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六期正體版 / 简体版

 

 

《蔣委員長讚》之殤

 


鴻路

 

08奧運之時,北京國家大劇院「引爆」 觀衆激情的是,十架鋼琴同臺演奏《喜慶中國》,此乃中國著名作曲家崔世光之作。

本篇紀實的主人公崔錦章先生即崔世光之父。70年前,抗戰勝利的消息「引爆」了先生的愛國激情,他携妻王澄美女士編印了《中華復興歌集》。其中《蔣委員長讚》是先生的作詞之一。未曾想,中共進城之後,這首歌曲便成了一生命運多舛的禍端。

——寫於光復七十周年

 

題記: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秋風萬里動

1945815日正午12時,日本東京都中央電臺在奏日本國歌《君之代》之後,播出了天皇宣讀的投降詔書,日本天皇裕仁宣布大日本帝國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在長春關東軍司令部作戰會議室裡,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一群軍官,收聽了天皇的投降詔書之後,屋子裡哭聲一片。

 

滿洲,1945年秋,一個多雨的季節。

一列火車飛馳在安奉綫上(安東—奉天,即丹東—瀋陽),從車窗一瞥閃現出這樣的畫面:潰不成軍的倭寇和驚慌的日僑難民就像一群落湯鶏,迎著冷雨凄風,跋涉在泥濘的田地裡,這是日本人敗降在逃亡的路上。

在這秋雨連綿的滿洲,誰知道有多少日本「遺民」在逃難,有多少人客死他鄉,又有多少孩子被拋弃在荒郊野外,至今也無法統計一個詳實的數字。

車厢裡人頭贊贊,紛紛攘攘。慶幸的是,這裡再也看不到關東憲兵和「二狗子」(僞滿警察)了,再也不用擔心被搜身、驗證,甚至一刺刀捅破布袋裡的糧食,如果發現大米,人就被抓走了。恐怖的場景消失了,鬧嚷嚷的嘈雜更加震耳欲聾了。但是,不管這個世界怎樣喧囂,總存在「靜若處子」的人。

有兩位先生一直在車窗下埋頭看書,一個身著黑風衣,硬朗的翻領襯托著清臒的面龐。他看的是一本《眼科學》,是盛京醫大副校長高文翰教授的贈閱。

這位先生姓崔,名錦章,一年前,崔先生讀完了醫大,心想留校做教員,那是他嚮往的職業。但因「肺病不愈」,尤其是,學校內的日本人「經常興風作浪,學校動蕩不安,有出路的學生都各奔他方了」 (摘錄於1956822日崔錦章《我的自述》以下簡稱「自述」)。就在他四顧茫然之時,高文翰教授給弟子指了一條路:「在這樣的年代,以開業爲好」。( 「自述」)

於是,他回了安東。經過一陣「手忙脚亂」,轉過年的春天,在店鋪林立的興隆街上,有了一家從未見過的眼科診所。

「不到一年,我們還了借債,還有盈餘。」(《母親的自述》,王澄美口述,崔美玲整理,以下稱《母親的自述》))雖然,忙忙碌碌的,倒也衣食無憂。眼下,倭寇投降了,兵荒馬亂的歲月結束了,可以安心地經營診所了。

雨下個不停,眼瞅著火車到安東了,才漸漸稀落下來,旅客們開始整裝了。

這時,對面的那位先生也合上了手裡的書,那書的封面是 「青天白日」,一個頭像,竪行:《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這是一本「禁書」,幸虧小鼻子倒了,不然,是要被憲兵抓起來的。

他把書收起來,起身披上了風衣,是黃綠色的,好像舊軍裝似的。這位先生叫張鴻達,也是從瀋陽上車的。不過,他肩負特殊使命——受國民黨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的派遣去安東組建安東縣黨部。

日本倒臺了,「滿洲國」皇帝成了蘇軍的階下囚,東北出現了權力的真空。國軍要接收,而打天下的共軍要乘虛而入。於是,邊陲安東一時風雲變幻,暗流涌動。

這兩位先生從瀋陽上車後,促膝面對,却一路上無話。崔先生並不是那種「牛逼晃腚」的人,由於,肺結核病有可怕的傳染性,病人是要「隔離」的。時間長了,待人總是有些「敬而遠之」, 好像心裡彌漫著一種孤獨的情緒。

崔先生感覺到對方的眼神有搭訕的意思,但他總歸不是那種愛閑扯的人。

人在旅途,來去匆匆。人生軌迹,誰能料清。

何處是歸程

在蘇軍進入的同時,乘坐安奉綫列車的大量難民也流入了安東。結果,在安東的日本人很快膨脹到大概原來的兩倍七萬餘人。

——池田昌之《我的故鄉滿洲》

 

崔先生下了火車,眼前的站臺雖然不過是瀋陽站的一角,但也成了倭寇的「弃民」展覽:一個個恐慌饑餓,失魂落魄,他們大多是婦女、兒童和老年人,肩背手提,搖搖晃晃,孩子哭,女人叫,不時的會有老人跌倒在地,僵直地躺著,懷著葉落歸根的夢想······

這些日僑難民要從安東乘坐釜義鐵路(釜山至新義州),再由水路撤回本土。

伫立在風雨中瑟瑟發抖的日本人,要等上一兩天,才能趕上一趟列車,能不能擠上去,要看體力和運氣了。於是,有些日本人「另闢蹊徑」,花高價雇傭漁船過江,再步行穿越北緯38度綫,最後,渡海回日。一路風波一路心酸,不知有多少日本人命喪沉沙。

站臺是亂象叢生,「票房子」(火車站)也亂成了一鍋粥,哭叫吵鬧,簡直要把這棟木頭小樓的房蓋頂翻了。「紅軍領袖斯達林大元帥萬歲!」的標語,從墻上滑落下來,踐踏在群人的脚下。

崔先生沿著站前筆直的大和橋通(現七經街),向前走著。

雨後的黃昏,水溶溶的天空燃起了火燒雲。

秋風陣陣,馬路兩旁的銀杏樹,落葉紛紛,仿佛上下翻飛的黃蝴蝶。這些樹,是日本人在安東栽下的「殖民」標志。

大街的兩旁變成了日本人的舊物市場,大到衣櫃,小到照相機,以至衣褲鞋帽、鍋碗瓢盆,林林總總,眼花繚亂。

有幾個身著和服、脚踏嘎嗒板(木屐)的女人,胸前挂個小木匣,嘴裡吆喝著「莫及—莫及!(日語:打糕)」。每當遇上買主,立刻,笑容可掬,連連鞠躬。這些賣打糕的日本女人,大都是回不了國,或者即便回去,也是無家可歸了。於是,爲了生存,就做起了小買賣。而沒有「買賣」的男人就去做苦力,在火車站貨場、扛糧包、抬木頭、卸煤炭,造的灰頭土臉。當工頭呵斥他們時,就像小鶏啄米似的,點頭哈腰,「哈衣哈衣」,連個屁也不敢放。

他看見,一個撅著腚搬木頭的日本人,站起身來,抬頭望瞭望天,沒有下雨,可臉上的水哪來的呢?原來,一個扒樹皮的小男孩正站在木頭堆上撒尿呢,日本人摘下眼鏡,擼了一把臉,苦笑著朝小孩鞠了一躬。

這是小日本嗎?如此的溫和有禮,惡狼何時變成了羔羊?

