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一期正體版 / 简体版

 

蒋介石领导敵後遊擊戰場抗戰的紀實

 

華鐘

 

摘要

毛澤東在大陸建政以來,一直將抗日戰爭勝利的功績歸於斯大林,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蔣介石則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甚至以「獨裁、賣國、反共反人民」作為蔣介石一生的總結。

對於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國共兩黨的領袖有著兩種不同的結論:

毛澤東歸因於:

「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參戰。百萬紅軍進入中國的東北。」

而蔣介石則歸因於: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我們中國八年來艱辛的抗戰,到今天纔算是達到了最後勝利的目的。」

胡錦濤在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有一個顧全中共面子的折中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

然而,胡錦濤的講話,仍然是嚴重違背歷史事實,一張嘴,一句話,不費吹灰之力佔有了抗戰勝利的一半功勛。  

關於抗日戰爭的史料記載,國民黨蔣介石不但領導了抗日衛國戰爭的正面戰場22次大型會戰 ,同時領導了敵後遊擊戰場配合主戰場的作戰。

衛國戰爭的艱難歲月,國軍在敵後遊擊戰場犧牲的將領有十名以上,敵後游击戰場配合正面戰場作戰戰勝日軍的戰例也非常之多,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有三名大將大角岑生、塚田攻、山縣正鄉,還有日軍第13軍團的第十五師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少將(後追認為中將)都死於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敵後遊擊戰場。

1940年春,在華北敵後遊擊戰場的國軍將士有百萬之多,牽制日軍24個師團和三個混合旅團,牽制了侵華日軍70%的陸軍兵力,受制的日軍總兵力達80萬 。

  一,敵後遊擊戰術的運用

抗日衛國戰爭開始後,蔣介石在對敵作戰的作戰方針中明確指出了「敵後遊擊戰場是對於正面主戰場的支持和配合」,這是蔣介石的戰略與戰術相配合的三大要旨之一。

在具體應用上,將作戰部隊的三分之一的兵力派到敵後組織遊擊戰,牽制日軍進攻的兵力,支持和配合我正面戰場對日作戰,而且有許多這樣克敵制勝的戰例。

蔣介石就是在徐州會戰中運用第一戰區察冀地區遊擊隊、高道先陸軍少將領導的山東鐵道破壞總隊之鐵道遊擊隊、二戰區的衛立煌在山西展開的中條山地區遊擊戰、三戰區有戴笠為首的軍統領導的江浙挺進隊(遊擊隊) 、傅作義在綏遠遊擊,……,他們在日敵後方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遊擊戰和運動戰,大量牽制日軍的進攻兵力,支持和配合了以徐州為作戰中心的主戰場,進而協同正面戰場完成了徐州會戰的戰略目標,國軍的主力部隊基本完整無損,為武漢會戰贏得了多出4個月的備戰時間。同時,有充分時間保障滯壓在武漢的軍用物資、民生物資、政府機關人員、學校師生……向重慶轉移。

敵後遊擊戰場牽制了日軍兵力、破壞敵後交通運輸,炸毀地方橋梁、機場,炸毀地方軍火庫,建立敵後遊擊根據地,配合了國軍正面戰場的作戰。由於國軍在敵後戰場作戰有力地支持並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進而大量拖住和消耗了日軍向主戰場進攻的兵力,取得了衛國戰爭中一系列重大的勝利,這就是蔣介石提出的敵後遊擊之要旨和意義。

其實,在古代早有遊擊戰爭的記載,並非是誰的發明和擅長。

「遊擊戰」之戰術已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此戰術是古代的黃帝大臣風後所寫,周朝的姜子牙加以引申,漢朝的公孫弘注解,一般書後還附有佚名的《握奇經續圖》和題為晉朝馬隆所述的《八陣圖總述》。《握奇經》指出:「游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贏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經。」對遊擊戰爭的作戰方式、特征和要點作出了生動的描述,其歷史約有四千六百四十一年。

對於「遊擊戰」,國共兩黨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運用,國民黨運用此術於抗擊日寇的侵略戰爭,而毛澤東則是堅持中共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以避免和日軍正面作戰,進而保存實力,他對國軍的正面戰場不予支持、不予配合,以積蓄力量打倒國民黨,奪取中國政權。

 二,鼎盛时期

 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對建立敵後根據地和遊擊戰爭極其重視,而且已經形成了制度,他將全國的正規軍兵力大致分成三等份【1】,三分之一在敵後戰場打遊擊,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正面戰場運用側面運動多變之阻擊戰配合正面战场的陣地戰殲滅敵軍主力,剩下三分之一留在大後方休整、訓練和編補。每隔三至四個月,在敵後的遊擊戰士回到大後方補給修整後重新出發到正面战场,正面戰場的部隊撥出一部分兵力到敵後進行遊擊,而在大後方訓練好的部隊再支援正面戰場。

 國民革命軍的總兵力220萬,也就是說,至少有六十萬以上的兵力部署在敵後戰場 【1】,加上民間自發的遊擊隊,數量更多,鼎盛期達百萬之多,這些國軍敵後戰場的將士為配合主戰場同樣與日軍生死搏鬥,在抗日衛國戰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民間自發組織的敵後遊擊隊以趙洪文國【2】為代表:

 趙洪文國(1881年-1950716日),遼寧省岫岩縣哨子河鄉紅旗溝人(時為奉天省岫岩縣楊拉寨洪家堡子),漢軍旗人,夫姓趙,本名洪文國,抗日英雄趙侗將軍之母,人稱趙老太,無黨無派。抗日戰爭時期她屢挫屢戰,後在中共版《紅岩》中稱之為「雙槍老太婆」,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直至抗戰勝利,趙氏家族為國捐軀30餘人【2】。抗戰勝利后,19494月赵洪文国為国军組織遊擊隊,建立大陆游击区,抵抗进川的解放军,19502月,赵洪文国被捕而拒不投降, 於1950年以反革命罪被中共槍殺,時年70歲。  

 八年衛國戰爭,在敵後遊擊戰中陣亡的國軍將領名錄裡記載有: 劉震東,陸軍中將五戰區二路遊擊司令;範廷蘭陸軍少將,豫北別動第五總隊總隊長;範築先,山東省六區遊擊司令;唐聚山陸軍少將,東北遊擊司令;馬玉仁陸軍中將,江蘇第一路遊擊司令;燕鼎九陸軍少將,遊擊22縱隊副司令;陳中柱陸軍少將,魯蘇皖邊區遊擊4縱隊司令;戴民權,陸軍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高道先陸軍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亦即中共電影《鐵道遊擊隊》中所稱鐵道遊擊隊大隊長;付忠貴陸軍少將,魯北遊擊司令;雷忠,軍委會遊擊第一支隊司令。以上的這些殉國的將領,都直接擁有遊擊字眼的統帥部之任命。然而,這些只是在國民政府備案正式任命的遊擊將領,還有大批沒有正式備案的,暫時委任的人員就更多了。

南京失陷十天後,蔣介石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公開表述了要在農村打持久戰的思想。他說: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戰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實寄予全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3】」

19371220日,軍事委員會最高統帥部致電各戰區,就布置對敵進行遊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作出指示:

「我為長期抗戰,應一面於交通要線上,縱深配備有力部隊,增加抵抗力,一面於廣大地域行遊擊戰。各戰區於指定根據地,應先派遣干部視察地形,構築工事,集積糧彈,設備連絡方法,以期能隨時獨立作戰。【4】」

蔣介石在19381月召開參謀長會議時,他對運動戰和遊擊戰作了解釋 :「我們要打破寇軍這個『錐形突擊』的戰術,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側擊』。側擊的要件:第一,要控制相當數量的預備隊,當寇軍施行錐形突擊時,我預備隊對寇軍的側背,猛力進展,施以側擊……第二,要正面陣地能穩定持久,使側擊部隊有充裕的運動與作戰時間【5】。」

19382月初,徐州會戰剛剛開始,第五戰區遵照最高統帥部指示,積極部署,在主力部隊擔負正面戰場作戰時,劃分淮陰以南、魯南山地、魯西、皖北為四個遊擊區,調派部分正規部隊進行敵後遊擊戰 【6】。其後,對每一重要戰役,最高統帥部指導並安排遊擊作戰任務。

4月,當徐州會戰進入高潮階段後,軍事委員會制訂的《國軍作戰指導方案》中規定,相關戰區進行戰略配合時的方針為:

「第二、第三戰區除以一部直接或間接支援徐州方面之作戰外,主力應積極進攻正面之敵,使敵不得放膽轉用其兵力於津浦北段」。

《指導方案》具體要求:

「第一戰區部隊,主力積極向濟南方向活動,破壞津浦鐵路北段交通,並向敵軍後方開展遊擊戰(敵後鐵道破壞遊擊隊),一部攻擊當面之敵。第二戰區部隊應積極攻擊當面之敵,牽制當面敵軍之轉移,並抽調一部向徐州附近集結。第三戰區應抽調一部控置於相當地點,作戰略預備隊,主力努力攻擊當面之敵。」【7 

414日,蔣介石親自致電程潛(第一戰區)、閻錫山(第二戰區)、薛岳(第三戰區代)、李品仙(第五戰區副)、蔣鼎文(西安行營)、朱紹良(第八戰區副)等各戰區司令長官,令各牽制敵人,配合魯南作戰。電文雲【8】:

