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二期正體版 / 简体版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真相考證錄

 

華鐘

概述

70餘年來,歷史學界對中日戰爭造成八年國難的成因,一直是個爭論的謎團。中國歷史教科書和中國的史學界稱:

「盧溝橋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挑起全面侵華戰爭的借口,是有計劃的預謀。」

而日本的歷史文獻記載:

「盧溝橋事件是中國方面的有計劃的武裝抗日行為,而並非偶發事件。」 

筆者從盧溝橋事件發生的背景和事件發展過程與結果的研究中發現,盧溝橋事件不單純是中日之間發生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場由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的預謀事件,1937年七月八日凌晨五點半鐘,中日兩國在盧溝橋發生小型軍事摩擦事件,經過時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中央刻意誇大事件真相、挑動中日兩國民族矛盾至失控狀態,進而,推動中日兩國本可以避免或推遲的全面戰爭,將其推演成為中華民族的國難。

中日戰爭的真相考證錄提綱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後,造成中華民族八年國難,1937年盧溝橋事件引發的八年抗日衛國戰爭中,我抗日將士在戰爭中 陸軍陣亡、負傷 3211419人加失蹤者總計約400萬。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另據不完全統計,國難中有3500萬中國軍民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戰爭阻止了中國已經開始的政治、經濟和國防現代化的進程。這就是中華民族承受八年國難所付出的重大損失。 

然而,自盧溝橋事件以來,已經70餘年過去了,一直未能證實製造這場國難的真凶,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 ,發生在中華民國時期的第一幢將天捅了一個大窟窿的懸疑大案,14億中國同胞的先祖成了不明不白的受害者,中華民族在渾沌中度過了如此漫長的歲月。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發展和命運,是中華民族最為重大的惡性事件之一,對於事件的真相、引發戰爭的罪魁禍首的罪證與考證,當自必要。

本文從中日雙方的任意一方製造這場懸疑案的動機(所要達到的目的、歷史根源、雙方在戰前的基本國策、戰爭爆發的誘因、戰爭爆發的跡象與戰爭起始階段各方的立場與態度等),作案手段(製造盧溝橋事件並以此轉化為中日全面戰爭的手段與方法),作案時間(作案手段所必要的時間),作案後的利益所得或目的達到者(戰爭爆發後利益所得者),作案目的達到後所表現的犯罪心理反應(對於這場戰爭後果的總結與基本立場與態度、作案者或戰爭勝負雙方對於戰爭勝負的心理反應,作案者或勝利者是否興高采烈、洋洋自得,漫天要價,索取戰爭賠償;失敗者是否心安理得或垂頭喪氣,或自感冤屈,或悔恨交加等)。 

其提綱如下: 

一,中日兩國的基本國策和中日關係

日本國國策基准

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

二,日俄仇恨和蘇俄的遠東安全戰略 

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亦即中國共產黨的使命

三,中日雙方對盧溝橋事件的立場與態度

中國國民政府蔣介石和中共毛澤東的立場

日本內閣和軍方立場

四,盧溝橋事件的證詞和預謀徵兆

毛澤東的兩副面孔

毛澤東不打自招和他的真實嘴臉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的立場與態度

五,中日戰爭與蘇聯的最大利益

引發中日戰爭的國際評論

考證結論

一,中日兩國的基本國策

日本國在1932515日發生軍國主義分子的宮廷政變之後,於1936226日再度發生「二·二六」未遂政變,為了穩定日本政局,於同年87日,日本國的首相廣田弘毅在五相會議上制定了決定日本國家發展方向的國策基准。日本國的國策基准的基本方針是將戰爭的矛頭北指蘇聯,南指美、英的太平洋島國、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以確保東方和平與穩定,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合作,以促進日本國的經濟發展。 中國國民政府對於日本軍閥的局部挑釁,執行「外求和平、和戰並用」的方針,外交政策上,對滿洲國不予承認,暫且擱置爭議,中日雙方默認現狀,中日關係基本良好 。

日本國國策基准

日本國國策綱領中規定了日本當年的《國策基准》,其主要內容:外交和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強調擴充國防軍備,陸軍北抗蘇聯的共產主義之擴張,海軍南指美英,以「確保西太平洋制海權」;國內實行統一輿論,「健全國民思想」,發展「執行國策所必需的產業與貿易」,加速重要資源的自給自足【1】。

這是日本首次以美、英為敵的南進政策,同時以蘇聯為敵的北進政策,正式定為《基本戰略方針》。

193687日廣田弘毅內閣通過《基本國策綱要》【1】:

一,國家大政的根本,在於根據大義名分,內則鞏固國家基礎,外求發展國運,使帝國在名義上和實質上都成為東亞的安定勢力,確保東方的和平,為世界人類的安寧和福利作出貢獻,以體現建國的理想。帝國鑒於內外的形勢,認為帝國當前應該確立的根本國策,在與外交和國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基准的大綱如下:

1. 排除列強在東亞的霸道政策,根據真正的共存共榮的主張,共享幸福,這就是皇道精神的具體體現,也就是我國在對外發展政策上應予經常貫徹的指導精神。

2. 為希求國家的安泰,並擁護國家的發展,以確保帝國在名義上和實質上都成為東亞安定勢力的地位,應充實所必要的國防軍備。

3. 對大陸政策的基本方針,在於希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日滿國防的鞏固,消除北方蘇聯的危脅,同時防範英、美,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合作,以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執行時,應注意保持與各國的友好關係。

4. 對南方海洋,特別是對外南洋方面,努力促進我國民族的經濟發展,一面避免刺激他國,一面以漸進的和平手段擴張我國的勢力,並與滿洲國的建成相配合,力求國力的充實和加強。

二,以上述根本國策為軸心,統一調整內外各項政策,力求適應現在的形勢而實現刷新國政。其綱要如下:

1. 擴充國防軍備:(1)陸軍軍備,建立對抗蘇聯遠東軍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2)海軍軍備,應配備和充實兵力,足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制海權。  

2. 我國外交政策,總的來說,應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國策為基本精神,加以綜合地革新,軍部為了使外交機關能夠進行有力而充分的活動,應努力進行內部援助,避免由軍部出面工作。

三,政治行政機構的革新改善、財政經濟政策的確立以及其他各種設施的運用,都必須和上述根本國策相適應,關於下列事項,應採取適當的措施:

1. 指導和統一國內輿論,使在突破非常局面上能夠鞏固國民的決心。

2. 為希求發展執行國策所必需的產業和重要貿易,對行政機構和經濟組織應進行適當的改革。

3. 在穩定國民生活、增強國民體力、健全國民思想方面,應採取適當的措施。

4. 為航空及海運的事業的飛躍前進,應採取適當的措施。

5. 加速制定國防和產業所需重要資源、原料的自給自足計劃。

6. 一面革新外交機關,一面充實情報宣傳組織,使外交機能與對外文化活動得以充分展開。

日本《基本國策綱領》中,日本國策方針非常明確,其軍事攻擊目標,北對蘇聯,南對英、美,而沒有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文字記載,在大綱中明文「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關係合作」之條目,說明日本國策方針中原本無意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的計劃,故盧溝橋事件與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不發生直接因果關係。

況且,日本的「對華三原則」中涉及「日、滿、華」三者的關係,中方已經有了回應,且雙方已經形成了默契。

日本政府於1935 8月確定的《對華三原則》:   

(1) 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採取對日親善政策,並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

(2) 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

(3) 鑒於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

國民政府方面對於日本《對華三原則》的回應:

(1) 中國向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後,為實現兩國親善關係,中國在與各國關係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

(2) 對滿洲不能進行政府間交涉,但對該地方現狀,絕不通過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並將考慮保持關內外人民經濟聯系的方法。

