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一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李光耀與蔣介石的比較

 

曾節明

 

不可否認,李光耀和蔣介石具有諸多高度相似性:都是長期當權的獨裁者;都是堅定的反共領袖;在他們的治下,其所在國的經濟都獲得了大發展;兩人都傳位於子……由於種種高度的相似性,人們容易拿李光耀比蔣介石;隨著上個月李光耀的逝世,此種比較在網絡上達到了一個高潮。

 

以新大陸人、唐夫(二位都是獨評論壇知名評論者)爲代表的人認爲:蔣介石遠不如李光耀,因爲李光耀在上個世紀共運高潮時期,成功地防止了共産黨在新加坡的上臺,而蔣介石在與中共的較量中大敗,導致整個中國大陸慘遭共産極權浩劫,並貽禍至今。

以徐水良爲代表的人以爲:李光耀不如蔣介石。爲什麽?徐水良說:

「蔣處於共産主義大倒退時期,國際文明社會爲反對共産黨及納粹兩大專制勢力,爲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在兩大專制勢力夾攻下,民主尚未成爲潮流。更重要的是,共産黨在中國內部叛亂,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取消或推遲某些自由民主。但蔣介石大體上仍然沒有違背歷史潮流。

相反,李是二次大戰後,文明民主社會已經站住脚跟,第三波民主浪潮大規模展開,李却堅决拒絕民主,是抗拒歷史潮流,逆歷史潮流而動。並且公然反對民主,支持中共專制,盛贊鄧小平和中共,盛贊鄧小平『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的方針及其64屠殺。」(見徐水良《也談李光耀》)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各有道理,但都不完整。

徐水良等人在斷言李光耀不如蔣介石的時候,完全忽略了:中華民國丟失大陸江山,蔣介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李光耀則成功地防止了共産極權勢力對新加坡的赤化。在防範共産極權勢力顛覆方面,蔣介石遠不如李光耀,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李光耀對共産黨超級禍害本性暨其能量,認識得很清楚。李光耀說:「如果你跟他們(指共産黨)作對,他們必定會整治你,不擇手段,必定會整治你。他們不相信談判、協商那一套,動不動就開槍射你」(《李光耀回憶錄》);他又說:共産黨的組織能力很强,一般的司法程序是不够用的。於是設立「內部安全局」以對付共産黨,新加坡的「內部安全局」和「反貪局」一樣,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只對總理一人負責,相當於明朝的「東西兩廠」錦衣衛,也類似於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組織,「內部安全局」大抓大關共産黨人,而無須任何程序、不受任何節制,這就大大提高了反共防共的效率。

無可否認,李光耀對共産黨用的手段,是典型的威權專制手段。

而在跳脚譴責法西斯的世界浩蕩大流中,很少有人看到:在特定的年代,一定程度的威權專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在上世紀赤焰熏天的國際共運年代,在中國、東南亞、甚至匈牙利、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和地區,非以威權專制手段,不足以防止共産極權勢力的上臺;連私産都要剝奪、厲行階級滅絕的共産極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禍患,有道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威權統治儘管有侵害人權之罪,但它能最有效地防範赤禍,因此,在那個年代、在一定的國家和地區,威權的統治,是「必要的罪惡」——這也是「以毒攻毒」的道理;也因此,佛朗哥和李光耀都是有功的,不宜全盤否定,他們的功勞主要在於:有力地防止了共産黨在本國的上臺。

如果在條件不具備的情况下,迂腐地高舉「普世價值」、生搬硬套美國模式、或者按照美國等成熟民主國家的標準,與共産黨顛覆勢力「講民主」、「講人權」、「講協商」的話,則一定失敗,國家一定被赤化。(「二戰」後蔣介石領導的、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一個最經典的教訓)

共産黨顛覆勢力是前所未有的大患,李光耀看得十分清楚,而始終對共産黨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運用著鐵腕的手段。老李深知:鐵腕是共産黨唯一聽得懂的語言,要遏制共産黨,就必須以痞制痞、以黑吃黑……對付共産黨最高明的手段,就是「扼殺於萌芽狀態」。從新加坡的早期建國史可見:李光耀對付共産黨,做足了「出爾反爾」、「背信弃義」的事情,最終制服了共産黨,這就是「以毒攻毒」的道理。而相比之下,蔣介石對付共産黨實在是太紳士了。

 

比起李光耀,在對付共産黨方面,蔣介石做的唯一正確的兩件事,就是1927年的「清黨」,和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剿共」;老蔣對付共産黨,立場搖擺不定,終於釀成中國大陸淪喪的灾難,其中有一件事特別蠢得離譜、影響重大,就是「西安事變」以後信手諾言、接受中共「輸誠」:

由於此種紳士之道,中共得以在國統區各地遍設「八路軍辦事處」發展組織,對國民黨大肆滲透、中共得以在重慶辦報,對國民黨發起輿論攻勢,但同時,中共却絕不允許國民政府對其「陝甘寧」等佔領區作絲毫的影響!