「據確報,敵自魯南慘敗後,自晉綏、冀豫、江淮各方抽調兵力增援魯南,以圖挽救。仰各戰區本前頒遊擊計劃,嚴督所屬積極行動牽制敵人,使魯南作戰容易,用期徹底殲滅該方面敵軍以收最後勝利為要。」。

 415日,蔣介石致電李宗仁、白崇禧(時白在第五戰區協助指揮),指示速派正規部隊到大峴山附近與新泰、萊蕪建立根據地,並實施遊擊戰【9】。

 51日擬制的《中國軍隊作戰指導方案》中規定了各戰區配合徐州會戰的具體作戰任務。

 第三战区应以19AG23AG24AG派出有力挺进部队(军统游击队),力求切断京(南京)沪交通,不使转移于长江以北。……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部队应继续游击,并远至平津活动。河防部队应阻止敌渡河。第二战区以傅作义部会同第八战区部队进攻归绥,以晋东、晋西、晋南部队先截断同蒲南段沿线要点敌之连络,再软硬兼用扫荡三角地带之残敌,以便晋南我军之转用及节约河防部队,准备集结。第八战区门炳岳、马鸿逵部队协同傅军进窥包头绥远。

其中所說軟戰即為敵後之遊擊戰。

193811月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時,蔣介石又作了進一步說明。他說:

「我們將來要消滅敵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戰術、戰略上,都要能迂回包抄敵人,來切斷敵人後方的交通,斷絕敵人的一切接濟,使他後路斷絕增援,戰車沒有汽油接濟,槍炮沒有彈藥,官兵沒有食糧,通訊完全封鎖,使他必趨潰滅。」 又說:「我們要用這個戰術,原則上必須注意正面部隊與後方預備隊妥當的分配,寧使正面部隊少,而要在後方控制充足的預備隊……我有了充分的預備隊,就可以保持主動,迂回敵人側背,從左右後方去包抄他,擊滅他;但是正面配備相當兵力,只要能死守不退,那敵軍就無所施其技了。」

武漢會戰後,1125日,蔣介石在南岳軍事會議上提出【10】:

「政治重於軍事,遊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人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

根據蔣的決策,最高統帥部制定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規定:

「國軍應以一部增強被敵占領地區內力量,積極開展廣大遊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11】。

 方案規定了各戰區遊擊區域【12】: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轄豫北、皖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轄陝北、山西;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轄蘇南、皖南、閩浙;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轄兩廣;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轄皖西、鄂北、豫南;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轄青海、甘肅、寧夏、綏遠;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轄鄂南、湘、贛;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轄陝南。」

 這幾個戰區主要負責正面戰場作戰,除第八、第十戰區外,都有部分轄區在敵後,所以,同時要派出部分兵力在敵後遊擊作戰。

 為加強敵後遊擊戰,1939年春,國民黨統帥部變更戰鬥序列,特設冀察、魯蘇兩個戰區。為加強戰地政務,設立戰地黨政委員會,各遊擊區設立分會或區會,由戰區最高軍事長官兼任主任委員,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

一戰區:

193710月,國民黨華北主力部隊撤守山西,該戰區開始遊擊戰。

國民黨為了便於統一指揮河北遊擊戰,任命孫殿英為冀西遊擊司令;張蔭悟為河北民團總指揮;任命呂正操、李福和分別為獨立第1遊擊支隊和第2遊擊支隊司令。

孫殿英率部迭向邯鄲、磁縣遊擊,一度攻入赤縣附近機場,毀壞飛機多架。

1938年夏,蔣介石派鹿鐘麟到河北去任省政府主席和冀察戰區總司令。鹿帶一班人馬由武漢乘專車北上,途中對沿途的散兵游勇予以整編。馮玉祥回憶說,鹿鐘麟「到了河北省,就收了30-40萬遊擊隊,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忠勇將士」。

在冀南,宋哲元將河北省兩個旅的保安隊改編為181師,留在該區開展遊擊。

原晉軍將領張蔭梧組織河北民軍,繼被國民黨軍委會委任為河北民軍總指揮,統率河北民眾武裝。1938年春,該部深入冀中,在安國、博野一帶遊擊,曾擊敗日軍一個聯隊。

為鞏固冀南和太南地區,19382月,軍委會又派95師北渡黃河,到冀南一帶遊擊,以掩護太南地區國軍補給線。  

華北淪陷後,各地民眾抗日武裝蜂起,國民黨亦陸續派遣正規軍深入華北開展遊擊戰。

1940年,該戰區由正規軍和地方抗日武裝組成的抗日遊擊縱隊、遊擊支隊、自衛軍等近70支,遍布戰區各地【13】。

太原、長治失陷後,衛立煌部退入晉東南山地開展遊擊戰,建立了以中條山為中心的遊擊根據地,粉碎日軍13次重兵圍攻和掃蕩,被日軍稱之為華北的盲腸 。

二戰區:

193711月上旬,太原失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帥部)鑒於山西戰略位置重要,命該戰區部隊轉入山區,開展遊擊戰和陣地戰保衛山西。年底,閻錫山把山西劃為7個遊擊區,將正規軍分散於各區遊擊【13】。

閻錫山的晉綏軍於19382月退入臨汾整軍,兵力尚有4.5萬人。他把部隊分散開來打遊擊。主力位於晉西。金憲章師放在晉東北,由楊澄源指揮。晉西北置有傅作義、郭宗汾兩部。

後來趙承綬的騎兵軍也由雁北、綏遠移至靜樂、嵐縣一帶。彭毓斌部則沿鄉寧一帶以呂梁山為根據地向汾南稷王山一帶遊擊。

19382月中旬,山西境內國軍根據蔣介石「馬上反攻」、「收復太原」的意圖,在晉中、晉南間的靈石縣境內太行山脈韓信嶺布防,欲在此殲滅正在南下的日軍進而收復太原。

2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率第14集團軍從2月中旬起,在韓信嶺與日軍激戰10余日,終因擋不住日軍的攻勢而將部隊撤出向中條山轉移。

徐州會戰時,第二戰區為配合作戰,收復晉東、汾西、晉北。在晉東,經長治、高平、晉城之役,將敵擊潰,51日收復晉城。

   在晉南,自5月初起,以主力攻擊曲沃、侯馬,以一部掃蕩晉南三角地帶及臨汾以南同蒲路沿線之敵,至6月中旬相繼克復平陸、芮城、風陵渡、永濟、禹門諸要地。

在汾西,至5月中旬肅清蒲縣、黑龍關之敵後,僅汾陽、離石、中陽一帶尚有敵109師團一部。在晉北,傅作義部相繼克復偏關、清水河及和林格爾等地。

5月底6月初,敵兵分三路會攻偏關,傅部一度退出,繼與何柱國、門炳岳部合力圍攻,再度收復偏關 [10]

南岳軍事會議後,閻錫山在五龍宮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商討持久抗日之策,決定以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五臺山、恆山等山脈為屏障,把二戰區建成穩固的抗日根據地[14]  

 4月,二戰區發動「春季攻勢」,分兵出晉南三角地帶、靜樂、寧武、離石、中陽、榆次、介休、朔縣、代縣等地,至5月中旬,攻克日軍據點及破壞道路多處。

 7月,日軍欲打通白晉公路,以4個師團的兵力攻擊晉南。為避敵鋒芒,二戰區將主力向山地轉移,當敵人沿白晉公路進至晉東南時,遂側擊長治、高平、晉城、屯留、沁水等地日軍,並攻占董封鎮、陽城、沁水、沁源等城鎮。  1939年底,蔣介石令第二戰區發動「冬季攻勢」。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閻錫山命令衛立煌在南路、陳長捷在西路、趙承綬在北路、朱德在東路指揮所部向晉南三角地帶日軍發動進攻。

八路軍在三岔口和黃土嶺的戰鬥,前後共進行了10天,共計斃傷日軍1500余人,俘虜10人,繳獲野炮1門、山炮4門、牲口300余匹。在黃土嶺戰鬥中 ,將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少將擊斃(後追認為中將) ,給日軍以很大的打擊。

19422月,日軍為奪取晉西,調集五六萬兵力圍攻呂梁山根據地,第二戰區經過3個月的頑強奮戰,終於挫敗了敵人的計劃。 

三戰區:

杭州淪陷後,蔣介石為指導該地區的遊擊戰,特委任黃紹竑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戰區遊擊總司令。黃上任後又組織抗日自衛團,自兼總司令【15】。

19381月下旬,日軍第13師團向蚌埠進攻,第三戰區為牽制日軍於防地,以主力向杭州、太湖之間,宣城、南京之間,蕪湖、貴池之間大舉遊擊,進行大小戰鬥數十次,曾一度攻克富陽、海寧、海鹽、安吉、當塗、宣城,予敵以重大打擊 【16】。

武漢會戰時,該戰區編組特種部隊,向皖南長江沿岸遊擊,襲擊日軍運輸船只及軍艦。日軍占領武漢後,第三戰區為截斷日軍長江運輸線,19404月,第32集團軍第147師組成若干遊擊支隊、潛往皖南敵之重要據點,並在長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襲擊敵艦及運輸船只,還奇襲馬當要塞,全殲磯田守備隊一部,焚毀敵人司令部與彈藥庫後安全撤離【17】。

