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五期正體版 / 简体版

 

 

一念間

——唐少蘭與胡鍾吾的故事

 

 

程幹遠

我的家鄉安徽省績溪縣,是一個地處皖南山區人口只有十萬人的一個小縣。在1949年大陸政權易幟前夕,縣城人口不足二萬人,但在抗戰勝利到1949年這段時間內,績溪縣的政治舞臺上卻出現兩位名聲顯赫的人物,一位叫唐少蘭(曾當過縣參議會議長),一位叫胡鍾吾(曾擔任過績溪縣長)。在當時這個小小縣城裡,十裡八鄉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出現這樣的現象不能不說和1947年(也就是中華民國36年)國民政府決定在全國普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有關。

1947年正是國共兩黨內戰進入激烈的膠著狀態之時,在東北戰場、山東戰場,共軍以憑藉在抗戰後期聚集的有生力量和東北蘇軍移交的日軍武器彈藥,使戰場形勢出現有利於共軍的戰略反攻的態勢。根據國共兩黨1945年雙十協定,應該是停止內戰,結束訓政,實行民主憲政,當時國民黨政府為擺脫軍事上、政治上的被動局面,決定在1947年開始實行憲政,舉行全國性的國民大會選舉,而共產黨一向以槍桿子出政權的理念,意圖打著「民主」的旗號搞垮國民黨。在他們明顯感到憲法所規定的民主選舉對自己不利、內戰戰場上反而能夠一搏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和國民黨談憲政,因之拒絕參與國民大會。

儘管共產黨拒絕參與國民大會,但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1947年的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普選,畢竟是中國開天闢地有史以來第一次讓人民用選票直接投票選出代表(按:民國初年的國會選舉皆為間接選舉)。誰又能想到在經歷了六十七年後,香港人民也在爭取實現具有真正民主憲政意義的全民普選,歷史往往是拿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大玩笑。

按照當時國民政府選舉總事務所的統計,當時全國除東北、山東共產黨軍隊佔領的地區,約佔全國四分之一國土,無法實行選民登記,其他地區共登記選民為1.56億人,城市人口登記率為50%,農村人口只佔10%,因農村80%均為文盲。按照當年國民政府公佈「選舉罷免法」,代表候選人只需500人提名或政黨提名即可成為候選人參加競選。所有競選活動均為公開合法進行。而代表名額的分配,均以地區和人口計算即每一個市縣均有一名代表,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增選1人,因之一般縣均為一名,而蘇南有的人口大縣則有3人。全國應選代表3045人。(實際選出2961人)

由於實行全民普選,而其中主要一環是候選人的提名和競選。安徽績溪縣經過初步提名,最後參加決選的為提名票數最多的兩位候選人,就是前面所講的唐少蘭和胡鍾吾兩位先生。當時的競選場面十分熱烈,雙方都有助選團,在縣城沿街拜票,召開各種助選的活動。而在當時首都南京,徽州同鄉會和績溪同鄉會也是十分熱鬧,競選雙方都在爭取對家鄉有政治影響的在首都任職的官員、教授,以及商賈等各色人等。當時在夫子廟的徽菜館叫「老萬全」,更是生意火爆,似乎天天高朋滿座。我父親由於屬家鄉在首都教育界知名人士,參加「老萬全」飯局就有好幾次。家父一向不喜歡介入政治活動,但礙於同鄉情誼又難以推卸,只得勉強參加,感到頗有壓力。

當時唐少蘭在南京擔任南京晚報社社長,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報刊工具,拼命宣傳自己對家鄉未來建設與民生的願景規劃,同時對胡鍾吾的競選綱領提出質疑。當時鬧得最厲害的一招是唐少蘭提出胡鍾吾在老家荊州鄉和新四軍遊擊隊有來往,屬通共嫌疑,此事說法一公佈,引起軒然大波。此事指的可能是在抗戰時期,胡鍾吾當績溪縣縣長,由於當時國共合作,共產黨遊擊隊曾找胡做統戰工作,並沒有實質性的聯合。而此事一出,鬧得胡鍾吾政治上十分被動。為了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大義滅親,胡鍾吾親自帶領當時在績溪城的國民黨駐軍63師部隊深入到距縣城五十多裡的山區,抓獲新四軍遊擊隊的地下聯絡站人員若干名,在縣城審判後槍決。

由於競選竟然鬧出人命案,此事使唐、胡兩家成了仇敵。唐少蘭本想用這招在競選中擊敗對手,哪知這種做法反而傷害了一些績溪人的同鄉情誼,認為唐此招實在是「下策」,結果自己反而落選,而胡鍾吾則高票當選。

現年七、八十歲的績溪人都不會忘記,1947年的「國大」選舉是一次終生難忘的「民主憲政」的洗禮,而從那以後,真實的普選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隨著歲月的流逝,年輕一代的績溪人已經完全遺忘了歷史的過去,他們會像天方夜譚般把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直接按自己意志用選票選舉政治代表的故事看成是一種夢幻。難道這樣的夢幻會成為真正的中國夢嗎?

