層設計意義上的「學校」(非今教育意義的學校),主張將文教權、評議權、監督權從皇權、政權、政治系統裡分離獨立出來,還諸社會文化界由士(今之所謂知識分子)直接掌握。以獨立權威的、憲政頂層設計的「學校」制衡和優化政權,使文化道統有制度化寄存之具——「學校」,使師統、士統、學統有制度化引導力。牟宗三對《學校》有重點疏解,解讀深刻。孫文則提出「考試權」,其源頭是傳統士人政治和「選賢與能」之制度化追求。然其于「考試權」之制度及原理語焉不詳。後人把三民主義當「土地公」拜,沒有發展之和充實之,故「考試權」退變成「考試吏權」。「考試權」首先出自「選賢與能」原理,其現代意義應為:以文化制度選舉賢能,賢能集團本於社會,入於「廟堂」(喻憲政體制),其目的是以賢能制度力求實現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之理想。今之「考試權」限於「吏權」範圍,可謂不古不今。故必須返本傳統而求開創現代「知識分子政治」之憲政制度和精神。

察西方民主的教訓可以凸顯「知識分子政治」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現代政治普遍出現市場價值觀和法則「無孔不入」侵蝕政治文教社會、資本與權力結合以及多數原則獨大、庸眾化、感性化和理性不足、文化政治品質不高的「民主綜合症」,不能避免真理與民主、道德與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文化法則與法政規則、文教法則與市場規則等之矛盾失衡。這些「民主綜合症」今在臺灣也同理存在,造就很多流弊。究其原因,這是由於西方主導的現代民主模式的制度和文化的缺陷造成的,即:宗教因其缺陷與政治文教分離,政治文教因此缺乏價值理性和道德力量提升。大資產階級掌握資本和主要媒體等,中產階級掌握多數選票,此二者成為民主的主導性力量。然資本逐利而缺乏道義、「普通人政治」缺乏知識和理想,依附於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的精英不能不有功利化偏向。所以西方式現代政治缺陷是:缺乏制度化支援理性力量來制衡和優化政治的憲政和社會的格局。也就是說缺乏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的賢能政治(知識分子政治)的制衡和優化,即西方沒有憲政制度化的「知識分子政治」是其現代政治的制度和文化的一大缺陷。民主政治需要容納賢能政治因素為其用,形成賢能集團(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三方制衡的社會政治大格局,使賢能政治(知識分子政治)制衡和優化政黨政治、選舉政治,優化社會,落實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的理想,從而引領和優化整個民主政治。

憲政頂層設計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政治」探究起來簡要如下 [9]

1、     以自由與考試之原則形成憲政制度下的賢能集團(制度化知識分子集團)。

2、     由賢能集團選舉出「文教院」掌文教權,收納「考試權」,文教權獨立且與政府權「分庭抗禮」。其目標是:知識分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

3、     提升選舉之理性水準,選舉品質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個民主政治品質。

4、     提升社會和文化之品質,制衡和優化政治。

理性引領的政治才可能成為優良政治,理性力量的首要來源是知識分子。治療「民主綜合症」乃至「現代病」、「後現代病」,就必須依靠理性力量通過文化引領和提升社會,再由文化社會來制衡及優化政治,依靠知識分子政治力制衡和優化民主選舉、政黨政治及政權、治權。西方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世俗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的矛盾,在中國文化裡可以以「知識分子政治」、人文與政治之和合、人文與「禮樂教化」(文化教育之教化)之和合而更好緩和及化解。「知識分子政治」是文化社會引領政治、道統學統引領政統之「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oint)

當今世界之現代及後現代文化現狀是令人失望的。由於政府治理文化教育,必然導致政治和文化的糾纏不清,政府也擺脫不了政經思維無能施政於文教領域。最終導致現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場化的後果。教育「市場」化,學術也「市場」化,現代媒體淪為商業利益「奴僕」和受制於財團而失去昔日公義宗旨,而現代人又是媒體「消費主義奴僕」而缺乏思想獨立性,傳統重視品質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風俗美德等不斷受到侵蝕解構,等等。

所以必須形成「知識分子政治」掌握文教權,文化人治理文化,驅逐政府權于文化之外,唯有如此才可以「治療」深重的文化弊端。

再者「知識分子政治」選民基礎是知識分子,理性水準較高,政策評價和候選人風評會成為知識分子選舉的「主軸」,其政治權威更多依賴道德和知識之支撐,不可能有政黨政治的權力與資本結合的「痼疾」,可以有力消除文化領域的資本權力的弊端。例如:應對媒體商業化和受控於財團利益之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體,形成媒體人自治媒體之體制,遏制資本化和商業化對媒體公義和受眾的損害,遏制「富媒體、窮民主」[10] 之現象氾濫等。有了「知識分子政治」力量,就有可能突破資本和權力結合之大勢力和大局面,以禮義倫理社會理想、以德治禮治法治之融合(非個人自由至上)、以公平理念,突破和超越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局限性,構建選舉制度之優質化,即:嚴格限制銀行企業等資本單位的政治獻金,盡可能使選舉公益化,令媒體傳播選舉資訊公益化,禁止有償選舉廣告,今網路資訊發達可以抵消大媒體可能因利潤不高而減少選舉報導之消極後果,不會損害民眾獲取選舉資訊;國家提供選舉的主要資金和便利,等等。如此就可以遏制資本和選舉的結合,從而遏制住資本和權力結合之主要來源。「知識分子政治」可以提供優質化民主的可行之廣闊前景。