有句名言,上帝要誰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日本人叫囂要「三個月亡華」, 使中國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而且,以殺人取樂,在南京「百人斬比賽」。結果呢,一片廢墟,國破家亡的倭寇,也只有跪地求饒了。

街上叫賣打糕的聲音,不絕於耳。墻邊,還有一個年輕的日本女人肩挂托盤,上面擺著香烟,她沒有吆喝,神情凄然。也許,心裡在想著那些嫁給中國「老光棍」的姐妹呢。

天邊的火燒雲猶如幾乎燃盡的炭火,若明若暗,餘輝極盡,黑夜逼近了。

忽然,一片大火沖天而起,仿佛又燃起了火燒雲。那起火的地方是鎮江山上的日本神社,被憤怒的中國人一把火燒掉了。(注1

這個神社建於四十年前,是倭寇在安東市郊的九連城打敗沙俄所結下的「勝利之果」,換句話說,從那時起,安東人就被倭寇騎在脖子上拉屎了。

1928年擴建後的安東火車站,原建於1904年。(王文良主編《安東舊影》2008年萬卷出版社)

 

悠悠赤子情

全中國人都歡喜得發瘋了!這是一點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紀的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這一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間的死亡流徙,在今天這一天獲得報酬了。中國人民驕傲地站在戰敗了的日本法西斯者面前,接受了他們的無條件投降,這是怎樣的一個日子呀!誰說我們不應該歡喜得發瘋?誰說我們不應該高興得流泪呢?

——《新華日報》(1945811日)

 

八月秋高風怒號,吹的江邊沒有一絲的霧靄,碧綠如玉的江水,隨風起伏的蘆葦蕩,噗嚕嚕的飛起幾隻白鷺,伸著長長的脖子,舒展著雪白的雙翼,自由自在,快快樂樂地漫舞著······

崔先生披著風衣,站在樓上窗前,眺望著沉浸在晨光裡的鴨綠江,小城的清靜之美,令人神清氣爽。

他從來沒有感到江水如此的清澈,秋風如此的颯爽。

入秋前,每天晌午,城市的上空就會響起嗚嗚的汽笛聲,街上的人要停下來默哀,爲鬼子戰死的「魂靈」祈禱。如有違者,就是牢獄之灾。安東人心裡咒駡著:「秋後的螞蚱,沒幾天蹦噠了。」

風掀起了衣角,他的身材有些頎長。

街上響起了咚咚鏘的鑼鼓聲,劈劈啪啪的鞭炮聲,扭秧歌、踩高蹺的在馬路上撒起歡來。還有游行的人群,揮著拳頭,喊著口號,有的敲起銅盆,站在路旁白髮蒼蒼的老人笑著拍起了巴掌。

「滿臉是泪,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的中國人站起來了,揚眉吐氣了。

望著自發的游行人群,沒有樂隊,沒有歌聲,只有鑼鼓,崔先生感覺似乎少點什麽,還不够振奮,還缺乏雄壯,長久壓抑、憤懣的心情,還沒有像打開閘門那樣,浪花滔滔,一瀉千里。驀然間,他的心裡流淌著一股音樂,有了一種創作的衝動。.

「抗戰勝利了,祖國光復了,人人都在歡騰歌舞。我也不知怎樣才能表達出來我的歡樂心情。我看到街上游行的人,只在敲鑼打鼓,連一個歌子都不會唱,我想,若能找幾個中國歌,交給大家唱唱,那麽游行的時候,就顯得威武了。」

(「自述」)

先生的太太王澄美,少時從師一位俄國老太彈鋼琴,就讀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時,鋼琴是她的選修專業。多年來,一直從事音樂教育兼教堂的司琴,可謂那個時代的音樂人。

聽了先生作歌的想法,她從一個收藏樂譜的箱子裡翻出了一本歌集,是汪精衛政府時期的。從歌詞來看,有國父孫中山的《大中華國歌黨歌》,也有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的《華夏歌》,還有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國旗歌》。雖然幾近 「古董」了,曲子倒是有些個中國味道。但幾處出現「反共建國」的詞句,崔先生感覺刺眼,這倒不是「親共」,只是想,打跑了倭寇,也該建設了。不是說要 「握手言和」,和平建國嗎?「反共建國」 的口號過時了吧!於是,凡是「反共建國」 的字句,都改寫成了「和平建國」。

先生又想,不能光是「炒冷飯」,也應當有自己的東西啊!於是,讓太太找來兩首曲譜,琢磨起填詞來了。可是,腦子空空如也,寫點什麽呢?

上小學的時候,聽過孫中山推翻滿清的故事。那時,是張作霖在東三省當權。

等到高小的時候,學校挂起了青天白日。當時的課程有「黨義」一課,主要講國父孫中山的生平事迹,建國大綱。也講到蔣介石繼繼承國父遺志,領導北伐成功,統一民國。偶爾,也提一下這些人物:汪精衛、譚延愷、胡漢民。但從來就沒講過「共産黨」。

剛上初中的時候,還講了半年「黨義」,後來,不知爲什麽,把這門功課取消了。

再後來,九一八事變,更沒有人再講這些「陳年老話」了。

有句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日僞爲了實施奴化教育,取消了民國的教材,講什麽滿蒙史、日本史,日語變成了「國語」。東北人不能說自己是中國人,只能說是「滿洲國人」。一不小心,說走了嘴,就要被抓去灌辣椒水,說你是「反滿抗日」。

如今,大地重光,又見到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尋根思源,孫中山是民國之父,那就唱一首歌,告慰一下在天之靈吧!

又想到,晚清以來,帝國就像「東貼西補」的一間「破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成了屈辱與落後的象徵。而抗戰的勝利,一掃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陰霾,真是百年屈辱,洗於一日。

那麽,是誰掀開了起死回生的重要一頁,讓中國人找回了失去的尊嚴呢?換言之,這場引以爲豪的勝利,是在何人的領導之下呢?

在滿洲國的報紙上,看到的是打倒「蔣政權」的話題。

七七事變後,崔先生在營口教書的時候,聽人家講,蔣介石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二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如此看來,抗戰勝利是蔣先生領導的了。聽說,陪都慶祝勝利大會,舉著著四大領袖的畫像,其中,就有蔣先生啊!

中國人素有英雄情結,尤其對於那些反抗侵略的人物,即使下場凄慘,也被作爲民族英雄來謳歌,比如,岳飛、文天祥。那麽,對於領導中華民族守土抗戰十四年,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先生,寫幾句歌詞來讚揚一下,乃是國人之常情吧!

最後,七拼八凑的編輯了三十一首歌曲,起名《中華復興歌集》。其中,署名崔錦章作詞的有《國父頌》、《蔣委員長讚》,還有兩首是《國民新覺悟》和《起來大中華民族》。

看著歌集的手稿,崔先生心潮逐浪,難以平靜,於是,又揮毫爲歌集作了一篇序——

 

國父推倒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人民脫離帝國的專制壓迫,言論出版自由,教育蒸蒸日上。二十年來文化高漲,惜哉!我東北同胞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陷入地獄,淪於苦海。倭寇當道苛政暴行,殘虐以及無可言述。豈止焚書坑儒,豈止犯文字獄!連無言無語的思想都成了罪犯!監刑殘殺有識者幾多流血!痛何可言!由此,殘虐東北民衆只得忍耐於黑暗中,以待祖國光臨。喜哉慶哉!十四年後的八月十五呀!倭奴屈服中華勝利,東北光復了,國民無一不在渴求祖國的知識,奈因書頁無迹,隻字何存?敝以爲領導國民,認識祖國,爲當之急務。故於診療之餘,與王澄美女士共編輯祖國歌曲卅首,付印問世,以供所需。希同胞藉端奮起,供獻佳作,以止乾渴是所至盼。

此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918 崔錦章 於美明醫院

 

卡巴萊舞團

蘇聯的安東/淪陷了十四年又一年的安東,在行政上看,已經像一隻殘損停擺的鐘。修理得有些走動的希望,但願這些工匠們,好好地爲它上弦,擦油泥,讓它一刻不停的走動著。

——華美晚報 19461130

 

823日,晚上七點,安東的市民家有電匣子(收音機)的,可以收聽安東電臺開播的教唱歌曲:《三民主義歌》——

指揮崔錦章,鋼琴伴奏王澄美,合唱團是丹國醫院的女護士,還有,歌詞講解杜韶宣。這個歌咏活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也是杜韶宣,(注2)一個來自丹國醫院的「白領」。