(3) 中國關於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禍已處於無須憂慮之現狀,關於在北部一帶邊界地區如何防範赤化問題,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中國將在不損害中國主權與獨立原則下,協商與此有關之有效方法。

為了落實第二條關於日、滿、華三者經濟、文化聯絡關係,在晉、察、冀、平、津三省二市成立了華北政務委員會,而且,中日兩國在反蘇、反共的立場完全一致,中日之間除了東北有領土和主權之爭,雙方默認現狀,暫先擱置、有待以後解決,除此以外,並沒有其它的矛盾。

有如上述,日本國19358月確定的《對華三原則》和193687日基本國策綱領中的對華外交關係的 一致性,而且193687日確立的中日關係更加明確。「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合作,以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執行時,應注意保持與各國的友好關係。」

所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即蔣介石於1935830日向日本首相提出的中日關係三原則:  

(1) 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

(2)  兩國要維持真正友誼;

(3) 今後在兩國間發生之一切事件,應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之。

同時,對這三項原則又進行了補充說明:

蔣介石委員長認為,如實現上述三原則,中日兩國即成為真正朋友,上海與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協定已無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

其次,關於滿洲國問題,蔣意雖不能承認該國之獨立,但在目前可暫時擱置不問。如日本實現上述三原則,並且同意取消《上海協定》等項,中國亦將使經濟合作之洽談易於進行,蔣委員長在不損害中國主權之前提下,不僅准備答應上述洽談,並根據中日親善工作之進展情況如何,為『共同之目的』亦准備進行軍事上之商談。

所以說,蔣介石在對日採取「和戰並用」之方針,一方面使得日本不覺得中國軟弱可欺,同時,中日兩國為了各自的目的,在外交上簽訂的塘沽協定,緩解了中日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對國府為爭取國內備戰時間起到了緩衝和保證作用。而日本國在他們制定國策綱領前後一年的時間,都表現其對華政策的延續性,日本國為了自身利益,需要中日之間有一個良好的關係與和平環境,此外,中日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蘇俄帝國主義及其屬下的中國共產黨。

如上所述, 中日各方沒有將盧溝橋事件轉化為兩國全面戰爭的理由,或者說,沒有這一驚天懸案的作案的動機。

正因為此,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前,中日兩國經濟貿易、文化合作狀況良好。 

如果說,盧溝橋事件是日本發動對華全面戰爭的預謀,其理由是遠遠不夠充分的。

所以說,盧溝橋事件的發生,日本國從來不認為是他們的預謀,恰恰相反,在事件發生後,隨著事態發展到第四天,日本國在《日本五相會議》 第一次公開指稱「盧溝橋事件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行為,而並非偶發事件。」

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

中國政府在北伐戰爭統一中國後,內困外擾,經受過蘇俄和日本兩個帝國主義的戰爭侵略(擾),一是斯大林的「中東路」侵華事件,一是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侵華事件,還有熱河「長城戰事」、上海「一二八」淞滬戰事,國內矛盾深重,山頭林立,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中共自192781日後,國內武裝暴動此起彼伏,大小暴動百次之多,波及全國十四省,國 府主席蔣介石面臨內憂外患的困難局面, 確立了「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基本國策。採取「攘外必先安内」、「和戰並用」的國策方針,以求得提升綜合國力、延長戰備的時間。

蔣介石立足於基本國策方針,實施「攘外先安內」, 平定各派山頭、剿滅共產赤禍,提高民族凝聚力,提升綜合國力並快速發展,以御外敵。

更何況,當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國防現代化建設剛剛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政治现代化方面,於193655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國宪法草案》(五五憲草),这是今天《中華民國憲法》的雏形,本预期在次年召开「制憲國民大會」通过,憲政建設距離進入憲政時期僅有一步之遙。國防现代化方面,建立和培訓60個師的現代化國防軍之計劃才完成三分之一,……各個領域都需要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

所以,蔣介石為了爭取多一些和平時間,加速提高綜合國力,以應對一旦爆發的全面戰爭,御敵於國門之外。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確立了「不屈服、不擴大」、「應戰而不求戰」的方針。

19377月,蔣介石正在廬山與各部部長、軍官訓練團開座談會,78日,蔣接到發生盧溝橋事件的報告,隨即在軍事上作出緊急部署,命令參加軍事訓練團的孫連仲等將領下山,率軍馳援河北。

710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從廬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外交部提出書面抗議。

712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將軍,說明中央「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命令宋哲元將軍就地抵抗。

13日,蔣介石電令宋哲元:「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同時,編組第一線戰鬥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後備兵員100萬,國民政府亦將重要設施、人力往西南重慶遷移。

可見,國府領袖蔣介石對於盧溝橋事件的發生,只是應對事件可能發展的現實,是被動應戰而不不是主動求戰,絕無、也不可能借盧溝橋事件擴大化,進而推演成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

更何況,當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國防現代化建設剛剛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憲政建設距離進入憲政時期僅有一步之遙,建立和培訓60個師的現代化國防軍之計劃才完成三分之一,……各個領域都需要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

由此,不能说明这是中國政府的預謀,或者說,中國政府毫無製造中日全面戰爭這一驚天懸案的動機。

正如蔣介石在最後關頭的演說中:「我國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那麼,既然日本和中國都無意借盧溝橋事件發動全面戰爭,為什麼盧溝橋事件又引發了中日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戰 ? 是否有第三者蓄谋製造了盧溝橋事件進而將中日兩國推進了戰爭的深淵?还需要有对盧溝橋事件有更加深入的追究與論证。

二, 日俄仇恨和蘇俄的遠東安全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在中國的特權之取得,主要在滿清時期,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 中、日關係雖有利害衝突,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損害了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然而,在中國國力衰弱、尚無力收回東北之前,雙方默認了暫存的現實,暫且擱置了爭議,在很長的時間裡,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

193687日以後,日本國的國家基本綱領方針之所以將蘇聯作為日本的主要敵人,是因為日本對蘇聯的矛盾和仇恨,比起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更加深刻而不可化解。

19042月,爆發日俄戰爭,俄國大敗旅順口而失去在東北的南滿鐵路和旅順軍港的特權。

191711 7日,俄國共產黨(布)革命成功,1918812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對蘇聯鎮壓俄國反對派的「國內戰爭」進行武裝干涉,日本天皇親自點兵,任命大谷大將為西伯利亞派遣軍司令官,出兵西北利亞、海參威 ,雖然日、英、美等協約國的武裝干涉未果,然日俄矛盾加深。

1922715日,共產國際在日本組建日本共產黨。同年11月,日本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日共在黨的綱領草案中,明確地提出:「廢除天皇制度」的口號。日共在遭到鎮壓後,於19243月解散。兩年後又重新組建【2】【3】,由此,蘇聯和日本民族以及日本皇族的矛盾勢不兩立。

1924年到1927年,蘇聯從哈爾濱情報站得來的、源源不斷的情報中,獲取日本欲對蘇聯和外蒙古發動戰爭的情報,而且時間迫在眉睫 【2】。

然而,蘇聯沒有把日本進攻蘇聯的情報在報紙上大加渲染,或號召蘇聯青年仇恨日本,進而舉行抗日的遊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動聲色,積極地做防止戰爭的准備。

斯大林力圖避開日本的戰爭禍水,將戰爭的禍水南引中國,這就是蘇聯的「遠東安全」計劃和策略【2】【3】。

1932 5月,蘇日之間急劇的矛盾之舊賬尚未消除,共產國際又發表《關於日本的形勢和日本共產黨的任務的提綱》,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戰略目標」。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層統治者對蘇聯的「共產主義」恨之入骨,有著生死仇恨。

1935830日日本對華外交三原則中的第三條:「鑒於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

有如上述,日本國在國策上把蘇聯定為第一假想敵,蘇聯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標由來已久。

