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五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死穴

——1948·霧重慶

 

(摘自《血痂》手稿)

 

 

老驥

編者按: 驥老的這篇文章和程老的《生死一念間》都記載了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期間「麵條買選票」的現象,程老的回憶偏於正面,驥老的回憶偏於負面。一體兩面,「買票」現象一方面說明選舉有真實的競爭、選票能夠決定選舉的結果,另一方面說明缺乏民主素養的選民不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買票」現象目前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已經很少見(主張提升福利的政黨在選舉日去低收入區的投票站附近街頭擺免費烤肉BBQ宴席吸引選民出來投票,也許是變相的「買票」),一百多年前則是極其普遍的,各大城市都有「政治機器」(political machine),以物質回饋控制選票。這個現象在政治學領域稱作扈從主義(clientelism),徹底杜絕是不可能的,在雛形階段的民主體制下甚至可能盛行,隨著民主的發展和深化,會逐漸減少。著名學者福山在其巨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詳細的討論。特此指明,供讀者參考。

《血痂》引子

一九四九年初春,我剛滿十三歲。站在這條歷史斷裂帶上,我既是一個黨國在大陸上的末代童子軍,也是另一黨國的首批紅領巾,即是說,我有幸見證了中國當代史上的改朝換代,在兒時記憶的「庫房」裡,自然就堆積了不少蒙塵的雜物,有的或汙濁不堪,有的或血腥恐怖,一幕又一幕,委實不堪回首,但也有陽光和鮮花,還系有民主自由的紅絲帶,而特別迷人的還是從幕後傳出來的火炬或燭光,在霧重慶吸引著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黑壓壓地,一層又一層,一片又一片,甚至包括我——遠未成年的童子軍及其夥伴們。

我是十歲念的初中,一九四九年秋該念高中了。所以,我對這次改朝換代的印象非但不是朦朧的,而且已經冒出一丁半點的主體意識了,宛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定的是非判斷能力了。不過,爲了盡可能地呈現記憶中的「原生態」,我決定還是將這類童心判斷也一並剔除,只在一九四九及其前後的「切片」上,著力記述身邊的真實見聞、真實事件和真實的人物,尤其是他/她們的真實的命運。這自然也需要作些細節描寫,以資在連貫的,交叉的,跌宕的,或可獨自成章的真實故事中,既具有歷史的本底意義,也有一定的質感和情緒張力。凡涉及解秘性的章節時,我的筆端也難免會流露出些許政論色彩,因爲,那是今生深藏心底的悲哀與困惑……

霧都剪影

與歷代王朝將傾前夕的徵兆十分相似,重慶一時亂象叢生,花邊新聞特別多,宛若霧中看花,其中的「楊妹事件」是爲頭條新聞。身爲市長的楊森也成了事件中的一個角色。人們最初以爲妻妾成連、子女成營的楊森只是又要添個小妾而已,所以他才會故作姿態,假裝聽信「涪陵村姑楊妹七年不吃大米飯,只喝井水,只吃某種野草」之類的「新聞報導」,且將此妹接到重慶並安排「科學研究」。

一時間,各路記者也是天天跟蹤報導,皆說此女果真不食人間煙火,而且紅光滿面,神了!

那時節,山城物價正在暴漲,不值價的金元卷、銀元卷正在滿天飛,家家米店都擁擠著暴躁的市民……

在此般亂象叢生之前,當「戡亂建國」即將變成「和平建國」時,我家小溫泉後山山腳平整出了一塊大壩子,同時建成了一座大禮堂,名叫「中正堂」。此堂背倚青山,奠基厚實,基礎都是用青灰色的條石砌成的,舉目仰望,主體建築不乏巍峨壯觀。聽大人講,「中正堂」是蔣委員長用來召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用的。我清楚記得,正是奠基那日,恰好傳來了中國遠征軍在滇、緬戰場勝利會師的捷報,小泉放了很多鞭炮。到了「中正堂」即將落成時,在南泉至小泉花溪河兩岸放了很多鞭炮,是男女老少落淚歡慶八年抗戰勝利。之後不久,民國政府就從陪都重慶遷回南京了。小泉的中央政治大學亦隨之遷往。

「國民代表大會」並未在「中正堂」舉行。

而一九四九年前夕在南京倉促召開的「國大」卻被人們暗稱爲「僞國大」了。我是從高中同學的竊竊私議中聽到的。但爲何爲「僞」,我還是不甚了了,不知是不是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委員長下了野?似乎又不像。因爲,竊竊私議中明明有人在駡蔣,駡他是「獨夫民賊」。那又是啥呢?我漸漸覺得與戰事有關,曾幾何時,胡宗南名踞頭條,占了延安,自他漸漸從報端淡出之後,又漸漸變成了國軍的「固若金湯」——諸如「長春固若金湯」、「北平固若金湯」、「天津固若金湯」……嗲聲嗲氣,沒完沒了。