最後,構成「知識分子政治」的文教院等制度設計要比西方現行制度更自由更民主。西方教育、傳媒、娛樂業等治理機構皆是總統或總理任命長官實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長是被任命的而非選舉的。這種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權力安排,其結果往往委任政客或執政者的親信學者,多數不符合賢能原則和民意。而賢能集團一人一票選舉出的文教院(委員會制而非長官負責制)更符合民主自由原則。然後,選舉產生的文教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限制和縮小了政府權,擴大了社會的影響力和民意的支配力,故更自由更民主,也更符合賢能原則。

中國文明曾經領先世界數千年,傳統士人政治可以說是功居其首;近現代中國於嚴重內亂外患中先締造民國後頑強開啟民主化進程,乃傳統士人政治自然演進為知識分子政治之產物;今要對治民主弊端和超越西方式民主,就必須使知識分子政治和政黨政治分立制衡,使文教權獨立,依賴建設和優化社會、文化、教育等,最終制衡且優化政權和治權。

從傳統士人政治演進到現代知識分子政治,這是本于中華文化優性特性而返本開新中華憲政之必然,合乎百年中華憲政漸進完善之邏輯和路徑,其未來必有改良世界民主憲政之意義,必遠勝於考試制度對於世界現代文官制度創立之意義。

審視當代中國,我們應當承認當代中國與現代中華文化的理想和精神相比,相差很遠,甚至於許多領域是大倒退的。

大陸和臺灣分別面臨民主缺失和低質民主兩大難題,我們要重續和復興現代中華文化而開來,返傳統之本、開時代之新,我們應有使命感構建優質民主。

四、重建學統再造文化政治之「思想靈魂」

1、學統性質及後來異變

學統者「知識之學」之統緒也(牟宗三語),這裡談其具體表現之社會科學,更重點談中華社會科學之原型和流變及前景,兼述西方社會科學之缺陷。中華學統產生于民國開國後,其原初性質和形態是「中西結合」,吸取西學,亦繼承傳統學術思想,有價值理性根基和中華本位,代表人物如陳寅恪等及後來的牟宗三等等。

學統無論中西皆同為「知識之學」,故必然有大同者。然中西之學統又有本質差異,這是由於文化特性、傳統、社會、本土需要、歷史演進等不同而產生中西之學之大異。此中西學統之「大異」首要在於: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至現代不僅政教分離而且宗教及其所蘊價值觀等與學術教育也分隔,其社會科學深受自然科學典範性影響和制約,故成牟宗三所言之「科學一層論」、「理智一元論的學統。中華文化是人文理性之文化,道統、人文理性不必與學術教育分隔,人文不必與政治分離,相反可以「和合」,由此所生學統、政統皆有所不同於西式學統、政統故不能照搬「西用」,更不能移植「西體」,亦不能「中體西用」。其次社會科學有本土性,其中所遭遇學術格局及風氣、母社會問題、時代問題及未來走向、歷史傳統等皆不同,故中西本土性差異甚大。所以說中華學統、社會科學必然與西學有較大差異,中華學統、社會科學必然應該吸收且轉化乃至有所提升西方社會科學原理和成果,絕不能止步於引進模仿,也不能不中不西的實用主義本土化。因此中華與西方的社會科學的範式、結構、規範、檢驗、程序、標準、評價等皆應該有不同;中學在學術制度、學科格局、資源配置、教育體制、教育內容及方式等方面更應該有優化和不同。但是當代兩岸學術和教育皆缺乏中華主體性自覺,這是令人失望的,然可寄希望于未來。

