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一期正體版 / 简体版

 

中國國家正常化的最佳出路

回歸民國

 

齊思

 

編者按:齊思先生來自大陸,多年來堅持民國理念,這篇文章是他嘔心瀝血之作!

引言

1949年中共「建國」,六十六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個非正常國家,處於非穩定狀態,非正常之狀態有許多,但最重要的有以下兩點:

1.   中國兩個政權存在的國家危機:內戰結束了幾十年,中國始終沒有能統一,兩岸分治,兩個政權同時存在。從兩岸的軍事對峙來講,也可以說內戰還沒有結束。無論是中華民國(ROC)在臺灣(簡稱臺灣)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在大陸(簡稱大陸)不論地盤誰大誰小,人口誰多誰少,都無法達到全部中國,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自1911年辛亥建國以來,中華民國一直合法存在;從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間,民國政府代表了全部中國;1949年以後內戰戰敗,遷到臺灣,實際管理只限於臺澎金馬地區,而法統延續,從法理上講依然代表全中國。而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大,但卻從來沒有一天達到中國的全部疆域,從來沒有一天實際代表全部中國,但又一直強調自己為「唯一合法政府」。隨著七十年代聯合國座席的變遷和和美國建交,大陸逐漸被大多數國家所承認,臺灣的國際空間越來越小,但是還是保持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所以從1949年開始,「中國(China)」只是個文化地理概念,而中華民國(ROC)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才是實質意義上的國家,「兩個中國」是事實存在的。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來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1946年代表全中國的制憲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下實行法統,是聯合國的發起國,在七十年代被大陸取代之前一直是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內戰的結果,法統來自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其通過的「共同綱領」(編者按:其實,中共官方的政治語彙中從來不存在「法統」的概念,標榜其權力合法性的常用話語是「人民的選擇」、「歷史形成的」等等,說穿了就是馬列階級鬥爭理論和「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專制意識)。由於各自有的實際管轄的地域和人民,相互不可取代。海峽兩岸的政府都自稱代表全部中國,這就與實質上「兩個中國」分治的事實不符,形成法統和實際情況的矛盾。這涉及國家的基本認同問題,在海峽兩岸同時存在,在臺灣由於「臺獨」的存在,尤為嚴重。

2.       大陸的憲政和政治體制危機:從1949年到1982年的三十三年中,大陸政權頒布了包括「共同綱領」在內的頒布五部憲法。最後一部82憲法,到現在為止已經三十三年了。大陸的憲法很特殊,把執政黨、專政、「四個堅持」等等明文印在憲法裡,使執政黨的權力高於憲法本身,限制了法治的實施,使其失去了憲法的意義,徒有其名,沒有一天在真正意義上實行過。憲法成了一紙空文,憲法上印的公民權力更是廢紙上的花紋。黨高於憲法,以黨代表的公權力沒有任何法律限制的原因是黨的權力來源於內戰。「黨指揮槍」是中共一直公開的宣誓,實質上成為「槍指揮黨」的軍政權。沒有法律的限制使得最高權力的更替始終是黨內高層的黑箱作業,無法可依,無章可循,是權力鬥爭的最高形式,也是大陸的憲政和政治體制危機的具體表現。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運動頻繁,領袖個人高於一切,凌駕於憲法之上,憲法隨領袖好惡隨意修改,如同兒戲,「人大」十數年不召開。中共執政的六十多年是以黨報社論、領袖言論治國,政策多變,毫無信用,公民如草芥,毫無保障。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恢復了相當於國會的「人大」每年召開的機制,也制定了不少法律,但因為上述的黨權和憲法的矛盾,法律有其名無其實,流於形式,依然是人治、黨治。沒有憲政,執政有很強的隨機性,說的和做總是的南轅北轍,說一套做一套,表裡不一。「打左燈向右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摸石頭過河」、「貓論」等等奇談怪論成為公權力氾濫的托詞。財富嚴重不均,官場貪污腐化等的所有社會怪現象都是由於沒有法治,沒有憲政造成的。由於沒有憲政的人治,如司法、立法、行政、經濟、治安、食品、教育、社保、醫療、環境,無一不是造假、投機。人們對政府對社會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對「政治改革」、「憲政民主」完全失去耐心,社會越來越動盪,人心越來越浮躁。官民矛盾形成了「酷吏」和「暴民」的尖銳對抗。執政當局自己也多次重申問題嚴重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一個總不說實話的人不是一個正常人,一個政府充滿謊言一定是一個非正常的政府,其領導的國家一定是個非正常國家。

一)第一個非正常國家狀態:兩個中國

194910月的情況是,內戰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完全的勝利者,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存在,依然是聯合國成員,依然被很多國家承認,中共倉促「建國」,造成了兩個政權,形成了實質上的兩個中國。

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是個半成品,為此中共奮鬥多年,一直沒有解決。國際上、海外華僑的「升旗」「降旗」六十多年都在爭來爭去。1949年北京政府的誕生,充其量也就是個「建政」,不能成為「建國」。如果自認為是一個新國家,那就等事實上承認「兩個中國」。名不符實,一定是後患無窮。

內戰在大陸的勝利使中共佔據了整個大陸,建了國,建立了中央政府。如果要新國家取代中華民國,那麼至少是不成熟的,不能成立。民國政府雖然遷到了一個小島上,但那是中國的國土,有效的管理一部分領土和國民,不是流亡者,法統依然存在,不僅得到許多國家承認,並且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取代不了。如果要在自己佔領的地方另建一個中國,建立了中央政府,那就要擔當起分裂中國的責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慌慌忙忙的出場,就像一個早產嬰兒,先天不足。因為大陸的「建國」一開始就是為了否定和取代中華民國而建的,其前提是中華民國很快就會消失。沒有料到的是中華民國堅持下來了,幾十年過去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非常成功。無論有多麼冠冕堂皇的解釋,多麼「理直氣壯」的宣言,多麼輝煌的戰績,無論佔據的地方比民國政府大多少,人口多多少,只要中華民國依然存在,重新「建國」就存在先後的問題,法統的問題。如果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只能有一種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代表一部分中國,也就是承認「兩個中國」。但這又是目前海峽兩岸的兩個政權都不接受的,都聲稱代表整個中國。因此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中國」處於非正常狀態,這個完整的「中國」不存在,事實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於中華民國之後,建於「中國」之中,建於民國政府存在的事實之下。如果不承認「兩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妾身未定」了,無法自圓其說。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建政」了,即在中國之中建立了一個大陸地方政府。就像當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Soviet Republic of China)」一樣,是個國中之國。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非正常國家狀態存在的直接表現就是大陸和臺灣都存在憲政危機。解決這種非正常狀態最可能的只能是兩個結果,要么海峽兩岸統一,要么獨立,或者說「各自獨立」。臺灣獨立運動是臺灣的臺獨力量多年來奮鬥的目標,前赴後繼,不屈不撓。早有在甲午海戰時短暫存在的「臺灣民主國」,後又有流亡海外的「臺灣共和國」,近如鄭楠蓉的自焚和民進黨的臺獨黨章。臺灣獨立運動的討論是另外一個課題,本文不做討論,只討論「統一」認識下的非正常國家狀態和憲政危機。本世紀初,臺灣實行民主化,特別是政黨輪替以後,在臺灣「獨立」可以討論了,在民進黨的「臺獨」黨章的驅動下,更成為競選的一個敏感話題,但是依然無法跨越中華民國憲法,還不能成為一個政治選項。如此只能是以下選擇:

1    武力,無論誰勝誰負;

2    和平談判,臺灣被大陸統一,中華民國消亡;

3    建立新的統一政權,聯邦、邦聯等等;

4    大陸回歸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亡。

 

