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六期正體版 / 简体版

 

 

綠營智庫

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智庫的功能

智庫為專職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機構,而以其研究的嚴謹性和可行性,為自身贏得政治上的影響力和社會的公信力,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捐助或研究委託而得維持其經營。

智庫可能為政府服務,也可能為特定立場或特定政治力量服務,重點是要能夠為研究的委託者提供具有決策參考價值的資訊和建議,但縱非得以直接得到有權者的青睞,智庫的見解倘若能夠影響輿論風向,對執政者造成壓力,這也是智庫的價值所在,所以如何維持政策研究的品質、提高研究的及時性,和擴大社會上的影響力,是智庫得以存續而獲得資金支持的原因。而畢竟智庫從事者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不在追求學理邏輯上的真值,政策的研究毋寧更需要充分掌握各方政策利害關係人特別是決策者的立場與看法,因此,智庫需要擁有一批對於資訊來源和研判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研究人才,也必須就其所關懷的研究主題,與相關的研究者和政策利害關係人保持長期的互動關係,才不會出現閉門造車、自我感覺良好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

而因為智庫保持著與決策者、政策利害關係人一定良好的關係,所以智庫也往往可以扮演著中介溝通橋樑的角色,在當事人之間存在誤會或是立場上不便直接接觸對話的情形時,由智庫代為出面溝通訊息,能夠起到緩衝和潤滑的作用,而可以逐步釋放善意和累積互信,有助於最終的當面對話和共識凝聚,因此,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以智庫對智庫作為所謂第二軌外交管道,補充第一軌正式外交關係不存在或功能上的不足,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外交機制。

綠營的智庫

臺灣政治版圖上所謂的藍綠陣營,是指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中華民族主義政治力量,和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臺灣民族主義政治力量,兩大陣營各有與其立場相近而態度友善的智庫。這裡,我們不討論由政府出資成立的智庫,因為基本上它們依行政中立原則,只對政府交辦或委託的事務負責,而哪一個政黨執政,也就會對這類政府智庫的政治傾向發生影響。綠營智庫的共通點,在於公共事務的關懷重心,係以臺灣為優先,這也和資源來自臺灣民間,自然要以解決臺灣的問題為目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所關聯,則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生存存在重大威脅和機會,而不得不納入思考。

如果就智庫的研究產能和對於政治社會輿論的影響力來論,本文認為臺灣當前較為活躍的綠營智庫,有如下幾個: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這是由民進黨中央黨部出資成立的財團法人,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於林義雄擔任黨主席任內所創辦,首任執行長為謝長廷。早期新境界的功能在擴大民進黨的社會參與,在非政治的領域,與民進黨互為表裡。新境界在蔡英文擔任黨主席時轉型為智庫,蔡英文將二零一零年參選新北市長的選舉補助款捐給新境界,成立了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和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兩個研究中心,其重要成就為研擬完成〈十年政綱──未來十年臺灣發展政策綱領〉。二零一二年,蘇貞昌出任黨主席,兼任新境界董事長,以吳釗燮為執行長,建立了二十二個政策議題組,擴大邀請學者參與,奠定了新境界當前的規模。二零一四年二月出版了林萬億主編的《民進黨八年執政論文集:2000-2008年》,對民進黨首度執政經驗進行回顧與檢討。該年蔡英文再次出任民進黨主席,改由林全出任執行長。

新境界並未聘任專職研究員,但有專職的行政人員協助董事會和各個政策議題組的召開,而形成民進黨達兩、三百人固定成員的學術界樁腳,再由此輻射出民進黨在各個專業領域的豐富人才庫,是民進黨和學界重要的交流與合作平臺。惟新境界的網路資訊服務未趕得上內部龐大的資訊流量,以致政策研究建議多半只能供內部參考,較為欠缺與外界的溝通對話。在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可以預見,新境界不僅是民進黨政府向學界求才的來源,新境界學者對民進黨政府相關決策也將具有實質的影響。

新境界設有中國政策議題組,事實上也為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幕僚小組,蘇貞昌和蔡英文任內,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舉辦了華山會議──對中政策擴大會議,幕後的重要諮詢意見,即來自新境界中國政策議題組。前執行長吳釗燮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和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即將出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繼任之執行長林全將出任行政院長,由此可見得新境界的政治份量。新境界新任執行長人選為前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可預期其將在民進黨、政府以及學術界間扮演更吃重的政策交流平臺和政策協調角色。