回顧學統、中華社會科學產生於民國開國後,乃民國文化一大「中樞」,其原初為中西結合之形態,當時國學在學術界深有底蘊,海歸學人也多有浸潤,文化和社會風氣亦保有傳統,故雖然有五四「新文化」、「西化」思潮之衝擊以及極端保守主義反對,然學術思想的「中西結合」大格局不為之有所改變。然由於內亂外患之時局及其後掀起之「社會革命」、「文化革命」席捲中原。學統未及成就即喪失其成長之文化與社會「土壤」。在臺灣,由於日據之隔離傳統、光復後社會接續現代中華文化很有限且南遷知識分子較少等因素,加之其後海歸學人多缺乏本土學術思想浸潤,故社會科學漸成引進、模仿西學甚至有所「西化」之格局,與老「學統」漸行漸遠;至於當代不僅「西學」興盛,就體制格局而言,臺灣由於文教權沒有完全獨立於政治系統之外,意識形態之爭負面影響了文教,此外民主產生「官學兩棲」現象(政務官常由教授擔任,有學人則鑽營于黨派政客),催生非學術性「學閥」借政治影響力而坐大,多占資源,學風大壞,學術與產業結合之餘又有「學商勾結」。再觀大陸:傳統變成空白,政治力和外來意識形態統治學術和教育,就體制及格局而言,學術教育幾乎淪為官和商之「奴才」;在學術和教育內容方式上,大陸早先淪於「俄化」、後淪於「俄化」之「中國特色化」以及病態本土化、庸俗化、腐敗化等;知識分子多數倉皇而不知出路,徒勞以引進、模仿西學為出路,甚至於有不少人偏執於「西化」窮途。最後,兩岸的學術制度和文教體制、資源配置、評價體系等亦有利於且偏向於西學話語霸權和海歸學人;然大陸不止於此,更有意識形態之「至尊」領導地位和無所不在的官僚化體制。

缺乏傳統士子精神和現代知識分子傳統,缺乏民國老學統之理想,缺乏以中華文化本位吸化西方文化而開現代化的傳統民國人的膽識和魄力,缺乏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現代中國之本源精神和理想,這是臺灣之「迷失」、大陸社會「重症纏身」之學術文化根源。

從學理上講為何要繼承學統、原初中華社會科學中西結合」的原型呢?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1] 詮釋學認為理解之前有「前理解」,「前理解」的構成主要指傳統、歷史、先見等;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認為信念、範式、理論等先於科學觀察,科學發現及發展有社會文化、歷史和心理因素等。此兩者理路「異曲同工」。依伽達默爾詮釋學、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理路闡釋中華社會科學或社會科學本土化即:中華學術文化傳統、語言、本土社會及歷史變遷等作為「前理解」深刻影響了學界對西學的認知和解讀以及選擇判斷(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深受傳統、社會歷史、語言等文化根源之影響和制約)。所以說「西化」是不可能的,就連全然的模仿亦不可能做得到。而且西方學術文化「浩如煙海」、錯綜複雜、各學派各執一端、文化架構相反相成(如宗教與世俗),豈能模仿、移植和「西化」呢?所以說要以中華文化優性特性以及歷史傳統、社會發展等為主位,學習和吸取西學,再詮釋傳統,其結果必然是「中西結合」之中華社會科學,其必然會形成返本、化西、開新之社會科學特性和構建。

然今之兩岸學術現狀呢?當代大陸人文社會科學奠基于中華文化和歷史的大斷裂、外來異質落後文化形成畸型社會的基礎上……,如此「前理解」和知識增長之社會文化心理「土壤」豈能學好和吸取西學呢?又豈能自覺固有文化而建立中華社會科學呢?無傳統、中華文化主位和吸化西學就無法談學統。臺灣亦歷經坎坷且接續「學統」很有限,當代意識形態紛爭又妨礙了文教,故難以自覺中華文化優性特性和歷史傳統,再加之學術教育體制和資源配置有利於西學話語霸權,如此就與「中西結合」之老學統漸行漸遠。然西方社會科學雖然主導臺灣各個大學,但是用之於臺灣社會,由於其理論來源和背景、對象皆不同於臺灣實際,所以理論與研究實際脫節,研究成了經驗材料的堆砌,且又難以作理論的深入推演,如果強作理論推理,往往變成實用主義解讀西方理論之原型,形成理論上的不中不西和運用上的低級。大陸社會與西方社會相去甚遠、很不類同,然大陸學界實用主義、功利主義解讀利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幾乎成為常態,優良學者用之於批判社會、用於「啟蒙」(片面化「啟蒙」);庸俗學者很容易用之於粉飾社會成為利益和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2、西方模式社會科學之有限性及缺陷性

西方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為典範而擴展,極端學派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科學是特殊的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等認為源於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標準、程序等皆適用於人文社科領域。但是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認為科學世界觀的形成和變化都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科學發生、發現、發展離不開科學家主體的內在資源,不能否定形而上學,信念等是必然的,直覺等心理因素是必要的。而且不贊成自然科學的方法、標準、程序等通用於人文社科領域。然而長期深受科學主義影響和制約的西方社會科學較容易接受實證主義,故又有絕棄心學的「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行為主義興起等等。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各領域充滿了科學思維、邏輯和經驗、語言分析及量化的標準及評價等等,其哲學基礎是頗有局限性的過時的實證主義等,雖然西方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然其「船大難掉頭」難以亦步亦趨於科學哲學新成就——後實證主義,更難以「自我否定」20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自然科學為典範……儘管這一效顰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失敗遠多於成功」。繼「語言學轉向」而來的解構主義源于量子力學理路,「新物理學怎樣向古典物理學挑戰,知識考古學便怎樣向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挑戰」[12]。後現代主義亦奉科學知識為典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皆同屬科學化體系,就此意義而言是同質的。