正由於此種嚴重不對等的「國共合作」,令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後,重又被中共滲透得千瘡百孔:共産黨的地下組織,在國統區各大學和國民政府黨政軍中瘋長,其組織和能量更甚於前;借助「國共合作」,周恩來在重慶的「周公館」,公然成爲中共在國統區滲透、策反、統戰的堡壘和大本營,可見其囂張氣焰!本來,經過「清黨」後的近十年努力,中共打入國民政府的地下勢力,已經百分之百被破壞。蔣介石的紳士之道,使得1927年「清黨」之功,「十年剿共」之功,統統付諸東流!

請注意:毀掉「十年剿共」之功的,並非「西安事變」,而是蔣介石對中共的以德報怨、信守承諾!

由於蔣介石的大錯,中共憑藉「第二次國共合作」,對國民黨的滲透驚人:於共特劉斐打入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當上了作戰廳廳長——以致於胡宗南「閃擊延安」的行動計劃,蔣介石還沒看到,就已經由劉斐發到了毛澤東的桌面!共特郭汝瑰打入了國軍徐州司令部,當上了參謀長,還兼任國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以致於徐蚌會戰中國軍的調兵遣將、一舉一動,中共都瞭如指掌;劉斐更由作戰廳故意指揮國軍去送死……在這種形勢下,新大陸人還指望徐蚌會戰本可獲勝,試問如此由共特操縱和掌控的戰役,國民黨怎麽可能獲勝呢?

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如何保住大陸?唯一的辦法,真的就是如賽昆說的:及時向斯大林求和,向蘇聯出讓利益,以換取蘇聯對中共的釜底抽薪。可惜蔣介石爲了面子沒有這樣做。

實事求是地說,「十年剿共之功毀於一旦」的惡果,不該由張學良一個來承擔,蔣介石負有更大的責任。「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已跌癱,中共和蘇聯都沒有能力脅迫蔣介石履約,即便從道德上層面上講,蔣介石也大可不必遵守承諾、接受「輸誠」,因爲蔣介石在西安所作的承諾,是在被抓捕受受脅迫情况作出的承諾。

蔣介石爲什麽對中共信守承諾,他自己在日記中說:是想以道德感化中共。由此可見蔣介石當時是多麽的糊塗!由此反映出他當時對中共的本性,並沒有清醒的認識。

也因此,毛澤東譏笑蔣介石的道德,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義道德」,這個譏諷是恰如其分的。

李光耀决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蔣介石抗共衛國慘敗,而李光耀抗共衛國成功了,就這一點來說,李光耀的貢獻遠大於蔣介石。

 

但另一方面,以唐夫爲代表的網友,在貶斥蔣介石、高攀李光耀的時候,却沒有看到李光耀的陰暗面,和蔣介石光明磊落的地方。

李光耀的陰暗面,徐水良指出了一些,但沒講到點子上:李光耀罪錯的要點主要不在抗拒「第三次世界民主化潮流」,而在於當共産極權赤化威脅解除之後的八十年代,仍拒不開放憲政民主,甚至變本加厲强化專制獨裁:

史載:1978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會談;當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麽做?」這倒讓李光耀吃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臺廣播,停止對遊擊隊的支持。」

本來,不久前會晤過華國鋒的李光耀以爲,鄧小平的回應會象華國鋒那樣自說自話,但大出乎李光耀意外的是,鄧小平對他的要求照單全收: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停止革命輸出……而且還請李光耀爲中國出謀劃策。(中國共産黨新聞網.史海回眸)

這也就意味著,新加坡面臨的共産極權威脅從此解除,因爲東南亞向來是紅色中國勢力範圍,長久以來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國家,唯有中共國。

但在共産威脅解除了的情况下,李光耀家族對新加坡專制獨裁統治仍然有增無减,鐵腕打壓异議人士毫無緩和趨勢:直到1987年,新加坡當局還發起「光譜行動」,以「反共産主義顛覆」爲由,未經審判便逮捕、關押了16名异議人士;1988年,恰逢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大潮方興未艾之際,蔣經國順天應時結束「戡亂」,主動開放黨禁、報禁……由此一手促成臺灣的憲政民主轉型;李光耀在新加坡竟反其道而行之,於同年炮製出以劃分操弄選區,以達到操控選舉目的的「集選區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的政黨連記投票制(Party block votePBV),一種只在新加坡實行的、扭曲民意的僞民主手段,藉此,進一步保障了李光耀家族操控的「人民行動党」連選連任。