所以,日本國的國策方針中將日本陸軍的攻擊目標指向蘇聯有它的歷史根源所致。

正因為日俄之間的歷史矛盾結怨已深,帝國主義之蘇俄對日本軍國主義在其遠東地區發動戰爭的危險性,有如惊弓之鳥,無時不予提防。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對外政策則是推行「和戰並用」的方針,中日之間的矛盾緩解,中日之間的和平相處,加深了蘇聯對遠東安全的危機感。

斯大林一方面直接通过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挑起中日戰争,同時,離間中日關係,向日本提供「中國倒向美、英而敵視日本」的情報;討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東京,要求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蘇聯的挑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另一方面,通過間諜機關,向中國政府、甚至直接向中國的新聞媒體,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國的情報」,所謂「田中奏折」,「日本人炸死張作霖」事件都存在若干不可解釋的疑點,如果用蘇聯偽造和製造的事件,根據當年的實際情況和背景,則是合情合理的【2】【3】,蘇聯大造輿論,挑撥、製造和擴大兩國民間仇恨,為中日兩國之間本來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

斯大林利用其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亦即利用中國共產黨有一個黃色皮膚的外表,打著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幌子,以愛國主義的形象,不斷發出抗日呼聲,頻頻製造和擴大中日矛盾,利用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挑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使中日對立,進而挑動中日戰爭,以此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以保衛蘇聯的遠東安全【2】【3】。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於挑起中日全面戰爭的目的之明確,用心之良苦,手段之惡毒,這是毋庸置疑的。

這就是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集團)製造或利用盧溝橋事件將其擴大為中日全面戰爭的動機,亦即製造這一驚天懸案動機。

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使命

1931年日本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事變剛剛發生, 於1931920共產國際即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4】。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布相同文件《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滿洲事變的性質和中共的任務 :

「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爭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

這個決議對中共規定的中心任務是:

「……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而爭鬥。」

「廣大的進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鼓動工作,在蘇區與非蘇區之內組織『蘇聯之友』協會。積極地進行擁護紅軍蘇維埃的工作,動員工人到紅軍去,募捐援助紅軍,很廣泛地把蘇維埃政府的宣言以及全國蘇维埃大會的各種法令草案散布到群眾中去。」

9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

920日,全國三十個主要大學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國會」,推出代表向國民政府請願,在北平以北大、清華為中心。北大學生會發給國民政府的電報說:「事機迫切,亡國無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國會發表宣言,要求全國普遍進行軍事訓練,東北學生還組織敢死隊。

9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學學生為主的四千多學生衝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長王正廷接見時,毆辱部長,致使王部長在30日辭職。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口号煽动下,全國各界也起來了,上海在924日有三萬多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

北平各界於928日在天安門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對日宣戰,抵制日貨。南京各界也在體育場舉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萬人為國哭號。

10月初,學生運動及全民的愛國運動遍及全國。這激情的運動發展到後來,連代表國民政府接見他們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毆打受傷。 

9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組織東北遊擊抗日(事實上,九一八之後,東北民眾自發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1936年為中共介入,組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為牽制日本關東軍,保衛蘇俄遠東安全,後撤往蘇俄境內,194588日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成為中共最早進入東北的黨軍。)。

12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

12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來不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

紅軍號稱十餘萬精兵強將,在國家有難之時,九一八事變後,一方面利用民族的愛國情緒,製造反政府的社會動亂。同時,毛澤東利用與配合日軍的侵華戰爭,牽制國民政府抗日軍力,在「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中不曾向侵華日軍發射過一槍一彈,并乘著國軍抗戰的時機,對政府軍發動進攻,奪城掠地,牽制國軍抗日力量,日軍在外,紅軍在內 ,對抗日戰場上與日軍血戰的國軍形成裡外夾攻。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集團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在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以極左的面孔高喊抗日救國的口號,一方面給國民政府施加壓力挑起中日全面戰爭,以行動保衛蘇聯、保衛蘇聯遠東安全,同時,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勢力。

19357月,斯大林指示共產國際召開第7次代表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 的秘書處是這樣稱贊中共在斯大林發動中東路侵華戰爭事件的卓越表現:

「……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在群眾的前面,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號召並組織群眾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政府、中國的軍閥和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中,表現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模範。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而且也是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運動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5】。」

7次代表大會主席團書記處書記曼努意斯基宣布大會決議:「共產國際的所有一切支部,擺著首要任務:用所有力量和所有方法,幫助鞏固蘇聯,來反對蘇聯的敵人。【5】」

當年蘇聯的敵人就是日本,「反對蘇聯的敵人」,此即指示中共挑起中日戰爭,將戰爭之禍水南引中國,以「幫助鞏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已成為蘇聯利益的中國代理,已經是中華民族的叛逆者,尤其是蘇聯在「中東路事件」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充分表現出中共對於蘇聯的無限忠誠【5】【6】【7】【8】【9】,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提出保衛蘇聯的指示後,自心領神會。他們在會上起草了一份《八一宣言》,以履行其「保衛蘇聯」的使命。

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以及隨後發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和中共策劃的「西安事變」中,以軍事政變的手段,逼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立即對日宣戰」,以實施斯大林的遠東安全戰略的使命。

《八一宣言》受到斯大林首肯後,通過共產國際於同年10月在法國發表。隨後,中國共產黨借由「華北行政委員會」的成立,在全國各大中城市發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對蔣介石施加壓力,企圖逼迫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提出「立即對日宣戰」的口號,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推行斯大林的「遠東安全計劃」,挑起中日戰爭,將戰爭禍水南引中國,讓蔣介石拖住日本,以確保蘇聯的遠東安全。

中共於193512月發動的「一二九運動」並未達到逼蔣對日宣戰的效果。

193612月,中共策動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再次逼迫蔣介石「對日宣戰」,在蔣介石的生命受到中共威脅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在中國的影響力對日宣戰,因為只有蔣介石才有這個能量和能力對日宣戰,以拖住日本不向蘇俄發動進攻,幫助和鞏固蘇聯,保障蘇聯的遠東安全。然而,蔣介石頂住了來自蘇俄由中共施加的壓力,沒有中止攘外安內的政策,也沒有對日宣戰。

19374月,委派蘇聯駐華大使鲍格莫洛夫和中國國民政府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對中國以飛機、坦克、金融援助等條件,唆使和誘惑中國政府對日宣戰,挑起兩國全面戰爭,以實施斯大林的遠東安全計劃,然此舉並未使得蔣介石心動,此約直至820日「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之後才簽 。

由此可見,中日全面戰爭是蘇聯政府及其國際間諜機構共產國際長期以來的夢寐以求,是斯大林推行蘇聯遠東安全的戰略保證。

蘇聯既有希望中日大戰的動機,也有實現這種動機的手段,他們指使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亦即指使代表蘇俄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用各種力量、各種方法來幫助和鞏固蘇聯的東方安全」【5】,於是,中國共產黨屢屢試圖迫使蔣介石「立即對日宣戰」,將戰祸南引中國。

所以,製造盧溝橋事件並將其事態擴大,致使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正是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指使中共的任務,盧溝橋事件,正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利用這次事件挑起中日全面戰爭的最佳良機。

這一驚天懸疑大案,是斯大林為了保衛蘇聯遠東安全,從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開始,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總共運作了六年之久,這就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共毛澤東集團)執行斯大林將日本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蘇聯遠東安全計劃的運作過程,亦即斯大林通過毛澤東集團製造這一驚天懸案的時間。

三,中日雙方對盧溝橋事件的立場與態度

所謂中日雙方是指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一方與日本內閣政府與日本軍方之另一方。

中國國民政府蔣介石和中共毛澤東的立場

所謂「盧溝橋事變」,實際發生的事件是193778日凌晨5點半開始的小型武裝摩擦,78日,其實就是爆發盧溝橋事件的當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事件爆發的第一時間,對真相尚未清楚的前提下,便迫不及待地向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暨全國同胞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提出「對日抗戰」的呼吁【10】。