在正規軍進行遊擊戰的同時,該戰區地方抗日遊擊武裝也很活躍。1937年底至次年2月,僅浙西就先後組建各種名稱的抗日遊擊武裝54支。他們戰術靈活、出沒無常,活動於杭嘉湖、滬杭鐵路、京杭國道、天目山南北廣大地區,打擊日偽據點,破壞道路通訊。僅1938年,浙西遊擊隊進行200余次重要戰鬥,消滅日敵9700余名【18】,被敵人視為心腹大患。日偽曾進行多次報復性「掃蕩」,給遊擊隊造成很大困難。但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下仍堅持遊擊,直到抗戰勝利。

19424-7月的「浙贛會戰」中,日軍第十三軍指揮的有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三十二、第七十、第一一六等5個師團和河野、小園江、原田等3個混成旅團、奈良支隊、獨立混成第十七旅團等部;第十一軍指揮的有第三、第三十四 師團和竹原、今井、平野、井平等4個支隊,上述參戰日軍共有7個師團,外加5個旅團和5個支隊,總兵力約 20萬以上,*日軍特級師團3.2萬兵力,甲級使團2.8萬,乙級2.2萬兵力,其兵力數量相當於國軍整編三個師。

三戰區的敵後遊擊根據地在富春江東岸及浙南地區展開遊擊戰,不斷襲擊牽制日軍,主力撤回金華和撫河西岸等地區。在撤退過程中,中日雙方於常山、華埠和仙霞嶺交戰。中方 在日軍遭受損失、退回金華、蘭溪一角之地時,駐守撫河東岸而與敵對峙。

這次戰役中,日軍第13軍團的第十五師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於528日觸我遊擊隊地雷身亡,成為日本侵華以來第一個戰死之師團長。為了報復,日軍在戰役中散播霍亂、傷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體等細菌戰之手段殺害我中國居民,大量百姓因此犧牲。 

19443月,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迭獲勝利,繼續攻占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裡亞納群島後,又占領了關島。美軍的強大攻勢,使日軍驚恐不安。為保住日本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灘頭陣地,穩定其太平洋戰場的後方補給線,決定在廣州召開緊急會議。山縣正鄉作為守備臺灣海峽及日本海域的最高海軍長官出席了會議。

會後,山縣正鄉率隨員乘坐日本最新研制的巨型水上飛機從廣州飛返基地。豈料飛機升空後被美機發現攔擊,其座機驚恐地逃至浙江上空時已是機油燃盡,誤降在中國軍隊控制的海門老鼠島江面,被我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2大隊6中隊及浙東護航總隊官兵的密集火力擊中起火,並於1小時後沉沒。機上除5人被俘外,山縣正鄉等4人皆葬身魚腹。事後,山縣被追晉為海軍大將。

四戰區:

19392月,日軍進攻海南島,瓊崖保安司令王毅以五指山為依托,在極艱苦的環境下,率部堅持遊擊戰6年多時間,直至日本投降。

194125日晨,大角岑生搭乘日本海軍的大型運輸機「微風號」,率高級幕僚從廣州飛往海南島,在那裡組織南太平洋艦隊為進攻香港和東南亞做准備。大角的座機在途經伶仃洋上空時,突遇旋風,運輸機引擎失靈,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擬就近迫降三灶機場修理,不料又遇上大霧,飛機迷路後闖入中山縣第八區中國軍隊的陣地上空。我挺進隊(軍統遊擊隊) 第三縱隊防空觀察哨發現了日機,即報縱隊司令袁帶,袁當即下達射擊命令。於是,我三縱機槍群戰士便以密集火力射向敵機,運輸機中彈後搖搖晃晃向前飛去,接著傳來「轟轟」的巨響。村民們循聲望去,只見黃揚山的山腰上有一股濃煙騰空,還不斷發生爆炸,前後持續了大約半小時。不久,中國搜索部隊趕到,在墜機地點展開搜索。在現場找到了幾具血肉模糊的日軍屍體,其中2具穿著日本海軍將軍服裝。從撿得的證件上發現,頭部中彈、額頭炸裂者正是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

五戰區:

19381月,日軍沿膠濟線南侵,國軍遊擊司令劉鎮東在守備沂水中陣亡。從2月開始,國軍在山東展開了廣泛的遊擊戰。

占據山東的日軍第10軍認為,在其占領區內,「自2月中旬前後,中國方面全面展開了遊擊戰,擾亂了我軍陣地。」【19】。

19382月初,第五戰區遵照最高統帥部指示,積極部署,在主力部隊擔負正面戰場作戰時,劃分淮陰以南、魯南山地、魯西、皖北為四個遊擊區,調派部分正規部隊擔任遊擊 【6】。其後,幾乎對每一重要戰鬥,最高統帥部指導和第五戰區部署均安排遊擊作戰任務。

抗戰之中,五戰區轄區迭有變更。抗戰之初,山東、江蘇屬該戰區。日軍入侵山東後,範築先在魯西領導地方民眾抗日武裝開展遊擊戰,打擊敵人。

日軍占領濟南、青島後,青島市長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地方團隊在諸城、沂水一帶發動遊擊戰,並以龐炳勛第3兵團收復蒙陰。

徐州會戰期間,3月,日軍向臨沂進攻,國軍襲擊敵後予以牽制,破壞其軍事補給線,迫使日軍放棄濰臺公路。4月,國軍第69軍奉命由郯城以東向臨沂挺進,襲擊敵後。

在魯北,秦啟榮於193711月組織「魯冀邊區遊擊司令部」,後轉至沂水、萊蕪遊擊。該戰區開展遊擊最為持久、著名的為大別山遊擊區。

武漢會戰時,軍委會即對第五戰區的遊擊戰作了部署:「應指定十二個師以上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遊擊根據地,向安慶、舒、桐、合、六及豫東、皖北方面挺進遊擊,尤須積極襲擊沿江西進之敵。」【10

武漢戰役結束後,李宗仁派廖磊率第21集團軍開進大別山遊擊戰【36】。廖駐進立煌縣(今金寨縣),並在皖東津浦路之五河、皖北周家口、鄂東麻城開辟遊擊區,形成以立煌(地名)為中心,擁有豫鄂皖三省20余縣地域的大別山遊擊根據地。為加強地方遊擊力量,他令各縣建立國民團,規定凡1845歲男子,均得參加,接受訓練,學會遊擊,保衛桑梓。廖磊主政期間,該部與地方團隊多次向平漢、津浦兩線南段出擊,還進出皖中、皖北,擾襲敵人。

19395月,第48176師師長區壽年率主力與林士珍遊擊隊協同奇襲安慶,攻入城內,與敵激戰數小時,焚毀敵糧彈倉庫後撤回原防【17】。 

19405月,日軍發動棗宜會戰。李宗仁令大別山遊擊軍兼總司令李品仙轄21集團軍、豫鄂皖邊區遊擊部隊,「除對沿江敵據點及交通並淮南路之敵時行襲擊外,以有力部隊對平漢南段之敵攻擊,威脅敵後方。李品仙親率第7軍及遊擊隊遊擊黃陂、孝感敵人後方。各部分頭出擊,予敵以重大打擊。【20】」 

19419月,日軍第二次進攻長沙,大別山遊擊區奉軍委會之命,派48軍一部協同豫南遊擊縱隊進攻信陽, 第7軍一部會同鄂東遊擊隊向禮山、花園方向出擊,威脅平漢線;第48軍襲擊長江沿岸據點,封鎖江航;駐皖東171師配合地方遊擊武裝襲擾津浦線南段。

19421218日,日軍第11軍團司令官塚田攻上將(後追認為大將)由南京飛往漢口,途經鄂皖交界的太湖縣上空時,被48138師高炮部隊擊中,塚田攻等機上人員全部斃命。

日軍為報復及尋覓塚田攻屍骸,以重兵掃蕩大別山。李部久居山中,將驕兵墮,戰鬥力下降。在敵人進攻下,麻城、黃岡、蘄春、浠水、廣濟、英山相繼失守,次年元月2日,立煌棄守。

第五戰區調集第73984軍主力反擊,日軍不支而退。1月中旬,大別山根據地恢復戰前狀態。

蘇魯戰區:

19393月,該戰區成立,國民黨最高統帥部規定其任務是:「應於魯南山區及蘇北湖泊地區建立遊擊根據地,展開廣大遊擊戰,重點指向津浦、隴海、膠濟各要線,盡量牽制消耗敵人。【21】」

為便於遊擊,戰區總司令於學忠設立魯南、魯東、蘇北三大遊擊指揮部,還將山東分散的遊擊隊改編為10個遊擊縱隊【22】。

日軍為殲滅蘇魯戰區國民黨軍,首先於1939226日至316日發起魯北作戰。

日第12軍第5、第21師團對於學忠部4.5萬人「掃蕩」,摧毀根據地,占領了淮陰、海州及其附近的直鹽田,切斷了國軍的海陸補給線。於學忠率部橫斷津浦路北進。

日軍又於325日至425日再次「掃蕩」1月之久,於學忠部隊便分散為小股在夜間向魯南轉移,越過日軍警戒線,進入沂水、莒縣、諸城附近。4月下旬,國民黨軍第57軍從蘇北移駐蒙陰沂州以北地區。沈鴻烈指揮的保安隊、新編師等,部署於上述正規軍外圍地區,魯南根據地一時得以鞏固。日軍為摧毀這個根據地,在193967日至25日發動魯南作戰,參戰部隊為日軍第12軍第5師團及第21、第32、第114師團和獨立混成第5旅團各一部。