此學術思潮很早就流行於中國。然「『主觀』與『客觀』、『事實』與『價值』並不像實證論與實驗主義者所講的那樣。他們對科學的解釋實際上是一種化約主義的謬誤。這種謬誤導自實證論者與實驗主義者對科學的誤解與對『科學方法』的迷信。實證論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很大、很壞,但對科學研究的影響並不大。……更糟糕的是,由於受了胡適等人提倡科學方法以及其它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許多學者的價值觀念產生了嚴重的混淆,以致缺乏價值等差的觀念……」[13]。當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文學研究所」學術名稱的出現,說明西方科學化社會科學模式被海歸學人無選擇力引進,漸成話語霸權。

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及科學哲學有本質性不能相合之處以及無公度性、無通約性之處。社會科學的首要對象是人,人以心靈為尊。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認同信念、直覺靈感、形而上學等在科學裡的地位,又有波蘭尼(Polanyi,M.)提出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意會認知理論,但是心靈主體不止於認知理性,更有向上一機的良知良能,此即價值本源。社會科學以人為首要對象,必然要以自由意志、信仰、價值、利益、情感、願望等為研究對象,必然有「應然性」問題、價值理性之自覺,這種知識是自然科學無法應對,也是科學哲學或者科學性思維無法理解的。再者社會科學必然要繼承傳統學術思想(如孔孟思想),而這些傳統是科學哲學或者科學性思維是無法相應詮釋之和合理接受之的。但是當代社會科學主流以自然科學為典範、深受實證主義哲學等的影響和制約,依據經驗事實、實驗研究、量化分析、語言分析、邏輯分析、確證(justification)等學術規範只能研究外在語言行為現象,無法研究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更無法研究心學、道德理性、自由意志等;不僅如此,科學化社會科學反而會解構傳統主體學問,其只會把心學劃入「語言現象」或者「神秘主義」、「形而上學」,把心學、心文化的語言知識劃入「印象主義」等,把道德理性歸為情感的,從而使之不能成為社會科學不可缺少的價值的根源性知識。也就是說科學必定無法構建自由意志的、道德的、文學藝術的價值理性之學、心學。西方文化架構是宗教與科學之相反相成,西方文化的價值系統根基在其宗教。自然科學有限性由宗教彌補,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缺陷和弊端,也由宗教來平衡,然這種模式不可能引進到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不是西方式宗教型文化,只有人文理性與科學理性「和合」的有價值根源而非科學化的社會科學,才是依中華文化優性特性構建的。如此才能避免非宗教型文化缺乏宗教平衡世俗科學之弊端。

西方社會科學流行「脫價值化」、「價值中立」,然其有普世性嗎?是「真理」嗎?要解答上述疑問應究其成因,其成因有三:

1西方價值系統根基在宗教,西方宗教天人分立,現代以來宗教與學術教育分離,其價值系統缺乏根基支援,且時代變遷使部分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綜合而言,西方價值系統在學術和教育中的衰落是「脫價值化」、「價值中立」的內因之一。

2、西方社會科學深受自然科學典範性影響和制約,然科學只能回答「實然」問題,不能解答「應然」問題,再者其受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影響和制約,否定西方價值觀之基礎」——形而上學,再者把道德、價值理性歸於情感。這是西學「脫價值化」主要原因。

320世紀以來西方政府與企業採取採購模式,提供經費購買政經及社會課題成果,且絕大多數皆是工具性課題。社會科學學者提供研究成果。由此大學傳統純學術色彩轉為學術與市場的結合,傳統知識分子轉向科技型專業型知識分子,舊有的「道」之擔當日漸衰微,純學術性和長遠性課題備受冷落。而政府有政黨輪替,各政黨有不同價值觀,企業求利,因此大學和學者的「價值中立」研究成果最能迎合不同價值立場的執政黨和求利企業。「價值中立原則一定意義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工具職能的規範化。

總之,社會科學流行「脫價值化」、「價值中立」是西方文化特性和學術市場機製造成的。這不是什麼「普遍性真理」。其實「價值中立」只有於事實判斷中才有正當性,然人類活動不可能無目的,有目的必然有應然性問題,所以社會科學不可脫離價值理性。

依中華文化特性而言:人文理性是價值基礎,自孔孟至宋明儒家的形而上學是即工夫即本體、即境界形態即實有形態的人文實踐的形而上學,絕非西方純思辨的、觀解的形而上學,也不是信仰上帝。故價值、倫理等歸於人文,根源于道德理性,而不歸於情感,也不歸於信仰,此乃中華與西方之文化差異,故中華文化從傳統到現代,人文與學術教育不分離。再者應該形成未來「知識分子政治」和文教權獨立於政府權之外,在制度和資源上支持學術和大學的獨立性和尊於政經之地位,制約學術市場的負面影響和學術工具職能化。因此不能「脫價值化」等。(但是「脫價值化」、「價值中立」在大陸有其特殊意義和作用,其幫助大陸學人在學術上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控制,形成所謂「純學術化」、「學術規範化」的潮流,有其功焉)。