毛澤東、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為了竭力誇大和煽動全國軍民的反日和抗日情緒,达到进而引發中日全面戰爭的目的,在《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的電文中稱 :

「本月七日夜十時,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隊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同時,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中共紅軍將領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徐向前也聯名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表示了請戰、求戰的愛國熱情。全文如下: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 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御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規復失地。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1,蔣委員長及政府決心抗日,我們竭誠擁護,願在委員長指揮下努力殺敵。 

2,紅軍主力准備隨時調動抗日,並已下令各軍十天內准備完畢,待命出動

3,同意擔任平綏線作戰任務,並願以一部深入敵後方打擊敵人。

4,惟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好能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使命。」

毛澤東及其中共中央對盧溝橋事件所表現的立場和態度與他們自中共成立以來背叛民族利益的一貫立場與態度,乃一反常態,完全不同,這種異常表現,自居心叵測。

對於盧溝橋事件 ,中共中央似乎預先知道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並且預先擬定好了通電的稿文。否則,對於這樣天大的、有涉民族存亡的大事,竟然在事件的來龍去脈、真相、時間和事件發生的目的與本質以及最終的結果和影響尚未及調查、研究和判別的前提下,隨即在事件發生的當天(78日),向全國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豈非怪哉?

西安行營接到毛澤東等中共將領的致電後,立即將中共中央同意紅軍立即參加對日作戰的答復報告何應欽,並於16日下午轉報在廬山的蔣介石。

7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國共合作宣言》交付國民黨。在團結抗日及實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動提出 :

「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中共中央對盧溝橋事件真相尚未調查的條件下,即呼吁中華全民族保衛國土、保衛華北而投入抗日戰爭,他們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煽動民族的仇恨情緒,將其激化至沸騰而失控之狀態,唯恐天下不亂 。

毛澤東主導的中共中央,有如此高調的愛國激情與斯大林發動的中東路侵華事件中的立場和態度,判若兩人,曾經背叛祖國和民族的賣國者 ,如今又是「熱血沸騰的愛國者」,在有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其態度輕率,毫不顧及對於中華民族可能帶來的後果,其目的大有煽動民族仇恨、鼓動民眾綁架政府,脅迫政府作出「對日宣戰」之嫌,甚至,這一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同樣是保衛蘇聯遠東安全利益的需要。

由於中共的通電,反日、抗日的民族情緒波及到全國至沸騰以至失控狀態,這種激烈民族情緒刺激並反饋到日本民族和軍方主戰派的勢力,隨著事態的發展,於711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決定增兵華北,至此,事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蔣介石對中日全面戰爭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必要部署。

717日, 蔣介石在廬山講話會上對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鄭重宣布:「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到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717日,蔣介石於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之演說,即對於「盧溝橋事變」的嚴正聲明。【11】。他提出「中國政府外求和平,內求統一,對外求共存,對內求自存」的基本國策,對盧溝橋事件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和「准備應戰而絕不求戰」的原則,「和平不到絕望的最後一分鐘,決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蔣介石的廬山講話,是在全國民眾受到中共煽動,全國抗日、求戰聲浪持續高漲之時,在民眾團體湧向南京國民政府之時,蔣介石委員長向全民族,全體民眾給予的誘導和語重心長的進言:

「一旦全面戰爭爆發絕無退縮之可能,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民族之生存。」

蔣介石亦提醒全國民眾,務必冷靜思考其戰爭一旦爆發之後果。他在《最後關頭》的講話中向全國民眾指出戰爭的後果以及每個國民對於戰爭的責任及其利害關係: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待的。【11】。」

蔣介石《最後關頭》之廬山演說,即向世界宣布了中國國民黨對於盧溝橋事件力求和平解決與民族自衛的立場,同時代表了蔣介石不卑不亢,柔中有剛的品格,表現了蔣介石一切從中華民族的尊嚴和長遠利益考慮的民族精神與情懷以及蔣介石的領袖風範,這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立場與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唯恐大戰不起,唯恐天下不亂,毫不顧及民族的前途與命運。 

中東路戰爭和盧溝橋事件中,毛澤東等中共黨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不得不耐人尋味其中的奧秘,論其實質,他們同是保衛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保衛蘇維埃聯盟共和國,保衛帝國主義蘇俄的遠東安全 ,這就是毛澤東對於盧溝橋事件的立場。 

這就是中共毛澤東集團製造驚天懸案的手段。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一系列「逼蔣抗日、對日宣戰,將日本戰爭禍水南引中國」的故伎重演。

日本內閣和軍方的立場

盧溝橋事件於193778日凌晨530分發生以後,日本軍部對對如何處理盧溝橋事件有兩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事態派和以陸相杉山元大將為首的主戰派。他們雖然都是軍國主義分子,但對中國戰事方針意見存在分歧。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軍部首先採取的態度是不擴大事態,78日上午召開了省部 (陸軍省、參謀本部)聯席協議會,傍晚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名義發電,指示當時正病入膏肓(715日死去)的天津駐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陸大25期):「不擴大事態,不行使武力」。

尤其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對戰爭作了這樣的推算,如果和中國開戰,即使把戰鬥區域限制在黃河以北地區,也需要:

一,同時動員15個師團;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為止積蓄起來的軍需准備量;三,戰火可能燒過黃河,擴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戰時間;五,55億日元以上的軍費。

軍部既然已經確定不擴大盧溝橋事件的事態 , 79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也就跟著否定了杉山元陸相提出來的向華北增兵兩個師團的建議,而通過了「不擴大事態、不行使武力」的方針。 

711日,隨著中共請戰呼聲之高漲 ,中共致電通告全國、中共軍方致電蔣委員長的請戰宣言、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如火如荼之戰爭氣氛,致使日本民族反華情緒之連鎖反應,對此局勢,日本政府也坐不住了, 由首相近衛文麿、外相廣田弘毅、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和藏相賀屋興宣參加的「五相會議」,通過了向華北派兵的聲明。這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公開指稱盧溝橋事件是中國方面的有計劃的武裝抗日行為,而並非偶發事件。該聲明要求中國方面對此表示道歉,並要求「為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為取得適當的保證」,為此,日本政府「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12】。這項聲明就是說,日本政府不承認中日戰爭是日方的計劃或預謀,而是中方有計劃的抗日行為。日本內閣政府對軍方失去了制約和導向能力,而作出了向華北增兵的決定。

713日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給國民政府一份電報稱:

「此次日本派兵,系以中央軍為目標」,「日軍部意在囊括華北……政府意向,初不主張擴大,此次決定出兵系受軍部牽制;尤為受駐外軍隊牽引無疑。」對今後局勢的處置,日本文官機構已准備讓軍方來主導。日外務省官員曾公然聲稱,「今後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30】。

713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華民國駐日大使,盧溝橋事件交由軍方對軍方處理,日本政府迫於軍方壓力,外交部不再過問【13】。

由此說明盧溝橋事件不能是日本軍方或政府借此發動中日全面戰爭的預謀。

四,盧溝橋事件的證詞和預謀徵兆

二戰結束後,根據《何應欽上將軍事報告》一文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的秦德純的證詞、日本《日本陸軍省資料》1937年發布的消息:

何應欽上將《軍事報告》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記錄的秦德純的證詞:

「民國26年(1937年)77日夜11時,駐扎在豐臺的日本軍隊在未通知中國北平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在國民革命軍駐地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並之後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理由,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當時駐扎在盧溝橋的是國民革命軍第37219團吉星文部隊的一營,營長是金振中。由於時間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了日軍的要求。之後日軍包圍了盧溝橋,雙方都同意天亮後派出代表去現場調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堅持日軍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絕這一要求後,日軍開始從東西兩門外炮擊城內,城內守軍未與反擊。在日軍強化攻擊後,中方守軍以正當防衛為目的開始反擊,雙方互有傷亡。隨後盧溝橋北方進入相持狀態。」