李光耀陰暗的私心,至此暴露無遺:他厲行專制獨裁,已經不是爲了國計民生,而純粹是爲了維護既得利益,這是李光耀大不如蔣介石的地方。

 

蔣介石實行「訓政」,客觀上的確是當時中國和臺灣不得已的必需——國府遷臺之初和遷臺後很長一段時間,蔣介石的作用不可替代,這在國府內是公認的,蔣介石之複出,也是當時群龍無首困難局面下衆望所歸的結果;當時若無老蔣複出發揮中流砥柱凝聚作用,逃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很可能早在紛爭和內鬥中自行瓦解了!

對此,徐水良看清楚了,他說:「更重要的是,共産黨在中國內部叛亂,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取消或推遲某些自由民主。」

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蔣介石在大陸的威權「訓政」,中國大陸早在三十年代就會淪於共産黨之手,因爲林立的舊軍閥暨條塊分割的局面,無法形成一個足以防範共産黨的有效率的統一政府,這些軍閥會被共産黨武裝各個擊破,而重新「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局面;如果沒有蔣介石在臺灣的專制獨裁,則臺灣一定早被中共滲透顛覆,這是連臺獨分子都不敢否認的常識!

事實表明:雖則同樣反共,李光耀毫無推進憲政民主之心,而蔣介石在大陸的時候、在那樣困難的局面下,仍然有著推動憲政民主的誠意:「二戰」結束後,應美國的要求,蔣介石廢除了國軍中的國民黨政委制度,事後證明,這一過早的舉措,大大降低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和組織性,爲共特「匪諜」滲透國軍大開方便之門,但這反映出蔣介石政改的誠意;在蔣介石主導下誕生的中華民國1946年憲法,毫無一黨獨大的痕迹,是一部真正的憲政憲法,它迄今愧殺「憲法」中規定「中國由中共一党領導」的中共國曆個僞憲法,民國四六年憲法,充分地反映出蔣介石領導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誠意。

如果沒有中共的瘋狂破壞和武裝叛亂,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必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實現了憲政民主。

然而鐵的事實證明:在中共武裝割據大打內戰的情况下,「二戰」後蔣介石應美國要求,在大陸推動憲政民主,失之於太早了!因爲它給中共對國民政府的滲透顛覆,大開方便之門!因此,那些在歷史大揭秘的今天,還在跳脚大駡蔣介石在大陸「專制獨裁」的异議人士,不是迂人、蠢人,就是李敖式的人渣爛貨。

胡適就是一個這樣的迂腐之人,胡適流亡美國、在圖書館打工窮困潦倒之際,蔣介石把他接回臺灣,讓他當中央研究院院長。儘管臺灣長期處於中共「解放」的威脅之下,環境十分險惡,沒有推行憲政的條件,儘管老蔣優容器重有加,胡適却在臺灣一再批評蔣介石專制獨裁,沒有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蔣介石在繼續優容胡適之餘,忍不住憤懣地在日記中怒批:「若無我黨與政府在臺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1959年十一月七日日記)

蔣介石在另一篇日記中大駡胡適: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綫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綫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綫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矣。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爲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1952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記)」。

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對胡適的責駡雖有失風度,不能不說是深有道理的。

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當年在大陸的錯誤,不是專制獨裁,而是不够專制獨裁!

 

的確,蔣介石在臺灣的統治,比在大陸時更專制獨裁,但這應該是蔣介石對丟失大陸痛定思痛的結果,而並非他要象李光耀一樣爲自己爲家族謀利。大概老蔣認爲:臺灣實行憲政民主的時機尚未成熟——在當年毛共虎視眈眈的情况下,的確是這樣。

蔣介石在臺灣實行專制獨裁,主要並非出於私心,這從老蔣的清廉也可看出來:

蔣介石從未把臺灣的經濟命脉壟斷於自己家族手中,而且他在臺灣的行館都是日據時期留下來的,從不住新房子;而李光耀表面上很清廉、表明上大反腐敗,却「舉賢不避親」,把新加坡的財政大權和經濟命脉,都納入了自己家族手中;李光耀的反腐,實質是只准自家腐敗,不准別人腐敗;李光耀表面很清廉,但他把整個新加坡都納入了家族控制下,他還用貪污嗎?

由此可見,蔣介石的道德境界,遠遠高於李光耀;道德的影響是長遠的,最終必勝過權謀,蔣介石雖然暫時丟失了大陸,但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道德感召力的影響下,中華民國今後必然光復大陸。

 

成稿於2015年四月三日於春暖紐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