正是在這樣的嗲聲嗲氣中,我曾見證了國民黨敗離大陸之前的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基層選舉」,可謂刻骨銘心,終身揮之不去。

小泉各鄉各村的投票地點正是設在「中正堂」前的足球場,乍一看,秩序還算井然,但在井然的背面,我卻看見了令我終身憎惡的另一面。與繼後中共黨國的「畫圈選票」相得益彰,恍若硬幣的兩面,其中一面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大陸業已固化……

我姑父彭勛武當時任交通部要職,他也參選了民國政府在大陸的末屆「立法委員」。爲了穩操勝卷,我父親四兄弟就發揮了各自的優勢,盡皆不遺餘力地爲他們的妹夫拉選票。由於家父曾任南泉管理局局長,自然就負責南泉、小泉片區的拉票事宜,其成本十分低廉,方法也十分簡單:凡投了我姑父一票的村民,當天中午就可選擇一碗清湯素面或酸辣素面,鎮上居民就可選擇一碗炸醬麵或排骨面。正是憑藉著這一碗碗含有城鄉差別的素面與非素面的簡單交換,我姑父也果真當選了,名字出現在「中央日報」頭版名單中,但卻是落在尾巴上的,估計列在他之前的當選名單,還不是僅僅給了「選民們」一碗清湯麵或炸醬麵。關於這份「立委」名單上的通欄標題,現已記不清楚了,但對「民主選舉」四字卻還是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終身揮之不去:一碗麵條收買選票的候選人,和一碗麵條就出賣民主權利的選民,真的能夠做到「民主選舉」嗎?。

不過也好,當始自辛亥革命的憲政夢想首次在大陸玩完不久,對村姑楊妹的「科學研究」也告收場了,很喜劇,記者終於偷拍到了楊妹偷食紅燒肉的系列照片……於是,「楊妹事件」又爲人們增加了新的駡料,一幅幅漫畫出現在民間報端,其中一幅是大廈傾頽、樹倒猢猻散……

一時間(我記得很清楚),這些街頭謾畫更像一根根火柴,在此起彼伏的「反內戰、反饑餓、爭溫飽」的學生遊行中,不斷地點燃了民間的怒火……重慶下半城的金融一條街(陝西街)也真是突發大火了,數日不止,站在長江南岸也覺熱浪撲面,令消防官兵奈何不得,如果不是虧得屹立在小什子的川鹽銀行和中國銀行的有效阻止,整個山城也會化爲灰燼的。這兩座大廈是美國人設計修建的,耐火材質極佳,被日軍轟炸時,也只有頂樓受損。至今,這兩座高樓除了高度不及若干拔地而起的新樓外,尚無哪幢大樓敢說自己的質量足可超過它,這叫人們不得不對之刮目相看了——只要尊重事實。

火滅後,重慶當局即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起火的月日命名,謂之「九二火災」,並從此成了世紀之謎。玩不厭女人的矮胖市長楊森當時在電臺親口宣佈「是共産黨放的火!政府將嚴懲不貸!」 ,次日即在朝天門碼頭處決了兩名「共産黨」,但此二人在臨死之前卻是一路喊冤:「我不是共産黨哇!冤枉哇!」 那,他們又是什麽呢?兩聲槍響之後即有看客傳言,說他們是趁火打劫中的爲首打劫者,撞在了刀口上,所以黨國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需要有人出來頂替「共産黨」——這類似一九四九之後需要揪出「一小撮」爲毛的「階級鬥爭」充當活靶子,包括需要地、富子女頂替他/她們死去的父母,充當不可斷代的天生罪人——大概到了九十年代末,我才知道當年看客的傳言不確,爲「九二火災」斃命者,不是火中打劫者,而是就近從牢中提出的兩名囚徒。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又立即宣佈「山城九二火災」是楊森所爲。

這就是政治。所以「九二火災」才在國共兩黨的權鬥中,變成了霧重慶的世紀之謎。

正是在國共兩黨一前一後的攻詐聲中,損失最大的還是下半城陝西街的大小商人們,幾乎皆遭滅頂之災。我二叔和麼叔共營的「重慶蜀和公司」也化作了灰燼,一時走投無路。我表叔胡子昂的「華康銀行」也是如此,好在他在香港設有分部,有路可投,而且他還看准了另一個機會,他把全部家當換成金條後,就立即從香港飛向延安——此一「義舉」給這位「新中國」的「人大常委」帶來的直接好處是:在毛魔一手製造的「文革浩劫」中,他也只是被抄家罰跪並挖地三尺而已,沒有被紅衛兵打死——這樣的運氣可算異常不錯。