《日本陸軍省資料》1937年關於盧溝橋事件發布的消息:

193777日晚1040分許,日本陸軍中國駐扎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裡的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了夜間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在河畔的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野地第一小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為中方軍隊士兵在用暗號互相聯絡。之後,又有十幾發子彈從龍王廟方向射出,日軍未予以反擊。清水中隊長派遣岩谷曹長和兩名傳令兵馬上向豐臺駐軍報告。收到報告的牟田口廉也第一連隊長在聯絡北平特務機關後,決定在天亮後與宛平縣縣長王冷齋一同前往事發現場。 隨後清水中隊長率隊向東面的西五裡店轉移,與從豐臺趕來的第三大隊在文字山會合。凌晨325分,龍王廟方向又有3發射擊。牟田口連隊長認為頻頻出現的射擊目的在於進攻日本軍隊,於是在420分下達了戰鬥命令。 此時之前由森田中佐帶領的對中談判代表到達了該地區,森田中佐作為代理連隊長命令禁止裝填子彈。日軍代表隨即要求中方將集結在盧溝橋周圍的部隊撤走,但該地區的中方部隊已開始從龍王廟附近及長辛店高地方向開始對日軍陣地進行迫擊炮炮擊。

「日軍開始還擊的時間是193778日凌晨430分。戰鬥開始後,日軍殲滅了龍王廟附近的中方部隊,進入永定河右岸,包圍了盧溝橋。從被擊斃的士兵身上搜出的證件表明,該士兵屬於第29軍正規軍。至此,中方戰死20名,負傷60名左右。

530分,日軍第8中隊開始向中方軍隊進攻,雙方進入全面衝突,戰鬥持續2個小時後逐漸沉靜。」

從《何應欽上將軍事報告》一文所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的秦德純的證詞《日本陸軍省資料》和1937年關於盧溝橋事件發布的消息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基本一致,日軍的夜間軍事演習從夜間1040分到11點之間日軍開始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事件發生的說法雖有不同 ,但從演習開始到演習結束,至少也應該是77日的午夜之後, 武裝摩擦的時間應是8日臨晨,中共在事件發生的當日就向全國發出了通電 :《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10】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將領給蔣介石發出的致電》電文。

而毛澤東的通電稱「本月七日夜十時……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毛澤東的全國通電,將日本進攻馮治安部隊的時間居然發生在日軍夜間軍事演習之前的一個小時,與雙方軍事衝突的時間提前了大約六個半小時,通電中發生軍事衝突的時間與事實不符,而且有嚴重的邏輯錯誤,這或是通電稿預先擬定,亦或盧溝橋事件是毛澤東把持的中共中央預謀策劃製造, 其通電內容又極具煽動性,意將事件擴大為中日全面戰爭,這與共產國際給予中共中央「將日本戰爭禍水南引中國」的任務相符。與1931年毛澤東集團在《九一八事件》後發起「抗日救國,武裝保衛蘇聯」的學生運動如出一轍。

盧溝橋事件於77日午夜以後,(78日凌晨530分)發生。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事件發生的即日,將「小規模的軍事摩擦」誇大為「日軍進攻盧溝橋」 。並通電全國,發布中共的抗日聲明和毛澤東等中共黨軍將領致電蔣委員長開赴抗戰前線的作戰聲明。

由此,中共組織的群眾團體抗日救國的呼聲如潮,中國的民族情緒形成了一個失控的態勢。

這與九一八事變後發生的一切恰似異曲同工,目的在於利用民眾的民族情緒,迫使國民政府蔣介石立即對日宣戰,以達到將戰禍南引中國,保衛蘇聯之目的。

以致蔣介石在事件發生的第十天之後發表《最後關頭》講話,以求平息民眾的失控情緒。委員長提及:

「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

毛澤東不打自招,在他的全國通電中所述「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新認識,新政策的空談,不過是准備對於中國新進攻的煙幕。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全國同胞指明了這一點, 現在煙幕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這說明毛澤東集團,正是一個月前傳播小道新聞的源頭,盧溝橋事件的發生,毛澤東大有預謀之嫌。

盧溝橋事件、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和軍事委員會的將領在事件發生之日發布的通電和申明中邏輯與事實上的嚴重錯誤與煽動性極為強烈的電文,還有事件發生前一個月的種種傳言,這幾者可謂連環設計,亦即毛澤東預先設計並製造了「盧溝橋事件」,以此作為挑起中日全面戰爭,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蘇聯 。

這就是說,中共毛澤東集團有製造盧溝橋事件之嫌,毛澤東集團是這一驚天懸案的設計與製造者。

隨著形勢的驟然巨變,盧溝橋事件的三天以後,711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向華北派兵。而且五相會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傳媒、貴族院、眾議院和財界代表,請求協力,以形成「舉國一致」的臨戰體制。

從日本五相會議決定派兵華北的時間和臨時召集傳媒、貴族院、眾議院和財界代表形成的臨戰體制(動員),可以說,日本內閣、日本貴族院、眾議院和財界代表在711日之前,並不知道中、日之間大戰臨頭,而且此前五相內閣也沒有形成向華北派兵的共識,而是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三天之後,隨著事態的發展和矛盾的激化,才有此決定。

至此,可以認為,日本國通過向華北派兵的決定,不是日本國在盧溝橋事件之前的計劃或予謀,而是在盧溝橋事件之後根據事態發展的情勢變化而所作出的戰時決定。

日本方面在五相會議後公開申明:「盧溝橋事件是中國方面的有計劃的武裝抗日行為, 而並非偶發事件。」

應該說,日方的這一申明,並非推卸責任,這是與毛澤東等在盧溝橋事件發生的、當日發出的通電內容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是一致的 。他們的使命是挑起中日全面戰爭 ,將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蘇聯。

毛澤東的兩副面孔

毛澤東一貫反民族、反民國,但他與多數的共產黨人不一樣,其他的共產黨人從他們入黨的那天起在馬列主義的是蒙蔽和誘惑中,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背叛了中華民族的歧途,有的敢說不敢當,有的敢當不敢說,只有毛澤東敢說敢當,敢於聲稱:「我不怕,我不怕當民族的叛徒。」【15

19298月,斯大林發動中東路侵華戰爭,毛澤東在南方領導土地革命,他與帝國主義之蘇俄南北呼應,以實際行動武裝保衛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蘇聯。

1931117日,在中共掀起的「抗日救國」之極左思潮中,毛澤東和王明對保衛帝主義蘇俄有功,毛澤東當上了帝國主義蘇俄在中國組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

1932128日,日本軍閥發動「一二八」淞滬戰事,正當國軍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正在與日軍浴血奮戰,毛澤東和王明遂公開發表聲明說「國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並且要求革命群眾「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他們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

蔣介石領導「一二八」淞滬抗戰,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江西攻城略地,至19324月 ,攻佔了江西中央蘇區18個縣。並以紅三軍團和紅四軍團為主力,負責攻打贛州城和打擊國軍各路援軍,以紅軍江西、閩西軍區的6個獨立師為支援部隊,牽制蔣介石指揮的抗日兵力,對抗日將士裡外夾擊。

19348月,在蔣介石的圍剿下,毛澤東被迫放棄了蘇俄在中國的蘇維埃共和國,打著「北上抗日」的幌子,企圖與帝國主義蘇俄建立一個連接中國綏遠、外蒙古的國際通道,

193510月,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到達了陝北,隨後領導了紅軍的東征。

1936131日成立了「中國人民紅軍東征抗日先鋒隊」, 東征途中沒有見到一個日本兵,在山西的兌九峪雖然吃了一個大敗仗,然而,擄掠了50餘萬銀元和物資,遂班師回朝,又回到了陝北出發地。

