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一期正體版 / 简体版

 

重新認識蔣介石在大陸的憲政

 

郭賢源

 

20世紀80年代來,「告別革命」開始在中國大陸興起,「妥協」隨之份量加重,一批又一批的學者開始重新詮釋、注解晚清預備立憲和民初革命派、立憲党人與袁世凱三方妥協和平建國,他們想從這兩大歷史事件中解讀新政治含義,以便服務於時下中國大陸政治轉型,期望中國歷史循環重演不再發生於中國大陸。願望極其美好,亦完全符合時代潮流,然此主張是否符合學理,是否符合歷史軌迹,這就非常值得推敲與商榷了。

在「妥協」之音鵲起並逐漸取得主導權之後,中國大陸知識界對發生於1946—1948年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憲」事件似乎缺乏熱情,普遍地認爲這不過是滄海一粟,且沒有特別意義之處,反而是蔣公介石玩弄政治把戲的舞臺事件。以表面現象觀察,擁有「玩弄把戲」的直覺結論却是極符合常態,是大衆型的認知。事實上,當我們拂去政治鬥爭表像色彩以後,一些認識還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討的。

一、歷史形勢的回顧

1945815日,日本軍國主義戰敗投降,中華民國作爲戰時四大盟國之一,在反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上做出了巨大犧牲,亦因之付出成爲反法西斯貢獻國。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成功牽制日軍一百餘萬陸軍兵力於中國戰場,迫使其南下太平洋計劃受阻和延長,爲世界反法西斯盟國贏得了寶貴的事件和積蓄反攻力量。對於我國(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的犧牲和貢獻,當時美國馬歇爾將軍如是說到:「中國戰場牽制了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隊,是抗擊日本陸軍的主要戰場,堅持中國抗戰,對太平洋戰場具有决定性的意義。」

事實上,我國能够取得抗戰勝利本身就是奇迹,也是與蔣介石堅忍不拔之意志分不開的。我們都知道,日本自甲午戰爭取勝以後,無論是國力還是氣勢上,都要遠遠强在中國之上,並時常以咄咄逼人的態勢欺淩我國政府,民初有1915年强逼袁世凱同意簽訂旨在滅亡中華的「二十一條」,蔣公重建南京國民政府後又有「九•一八」事變、上海淞滬事變、華北事變等系列欺淩分割中國領土的事件,以一個尚不統一、虛弱的中華民國抵抗强勢的日本十餘年而不倒,當時世界唯中華民國而已。一直叫囂三月滅亡中國的日本,絕沒有意料到中華民國和蔣介石能有如此能耐與毅力。以當時世界另一大國——法國——來說,德國用七個星期便佔領了法國,法國政府宣布投降,法國隨之滅亡,直至1945年才在盟軍的支持下複國。中華民國和法國,一勝一敗,頗具歷史諷刺,但事實就是我們所見證的,無人能够改變。

國民政府全面抗戰前夕,中國境內各種政治力量、政治實體紛繁複雜,有如戰國時期列國紛爭、縱橫捭闔之形勢。當時,南京國民黨內部派系爭權奪利,中央與地方割據軍閥有利益衝突,國共之間鬥爭,整個國家尚沒有特別突出的核心,各自爲政,却又面臨强大的日本壓境侵犯。中華民國生死攸關的命運抉擇都集中在那個時候,可謂一棋不勝,滿盤皆輸。於內憂外患之時,依照孫中山建國三階段計劃,南京政府已經到了該推行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階段了。衆所周知,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裡規定,軍政三年,訓政六年,隨後全國進入憲政時代,而南京國民政府重建於19274月,《訓政約法》亦公開頒布於19315月。

全面抗戰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精誠團結各派,共禦外辱。起始日寇氣焰極高,志在數月內滅亡我國。然而,南京政府在蔣公介石領導之下,除堅强抵抗外,於國際上尋求英美諸國幫助,求得戰備武器支持和物質供應,以便能够持久抗擊日本。抗戰初時,歐美國家聽憑日本侵略,拒絕各種援助中國,却不停止日本所需軍備物質。當是時,日本乃一現代工業大國,中華民國却是一農業轉型弱國,除人口和國土超於日本外,幾乎沒有任何優勢,但是,國府能克服萬難,以蔣公之意志力帶領政府和中國人堅持奮戰,至而求得最終勝利。