大陸和臺灣隔著臺灣海峽。武力解決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登陸戰爭。以臺灣的民意、疆域和資源的限制,臺灣方面早已放棄「反攻大陸」。發動戰爭只有可能是大陸一方,大陸也從來沒有宣布放棄武力,也一直在整軍備戰,數千顆導彈指向臺灣。不過要知道當年的國共內戰是在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環境下進行的。時過境遷,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武力解決是大規模的戰爭,既違反了國家民族利益,也違反了世界和平,已不是簡單的中國問題,也不是簡單的亞洲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了。而且大陸目前的體制危機和「憲政」危機所造成的另外一個非正常國家狀態是大陸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發動戰爭,無疑是自取滅亡。何況武力解決的後果也是沒法預料的,什麼結果都可能發生,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第二個選擇更加不可能,因為以目前臺灣的民主政治生態,政黨力量均等,形成兩黨執政的態勢。任何政黨都不能代表臺灣民意和中共進行「統一」或「獨立」國體問題的談判,唯一可以談判代表臺灣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會。和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會談首先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民意監督下公開談判。中共死也不會承認,談判沒有了對手,如何談?臺海之間的「統一」沒有談判主體,政黨談判解決不了問題。臺灣的民主化地形成了臺灣的自我保護。這種保護是蔣經國先生放棄「威權」體制回歸憲政的結果,特別是李登輝先生任內實現的國會和總統全民直選,以及後來的政黨輪替。任何政黨無法代表民意,從更本上杜絕了臺灣任何政黨單獨讓步的可能。除非臺灣公民投票通過,和平談判統一根本不能進行。而臺灣本土意識和民粹主義的抬頭,使這種可能幾乎是零。任何違背民意的人不可能當選,任何政治家如不能當選都沒有作為,只能紙上談兵。民粹主義有兩面性,即能走向臺獨,也能保衛臺湾,也就變相的保衛了中華民國。如果臺湾不是總統直選和民主國會,不可能抵擋住大陸的統戰攻勢,也不可能阻止臺獨。最堅強反共的也是最容易和中共和解的,最臺獨的也是最不容易當選的,如此平衡,才有民主,內外夾攻才能保證平衡,民進黨平衡國民黨不去妥協,國民黨平衡民進黨不能獨立,很難有足夠的民意修改憲法。民主和力量平衡保證了臺灣的安全。

第三種可能也很低,關於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造就新型國家體制,在下面還有討論,筆者認為基本沒有可能。新的國家產生也沒有足夠的凝聚力保障國家不分裂。國體的改變會給包括臺灣以及所有的邊疆獨立創造了機會,使得海峽問題更難解決。筆者認為所有關於新型國家體制解決統一問題,無論民主還是武力,都是只是紙上談兵,毫無驗證的可能,只能使問題更複雜。

筆者認為而和平解決的最佳方案就是「回歸民國」,實現在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上的法統,從而解決「兩個中國」的非正常國家狀態,實現國家統一。下面還要著重討論,「回歸民國」同時也可以和平順利地解決大陸的另外一個非正常國家狀態,即「政治體制危機」,挽救世界眾多人口的國家崩潰的危險。

二)第二個非正常國家狀態:憲政危機

為什麽目前大陸經濟一片繁榮,高速發展的時期會有體制危機,憲政危機?會有崩潰的危險?

大陸的經濟改革經過三十多年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現有體制下已經基本走到盡頭,各種利益集團對資源和機會已經分配完畢,已經沒有了單一經濟改革的空間。腐敗橫行,貪官遍地,經濟面臨下滑,資源爭奪,利益集團的鬥爭愈演愈烈,任何形式的進一步經濟改革一定要觸動利益團體的利益。中共目前的制度決定,根本無法自身解決其貪污腐敗的問題。殘酷的「接班人」鬥爭不僅關係到權力,而且關係到生存,每個政治集團都會以「反腐」的名義選擇性清除異己,其實是利益團體之間的爭鬥。

自身的全面腐敗決定了,沒有經濟上的高速增長,中共就從根本上喪失了執政的基礎和民意,無法穩定局勢,也沒有經濟空間來平衡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政治體制和黨的性質決定了中共根本無法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只能選擇性反腐,暫時平息民意,擊鼓傳花。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遊戲,非常脆弱的平衡。

沒有憲法的權威,法律保障的執政更替,黑箱作業,黨大於法,每個黨的幹部即是經濟活動中的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黨的絕對領導,使黨組織像癌細胞一樣擴散到所有的社會機體,無孔不入,包攬了一切政治,經濟和民生的事物,因此「黨」要對所有的事情負責。當經濟好時,人們歌功頌德,頂禮膜拜;當經濟下滑,人們失去信心,也就特別關注腐敗問題。面臨「改革亡黨,不改亡國」的尷尬局面,無法破局。

中共多年來一直把人民當作「群眾」,即「烏合之眾」,破壞公民社會。有社會責任的公民才是社會穩定的維護者。沒有「公民」,只有「群眾」的社會,一旦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將是一場什麼樣的局面?就是「暴民」和「酷吏」的對抗,中國歷史上多次反复,朝代更迭,其殘酷令人不寒而栗!我想任何執政者,任何有社會良心的公民都必須深思,必須痛下決心。

三)「亡黨」的夢魘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大陸的社會可以分成文革前(1949-1966)、文革(1966-1976)和文革後(1976至今)三個時期,也可以分成文革前後(1976)兩個時期,或是改革前後(1979)兩個時期。以一般的人們感受和社會生態前者劃分較為確切,但是以政治和經濟的實質變遷來講,文革前後兩個時期的劃分更為確切。

習近平的前後三十年之說,以1979年為分水嶺,採取或是改革前後兩個時期。筆者認為,改革前後的劃分有對鄧小平歌功頌德之嫌,並不可取,也不實際。單就經濟來講,以農村包產分田,解散人民公社,改革前後之分雖不全面,尚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加上政治、教育等等全面因素,文革前後兩個時期的劃分才能真正解釋中共的演變和社會的變革的根本。本文采取以1976年為基點的文革前後劃分,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時代」。

在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屍骨未寒,中共高層採取斷然措施對以毛澤東夫人江青為代表的毛澤東路線的繼承人的逮捕,雖然還是沒有觸動毛的地位,但實質上是以毛的名義全面的否定了毛,從而開啟了一個不同的時期,使得後來的「改革開放」才有可能。

筆者認為,華國鋒對這個變革要比鄧小平貢獻大的多。到目前為止中共所有的領袖只有華國鋒敢於發動宮廷政變,壯志斷腕,革除毒瘤。沒有華國鋒,根本沒有鄧小平任何機會,也就沒有改革開放了。當然,對於後來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是在粉碎「四人幫」前提下才有了機會,他是否定毛澤東的「紅利」下的受益者。以他的地位和威信,沒有徹底和毛澤東切割,也說明他僅僅是個沒有遠見的政客。

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主導大陸政權27年。從他宣布「建國」到他去世,以「階級鬥爭」為綱,人為地制造緊張,草木皆兵。他對政敵的血腥和無情,對人民的蔑視和欺騙,前無古人。他發起的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土改合作化,農民成為農奴;「鎮反」「肅反」,殺戮成性、慘無人道;製造經濟躍進,餓殍遍野;陽謀「反右」,人人自危;文革十年,萬劫不復。他死去,「文化大革命」才有機會就結束,老婆弟子馬上一個個身陷囹圄,變化天翻地覆。他的瘋狂和冷血當然和當時世界的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都和1949年以前的內戰有關,基本可以認為是內戰的繼續,毛澤東時代是大陸的「後中華民國」時代。唯有如此,才能解釋那個他到死都無法停止的「繼續革命」。但是他終其一生都沒有「解放臺灣」,沒有消滅中華民國,為他的繼承人留下了「兩個中國」。在整個毛澤東時期,中共始終把中華民國政府當作其主要敵人,鎮反、肅反、反右、文革,始終把鞏固政權放在第一位,無所不用其極,就像他生前說的那樣「國共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