我們應當省思科學局限性和西方模式社會科學特殊性缺陷性。自由意志之學、心學、道德理性之學、文學等,究其本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大智慧,不可依客觀語言行為現象判斷心靈主體及其道德智慧。那麼智慧的、德性之知的語言知識形態呢?波蘭尼(Polanyi,M.)提出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或者說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與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相對,主張所有知識不是默會知識,就是根植於默會知識。德性之知、智慧之知類乎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同屬於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然認知意義上的默會知識不必言傳成學,而道德智慧必然也必須言傳成學,那麼這種語言唐君毅稱為啟發語言(heuristic language),他提出啟發語言、科學語言、情感語言之三分。科學性語言知識是顯性知識,是可實驗的、精確的、言盡其意的概念知識體系。然道德智慧之知非言意所能盡也,是立言傳德傳智慧,而求仁得仁賴於踐形、工夫體證,立言乃方便法門,這種語言當然與科學語言有本質性不同,所以不能把孔孟到王陽明的經典文獻呈現出的非概念性語言形態當作是無現代學術意義的,其有概念不及之超越。道德智慧之知的理想語言模式是既有概念體系,亦有超越概念體系之通透(有圓頓說、「非分別說」、詭譎說等),此於當代新儒學牟宗三諸子最典型。顯然目前人文領域從論文規範到評價標準等等深受社會科學影響和制約,其確定性、可實證性、可量化等學術規範、標準和程序以及評價,基本不合乎人文特性焉。如此必使得人文學者即使推崇傳統道德智慧,卻棄聖賢語言風範,以概念知識去觀解無法分析觀解的道德智慧,再多摘聖賢數語點綴其中,其思維和學識必然與老傳統(孔孟等)、新傳統(當代新儒家等)漸行漸遠。而人文乃價值根基,人文衰落或變異必使價值系統漸失活力,無以阻擋社會科學在科學化的偏途上愈走愈遠。

現代自然科學基本認同科學真理的有限性。科學哲學更如此焉。科學真理有不確定性、不完備性、有限性。然西方社會科學興起且推行於全球的是:確定性、可實驗性、經驗性、可量化等學術規範,與之相左的舊學術傳統被邊緣化甚至於被棄。而社會科學對象是人和社會、歷史的現象,其受複雜無測的變因影響和制約,不少現象有很長的運行週期,又有較強偶然性、隨機性、波動性、模糊性及渾沌性,再者主體人和社會的因素也是複雜難測,所以社會科學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皆很難落實實證性、確定性、準確的數據化分析,所能取得的實驗經驗或觀察經驗等亦很有限制性。此外對於文本的解讀和義理演繹(除了考據),也不能以實證性、經驗性、量化等為規範,如果以科學方法研究文本,必如胡適類型只能考據不能闡釋義理,更不能有義理貢獻。所以社會科學更要依靠信念、傳統和有限證據、有限論證構成命題「真理性」,且社科「真理」還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備性。既然「真理」有不確定性和有限性,作為學術規範就應該更寬容和多元化(非實證色彩一元化偏向)。所以要突破西方式科學一元化學術規範;要依人文特性和課題特殊性差異性構建學術規範和評鑒之多元性。否則實證色彩的嚴格學術規範會限制住社科學者的眼界和創造性,迫使其往「專」和「深」方向研究,然過專必難博大,過深必難高遠,此非學術之大道也。人文社會科學特性的要求是:博且專,高且深,「見木又要見林」。自然科學無此要求。

然而社會科學卻以自然科學及其哲學為典範,形成有實證主義色彩的學術規範,然課題越大就愈難實證,而心學更難實證甚至於無法實證,如此最終必然導致學術形式上越符合科學性,內容上越遠離「真理性」。比如:當下論文形式越高標準,學人選擇課題必越狹小,博士學識越來越狹深;論文的數量越多,品質越差。當代社會科學界幾乎不可能出現學統初立之時大師如:陳寅恰、錢穆及後來的牟宗三等,他們影響深遠的著作按當代科學化西化學術規範判斷的話亦屬不符合之列。深究諸上之原因是:移植西方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的弊病,沒有自主自立中華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學步」必然「失步」,必失傳統和學術文化特性優性,根本不可能構建價值理性和科學理性「物各付物」且「和合」的中華模式的學術規範體系,不能返學統之本而開來。

3、小結

科學理論的「基石」是數學公理,數學公理是無法實證或否證的,也就是說不證自明的,其作為公理是傳統形成的,是信念的,也是實用主義、功效主義之認同。西方自由主義「公理」是個人權利,西方宗教「公理」是上帝法,其宗教與世俗又互相制衡。沒有上述不證自明的、信念的、傳統的「公理」就形成不了自然科學,也形成不了西方文化。