毛澤東的一貫立場都在保衛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一直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保衛蘇聯。

直至193778日凌晨5點半,突然間爆發盧溝橋事件,毛澤東、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盧溝橋事件的當日便向全國發出通電。

如前所述,盡管通電中所涉事件發生的時間、事實和邏輯都有嚴重錯誤,其內容又表現了極大的愛國激情,但是,其通電內容,又與中國共產黨黨綱相對立,與毛澤東的一貫立場相矛盾。所以,盧溝橋事件異常詭秘,充滿矛盾、報道中存在著與事實不符的錯誤和邏輯錯誤。

毛澤東的兩副面孔,還表現在中日全面戰爭的大局已經不可逆轉,亦即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的第45天,8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會議的軍事報告中則提出: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16】」

毛澤東在軍事報告中還指出: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摘自《國共紛爭》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盧溝橋事件後的八月七日,南口血戰拉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八一三」淞滬抗戰正打得血肉橫飛時,毛澤東則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萄酒,大笑著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裡去了!」【17

193910月,在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一年之後,毛澤東派潘漢年與日軍媾和,達成了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共識【18】。

194010月,毛澤東與王明的對話中說:

「反正我們不能戰勝日本人,那為什麼要和他們打仗呢?最好聯日聯汪打蔣介石。你看蔣介石在西南、西北還剩下那麼多的地盤,如打敗了蔣,我們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塊地盤,那就算獲得暴利了!我知道,你會說我執行親日的民族叛賣路線。我不怕,我不怕當民族叛徒。」【15

1941414日,毛澤東終於道出了他在盧溝橋事件中偽裝的原委,就《蘇日中立條約》問題,他歡欣鼓舞地致電周恩來【19】:

「蘇日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 。」 這終於道出了毛澤東將盧溝橋引發成中日戰爭的初衷。

19454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為他引發的中日全面戰爭辯護道:

「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並且還將再鍛煉英勇鬥爭的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與團結到了這樣的程度:不但在中國古代沒有過,就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鬥爭,也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1959731日政治局常委會批判彭德懷,毛澤東指出: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20】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頁。

毛澤東終於原形畢露了。

毛澤東在盧溝橋事件中表演了兩副面孔,一副是偽裝的愛國、愛民族的假面孔,但其偽裝的矛盾百出,令人不解。一副是他本來的面孔,為了蘇俄的遠東安全,不惜犧牲民族利益,製造中華民族國難,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一切為了蘇聯利益。在他獲得政權後,他為日本軍閥歌功頌德,其漢奸面孔暴露無遺。 

毛澤東不打自招的辯護與他的漢奸嘴臉

中日全面戰爭是毛澤東集團為了執行斯大林關於將日本戰禍南引中國的指示而引發的。當年,毛澤東偽裝愛國、熱愛中華民族,毛澤東執政後他不再顧忌了, 他在接待日本訪華使團的系列講話中【21】,吹捧日本戰犯的功德,為其戰爭罪行詭辯,其吹捧的肉麻程度,以至於將中國軍民在中日大戰爆發前,蔣介石在訓政時期的戰前準備中已經形成了統一政令、統一軍令,在戰爭一開始,在京津、南口、淞滬、太原、南京、徐州、武漢……各大戰役與中小型戰鬥中所表現的全國軍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民族主義精神,也說成是日本軍閥促成的,所有談話中,暴露了他與侵華日軍的親密關係與感恩戴德的奴才嘴臉。盡管親共分子為毛澤東百般辯護粉飾毛澤東的醜惡嘴臉,然而,更加證實毛澤東引發中日全面戰爭、製造民族災難的罪行不容置辯。

毛澤東在他建政之前,於1946426日,第七次代表會的政治報告中,他不打自招,居然為他挑起中日全面戰爭公開辯護道: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並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並且還將再鍛煉英勇鬥爭的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與團結到了這樣的程度:不但在中國古代沒有過,就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鬥爭,也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僅存在著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著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

毛澤東建政後,於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

「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同年,在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理事長南鄉三郎時,也說了類似的話。

19611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談話:

「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不然 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1964 710日,毛對來訪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和委員黑田壽男說:

「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向毛道歉:

「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

毛說:「不要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

他向田中角榮表示了對日本的感謝:

「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

表現了毛澤東在中國軍民抗戰勝利結束後得意忘形、對其引發中日全面戰爭的法西斯罪行毫無懺悔,竟然肆無忌憚地「歌頌日本戰犯、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

毛澤東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得到了巨大的好處,搶走了中國軍民抗戰八年的全部成果,搶走了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大陸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聯合國創始國、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理事國的榮譽和權力,……這就是毛澤東製造的驚天懸疑大案所得到的利益。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的講話

全國軍民同胞們: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們:

我們的抗戰,今天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 國父辛苦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國同胞們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雖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強;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見青天白日了。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為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了解放。

現在我們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須知我們戰勝的含義決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勝仗的一點上,我相信全世界人類與我全國同胞們都一定在希望?這一次戰爭是世界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

如果這一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戰爭,那麼我們同胞們雖然曾經受了忍痛到無可形容的殘酷與凌辱,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大家決不會計較這個代價的大小和收獲的遲早的。我們中國人民在黑暗和絕望的時代,都秉持我們民族一貫的忠勇仁愛,偉大堅忍的傳統精神,深知一切為正義和人道而奮鬥的犧牲,必能得到應得的報償。全世界因戰爭而聯合起來的民族,相互之間所發生的尊重與信念,這就是此次戰爭給我們的最大報償。我們聯合國以青年血肉所建築的這道反侵略的長堤,凡是每一個參加的人,他們不僅是臨時結合的盟友,簡直是為人類尊嚴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團結了起來。這是我們聯合國共同勝利最重要的基礎,絕對不是敵人任何挑撥離間的陰謀所能破壞。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裡,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

從蔣介石的在抗戰勝利後的講話,可見抗戰勝利後他對於中日戰爭的立場和態度,他與毛澤東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由此,可以看到蔣介石所表現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品質,淳樸和善良,「不念舊惡、與人為善」。這樣一位中華民族的領袖,中國人民有這麼一個偉大的領袖,怎麼會對日本發動全面戰爭呢?

五 ,中日戰爭與蘇聯的最大利益

蘇聯30年代的崛起,不是共產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創造的奇跡,而是起於美國一戰後的崛起和美國的經濟危機為其提供了機遇。蘇德戰爭的勝利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賜。美國羅斯福的無私援助,不僅拯救了蘇聯在蘇德戰爭中覆滅的命運,同時,使得蘇聯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武裝力量,壯大了斯大林稱霸世界的野心。

蘇聯的崛起,使得斯大林陶醉於十九世紀俄羅斯帝國在博羅金諾戰役擊敗拿破侖軍隊的榮耀中,他那極端自私的民族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進而尋求時機,恢復俄羅斯帝國在歐洲往日的霸主地位、以共產革命稱霸世界的欲望烈火上升,這就為二戰結束後肢解中國和指使中共發動朝鮮戰爭埋下了伏筆。

在蘇德戰爭之前,蘇聯在工業化計劃已經完成,斯大林自興奮不已。而與此同時,1904年日俄戰爭中俄羅斯帝國遭到慘敗的民族恥辱讓斯大林不寒而栗,加之十月革命勝利後(十月政變)的共產擴張,而造成日俄民族仇恨的結怨,蘇日兩國的民族矛盾不可調和,斯大林如坐針氈,終日不得安寧,這就是斯大林制定並指使中共「將日本禍水南引中國」的遠東安全計劃形成的背景。