1976年毛澤東離世時,其本人和其代表的「繼續革命」已經到了強弓之末,經濟崩潰,民生凋落,國家危如累卵,毛的神話已經完全破滅。一個人的瘋狂大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一個強勢集團的削弱和覆滅也都是從內部分裂開始,一個獨裁專制政權內部最大的分裂來自繼承人的爭奪。

1966年毛澤東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利用人們對文革前十七年對中共官僚體系腐敗的反感,對三面紅旗造成的飢荒的憤怒,用冠冕堂皇的語言和奸詐無比的計謀,轉移目標,巧妙的把人們的怨氣誘導到所謂「牛鬼蛇神」、階級敵人和他的政敵身上。他蠱惑了無數的年輕人,綁架了無數的「群眾」。他對政敵幾乎是無堅不摧,所向披靡,對人民的疾苦,冷若冰霜,毫無感情,他制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災難。1971年「林彪事件」,黨章和「憲法」(197096日中共中央通過的憲法修訂草案,由於林彪事件沒有公布)中指定接班人林彪的分裂使人們對毛澤東神話動搖了,他無法自圓其說,他的神話從此崩潰,「繼續革命」,成了可笑的鬧劇。1976年的「四五」事件,人們已經開始公開對抗他了。人心思變,有識之士們已經從根本上拋棄了毛澤東。

如果1971年「林彪事件」的高層分裂是毛澤東崩潰的先兆,那麽2012年「薄熙來事件」就可能是中共現政權分裂崩潰的開端。無獨有偶,事情總是從最高層的分裂開始。不容置疑,1971年時,毛澤東的統治力量遠遠高於2012年的中共任何領導人,那時人們只能從心底懷疑毛澤東,敢怒而不敢言;而2012年薄熙來的同情者敢於在網上、在各種場合公開發表「毛左」言論,推出薄熙來為代表,公開挑戰當局。一方面是現代科技使得言論封鎖越來越難,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華國鋒、鄧小平抓毛夫人而沒有否定毛本人的錯誤,對後來的中共政權和大陸局勢造成無窮後患,給社會造成分裂,給左派帶來了口實,形成了今天的一個不穩定因素。其結果可能導致中共的進一步分裂,最近習近平的大規模選擇性反腐運動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抓捕毛夫人以後,中共當局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洗刷自己的罪惡和錯誤的機會,如果當局不是走過場,把罪責統統轉嫁給他老婆和弟子們,而是敢於完全否定毛本人和他代表的路線,那麽後來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一切改革會少很多阻力。被他打入冷宮兩次重新執政的鄧小平害怕否定毛澤東從而否定中共自己,沒有這樣做。造成了中共永遠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毛澤東從此陰魂不散。由於毛的影響,在中共內部,從來是「左」比「右」安全,「左」比「右」更具有「道德」高地。「毛左」始終是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

1981年以鄧小平的經歷和聰明,不可能不知道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欲說還休,無法自圓其說的半成品;或者說是中共的每一件事都與他有太多關聯,他不能解脫其責,只好留給後人評說了。

鄧小平的姓「社」姓「資」的「不爭論」使得毛的陰魂不散,其後的政治改革也無法進行。當年鄧小平的面前的難題,今天又成了習近平夢魘,成為他「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的晝夜不忘的喃喃細語。中共沒有從根本上與文革的罪惡切割,沒有和毛澤東徹底決裂,就時刻要面對「左右為難」。從「左」的理論裡為「右」的行動找藉口,使得中共的改革非驢非馬,矛盾百出,腐敗叢生,民怨鼎沸,時刻耽心蘇聯滅亡的事情可能在自己任內發生,該怎麽辦?當「男兒」?當然也只是說說大話罷了,蘇共可是中共的老大哥,沒有蘇共那有中共,如果列寧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都沒有「男兒」的話,一個靠煽動農民起家、被老大哥笑話的「人造奶油」黨如何會有呢?簡直是「癡人說夢」吧。

儘管習近平家族飽受毛的迫害,但是他執政以後仍然提出「兩個三十年不分前後」的謬論,毛澤東的失敗是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蓋棺論定,從其遺產中無疑是引鴆止渴。

為什麼文革後那些父輩受了毛的家法摧殘的「紅二代」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此曖昧?而且還是沿用同樣的「家法」治黨、治國?真是黨性?真是對毛的「感情」?不太可能!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他們認為在毛留下的體制內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那麽人們期待他們否定毛,承認普世價值,進行憲政民主,依法治國,也就是緣木求魚了。

那些「八旗子弟」,生於五十年代,啟蒙於毛澤東時代,喝狼奶長大,知識的局限,重新拾起毛的破爛,輕車熟路,別的也不會;體制束縛、毛的魔咒未除,政治改革、體制改革、依法治國也不可能。那怕一群好心的謀士千方百計、煞費苦心的獻計獻策,什麼「黨內民主」「黨主憲政」馬屁,他們根本不會採納,不敢為之,真的十分害怕步蘇聯的後塵。他們所有的權力都來自「黨」。他們知道「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但是他們寧可「亡國」,也不能「亡黨」。

四)「反腐」是新的權力鬥爭

七六年的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中共高層暫時清除了「左派」,改變了執政路線,拋棄了「階級鬥爭」,以經濟發展為執政的綱領。毛澤東的二十七年,最大的受害者是農民,農村經濟機會破產,農民普遍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飢寒交迫。農村改革起點底,容易做,以中國農民的勤勞,只要政府放手,自然成功。隨後以「責任承包」、「分田到戶」和取消人民公社的一系列農村經濟改革為起點,推動了全國範圍的經濟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末,經濟改革取代一定程度的成功,而經濟發展無序發展和體制改革的裹足不前也形成了巨大矛盾,全黨全國範圍的腐敗、投機、官倒、物價飛漲激化了巨大的民憤從而形成了八九民主運動。

六四以後,血腥的鎮壓使得中共從政治上、道義上完全失去合法性。國內經濟改革受挫,體制改革完全停頓;國外蘇聯崩潰,「蘇東波」使得「共產主義國家陣營」一夜消失,內外交困。蘇聯的崩潰,使得鄧小平完全拋棄政治改革,以加速經濟改革的速度掩蓋矛盾。經濟發展成為挽救六四以後中共危局的稻草,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共執政暫時得到了合法性。「十億人民,九億商」暫時扭轉了動盪局面。

而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到本世紀初的十年的經濟飛速發展,主要模式以房地產為主的基礎建設投資和與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低人權,高污染、農村的勞力輸出和相對低的經濟起點是飛速發展的重要動力,GDP以兩位數高歌猛進,使得全世界為之側目。「中國模式」讓全世界政治家、經濟學家都跌破了眼鏡,也給中共增加了信心。

到了2010年左右,過度依賴長期的信貸增長,環境汙染,低人權的發展模式,在人口老化、成本增加,貧富差別擴大,國金民退,中小私人企業破產,以及房地產和出口經濟逐漸飽和的影響下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中國模式」的不可持續成為現實。

大陸政府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宣布,將2015年的GDP增速下調為7%左右,2014GDP官方公布是7.4%,是24年來的最低。而2015年度首兩個月的經濟數據下滑證明了,2015年的增長會比2014年還要低。北京希望通過改革將其轉變成由消費、服務業和私人企業帶動的新結構。而新的經濟結構首先必須解決分配不均、社會保障、機會壟斷、金融壟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問題,否則就沒有消費動力。而沒有一個法治社會基礎,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一個堅實可靠、充滿信心、人數眾多的中產階層是不可能建造消費為主體的、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