說實在話,對績溪縣老一輩的鄉民來說,民主選舉、民主憲政對他們的生活似乎無關痛癢,也從來不是鄉民們談論的話題,但這次唐、胡競選「國大代表」卻給他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讓他們真感到有些被官員捧為「主人」的感覺。挑擔子進城,想不到城裡官員竟會對他們敬如上賓,又握手又敬菸,大套近乎,一改過去「目中無人」的傲人氣勢。聽了很多恭敬之詞,還可以免費上飯店去吃上一碗「肉絲麵」。這樣的民主,如果年年都有,那就太好了。可惜,只是「南柯一夢」,再也不會重現了。

這場競選使唐、胡兩人成為績溪小山城一夕爆紅的政治名星,此後兩人的命運也成了績溪老百姓十分關注的對象。

1948年(也就是中華民國37年)歲末寒冬,南京城隨著寒潮的降臨,顯出一副肅殺氣氛,政治形勢隨著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民黨軍的敗局,大、專院校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鼓動下,「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一波接一波,一些從蘇北撤退下來的難民,因通貨膨脹,出現搶糧食、搶食品商店事件,整個城市籠罩著一片人心惶惶、末日臨城的景象。

這時,一些中、上層政府公務員和大、專院校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工商企業界人士,都在盤算何去何從的問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有一個共同意識,國民黨南京政權已經朝不保夕。是去臺灣還是留下來,坐以待變?這個關係到千萬中國人未來家庭和命運的抉擇,是這麼深重、嚴酷地擺在他們面前,沒有人能代替你作抉擇,沒有人能給你指引出一條明確的道路,一切一切都只能憑你自己的心智識別、決斷。

1948年歲末,父親當時在中央大學擔任教育系教授兼註冊組主任(相當於教務處長),也正徘徊在去留兩難決斷之間。當時,東南大學教育系的老同學許恪士(他是徽州同鄉)由教育部司長調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在他的極力推薦和鼓動下,父親準備去臺灣教育廳擔任督學室主任一職,不日《中央日報》就會公佈這一人事任命消息。但此事卻在家庭內部引起爭議。首先是母親極力反對父親去臺灣任職,她認為臺灣當時社會環境不佳,很窮,又人生地不熟,加上飄洋過海交通十分不方便,不想離開南京。其次,我祖母也十分不贊成去臺灣,認為離家鄉太遠。父親本著傳統的道德理念「父母在不遠遊」,也改變了去臺灣的決心。

此時在南京的胡鍾吾先生聞訊來拜訪,他已正式擔任國大代表,在南京有一個聯絡辦公地點。這天是星期天,按照事先約好,母親準備了一些下酒菜,還包好家鄉麵食水旱包蒸餃。晚上七點多鐘,胡先生穿了中山裝和裘皮的大衣,風塵僕僕來到。家父和他邊吃邊談,由於是多年的老熟人,談話無拘無束,胡先生主要想聽聽父親對去臺的想法。父親在談話中流露出對共產黨上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他說自己一生都致力於教育事業,從不過問政治,對共產黨的地下黨的學生,也是一視同仁,盡可能給予庇護。他認為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誰上臺總要辦教育,總不能讓老百姓吃不上飯、上不了學。中國政治落後,國力衰弱,主要是教育不興,不重視教育。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最起碼的共識。

胡鍾吾先生對家父的觀點並不贊同,他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共產黨搞全民赤化,他們要打倒地主,資本家和為國民黨政權服務過的知識分子也不放過。根據過去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所謂「土地革命」的經驗,他們是根本不講什麼國家「法制」,當時有不少知識分子也被當作地主、反革命一起槍殺。看來他們雙方對共產黨的認知還有很大的差別。

飯後他們在客廳一直長談,這期間胡先生曾激動地站起來,用手作刀狀抹向自己膀子,表示共產黨來了,他一定會被「砍頭」。夜已經深了,兩位老鄉只得告別,其實他們兩人心中都明白,也許這是最後的決別,一再起身緊緊握手,要對方自我珍重。父親堅持送胡先生到大馬路上,並叫到黃包車送胡先生上車,胡先生在坐上車後還緊緊和家父握手,一再說珍重,硯含珍重。家父迎著寒風在夜色昏暗的路燈中,目視黃包車遠去,屹立良久才轉身返家。