平心而論,蔣公在抗戰時期擴大了他與國府的影響,提高了他在中國和世界的地位,國民黨軍隊也實現了黃埔系擴大化。但是,另外幾個事實也必須承認,一是中共借抗日之機坐大了,且有爭奪中央統治權之欲;二是國府在抗日中損耗極大,戰爭創傷一時難以修復;三是抗日戰爭延緩了憲政進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必須推進執行憲政。正反對比,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的形勢並不樂觀,勝利的喜悅被棘手的問題遮掩了,一切仿佛暗淡無光。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也表達到,「未來堅鋸,十倍於抗戰。」

事態也是如此按劇情發展過來的。就在戰爭快要勝利時,共産黨和毛澤東就公開拋出《論聯合政府》,指出中國新前途應該是國共兩大黨來共同决定,而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也不是民選結果,而應該是政治力量决定利益分配。當是時,中共作爲在野黨,對在朝黨的國民黨提出質疑和批評,很容易打動那些同處於在野身份的黨派和知識分子,使他們誤認爲有了同盟。正當反對派聯合起來時,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注定了悲劇要上演。因爲溫和反對派竟然與最激進的反對派共舞,共同配合彼此行爲,却完全置民主共和與建國三階段不顧,把不喜歡蔣公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態度無限擴大化,爲反對而反對。於是,1945年注定成爲中華民國命運轉折的一年。

二、蔣公和國府的被動「憲政」

絕大多數人追求自由的生活,反對任何專制和獨裁,看到專制政府或獨裁個人恃强淩弱時,發自內心最天然的、直覺的正義感就立即涌出來,他們即便不站出來公開反抗反對,即便不直接表達出來,也無法阻止他們明確的是非歸隊,並以極其冷漠的態度或零接觸表示自己的靜反對。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府就是遭到這麽的民心民意。因爲抗戰耗費巨大,國府在抗戰期間加大了對農民和工商階層的稅收,使得國民政府與絕大多數國民存在激烈的對立,民意基礎受到動搖,民衆對未來表示悲觀。同時,抗戰時期媒體不斷披露、揭發孔家、宋家和官僚貪污腐敗的問題,這更加劇了民意的敵視和對政府的不信任。

與民意危機相伴的是,國民黨還有一個致命性的政治改革計劃,它就是國民黨宣稱奉行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和憲政」建國方案,且所有的年限均非常明確。國民知道國民政府的建國方案,知道有明確無誤的憲政前途,爲什麽反成爲國民黨的連累?一般說來,國民黨有憲政計劃應該是個好事,至少它可以讓國民和知識分子看到希望,某些人也可能容忍暫時的政治强制或高壓,期待不久之將來的憲政時代。如胡適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就指出:「國民黨是要憲政的,它不否定憲政」。但是,它僅能反映一種溫和、理性的聲音,却無法阻擾非良性的急躁和不滿。於此,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

「對於一個志在對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方面實行一系列重大變革的改革者來說,理論上有兩種重大戰略可供選擇。一種是儘早地把所有的目前公之於衆,然後儘量爭取逐個實現,以圖盡可能有所收穫。另一種是所謂藏而不露的戰略,隱匿自己的目標,把改革分開來實現一事一辦。前者是一種全面的,『斬草除根』的,或曰閃電戰的戰略;後者則是一種漸進的、『枝節』的、或費邊式的戰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兩種方式改革者都曾嘗試過。他們努力的結果顯示出,在大多數備受現代化所帶來的壓力和紛爭的國家中,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將費邊戰略與閃電戰術配合起來使用。爲了達到目的,改革者首先應該把諸多問題分割開來,然後一旦時機成熟,就儘快逐一解决,以便乘反對派措手不及之際,把問題從政治議事日程上抹去,免得節外生枝。」(編者按:費邊戰略或費邊戰術,指的是迂迴拖延,不急於求成,而是等待時機,並且用時間拖垮敵人。出自公元前三世紀古羅馬費邊將軍迎戰漢尼拔的典故。)