1931918日始,斯大林乘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沈陽事件,他指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提出「918事件日本向蘇聯發動進攻的序幕」,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保衛蘇聯,屢屢以實際行動在中國激發民族情緒,製造全國範圍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與遊行,製造危及政府、政務的騷亂,193777日毛澤東通過盧溝橋事件,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使得斯大林這一計劃得以實施,保障了蘇俄遠東的安全。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牽制了日軍陸軍總兵力的69%,保障了蘇俄遠東地區的安全,前蘇聯元帥扎哈羅夫說:

「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對蘇開戰,是因為它的大量軍隊被牽制在中國。」

德國入侵蘇聯前夕,希特勒親自接見日本訪德考察團團長山下奉文上將,告訴他:

「希望盡早返回日本,請日本從滿洲打進西伯利亞」。

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國外長裡賓特羅甫電示駐日大使奧托:

「使用您所能運用的一切辦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參加對蘇作戰」,並提出「以德日在冬天以前會師西伯利亞路線為當然的目標」。

日本外相松岡在1941622日至28日的內閣聯席會議上,力主對蘇開戰,以與德國法西斯配合,從東西兩面夾擊蘇聯,並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但從中國關內抽調5個師團加強關東軍的計劃卻遭到日本政府軍方的堅決反對。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說:

「日本現在中國使用的兵力很大,北進對蘇開戰實際上辦不到」。

因此,日軍大本營最後只好無可奈何地決定:

「只有等待斯大林垮臺,或遠東蘇俄地區混亂,有利於日本進展的時候,才使用武力解決北方」。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攪亂了193687日日本國五相會議確立的的國政綱領,將日本國拉入了中日戰爭的泥潭,致使日本國在戰爭中慘敗而無條件投降。

中日全面戰爭,實現了斯大林的遠東安全計劃, 194112月初,日本陸軍共51個師團,其中35個師團用於侵華戰爭,佔其陸軍總兵力的69%。由於中國抗日戰爭消耗和牽制了日本陸軍主力,才使其無力「北進」發動對俄戰爭。

當時日軍大本營統帥部決定:

「不管德蘇戰爭如何演變,以昭和二六(1941)年度內放棄解決北方的企圖」,為的是「對中國繼續執行既定的作戰方案」。

正因為這樣,蘇聯在得到這一情報後,才大膽地從遠東地區把兵力不斷西調,以集中力量對付德國。僅莫斯科戰役期間,蘇聯就從遠東方面軍調出15個步兵師、3個騎兵師及部分坦克、航空兵部隊。

1941年冬至1944年秋,蘇聯從東部西調了39個師21個旅和10個團,計40.2萬將士,還從太平洋艦隊調走12個海軍陸戰旅,計14萬,總共從東部向西線抽調了54.2萬的兵力,5000多門火炮,3300多輛坦克。

尤其是蘇德戰爭的後期,大大地加強了蘇聯西線對德軍作戰的實力。對此,蘇聯元帥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說:

「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戰後,美國使得蘇聯崛起,二戰中由於美、英對於蘇聯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遠東牽制了日軍39個師團幫蘇聯逃過了亡國滅種的命運。

進而,蘇俄帝國主義在蘇德戰爭的後期對德國反攻才成為可能,二戰後,實際上依然存在的共產國際在世界撒下的國際間諜網,這就使得斯大林的野心與其政治觸角 — 美國共產黨與他的蘇俄在美國的間諜們,能夠影響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的外交決策,以致於和美國抗衡,並且設計了一個肢解中華民國的國際陰謀,進而,在二戰結束後,再度將中華民族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上述,就是帝國主義蘇聯、法西斯頭子斯大林在中國引發中日全面戰爭這八年國難中所得到的國家安全利益和領土擴張的利益,中日全面戰爭與其設計的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和抗戰勝利後所發動的國共內戰之後,斯大林將中國大陸變成其附庸,從中華民國奪走了外蒙古、唐努圖瓦、庫頁島等18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也就是製造中華民國這一驚天懸案所得到的利益。

引發中日戰爭的國際評論  

關於盧溝橋事件演變成中日全面戰爭,是日方還是中方挑起,是偶發還是預謀?是誰蓄意製造了中華民族的國難?中日歷史學家及有關國際友人的當事人從許多方面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爭論。

長期以來,中國將這場戰爭稱之為日本侵華戰爭 ,然而,至今為止,日本則將戰爭中的24名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引以紀念,從日本國民直至日本政要都有神社拜祭,他們對戰犯崇敬的心態難以釋懷。

日本政府幾乎所有的公開提法是「中國事件」,歷史文件也可以說明,日本在為自己聲辯:「從盧溝橋事件演變成全面中日戰爭,並非日本政府的本意,不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先生有一種觀點:

「無論事件是偶發還是故意,對於最高決策層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如果最高決策者的一貫政策是避免戰爭,即使是下層官佐故意製造的事件,也可以得到控制;反之,如果最高決策者內心並不想避免戰爭(或者毋寧說是歡迎某種事態的發生),偶發的事件也會被利用,從而使事態擴大。因此,研究盧溝橋事件後,中日決策層對於事件的反應及處置應是研究戰爭起因的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它所涉及的不僅是下層官佐的責任問題,而是主導國策的中央政府的導向問題。」【23

王建朗先生的這種說法,從字面上似乎是正確的。然而,恰好當年的日本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他們不是日本國和中華民國的決策者,但他們都同樣有著影響、動搖和改變日本國策的能量。

例如,日本首相犬養毅對日本關東軍成立滿州國抱持反對的立場,犬養毅首相就職半年時間,於1932515日即遭到右翼軍國主義分子闖入官邸槍殺身亡,繼而,改變了日本國的決策,滿洲國還是成立了。

又如1936226日一批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二二六政變」未遂,佔領東京警視廳、首相府等重要機關建築,並且殺害了包括財務大臣、內大臣、侍從長等政府重要官員,進而,於193687日,日本五相會議確定了日本基本國策。

而中國共產黨在1927-1937年的10年內,發動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發動城鄉暴動百次之多,波及全國14省,這當然不是國民政府的國策,然而,共產革命在中國照樣發生。

又如19361212日,中共策劃的、由西北軍、東北軍對蔣介石發動了「西安兵諫」,終於改變了國民黨蔣介石確立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方針。

如上所述,中日兩國的狂熱分子,他們的狂熱和別有用心的煽動能力以及他們的不擇手段,足以干擾和撼動中日兩國的基本國策方針。

日本軍國主義的狂熱分子有如日本政府用韁索套著的一頭沒有理性的猛獸,盡管日本的「基本國策」之攻擊目標是北指蘇聯,南指太平洋地區之英、美,然而,蘇聯和美、英都力避這頭猛獸的攻擊,尤其是斯大林則是想方設法將這頭軍國主義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中國政府雖然也力避這場戰爭,但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這頭猛獸肆意挑逗,於是這頭沒有理智的猛獸就向中國衝了進來。難道蔣介石在最後關頭的演說對民眾的輿論導向還不夠清楚嗎?

