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第十五章 走出斯大林時代

 

蘇聯七十年歷史中點的斯大林逝世標記了一個關鍵階段。儘管並非體制的完結,但這畢竟是一個時代的終了。正如弗朗索瓦‧傅勒寫到,最高領導人的死亡揭示了「體制的自相矛盾之處。這個體制號稱是社會發展必然規律的組成部分,但實際上卻事無鉅細都取決於一個人;以致於他一旦撒手人寰,似乎就連這個體制也喪失了繼續存在的某些必要因素。」此等「必要因素」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就是國家機器用種種不同方式對民眾施行的高度非人道壓制。

對於斯大林的首要同夥來說,包括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貝利亞,斯大林的死帶來了極其複雜的政治問題。這些人必須立即確保體制的延續,分配職責,並且在其任何成員的個人主宰(無論有何削弱)和集體領導之間取得平衡;這需要竭盡他們的全部野心與手腕。他們也必須從速推出多項重大改革,對此大家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

協調這林林總總目標的難度導致了極其緩慢曲折的進展。整個過程自斯大林辭世開始,於剷除貝利亞(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達到高潮。

目前已公開的中央委員會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過世當天)全體會議簡報和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到七日(剷除貝利亞之後)全體會議簡報,有助於解釋為何蘇聯領導人開始「走出斯大林時代」。尼基塔‧赫魯曉夫後來將此行動轉變為「去斯大林化」過程。這個過程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代表大會和一九六一年十月的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上均有強調。

背離斯大林主義的動力之一很簡單,那不過是求生本能和自衛機制。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最後幾個月裡,幾乎所有的頂層領導人都意識到他們是多麼不堪一擊。沒有人是安全的:伏羅希洛夫曾被指控為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務,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均被獨裁者親自逐出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貝利亞受到發生在安全機構核心的陰謀威脅——那些所謂陰謀正是斯大林本人一手導演。在中層,戰後一直在重新組合的官僚菁英們,也懼怕並最終摒棄了當局的恐怖手段。秘密警察的無邊權力是他們安穩做官的最後障礙。按照馬丁‧馬利亞的說法,「斯大林為達到個人目的而設立的機制」必須拆除,從而確保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藉此機制而凌駕於同事和政治對手之上。斯大林的繼承人們聯手對付貝利亞的真正動機,並非因為對將要進行的改革持有不同觀點,而是懼怕貝利亞成為另一個獨裁者。貝利亞掌控著整個國家安全機器和內部事務部,因此被視為權力最大的人物。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此鎮壓機器絕對不應再次「脫離黨的控制」及成為任何個人的武器,從而威脅到整個寡頭政治體系。

此轉變的第二個且更深遠的原因,在於從赫魯曉夫到馬林科夫的所有主要領導人,都意識到經濟與社會改革勢在必行。以對幾乎全部農業生產的獨裁控制、對多種行為方式的定罪、以及古拉格系統的過度膨脹為基礎,對整個經濟的全然壓制型管理方式,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停滯不前,從而讓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成為泡影。一九三十年代無視大多數人民意願而強行實施的經濟模式造成了上述結果,並且該模式現在被認為已經過時。

變革的第三個原因是權力鬥爭本身,這導致政客之間賭注的不斷加碼。尼基塔‧赫魯曉夫,出於我們在本書中不會詳述的原因(包括能夠面對其本人的斯大林時代過錯、似乎確實感到自責、頗有政客的手腕且是一位真正相信未來會更好的平民主義者,以及有意志回歸其所認定的社會主義合法性),在緩慢且逐步的去斯大林化過程中——不僅是在政治領域,也在人民的日常生活裡——走在了同夥的前面。

此拆除鎮壓機器的運動中有哪些主要步驟呢?短短數年裡,蘇聯從一個施行極度之法內和法外鎮壓的國家,演變成一個獨裁的警察政體。在此國度裡,不止一代人對恐怖的記憶,最有效地保證了後斯大林時代的秩序。

斯大林死後不到兩週,古拉格系統就被完全改組且歸屬司法部;其經濟基礎設施則立即移交給相關的工業部。這些行政改組明顯展示了內部事務部在失去其最強勢部門的地位;但與此相比更引人矚目的,則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真理報》上發表的大赦公告。依照前一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簽署的主席團命令,下列人等得到赦免:

刑期短於五年的所有囚犯

因撒謊、經濟罪及濫用權力而獲刑的所有囚犯

懷孕婦女及有未滿十歲孩子的母親、未成年人、年滿五十五歲的男性、年滿五十歲的女性

 

此外,除因反革命活動、嚴重盜竊、匪徒、有預謀殺人而獲刑者外,所有其他囚犯的刑期減半。

在數週內,古拉格系統釋放了約一百二十萬犯人,佔其集中營與流放地囚犯總數的將近一半。在獲釋者當中,許多人只是因為小偷小摸而判刑;更多的則是普通百姓,由於觸犯管轄人民日常活動的形形色色嚴苛法律而獲罪,例如「擅離職守」、「違反內部護照法」等等。這次部分大赦不包括政治犯和特別流放犯,其模稜兩可的性質反映了一九五三年春尚不明朗的種種變局,以及曲折的前行道路;此外這也是個權力激烈角鬥的時期。就連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部事務部長拉弗倫地‧貝利亞,似乎也搖身一變,成了一位偉大的改革家。

究竟哪些考慮導致如此規模的大赦呢?按照貝利亞傳記作者艾米‧奈特的說法,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大赦是在內部事務部長本人敦促下實施的。此乃表明貝利亞自由派新方向的一系列政治舉措之組成部分。斯大林死後,貝利亞和其他人一樣,也捲入了那場賭注越來越大的權力爭鬥。為了證明大赦的必要性,貝利亞於三月二十四日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發文;其中解釋說古拉格系統的2,526,402名囚犯當中,僅有221,435名屬於「特別危險的犯罪分子」,後者多數關押在特別集中營。他令人瞠目地承認,絕大多數囚犯對國家不構成威脅。大規模赦免因此有助於清空過度擁擠且行動遲緩的監獄系統。

管理古拉格系統越來越困難的問題在一九五十年代初期曾反覆提出。這些集中營所面臨的危機(這在斯大林死前就有廣泛的承認)讓人們可以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三月二十七日大赦。不僅是政治理由,還有經濟原因,使得斯大林的潛在繼任者們要宣佈一個範圍廣大但並不完全的赦免。他們清楚古拉格系統不僅過度擁擠,而且毫無效率可言。

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樣,只要斯大林還活著,在這裡就不能採取任何激烈的措施。正如歷史學家摩西‧萊文曾經如此貼切地形容道,在獨裁統治的最後幾年裡,所有的一切都「變成木乃伊」了。

當然,即便是在斯大林死後,也並非一切都是可能的。古拉格之隨意性的主要受害人,即那些因反革命活動而獲罪的政治犯,未能從這次大赦中得益。該大赦對政治犯的排除,引發了古拉格特別集中營及河營與草原營在押犯人的多起騷亂和暴動。

四月四日,《真理報》宣佈醫生謀殺案的案犯實際上是司法流產的受害者,他們的供詞是用「非法審問手段」(即刑訊逼供)取得的。此承認的重要性由數日後中央委員會「關於國家安全力量之違法活動」的決議進一步放大。人們清楚地發現,醫生謀殺案並非孤立事件;多年來,國家安全力量一直在濫用權力,並且參與了非法活動。黨中央聲稱現在要摒棄這些方法並鉗制警察的過度權力。這些聲明引起的希望立即誘發了巨大反響,整個法院系統對數十萬件平反要求應接不暇。囚徒們,尤其是那些關押在特別集中營的人犯,被三月二十七日大赦的限制和選擇激怒。他們很瞭解看守們的焦慮混亂及整個系統所處的危機,並且與看守和指揮官作對,拒絕工作或服從命令。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四日,諾利斯克監獄多個不同區的一萬四千多名囚犯組織了罷工且成立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由從多個不同族群中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其中來自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的犯人扮演了關鍵角色。囚犯們的主要訴求為:將工作日縮短到九小時,取消服裝上的標記,結束與家人通信的限制,撤走所有線人,以及將大赦擴展為包括政治犯。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正式宣佈逮捕貝利亞,後者被指控為英國間諜和人民公敵。這證實了犯人們關於蘇聯政府的確在變的看法,並且讓他們的訴求更為激烈。罷工變得日益廣泛;七月十四日,沃爾庫塔監獄群的一萬兩千多名囚犯也開始罷工。事情確實在變的一個肯定跡象,就是當局開始與犯人們談判,並且一再推遲對囚犯的攻擊。