而國民黨軍則又向沂蒙山、費縣、日照山區轉進。到19403月,於學忠 在太行山脈一帶建立的戰地黨政委員會,與駐扎於此的第51、第57軍在魯中實施遊擊戰。4月,國民黨軍第39集團軍高樹勛部退至魯西東明、濮縣一帶遊擊。

該戰區成立之初,對日遊擊比較積極。19396月初,日軍由膠濟、隴海、津浦路進攻魯南遊擊根據地。第57111師在臨沂、112師在費縣、第51114師在蒙陰、第50113師及新4師在諸城、沂水等地頑強抵抗來犯之敵,斃傷敵軍5000余名。

1938517日,徐州失陷後,時任蘇北兵團總指揮的韓德勤將軍率領所部第89、第57兩個軍,留在了蘇北敵後堅持遊擊戰。

國民黨的遊擊軍便在這水鄉澤國、河湖港汊、蘆葦叢中,展開聲勢頗為豪壯的遊擊戰,狠狠打擊了日軍。

在這一地區的遊擊軍有韓德勤的第89軍,第6獨立旅,江蘇省保安第10縱;李明揚、李長江的魯蘇皖邊區遊擊總司令部所轄的十一個縱隊;陳太運的稅警總隊(後改為蘇北挺進軍,編有若干個縱隊) 共十六萬兵力,統由魯、蘇戰區副總司令、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任蘇北遊擊總指揮。 

10月初,華北、華中之敵合擊蘇北遊擊根據地,韓德勤部在頭涵洞、涇河鎮、鹽城、高郵、盱眙等地拒敵。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韓部向淮安以東轉進,並乘虛襲擊敵後,一度克復高郵、寶應、蔣壩、盱眙等地。此次戰役,敵人雖打通了運河航路及通海公路,但兩側仍為韓部控制,收復蘇北大片土地,建立了蘇北敵後遊擊根據地【10】。

九戰區:

以大雲山、岷山、九宮山、廬山為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直到抗戰勝利。

除陸軍開展遊擊戰之外,國民黨海軍在長江中游也開展遊擊戰。武漢淪陷後,日本海軍深入長江中游活動,為打擊日軍長江水上運輸線,國民政府指示海軍「在長江各段實施水上遊擊,發揮敵後優勢,以遮斷敵水上交通為目的,襲擊其艦艇及運輸船只為手段,作無定時、無定地之鑽隙踏虛布雷。【23】」

1940120日,長江中游敵後布雷遊擊隊成立,以蕪湖至湖口為第一布雷遊擊區。 後又組建湘鄂布雷遊擊隊和4個挺進布雷隊,將鄂城至九江段劃為第二布雷遊擊區,監利至城陵磯段劃為第三布雷遊擊區。布雷遊擊隊出沒無常,采用靈活戰術,利用熟悉的地形和群眾的擁護,在長江運輸線上布雷襲擊敵艦,使日軍防不勝防。為此,日軍曾采取措施,規定運輸船、商船出航由軍艦護衛,禁止集結行駛和夜間行駛,通過布雷遊擊區須加速行駛等。但日軍艦只仍屢遭襲擊。迨抗戰勝利,布雷遊擊隊共布雷1500余顆,炸沉敵人大小艦船135艘,斃傷日敵官兵5000余名。

1940年秋,國軍第21147師組織了6個突擊隊,夜襲馬當要塞,斃敵150多人,焚毀了彈藥庫,並將要塞內的日軍大炮掉過頭來,對准江中的日軍艦船開火,擊沉、擊傷敵艦船多艘。此次夜襲戰,國軍147師部隊沒有一人傷亡,此為抗戰史上一大奇跡。  

國軍敵後遊擊隊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支持了長期抗戰、牽制日軍、困擾其後方、協助國民政府恢復淪陷區政權、使淪陷區民心得到維系的作用。

蔣介石在抗日衛國戰爭中對敵後遊擊戰場和正面主戰場戰術和戰略的配合運用非常成功,敵後戰場對於正面戰場的支持與補充作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在1940年,國軍的敵後戰場的遊擊戰達到鼎盛時期。

三,敵後遊擊戰場的戰略意義

敵後遊擊戰場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對於主戰場作戰的戰術配合與支持,這種戰術與戰略的配合是執行持久消耗戰戰略的最有效的作戰方針之一。

徐州會戰

臨沂戰役,當張自忠、龐炳勛在臨沂與日軍第5師團戮力苦戰時,當地遊擊武裝挺進敵後,主動出擊,擾襲敵人,破壞敵人補給線,迫敵放棄濰臺公路,其後攻擊曲縣、泗水,為臨沂之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臺兒莊戰役 ,日軍之所以不能從別處抽調兵力支援,即如陳誠所說的「此蓋我國自采用遊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小部,襲攻其後方,即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遊擊隊,遂使日敵五個師團之眾,只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遠離鐵道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 【24】 」

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晉綏軍於19382月退入臨汾整軍,兵力尚有4.5萬人。他把部隊分散開來打遊擊。主力位於晉西。金憲章師放在晉東北,由楊澄源指揮。晉西北置有傅作義、郭宗汾兩部,朱德所帥第十八集團軍負責晉東地區。

後來趙承綬的騎兵軍也由雁北、綏遠移至靜樂、嵐縣一帶。彭毓斌部則沿鄉寧一帶以呂梁山為根據地向汾南稷王山一帶遊擊。

19382月中旬,山西境內國軍根據蔣介石「馬上反攻」、「收復太原」的意圖,在晉中、晉南間的靈石縣境內太行山脈韓信嶺布防,欲在此殲滅正在南下的日軍進而收復太原。

2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率第14集團軍從2月中旬起,在韓信嶺與日軍激戰10余日。

徐州會戰時,第二戰區為配合作戰,收復晉東、汾西、晉北。在晉東,經長治、高平、晉城之役,將敵擊潰,51日收復晉城。

19381月,日軍沿膠濟線南侵,國軍遊擊司令劉鎮東在守備沂水中陣亡。從2月開始,國軍在山東展開了廣泛的遊擊戰。

占據山東的日軍第10軍認為,在其占領區內,「自2月中旬前後,中國方面全面展開了遊擊戰,擾亂了我軍陣地。」【19】。

19382月初,第五戰區遵照最高統帥部指示,積極部署,在主力部隊擔負正面戰場作戰時,劃分淮陰以南、魯南山地、魯西、皖北為四個遊擊區,調派部分正規部隊擔任遊擊 【6】。其後,幾乎對每一重要戰鬥,最高統帥部指導和第五戰區部署均安排遊擊作戰任務。

抗戰之中,五戰區轄區迭有變更。抗戰之初,山東、江蘇屬該戰區。日軍入侵山東後,範築先在魯西領導地方民眾抗日武裝開展遊擊戰,打擊敵人。

日軍占領濟南、青島後,青島市長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地方團隊在諸城、沂水一帶發動遊擊戰,並以龐炳勛第3兵團收復蒙陰。

3月,日軍向臨沂進攻,國軍襲擊敵後予以牽制,国军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陸軍少將高道先,以微山湖为根据地,活跃在津浦铁路济南路段铁道线上破壞其軍事補給線,迫使日軍放棄濰臺公路。4月,國軍第69軍奉命由郯城以東向臨沂挺進,襲擊敵後。

 武漢會戰 

 在魯北,秦啟榮於193711月組織「魯冀邊區遊擊司令部」,後轉至沂水、萊蕪遊擊。該戰區開展遊擊最為持久、著名的為大別山遊擊區。

武漢會戰時,軍委會即對第五戰區的遊擊戰作了部署:「應指定十二個師以上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遊擊根據地,向安慶、舒、桐、合、六及豫東、皖北方面挺進遊擊,尤須積極襲擊沿江西進之敵。」【10

第三次長沙會戰 

第九戰區遊擊武裝大肆遊擊,協助野戰軍將汨羅河南北公路悉數破壞,使敵人輜重車輛無法通行。

棗宜會戰 

大別山遊擊部隊「自5月中旬在廣水、信陽一帶京漢鐵路進行遊擊活動」,並渡過漢水在日軍第13師團警備地區與日軍「反復進行爭奪戰」【25】,「截斷平漢路,威脅及破壞敵人後方,使敵補給聯絡發生極大困難」【20】,對正面主戰場給予了有力支持與配合。

浙贛會戰 

三戰區的敵後遊擊根據地在富春江東岸及浙南地區展開遊擊戰,不斷襲擊牽制日軍,日軍第13軍團的第十五師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於528日觸我遊擊隊地雷身亡,成為日本侵華以來第一個戰死之師團長。

蔣介石在對日軍組織22次會戰中都有敵後遊擊戰與正面戰場配合的指示,這是徐州會戰確立的對日作戰的軍事原則,自國民革命軍統帥部作出遊擊戰決策後,發動敵後遊擊戰之後,國民黨投入敵後的兵力鼎盛時期達到100萬之多,先後開辟山西、浙西、大別山、海南、冀察、魯蘇等遊擊區。

敵後遊擊區的建立與遊擊戰的開展,嚴重威脅日偽統治。並且,遊擊區多處於戰略位置重要之地,如: 第一、二戰區在太行山、呂梁山、中條山; 第三戰區在天目山;  第五戰區在大別山;  第九戰區在廬山、大雲山、岷山等,它們進可攻,退可守,直接威脅敵之要害部位,迫敵以重兵防守; 衛立煌部在中條山時「牽制著日本軍三個師團」【25】。