筆者沒有具體的數據計算大陸政府的黨組織成本、宣傳和箝制輿論成本、維穩開支、官員腐敗等等在正常國家不存在的多余行政開支,但僅僅從中共官方公布的反腐數據就單單一項就是驚人的。曾經有人計算中共每年非正常國家開支的增幅就在GDP4%5%左右,而這些非常開支的增長又是維持不「亡黨」所必須的;如果GDP降到6-7%以下,刨除這些非常開支和統計水分,關係到民生的正常經濟GDP增長可能就是負數了。

大陸自從改革以來,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也得到不同的改善。GDP以兩位數的增幅時,這些特殊的開支和官員腐敗不會顯著影響民生的提高,不會引起公眾的反感,因為人們還有足夠多的發展空間。雖然利益分配嚴重不均,寡頭、貪官、政府、國企與民爭利,官員佔盡先機,掠奪國家財產,普通百姓得到的利益相對十分有限,但是只要經濟快速增長,蛋糕足夠大,多少還是有希望的。只要有希望,人們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自己發財致富,不會折騰,社會就會相對穩定。

如果一旦經濟下滑,人們的致富希望減少,蛋糕小了,弱勢群體得到就更少了,注意力就會集中在分配上面,對社會不公,貪污腐化就會引起公眾的特別關注,政治改革的壓力也有會增大,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就會引起民眾的質疑,社會就會不穩定,這才是當局者最為擔心的。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經濟相對好,就可以大張旗鼓地說「不折騰」,現在只能「大折騰」了。

其實從江澤民接手政權開始,接班人制度形成「隔代指定」是一種進步,消除了終身製,有了一定的規範,也是一種進步。不過由於不透明,黨內鬥爭依然存在,從政治路線鬥爭演變為體制內的家法「反腐」。每屆政府都至少要搞掉一些「腐敗」官員,至少搞掉一個現任的政治局委員幾乎成了慣例。江澤民抓了陳希同,胡錦濤抓了陳良宇和薄熙來。習王的大舉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一般認為是受到薄熙來的挑戰的反應。不過到目前為止最大的老虎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也不過前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現任的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官員還沒有被抓的,所以也不能說習王就比江胡反腐做更嚴厲,只不過宣傳氣勢大一些,打的蒼蠅多一些罷了,選擇性反腐的性質沒有根本區別。

中國自古以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反腐」「治貪」是皇權恩威並施的一貫統治手段,新形勢下中共不講「路線鬥爭」了, 「反腐」成為鬥爭的一種利器就成為必然的了。中共的反腐和前輩的政治鬥爭一樣都是最高權力主導的,人為主導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在大陸人人皆知的李鵬家族掌握能源行業,能源行業貪腐抓了一大批,李氏家族卻從來沒有受到任何的調查。習王對前任高官如周、徐、令的追究,沒有觸動任何「紅色家族」,給人們一種比江胡更嚴酷的選擇性清算的印象。習近平當局一方面大力反腐,同時也對民間自由派人士的打壓比江胡要嚴厲的多;其意識形態的宣傳口徑、輿論的控制也要嚴酷的多。左右一起打,給人一種失控的感覺,仿佛是末日的瘋狂。

江澤民的權力來自六四,一直受到人們的嘲諷和質疑,但是其發表「三個代表」改變了中共「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性質,還是有些進步意義的。胡溫時期一開始對SAS誤導進行處理、孫志剛事件解除「收容遣返」、取消「農業稅」等等一系列做法,以及溫家寶高調的「政改」言論,使得和公眾蜜月一直持續了六年,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建築質量對死亡人數的調查才人們對他們逐漸失望。但在他們臨下臺之際搞掉薄熙來,又贏得一些掌聲。習近平上臺,以他父親習仲勳的名聲,人們對「憲政夢」、反腐、體制改革心存期待,但很快落到谷底。其公眾蜜月期不到兩年,要比前兩任都要短的多。

當局認為體制內反腐有一箭三雕的效果,既能得到民心,又能除政敵;最重要的是轉移了人們關注經濟下滑的視線。儘管誰都知道大規模體制內動用家法反腐是暫且之舉,苟且之計,不能根本解決黨的腐敗,是引鴆止渴,引起更為激烈的鬥爭。

習近平的對策是更加中權力,設立諸多領導小組,權力達到毛澤東以來最高峰,殊不知樹敵太多,更為危險。擺在他面前的抉擇是十字路口,但是海內外的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大多數給出的是負面的預測,不看好。

五)追尋歷史尋找出路

無論左右,都認為大陸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和體制改革,以解決目前的體制危機;憲政民主才是治本之策,是改變目前「體制危機」非正常態的唯一出路,是形勢迫,民心所向。可是「亡黨」的恐懼決定,人們無法寄希望於黨內高層驅動在中共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憲政。那麽什麽才是使中國大陸走向民主的契機呢?有些人寄希望於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者;有些人寄希望有下層沒有得到經濟改革利益的弱勢群體權力意識的覺醒;有些「左派」甚至希望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再來個毛式「大民主」、「大清算」。

筆者認為他們當然都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是重要的民間力量。但是他們沒有一致的利益,也沒有一致的目標。雖然都對現狀不滿,都希望政治改革,但是各自訴求是南轅北轍,甚至是對立的。就像1989年的民主運動,到廣場的都對當局不滿,但是學生、市民、黨內改革派訴求的不盡相同,無法形成力量,當局戒嚴鎮壓一來,很快散去。

如果改革的動力在民間和體制內都存在,那麽達成基本的統一,保證各個階層的利益最大化,才可能是最佳選擇,才可能是最和平的手段,最理想的目標。筆者認為最佳的選擇就是「回歸民國」。最近大陸的「民國熱」,八零、九零後的「民國粉」、「民國範」正說明這一點。

由於對現實失望,人們就開始回顧歷史。目前有左派力量擡頭,懷念毛澤東時代;有幹部子弟懷念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更有人懷念民國時代。無論左右,懷舊心情是一樣的,都對現實不滿意,只不過懷念的時期不一樣,希望回歸自己鐘情的時代。但是對於八零後九零後的年青人來講,這些都是歷史,他們沒有親歷的感受,沒有歷史的包袱,也沒有鐘情的時代,回歸什麽時代沒有特殊的含義,他們的選擇是美好的生活,穩定的社會,正常的國家。

回歸毛澤東時代說說可以,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毛澤東時代最鮮明定義是「文化大革命」,時間過去的並不長,大多數中老年人都有切身體驗,包括中共體制內的人,那是每個人都心驚肉跳的悲慘年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那種瘋狂的狀態在封閉環境下的非常特殊狀態,已經開放的社會不可能回歸封閉。

「新民主主義」僅僅是中共在內戰時對抗國民政府的一個口實,是紙上談兵,中共自己也從來沒有認真過,沒有實行過。1949年以後,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一天也沒有搞過什麼「新民主主義」。從城市的「公私合營」到鄉村的「集體化」,沒有一件事是中共曾經定義的「新民主主義」。沒有出現的事物,如何回歸?

