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一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永遠的蔣介石

 

曾節明

 

四月份是乍暖還寒、絲絲新綠、枝苞欲吐的季節,也是一個陰陽際會、雲涌風動、冷暖交鋒、天地間充滿靈氣的季節,四十年前的這個月份,在一個春雨淋漓的夜晚,八十七歲的蔣介石先生離開了臺北士林官邸,永遠地匯入了夜雨中的風雲和閃電當中,據說在靈氣飄飛的四月份離去的人,靈魂可以飄飛得很遠,足以飄臨他魂牽夢縈的奉化老家、足以游歷他日夜渴盼光復的大陸山河。

蔣介石走後十四年的一個初秋之夜,我那四十七歲的父親也離開了桂林南溪山醫院,永遠匯入了飄溢著桂花花香的秋風中,和蔣介石一樣,都懷著一顆反共反毛的倔强心,齏志以終。

我父親長相酷似蔣介石:都是禿頭、都生得長頭高額天庭飽滿、都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都是一米六九的身高;因爲自小父親教育的苛嚴和生硬,我長期對他深懷惡感,直至他病入膏肓之際,方才感悟他的大智慧和拳拳的慈父之心。

由於父親的相貌和共産黨的洗腦,我長期對蔣介石深懷成見、滿心不屑,總以爲他是失敗的象徵、愚蠢的代表,直到今天我才覺悟:我們對蔣介石有著太多的誤解,隨著蔣的離去,我們中國人錯過了一個何其大智慧的、慈父般的領袖!

 

因爲蔣介石的失敗,習慣於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人,太多的人以蔣爲蠢材的化身,而完全忽視了蔣介石的大智慧,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大智慧者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能够洞見常人所不能見的地方。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精英人士中,最早認清了蘇俄本質和共産主義禍害的先知先覺者之一:

1923年八月,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於八月二十五日啓程赴蘇聯,對蘇聯黨務、政治、軍事進行了爲期三個月的考察,此次考察令蔣介石的價值觀劇變,從一個對蘇俄和共産主義充滿好感和幻想的人,變爲共産極權的終身堅定反對者。

蔣介石在其著作《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細述了訪蘇考察心得,他直斥:蘇聯的蘇維埃制度是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的三民主義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蔣介石敏銳地洞察到蘇俄扶助孫中山國民黨的用心,他在寫給廖仲愷的信中說:「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産黨爲其正統,决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也。」

由此,蔣介石準確地洞見到孫中山「聯俄容共」路綫的危險性,他說:「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决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於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訪俄僅三個月的時間,就能够洞見當時中國衆多精英人士幾十年看不到的東西,其非比尋常的大智慧可見一斑。

在蘇俄問題上,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適,1926年,胡適應邀訪問蘇聯,與蔣介石一樣受到蘇方熱情接待,訪問的結果,却令胡適原先對蘇俄體制的懷疑一掃而光,變得振奮莫名了起來,回國後發文激贊蘇聯「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由此相當長的時間裡,民國自由主義的先驅胡適,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個親蘇分子,直至三十年代後期斯大林「大清洗」的反人類暴行傳出,胡适才醒悟過來,從此堅决反蘇反共。

由蘇俄問題上的蔣、胡對比可見:胡適雖然學貫中西,但並不非常高明,真正具有大智慧的是蔣介石。

蘇俄問題上,蔣介石大智慧的敏銳,在民國知名人士中,只有徐志摩可以相比擬。1925年,徐志摩自費訪問蘇聯,僅僅幾天時間,他就以詩人的眼睛,敏銳地看穿了假像,他寫道:

「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這是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悅,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27因而徐志摩驚呼:旅行人!快些擦淨你風塵倦了雙眼,仔細的來看看,競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的火種!」

蔣介石和徐志摩,分別是最早看穿共産極權的政治人和文化人,他們是社會問題上真正的大智慧者。

在訪俄觀察的基礎上,蔣介石更在1929年就系統地指出了共産黨暨共産革命的荒謬,他於民國18年(1929年)425日,在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稿《在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産革命的區別》中說:

「在共産黨的眼中,除無産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産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

此要言不煩地點破了共産主義(馬列主義)實踐階級滅絕、變富爲貧的超級禍害本質。蔣介石順道提出主張:

「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爲本位的,除却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 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産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

蔣介石的主張,現已被證明是實現正常社會所必需。

蔣介石在1929年的講話中指出:共産革命是以恨爲動機的革命,他說:

「以恨人爲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爲,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

這已經爲俄布(共)、中共等多國共産黨的殘暴革命、革命後的階級大屠殺以暨社會道德敗壞所證明——歷經中共革命屠殺、階級屠殺、文化破壞以致於今天社會道德敗壞、人與人之間充滿仇恨的今天中國,更是一個應驗的典型。