直至1940年 ,國民革命軍敵後遊擊戰到達鼎盛時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據地,華北有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恆山根據地,華東、華中有沂照山區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鄂東根據地、大雲山、九宮山、廬山根據地,華南有海南根據地。 

抗日衛國戰爭中,國軍敵後遊擊隊配合了正面戰場大型會戰和戰役,其中有一些比較典型的遊擊作戰的戰例,如鄭氏祠伏擊戰、突襲南澳島、呂梁山圍殲戰、攻占黃梅、鄂東反掃蕩、馬當夜襲戰等。

1938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遊擊第5大隊、保安第8團的兩個營,配合第172師的兩個營,在鄭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領陣地,伏擊日軍。經過一天激戰,國軍遊擊部隊最終殲敵400余人,活捉6人,繳獲槍支彈藥若干。

同年715日,國軍第157師一部突襲粵東的南澳島,一度得手,然而,戰至8月末, 600余突擊隊員僅剩20余人生還,南澳縣長洪之政殉職。此役殲滅日軍200余名。

19392月,日軍出動2萬余兵力進攻呂梁山北部根據地,閻錫山令第61軍於黑龍關圍殲頑敵,第19軍向中陽、離石公路之敵發起襲擊。此役消滅日軍2000余人。

5月初,日軍以飛機10多架、軍艦16艘、汽艇數十艘,配合陸軍向湖北大通一帶掃蕩。519日,第21軍軍長陳萬仞指揮部隊與敵激戰10余天,將掃蕩之敵逼下長江。此役,擊沉汽艇20余艘,斃敵900多人。

711日,鄂東遊擊隊集中主力圍攻黃梅縣城,擊斃日軍140多名,並奪取了縣城。

1939年冬,蔣介石令第二戰區發動「冬季攻勢」。根據蔣的命令,閻錫山命令衛立煌在南路、陳長捷在西路、趙承綬在北路、朱德在東路指揮所部向晉南三角地帶日軍發動進攻。

在三岔口和黃土嶺的戰鬥中,前後共進行了10天,共計斃傷日軍1500余人,俘虜10人,繳獲野炮1門、山炮4門、牲口300余匹。在黃土嶺戰鬥中 ,將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少將擊斃(後追認為中將) ,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3910月毛澤東投靠日軍委派潘漢年與侵華日軍密談和平共存互不侵犯達成共識【26】,1940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成了抗戰的離心力量,他們利用日軍的力量消滅和削弱國民黨的抗戰力量,同時,國共內戰(摩擦)日漸頻繁,長江以北(一戰區、二戰區大部分、五戰區的蘇北和山東 )的敵後遊擊戰場遂開始走向衰落,國民黨蔣介石所領導的正面戰場逐漸失去了長江以北敵後遊擊戰場的支持。直至19439月,國軍在長江以北的敵後遊擊戰場幾乎全部喪失。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沒有滲透到的長江以南之國軍的敵後遊擊戰場對於主戰場的戰略配合與支持依然如故。

   四, 「黃橋兵變」和「皖南事變」

中華民族的國難是毛澤東推動和制造的,衛國戰爭剛剛開始,淞滬會戰正打得血肉橫飛之時,中共中央於八月二十二日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指出:  

「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27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28

又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聯盟共和國 。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28】【29 

19393月,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決定將中共「犠盟會」所操控的各縣政權收回,並把新軍改為教導軍,以遏阻內部的壁壘對立。

193910月,毛澤東派潘漢年通過汪精衛與岡村寧次達成和平共存、互不侵犯之共識【26】、【30】。

1126日,國民政府發動對日軍之冬季攻勢,閻錫山所屬第二戰區奉令擔任主攻。

1128日,獨立第二旅韓鈞公開叛變,殺害「舊軍」軍官,致使決死第四縱隊第十總隊魯應錄下屬第二營及其眷屬,遭全數擊斃,又捕殺國民黨籍同志會、突擊團等抗日組織。

127日,韓鈞發出虜電,決死隊第一縱隊薄一波、決死隊第二縱隊張文昂、決死隊第三縱隊戎伍勝、決死隊第四縱隊雷任民等陸續叛變。叛軍最後演變成十個團。同時,通過策反(中共在抗戰部隊內部造黨,架空部隊將領)時任國民黨冀察遊擊第2縱隊副司令兼第2師師長範子俠。於是,山西新軍發展到了50個團計5萬多人,加上犧盟會發展的遊擊團、保安旅、政保隊等地方武裝10萬余人。由八路军收編。

19401月,抗日戰爭中著名的民族英雄趙侗遭毛澤東、周恩來親自謀害。趙侗將軍,赴重慶接受統帥部蔣介石的委任 ,時年27歲 ,由重慶返回華北的途中,趙侗將軍和他的隨行人員200人,毛澤東命令聶榮臻秘密設伏,不留活口,將其全部殺害【31】。  

 

赵侗(19121939),有抗日之母之稱的趙洪文國之子,原名赵连秀,曾用名 赵新生,河乡三道虎岭人,无党派人士。19岁入 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后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

九一八事变后率众抗日,曾任辽南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組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敌后政府,任敌后辽南政府总裁,第一次击落日寇敌机。时人称之为「中国抗日学生军领袖」,「满族第一抗日将领」。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為「晋察冀游击纵队」司令,授少将军衔,領命北上抗日,中途遭八路军伏击牺牲殉国,年仅28岁,追授中将军衔。生前撰写《东北义勇军》、《抗战七年的经验教训》、《反内战宣言》等著作,影响颇大,蜚声中外。

 

上述,就是毛澤東所指:「1939-1940年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零年二月十五日毛澤東發表《新三民主義論》【32】, 他用謊話和偷梁換柱的手段編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論》,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制造理論根據,隨不惜以各種手段,削弱國軍抗日力量,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勢力,為了奪取全中國政權。

同時,毛澤東指示其黨軍配合日本侵華戰爭,日軍為消除第五戰區的威脅,遂調集七個師團,還有裝甲與航空大隊,向棗陽與宜昌一線進攻,亦即「棗宜會戰」,因軍事行動计划泄密,遭致戰役失敗,此次洩密事件發生在毛澤東與日本軍方達成和平共存、互通情報之後,導致此役抗日名將張自忠上將犧牲,重慶門戶洞開,宜昌失陷。此間中共黨軍賀龍部越境掠地,進入晉西一帶,隨後襲擊國軍孫良誠、高樹勳等部,日軍於華北遂行交通建設,以加速對中國之侵略。共軍此舉正是中日棗宜會戰之際,1940520日,二戰區閰錫山電呈蔣介石委員長:

   「八路軍乘敵發動「棗宜戰役」之際,不攻擊日軍,牽制敵軍,而是侵犯晉西抗日根據地,牽制國軍抗日力量,搶占地盤、擴充中共黨軍。」

……  

中共黨軍在國軍所建立的敵後根據地不斷襲擊之電報向統帥部頻頻發來。

上述事件就是毛澤東蓄謀了五個月之久發動「黃橋事變」和「皖南事變」的背景。

毛澤東在《新三民主義論》中制造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的輿論,然后,一方面與日軍勾結,命令中共情報頭領潘漢年與日軍華北駐軍侵華總司令密約互不侵犯【26】【30】、向日軍提供軍事情報、配合日軍向國軍進攻,且頻繁制造國共摩擦(內戰),同時,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向抗日部隊發起主動出擊頑軍,並將此舉稱之為『積極防御、越境略地、發展黨軍』的動員令。 

194054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毛澤東发布《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之命令 ,指示中共中央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向國民革命軍的各個戰區的敵後遊擊根據地開始搶占地盤、發展中共黨軍(全文对党军有八條指示又簡稱為『五四指示』,暫先摘錄第一條,全文另有章節引用)【35】:

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

   (一),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都各有敵人,都在抗日。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出國民黨所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要上級發響,放手擴大自己的軍隊,堅決擴大革命根據地。在根據地上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敵人占領的地區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至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有計劃,有步驟的將可能控制的地域控制在我們的手中,獨立自主的擴大軍隊,建立政權,建立財政機關,收取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商業,建立學校,培養干部,中央要你們一年內,在江浙敵後根據地擴大武裝10萬支人槍,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布置得怎樣?過去已經失去了機會,今年若再失去,以後就會更困難了」。

  ……

華中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給中共中央发出電文【33】:

   「少奇同志在分析了這些情況之後,(即指毛澤東指示各根據地一年內必須擴充軍隊,擴大根據地的範圍,在江浙地區發展10萬支人槍之情況之後),認為要開辟蘇北,建立以蘇北、皖北為中心的華中根據地,單靠蘇北的四,五支隊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之後,向中央提出建議:如果我們向東發展,解決蘇北最大的問題是頑軍韓德勤。韓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蘇省省長,24集團軍總司令。所屬部隊號稱10萬,聲勢不小,要掃除這塊絆腳石,全面解決問題,單靠現有江北部隊,顯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議中央調華北八路軍南下,並令陳、粟部隊北上,歸華中局統一指揮。這個電報發出不久,中共中央即按照少奇意見調八路軍五縱隊三個旅進入蘇北, 歸華中局統一指揮。1940年黃橋一戰,陳、粟殲頑韓主力部隊。我五縱隊也進入蘇北鹽城。」