胡子昂在1948「棄暗投明」之舉對朝野震動極大。這一邊咒駡他投機無恥,那一邊頌揚他深明大義(因爲他隨機帶去了不少金條)。至於胡、彭、阮、燕四個聯姻的名門望族,則是冷眼靜觀,都怕楊森上門找麻煩,不,這個「怕」字我用得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是不想惹麻煩。彭家的彭斌將軍不怕楊森,他是我姑父彭勛武的堂兄,我們一輩對他皆尊稱「彭三伯」,他時任「內二警總隊總隊長」(中將軍銜)。這個「總隊」可是民國政府的「禦林軍」,裝備精良,頗有威懾勢頭。

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春,那日陽光明媚,小泉一帶多有古槐成蔭,略帶綠色的光綫顯得特別柔和,少梅姑母等人在二叔家的「雨耕廬」樓下搓麻將,不料受到青年軍軍紀巡察隊的干涉,雙方發生了衝突,爲首者竟把槍口指向了少梅姑母——儘管裝腔作勢,但也顯得唐突冒昧,不知深淺。姑父得知後怒不可遏,他急告他三哥後,彭斌將軍當即命令「內二警」火速開赴小泉,包圍了青年軍軍部。兩軍火併一觸即發。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幸有此地地産主人——南林中學和南林學院的名譽校長——唐式遵將軍從中斡旋,方得中止了此次的自相殘殺。之後,座落在河灣處的彭家花園(蔣介石曾經的駐蹕處)就派來了一個班的「內二警」站崗。從此,青年軍軍紀巡察隊就不敢過問其中的麻將聲了(包括「雨耕廬」的麻將聲)

所以,敢叫青年軍讓步的彭斌將軍當然是不怕矮子楊森市長的。但是,正是在他們的此般擅權和無聊之中,才親手把一個千瘡百孔的獨裁政權推向末路的。不久之後,也是在號稱「固若金湯」的「山城保衛戰」中,還是楊森棋高一著,他幾乎把彭斌置於死地……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仿佛正是民國政權核心部位的持續內耗與腐敗,才使這幢始於辛亥共和的大廈被推倒了。不過,如今面對中共黨國的超腐敗現狀,稍稍轉念一想,我以爲若只拿腐敗說事,且同當下種種相比,似乎又不是一個事關生死高度的嚴重問題。畢竟,當年那個黨國還提倡「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對於傷風敗俗之類的懲處乃是十分嚴厲的,斷未聽說竟有諸如湖北野三關「鄧鬼大」即王保長之流,敢於掏出一迭鈔票來抽打一個年輕女子的頭,並且揚言要「拉一車錢來砸死你」等等——除非你自已脫掉褲子跟老子上床,此外,更未聽說有哪個黨官敢把「書包娃」的肚皮當作「開處」的新「載體」,也未聽說哪個農村孩子說他的理想是「俺長大要殺官」,更未聽說哪個城市小女孩說她的理想是「我長大要當貪官」等等,更未聽說凡官皆以包養二奶爲榮且作攀比等等。

那麽,是什麽原因,什麽力量還在支撐這個早該坍塌的糜爛黨國呢?——咱們每個中國人都該好生想一想……

記得民國在大陸坍塌之前,民間對奸案的懲罰也是足夠殘酷的。在那風雨飄搖的歷史瞬間,有件事情令我刻骨銘心。記得是1949年初春,朝天門江面頓時熱鬧非常,從上游漂來了一個小木筏子,筏上有一女人喊救命,她的四肢被鐵鏈釘牢,赤條條地,仰面朝天,在浪濤中呈大字狀,胯下則釘著一個男人的頭,在筏子兩側還插有兩條木牘,分別寫有「姦夫淫婦罪該如此」、「誰敢搭救誰遭天殺」。這兩句滅絕人性的詛咒如盾牌似的擋住了人間悲憫,和拯救生命的勇氣。筏子在江心紊流搖擺一陣之後,就在嘉陵江一汪清流匯入長江褐紅色的浩蕩濁流中,漂入銅鑼峽了,再往下,就是三峽了。我是目送著這個孤零零的小筏子被滾滾長江帶走的。儘管大江帶走了這樁違規交配的受懲案例,但卻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了超越悲憫的痛苦。後據報載,此事爲女子婆家、娘家共同所爲,爲的是他們在瀘州、宜賓兩大碼頭的赫赫聲名,和袍哥大爺的一張臉面,所以才會痛下此般毒手——生殺予奪,隨心所欲。

一時間,民間已是全然無視政府的什麽權威了。這正是1948點到了民國政府的死穴——失盡民心,但又遠遠不如中共黨國這麽籠絡人心並恐嚇人心。

不知1948是不是中共黨國的一面鏡子,或者是一個提示:謊言與高壓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早就有個夢,正是被外來「蘇維埃」擊成碎片的憲政夢。

(初稿首發於愛思想網站,修訂稿首發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