臺灣智庫

臺灣智庫成立於二零零一年,幕後推手為原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林佳龍,他以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文龍的捐助為基礎,再邀請各重要財團參與捐資而成立。林佳龍將美國智庫的經營概念引進臺灣,當時陳水扁總統和民進黨政府欠缺與產學界的非正式對話機制,所以臺灣智庫也就主動承擔起這一角色。臺灣智庫先後聘請重量級經濟學者林鐘雄和陳博志為董事長,成為當時最具政治份量的智庫。臺灣智庫有專職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為諸多的論壇和專案研究提供服務,論壇有核心的成員,由此輻射出其在產官學中的人脈。臺灣智庫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得以申請到許多專案委託或補助,因而在智庫外交上相當活躍,舉辦過多項國際學術研討會,也由此厚植了相當的國際關係網絡。由於林佳龍的學者性格,臺灣智庫相當重視研究成果的累積和呈現,出版有《臺灣智庫叢書》之系列專書、《政策研究系列》專題研究報告,以及《臺灣智庫通訊》、《臺灣思想坦克》、《臺灣智庫電子報》。

二零零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且威脅臺灣本土立場堅定的許文龍表態支持,該一事件迫使許文龍提前退休,以避免影響奇美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許文龍的威脅,其實是在警告臺灣企業界,不要對民進黨政府和臺灣智庫提供捐助,這一舉動果然產生寒蟬效應,使此後臺灣智庫的捐助逐漸縮減。儘管如此,由於林佳龍轉戰深耕臺中市地方政治,從當選立法委員到臺中市長,林佳龍的政治能量不斷上升,他也就正式接任臺灣智庫董事長,執行長由鄭麗君到莊國榮,使臺灣智庫作為林佳龍個人智庫的色彩日益明顯。

臺灣智庫成立之初設有大陸論壇,由翁松燃擔任召集人,並由曾任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的郭建中長期擔任執行長,但基於政治性和市場性的考量,臺灣智庫的智庫外交則有意迴避與中國大陸涉臺智庫的往來。現在國會政策研究中心下設有主權與國際研究小組,由副執行長賴怡忠擔任召集人,成員與新境界中國政策議題組相當程度上重疊。

臺灣新社會智庫 

臺灣新社會智庫成立於二零零八年,是民進黨當年黨內解散派系聲浪下,成為眾矢之的的新潮流系轉型設立的機構,其實質也就是法人化的派系組織。首任理事長為吳乃仁。

新潮流系對於流員有相當的紀律要求,其組織方式相當程度受到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原則的影響,但並未走向寡頭極權,而是要求其成員對外行動一致。新潮流系成員多出身校園學生運動,精於戰略與策略思考,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都是深受民進黨歷屆黨主席倚重的謀士,其中,林濁水即於陳水扁擔任黨主席期間擔任民進黨政策研究中心執行長,邱義仁則即將擔任新境界執行長。臺灣新社會智庫是新潮流系的專屬智庫,有專職行政人員,下設五個政策論壇,當中有兩岸與國際事務組,不定期舉辦座談。臺灣新社會智庫出版有《新社會政策雙月刊》,也出版有專刊。

新潮流系雖是推動民進黨由主張住民自決轉向臺獨建國的關鍵力量,但新潮流系在智庫成立之前,即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了兩岸政經研究學會從事兩岸相關學術和政策研究與活動,早就意識到兩岸關係的僵持對於民進黨執政的不利。新潮流系作為民進黨在臺灣地方政治版圖中擁有最多地方執政權的最大派系,對於推動兩岸地方交流卻始終不遺餘力,高雄市長陳菊、臺南市長賴清德皆曾到中國大陸訪問,桃園市長鄭文燦則於市政府設立有兩岸事務小組,由市長自任召集人。

臺灣新社會智庫兩岸與國際事務組召集人陳文政則可能出任國防部副部長。

新臺灣國策智庫

新臺灣國策智庫由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創立,由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擔任董事長,首任執行長為羅致政,現任執行長為劉世忠。新臺灣國策智庫在民進黨內並沒有特定的派系色彩,其影響力除了辜寬敏的個人聲望外,最主要來自其研究上的表現。新臺灣國策智庫擁有專職的研究員和助理群團隊,而長於國際外交領域,特別是智庫外交,如劉世忠專精於美國與中國關係、研發長李明峻為日本專家、副執行長林廷輝長期關注南海與東南亞問題,民意調查中心主任則由徐永明擔任。新臺灣國策智庫也較之新境界智庫,更穩定而長期地對於民進黨內的優秀政治人才提供舞臺,如受聘為顧問的吳釗燮、許志雄等即與該智庫關係密切,羅致政的投入新北市長和立法委員選舉,更得到該智庫的支持。不像其他的智庫,主要藉平臺的功能,彙集整理出符合自身立場的政策建議,新臺灣國策智庫的政策研究擁有極高的自製率和公共性。