  

 毛澤東所主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其黨軍以『攻勢防禦』為名,頻繁製造與國軍的軍事摩擦事件,并借此機會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 ,擴大其地盤,擴大其實力。終引起了統帥部的嚴重關切與不安。

 遂電令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  10】【34

「……第十八集團軍原在晉北作戰,新四軍原在江南作戰,其性質裝備皆與規定地區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千人,而至今竟稱為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裹脅成軍能否作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總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准,而自由擴編者;敵後遊擊隊,且不下百余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組,而自由領餉者。茲兄等所稱人數,若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無限度之擴編,恐再閱幾時,勢必號稱百萬;中央安有如許財力,地方安有如許民力,供給此核定數目以外,無限制之兵員?若本無此數,而漫為虛報,則法定編制尚應剔除缺曠,更無不經點驗而濫發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戰建國,統一軍政之則。 …… 然而中央為顧全抗戰之大局,統帥為愛護抗戰之實力,對於兄等部隊種種違令干紀之行動,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譴,而且始終顧全,期以精誠相感,始則改劃作戰地區,屢將被兄等攻擊之國軍,設法他調,以避免摩擦;最後,且不惜將抗戰有功之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鐘麟與該戰區抗戰有功之國軍各部,均予調開,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階兄(朱德)指揮冀察區內軍事指揮之大權,俾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全數集中該區域內,得有廣大之作戰地域,盡量發展抗戰之功用,並免與友軍雜處,根本消除所謂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國各軍,同仇敵愾,無所牽制,得以各對當面之敵,專心作戰。中央之所以維護兄等所部,委曲求全,蓋已無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厚集兵力,掃蕩冀察殘敵,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同胞,所蘄求於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

然而,毛澤東並不滿足於輕易得手的察、冀兩省敵後遊擊根據地,「黃橋兵變」只是擊垮了蘇北敵後遊擊隊的主力,兵變的根本目的是毛澤東所指:

「在江蘇境內, 西至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有計劃,有步驟的將可能控制的地域控制在中共的手中,獨立自主的擴大軍隊,建立政權,建立財政機關,收取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商業,建立學校,培養干部,中央要你們一年內,在江浙敵後根據地擴大武裝10萬支人槍。扩大地盘,建立政權。」

新四軍接到統帥部的電報後,迅即表示將全部撤到舊黃河以北。

1119日,毛澤東以上述受令者「朱、彭、葉、項」四人名義答覆: 「同意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長江以北。」

最後,統帥部何應欽總參謀長奉蔣介石命令:

「為避免黃橋事件再度發生,避免八路軍、新四軍再度與國軍發生摩擦,不惜將抗戰功臣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鐘麟與該戰區其他國軍各部,均予調開。新四軍本當按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命令按時撤至長江以北,然後,撤至黃河以北至原國軍察冀敵後根據地進行抗日。國軍按軍令撤出察、冀敵後根據地。」 【10】【17

然而,新四軍則遲遲不動。

蔣介石再發手令,寬限新四軍的北移期限【34】:

「前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各部,展期開到黃河以北作戰。茲再分別地區,寬展時期。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希即遵照參謀總長十月皓電所示之作戰地境內,共同作戰,克盡職守,毋得再誤,此令。」

毛澤東對蔣介石覆電後,共產黨新四軍並未如晧電及共產黨中央所言隨即移防,而仍然遲遲未見移防。

123日,蔣介石致電葉挺:

「共產黨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江蘇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此電 仍受共產黨黨中央認同。

129日, 蔣介石對新四軍換防下達了三次命令,新四軍不但抗令換防,還對友軍突然襲擊,蔣介石下令反擊。

受此壓力下,12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

中共中央軍委命令所涉北撤路線與蔣介石的命令是南轅北轍,而另有企圖,項英左右為難。

1228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正值前往換防的國軍第40師遭到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猛烈攻擊,國軍又遭慘重損失。與此同時 ,中共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卻仍駐地雲嶺,沒有按照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指示的路線北渡移防前進而攻击40师师部。

緣中央為調整軍事部署起見,曾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軍全部,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並指定繁昌、銅陵一帶,為其北移路線,該軍並不遵照命令行動,又復藉端要索,希圖延宕。顧長官為維持軍令尊嚴,督令該軍,遵由原地北渡,該軍悍然不顧,仍擅自行動,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涇縣向太平地區南竄,企圖襲擊上官總司令部。適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早已詳悉其行軍道路,及知該師於本月一日到達三溪,遂於四日晚,全部潛赴茂林(涇縣南約八十裡),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襲擊,該師倉卒被襲,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資自衛,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為整飭紀綱,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該軍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獲該軍長葉挺等,現已交軍法審訊,該軍番號業經明令撤銷,此該軍違反軍令卒被制裁之經過也。

综上所述,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遭受之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部隊之故。

又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告》: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涇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膽敢明白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為敵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我前方被襲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若不忍痛反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衛,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余,瞻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為應付危急,伸張綱紀,不得不為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全部陰謀,業於十三日將拿獲該軍參謀處長之供詞,電陳鈞察。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不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所有處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行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

新四軍違令叛變,非出偶然,而實本於該軍一貫之陰謀,據顧長官元亥電,轉報拿獲該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趙凌波之供詞,即可明了其真相,該軍叛變陰謀昭然若揭。第四十軍倉卒應戰,出於自衛,顧長官對該軍相機處置,全部編遣,實為維持軍紀上必要之措施。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長官分別交軍法審判,嚴緝治罪。此次事變,幸賴前方將士戮力用命,當地民眾明辨忠奸,協助戡亂,而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突圍逃出,312日兩人於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遭隨從副官劉厚總開槍打死。

194114日至14日,新四軍違背軍事移防命令,屢抗換防指令日期和地點之命令,又借國軍第四十師換防之際 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襲擊,國軍第四十師奉令自衛反擊。對於新四軍的軍事叛逆事件,受到軍事委員會的嚴厲制裁,撤銷其編制,軍長葉挺拘捕並轉交 軍事法庭的審判 ,這就是史上「皖南事件」的始末。

對於皖南事件,毛泽东認為這是嚴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認為新四軍被害人員是殉難的愛國者。時間責任完全在國民黨方面。

於此,毛澤東發表《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的方式指出:

「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訂立三國同盟之後,為急謀解決中日戰爭,遂積極努力,策動中國內部的變化。其目的,在借中國人的手,鎮壓中國的抗日運動,鞏固日本南進的後方,以便放手南進,配合希特勒進攻英國的行動。中國親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中,為數頗多,日夕煽誘。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計劃乃準備完成。襲擊皖南新四軍部隊和發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不過是此種計劃表面化的開端……。

至於重慶軍委會發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於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裡去叛變誰呢?那裡不是日本佔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麼不讓它到那裡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

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 ,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針對毛澤東的歪理國和內外的非議,蔣介石對皖南事變發表了讲话,以正視聽:

「這兩周以來,敵人假借我們新四軍事件,造出許多離奇怪誕的謠言,恣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略中國的迷夢………。即就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簡單,事情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襲擊友軍,侵佔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除非像無法無紀的敵國少壯軍人,才會把這件事看做一種特殊而不尋常的事件,故意來作誇大的惡意宣傳……。

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罰違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它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當時對於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將他們三個負責主管長官正法,而對於這次新四軍事件,為什麼要將他番號取消,部隊解散?關於這一點,我亦要向各位說明,因為當時韓復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從命令而已,而並沒有稱兵叛亂,攻擊友軍的行動。各位都已知道,當時中央命令韓復矩堅守山東,他卻不守山東,而偏要擅自退往陝西漢中。想保存他個人的實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線抗戰,不許退卻,他卻不遵令前進,反要擅自後退,甘冒革命軍的連坐法。至於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當時統帥部命令他移駐豫西,他偏抗命不動,盤踞豫東,騷擾地方,勒索人民。但這三個人雖然是違抗命令,而其部隊並沒有反抗叛變的行動,所以只要將他三人執行紀律,其部隊官兵不僅無處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義,遵令整編,所以政府依舊愛護保全。但這一次新四軍一案,就與此不同了,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要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事行動,明目張膽,來襲擊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這次解散新四軍一案,不過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整飭軍紀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來,新四軍違抗命令,違反紀律的案件,層出不窮,中央雖一再寬大為懷,剴切告誡,促其覺悟,無如他怙惡不悛,竟至稱兵叛變,襲擊友軍。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嚴加處置,但在我個人對此事件,只有悲痛與慚愧,因為部屬的罪惡,就是我作長官的責任,也就是我的恥辱。因此各位須知這不是一件什麼可安慰的事,這是萬不得已的一頁痛史。現在新四軍事件雖然已經處理,而我國民革命軍在光榮抗戰中間,畢竟留下了一個污點,我身為統帥,我的傷心實在任何人之上,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二點。

複次,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嚴格整飭軍紀,因為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成敗,就看我們的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澈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個關鍵。因此我這次乃抱定決心,要嚴肅軍紀,以挽救全軍的危亡,保障抗戰的勝利,維護國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整飭軍紀,任令部隊軍人違反命令,破壞紀律,那末,軍隊失敗,國家就要滅亡。並且國家付託我以統帥大權,如我統帥個人希圖苟安一時,不惜姑息養奸,致陷全軍於危殆,那不僅有負職責,而且對不起我們全軍官兵,和一般已經為抗戰犧牲的將士同胞。並且嚴格言之,這就無異我統帥縱容部屬軍隊違法亂紀,陷他們於滅亡自殺之途,那這就是我統帥莫大的罪過。因此,我寧願不顧一切犧牲,必須徹底執行紀律。凡屬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必須明白軍紀重於一切,軍紀一律平等,決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處,亦不能因為姑息一二少數人而置軍紀於度外,以致抗戰失敗,陷國家於滅亡,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三點。……。