「丹國」,指的是丹麥。遠在清末時期,安東出現了一家西醫院,是來自丹麥的基督徒開辦的。光復那年,杜韶宣擔任醫院總護士長兼「主事」(院長助理)。

聽到倭寇投降的消息,杜先生欣喜若狂,馬上研磨揮毫,筆走龍蛇,寫下了四個大字「還我山河」,連成一條長幅,從醫院的門診樓上飄下來。

接著,杜先生一邊組織護士縫製民國國旗,一邊又喊來些同事學唱《三民主義歌》,準備第二天在院子裡升旗唱歌。曲子是教會唱詩班的一位兄弟提供的,歌詞是大家七嘴八舌現凑的。

817日,早晨,丹國醫院的人在院子裡排成隊,唱起《三民主義歌》,仰望著隨風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一個個熱泪盈眶。丹麥人、還有凡是能走動的病人都紛紛加入了隊伍,站在人群前面揮動手臂打拍子的,是杜韶宣。

後來,報紙登載了這首歌,杜先生又張羅起去電臺教唱。想的是,慶祝雙十節那天,市民游行就有歌唱了。

由於,崔先生和太太也是基督徒,平時和杜先生都在一個教堂唱詩、讚美,早已是老熟人了。

「因爲崔錦章平日也愛好音樂,崔妻也會按琴,同時,崔和其妻也經常到教會去玩。也可能是我或黃中興去請的王澄美到電臺去按琴,崔去指揮,肯定不是崔、王二人主動去的電臺。但崔還很熱情,一點也沒推脫不幹。」

「唱歌的時候,安東還沒有共産黨的八路軍。八路軍是在923日(1945年)第一次由黃土坎子過來,我記得來時有一個病號,在23日這天,送到基督教醫院,我給他縫的腸子。」

(摘錄崔錦章刑事卷宗1956117日詢問杜紹宣筆錄—注3

有了崔錦章夫婦的參與,杜韶宣覺得旗鼓相當,胸有成竹,打算教完《三民主義歌》,還要教唱「總理遺囑歌」和「國慶歌」。 可是,好景不長,沒唱幾天,不歡而散了。原因是合唱團「散花」了,女護士晚上不敢出門了。因爲,街上出現了「老毛子」 。

「老毛子」,是東北人對蘇俄的稱呼,也叫「大鼻子」,日本人是「小鼻子」。

早在三十年前(日俄之戰),「老毛子」的暴虐就給安東打下了烙印。從那時起,大人在哄孩子睡覺時,就嚇唬說:「悄悄的,再不睡覺,老毛子來了。」

827日,蘇軍進入安東,在日本旅館(安東火車站附近)駐扎下來,不過200來人,却鬧得安東鶏犬不寧。

好像「鬍子」下山了,大到 「小鼻子」留下的百餘座工廠、倉庫被拆遷一空,就連安東到瀋陽的複綫鐵路也被拆走了一條;小到街上行人的鋼筆、手錶、皮大衣。就算你有武裝的,也在劫難逃,中共松江軍區副司令盧冬生就是在哈爾濱被蘇軍搶劫時打死的。

日本人是「老毛子」劫掠財物的首選,許多日本人在被搶光之後,衣食無著,無依無靠,最後被逼無奈服毒而死,還有的跑到鎮江山後坡上吊,也有的跳了鴨綠江。

「老毛子」不但搶東西,還搶女人,見了女人就像打了鶏血,而且,「半夜摘茄子,不分老嫩」,嚇的婦女剃光頭,臉抹上鍋底灰,用布纏胸平平的,就這個樣子也不敢上街。

尤其是安東的日本女人,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的親歷者日僑池田昌之在《我的故鄉滿洲》文中寫道:

「我的家也突然出現蘇聯兵,搶走了手錶和鋼筆。我還目擊了日本女性被蘇聯兵强迫帶走,在悲慘叫聲的吉普車上掙扎的女性被老毛子押著。」

「爲了保護婦女,在安東幼兒園設了爲蘇聯兵所用的慰安所。在建築物的正面裝了亮燈廣告牌。這是日本人想出的苦肉計。」

同時,在二番街(現二經街)出現了一個「卡巴萊舞團」,它以歌舞表演的名義爲蘇軍提供妓院式服務。而老闆是一個日本女人,安東數萬日僑中的一員,四十歲出頭,人喚「大町」。這個昔日的藝妓,招募了一群日本女性,「說服她們要爲日本獻身。犧牲自己來保持更大的群體的安全與尊嚴」,安寧飯店便是她們的「安樂窩」。

「據說,因爲秉承『不問政治』的立場,對於所有客人一視同仁,使得歌舞團所在的安寧飯店很快成爲安東的避風港。不僅有蘇聯人,還有日本退伍軍官、新來的國民黨軍官、中共黨員、昔日的漢奸······他們在此或尋歡作樂、或尋找情報。」(注4

日本女人「爲國捐軀」的故事,安東人早有所聞,日俄戰爭時期,「1904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轉爲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注5

這天,一群「老毛子」 從卡巴萊舞團出來,餘興未盡,又來到市場通(現五經街)的一家店鋪,拿出鈔票要買高粱白酒。店主姓佟名來福,接過來一瞧,是「紅大鼻子票」,也叫「紅票」。(注6)雖然,上面印著「蘇聯紅軍司令部」,但總覺得沒有本土的「老綿羊票」心裡踏實。於是,就跟旁邊的中國翻譯央求,換張「老綿羊」吧!

所謂「老綿羊票」,是滿洲國政府發行的錢幣,因爲百元背面是一群綿羊,習稱「綿羊票」。當時東北處於過度時期,「綿羊票」還好使。

結果,這群傢伙耍起野蠻來了,如狼似虎的撲向業主,頓時,血濺街頭,佟來福被打死了。

倭寇走了,「老毛子」來了,這不是虎去狼來嗎?老百姓何時能過上一個平安的日子呀!

聽說,國軍就要來了,那是「老美」(美國)的裝備,可牛逼了。

「街上不時的傳說著,今天中央軍來,明天中央軍到······

「在十月初,八路軍到了安東,衣衫襤褸,鞋子破爛,脚背上還結的帶子,槍杆子很舊,還倒扛著,我不禁心寒一戰:哎呀!中國軍隊貧窮到這個樣子嗎?······」(「自述」)

 

讀革命的書

從這個會上,我知道共産黨跟國民黨是不一樣的,就很想得幾本關於共産黨的書籍看看。但一時又買不著,後來從基督教青年會借到了幾本,如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朱總司令的著作《論解放區戰場》,還有毛主席著的《論持久戰》等。

——崔錦章 《我的自述》

 

一場秋雨一場寒。

白鷺不知何時翩然而去了,江邊的蘆葦失去了滿目的金黃,枯萎、細瘦、稀疏,敗落了,在寒風中顫抖著。

噗嚕嚕,江面上飛起了一群野鴨子,就像飄起一大片烏雲······

幾天前,江邊向起了槍聲,應聲倒下的是僞滿洲國安東省省長曹承宗和他的「日本顧問」、次長渡邊蘭治,血流淌在這濕地的葦草上。(注7

這幾聲槍向,震蕩了整個安東。原來,「衣衫襤褸」,好像下山的「土匪」, 却風風火火的鬧起來了,竟然有「翻天覆地」的本事,這讓崔先生不由的又「心寒一戰」。

歷史仿佛一出起伏跌宕的戲劇,常常出現難以捉摸的吊詭。

109日至13日,一個四方大臉,身穿「二尺半」大褂子 的人,帶著幾個隨從,不知來了多少趟省府大樓,「協商」曹承宗交出「大印」的問題。並且,出示了「朱老總」(朱德) 通牒敵僞「受降」的電文。

可是,這個早年留學日本,民國爲官多年,淪爲溥儀的「遺臣」,却是「狗坐轎子,不識抬舉」,只認正統、合法的政府,說什麽,中蘇有約,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東北行政,其它軍民無權接收。還哭喪著臉說,我們是漢奸,本身有罪,只有中央接收方可自贖,倘若把安東交給你們,我們便是雪上加霜了。