48年的除夕,在寒風細雨中度過,年初二的夜晚,唐少蘭先生登門拜訪,拿著兩包績溪的酥糖來拜年。他行色匆匆,穿著中式長袍,外面還加了呢子大衣。進屋後在客廳圍著燒炭的火盆端坐,母親按績溪人的風俗給他擺上花生炒米、糖果、瓜子,又用碗端上幾個帶殼的雞蛋,他和家父親熱地聊起來。我想大概是聽到家父要去臺灣的消息,想來打聽一下。

在談話中,父親把自己未作決斷的理由告訴他。他講的觀點也是和對胡鍾吾先生說的基本一致,認為自己保留一個教席總不會沒有容身之地吧。唐先生聽了父親的闡述,和胡鍾吾先生的回答卻截然相反。他在《南京晚報》擔任社長,也認為自己是個文化人,一直從事文化界的工作,也曾當過中學校長,並沒有從事軍、警、憲、特的反共活動。雖然在家鄉有幾十畝良田,新四軍實行「二五減租」後,自己每年的收租數量已大大減少。雖然競選國大代表,也並沒有什麼危害共產黨的事,想來共產黨也不會怎麼樣他。他也主張走遍天下家鄉好,故土難離,丟下一大家子去一個無親無故之地是何等艱難。他極力主張要我父親放棄去臺灣的念頭,大家一起留下來等待新政權的降臨。唐少蘭先生哪裡知道,由於他政治上的天真想法,正在把自己的生命送上了這歷史洗劫的「祭壇」。

19494月,共軍佔領南京,南京許多市民興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學校裡,在公開的黨組織和軍代表領導下,青年學生很快接受紅色革命教育,每天都有新鮮事,有軍隊文工隊的演出,有同學參軍入伍,有蘇聯電影,有青年團組織的集體活動,圖書館裡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爾基三部曲》,「參加革命、追求進步」成為最時髦的名詞。對未來美好的期望、像過年一般的喜悅心情充斥著整個校園。可是這種喜悅的心情卻沒有出現在一些四、五十歲的中年人身上,他們都是曾經長期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公職人員,他們正以疑惑的眼光注視著政府的政策變化。大學都實行軍管,有軍代表進駐,父親在中央大學,他在8月份就接到校軍管會通知,介紹父親到華東革命大學幹訓班去學習。這是當時大學對文科院系知識分子的普遍做法,實際上就是進行歷史審查,甄別後再重新安排或作另類處理。父親一向有中國士大夫的傳統道德理念,他感到這是對他人格尊嚴的侵犯。他自認為自己已經是教授,還需要去幹訓班當學員,思想十分抵觸。正在這時,正任私立安徽中學校長的姚文采先生得知父親的思想狀況,就勸告他不去幹訓班就算了,不如到安徽中學教點課再說,就這樣父親錯過了重新回到高校的機會,在安徽中學擔任高中的歷史教員。

而此時留在南京的唐少蘭卻表現得十分積極。雖然《南京晚報》已經由政府接管並停刊,唐仍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歡迎解放軍和維持社會治安的宣傳活動。9月初,他主動報名到華東革命大學幹訓班當學員,成了學員中積極擁共的「進步分子」。轉眼到195034月份,華東革大開始組織部分學員到農村去參加土改運動。唐少蘭卻被告知另有任用,暫時留在學校裡學習。到7月份學校的政治部突然找唐談話,說根據組織上決定,要分配唐回家鄉績溪縣工作,要他即日起程。唐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認為自己仍可以為家鄉的文化建設出一份力。他拿著校政治部給安徽績溪縣軍管會的工作介紹信,看著上面寫著「由你縣軍管會分配工作」的字樣,十分高興地隨校部派來兩位穿軍服的工作人員一起啟程,踏上回鄉之路。兩位陪同軍人對唐說他們也是去皖南聯繫學員參加土改工作的,一路上,唐和他們有說有笑,大談自己對績溪文化教育事業建設和發展的願景設想,哪裡知道這位才年過五十、文質彬彬的唐先生正在踏上死亡的回鄉之路。

到績溪縣後,唐少蘭就被關進大牢,這時他才知道,他的夫人已經在半個月前就被關進了大牢。這時績溪農村的土改工作已經全面展開,為了使土改能順利進行,按照黨委佈置,先要開展「反霸除奸」,鎮壓一批惡霸地主和國民黨的殘留軍、警、特人員,全縣一下子抓捕了三、四百人。由於原來縣政府的看守所很小,只能容幾十人,就臨時將一座祠堂改作監獄,由縣臨時組織的民兵聯防隊看守。