實際上,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前,中國晚清的光緒帝改良和慈禧太后主導的「預備立憲」均是把大目標的改革內容公之於衆,然後急於求成付諸實施,從而未能在政局穩定方面獲得成功,却加劇了社會動蕩。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既然依孫中山建國方略,以時間算政治進程,抗戰勝利之後就理應準備進入憲政階段,公布憲法,全國普選。但是,激情四射的反對派沒有意識到國家利益和社會穩定,他們僅知不停地要求實施憲政,結束一黨專權政治。他們的這種嘩衆取寵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影響的擴大,完全可以摧毀中華民國及其政府。

應該說,抗戰勝利後,中國百廢待興,國民政府需要加强實際中央權威和鞏固統治,而不是急匆匆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和選舉大總統。不管理論上(應然)如何需要去做,也不管國民如何反對一黨訓政和要求結束訓政,在政治實事層面(實然)都不能被挾持,否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就會陷入被動,處處受制於反對派。我們從日後國民黨在1946年—1948年的行憲經歷就可完全看到,也可從蔣經國在臺灣推動民主憲政轉型看見不同的另一面。

憲政改革,以自上而下推動,其實施條件是存在的,而非任意發生。其一,改造社會團體是否有實施憲政的目標或願望,這是最重要的前因。如果改造社會團體根本沒有憲政願景,那麽憲政改革無從談起,也難以實現良性政治互動,如二戰後的共産主義集團和亞非出現的個人獨裁政治。其二,推行憲政的政府要有能够掌控全國政局的能力,反對派不能達到動搖政府的權威。憲政本身是要達到限政,就是由反對派約束、牽制執政黨的獨斷專行權力,但這是實現了憲政之後的狀態。在憲政轉型時期,一定的中央權威是絕對需要的,不能淪落到任反對派聽之任之的地步。反觀國民黨抗戰後的政局環境,反對黨要求結束訓政,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共同制定憲法和選舉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便立即推動實施,於1946年召開政協和1948年選舉總統。如此,國民黨處處受制於反對派,處處被動,而且還要接受各界對每一步的政治行爲進行非議。

三、蔣介石在大陸實踐「行憲」的再認識

1946—1948年,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推行了憲政,公開了憲法和選舉了政府,預備進入憲政政治,但歷史給出的回復却是以失敗告別,並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留下了「僞憲法」和「僞選舉」的定性。顯而易見,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大陸實踐的開啓憲政失敗了,但這個失敗絕不是終極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應該是軍事作戰失利引發的結果。至於今日大陸教科書上的評價,那絕非法制史學的研究結論,僅能算作「成王敗寇」的政治定性。事實只有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學說和不同的人,對此得出的認識却不完全相同。

中國大陸告別革命、主張政治妥協以來,關於憲政是各種政治團體相互妥協的結果的觀點,於近年來甚是塵囂,許多青年一代的學人受此影響,他們均把英國革命出現的國王與議會相互妥協作爲認知的經典範例,並由之推廣其它。對發生於1946年—1948年間的中華民國憲政,一些人認爲問題主要在當年國民黨和蔣介石不肯妥協,不願結納共産黨和毛澤東,因而有了後來的失敗,憲政之路的希望亦破滅,並導致了中國大陸其後幾十年的動蕩不寧。這種苛責,近年來頗有主流之趨勢,且相關著作也推崇之,如《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等等。

憲政之實現有妥協,這是相對統一的共識,無論是早期的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還是20世紀全球性的憲政演變國家,它們基本都要求政治團體之間進行相互妥協退讓。但是,妥協産生憲政也需要看待這麽兩個問題:一是憲政的主導力量是改造社會團體,二是改造社會團體必須要有遠景的憲政實施計劃。