這個末代遺臣,忘了老臣李鴻章感嘆俄國是如何的無信無義了。

白山黑水,蘇俄上演了一岀新編「茶花女」,一邊「梳妝作秀」,一邊暗通款曲,中國人的說法叫作養「野漢子」。

曹「維持長」(安東省地方治安維持會委員長),這個邊陲的守夜人,未能「維持」到政府軍來那一天,「桃子」就被山大王「摘」了。他被綁在馬車上游街,拉到沙河口東尖頭鴨綠江灘,槍斃了。

11月初,新政府召集開業醫生會議。

崔先生從家出來,沿著南北方向的聚寶街往北穿過上行火車的「橋洞子」,來到元寶山的西南坡。上坡五十來步有一個圍墻環繞的院落,在梧桐樹的遮蔽下,露出幾棟尖尖頂的小樓,這就是丹國醫院。繞過院墻的後面,就是省府大樓。

說是大樓,也不過是一棟二層樓,却已令人矚目了。因爲從山上往下一望,一片密密麻麻的低矮的平房,省府可以說「鶴立鶏群了」。

崔先生發現門旁挂出了一個新牌子:安東省民主政府。比從前的牌子 「安東省政府」多了兩個字:「民主」,感到很「新奇」

雖說崔先生是讀書人,但說起「民主」,也是生疏的,因爲,畢竟活在「大滿洲帝國」,只是有所耳聞。就像兒時過年看著有錢人家吃著白麵餃子,說是篼著肉蛋兒,心想,那一準比自家的黑面菜包子要香,心裡頭總要饞的慌。

會上,民政廳的一個姓閻的廳長,講解了「民主政府」。他說,民主政府就是老百姓自己選舉出來的,這樣的政府,專門給老百姓辦事,老百姓要它做的事,它就做;不要它做的事,它就不做。

一位女幹部插話說,我們的政府跟國民黨是不一樣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僕。我們要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民主聯合政府?」崔先生越發感到新奇。

最後講話的是「後方醫院」的衛生處長,叫王渤東。

當時,共軍在安東臨時設立了野戰醫院,叫「後方醫院」,就在日本人遺留的滿鐵醫院(1912)。

王渤東一出現,崔先生很眼熟,因爲,他從前是丹國醫院的護士,所以,崔先生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對於「民主政府」, 王渤東也做了一點宣講,但著重講的是,今後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開業醫生怎樣才能跟上政府的要求。結尾時,說了這樣兩句話,要跟上前進的脚步,不要掉隊呀!

會後,王渤東招呼崔先生,還有幾位相識的嘮起嗑來,大家都很高興,有這樣一個熟人在上邊,總會有個照應。俗話說,人不親土還親啊!

「民主會議」 雖然散場了,但崔先生是個喜歡「沉思」的人,腦海裡起伏不平:說共産黨和國民黨是「不一樣的」,那麽,區別在哪呢?尤其,好奇的是王渤東這人,一個基督徒是如何「革命」的呢?一邊是上帝,另一邊是無神論的黨,他是怎樣跨越鴻溝,「跟上前進的脚步」呢?崔先生覺得朦朧中有一條陌生而神奇的道路。

於是,崔先生想「研究一下政治書籍」,但書店沒有,在基督教青年會借到了幾本「毛著」。從此,套用一句話,他撲在「紅書」上,就像饑餓的孩子撲在「玉米麵大餅子」上一樣。

崔先生讀了十八年的書,還是卷不離手。想想看,如果不是「書蟲」,怎能在蜜月裡就背書迎考,終在盛京醫大獨佔鰲頭呢!

但有些書不是那麽好「啃」的。既然是「紅寶書」,自有其深奧所在。而且,崔先生熟悉的是聖經,再就是醫學了。政治,對他來說,畢竟是一個迷宮。所以,只能像螞蟻啃骨頭似的,一點點的「啃」了。

「看這些書有的地方未能全部理解,但從這些書裡却得到了對共産黨的初步認識。」 (「自述」)

他的心中有了美好的希望: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强的新中國。

他的似乎聽到了一個滿懷信心的呼喚: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東西南北風

安東巡禮/隨杜長官(注:杜聿明)視察記/安東電話局,電報局,被焚一空,基督青年會,也是僅剩軀殼;火車站,空空如也。站旁的鐵路局,連炸帶燒,不忍目睹。發電所,炸的更慘。杜長官說:「看看共党的行爲!」

——《華美晚報》(19461126日)

 

19461月,王渤東處長叫崔先生去「後方醫院」,搶救八路軍的傷員(東北民主聯軍)。說是從沙嶺戰場下來的。這時,崔先生才知道,原來,「國共兩黨已經决裂了」。

沙嶺是遼西平原的一個村鎮,國共兩黨在此打了一場激戰,叫做沙嶺戰役。打了三天三夜,那時,流傳著一首民謠:「沙嶺作戰場,尸骨堆成山」。可見,傷亡有多麽慘重。

當時,崔先生被安排在外科手術組。天天都要上手術臺,沒白沒黑的,累得吐血了。

在盛京醫大頭一年染上的「肺結核」,國人叫「肺癆」、「癆病鬼」,還有個說法「十癆九死」。

那年頭,在東北,關東軍規定中國人吃大米、白麵就是「經濟犯」,一旦被鬼子發現,打嘴巴、抄家,甚至有被戰刀當街挑開肚子的。

在這樣殘酷的壓榨下,學校生活水平的低劣,不堪設想。吃橡子面拉不出屎來,那時「家常便飯」。有「肺癆」的學生,是應該休學的,但崔先生硬是咬牙挺著,吃藥、補養、學費,一句話,衣食住行,全靠妻子在外鄉教書的支撑。

到了七月,崔先生實在挺不住了,昏倒在手術室裡。經過S光檢查,肺部有大片陰影,在王渤東的批准下,崔先生可以回家修養了。

不久,王渤東來崔家探望,請先生和他一起去岫岩縣組織衛生處籌建「後方醫院」。可以說,崔先生的「官運」來了,也是他人生的一次機遇。可是,一個被病魔纏身的人,常常是軟弱而無奈的。他躺在病榻上,苦笑著搖搖頭。

於是,王處長告辭了,「官不踩病人」嘛。

轉眼,又是個凉秋十月,西風颯颯,窗外的銀杏樹葉子黃的耀眼。

崔先生在家蝸居三個多月了,在這些鬱悶的日子裡,讓他感到開心一笑的是,咿咿呀呀的女兒,她是春天降臨的,那時,父親整天忙碌著搶救八路的傷員。好在家裡「雇了一個日本保姆佐藤幫忙,她既勤快又乾淨。這個女人原是軍人家屬,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一時回不了國,又沒有生活來源,景况十分凄凉」。(《母親的自述》)

街上又騷動起來,三五成群的,議論紛紛:

「中央軍要來了,八路軍嚇跑了,帶著兵馬,拉著糧草,躲到山溝裡去了。」

「過江了,上高麗沿那邊去了。」

「三十六計走爲上嘛,聽說是還要回來呀!」

······

第二天,街上向起了嘹亮的歌聲,崔先生推開窗戶向樓下望去。

一支威武的軍隊,步伐整齊地行進在馬路上,路兩旁是手搖著彩色小旗的市

民,雄壯的歌聲伴隨著唰唰唰的踏步聲,簡直是震天動地,氣壯山河——

「中華男兒血,應當灑在疆場上······凱旋作國土,戰死爲國殤,精忠長耀史册上,萬丈光芒!」

唱這首軍歌的是號稱「千里駒」的第52軍弟兄們。

從這天起(19461026日),安東成了「國民政府統治區」,也叫「國統區」。

敵僞留下的「三十年都市建設計劃」 (《新聞報》:《接受前後話安東》),讓中央接收大員津津樂道。新任市長說:「我有一個野心,就是想把安東市治理成一個標準市,希望大家共同力努」。(《華美晚報》:《蘇聯的安東》)