績溪這個地區小縣城,只有在太平天國期間經歷過戰火的洗劫,其後近百年(包括八年抗戰)都處於十分寧靜的狀態。而1950年,紅色恐怖真正降臨這個閉塞的小縣城。當時縣城瀰漫著一股肅殺和緊張的氣氛。

9月初的一天,縣人民政府在縣中學大操場,召開公判大會,這是績溪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群眾大會。當時縣政府通知全縣,凡有成年人家庭必須保證每戶一人到會,各村由民兵隊伍負責組隊,有的從離縣城幾十裡的山村起大早趕路來參會。整個大操場密密麻麻坐滿老百姓,估計到會有四萬多人。會場上有五、六個民兵持槍警戒,駐縣的解放軍一個連全部荷槍實彈站在主席臺四周,到下午二時,由縣委書記擔任人民法庭庭長一聲令下,唐少蘭和他的夫人雙雙五花大挷押上主席臺跪在臺前,人民法庭庭長宣佈惡霸地主唐少蘭和其妻罪行,罪行都是講向貧下中農逼租,害得貧下中農賣兒賣女,虐待長工云云,然後就被害人上臺控訴,由於唐少蘭長年在南京任職,鄉民對他並不熟悉,並沒有講出什麼具體罪行,而是把矛頭指向其妻,說她不讓送租農民在客廳吃飯,給剩飯剩菜在炊房裡吃,虐待下人。其實,唐少蘭之妻為一大家閨秀,上過女子師範,多才多藝,不僅會刺繡,還會唱京戲,曾是票友,抗戰時還客串勞軍演唱,平時待人接物都禮數周到。而公判會上反而把她描述成十惡不赦的地主婆。控訴完後,審判長宣佈人民法庭判決死刑立即執行,這時全場口號震天,由幾個解放軍將唐少蘭夫婦拖到操場北面一個牆角,二聲槍響,結束了他們的生命。法庭還規定要暴屍三天。結果當夜女的乳房,男的生殖器均被割去,到第二天夜裡縣政府領導人感到有礙風化,在輿論壓力下命拉到城外亂墳崗草草掩埋。

時光飛逝,60多年過去,隨著績溪老一輩人的離去,五十年代土改的血腥場面已經在鄉民記憶中淡去。但現存於世的老一輩績溪人卻是永遠無法抹去這血的烙印。

也許是上帝對中國人民的憐憫,隨著「大災星」的逝去,中國人民總算有了一點生的希望。而經過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多次折騰倖存下來的人無不從心底感謝上帝的眷顧。去臺灣的大陸人更應該是感同身受。

2000年,我來到自由的國度美國,在一次中國人的基督教會的聚會中我無意遇見一位年齡和我不相上下的老太太,在交流中她說她是安徽績溪人,使我十分驚喜,「正是他鄉遇故知」,實在難得。在追問之下得知,原來她正是胡鍾吾先生的小女兒,在臺灣退休後隨女兒女婿在美國定居。我當即向他要了胡先生在臺北的電話,並給他打電話,當時胡鍾吾已經一百零二歲,他聲音宏亮,記憶清晰,當我報上家父名字,他非常興奮,一再讚我父親是好人,一生從事教育,不求名不求利,熱心家鄉教育事業,是屬於「為人師表」的聖賢之人。他告訴我,他已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感謝主讓我給他打電話,還記得他和家父的世交之友誼。胡鍾吾先生晚年一直從事書法篆刻,已經成為書法名家,他的書法在臺灣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我一再說你得保重身體,有機會到美國來看子女時和他見面。可惜這個願望未能實現,打電話的第二年,胡老先生一百零三歲在臺北安然辭世。和胡鍾吾先生通電話讓我想起1948年底他離開南京去臺灣前夕和家父一席談話,真是生死一念間,胡先生憑著他的政治觀察力,義無反顧的決斷,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全家子孫後代,這一切都應感恩上帝的安排。想到此事,我內心真是感慨萬千,我想人的一生面臨多少次重大抉擇,有的抉擇在當時看似艱難或不十分有利,而結果恰得其反。而像這種關係到生與死的抉擇,人生卻只能有一次,一旦失誤將萬劫不復,墮入十八層地獄而無法重生。聖經上說:「我們都不知道明天,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把人生抉擇權交給上帝,也許這才是真可靠真正確的抉擇。感謝上帝,我們將因你而獲得重生。

(摘自程幹遠先生回憶錄《少小徽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