從一九五三年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第二十屆黨員代表大會,特別集中營裡的動亂此起彼伏。一九五四年五月,位於哈薩克斯坦卡拉幹達附近肯基爾的草原營監獄群第三區,發生了最大且持續最久的暴動。這次造反持續了四十天之久,並且只是在內務部特別部隊的坦克將集中營包圍後才得到平息。大約四百名囚犯被逮捕並重新判刑,對抗領導委員會的六位倖存委員遭到處決。

斯大林死後情況真正在改變的另一個跡象,是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罷工囚犯的一些訴求確實得到了滿足:工作日真的縮短到九小時,並且犯人們的生活品質也有其他顯著改善。

一九五四到五五年,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顯著改變國家安全力量的無邊勢力;該部門在貝利亞被捕後業已完全改組。對秘密警察負責處理的所有案件進行裁判的特別法院體系遭到整個取消。秘密警察改組成一個獨立單位且重新命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別稱「克格勃」),總人數削減了五分之一,由伊萬‧謝羅夫將軍領導;該人的功績包括戰時對放逐多個族群的督導。謝羅夫與尼基塔‧赫魯曉夫關係密切,他體現了變革時期的許多不明朗之處,即許多先前的領導人依然處於主政地位。政府宣佈了更多次的部分赦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釋放了一九四五年因「通敵」而獲罪的所有人,以及剩餘的德軍戰俘。最後,政府採取了若干項對「特別移民」有益的措施。這些人從此可以更自由地流動,並且不必那麼經常地到當地軍管單位登記。經過德國與蘇聯的高級別談判,佔特別殖民點所管制人口百分之四十(在大約兩百七十五萬的總數中有超過一百萬)的德裔流放犯人,於一九五五年九月最先享受到限制放鬆的好處。然而,這些新法律的措辭清楚表明,對法律限制的取消及職業狀態與居住地規定的改變,並不導致「歸還沒收的財物或有權返回這些『特別移民』的原居住地」。

這些限制是史稱去斯大林化的不完全且漸進過程之重要部分。去斯大林化是在斯大林分子尼基塔‧赫魯曉夫的領導下完成。該人與同一代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在最暴虐的鎮壓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消滅富農階級、清洗、放逐及處決。因此,去斯大林化過程只能侷限於批判過度的「人格崇拜」。赫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向第二十屆黨員代表大會發表的「秘密報告」,在對斯大林時代的譴責上字斟句酌,而且沒有質疑蘇共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任何重大決定。此選擇性也在斯大林時代「背離」的年表和受害人範圍上清楚反映:該背離據稱是在一九三四年開始,這就排除了集體化的罪行和一九三二到三三年的饑荒;而受害人則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且大多遵循了斯大林路線,其中沒有任何普通百姓。通過將被迫害人名單侷限於經斯大林之手而受苦的共產黨員,以及僅僅聚焦於基洛夫遇刺後的歷史事件,秘密報告迴避了黨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對社會的集體責任這個中心問題。

秘密報告過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切實措施來補足業已採取的有限步驟。一九五六年三月和四月,針對那些因所謂與納粹德國合作而受到懲罰民族,政府宣佈一九四三到四五年遭流放的『特別移民』「不再受內部事務部的行政監視」;但並未歸還他們沒收的財物,也不允許他們返回故里。這些半吊子措施讓流放犯人相當憤怒;很多人拒絕在規定他們放棄所有補償、財物歸還及返鄉權利要求的聲明書上簽字。面對政治氣氛的顯著轉變和公眾情緒,蘇聯政府做出了新的讓步。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政府再次承認被放逐民族的共和國與自治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曾作為戰爭的直接後果而撤銷。唯有克里米亞韃靼自治共和國未得到恢復。