新臺灣國策智庫有月刊《TBT通訊》及其電子版的出刊,並有《智庫叢書》的規劃與出版,二零一二年臺灣總統大選期間推出《臺灣國家願景.我們的主張》三十二冊政策主張,匯集臺灣學界相關領域一流學者共同參與寫作,對臺灣國家發展的問題提出通盤和整體的診斷和解決方案,同時也展現出其高度的學術人脈整合能力。

外界一般將辜寬敏視為鐵桿臺灣獨立的代表人物,他以兄弟之邦來概括他對於兩岸關係的主張,新臺灣國策智庫則將他的論述進一步地完整建構。然而辜寬敏並不是文化臺獨論,他對於中國文化仍深存溫情與敬意,他只是認為臺灣主權獨立是對於臺灣國家治理最好的政治選擇,而對於開展與中國大陸的智庫交流充滿興趣。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是呂秀蓮以其參選桃園縣長之選舉補助款於一九九八年成立的智庫,呂秀蓮自己擔任首任的董事長。國展會可以說是呂秀蓮個人的智庫,是她與學者專家進行對話交換的平臺,而由此匯集了一批學術界的領袖。呂秀蓮擔任副總統時,國展會曾於二零零四年推出《迎接全球化,臺灣向前走》系列研討會和論文集,議題涵蓋國政的各個面向。國展會本身並無專職研究員,所以是呂秀蓮與學者間的平臺,主要由董事會的核心學者,基於呂秀蓮對於國際政治和弱勢群體的關懷和興趣,來進行研討會和《國展會叢書》專書研究主題的規劃。最近幾任董事長如蕭新煌、王塗發、翁明賢、施正鋒,在臺灣社會研究、臺灣與兩岸經濟、臺灣國家安全和政治研究等方面,皆為重量級的學術領袖,國展會學術研討會活動的規劃,在他們任內,都別具新意。惟國展會雖然有許多重要專書的出版,平日卻缺乏定期的政策研究報告或評論的發布,甚至網站的建置都一付闕如,導致國展會喪失了相對獨立於呂秀蓮之外的發言權利和社會影響力。

國策研究院

國策研究院的前身為一九八九年一月成立的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這是臺灣最早的智庫也是歷史最早的智庫,成立之初擁有陣容龐大的專兼任研究人員,定期出版物為《國家政策季刊》,後迭經改名《國家政策動態分析》和《國家政策雙周刊》,並出版有《智庫叢書》。國策中心在協助李登輝總統推動臺灣的民主化、憲政改革、對外關係和經濟轉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策士角色,國策中心的成就非凡,而在國際間深受重視。其研究團隊成員,如蔡政文成為中國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文教基金會的創會董事長、郭建中為臺灣智庫執行長,都可看到國策中心經驗對藍綠智庫經營的影響。一九九八年,國策中心由張榮發基金會獨立出來,另行成立國策研究院,原主任田弘茂改任院長。

雖然長榮企業集團董事長張榮發因為和陳水扁總統對於兩岸直航問題意見不合,使之對於智庫的經營感到心灰意冷,而令張榮發基金會不再對國策研究院給予常年的經費支持,但因田弘茂一度出任外交部長和駐英國代表,國策研究院在國際活動方面乃更形活躍,也成為國際社會由臺灣觀點認識中國大陸的重要窗口。

兩岸政策協會

兩岸政策協會是一個新興的綠營智庫,於二零一五年元旦成立,首任理事長為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有搭建藍綠跨黨派溝通平臺的強烈企圖心,因而協會的高級顧問中,除了前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洪奇昌、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外,也聘請了馬英九總統任內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國民黨籍立委陳學聖和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允傑則受聘為顧問。該協會更聘有專兼任研究員,皆為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研究的專家,並有專書的出版。該協會與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合作編寫《投資臺灣藍皮書》,則為兩岸智庫的實質合作研究,創造了成功的模式。童振源亦身兼國立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與智慧交易所創辦人

,擁有民意調查機構,因而兩岸政策協會能就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議題發表民意調查報告,對輿論和媒體持續發聲。由於童振源擁有國際、兩岸和臺灣國內豐富的學術、政治和智庫人脈,兩岸政策協會在跨黨派、跨世代和國際化方面,更具有既有綠營智庫較難完全滿足的全方位平臺功能,且其所擁有的研究人力和合作機構人力,亦將有可能使其研究能量和質量後來居上,而可直追臺灣智庫和新臺灣國策智庫。童振源行將出任行政院發言人,無論如何,其所主導的兩岸政策協會,將因童振源與日俱增的政治份量,成為直通民進黨政府意志的智庫通道。