民國時代就不一樣了,民國切切實實地在全中國存在了38年,而且在臺灣一直存在,實現了真正意義的「憲政民主」。民國是推翻帝制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反法西斯二戰戰勝國,聯合國發起國;民國還有和平土改和憲政民主的「臺灣經驗」。

當人們從扭曲的歷史中醒來時,發現民國不是中共宣傳醜化的那樣不堪,曾經有大師輩出的教育,自由開放的新聞出版,有令人嚮往的文化藝術,有親切和諧的中華傳統,更沒有血腥的階級鬥爭。原來劉文彩是好善樂施的紳士,原來「白毛女」是不良文人的杜撰,「半夜雞叫」是違反自然規律的謊言,胡適原來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蔣介石原來是忍辱負重、堅韌不拔的民族英雄。

人們還發現,原來「土改」不需要鬥爭殺人;原來「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在臺灣證明行之有效;原來1946年的民國憲法是包括共產黨和目前所謂「民主黨派」在內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參加起草的,是國民大會通過的,「是一部被比美國憲法還好的憲法」。

另外更重要的兩點下面要重點討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回歸民國」不單單可以解決大陸的「憲政」危機,還可以解決本文開始提到的另外一個「非正常」國家狀態,即「兩個中國」的問題;在民國時代共產黨已經存在,而且在一些時段曾是合法政黨,如果中共集團不挑起內戰、不叛亂政府,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框架內,可以參加競選,說不定可以合法執政。

如果考慮到1949年是「建政」而不是「建國」那麽更沒有任何「亡」的問題,一切回歸都是合情合理的。中共黨內的人才依然可以為國出力,雖然失去了「乾坤獨斷」的風頭,但也沒有了「亡黨」「清算」的恐懼;依然可以從政,可以是個好公民,有了「憲法」的保障,沒有了「家法」的恐懼。事情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民國在臺灣早已實踐過了。

當然有些自由派人士希望從零做起,效法美國獨立運動,開創「中華聯邦」,再造中華。這當然也不是什麽壞事,不過他們只考慮到了「偉大的前景」,沒有想到從零做起要有契機,法統的正當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建造新的國家不是件容易事。

如果將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劃分,應該是上古到秦始皇統一為「分封時代」或「部落時代」,從秦朝到滿清結束為「帝王時代」,民國肇始至今則是現代中國。中國是個民族國家,沒有民族的特殊意義是不可能造就一個新國家的。

以內戰而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能具有重大意義,但對中華民族則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如果大陸發生前蘇聯在1991年的變化,新的旗幟不可能一日而成,只有像俄國一樣升起民族的旗幟才不會分裂,即中華民國的旗幟,才能保證民族一致,才能保證國家統一。前蘇聯崩潰以後,俄羅斯聯邦沒有分裂就是因為沒有再造一面新旗幟,也沒有掛起羅曼王朝的旗幟,而是升起了代表俄羅斯民族的「三色旗」。

中華民國的旗幟是抗日戰爭中代表民族反侵略的旗幟,是民族勝利的旗幟,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升起的旗幟,是民族光榮的旗幟。民國的建立不是偶然的,是推翻帝制、結束少數族裔統治的必然,是亞洲第一個憲政民主共和國,是中國歷史從帝制轉變的現代國家的轉折。中華民國建立的法理來自「民族」和「共和」。

六)回歸民國的政治可行性

政治上,中華民國在歷史上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具有合法性。其一是歷史傳承,推翻數千年的帝制,和抗日戰爭勝利和結束了歷史上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以及聯合國創始國;其二代表性和法源,《中華民國憲法》是在1946年的國民大會通過的,1946年的國大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後的制憲國民大會,《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1949年在全中國實施,大陸人民和臺灣人民一同參與普選,選出了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和第一屆立法院;國府遷臺後,《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實施六十多年,行之有效,保證了民主轉型和政黨輪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基礎是「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政治協商會議」不是民選的,「政治協商」是黨派和精英政治團體的會議,有以政治和軍事力量為籌碼的分贓嫌疑。儘管由於四十年代的民主選舉有很多不足和弊病,但是1948年召開的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和第一屆立法院的代表和立法委員是在全國范圍包括大陸和臺灣民選的,民意基礎要比「政協」更具有合法性。

「政治協商」最早始於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慶國民參政會上提出的,倡議各黨各派通過「政治協商」談判組成「聯合政府」,以此反對召開民選的國大。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完全來自軍隊,根據地不夠大,全國普選肯定沒有「政治協商」有利。各黨各派談判組織「聯合政府」,不單單可以得到如「民盟」等沒有什麼民意的左派「文人」政團的支持,而且可以直接向政府通過談判討要政治籌碼,不必訴諸民意,是中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以實力說話一貫主張。

這一政治主張本來和國民政府戰後結束訓政、民選國大、制憲行憲的主張不符,但是在1944年底,國民政府本著避免戰爭的宗旨,還是同意召開「政協」。抗戰勝利後,蔣中正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有了「雙十協定」。1945910日國民黨的張治中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政治協商會議」,得到中共的接受,正式命名。民國三十五(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發布元旦公告,呼籲中共方面要維護國家統一,雙方舉行會議以政治方式解決爭端。此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序幕。

16日,國民政府成立秘書處,並公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辦法七條並全體會員名單。原定國共各9人,但是因青年黨脫離民盟後堅持要求和民盟平起平坐,代表人數相等,故國共兩黨商議私下將各自名額送給民盟,使得民盟人數高達9人,而國共人數降為8人和7人。

1946131日「政協」通過「和平建國綱領」。這是中共「建國」的唯一合法的歷史基礎。「和平建國綱領」的總則第一條即:「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政協」沒有解決國共爭端,但是由於中共和民盟拒絕參加民主選舉的「國大」,為了爭取合法性,中共內戰在武力奪取大陸政權之後的1949年,排除國民黨、青年黨等黨派,盡量把支持自己的各地的「政協」的成員找來湊數捧場,在北京重新召開會議,稱之為「新政協」。

「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被賦予新國家的「憲法」功能。中共始終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具體形式就是「政協」。「政協」現在在大陸依然存在,算中共政權的「四大班子」之一,雖然已經空有其名,成了一個「富人」、「官僚」、「幫閒文人」的俱樂部,但中共不能不讓其存在,否則「建國」就沒有法律依據了。

「新政協」之所以能夠召開,是因為有1946年的「政協」, 沒有1946年的「政協」也就沒有1949年的「新政協」了。逐本求原,1949年中共「建政」是在中華民國的一個會議的基礎上建立的,是典型的「國中之國」。

如果嚴格按照程序,回歸民國只要在「政協」上通過就合法了。在法律層面可行性非常高,不會引起任何法律問題。「回歸民國」比中共內部的「政治改革」、「體制改革」可行性都要高;要比自由知識分子的創建「中華聯邦」更可行、更現實。可以避免動亂,避免分裂,是一條政治上非常和平穩定的改革之路。

七)回歸民國的經濟可行性

大陸經濟改革起於七十年代末,與其說是鄧小平是大陸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不如說臺灣是大陸的「樣板」,蔣經國是鄧小平的「老師」。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包括「特區」、「加工出口區」、「經濟開發區」、「免稅區」、「科學園區」等等都是學自臺灣;政府主導外國投資也是「臺灣經驗」。特別是鄧小平九二南巡以後的沿海經濟起飛,基本來自臺灣中小企業的「東進」投資。大陸電子加工最大的外資企業就是臺資的「鴻海電子」,歐美日的投資也都是跟著臺灣香港資本進來的。

要特別指出的是,大陸學到的不是「臺灣經驗」的全部,今後大陸的經濟發展,避免出現停止和崩潰,尤其是土地問題,「臺灣經驗」繼續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我們不妨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臺灣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和成績,從經濟上闡述「回歸民國」在大陸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臺灣,五十年代為了重建臺灣經濟,政府在1949年起進行金融幣制改革,陸續推動土地改革,例如: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和平土改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基礎,使得農民生活提高,農業飛速發展,農業資本有效的向工業資本集中,人口急速成長。五十年代韓戰爆發後,農產品出口占總出口80%以上,呈現農業國家面貌。政府同時透過肥料換谷、擴大農工差價方式,將農業所得引導到工業。1953年,政府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以替代進口商品。采取提高關稅、限制進口、外匯管制等方式,扶植民營企業,特別以紡織業為重。到了五十年代末,百姓生活已有改善,工業以每年10%以上的成長率快速發展,臺灣創下了以農業帶動工業發展的先例。