現在談論英國革命具有妥協精神,因爲這個妥協開創了近代政治——分權制衡和憲政,人們於是很容易被外在表像所迷惑所左右,誤認爲學習它的妥協精神,憲政就自然而然會出現。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肯定該觀點有很大的誤區,是典型的「刻舟求劍」、「一葉障目,不識泰山」。從歷史上說,憲政的出現確源於英國革命的妥協,因國王與議會派之間的相互退讓,從而演變出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相互制衡,司法另行獨立。於是,英國特有的「憲政」産生。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潜藏在背後的隱性因素——英國議會派作爲改造社會團體,它擁有主導英國政局走向的力量——往往被忽略,人們容易誤解英國相互妥協就能産生憲政。這是嚴重違背歷史常識的。不僅英國是改造社會團體的議會派輸入新思想去改造社會,就是美國、法國的憲政,也絕離不開革命黨人的新思想主導。反觀19世紀後半葉的普魯士統一德國、日本明治維新、意大利統一和俄國沙皇改革,他們都是由舊制度內的封建貴族主導來推進社會變革,但這些國家竟沒有一國成功建立了穩定的、良性的憲政。因此,憲政上的妥協,即便要主張妥協,也一定離不開改造社會團體能够强大到控制政局的程度,否則,妥協後的政治形勢往往是保守或守舊勢力。辛亥革命後,南北議和成功,革命派就是未能掌控北洋系政府的政局,因而始終無法把改造社會的新思想付諸實踐,民主與憲政也就遙遙無期。由此,國民黨主導的北伐革命,實乃爲中華民國能實施憲政創造政治條件,保障改造社會團體的憲政思想能够執行。如果改造社會團體不能主導新社會的建設,任何政治妥協,於憲政而言都是沒有意義的。

憲政之實現,還有一要件,即假如有改造社會團體,有政治妥協,但改造社會團體並沒有憲政遠景目標,憲政也不能够産生。以蘇俄共産黨人最具代表,二戰後出現的共産主義集團給予了歷史證明。共産黨主張的共産主義,作爲19世紀後期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改造社會思想,在共産黨人的積極推動和運作之下,曾經在蘇俄、東歐、朝鮮、中國大陸、越南等地盛極一時,經過轟轟烈烈幾十年後,共産黨做出了較成功的改造社會,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這些共産主義集團的政權始終未能創造一種憲政政治,也極難自我發展到憲政。應該說,共産黨在國際上算是一個非常有激情的改造社會團體,其社會改造的行動和力度也遠超自由主義國家,但共産主義集團就是無法通往民主憲政。究根溯源,作爲改造社會團體的共産主義政黨沒有遠景的憲政目標是主因,它視民主憲政爲資産階級社會的産物,持以敵視態度,堅决反對實施,認爲共産主義應消滅私有制、剝削、階級和國家。作爲統治工具的法律和道德,共産黨人對憲政嗤之以鼻,非徹底鏟除和拋弃不可,否則便無法實現共産主義。

現在回望1946年—1948年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大陸實踐的「憲政」計劃,我們就能一眼看出其失敗之根本問題。國民黨和蔣介石要在中國實踐憲政治國,但共産黨和毛澤東根本反對,所謂建立妥協的聯合政府注定是南轅北轍和各懷鬼胎。同時,由於抗戰剛勝利,社會秩序尚未恢復,抗戰加重稅收引發的民意敵對,共産黨在抗日期間膨脹過大,都是直接影響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實踐憲政的挑戰和阻力。於當時中國政治環境,蔣介石是進退兩難,既不能推遲憲政治國計劃,免去外界反對派的政治攻擊;又不能用武力鎮壓,清除反對憲政和不要憲政的政治力量,加强中央權威,淨化社會秩序。蔣公介石失利退居臺北後,他領導國民黨彌補過錯,用「軍事戒嚴」和强行推廣三民主義來洗禮社會,以備將來實踐憲政,最後得到成功。

從歷史和現實來說,蔣介石在大陸推行的「行憲」經歷,其失敗和功過均化爲過去的歷史,我們今日去研究和分析,無疑是希望從中獲得經驗教訓,爲目前中國大陸的民主憲政轉型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參考。當然,對於居於大陸的中國民衆來說,透過蔣公的「憲政」歷史,不僅可以重新認識蔣介石,也能重新認識國共兩黨,更能以之來認知、判斷目前大陸正在進行的政治變革。