臺獨主義對兩岸關係的總體態度

綠營智庫基本上都是綠營官學界的平臺,所以與其要了解綠營智庫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倒不如說是支撐綠營智庫研究與活動的綠營學者群體的看法,只是在做法上,涉及到智庫的出資者和經營部門對於財務的管控,而使具有政黨背景的經營者的政治考慮對於智庫的實際行動具有絕對的決定權。

基本上,綠營學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都不具好感,這不是因為反共或反華政治洗腦的效果,而是帶著臺灣綠營反中國國民黨黨國威權的歷史印記,也就是說,如果綠營在臺灣國內反對的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這也是因為擁有遭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集體記憶,而使臺灣本土社會群體對於任何的外來政權統治都感到戒慎恐懼。同理可證,他們也必然會反對在治國和人權維護等方面的評價遠遠不如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

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不等於反中國、反華,但共產黨的黨國專制之所以能夠成功在中國大陸立足,不完全是依賴暴力和意識型態的控制,也必然有其文化上的理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將家庭倫理關係擴大解釋應用到政治,賦予統治者如同父母一般倫理上不可侵犯的地位,也把子女孝順父母的義務,也用來要求人民以同一標準對待統治者,而當對於統治者的忠和對父母的孝產生義務衝突時,則認為應當要移孝作忠。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在發動中國文化大革命,破除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時,卻未破除而刻意保留了忠君和領袖崇拜的舊文化,反而讓黨國和領袖佔據了倫理上的優先地位,這和立憲主義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國家觀完全大異其趣,所以,綠營智庫也就會站在現代立憲主義國家社會契約論的典範上,對中國政治文化以及根植其上的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提出強烈的批判。這當然不能在邏輯上就推論出臺灣本土綠營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對中國文化或去中國化的結論。

從社會契約論出發來看待國家,就很自然會得出國家應為維護天賦人權的目的而存在的理由,而正因為人民最為了解其自身參與國家的真正需求,因此,國家只是實現個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工具。當過去中華民國對臺灣人民進行壓迫時,臺灣反對運動必然會走向反對中華民國,而主張以臺灣人民為主體建立屬於臺灣人民的國家,這就是基於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的臺灣獨立建國論述基礎,但當中華民國實現了民主化和本土化,臺灣獨立主義也可以接受中華民國,形成中華民國獨立論。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來論,則當可知,臺獨主義不全然與中國統一論相對立,如果中國是一個立憲主義民主的國家,基於人民自利的選擇統一,臺獨主義者會接受和尊重人民自決的結果。

當前臺獨主義群體反對中國主張獨立的另一個理由,是國際政治和聯合國體系中的中國主權地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獨佔,而導致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格萎縮和臺灣人民的國際組織參與權利受到嚴重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接受一中各表在國際政治上的實踐結果,就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無中華民國,這是臺獨主義基於法理邏輯和政治現實所能得到的唯一定論,也可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欲達成中國統一的真實意圖,所以必須反對國際政治和聯合國法律體系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義而否定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獨佔中國主權或者不再否定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格,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擁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則臺獨主義者就沒有尋求建立新國家的必要,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重疊,就會轉換成為兩岸共同追求建構完整中國主權的基礎。

而我們要論證臺獨主義者不反中國的論據,則在於民進黨、綠營智庫和臺灣公民社會中的本土社團,如臺灣教授協會、臺灣北社、臺灣人權促進會、華人民主文化協會等,一向是臺灣最為關懷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群體,他們眼中的中國,應當是由人民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以及由各個民族基於自決而結合的聯盟國,而不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領導的黨國體制,所以他們對於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對於中國民主化和各個民族解放的進程,乃投注以更為鉅大的關心和同情。臺獨主義不會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人權問題如此重視,除了中國民主化可使兩岸立國精神一體化而有助於永久和平,意在言外的是,中國大陸人民是臺灣人民的遠親近鄰,臺獨主義者是以手足之情來看待中國大陸的人民的。