六十年代,由於美國等先進國家欲將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中華民國政府為吸引外人投資,決定采取自由開放、鼓勵出口等政策,由出口帶動生產。對生產過盛的紡織業采取促進出口政策,並改革外匯管制增加產品競爭力。1959年底,政府制定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采取較自由的經貿政策、降低關稅、放寬進口、單一匯率等改革。1960年公布「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方式吸引外資來臺。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區於高雄,而後在楠梓、臺中相繼設立,外人投資大幅增加。臺灣因此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兩國來臺投資額占總投資額60%以上,也形成臺灣對日本的巨大入超與對美國的大額出超。1963年至1996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9%。六十年代開始,臺灣對外貿易出超,有了外匯累積。臺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速成長。

七十年代,連續爆發兩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生產成本劇增。臺灣出口大幅下降、退出聯合國等因素使投資意願下降。1974年,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發展基礎建設、重工業、化工業,建立自主經濟體系,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包括交通、電力等基礎工程,及鋼鐵、石化、造船工業東西橫貫公路。臺灣所得成長持續提高,也為臺灣石化業與重工業打下良好基礎。這些重大的經濟政策及設施,使得臺灣晉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更創造了難能可貴的臺灣奇跡,成為日後許多開發中國家典範。

1979年制定「十年經濟建設計劃」,中華民國政府將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1980年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優惠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1997年再成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1984年的「十四項建設」與1990年「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以公共投資促進產業發展。1990年公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發展通訊、資訊等十大新興行業。

八十年代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放退出主導經濟的角色,寬進出口與投資限制,放寬外匯管制,人民得以自由持有及運用外匯,開放民間設立新銀行,逐步推動公營企業民營化、自由化與國際化。人民所得不斷提高,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多,股市突破萬點。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臺灣是一個從由政府當局主導經濟、主管投資、到逐漸減少,最終完全開放的動態經濟體。實施市場經濟後,不論投資、消費或儲蓄等皆能自由選擇,很多大型的國營銀行及企業逐步邁向私有化。過去30年內,平均年均經濟成長率達到8%。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顯示,臺灣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在1961年是153美元,2011年已成長至超過20000美元。如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已超過三萬美元多年,與世界主要先進國家相當。IMF估計2014年臺灣人均GDP以 國際匯率計算為22002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1581美元。雖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一直受到大陸的打壓,但是其貿易遍布全市全世界各地,以兩千三百萬人的小地方,而名列世界第16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四。

臺灣的民主化和憲政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可以逐步退出經濟主導的角色,使臺灣的經濟包括土地、金融、能源等領域完全市場化,而這些領域是中國大陸目前經濟改革的瓶頸,也是利益團體把持腐敗叢生的領域。

土地問題可能是大陸改革中最辣手的問題。中共的一系列土地政策使得農民完全喪失土地的所有權,曾經是改革時期最大的「紅利」,也是官場腐敗最大源泉,同樣是「上訪」民眾最大的憤怒,成為今天大陸最難改革的問題。

中共為了奪取政權、保護政權,進行了暴力血腥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只是表象,分化農民,摧毀地方鄉紳以達到控制農民才是目的。從而,暴力土改是中共扭轉內戰局勢的勝利關鍵,解決了兵源和糧源。後來的合作化又從農民手中集中財富完成工業化,維持和鞏固了政權。

中共的土地政策已經變化了好幾次了,土改、互助組、初級社、公社化、責任承包、土地國有、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等等,幾年一變,可謂用盡了好處。關於大陸土地問題,不少大陸許多著名學者已經發布許多文章,例如秦暉、楊奎松等,很多有識之士指出了其問題的要害,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指出今後的出路。即便有人指出了土地私有,轉讓等等解決方法,但是沒有任何人指出一條可行之路從現在的狀態過渡到將來。

這裡先是簡單闡述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了解今天大陸的土地問題。其一,中共在國共和談期間從來沒有談及「土地問題」,以此土地問題不是當年的國共矛盾;中共「土改」的主要指導思想不是為了「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而是有一定軍事意義,為了「發動群眾」參加內戰,征糧派款,擴軍動員,裹挾百姓,為打仗而土改,為了奪取政權而土改。其論點來於,流血土改大都不是在土地所有差距比較大的區域進行的,而是在1947年前後在所謂的「老區」進行的,而那裡的土地集中情況並不嚴重,例如晉綏邊區和晉冀魯豫地區,死了2%,逃了20%

其二,「土改」中以百分比硬指標劃分「成分」是為了製造「階級鬥爭」,消滅士紳階層,打擊農村的傳統結構,消除農民的自我保護力量。

其三,合作化是為了集中控制農業資源,積累工業化的資本。其後果是嚴重摧毀了農村經濟,農民更苦了。不同於蘇聯的流血合作化,大陸的合作化相對順;其主要原因是土改已經流血了,農村中的士紳階層在土改中被肉體消滅了,農民已經失去了氏族結構,失去了傳統的組織能力。合作化剝奪了農民對產品的支配權,對土地的所有權,為工業化提供了原始積累,為現代化提供的土地。與臺灣不同,農民成為工業化的受害者,是各經濟階層中最弱勢的群體。他們失去了土地,只有廉價勞動力,他們失去的最多得到的最少。土地是國家基礎建設的最大紅利,為地方政府提供了最多的財政,也是貪污腐敗的主要源泉。

土地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其次是貪官、開發商,城市居民獲利部分有限,農民失去的最多。大陸的土改沒有使農民富裕,轉化成為中產階級;沒有為民間提供資本;而造就了財閥和利益集團,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富了官府和少數人,是貧富差別、財產集中的萬惡之源,也是大陸經濟轉換發展模式的最大障礙。民間資本的缺失,廣大農民的貧窮,使得無法從加工出口和基礎建設的高污染、低人權的發展模式轉成消費導向的正常發展模式;使得現在大陸的經濟改革進入了「現代化」的陷阱。

拆遷和農村土地開發是改革開放最大「紅利」,耕地大量減少,農村破產,無法持續。所有權和使用權以及增值的歸屬,是私有化?還是國有化?還是不明不白的「集體所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沒有確切的答案。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農村經濟的破產,公民意識的覺醒,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遇到越來越大的阻力,民間怨聲載道,已經成為目前最為辣手的問題,是大多數上訪的重要原因。

孫中山先生最早就關註土地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進行和平土地改革是臺灣經濟可以持續發展的根本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起初是不征農村稅的,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地方自治,農村財務屬於縣自治,國民政府的財政主要來自關稅和沿海財政。抗戰期間,港口被日寇封鎖,國民政府失去了所有的沿海關稅來源。由於抗戰所需巨大,同時失去沿海財政,開始在農村征糧派款,加重農民負擔,造成了農民的不滿。

抗日戰爭產生的經濟危機給了中共可乘之機,進行暴力土改,裹挾了農民,土地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的一個重要原因。蔣中正先生和中華民國政府意識到了問題,到了臺灣馬上進行「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一系列的「和平土改」。中華民國政府的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行之有效,穩步進行,是「臺灣經驗」最寶貴的一部分。

從上面臺灣的經濟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大陸到現在為止的經濟改革是學習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臺灣經濟」,是成功的。但是其他方面就不同了,