但願歷史不再循環上演,光緒帝、晚清預備立憲和蔣介石的憲政變革努力,他們均作爲當下大陸民主憲政轉型的經驗參考,期待一個良性的、溫和的、理性的和成功的政治轉型,這應該是大陸絕大多數人的願望。告別激烈與動蕩的社會變革,這就是我們應努力避免的。

 

附兩年前舊作一篇:

重新認識先總統蔣介石,四大功績不能忘

 

今天,45日,是先總統蔣公介石逝世38周年的日子。在過去的38年裡,中國大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的那種絕對封閉的環境改了,人們的思想、思維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民大衆在經過自由化的思想洗禮之後,對先總統的認識也已經不再局限於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的結論。

對於先總統蔣公介石,在他逝世38周年之際,有4大功績值得我們去思考,去懷念。

一、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民主和憲政,蔣公介石遵照孫文的革命思路,通過革命重建中華民國,並且逐步貫徹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和「憲政」救國之路。雖然,我們今日看待先總統時,始終以價值去評判歷史事實,對他主政期間的「一黨統治」有很多微詞,給予激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們置身於當日的中國與世界環境,就不難發現蔣公介石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救國思想是非常符合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就是既不保守,也不激進。按照三步走去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這是非常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只是,由於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特別是一直受到日本、蘇俄的侵略,不得不受制於現實,從而影響了中國的憲政之路。但是,國民黨在敗退臺灣之後,繼續前行,終於獲得了民主憲政的果實。

二、領導中國國民抗日,並把中國抬進世界五大國行列。「中國」的大國地位,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到先總統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沒有先總統執著救國,積極抗日,就沒有中國成爲世界五大國的地位,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共政府代表「中國」作爲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因此,今日要說中國大國地位,就必須把功勞推及先總統蔣介石和中國國民政府。

三、響應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路綫,積極限制、反對共産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儘量避免蘇俄意識統治中國。我們都知道,近代沙俄、蘇俄是中國的最大敵人,先是侵佔我國領土,繼而通過思想意識把部分中國人培養爲「木偶人」,在中國搞「思想殖民」,企圖消滅我國五千多年文化傳承。面臨這樣的局勢,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在20世紀20年代,從中國道統出發,堅决反對蘇俄意識形態擴張。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蔣介石繼承孫中山遺志,堅定認爲必須把西方主流文化融合中國固有文化,希望把中國歸類爲國際主流社會行列,堅持反對中國走向極端的激進共産主義行列。蔣介石的這個歷史性貢獻,雖然在大陸是以失敗告終,並使得中國大陸在其後幾十年裡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難,但是他當年的高瞻遠矚,確實得到了歷史證明——蘇俄意識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危害最大,人與人之間只有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倘使當日中國人能够積極支持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清蘇俄的本質,49年的歷史悲劇就完全可以避免,我國數以千萬的人就不至於無端死亡。

四、先總統對中國的民主憲政有巨大的歷史性貢獻。雖然我們今天大多數人批評先總統,但是,國民不應該忘記了,先總統在大陸沒有能够實現民主憲政,其中很多原因也是有國際國內的因素,而不宜把問題都歸結到蔣介石身上。就事實而言,他本人對民主憲政是持非常堅决與支持的態度,並且在30年代、40年代也是最積極去推動的人,而不是像今天大陸的統治黨那樣從根本上拒絕國際主流和民主憲政。而且,對於民主憲政的認識,我個人以爲,中國國民黨雖然在大陸統治期間是一個黨,外在現象上好像有點與現在國際主流的民主國家有分歧,但是,如果我們反觀近代英國、美國和法國等國家的民主憲政發展經歷,就不難發現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改造社會的革命力量在社會革命之後都曾經是短暫期間的主導、控制力量,也是必須的一個中心力量。當國家逐漸走向穩定之後,民主選舉才能真正地推行。因此,國民黨在短期內的一個中心統治,其實並不違反民主憲政,反而是爲了憲政能够更好地推進。

綜合地說,所上四大要點,都是可以把先總統蔣公介石置於中國偉大歷史人物之列。值此他逝世38周年之際,僅以短文爲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