那麼中華文化、人文社會科學之「基石」、「公理」呢?這必是幾千年傳統的、信念的,是價值根源的,即:道德理性。中華文化道統在此焉。道統之發用依賴於學統和政統等,學統不立,道統就不能得以發用,政統無學統作思想指導必然會實用主義本土化、功利主義現實化或者因西化」而「學步失步,也必然會產生「本土病」和「西化病」相混的綜合性弊端。文化教育亦如此焉。故學統不僅要吸取西學,更要有本于中華文化優性和本土性而構建學統、中華社會科學體系。在高等教育普及和資訊發達的當代,學統是政統、文教、公民社會等領域的「思想靈魂」,所以學統、中華社會科學及其相應學術教育體制之建成是十分迫切的。

我們要從人文文化優性特性和歷史傳統出發,上承道統下啟學統、政統,有膽識有理性地構建優質中華現代文明。這是我們這時代必須擔當的天命和大任。

五、總結

我們要繼承先賢先烈的精神。在大劫難大巨變時,先賢英烈無畏擔當、無私奉獻。辛亥革命締造中華民國,孫文黃興等領風騷然無數英雄更巨偉,一代儒宗熊十力、梁漱溟也曾投身其中;宋教仁為民國憲政獻身;國民革命推進出「五五憲草」;八年抗戰產生「南京憲法」;大劫之時有新亞書院之精神重塑文脈國魂,如此等等。可謂波瀾壯闊、綿綿不絕。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我們的座右銘,我們始終與民眾站在一起,他們遭遇不公沒有尊嚴,吾淚長流;他們失所失地失業,吾心揪痛;權貴化和草民化兩極分化,吾血沸騰。

任良知行,道在吾心吾行。面對過去造成了數千萬人死亡而今造成社會兩極分化的「竭澤而漁」的中共「國家」模式;面對這種「後極權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雜交的馬列主義的「變種」。我們只能在挫折和困頓中求升化。我們要克服過去民運無傳統之本、無歷史之根的本質性缺陷。我們要繼承民國中道主義而非激進主義的革命精神。我們要從祖輩的民國民主傳統和精神資源中獲得無窮的力量和社會動員力,形成民族精神、歷史傳統與當代民運結合的文化政治社會全方位的強大支撐力。也就是說,我們要把民主運動升化成「民主復國運動」。以民主復國的理想和權威使一盤散沙的民運凝聚共識、力量和擁有更高的戰略佈局及可持續性、拓展性。

我們最終要驅逐馬列光復中華,結束專制再續民國,不僅重續民主而且開創善治。

 

 

起草人:李明

修改於民國1051010日,初稿於民國104825

 

注:這是修訂稿。初稿曾發《縱覽中國》



[1]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份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份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這是一個奇跡。按理戰爭期間,教育事業出現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僅次於軍費,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和難以應付抗戰軍費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包括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公務員好很多。1940年教育部頒佈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等等。教育事業因此取得了驚人的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學生數量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幾乎翻了一倍。國民政府也高度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拔經費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並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准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評價西南聯大:「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抗戰時的大學培養了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可以說,共產黨中國最值得稱讚的成就「兩彈一星」,其主要研發者是民國教育培養的。抗戰時在國外還約有2500名中國公費、自費留學生,其中家鄉淪陷,斷絕了經濟來源的約占60%,國民政府也決定撥款給予資助,總計數額達數十萬美元(留美中國學生月津貼75美元,當時美國教師的平均月薪不過120美元)。除高等教育之外,在校中學生數量由1936年的48萬增至120余萬。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也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這二戰中的世界教育奇跡出於「抗戰建國」的國策。(參考畢唐書《抗戰時期一項偉大的教育決策》。來源:共識網。)

[2]   民國經濟,「按Chang (1969)的記載,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高達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19231936年,為 8.7%,19121942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在二戰前民國時期,儘管連綿戰爭,工業增長率仍高達89 (Chang1969,pp. 2074)。……中國人均外國投資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國投資只占國民生產淨值的1%。」(摘自楊小凱《民國經濟史》刊於《開放時代》20019月號)