一)中共的土地政策無法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

二)大陸政府無法退出政府經濟主導的角色。

如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單純的經濟改革根本無法突破。臺灣七十年代以前的土地政策和九十年代以後的政府退出經濟的機制是大陸深化經濟改革可以借鑒的。前提是,進一步以「臺灣經驗」,實行憲政,實行民主化,地方自治,擴大私有化,包括「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實行富民政策,官不與民爭利。

八)回歸民國的社會可行性

回歸民國是回歸傳統,回歸良心,回歸共和。

自從本世紀開始,由其是辛亥百年以後,大陸出現發自民間的「民國熱」,從來沒有民國經歷的無數八零後、九零後的青年人追尋民國,追朔傳統文化。大陸的知名學者張鳴說過「懷念民國,就是懷念自由,是著眼未來」。

自從1949年以後,由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中國的傳統在大陸遭到毀滅性破壞,無數的文物古蹟書籍典藏慘遭破壞,傳統文化消失殆盡。1949年以後強力推行簡化字,完全是粗製濫造,胡寫亂改,既無邏輯,更無美感;嚴重地阻礙了對學習傳統的文化。大陸人以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為代表,課本裡沒有任何傳統文化。

中共在文化界的清洗和運動,把民國時代留下的文人大師、學者紳士從肉體和精神上消滅了。「大批判」式的「毛氏語言」成為大陸的通行語言模式。階級鬥爭、造神造假、歪曲歷史的謊話主導教育。一段時間裡,大陸的文學藝術,只有兩部小說、有八個「樣板戲」、四個半電影;大學關閉,中學生全部趕到農村,小學生不上課,教授學者集體被整肅,除了「語錄歌」沒有歌曲,除了「毛選」沒有書籍,「知識越多越反動」;父子、夫妻、師徒、朋友互相揭發惡鬥,破壞了人類傳統美德。文化大革命的「紅歌」成了一代人唯一會唱的歌曲。到了文革結束的七十年代,大陸已成為文化沙漠。

中共組織控制從大學到幼兒園的學校,將學校成為培養「黨棍」、「奴才」、「告密者」、「共產主義螺絲釘」的機器;控制所有的藝術、出版、媒體、傳播、網絡的文化領域,檢查、封鎖、洗腦、篡改、歪曲、逮捕、恐嚇,無所不用其極。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接觸的外部世界,由其是臺灣、海外的華人世界,才終於發現中華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傳統文化的偉大、珍貴。認識到大陸上的道德淪喪和社會畸形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對文化的破壞,人們開始對於回歸文化傳統如飢似渴。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由其是民國歷史、抗戰史實的反思,終於知道了一些民國時代的真實歷史;唾棄謊言的同時,人們開始反思,追尋民國的脈絡,尋訪失踪的抗戰國軍老兵;回歸民國的「民國熱」成為青年人追求的時尚。

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灣以後,中華文化的得以完整保留。蔣中正先生在五十年代就號召「以心物群己關系的和諧,造成新中國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社會藍圖,是導致文化的整合。」 六十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在學習西方的普世價值科學技術的同時保護和繼承傳統文化,其宗旨為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其最具體的行為表征,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學基礎是「仁」字。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有全國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華民國憲法。使政治舉措有常軌。要國會能自由行使其職權,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歸於民治,樹立法治。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其終極目的,在於養民。養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樂六項,故特以此六項科學化之建設,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張本。

在整個中華文化覆興運動中,中國古代典籍大量影印出版,整理大量古籍,使文字顯明易懂化,讓普通民眾能讀得懂,「對傳統文化作一番整理,去蕪存菁。同時選擇西洋文化的精華,吸取采用,合中西文化融於一爐,而造成一種更新的能造福人類的中和文化」。並重新英譯中國古蹟典藏,向海外發行,以加強對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在文化復興的同時,引進新的科學技術,吸收新的科學知識,以加強國家現代化的行程。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俾收文化整合之幫助。這些學術上的整理工作,是光大中華文化所必循的途徑,也是融合中西文化所必采的方法。

「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根本,中華民國政府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以教育為國家根本。抗日戰爭困難時期不忘教育百年樹人,盡量南遷重要的學府,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抗戰高等學校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民國時代,中國教育的大師雲集、思想豐富、學術自由為目前大陸青年人所景憧。

越來越多受中共文化大陸人認識到所謂毛澤東思想的「馬列主義和中國實踐的相結合」,實際是摒棄了中國歷史中優秀文化,用列寧斯大林專制的階級鬥爭學說和人性最貪婪醜陋部分相的結合。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國家陣營」全面崩潰的今天,繼續抱著中共文化不放,只能是和前蘇聯一樣全面崩潰。

以鄧小平代表的中共第一代,自己深受毛澤東之害,明明知道中共的思想無一可取之處,卻不願意承自己一生奉獻給了魔鬼,寧可死死抱住「四個堅持」的不放,實行以滿足人們貪婪慾望的「貓論」「摸石頭過河」。中共的繼承人們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也認識到中共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沒有出路,但依然無法否定,提出了「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觀」等等模糊不清的思想,偷梁換柱。他們的之不徹底性無法救中共的,只是模糊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對中國更加有害。隨之而起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習近平的運動反腐和「中國夢」,開始了「左轉」。說明了必須徹底明確地否定「毛澤東思想」,拋棄中共一貫的學說,才有希望從社會層面改變遍地的腐敗、無法無天,無所不在的道德淪喪,才有可能走出「酷吏」、「暴民」的循環。

三民主義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民主文化的結合,符合中國的傳統、國情、民情。孫中山先生倡導「天下為公」是繼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大同思想」;親筆所著「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是發展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理念和普世價值,結合中國的傳統和文化的偉大創造;從而有推翻五千年帝制、建立共和、戰勝法西斯、贏得民族勝利和臺灣經濟奇蹟的偉大實踐,為海內外華人所信仰推崇,百年不息。

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有中國自己的輝煌歷史,有自己燦爛的文化和傳統。全面改造中國的非正常社會最為實際可行,最適合中國社的方法,就是學習西方普世價值的同時,回歸民國,繼承傳統,回歸「三民主義」;以「博愛」的精神,以「天下為公」的胸懷,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實行真正的憲政法治、民主共和。

九)回歸民國是最和平的民主化過渡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論述在大陸非常流行,「壞制度最危險的時候,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法國大革命是在繁榮時期爆發的,不是因為民不聊生才革命」。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三十年,經濟繁榮,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對體制改革的呼聲也同步提高。從社會學的角度,一方面,人們生活好了以後對社會要求越高;另一方面,繁榮的經濟在不協調的政治體制下,出現更多的漏洞,更多的尋租空間,民怨更高,對日益嚴重的腐敗更加無法容忍,用中國傳統的儒家觀點,就是人們「不患貧,而患不均」。政治改革已經是是在必行,問題是如何改才是最和平最根本的手段,同時代價最小。

從常識上講,托克維爾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壞制度就像一個久病纏身的人,不治雖然終究也會慢慢地病死,但是如果醫治時的藥物不對,或者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暫時消除了一下病痛,沒有對症下藥,更會加速其死亡。大陸的非正常之問題存在多年,已經病入膏肓,如何醫治,如何找到問題的解藥,以最小的代價完成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憲政是重中之重。

托克維爾在討論法國大革命時說「文人們既不懂政治,又不切實際,卻恰恰是他們煽起並主導了大革命」。這個論點也十分切合中國問題。

辛亥起義推翻了帝制,是現代中國歷史的開端,趕走了皇帝,解放了千年的「臣民」,建立了民國,建立共和,是現代國家的開始。任何歷史的巨大變革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難免有許多問題,有舊制度留下的,也有新的制度產生的不平衡。在民國的三十八年間,有數次復辟,先是洪憲稱帝,後是張勛復辟、軍閥割據。專制皇權解放出來的權利,產生的大大小小的軍閥,以及昔日滿清政府腐敗和列強簽下的許許多多不平等條約都使得新生的民國舉步維艱。