蔣介石並指出共産黨叛亂奪權的法術伎倆,他說:

「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爲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 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爲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爲只有無産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衆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爲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衆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衆擁護,非民衆服從共産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 方法,奪取民衆,來做他們的奴隸,民衆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衆爲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衆,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衆,聽其指揮。」

在今天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不能不承認蔣介石對中共法術伎倆的描述入木三分,中共不擇手段下三濫奪權打天下的法術,歸納起來就是八個字:煽仇鬥恨、威脅誘騙;今天中共不擇手段下三濫保專制「維穩」的法術,則變成:轉移視綫、威脅利誘;總之,都絕對容不得自由、容不得法治、容不得仁義……

雖則徐志摩敏銳不在蔣介石之下,但蔣介石對共産極權本質的認識,顯然比徐志摩更深刻;蔣介石是中國最早系統揭示共産主義禍害的人;而胡適遲至四十年代,才有把共産黨列入極權政黨的剖析文章發表。

在人口和生育的問題上,蔣介石更是表現出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 蔣介石統治臺灣,19491975年期間,人口增長三倍,超過大陸同時期人口增長,臺灣人口密度爲大陸的10倍(但人均GDP爲大陸的40倍)。在大陸中共當局因爲1953年人口普查,而驚呼人口增長過快,醞釀强制計劃生育時,蔣介石已經看出:生育率隨城市化和小家庭化而下降的趨勢,並開始琢磨如何人口負增長、老齡化的問題。

蔣介石在其著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說:

「研究人口問題的人,總要提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把國民的生育問題當做純粹生物學問題來看待,又把人口問題當做簡單經濟問題來看待。他推論的結果, 認爲人口的增加是幾何比率的,糧食的增加是算術比率的,糧食不能供給人口的需要,便發生貧困、饑荒和戰爭,要把人口减少,使其與糧食保持平衡。我們中國研 究人口問題的人。也有受馬爾薩斯的影響的。他們總以爲中國人生育率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們以爲中國的貧窮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馬爾薩斯的學說是與歷史的事實不符的。據人口問題專家的估計,三百年來全世界人口只增了四倍,可見人口的增加並不是幾何的比率。並且近代農業技術的 進步,使糧食的産量能够很快的增加。例如美國,一七八七年鄉村裡十九個農民的剩餘糧食,只能供給城市裡一個市民;到了現在,每一個農民便能供給十五個人 了,可見糧食的增加也不是算術的比率。所以把人口問題當作純粹生物學的問題和簡單的經濟問題來研究,得不到正確的結論。」

蔣介石並得出結論:「馬爾薩斯學說既被歷史事實所推翻,我們便不能根據他的人口原理,斷定中國人口是太多了。」

蔣介石早在大半個世紀以前,一眼就看穿了計劃生育理論基礎——馬爾薩斯學說(現今人口密度高於大陸的英國,也從來沒有採納過馬爾薩斯的理論)的荒謬性,可惜現今不僅是衆多中共御用專家學者,甚至包括某些「拜科學教」的高學歷异議人士,頭髮白了猶不反思自身常識性錯誤,還在閉著眼睛瞎喊:「中共萬惡,計生首善!」還在堅持自己只問人口總數、不管年齡結構、老齡化問題的「計生」腦殘思維方式。

蔣介石還未雨綢繆地提醒國人警惕不懷好意外國,利用人口問題禍害中國之陰毒禍心,其一就是蘇聯,對此蔣介石說:

「我們總理在民國十三年演講民族主義,焦慮中國人口减少的危機。他 說:「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産頂豐富的地方,各國所以一時不能來併吞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 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總理這段說話到現在不過是二十九年,而侵略者以人口政策來滅亡中國的慘劇是在大陸上表演了。蘇俄帝國主義控制了我們中國大陸,便要朱毛匪共肆行屠殺,製造饑餓,參加侵略戰爭,並輸送人口到西伯利亞和東歐去做奴工,要把中國人口减少到半數兩億以下。大家至此應該可以瞭解 總理耳提面命的對我們要受侵略人口壓迫的警告,而且今天已得到事實的證明了。」

蘇聯斯大林當局建議中共把中國人口减少至兩億以下,以達到大大削弱中國的目的,是鐵的史實。但蔣介石沒有提及的是一貫以來中國的另一個惡鄰日本:二十多年來,日本政府以「民間團體」的隱蔽方式,大力支持和贊助鄧小平開啓的「一胎化」强制計生,但人口密度大大高於中國大陸的日本自己,却奇怪地從不實行計劃生育。