克里米亞韃靼人為了爭取返鄉的權利鬥爭了三十餘年。自一九五七年起,數以萬計的卡拉柴人、卡爾梅克人、巴爾幹人、車臣人及英古什人開始陸續回鄉。當局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便利。在想要返回原來居所的流放犯人和一九四五年從鄰近地區引進的俄羅斯殖民者之間,爆發了數不清的爭鬥。由於沒有戶口,返鄉的流放犯人不得不再次居住於棚戶區、露營地及其他臨時住所,並且始終處於因違犯護照法(可判兩年監禁)而被捕的威脅之下。一九五八年七月,在車臣首都格羅茲尼曾經爆發俄羅斯人與車臣人之間的多次流血衝突。直到當局撥款為前流放犯人建房後,方纔出現並不安定的和平。

「特別移民」的類別直至一九六零年一月才正式取消。最後脫此賤民身份的流放犯人是烏克蘭人和波羅的海諸國百姓。面對返鄉的重重行政障礙,超過半數的烏克蘭人和波羅的海人最終在流放地定居。

一九五四到五五年,古拉格系統釋放了九萬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六到五七年,在二十大召開後,將近三十一萬人獲得自由。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集中營系統僅剩一萬一千名政治犯。為了加速犯人的釋放,政府將兩百多個特別審查委員會派到各集中營,並且宣佈了若干次赦免。然而,解放並不等於平反。在一九五六和五七年間,僅有不到六萬人得到正式平反。大多數人要等數年,有時甚至數十年,纔得到平反證書。儘管如此,正如瓦西里‧格羅斯曼在小說「一切都在流淌」中所絕妙敘述,一九五六年在大眾的記憶裡乃是返鄉之年。這個官方幾乎緘口不提的巨大返鄉浪潮,再加上意識到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已經永遠不可能回歸故里,不僅讓許多人陷入深深的困惑,而且引發了巨大無比的社會與道德創傷,以及在四分五裂社會中的悲劇性對峙。正如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所寫到:「兩個俄國佬四目對視,一位曾將人打入監獄,另一位已把牢底坐穿。」面對如此局面,對任何個人或團體關於對在「人格崇拜」時期曾經違犯社會主義法律或曾經採用非法刑訊方法的官員提起公訴之請求,當局起初的反應是置之不理。上訴的唯一途徑是向黨的監察委員會提出。政治當局向法院系統發出關於赦免的指示,明確要優先考慮黨員和軍人。對違規人員不進行清洗。

釋放完政治犯後,斯大林後的古拉格系統囚犯人數不斷減少,並於一九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穩定在約九十萬人;其中有三十萬是長期服刑的普通犯人和慣犯,以及六十萬的輕罪犯人;後者所觸犯法律的規定刑期與其罪行相當不成比例。古拉格系統在遠北和遠東地區殖民和開採自然與礦物資源方面所扮演的先鋒角色開始消退,斯大林時代的龐大監獄也慢慢分解成較小的單位。古拉格系統的地理分佈也在改變。多數集中營再次搬遷到蘇聯的歐洲領土。後斯大林時代的囚禁也逐漸具有了與其他社會相同的常規功能,但依然保留了正常法律體系所沒有的特徵。取決於當局在不同的時期想要取締的行為,例如酗酒、流氓、寄生等等,每年會有數百人加入普通罪犯的行列;他們大多是依照一九六零年生效的新刑法第七十條和第一百九十條而被判刑。

與這些減刑和赦免相輔相成者是對刑法的一些重大修改。最早的改革之一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頒佈的法律;該法廢除了禁止工人離開工作單位的一九四零年法律。此乃勞動法非刑事化的第一步,隨後還有其他一些部分措施;這些舉措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採納的新「刑法基礎」而形成體系。新法律去除了先前刑法版本中的若干關鍵術語,包括「人民公敵」和「反革命罪」。此外,法定責任年齡從十四歲提高到十六歲,禁止使用暴力和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人將要出席整個庭審且有權使用熟悉案情的律師;並且除個別特例外,所有庭審都要公開。然而,一九六零年的刑法依然保留了懲處任何形式政治或意識形態背離的若干條文。根據第七十條,任何人「倘若散佈反蘇維埃宣傳……用虛假不實之詞詆毀政府」,可判處六個月到七年的集中營囚禁,再加兩到五年流放。第一百九十條規定,任何人倘若失於揭發反蘇維埃行為,將判處一到三年的集中營徒刑或等同的社區服務勞役。一九六十和七十年代期間,這兩條曾廣泛用於懲罰政治或意識形態「背離」。在每年因「反蘇維埃」行為而獲刑的數百人當中,九成是依照這兩條定罪。