如何從綠營智庫開展兩岸對話與和解的契機

前已言之,綠營智庫多僅具有平臺功能,與任何一個綠營智庫能展開對話與交流合作,都能通向綠營學界群體,也就是通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眼中臺獨主義的知識菁英和意見領袖。以智庫做為平臺,既有可協助聯繫人脈的行政資源,也有促成交流所需的財政資源,亦有一次性整合凝聚共識的效果,比之零碎地與個別學者建立關係,更具效益。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由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擔任董事長的臺灣維新基金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的協辦下,在香港舉辦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這次的研討會因為由臺灣維新基金會具名主辦,為作為受邀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一方排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性干擾,而使民進黨的職業政治工作者和綠營智庫學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的涉臺智庫學者和研究人員有了較為全面和近身的公開對話和交往,這對於促進兩岸紅綠陣營的諒解和互信,提供了非常寶貴和重要的經驗。也就是因為有這一次成功的會議,謝長廷的憲法共識論,才有機會進入民進黨的華山會議當中,轉化為憲政共識論,使依憲政主義和依其精神而訂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能成為民進黨面對和處理臺灣國內國家認同的政治行動準據,也進一步使憲政主義成為民進黨對於兩岸建構共同未來所期望的共識基礎。也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民進黨未能正面接受一個中國感到氣餒,但接受〈中華民國憲法〉及其所內涵的大中國架構,已經朝接受中國向前一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表達對於民進黨方面的這一努力的鼓勵和善意,也應當要思考如何從「中華民國」找到通向兩岸共建中華的出路和啟示。

通過智庫對話,進行民共間的二軌外交,是中國共產黨在民進黨臺灣執政時期應當嚴肅思考的關於如何打開民共對話瓶頸的重大課題。共產黨以民進黨存在作為歷史文件而在現實中以被取代而不起任何規範作用的〈臺獨公投黨綱〉為由,而拒絕與其定義的臺獨黨進行黨際對話,而把自己在臺灣交往的對象鎖定在逐漸在臺灣政治版圖上邊緣化的國民黨和新黨這些中華民族主義政黨,是自絕於大多數臺灣人民的非常不智的決策。如果共產黨執意杯葛民進黨,是因為民進黨存在〈臺獨公投黨綱〉,則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是一個民共交流最佳的替代方案。新境界是綠營最具政治代表性的智庫,新境界雖然主要由民進黨捐資和募資成立,但在法律上,它是一個獨立的法人,在成立的宗旨上,也與臺灣獨立無關,這是民共交流最好的智庫平臺,共產黨如聲稱其為民進黨智庫而拒絕與之接觸,就意味著不願意與民進黨有任何的接觸,而若也不願中國大陸任何名義上為獨立法人的智庫與新境界接觸,就是對民進黨的全面封殺。

退而求次,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中國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孫亞夫拜會新臺灣國策智庫,也是一個不錯的模式,暫時迴避掉民共交流的形式,而與綠營智庫和綠營學界群體展開實質的交流。臺灣維新基金會也可以扮演智庫外交的功能,雖然嚴格說來,它不在本文所認定的智庫範圍。全國臺研會沒有後續的作為,至為可惜,但猶未晚也。新臺灣國策智庫、臺灣智庫、國策研究院和兩岸政策協會都是具有國際智庫外交能力的綠營智庫,中國大陸涉臺智庫選擇與其展開交流,也有助於爭取國際社會對於兩岸關係進展的理解和支持。至於派系色彩或者個人色彩明顯的智庫,當然也可以作為兩岸民共交流的新切點,但不宜獨沾一味,以免捲入民進黨內部政治派系間的是非。

面對臺灣綠營智庫,中國大陸涉臺智庫如果只能作為宣達中國共產黨黨國中央意旨的傳聲筒,而不能在兩岸關係正常化和兩岸價值共識的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研究貢獻,這樣的交流也只能到達互信機制建立和作為互信措施的階段,對於兩岸共同建設未來兩岸關係和未來中國的幫助有限,不過,縱使如此,如在現階段通過智庫合作,營造兩岸民共與政府間的深度對話空間,累積彼此的互信,避免政治誤判,也似乎也正是當前兩岸關係的當務之急。

不過,由於民進黨即將執政,代表臺灣政府從事兩岸對話與談判的海基會亦將隨之改組,其實只要強化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和海基會的對話機制,擴大兩會互訪和交流層面,將兩岸智庫亦納入其中,就是一個既有可以利用而不必再去創設的溝通管道。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可能會以蔡英文在口頭上不接受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而關閉兩會管道,這時,如果不思考保留民共對話的可能性和可行方式,我們相信,臺灣此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接受程度將更低,其影響不僅在於兩岸關係的僵持乃至倒退,也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為坐實了其對待臺灣的帝國主義或天朝心態,臺灣民心看穿這一點,臺灣人民對於中國大陸自然更加疏離。

 

民國一○五年四月八日九時一刻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