[3]  隨著蘇俄檔案公開以及本土史學的進步,這方面的理論和史料據越來越具體有力。例如「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 1945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 個步兵師。」摘自徐澤榮《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的注釋[4],原載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 期(總第69期)網絡版,其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1976年《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目: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蘇軍指揮部把繳獲原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轉交給人民解放軍(火炮、迫擊炮和火箭筒 37000餘門,坦克600輛,飛機861架,機槍約12000挺,汽車2000餘輛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鮮軍隊的全部武器都交給了人民解放軍。爾後,蘇聯又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40億美圓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蘇軍曾將自身攜帶入滿的美援美制榴炮一千多門,繳自德軍的支數不詳的槍(多為衝鋒槍),以及大大多於國軍的坦克、汽車、燃料、被服、藥物、食品等等,無償送給了四野和三野(通過遼寧大連旅順→山東榮城悝島海路送給三野)(出自徐澤榮《四野蘇援榴炮轟垮蔣家王朝》,共識網)。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中共得到彈藥約有1,640萬噸,遠遠超過了國軍的軍火供應。其中應有1500萬發只能是由駐滿蘇軍將其原有美國租借予它的美制火炮以及炮彈移交給中共的,不可能還有其他來源。淮海戰場共軍擁有三種火炮(主要為美制原先租予蘇軍火炮以及日制蘇軍繳獲火炮,中共軍隊自行繳獲國軍火炮此時僅以百計)3,000門。(出自徐澤榮《淮海戰役共方使用的蘇援炮彈》,共識網)蘇聯顧問和強征的幾萬日本關東軍技術官兵訓練了共軍和參與內戰。中共情報戰能力遠勝國軍,這是蘇俄傾囊相授的,且不說間諜戰的高水平。僅就密碼破譯技術舉一例:劉鼎于1930年留蘇歸來以後進入中央蘇區,曾把在蘇學的密碼破譯技術傳授給中央紅軍情報部門。從此以後,三大紅軍對於國軍前線部隊密碼電報,只要截獲,就都能夠破譯,因而有了“共軍的信息化戰勝了國軍的機械化”一說。蘇聯願意予以共產黨密碼破譯技術轉移,美國卻不願意予以國民黨密碼破譯技術轉移。(出自徐澤榮《淮海戰役共方使用的蘇援炮彈》,共識網)國民政府統計內戰裡國軍傷亡近70%是炮火所致。這接近二戰中歐戰水平。這資料也證實了上述中共軍隊武器資料的可靠性,此外,根據蘇聯克格勃將軍蘇多柏拉托夫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一書中所說,蘇聯在1948年中共軍隊發動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中華民國國軍所提供的援助力度。這已經被許多歷史學家所認同。最後另一主要因素是美國不支持中國政府。受到二戰後經濟因素、財政緊縮、戰略以歐洲為重心、復員大潮等諸多因素的考慮,也考慮中國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如果統一後崛起會成為第二個日本,妨礙美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利益,所以美國不支持中國的統一。故先調停國共之戰,實有利於中共,內戰全面爆發後。1946729日美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直到194811月才解除。19473月,司徒雷登報告稱,國軍美械部隊彈藥將在三個月內用完。在武器禁運的打擊下,國軍美械部隊因缺乏補給而戰力大打折扣,整個國軍補給不足,經濟陷於崩潰,而共軍因有俄援而占武器優勢、戰力迅速提高,戰爭因此大逆轉。(這方面研究隨著史學專業水平提高,大陸政府的學者也有力作可供參考,如社科院學者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總之,蘇俄決定戰爭勝負的全面援助、戰略支持中共和美國軍火禁運等打擊,是國民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至於說:敗於中共是由於國府腐敗和民心向背。這是嚴重的以偏概全。這是中共和臺獨的歷史觀,有其原因不一的政治需求。當時因長期戰亂民生凋零經濟崩潰,政府稅源不足以養軍隊和公教人員。於是軍隊做生意和吃空餉等補不足,也滋生腐敗,影響了戰力。再有派系鬥爭、官場腐敗等等。中共通過血腥「土改」實行鐵腕的高效率的人力物力的戰爭動員和供應,而國府的戰爭動員和供應無法與之相比,這與民心向背無關。中共受益於蘇俄訓練的組織戰、宣傳戰、群眾戰、思想戰、謀略戰等皆遠勝國府。長期戰亂民生悲慘,再強征人員和資源支撐內戰必然使民心喪失,這是內戰造成的「果」,不是原因。大陸淪陷的主要原因不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是強大的蘇俄全力介入、美國的不作為導致的。所以說:國府的複雜因素的腐敗是敗於中共的較次要的客觀因素。

[4]   本文「道統」指文化道統,即天理良知、仁義之道、道德理性,此乃中華文化之價值本源。孫文有「道統」說以高標政治正當性之傳統根基和價值本源,然孫文理念裡道統和政統之分際不甚清晰。其後隨著三民主義成為在朝者意識形態,其「道統」說被利用為政權合法性之支持性觀念,即「道統」說淪為政統的部分內容。本文「道統」說與之不同,特指文化道統,取當代新儒家牟宗三諸子之「道統」之義。

[5]   傳統「禮」如周禮,涵蓋了國家制度、政經規範、刑律、文化秩序、風俗習慣、社會規範等。本文之「禮」承古意,依「中華法系」理路和取民國早期社會底蘊之理想意義,定義為:權利法和倫理法之和、成文法和習慣法之和、理性和傳統風俗之和。