在政治解凍時期,生活品質有明顯改善;但人們對鎮壓記憶猶新,活躍的辯論和異議依然罕見。克格勃的報告於一九六一年記載了一千三百名「反對分子」,一九六二年為兩千五百名,一九六四年為四千五百名,一九六五年為一千三百名。在一九六十和七十年代,三類公民受到克格勃尤其嚴密的監視:非主流宗教團體(例如天主教、浸信會、五旬節派、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斯大林時代鎮壓中受害最鉅的少數民族(包括波羅的海諸國人民、克里米亞韃靼人、德裔、反抗蘇維埃化尤烈的烏克蘭西部百姓),以及一九六十年代初期興起之異見運動中的創作知識分子。

當局於一九五七年發動了最後一次反教權運動,其範圍侷限於關閉若干座戰後重開的教堂;此後東正教與政府的對抗演變成一種不安定的共存狀態。克格勃的特別部門更加重視非主流宗教團體;後者往往被懷疑在接受國外的協助和支援。有數字表明這的確並非主流問題:一九七三到七五年間僅一百一十六名浸信會教徒被捕;一九八四年,總共有兩百名浸信會教徒被監禁或在集中營服刑,並且平均刑期只有一年。

烏克蘭西部是反抗蘇維埃化最烈的地區之一。一九六一到七三年間,在泰爾諾皮爾、紮波羅熱、泰爾諾皮爾、利沃夫,十數個繼承烏克蘭民族組織傳統的民族主義團體遭到解散,其成員通常獲判五到十年的集中營囚禁。立陶宛是另一個一九四十年代曾遭野蠻鎮壓的地區。當地來源顯示,一九六十和七十年代的逮捕人數相對有限。一九八一年對三位天主教士令人生疑的謀殺(很可能有克格勃的參與)被人們視為不可容忍的挑釁。

直到蘇聯解體,一九四四年遭放逐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其自治共和國從未得到恢復——一直是斯大林時代留下來的包袱。一九五十年代末,克里米亞韃靼人(其中多數已在中亞安家)發起運動(又一次表明時代確實變了),要求集體平反和回歸故里。一九六六年,一個韃靼人代表團向第二十三屆黨員代表大會遞交了有十三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一九六七年九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命令,廢除「群體叛國」指控。三個月後,一道新政令允許韃靼人在自己選擇的地點定居,但前提是必須遵守護照法律。該法律規定任何人要想在任何特定地點工作,都必須持有法定證件。一九六七到七八年間,只有不到一萬五千人(韃靼人總數的約百分之二)達到護照法律的要求並返回家鄉。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運動得到彼得羅‧格里戈連科將軍的協助。格氏於一九六七年五月被捕並收入精神病院。在一九七十年代,每年都有數十人遭到這種方式的囚禁。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異見運動開始於後斯大林時代對政治犯的首次大型公審。一九六六年二月,安德烈‧辛亞夫斯基和尤里‧丹尼爾分別被判處七年和五年集中營監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在這兩位作家被捕後不久,約有五十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舉行了聲援示威。一九六十年代有數百名知識分子屬於異見人士;在十年後該運動的鼎盛時期,此數目達到一兩千人。他們開始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抗議方式。他們並不質疑政權的合法性,而是要求嚴格遵守蘇聯法律、憲法及蘇聯政府簽署的國際協定。異見行動遵從相同的原則,那就是拒絕被當作地下組織對待,結構和運動都相當公開,並且通過儘可能頻繁地與國際媒體合作來充分利用輿論為其行動造勢。