總之,這次處置新四軍事件,完全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主要的意義完全為加強抗戰。語其要點,就是:(一)打擊敵人妄冀我軍紀敗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二)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得所觀感而振奮自愛,為國效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

從「黃橋兵變」到「皖南兵變」,這兩件重大事件的發生,前後不到六個月的時間 ,此等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194054日給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的八點指示的第一项任務就是突襲韓德勤主力,掃除中共黨軍搶占地盤、發展黨軍(鉤兵掠地)的障礙,摧毀國軍蘇北敵後遊擊總隊,然後奪取韓德勤所建立的蘇北敵後遊擊根據地變成中共的革命根據地:

「西至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有計劃,有步驟的將可能控制的地域控制在我們的手中,獨立自主的擴大軍隊,建立政權,建立財政機關,收取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商業,建立學校,培養干部,中央要你們一年內,在江浙敵後根據地擴大武裝10萬支人槍,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布置得怎樣?…… 」。

 新四軍在「黃橋兵變」後,雖然致使韓德勤部受到重創,然而,毛澤東所要建立「西至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 的根據地與發展十萬支人槍,建立根据地」的任務尚未完成。

 在毛澤東所確定的任務沒有完成之前,身為新四軍政委的項英怎能抗命北撤呢?北撤,是違抗了毛澤東的命令,不北撤是違抗了統帥部的的命令,作為中共中南局的書記新四軍的政委項英進退兩難,幾度請示毛澤東,毛澤東避而不答,這就是新四軍幾度抗命蔣介石的北撤換防並攻擊國軍第40師制造皖南兵變的原因。

 結果,項英及其新四軍成為毛澤東「五四 」命令【35】的犧牲品,而項英又是毛澤東筆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就是毛澤東所指 「蔣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對於毛澤東指使下,由新四軍、八路軍聯合發動的「黃橋兵變」與「皖南兵變」,中國民眾終於不能沉默了,代表民眾呼聲的大公報發表了社論:

「……這種自亂陣線襲擊友軍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采取斷然處置,只限令該軍調防黃河以北,以避免衝突。這種處置,在中央可謂已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猜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展延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指定的路線上,曾有該軍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軍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第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質疑的。我們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純國民的感想。 我們熟察現代國家的建國原則,並深思我們中國的苦痛經驗,而確切認定建立國軍的重要。國家的建軍原則,必須是單一的。組織是一個,軍令是一個,而意旨更必須是一個。一個軍隊,不容有紛歧的組織,不容有多系的軍令,更絕不容有兩個意旨;否則,那軍隊就絕對不能作戰,尤其不能對外作戰。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們國軍的最大苦痛。

我們自民元建國以來,國家常處在分裂的狀態,政治對立,軍隊紛歧,內戰不休。國家在那種狀態之下,所謂民族自衛權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國以來,遭受了多少外侮,我們為什么不能發動自衛權?就因我們沒有統一的國軍,沒有中心的武力。

這狀態,一直到黃埔建軍,國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經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上,國家才有了統一的雛形,而經十七年全國統一之役,國家的統帥權實質仍未建立,國家仍陷於內戰深淵。那時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自稱蘇維埃共和國,在福建更有一個所謂人民政府。國家有四分五裂之勢,怎麼還能抵抗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侵略?

我們遭逢那樣嚴重的外患,而國家仍在演著四分五裂的內戰,真是危險萬分。國家之幸,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這一脈中心武力,經過艱辛的洗煉,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定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三十幾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擁護統一,反對分裂,是全體國民的良心,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尤其在這大敵當前,強敵日削,勝利接近之時,我們全體國民必然吐棄一切蔽於黨見而貽害國家的行為!

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命令劉少奇重組新四軍,建立了蘇北、魯南根據地,這與毛澤東的晉察冀根據地從戰略上連成了一片。

所以說,從黃橋兵變到皖南事變 ,前後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連續發生,這是毛澤東的陰謀所制造 ,是落實洛川會議的總方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敵後遊擊戰場的萎縮和衰退

毛澤東陰謀發動的和制造的「黃橋兵變」和「皖南事變」,正是潘漢年代表毛澤東為派潘漢年與岡村寧次的代表密談「 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共識一年之後。

19415-8月,日軍避開中條山根據地鄰近的中共八路軍總部,利用中條山根據地守軍主帥衛立煌峨眉山度假,利用侵華日軍7個師團的兵力、重炮和飛機對中條山守軍發動了立體化的進攻,毛澤東本著洛川會議的精神,使用三國鼎立之策略,【28】【29】【27】 拒絕八路軍配合國軍在中條山作戰,而坐山觀虎鬥 ,從中得利。

也正如毛澤東在洛川會議軍事報告中所講:

「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28】【27】。」

結果,造成國軍在「中條山戰役」的失敗,造成第三軍軍長唐淮源上將、第12師長少將寸性奇、第98軍長中將武士敏、第70師長中將石作衡、205旅長少將徐積幛、215旅長中將趙錫章、新27師長中將王竣、新27師副師長梁希賢、新27師陳文杞少將參謀長等9名國軍將領的犧牲。國軍在「中條山敵後遊擊根據地」失陷,洛陽、西安失去北部屏障,中原門戶洞開。

直至19439月,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利用侵華日軍消滅和削弱國軍抗日力量【30】。將國軍的敵後遊擊戰區由大變小,中條山、魯南、蘇北戰區敵後根據地,就這樣变成了中國共产黨發展黨軍奪取中國政權的根據地。

中條山失守後,與其唇齒相依的太行山即呈孤立態勢。中共的八路軍與華北侵華日軍互不侵犯、相安無事,19434月上旬,日軍調集5萬兵力,在30多架飛機支援下,向太行根據地發動進攻。

24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指揮李振清第40軍於林縣、孫殿英新5軍於臨洪、劉進第27軍於陵川迎敵。孫殿英、龐炳勛先後戰敗被俘,余部繼續在太行山打遊擊。

7月,日軍再度進攻,劉進率部在陵川御敵,遭重創後於19438月上旬南渡黃河,被迫放棄太行山根據地 【13】。

194010月在新四軍和八路軍聯合襲擊遭到重創後,1943年,韓德勤中將受統帥部調遣至三戰區正面戰場作戰。此後,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新四軍占有。

1943年後,長江以北,國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在中共八路軍、新四軍的頻繁襲擾並利用日軍力量的強勢攻擊下,對國軍敵後根據地各個擊破,蔣介石所建立和領導的晉、察、冀、皖、魯和蘇北敵後遊擊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

國軍撤了,日軍就撤回呈點線狀分布的大中城市之據點,於是,八路軍逐步填充了長江以北的鄉村,整個的長江以北,幾乎成了連接成片的八路軍、新四軍的『遊擊根據地』,在所謂『中共的遊擊根據地』,八路軍與日軍不作正面衝突,見到鬼子就跑到山裡,保存中共黨軍的實力,鬼子進了據點,中共党军就下山發展共軍勢力,此即毛澤東在19454月《論聯合政府》中所說的解放區。

從此以後,中國的正面戰場失去了長江以北敵後遊擊根據地對正面戰場的戰術配合和支持,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敵後根據地』就是這樣形成了。

國軍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了八年,八路軍、新四軍對國軍攻擊和侵擾了7年,與日本人 和平相處了6年 【30】【28】【26】,盡管毛澤東說他們「天天和日本人打仗」,用什麼證明呢?

即便是1940年由朱德、彭德懷等發動的百團大戰, 那是八路軍總部在毛澤東與侵華日軍達成和平共存、互通情報的共識之後,由朱德、彭德懷不顧毛泽东的反對而自行決定的自求生存的作戰。盡管如此,只要和日軍打仗,就觸動了毛澤東的傷痛,因為有違他與侵華日軍和平共存的共識,所以,毛澤東以此為主要罪責和原因加害彭德懷 ,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判 【29】:

「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引起蔣介石對我們的警惕」

19438-9月以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集團,不勞而獲,鳩佔鵲巢,蔣介石失去了原有的晉、察、冀、皖、魯、蘇敵後遊擊根據地對國軍在主戰場的戰術支持和配合,日本人與中共的軍隊和平共存,對共軍無需防範。

這正是「日軍大本營」傾全國之人力、物力孤注一擲,以求日本國在戰略防御中有一個最小作戰空間所制定的《一號作戰計劃》能夠得以實施,將日本關東軍 、日本本土51萬新增兵力和日本華北派遣軍派往黃河與長江以南,日本的軍隊、後勤、軍事給養能夠從東北、華北、經由山東、蘇北而長驅直入有涉大半個中國的戰場而發動「豫、湘、桂」戰略攻勢的國共背景。

所以說,蔣介石領導的敵後遊擊根據地興盛期不到4年,1940年進入鼎盛時期,是時,國軍的敵後游击隊官兵百萬 ,牽制華北日軍24個師團外加3個混合旅團,日軍總兵力80萬,對於國軍正面戰場給予了極其重要的戰術配合與支持。