陳獨秀代表的中國的一批左派文人不去正視中國的根本問題,誤以為俄國革命是解決民國存在問題的出路,在蘇聯的陰謀擴張和歐洲「共產主義」幽靈的直接策動之下,中共誕生、擴大、發展幾乎摧毀了民國。

研究中國現代史,經常會產生一種悲觀的宿命。俄國對中國影響巨大,1917年俄國的革命以虛假「進步」,欺騙了世界上許多人,也包括二十年代的國民黨左派和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國共合作、容共政策今天看來都是十分短視和幼稚的。本來以作為一種主義,建立自己信仰上的政黨也是合情合理,但是接受共產黨集體加入國民黨就是荒謬的了。作為繼承傳統文化吸收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三民主義和鼓吹「工人階級專政」西方共產主義是從本質上是不相容的,是對立的。為了急於北伐軍閥而容共聯俄是非常短視的,前門據虎後門引狼。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指出,國共應該各自發展,根本不應該攪和在一起。但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錯誤主張,造成的後面無法理清的麻煩。(編者按:齊思先生在「聯俄容共」問題上的一些論點失之偏頗。「聯俄」與「容共」有必要分開看待。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早在1920年即開始聯俄,可見聯俄政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可行的权宜之计。容共政策確實有誤,但中共的興起不能簡單歸咎於國民黨早已全力糾正的容共政策。

也許孫先生過於好心,光明磊落,以己度人了。也許他過於自信,他始終堅持「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但又覺得共產黨人可以教育,以他崇高的地位和無私的感召力可以控制局面。但是事所願為,他去世以後,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之爭很快形同水火,不單單西山會議派和汪精衛派形成對立,許多軍閥政客也從中取利,造成國民黨多次分裂。

雖然蔣介石在二七年壯士斷腕清黨,但是為時已晚,中共已經擁有軍事力量,形成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割據。接著是,日本侵華的災難,「西安事變」軍閥張學良叛逆誤國。中共借國難發展,到了二戰結束時,已經坐大,成燎原之勢。蘇聯出兵東北和美國急於求成的調停,加之當時全世界範圍的左傾之勢,中華民國政府大勢已去,造成本文一開始提出的中國的兩個「不正常」國家狀態。這是中國人的宿命,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右派都要承擔這個責任,甚至於日本、俄國、美國都要為中國的百年滄桑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編者按:歷史事實是,1927-1936年清黨、剿共成效卓著,西安事變之前中共已走上窮途末路,之後鹹魚翻身,奪取大陸,主要原因在於日本侵華使中共坐大。把責任上溯至二十年代即已糾正的容共政策,有失公允。

內戰以後的六十年,事實證明国共分野,是共和与獨裁,是民主與專制,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之爭。謊言和宣傳欺騙了人们六十年,直到全世界共產主義國家陣營的崩潰。事實證明,世界性的左傾是災難的。不單單證明了孫中山的預見,「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同時也證明共產主義不適於全人類。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萬惡之源,布爾什維克一種惡勢力是癌細胞,是專制到牙齒的獨裁,是反人類的。

中共綁架農民所推行的農民起義式的列寧主義,其實是一個借共產主義之手的皇權的復辟。內戰勝利是「農民起義」的勝利,1949年的建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被推翻的王朝復辟,只是沒有了皇帝名義,比皇帝還專制。回歸民國是是繼承無數仁人志士之「反復辟」。回歸民國,只是回歸本源,回歸本來原有的面貌。

如果六十年來大陸發生的是一場失敗了的社會革命,那麼回歸民國則是一種本質的回歸,傳統的回歸,不是一場社會革命;是傳承傳統的回歸,是人類價值的回歸。回歸民國不是「否定式」的「革命」,而是「肯定式」的還原。不單單解決了大陸民主憲政的問題,同時可以解決國家分裂的非正常狀態。

如果為了追求國家正常化,體制改革,就要進行一場社會革命,對於中國目前的各種矛盾的脆弱平衡是非常危險的。多年「酷吏」所促成的「暴民」階層已初步形成,而且毛澤東「造反有理」為名的文革在很多人心中是有機可乘的。否定式的革命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如果以改革體制,以否定中共為名的進行社會體制重組,臺灣獨立就有可能成為地區分離,暴力動盪的源頭;而以回歸民國為訴求進行體制回歸,憲政回歸,臺灣不但不是危機,而且是個穩定因素。臺灣的人才、法治、資源的成為中國大陸變革的助力。

說道和平過渡,不看不對目前中國的政治勢力簡單分析一下。

回歸民國不是回歸「國民黨統治」,國民黨作為「一黨獨大」的局面早已是歷史了,不會再出現了。民國是屬於中國全體人民的,國民黨僅僅是一個黨派而已。當然作為曾經是中華民國主導力量的國民黨,全中國回歸民國對其自然是有利的。目前在臺灣的「不統不武不和」最尷尬的就是國民黨,國家不能明確定位,憲法與實際憲政不符。回歸民國,國民黨就有了重新逐鹿中原的機會,對其黨,對其歷史都是最好不過了。當然可能國民黨的一些臺灣本土勢力暫時不感興趣,那是因為現在沒有機會,有了機會他們一定會改變的。

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一樣作為民國的一個重要政黨,回歸民國也是其最好選擇。民進黨的「臺獨」黨章從來是只能說不能做。在臺灣「獨立」只是對民粹主義的道德呼喚而已,並不能成為多數臺灣人的選擇。誰也不知道「獨立」後會是什麼結果,賭上和平的選舉是難以獲勝的,這就是為什麼只能說說不能真做。回歸民國,民進黨作為一個重要政黨也有了飲馬長江,走向全國的機會。成為全中國的大黨總比堅持海市蜃樓的理想要好吧。

對於臺灣人民,無論是「統」是「獨」,和平是最重要的;族群不再分裂,和平成為永遠不再是夢想了。以其特殊的歷史和地理,更多的自主自治本來就是理所應當的。中華民國的憲法本來就是地方自治的,以民主和平的民本思想爭奪臺灣人的更多權力會成為現實。

至於大陸的幾個「民主黨派」,他們在「政協」裡已憋屈了多年,他們在民國時代都是有一定地位的政治社團,如今多年當「花瓶」,回歸民國對他們簡直是救命、是重生。套一句俗話,如果不是腦子被門夾了的話,一定會舉雙手贊成的。

最後討論一下中共,如本文從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面討論的那樣,以民主憲政為方向的普世價值是世界潮流,也是越來越多大陸人的共識,現在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走那個條路最好。中共在民國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國共合作,是合法政黨。民國憲法本來也有共產黨的參與,有機會和平建國,只是後來背叛了民國,走向了內戰。

當然中共作為大陸唯一的執政黨,一定會全力反對,因為回歸民國是對其內戰勝利的否定。但是對於中共八千萬黨員來說,他們也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回歸民國是個解脫,與其人心惶惶、黨心惶惶地偷生,溜鬚拍馬地為奴,不如堂堂正正地做人;如果有能力有理想從政,與其在「家法」下朝不保夕、官不聊生地為官,不如公開競選;與其在眾目昭昭,眾怒滔滔下貪腐,不如在私有財產有保障的憲政中光明正大的發財。

對於大陸人民,文本從頭到尾都在為他們討論,回歸民國是民主憲政的最佳路線,筆者千言萬語就是為中國人民之想為所想、以中國人民所急為所急而說的。我想你們從頭到尾讀了此文,不難理解筆者的苦心了。

孫中山先生名言是「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對中國是有信心的,我衷心希望讀者也和我一樣。

 

二零一五年三月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