[6] 同注4

[7] 清末廢科舉,讀書人另謀出路。家庭環境好的出國留學(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學校,多數沒有錢的就投入新軍當兵。新軍招收讀書人成為風氣。(《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頁348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例如:一九0五年新軍在黃陂募兵。「那次募兵結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廩生,二十四個秀才。馬隊第十一標是這樣,陸軍第八鎮和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步、馬、炮、工、輜五種部隊,都有不少的讀書分子入伍。」(陳孝芬:《辛亥武昌首義回憶錄》,《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頁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究清末新軍政策,其《新軍制方案》中規定,正兵粗通文字者應占全營總數的五分之一。鼓勵有文化的人入伍當兵。凡徵募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畝,無差徭省份則准照生監例具報優免,兵丁家屬遇有涉訟案件,准其照生監一律遣抱。」「從此凡為兵勇者,儼然又列士流」一些地方在執行上述規定時又有加碼。張之洞在編練新軍時,奏請朝廷給軍人更多優待,「頭等弁目隊長退伍時授給武舉人資格,每年20名;頭等正兵及二等弁目授給武生資格,不限名額。」江蘇省更規定;士兵「退伍後,可取得小學教員資格,有志者可入陸軍學堂深造。一無所長者亦可給予頂戴,地方官長以紳衿看待。」(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第167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然袁世凱希望新軍成為其派系,故北洋新軍少有知識分子,軍官也大多出身北洋學堂。故北洋新軍沒能成為革命力量。張之洞為了建立禦侮自強衛國之師,在編練新軍時重視招收知識分子。因此,南方新軍成為革命主力。(同書琴:《袁世凱、張之洞與北洋、湖北新軍異化比較研究》,《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5年第58卷第5期)。以上內容出自李明《當前學運與中華民國民主困境原因之省思——重提牟宗三政治學》,《鵝湖》月刊20144月(第466期)頁62

[8] 同注釋5

憲政頂層設計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政治」,可以改良五權憲政體制,探究起來簡要有五:

1、 以自由與考試之原則形成憲政制度架構下的賢能集團

賢能必備公共關懷、治國通才型知識、人格品行。所以要通過自由開放的「通才型」考試和社區清議程序從知識分子裡形成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化賢能集團(此可復興「考試權」本義)。

2、 由賢能集團掌文教權,文教權獨立,文化人治理文化及教育等。

其一,文教權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權治理物質文明。文教權從政府權裡獨立出來。政府權只限於政經軍事外交。由賢能集團選舉出「文教院」,治理文化教育、傳媒、影視、娛樂業等,且收納原「考試權」。

其二,文教權與司法權之產生原則應歸於精英及專業和品質一類,而不適合產生於大眾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選產生)。故「文教院」由賢能集團選舉產生,由於選民由知識分子構成,故政策評價和候選人風評會成為選舉的「主軸」,政策討論會成為選舉活動之首要,選舉造勢和廣告反而未必成為首要。再者文教權應歸於文化和社會而不歸於政治、黨派和意識形態,故「文教院」的候選人應是無黨籍的。

其三,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政府權包含文教權,施政難免以政經為主、經濟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輕義、急功近利等弊端。未來如果文教權與政府權分立,就可避免上述諸弊病,且有以文教和社會力量來改善政治之可能。

其四,「文教院」領導體制適用七人上下之委員會制,文化和教育少有立決之急務,可眾議規劃周密謹慎,故適用委員會制。(政府適用德國式內閣制,大國決策系於總統一人,風險太大,政治學研究成果也顯示內閣制比較總統制穩定,大國政治的穩定很重要。

3、 提升選舉之理性水準,選舉品質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個民主政治品質。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環。選舉品質有賴於選民水準,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賢能集團選舉水準必較高,大眾選舉水準必次之。故普選時,賢能選舉在前,眾選在後,如此,賢能選舉結果會有力影響大眾的投票選擇,這有助於選舉理性化。畢竟普通民眾忙於生計而疏於知識和政策研判、辨別候選人,故選舉水準不高,這是作為「普通人政治」之現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賢能選舉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導作用,對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

唯有選舉的理性水準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選舉中負面競選,才可以制約朝野惡爭、黨派惡鬥。反之就會惡化政治生態。而賢能選舉是提升選舉水準的首要理性因素。

4、 提升社會和文化之品質,制衡和優化政治。

制度化常態化為這賢能集團提供資源和建立影響大眾的平臺機制,形成賢能集團與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三方制衡的社會大格局,如此就改變了知識分子相對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顯得無力無資源而猶如「遊魂」邊緣化窘境,使知識分子獨立且有力量,引導政治和社會、文化,提升公民社會和文化教育品質,制衡和優化政治。從而優質化民主。

5、 為避免行政權涉入司法權和監察權、檢察權、政治協商會議,改由文教院推薦大法官以及監察院、檢察院的領導層人選。檢察權也應該獨立於行政權之外。審議式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之代表構成和規則也應由文教院與各政黨、社會團體、文化宗教界的代表協商決定。

6、 選舉運作應由文教院執政,向國會負責。

[10]  參見[]Robert W. McChesney《富媒體 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01/01

[11] 伽達默爾(德語:Hans-Georg Gadamer,臺譯:高達美)

[12] 余英時《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中國時報2003.1.19

[13]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第3742頁,北京,三聯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