中國國民黨所主政的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對外求共存,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和平,對內求統一。」在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蔣介石,言行謹慎,力避事態擴大為中日全面戰爭。

不幸的事,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利用盧溝橋事件,篡改事實,誇大事件的真相。他假以瘋狂的「愛國激情」,煽動中日已經有了底火的民族對立情緒而進一步升騰,來自毛澤東等中共將領瘋狂求戰的通電與致電,煽動反日、抗日的民族對立情緒,致使求戰聲浪擴展至全國,嚴重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情緒和日本軍方的主戰勢力。 

上述史料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的極端勢力和中國共產黨有能量影響和改變中日兩國政府的基本國策。

而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忠實於帝國主義蘇俄的極端勢力之首腦,他利用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極端勢力,以致那頭政府也難以主宰的猛獸闖到了中國的腹地,將日本戰禍南引中國,保障了蘇俄的遠東安全。爆發了本可推遲甚至可以避免的中華民族之國難。

時任美國駐華武官則稱,中國現在的行動帶有「驕氣」,他希望中國正確地估計形勢 【24】 。 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貝克(S.K.Hornbeck )也奉勸此時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中國大使王正廷:

「中國近幾年來的的建設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對於中國來說,繼續這一進程,把它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重建的努力上,而不是與外國政府衝突,不是很明智嗎?」 他認為:「中國現在應該繼續致力於建設,等到中國足夠強大時再向外國提出問題,這才是明智之策 【 25】」 。

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貝克的善意,也正是蔣介石的意願,蔣介石何嘗沒有竭盡所能地這樣做呢? 然而,蔣介石還是沒有擋住這場國難的發生。

從美國官員和他們的駐華武官的意見來看,似乎局勢惡化是中國政府所挑起,這對蔣介石是不公正的。

英國駐華使館秘書郭萬安(D. Cowan)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指出:

「根據他所掌握的情況分析,他不認為盧溝橋事件的發生是一起有預謀的攻擊。」

資深的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Knatchbull-Huggessen)也認為: 

「盧溝橋事件並不是日本有意挑起,日本也並不想使之擴大。許閣森甚至懷疑是南京政府正在謀求恢復其在華北各省的權力,中國採取堅決行動的最終目的是要光復東北。」

許閣森據此認為:「這預示著已最後決定採取行動以恢復他們在東北的影響【26】 」。

英國駐日代辦道滋(James Dodds)甚至認為:

「和平的結局取決於中國政府節制其民眾的能力【27】 。」

英國駐日官員,也認為:

「戰爭不是由日本挑起,而是中國民眾的求戰情緒和製造的聲勢所刺激日本軍方而造成」【27】。

其實,無論是美國的司長亨貝克(S. K. Hornbeck ) ,還是英國大使許閣森(H. Knatchbull-Huggessen) ,盡管他們都是外交官員,他們的本意都是善良的,然而,他們的說法只是說對了一半,日本無意將盧溝橋事件擴大為侵華戰爭,盧溝橋事件也不是日本設計的什麼陰謀。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中國除了蔣介石委員長,還有一個毛澤東為首的、忠實於帝國主義蘇俄的毛澤東集團,他們長期以來,一心要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蘇聯的安全。

面對盧溝橋事件後發生的一切,國民黨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除了作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的應戰准備,除了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努力之外,就只能對中共的抗戰宣言給予正面批評和誘導並告誡國民,此時的蔣介石除了承擔戰爭一旦爆發的後果之外,再也無能為力了。在那種情勢下,取締或鎮壓中共與抗日團體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徐永昌(後任統帥部軍令部部長)認為:

「現在社會上要求抗日的思潮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他對中共積極主張抗戰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受了蘇聯的影響。蘇聯在竭力引誘中國與日本作戰,「蘇俄怕日對他攻擊,怕中國消滅了共黨,設計刺激引發中日先做對【28】。」

可是,徐永昌看對了又能怎麼樣?

整個事件前後,僅有中國共產黨從《八一宣言》、《129運動》、《西安事變》早有迫使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的企圖,盧溝橋事件中也只有毛澤東主導的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施壓,脅迫蔣介石對日戰爭,中日全面戰是斯大林致使、毛澤東引發。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夢寐之求終成為事實。隨著事態的發展至1937716日,日軍在新增援的軍隊到達後,7月下旬,日軍向北平、天津發動大規模進攻。

26日,日軍攻佔廊坊。28日,日軍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西苑發動總攻擊。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戰,但未能擋住日軍的猛烈攻勢。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殉國。

29日,北平被日軍佔領。同日,天津守軍第三十八師一部同日本駐屯軍展開了激戰。30日,日軍從大沽口增兵天津。中國守軍奉命撤出戰鬥,天津遂為日軍佔領。

日軍佔領津京之後,中日戰爭能否避免,終於翻牌了。這時,人事已盡,蔣介石力避中日全面戰爭的希望完全破滅。

考證結論

至此,對中華民族八年國難的成因考證作出下列結論 :

一,從日本國的基本國策方針、國策大綱,日本沒有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的動機,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前,中日兩國雖有矛盾,通過和戰並用、外交協商,雙方互有節制,雙方能夠認清兩國國內主要矛盾,兩國貿易各取所得,關係良好。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的三天時間內,日本內閣與日本軍方的立場一致,採取對事件不擴大、不動武的方針,他們沒有在日本國內各界發動中日全面戰爭的戰爭動員。盧溝橋事件後,於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天,隨著中共毛澤東集團利用盧溝橋事件將兩國民族對立情緒擴大到失控狀態,日本國五項會議決定向中國增兵,全國戰爭動員,……, 從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前前後後,盧溝橋事件是日本國發動中日全面戰爭的預謀之說,缺乏充分的依據和不足的理由;

二,日俄兩國矛盾日久已深,日本國五項會議於193687日新確立的國策方針將蘇俄作為日本陸軍的攻擊對像,蘇俄的獨裁者斯大林自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多次指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時為中共毛澤東集團)保衛蘇聯,將日本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中共毛澤東集團始終不渝,六年時間內,屢屢為其效力。1937年,借盧溝橋事件促發並推動了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將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了蘇聯的遠東安全,製造了中華民族的八年國難。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是帝國主義蘇俄的斯大林主謀的將日本戰爭禍水南引中國,從1931-1937的六年時間內,伙同時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毛澤東集團為其效力,製造保衛蘇聯遠東安全所引發的一場法西斯侵略戰爭。

所以說,中日全面戰爭的引發者,這一驚天懸疑國案的製造者,帝國主義蘇俄斯大林伙同其屬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共毛澤東集團)有製造疑案的動機,有作案手段,有充分的作案時間,戰爭爆發後,帝國主義蘇俄及其毛澤東集團獲得了最大利益。

帝國主義蘇聯的法西斯頭子斯大林,在中國引發中日全面戰爭這八年國難中所得到的是蘇俄的國家安全利益和領土擴張的利益,中日全面戰爭與其設計的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和抗戰勝利後所發動的國共內戰之後,斯大林將中國大陸變成其附庸,從中華民國奪走了外蒙古、唐努圖瓦、庫頁島等18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也就是製造中華民國這一驚天懸案所得到的利益。

中共毛澤東集團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利用戰爭聯日反蔣,養精蓄銳,發展自我,利用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人打得筋疲力盡進時而蓄謀奪取中國政權。

蔣介石領導全國軍民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又進而成為斯大林所策劃的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之內應,搶走了中國軍民抗戰八年的全部成果,搶走了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大陸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聯合國創始國、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理事國的榮譽和權力,……這就是毛澤東自女媧娘娘補天以來在中華民國時期製造的驚天懸疑大案所得到的利益。

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國反攻階段,中日全面戰爭即將勝利時,毛澤東興高采烈,對這場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洋洋自得,大加讚頌。毛澤東建政後,對日本前軍事將領與日本皇軍歌功頌德。

所以說,由盧溝橋事件引發的中日全面戰爭是蘇俄斯大林主使,其屬下中共毛澤東策劃所造成。

或者說,製造中華民國這一驚天懸案的主凶是斯大林與毛澤東,他們有作案的動機、作案手段、作案時間,作案所得利益,獲利後,對其作案罪行又予以了不知羞恥的辯護和讚頌。

三,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是日本政府受到蘇俄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共毛澤東集團)的利用,不加克制地發動了中日全面戰爭。

四,日本國五相會議向華北的增兵決議與攻佔平津、進攻華北,是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場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由日本國發動的一場時達八年的法西斯侵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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