這是爲什麽?現今受鄧共洗腦的中國人,甚至包括相當多的中國民運异議人士,很少有人問這個問題。

參閱蔣介石先生在六十年前的先見性論述,這個問題就一目了然了:日本人這麽做,是爲了削弱甚至滅亡中國,聯繫到2006年中國柏林民運會議上,列席的日本代表在會上公開提出「中國七塊論」,日本人的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蔣介石在文中,極爲敏銳地指出:生育不僅無須計劃,市場經濟足以自發調解人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傳統的大家庭必然解體,而小家庭越來越多,生育率自然會不斷下降,此必然造成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新問題,届時還須獎勵生育以防止老齡化。

蔣介石提前六十年的先見,已經爲現今的整個東亞、東南亞和臺灣的事實所證明:新加坡和韓國因爲一度實行非强制計生,老齡化問題尤其突出,而中國大陸中共當局現在還在頑冥不靈地堅持「鄧計生」,如今經濟急速滑坡、已呈「未富先老」之勢、而全世界空前的老齡化人口崩塌大危機山雨欲來!道德崩潰、環境崩潰、養老崩潰勢所難免!筆者痛心疾首地感到:由於中共的破壞荼毒積重難返,中國人更大的苦難,還在後頭。

 

比起前兩個洞見,更鮮有人注意的是:蔣介石早在臺灣時期,就獨到地洞見了中國今後的另一種危險性,就是脫離民族本位地追求自由民主,爲了自由民主不顧、甚至否定本民族的利益、文化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買辦傾向性,這從他對胡適的批判中體現出來。

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是堅定的憲政民主追求者,但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却基本持否定態度,主張以美國體制和文化爲參照,改造中國,蔣介石對此十分反感,在日記裡大駡胡適:

「此人實爲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爲害國家,爲害民族文化之蟊賊。」(《蔣介石日記》19601013)

胡適多次批評批評蔣介石權力過大,臺灣無言論自由,規勸蔣要與美國等民主國家採取一致方針,蔣介石怒不可遏,在日記裡痛斥: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綫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綫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綫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矣。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爲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蔣介石日記,19521213日,「上星期反省錄」)

1961116日日記,知當天有美國外援機構即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在遠東各國援助中等學校的科學教育的主持人員在臺北集會」,胡適應邀在會上作了題爲《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這是胡適一生當中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胡適在演講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東方文化,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評價,他說:

「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麽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麽精神價值可說?」一連發問之後胡適並不滿足,繼續「炮轟」:「試想像一個老叫花婆子死在極度的貧困裡,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佛陀所主宰的極樂世界中去,——試想像這個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的精神價值可說!」

蔣介石聞知,十分反感;此次演講之後僅三個月,胡適突發心臟病去世,蔣介石在惋惜之餘,仍不掩飾對胡適「文化買辦」的厭惡感,他在日記中說:

「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爲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蔣介石日記》196232)

蔣介石對胡適的責駡,顯然是有失風度的,但憑心而論,蔣介石更深刻,蔣胡之分歧,蔣介石更在理,時間正在證明,且今後必更多地證明這一點。

如何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實事求是地說,那種視中國傳統文化爲完美無瑕(以辜鴻銘爲代表),或者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甚至「黃色文明」(以柏楊、《河殤》作者、李敖、淩鋒之流爲代表),都是偏頗的。無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糟粕,甚至糟粕比一些別的民族文化相對多,但並不能以此否定她,因爲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許多精華和優點,其精華和優點也比許多別的民族文化爲多;誠然,纏足是中國民族陋習之一,但應該看到,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劣根性:比如,現代以前英國婦女長期的纏腰(追求不合比例的細腰)陋習,也是非常醜陋、危害健康的陋習;中國人傳統的陋習或許比日本人、英國人相對爲多,但也比別的許多民族的陋習相對爲少;因此,胡適以纏足陋習爲據,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是荒謬的,蔣介石對他的批評,是基本正確的。

胡適脫離民族本位地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種誤區,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爲只要民族國家仍在地球上存在,自由民主就是有國界的、分民族的,一國的自由民主,只能依附於一國的民族文化身上,方能建成,如果脫離了本民族去追求自由民主,就是建空中閣樓,試問:你是爲美國建設民主,還是爲中國建設民主?另外,就象量體裁衣一樣,建設自由民主必須符合一個民族的特點和進程,脫離了本民族情况和進程去追求自由民主,只能適得其反。

在這方面蔣介石所受的教訓實在太沉痛了。「二戰」結束後,蔣介石曾應美國的錯誤要求,在中共手握重兵割據叛亂的情况下,實行了大裁軍、拆撤軍中政委、出臺憲政憲法、擴大新聞自由和組党結社自由、與共和談籌組「聯合政府」等等結束訓政、預備開啓憲政的改革措施,蔣介石推動政治民主化之心是真誠的,結果却換來國民政府被中共加速滲透顛覆、而自己橫遭英美拋弃的悲慘結局。