後來,東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將軍視察安東,東北行管主任(簡稱行轅)熊式輝將軍也曾光顧。熊、杜將軍在視察期間,「召集大家開會講話,囉囉嗦嗦一大篇,主要還是糟踐共産黨,爲自己吹噓一套。」而且,「少久,就現出他們腐化的原形了。搞娘們,買金子、吃吃喝喝,玩樂而已。」(「自述」)

「搞娘們」,說的是逛妓院吧!那時,安東市有證的妓院213家,在册的妓女和暗娼不下兩千餘人。(王文良《安東舊影》)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共兩黨仿佛拉鋸似的,你進我退的,今天「毛管區」,明日「蔣管區」,各吹各的喇叭,各彈各的調,老百姓向來是「磨道驢聽吆喝」,誰知道葫蘆裡賣的什麽藥呢?可是,對於權謀家而言,「他們什麽都不信,但是他們『雖然這樣想,却是那麽說,在後臺這麽做,到前臺可那麽做』,他們的虛僞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記錄了。」(魯迅《墳》)

那時,崔先生每天足不出戶,「因爲肺病重了,除了萬不得已,總是臥床養病。每日下樓去看幾個病人,維持生活。」(「自述」)

在一個動蕩的年代,人就好像海上顛簸的一葉扁舟,是很難安靜下來的。

19471月,他還在修養中,來了兩位不速之客。

頭一個叫王有綱,時爲安東市醫師會會長,在崔先生的心目中,他曾是一個「親日分子」。寒暄一番之後,亮出了底牌,原來是動員崔先生加入國民黨的。

崔先生說:「我身體有病,再說,國家大事我還不徹底,所以,我老老實實作個老百姓算了,什麽黨派我也不參加。」(「自述」)

王先生悻悻而去。

幾天後,派來了他的「幫手」,醫師會的主事(助理)曹忠山前來游說。崔先生還是那些話,這位曹先生有些「圖窮匕首現」,竟然把「黨表」拿到崔先生的面前,鋼筆也遞過去,硬是叫「填名」。惹得崔先生有些生氣了。

姓曹的走後,太太王澄美說:「你身體不好,快老老實實養病吧!可別跟他們扯這些。」(「自述」)

一個生病的人,時常會感到膽怯,可能會錯過許多機遇。但是,人的命運好像系著一根繩子,也不知最終被牽往何處。

國軍接收安東後,爲了防禦共軍的反攻,在元寶山上修建炮樓,八道溝的老百姓每家要出一個民工,往山上搬磚頭。

忽然,風雲突變,共軍兵臨城下。修起來的炮樓,一槍未發,國軍便倉皇而逃了。(194764日)和安東人一道備受煎熬的丹麥人,眼看狼烟四起,憂心忡忡。內戰的混亂,使回鄉之途布滿了艱難和險惡,也點燃了歸心似箭的心情。

邊培德PeterBertelsen先生,丹麥人,外科醫師,安東丹國醫院第五任院長,即1938——1946年末。(圖片來自Danish Mission Society )

 

冬季,丹國醫院的第五任院長,丹麥人邊培德PeterBertelsen携家眷回國。臨行前,將「頭把交椅」讓給了「主事」杜韶宣先生。由此,杜先生就成了丹國醫院的第一個中國人院長。

這時,杜先生還是國民黨員、安東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用崔先生的說法儼然一個「社會活動家」

在歷史出現了拐點之時,抉擇是艱難的,人往往被潮流所裹挾。「他(杜韶宣)帶著所有的醫師和幾名護士逃到瀋陽」了。(「自述」)

這是杜先生一生的「敗走麥城」,不僅留下了丹國醫院的「一段反動的歷史」,而且,釀造了一生飲不盡的苦酒。然而,不走,又將如何呢?

 

「初戀的少女」

我和老婆常說,這次旅行的印象太深了,我們趕上了毛主席的時代,作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可太光榮了。

——崔錦章《我的自述》

 

幾天後,共軍又回來了。接著,又挂起了「民主政府」的牌子。

「一將功成萬骨枯」,攻城佔地的代價是伏尸百萬,血流成河。

共軍進城的第二天,丹國醫院就成了「後方醫院」,崔先生應召上山了。

前綫鏖戰正急,傷者源源不斷,而令人憂心的是,杜韶宣一幫人的逃離,使醫院幾近空巢——

194769日,安東第二次解放時,後方醫院設在基督教醫院。在我去治傷病員時,該院一個醫師都沒有,當時由丹麥女教士郭慕深(KarenGormsen1880——1960)擔任臨時院長,後來,她把岫岩縣教會醫院的丹人女醫師倪樂聖(Marie Nielsen)請來做院長。」

由於,傷員太多,醫生護士忙的晝夜不息。崔先生原本是在家養病的,弱不經風的,怎能像陀螺似的旋轉呢?一個多月後,終於又吐血了。上邊看過X光片子,放行回家休息了。

俗話說,心靜難求。人臥在病榻之時,心緒會漸漸沉澱下來,但日子久了,也會滋生一種「寂寞恨長」的感覺。可是,對於「書蟲」而言,却別有一番情趣。因爲,可以安靜的看書了。

一年前,崔先生借來的幾本「毛著」還沒看完呢,忽然,共産黨走了,國民黨來了。轉眼共産黨又來了,這回恐怕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了。崔先生想償還欠下的「書債」, 「好好學習一下」。

他明白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比如,「知道」了在九一八以前所學到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經過時了,現在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而且,將來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

那麽,「一黨專政」果真能取消嗎?

「有些人懷疑共産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産階級專政和一黨制。我們的答覆是: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革命的理論、梟雄的權謀,對於烏托邦的追隨者來說,永遠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老牌的(1892)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了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党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

1947年的冬天,安東地區正在清算鬥爭,病人稀少,我就到新華書店去買了很多毛主席、列寧和史大林的著作,每天埋頭苦讀。」 (「自述」)

清晨的陽光灑進窗戶,先生習慣踱到窗前,眺望一下那條碧水,然後,一天康復的日子開始了:吃藥,下樓看幾個病人,總要維持生活呀。空閑下來,就捧起書來,仿佛又打開了一扇瞭望的窗戶。

接下來兩年,政府要求開業醫生參加醫師會的「夜校」學習。業務課由醫大畢業的幾個醫師「輪流坐莊」,政治課是由衛生局領導挂帥。

政治課的習慣做法,是先「灌輸」,然後,組織討論,典型引路,達到共識——與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說白了,也就是「洗腦」。

由於,崔先生平時自修攻讀,有了功底,所以,會上發言,可以說,「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成了領導 的「引路典型」,或者說「樣板」。

江城一個有名氣的眼科專家,知識分子、無黨派、基督徒,出身貧寒,歷史清白。而且,國軍佔領時,「安分守己」。平素待人真誠,文質彬彬。這樣的人,正是中共統戰所需要的「棋子」、「花瓶」,或者「領頭羊」

1949年之秋,崔先生的頭上有了兩道光環:安東市醫聯會主任委員,安東市人民代表。

這時,由於戰亂的平息,交通也恢復了。王澄美要回青島探望父母,已有五年沒見面了。

9月底,崔先生和太太動身上路,帶著兩個孩子,四歲的女兒美玲和兩歲的兒子世光。千里迢迢,拖兒帶女的,却沒有從大連直接上船,而是捨近求遠,特意繞道北京,想的是一睹「開國大典」的盛况。

「當天,天安門廣場這是熱鬧極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講話我都聽見了。游行慶祝的隊伍人山人海,天空中銀翼旋飛,地面上裝甲部隊、騎兵隊、步兵隊,整齊威武。這一次,我可開眼了,使我歡喜到不可用言語來形容。游覽了北京聖地,看到了祖國的偉大,我們真高興極了!」 (「自述」)

「十一」剛過二十天,崔先生看到《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首400餘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第一章《歡樂頌》,詩人是胡風。

一雷天下響,這首激情澎湃的長詩「驚住了一切人」。

胡風告訴妻子梅志,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生平最大的快樂,內心充滿了對領袖的崇敬和對祖國的熱愛。