而後,八路軍頻繁襲擾國民黨的抗日部隊,同時,毛澤東利用日軍裝備優勢的強大兵力對國軍敵後根據地發動攻擊,從19415月開始,中條山失陷,國軍的敵後遊擊根據地隨之萎縮。 到19439月以後,長江以北的國軍敵後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從此,國軍的正面戰場失去了長江以北敵後遊擊根據地對於衛國戰爭的支持與配合。

國軍的敵後遊擊戰場就剩下豫鄂皖大別山敵後遊擊區、浙西遊擊區、海南遊擊區。長江以南的敵後遊擊隊, 一直活躍在第三戰區的天目山; 第九戰區的廬山、大雲山,還有長江水域,他們堅持到抗戰的最後勝利。國軍對日軍發動的敵後遊擊戰創造了很多成功的戰例,太平洋戰爭後,仍然 配合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 。

 六, 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一次戰役,八路軍本屬於二戰區所轄,閻錫山將其編於衛立煌屬下,分配在晉東地區牽制日軍,配合主戰場對日遊擊作戰,而這次由八路軍總部發動的百團大戰,屬於八路軍在日軍的「囚籠政策」下自保發展空間、未获毛泽东的同意、未報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而主動出擊日軍的一次戰役。

(一)戰役背景:

武漢會戰後,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力求從戰爭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從1938年秋開始政治誘降。

193810月,汪精衛發表談話,准備接受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

193910月,毛澤東與潘漢年單線聯系,派潘漢年與侵華日軍作和平共存的談判,囑潘漢年到上海和南京,設法先和毛澤東的恩師汪精衛取得聯系,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26】。潘漢年於1939年在上海期間,由李士群介紹會見了他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 會見中,他們各自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軍與八路軍、新四軍和平共存互不侵犯達成了初步共識【26】。

1940年春季,華北八路軍在山西省策反國民革命軍九七軍,由八路軍收編。

此間,將戰區總司令鹿鐘麟逐出省外,同時,八路軍和國軍摩擦不斷。從1939年夏季開始,日本軍隊在集中了分散在長城、華北、東北的部分軍隊, 推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據點為鎖」的「囚籠政策」,借此控制並逐漸縮小中國軍隊的抗日根據地。

針對日軍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感到根據地日漸收縮的危機,決定主動出擊日軍,以求自保根據地和八路軍的發展空間。

八路軍總部在1940722日發出《戰役預備命令》的同時,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了報告。延安方面收到該電文後,當日即抄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張聞天、王明、康生、陳雲、鄧子恢、任弼時、譚啟龍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人或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延安收文原件在案)。

毛澤東與侵華日軍就「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剛達成了初步共識【26】。 毛澤東自感這是他剛剛取得的戰略部署重要環節的重大勝利之後,再則,「百團大戰」嚴重對抗毛澤東在洛川會議軍事報告的作戰精神。

直至820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軍委對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的請示報告(戰役預備命令)拒不回復。在此種情況下,彭德懷命令百團大戰開始。 

(二)戰役規模【31】: 

7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於22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同時要求對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88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莊至陽泉(不含)段;第129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並以重兵置於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繼收復日軍占領的一些據點。

八路軍原定動員兵力為22個團(晉察冀10個團,1298個團,1204個團),重點目標為正太鐵路,其次是平漢鐵路、同蒲鐵路北段和白晉鐵路。戰役開始後,民兵、遊擊隊參加作戰,據稱總計105個團的規模,「正太路戰役」又稱百團大戰。

據日方記載,僅有兩個步兵混成旅 ,另有兩個旅團的六個大隊(尚不足日軍一個整編師團的兵力)參與了作戰,按其編制,總兵力約2萬左右。

(三)百團大戰的戰果【31

彭德懷在自傳中記載「此役共消滅日偽軍三萬余人,自動瓦解、潰散的  偽軍、偽組織比此數要大得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資料另有兩種數據:

百團戰後八路軍總部的《百團大戰各階段作戰概述》中說:斃傷日軍12645人、偽軍5153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407人,日軍投誠7人,偽軍反正1845人;攻奪敵人據點293座。

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版本依據19401210日的《百團大戰總結戰績》中說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8407人,日軍投誠47人,偽軍反正1845人(合計46380人);消滅據點2993座,破壞鐵路900多裡、公路三千裡;破壞橋梁、車站260多處;並繳獲了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八路軍傷亡17,000余人,共產黨所控制的華北抗日根據地也隨之大幅度擴大為華北437個縣中的10個縣。

根據日軍戰史(參見《華北治安戰》(上),第295319頁)記載:

上社鎮撤退時戰死44人、陽泉—孟縣戰死60人,負傷180余人、榆社與遼寧戰死80人、晉中地區戰死71人負傷66名失蹤2名、蔚縣淶源地區戰死133人,失蹤31名、插箭嶺戰死1人負傷5人,渾源、靈邱方面戰死78人,日軍合計戰死人467,失蹤33人,負傷251人,日軍傷亡總數751人。

百團之戰是八路軍的對日軍的主動進攻,然平漢鐵路於825日恢復通車,同蒲路98日全線通車,石太路920日勉強可通車,井陘煤礦區機器修復仍可使用。井陘煤礦主要礦井東王舍新礦半年多恢復不了生產。

由於八路軍隨後遭到日軍反擊戰的強大打擊,作戰轉趨消極,日軍第36師團成功掃蕩並消滅了遼縣、涉縣、潞城等地共軍根據地,結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擊戰。

1119日,日軍第37師團發動第二期第二次反擊戰,由沁縣、南關鎮一帶出發;獨立第16旅團由平遙、霍縣出發;第41師團一個大隊由洪洞東方向沁源前進,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3日順利消滅沁河一帶共軍根據地。

國民政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傅應川對於百團大戰的評述:就軍事而言,若日軍真蒙受重大損失,必將退出地區整補,然從日軍隨即發起反擊,而石太、同蒲路段迅速通車,中國共產黨的戰果統計純屬誇大,無法取信。

學者劉鳳翰認為:以參戰部隊與日軍編制制度來計算,該役日軍最多2萬人(滿編情況下),日軍傷亡約3千人左右。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代主任熊斌呈百團大戰電報稱【31】 :百團大戰之實際情形,錄呈如次:()此系八月號(20)日開始,與敵正面作戰五天,有(25)日即將大部撤往平山、孟縣、五臺一帶,只留少數兵力在鐵路沿線續行襲援……()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線所用兵力共十一團,朱彭報為三十余團()所獲戰績計破壞鐵路二百余裡,破壞大道橋梁四十余座搗毀車站十一所……()斯役敵傷亡三千左右,及偽軍二千余,中共傷亡亦約三千余……。

(四)「百團大戰」的價值評估兼評「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敵後戰場的抗日戰爭」:

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華北工作座談會,中共黨內的高級干部在會議上一致對「百團大戰」持否定態度。會議上對彭德懷作了40天的專題批判,彭德懷被迫做了檢討:

「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31

百團大戰,雖然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部沒有將其作戰計劃呈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其主要目的也不是與正面戰場所作的戰術配合,而是八路軍自保作戰空間和自我發展、主動出擊的一次大型作戰。

百團大戰的作戰規模和所取得的戰果並非有如中共宣傳和彭德懷所說的那麼大,但是,百團大戰是八路軍自抗日戰爭以來首次主動出擊日軍的一場最大規模的戰役,客觀上給主戰場的國軍減輕了一定的壓力。

百團大戰,遭到毛澤東及其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嚴厲批判,然長期以來,此役又似給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史抹上了重重的一筆,似乎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戰場抗擊日本侵略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佐證。

盡管彭德懷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等一部分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他們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到第一次國內革命、土地革命、中東路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直至毛澤東建政後,不同時期,甚至在同一時期的不同階段,他們在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漂移不定,在愛國還是賣國的兩條道路上痛苦掙扎,在邪惡與正義和良知中選擇,抗戰開始之初,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的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滅、良知猶存。

從百團大戰的組織和大戰的過程中,彭德懷所代表的是八路軍總部,代表的是他個人和八路軍總部一部分將領的民族良心和良知。

況且,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在軍事上只能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抗日軍隊,其軍事裝備、軍餉與後勤保障均按照編制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照其他抗戰部隊同等待遇,是國民政府抗日部隊的一部分,他們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個人野心家與其集團,在軍事所屬關係上沒有法律聯繫。

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委對於「百團大戰」是阻止的和反對的。

所以說,百團大戰不能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後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佐證。

193911月由楊成武將軍指揮的三岔口、黃土嶺戰鬥,是蔣介石於1939年冬對敵後遊擊戰場發出「對日軍發動冬季攻勢」的指示下而取得的勝利。

然而,這次戰鬥違背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洛川會議上所決定的「不要與日軍正面衝突,要避實就虛,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保存和發展中共的軍事實力」的指示和精神,三岔口、黃土嶺戰鬥,同樣不能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敵後戰場抗戰的佐證。

中日全面戰爭是張聞天、毛澤東所主宰的中共中央按照斯大林的遠東安全計劃引發和制造的,193910月以後,毛澤東又投靠了日本侵略者,那麼,在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中,他所主導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又如何能夠領導中國共產黨抗擊日本侵略呢?

那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它的軍事委員會在抗日戰爭期間,無論是敵後戰場還是正面戰場,還做過對中華民族有益的任何貢獻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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