事實證明:美國的干預和調停是完全錯誤的,當時國民政府的放鬆「訓政」措施推行過早,給共産黨滲透顛覆策反大開方便之門,大大削弱了國民黨的組織和軍隊的戰鬥力。

所以,遷臺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實行了比在大陸更爲嚴密的「訓政」獨裁統治,加上朝鮮戰爭的爆發,這才在臺灣站穩了脚跟。胡適却在當年對岸當局高唱:「一定要解放臺灣」、中共解放軍萬炮瞄準、大軍壓境、虎視眈眈的嚴重形勢下,重複美國馬歇爾之流當年「調停」的說辭,力勸蔣介石重蹈覆轍,老蔣怎麽不怒不可遏呢?

無怪乎談話當晚,蔣介石委屈痛苦得嚴重失眠,吃了安眠藥都不見效。

連臺獨分子都不敢否認:當年若無蔣介石的專制獨裁,臺灣一定被共産黨「解放」!

胡適的「文化買辦」傾向還算是僅僅露出了一點苗頭,其觀點也算溫和,而今天這種「買辦」的傾向已經非常赤裸裸了,以致於有極端的自由民主人士公開提出:中國的國土,倒不如讓外國割佔了去更好,因爲中國國土如被日本、美國佔了去,不就實現自由民主了?

只要民族國家一日還在地球上存在,這種觀點就是荒謬的。因爲只要民族國家還在,自由民主就是有國界的。比如:中國人不可能享受到日本的自由民主,日本人也不會優先爲中國謀取自由民主,日本政府同中國爭奪領土,决不是爲中國人實現自由民主,而是爲擴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生存空間。如果中國的一塊國土被外國佔了去,並不是中國自由民主的進展,而是外國生存空間的擴大,而中國人生存空間的萎縮、中國民族的衰小,如果整個中國國土被外國佔去變成外國國土,則是中國民族和文化的滅亡,而不是什麽中國自由民主的成全!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爲中國的不存在,中國的自由民主還怎麽實現?

爲了自由民主不惜亡國,這是比放任中國由共産黨統治更禍國的主張,因爲中共遲早會垮臺,中共垮臺後中國還可以謀求自由民主,但若爲了「自由民主(不知爲了哪國的自由民主?)」把中國讓給外國做領土,則中國的自由民主永無實現之日了(中國已經不存在了)!

比之「民主賣國論」,還有一種片面否定中國文化,而主張全盤西化的反對派,具有更爲隱晦的禍害,表面上看他們很正義、很愛國,而實際上他們主張:爲了自由民主而消滅中國文化,讓中國人在實質上亡族斷根,淪爲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這些人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文化滅絕主義者,因爲比較隱晦,他們的危害更大。試問這些人:如果中國自由民主的實現,要以消滅中國文化、消滅民族特徵、甚至消滅中國爲代價,這樣的自由民主還有何意義呢?

可見,蔣介石對胡適的批判,不僅有道理,且很有先見之明。

由蔣介石的先見之話,我們中國反對派人士今天暨有必要捫心自問:我們反共爭憲政民主是爲了什麽?到底是爲了成全中國,還是爲了破壞、削弱、消滅中國?

弄清楚了這個問題,就不難參透:爲什麽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緊張之際,蔣介石放行通過臺灣海峽赴戰的中共海軍艦隊,並開啓探照燈爲其照明。此證反映出蔣介石對中國國家、民族的拳拳大愛之心!

 

捫心而論,蔣介石的道德境界是非常高尚的。一個堅持寫日記且多次自省、懺悔的人,不可能是一個卑鄙陰暗的人,而「二戰」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國「1946年憲法」,也反映出蔣介石的真誠。

嗚呼!「昔人已乘黃鶴去」蔣介石先生離別已經五十年了。據說五十年前他離別的那個春雨之晚,老先生的中山裝口袋裡還裝著「反共複國」的中國地圖和放大鏡。

平心而論,蔣介石是迄今爲止中國最具大智慧的領袖、也是最受誤解、沉冤至今的領袖,蔣先生的一生,可以如斯總結:

辛亥著先鞭,防共早知覺,禦倭終慘勝,抗匪敗猶榮!

我叔父二十五年前題在我父親墓碑上的兩行字,恰好切合蔣介石,其雲:

「蹉跎一生隨風去,未酬豪情待子孫。」

我深信不遠的將來,中國一定再有偉人起來光復中華民國大陸河山,實現蔣介石先生的未竟事業。

 

成稿於2015年四月十一日於春風紐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