詩人沉浸在「宏大的幸福感」之中,怎麽也想像不到,「時間開始了」,——灾難降臨了,「雲端裡的神」揮了一下手,胡風猶如「一個初戀的少女」,從「甜美的高峰」跌落下來了。

崔先生和太太及孩子

左:崔美玲 1946年生於安東(崔錦章先生的長女),崔家第三代基督徒。1952年上安東永安街小學,畢業時因父親下獄不准上中學,第二年考取六中。1965年高考,因「該生不宜錄取」而未能就讀大學。並由於未能 「上山下鄉」,不予就業。由此,幹過小學代課老師,工廠臨時工,廠外加工各種計件手工活兒,等。1979年後,應聘進入中外合資企業(青島華東葡萄酒有限公司辦公室秘書)。2000年退休。現服侍於青島一教會唱詩班。

右:崔世光1948年出生於安東,4歲時,母親(王澄美)把他抱上琴凳開始學習鋼琴。七歲登臺演奏。1960年春,隨家遷往青島。次年,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在青島招生,校長於慧耕發現崔世光是一個天才,但因「政審」而落榜(父親在獄)。第二年,青島無招生計劃,於校長特別通知崔世光進京應試。於是,在考場上,這個十四歲的男孩以一曲貝多芬CD調奏鳴曲《悲愴》,轟動校園。現爲著名中國作曲家、鋼琴家,居住香港。

 

誰爲表予心

「咱們都像是下了鍋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變紅了。」

——雪川《季羨林之痛》

 

安東監獄,在城東的一道土埂上,習稱「東坎子監獄」。大墻的後面是一座土包,一個挺好聽的名兒:珍珠山。

這座監獄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但那時是在縣衙裡,發展到這一步,是在民國九年,名爲「奉天第七監獄」。安東淪陷之後,改稱安東監獄。再後來,在國共兩黨的手裡,就像烙燒餅似的,翻來覆去的,最終,成了中共的「鐵籠子」。

崗樓電網,青磚灰瓦,漆黑的鐵門,令人一種壓抑、沉悶和晦氣的感覺。

1951324日,深夜,大霧彌漫。

在監獄的西北角,響起一陣嘩啦啦的鐵器聲,那裡有一間「小號」,被押進了一個「新犯」。所謂「小號」 就是監獄的禁閉室,專供重犯或有違監規者。

雖說已是春天,但墻上依然挂著寒霜,腐爛的地板上卷著一床破舊的被褥,抓一把濕漉漉的,幾乎能擰出水來。一股潮濕、黴爛的氣味,直嗆鼻子。

崔錦章面壁而坐,神情凄然,在混濁的燈光下,好像一尊石頭人似的。他在極力地回想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就像噩夢中被魔鬼伏身一樣,心中充滿了恐懼和焦灼,但怎麽掙扎,也醒不過來,這就是夢靨嗎?

從青島探親回來,崔先生的心情一直是興奮的。

1950年正月,我被安東市的基督徒選爲安東教會的理事長。同年二月,東北基督教信義會的代表在選舉理事會的時候,又選我爲理事之一。」

「我在19502月,被選爲遼東省人民代表,在開會時,聽到省委張聞天(當時叫洛浦同志)的報告,使我深受感動,認識到共産黨的偉大,政策的光明······」

不久,韓戰爆發,丹麥人回國前將丹國醫院讓渡安東教會。那麽,誰來挑起這個擔子呢?教會、丹麥人推舉崔先生。在政府的恩准下,崔先生走馬上任了,這是党的「信任」啊!

就在「春風得意馬蹄疾」之時,突然,中箭落馬了。令人驚絕和迷惑的是,沒有任何說法,幾個人闖進崔家,先是翻個底朝上,然後,像殺猪似的把人捆起來,塞進吉普車——

「我有什麽違法事實,檢察長可以告訴我吧!

「走吧!到檢察署去再告訴你。」結果到哪了?——

「轉眼到了鐵門旁,周身衣物檢查一遍,就把我送到一個黑黑的小屋裡,又陰又冷又不透氣,告訴我一天只許你上三次厠所。我不明白這是怎回事,心想,這是把我禁閉起來了呀!」 (「自述」)

崔先生的心裡仿佛燒了一團火,焦灼、憂慮、痛苦的難以忍受,他巴望檢察長告訴他,錯在何處,罪在哪裡,讓他早一點脫離這「燃燒著硫磺的火湖」。

「過了四五天后的一個晚上」,檢察長現身了:安東市檢察署副檢察長曹西貴,是他把崔先生抓進來的。

「你要好好的交代,白的說是黑的不行,黑的說成白的也不行,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說,政府也是知道的,坦白的就從寬,抗拒的就從嚴。」

崔先生越是渴望檢察長「打開天窗說亮話,直截了當」,對方越是「噴雲吐霧」,「王顧左右而言他」,大概這是一種審訊的策略吧!

每天早晨起來,被子凍在地板上,白天坐在上面,晚上化成一灘水,夜裡又凍上了。就這樣,一天天的煎熬,渾身有一種無所不在的疼痛感。崔先生擔心挺不過去。對於他來說,死無所懼,自從有了這病,死亡的陰影仿佛一直跟隨著他。但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總不能稀裡胡塗地死在這裡吧!

於是,他寧肯挨駡,也不停地報告獄警要求提審。

512日,下午。

曹檢携來公安局的一個局長,姓高(副局長高正華),聯合提審崔犯。

俗話說,來者不善。這位高警善於「駡陣」。古時打仗,有在陣前叫駡的,以此激怒對方應戰。比如「無膽鼠輩,縮頭烏龜」,還有殃及父母甚至十八代祖宗的。但是,黨教育出來的「高警」,總會「文明」些吧!——

「我看你有些急躁,你不要急躁,也不要想家中還有妻兒老小。你是學化學的吧!你回到小號裡把自己好好化驗化驗,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個什麽東西!?依我看,你是個流氓、土棍,你騎在什麽上就拉什麽屎,你騎在白的上就拉白屎,騎在黑的上就拉黑屎,你在僞滿時拉綠屎,在國民黨時期,你就拉白屎。我們來了,你又想欺騙我們,你說,你到底是個什麽東西?」

「我心中十分驚奇,高局長爲什麽說出這樣一段話呢?我正想要申訴一下,高說,你不要辯駁!你稱讚蔣介石麽(『什麽』之意),是他領導抗戰勝利麽?」

「我說,我作一首歌叫《蔣委員長讚》,另一首叫《國父頌》,意思是歡慶祖國抗戰勝利,國土光復。看看歌詞,就是這個意思。因爲,我在過去只知道中國是孫中山創立的,他死後,繼承他的是蔣介石。東北淪陷後,僞滿新聞封鎖,關於共産黨抗戰的事完全不知道。何况,作歌是在光復以後,共産黨到安東以前,也就是說,在無政府的時期作的。除了歡慶祖國,再也沒有別的意思呀!」

「高局長說,你辯駁什麽?

檢察長說,我們苞米餅子有的是,你糟踐幾個不要緊!說完,喊了一聲,把他帶回去!

於是,我就回小號了。」(「自述」)

外面下雨了,黑洞洞的「小號」,格外的沉悶和窒息。

崔先生躺在濕漉漉的被窩裡,感覺遍體生凉。雖然,死一般的沉靜,却沒有一絲的睡意,他不明白,爲什麽要翻騰「陳穀爛糠」?爲什麽一首歌曲就可以讓人下獄?

崔先生竟然懷疑起自己來了,他開始默誦《蔣委員長讚》的歌詞,想尋找一下是否有「反詩」的「蛛絲馬迹」——

將軍頭戴荊棘冠冕,救國救民重任肩。

鐵石心志正中堅立,不滅頑敵不歸還。

焦土抗戰艱辛八年,倭敵敗倒求容寬。

將軍凱旋中華復興,世界遂亦告和平.

更率國民努力前行,進入大同天下公,

自古人間皆有好漢,有幾似此大英雄。

保我民族滅我仇敵,還我自由與平等,

大哉中正功績宏偉,偉哉大哉蔣中正。

 

推敲了一陣,累的頭痛了,也沒發現什麽「文字獄」的東西,比如,「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再說了,那歌還沒唱啊!

記得雙十節那天,在金湯小學院裡開慶祝會,一個八路軍官上臺講話,後來才知道,他是安東市保安司令呂其恩。他說:

「有些人說八路軍不是國軍,不是國軍,是什麽軍?我們不是大鼻子,也不是小鼻子!你說是什麽軍?有些人天天在盼中央軍到來,我告訴你們,中央軍不能來啦!中央軍到哪去了啦? 中央軍退到喜馬拉雅山去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領導我們八路軍抗戰八年,今天,我們已經打到鴨綠江岸上來啦!」(「自述」)

平地一聲雷,震得崔先生瞠目結舌:「我在歌本上稱讚了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這是錯了。已經賣出的沒有辦法,沒賣出的,乾脆作廢。」於是,事不過夜,出版商聚文山房老闆遵照崔錦章的吩咐,將「歌集」的原版及待銷的「二、三百本」一並廢弃了。

事已如此,《中華復興歌集》應該是塵埃落定了。但沒有想到,幾年後,竟然死灰復燃,成了一場禍端。

雨還在淅瀝瀝地下著,突然,風雨中傳來幾聲哭叫,時而像微弱的啼泣,時而如痛不欲生的嚎啕,高低起伏,時斷時續,令人一種陰森、凄厲,毛骨悚然的感覺。這時,如果跑出來一隻狗就平息了。

崔先生兒時在鄉下春天的夜裡,時常聽到野猫的這種歡暢。

崔錦章(19161992),眼科專家,祖籍山東栖霞縣,生於安東。9歲隨家(全家10人)受洗皈依上帝。之後,入讀教會學校,1932年由安東劈柴溝三育初中入讀瀋陽市文會高級中學。畢業後,在營口市培真初級中學任教(數理化教員),結識同校女教師王澄美女士。1939年,二人在安東元寶山教堂結爲伉儷。次年,考入盛京醫科大學。1944年畢業後,回安東携妻創辦美明診療所(194550)。

1950年,丹麥人撤離前,將丹國醫院讓渡安東教會,在衛生局及教會的動員下,崔出任院長。半年後被捕,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19568月,在獄中寫下三萬四千餘字的申訴書(「我的自述」)。

19575月「無罪釋放」。在安東等待落實有關政策之時,再次投入監獄,「恢復原判,並延長刑期六個月」。

195810月,刑滿釋放後,强迫就業於遼陽監獄工廠。而且,被遼陽市法院又以「反革命罪」及「不安心就業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19607月,又被淩源法院 以「脫逃罪」和「盜竊罪」(逃跑時藥箱在身)加刑四年。

19711月,再次刑滿釋放。但有家不能歸,原因是青島市江蘇路派出所不予落戶。於是,崔又返回盤山監獄的「遣返隊」(收容刑滿釋放無家可歸的人)。等到1977年,青島仍不予落戶。無奈栖身於東坎子監獄附近的侄女崔慶華家。

 

一腔無聲血

「每天坐在地板上,除了夜晚八個小時睡覺外,這十六個小時是不准動,不准閉眼睛,時時刻刻有崗哨在看著。我因爲肺病直咳嗽、發燒,每天只得依著墻坐著。每隔幾天,我就要求提審,但始終沒人理睬。」

「我被捕後,一直未想到我會被判刑,坐板房21個半月,檢察長曹西貴審訊三次」。 (崔錦章《申訴書》1978520日)

19523月,崔先生病情加重,大口吐血。雖然有了一年的「打坐」的功夫,但是,病魔把他壓倒了。天可憐見,看守長批准了崔犯的「報告」,白天可以「躺下」了。後來,害怕哪天化爲一具僵尸,沒人知道,便把他抬到大號裡了。

有人說,病弱的身體是靈魂的監獄。崔先生有太多的光陰是在疾病的陰影裡度過的,心裡時常有一種被毒蛇噛咬般的痛苦,這不免讓他的性格有些抑鬱。大地重光,給他帶來了歡樂,同時,也煥發了對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一夜風吹盡」,唯有靈魂與身體厮守在監獄。

他的耳邊響起了孩子的哭聲,他擔心自己「不知何時要死去」,爲孩子積攢了的一點黃金,都被抄家的拿走了(注8)。撇下一個女人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怎麽活下去呀?

「我有三個孩子,最小的才43天(小女崔美杰),二的四歲,他直哭(兒子崔世光),大的六歲,我拉著她的手(長女崔美玲)。」(「自述」)

自從被抓進來那天起,再也沒有見到妻子兒女。聽說,老婆領著玲兒來過,被攆回去了。

崔先生越是憂心如焚,越覺得「死也要明明白白,不能胡塗的病死在這裡」。於是,在「放風」的時候,他要咬緊牙爬起來,到外邊去換口氣兒。但是,小號蹲了一年多,走路晃悠了,他只好扶著墻,磨磨蹭蹭的。

崔先生挪到了院子裡,走過來一個犯人,端量著他:臉色蒼白的發青,兩眼深陷,瘦骨嶙峋的,如果沒有一絲氣息,仿佛一具駭人的骷髏。

那人露出了驚訝的眼神,似乎在發問:是崔先生嗎?

由於,長期蟄居小號,無人言語,「話也說不出來,耳朵也不好使,精神不够用,頭都帶不動。」(「自述」)

只覺得似曾相識,但越是著急,腦子裡越是一片混沌。多虧有獄規,放風時犯人不許說話,讓他「躲」過去了。忘掉一個相識的人,失禮呀!

崔先生很痛苦,他把眼光移出了大墻,遠處有一座山,形似倒扣的元寶,是小城的最高峰元寶山。那裡有一座教堂,下邊就是丹國醫院,七歲那年,母親帶著他從鄉下坐馬車來過,從此,就有了扯不斷的情結。遠的不說,在他醫大畢業時,院長邊培德PeterBertelsen,曾向他發過邀請,還是「肺病」的問題,沒有上山。

忽然,想起幾年前,丹國醫院請他去會診。當時,醫院爲回日難民專設了病房。對於難民的遣返,是由國民政府、共軍和蘇軍三方合作進行的。而在安東以政府出面的是,國民黨安東市縣執行長張鴻達先生。(注9

張先生一露面,崔錦章不由得怦然心跳:這不是在火車上看《中國之命運》,那個人嗎?

眼前欲言又止的這個人,就是張鴻達啊!

光復伊始,張鴻達在安東組織了「光復會」。接著,又成立了安東市縣國民黨黨部,「其在安東市共發展匪黨員叄仟餘名,成立二十四個匪黨部,八個外圍組織。」(安東市法院刑事判决書 法刑字第22號)究竟有多少人被卷了進來。不清楚,總之,爲共黨執政後的監獄準備了一批政治犯。而這些人中,有的沒有「混入黨內」,只是撒過傳單,貼過標語,也未能幸免。據說,革命導師教導,沒有蹲過監獄的人,是不完整的。

世事無常,神出鬼沒,誰能料到在火車上檫肩而過,却相逢在監獄,成了同一大墻的「難友」,嗚呼哀哉!

崔先生的感覺仿佛依然徘徊在夢靨之中。

春暖乍寒,殘雪依然。

崔先生站在雪地裡,身子有些瑟瑟發抖。他眯縫起眼睛,望著遼闊的藍天,一群雪白如玉的鴿子從監獄的上空飛過。他的眼睛濕潤了,想起了那一天,一片歡樂的海洋,廣場上放飛起一群鴿子,遮天蔽日的,帶著悠揚的哨音,飛向了遙遠的天際······

突然,他渾身一陣劇烈的顫抖,隨著撕心裂肺的咳嗽,雪地上灑下了一灘鮮血······

 

 

 

图片中的老人为崔锦章的母亲,左崔美玲,右崔世光。

崔美玲女士在给作者的信中说明:

我找到一张与奶奶的合影(5369日,我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背面:送给亲爱的爸爸),背面的字是母亲写好让我照葫芦画瓢的。在我儿时记忆里的父亲,就是写信里的“亲爱的爸爸”,常常是母亲写好草稿,我们抄一遍,直到自己可以独立写信的时候为止。

这张合影是父亲判刑后,转到劳改队可以通信时,特地为父亲照的。也是他第一次看见两岁的小女儿英杰的模样(美杰当初是这个名字)。

崔美杰(图片中祖母抱着的即是) 1951年生于安东 。毕业于青岛教育学院,后工作于华东神学院,现在美国加州一神学院读研。

 

 

註釋

(注1)日俄戰爭後期,安東鎮江山(現錦江山公園)一帶淪爲日本租借地。1905年,日在鎮江山上建立廟宇,即臨濟寺,將日俄戰爭中在本溪死亡的日軍將士骨灰,集存於此,即安東神社。每年4月中旬,舉行櫻花盛會,租界地日本人集於鎮江山炊宿狂歡,並參拜神社,悼念亡靈。

另,池田昌之《我的故鄉滿洲》(2004年於國際善鄰協會講稿)有如下叙述:「鎮江山的安東神社爆炸事件的發生:917日。我想很明顯是針對918日的九一八事變。但是竟懷疑日本人所爲,(蘇軍)逮捕了很多日本人。」

(注2)杜韶宣:據曾於1948年擔任丹國醫院總護士長的王立家先生所撰寫的《安東市的丹國基督教醫院》記載:

杜韶宣1935年畢業於丹國醫院附屬護士學校。在丹麥人艾濟民(AiJimin)的資助下,就讀安東劈柴溝神學院,1942年畢業後,在丹國醫院任總護士長,後任「主事」。 丹麥人回國後,即1946年底至19476月,任丹國醫院院長。

(注3)時爲服刑的「獄醫」杜韶宣先生在「詢問筆錄」(1956117日於省長春新生醫院即監獄醫院)中有如下回憶(摘錄於崔錦章刑事卷宗)——

1945816日,我們基督教醫院做旗(中華民國國旗)的時候,我們(張濤、黃中興、於天民、宋殿邦)這些人提起挂旗的時候要唱個歌,就找到教會李潤的兒子李榮中教唱《三民主義歌》,詞是大家在一起凑的,調是李榮中教的。十七號挂旗的時候,李領頭,大家跟著唱。

事後,有黃中興(後爲湖南衡陽鐵路局醫院藥劑師)、張濤、蘆秉免、宋振邦、孫榮生學熟啦,忘記了誰提出來到廣播電臺去教教老百姓,大家都同意。當然,我應負主要責任。黃中興去電臺聯繫的。」

(注4)參閱許知遠爲廣西師範大學2015年出版的《零年:1945》(Ian Buruma)所撰寫的序言《歷史的曖昧角落》。

(注5)參閱李濤《大和魂——日本根性窺探》(2007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注6)參閱曹陽《「紅票」在安東》(《丹東日報》2008111日)。

(注7)安東省,民國時期省會設於安東市。中共進城後建立「安東省民主政府」,後改制爲遼寧省。

19451210日,安東省、安東市民主政府召開公審大會,呂其恩(中共安東市委書記兼市長)代表省市民主政府宣布僞安東省省長、漢奸曹承宗副省長渡邊藍治的罪行後,押至鴨綠江邊槍决。

另,曹承宗,1900年生,黑龍江省木蘭縣人。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鐵道省立鐵道行政專科學校畢業。歷任奉海鐵路運輸科長、奉天交涉署科長、僞地政總局長,1942年任僞安東省省長。

(注8)據崔錦章「自述」,1951324日,安東市檢察署副檢察長曹西貴等人,從崔家抄走19個金元寶、26個金戒指。源於崔開業6年的積蓄和夫人結婚時娘家的饋贈以及在華昌工業社入股的利息。其中,有被委托保管(崔兼任教會「司庫」):教會所有的1個元寶和3個戒指;還有安東育嬰堂丹麥女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爲幾個患病的孤兒所留下的3個金元寶。

(注9)張鴻達(19161953),別名張泰東。安東地區國民黨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曾任國民黨安東市縣書記長、安東市參議員。

1949年在濟南被捕,羈押於安東監獄。1953年被安東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時年37歲。(安東市法院刑事判决書 法刑字第22號)

 

 

附件之一

祖國光復之際,崔錦章和王澄美夫婦編寫的《中華復興歌集》。歌集中,署名崔錦章作詞的有四首歌曲,在目錄中的排列順序如下:《起來大中華民族》(8)、《蔣委員長讚》(9)、《國父頌》(10)、《國民新覺悟》(20)

 

 

附件之二:

遼寧省丹東市中級法院再審刑事判決書

78)刑監字第266

 

申訴人崔錦章,男,現年六十三歲,大學文化,捕前系安東基督教會醫院院長。

申訴人崔錦章因反革命一案,於1952年經安東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申訴人不服,經安東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審,以(57)刑監字第37號判決,維持原判有期徒刑七年。後申訴人繼續申訴,現經本院再審查明:

原判認定申訴人崔錦章,於一九四五年「九三」後,編印反動歌集兩千余冊,其中有其親自填詞的「蔣委員長讚」一首,從事反動宣傳,以及用高薪瓦解國家醫務人員,非法解雇職工等部分事實屬實。至於原判認定申訴人破壞抗美援朝運動、破壞婚姻法、制造假藥等事實情節不實。

本院認為,申訴人於「九三」後不久,處於盲目的正統觀念填寫印發反動歌曲進行宣傳屬實,但不構成反革命罪。至於瓦解、開除醫務人員等問題,屬於錯誤行為,也構不成犯罪。據此,判決如下:

撤銷遼寧省安東地區中級法院(57)刑監字第37號刑事判決;

二、對申訴人崔錦章宣告無罪。

 

本判決為終審。

 

遼寧省丹東市中級法院(印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安東市人民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號崔錦章卷宗

 

作者說明:這是一份改判書,即將有罪的原判改為無罪,文中黑體字系作者標示。從這份判決書可以看出,崔錦章原判的依據,除了「事實情節不符」的、「屬於錯誤行為」的兩項而外,也就是「編印反動歌集」了,而且,仍然沒有推倒「反動」之詞,留下了歷史的「尾巴」,成了壓在崔先生心上的一塊石頭,直至辭世。

另,1952年宣判時,崔錦章未收到判決書。卷宗(五冊)亦未發現其原一審的判決書。

 

後 記

三十餘年時光的蕩滌,沒能沖走壓在心上的石頭。

崔錦章先生和王澄美女士——兩位老人的憂傷、嘆息和苦惱,揮之不去。

《往事並不如烟》的作者章詒和說過:「我覺得,普通百姓的回憶真實代表這個社會最真實的人,上層還有很多假的東西,這個社會是由最普通人支撑的,每個人要寫,文筆如何,是否要出版,那是次要的東西,重要的是要抓緊時間留下來。」

畢竟是陳年碎影了,如果沒有崔美玲女士及崔世光先生的幫助,是難以寫成這些文字的。回憶,要忍受著痛苦的折磨,仿佛在撕裂結痂的創傷。

下面是崔美玲女士給作者的信(20141015日),且作爲這篇文字的壓卷吧!

 

鴻路弟,你好。

往事像塵封已久的書卷,破舊而泪痕斑斑,束之高閣不敢觸碰。

「噩夢醒來是早晨」!多年來,走出黑夜的幸運,讓我們竭力忘掉那些刻骨銘心的疼。同時,作爲基督徒也應遵循《聖經》的教導:忘記背後的,努力面前的,向著耶穌基督的標杆直跑

然而,那過去發生的事情,若沒有忠於原貌的記述,必將被淹沒在歷史洪流中,任意評說,或一筆勾銷!當然,若沒有你多年來鍥而不捨的尋覓,一切真的烟消雲散不再留有痕迹。爲此,不知該怎樣感謝你!——替我父母和顧姑(《基督徒女右派》的主人公顧美箴)。

 

轉載自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