在數百名異見人士與蘇聯國家機器的不成比例角力中,國際輿論的壓力極為重要;這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一書於一九七三年在西方出版後尤其如此。(索爾仁尼琴本人隨後不久就被逐出蘇聯。)短短數年裡,由於一小群人的行動,蘇聯的人權問題成為重要的國際關注點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中心議題,並且最終導致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協議」的形成。該會議有蘇聯簽署的最終文件加強了異見人士的地位。異見人士組織了委員會,意圖確保赫爾辛基協議在所居城市(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維爾紐斯等等)得到遵守,以及傳遞關於違犯人權的任何信息。此信息收集在一九六八年更困難的條件下就已經開始。當時有份名為「時事紀事」的地下刊物,每兩三個月出一期;其上刊載了各種侵犯自由或人權的情事。在此新氛圍中,蘇聯的人權違背現象受到國際關注,秘密警察則不得不有所收斂。隨著政權的反對分子成為公眾人物,其逮捕就不再默默無聞,關於其命運的信息也可能很快就傳到國外。頗有意味的是,警察活動的規律很快就取決於緩和狀態的起伏:一九六八到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到八二年的逮捕人數都高於一九七三到七六年的數目。目前依然無法計算一九六零到八五年間由於政治原因而被捕的人數。異見人士的來源表明,在最糟的年份裡有數以百計的逮捕。一九七零年,「時事紀事」報道了一百零六起判刑,包括二十一起「作為安全措施」由精神病院的強制收容。一九七一年,「紀事」的數字分別為八十五和二十四。在有國際對峙的一九七九到八一年,幾乎有五百人因類似指控而被捕。

異見現象乃是激進反對的表達,反映了對政治概念的全然不同看法,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然而在一個政府始終反對言論自由——尤其是不能容忍自由表達與觀點其相左之看法——的國家,此現象幾乎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真正的改觀來自他處,即出於孕育在一九六十到七十年代且到一九八十年代更加盛行的許許多多不同的文化與社會自主群體;其中的一部分政治菁英逐漸意識到,類似一九五十年代那樣的根本性變革業已勢在必行。

第一部分 結語

前面各章並非意圖就蘇聯政體存在的前半葉,對蘇聯國家暴力的使用或政府所採取的迫害形式做出任何新的披露。這些細節長期以來已有許多歷史學家加以整理;他們在追蹤恐怖的發展或規模時沒有坐等檔案解密。然而,檔案的解密讓我們得以記述恐怖的發展年表及其規模和多種形式。因此,前面各章中的簡略敘述乃是羅列一份問題清單的初步工作;人們在理解暴力使用、反覆出現、以及在不同氛圍中的意義時,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這些問題。

如此一來,本研究就是一個更大運動的組成部分;該運動在西方和俄國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自從首次部分開放檔案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試圖藉由新近可用的數據來修正在「異常」情況中誕生的史料。數年來,一批歷史學家(特別是在俄國)一直在發表資料;這些資料構成許多其他研究和大學課程的基礎。一些領域得到相對全面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營、政府與農民的對抗、以及政府最高層的決策過程。舉例來說,歷史學家VN‧金斯科夫和N‧布蓋伊曾經嘗試計算斯大林時代的放逐次數。俄國的VP‧丹尼洛夫和意大利的A‧格拉齊奧西強調了農民與新政府間衝突的連續性和中心性。利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O‧科拉夫尼克對克里姆林宮「第一圈」的功能做出了重要詮釋。

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本人嘗試證明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暴力週期如何成為蘇聯的常態。這些暴力週期處於蘇聯社會歷史的核心;而這部歷史尚待編寫。基於前人發掘此歷史之最悲劇層面的努力,就披露暴力與鎮壓的不同形式、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受害的群體而言,本人汲取了最清晰的資料來源。這些來源也揭示了許多矛盾和不一致之處;例如列寧時代針對孟什維克反對派極度暴力的叫囂:這些人「都要槍斃」,但實際上多數只是遭到監禁;徵糧隊出乎尋常的野蠻行徑:在新經濟政策已由中央施行一年有餘的一九二二年底,他們繼續肆虐鄉間;以及一九三十年代政府在一波又一波驚人逮捕和為了「清空監獄」而大批赦免之間的自相矛盾切換。由許許多多的案例得出了對所採用暴力與鎮壓形式的羅列,這就將調查範圍擴展到群體恐怖的做法、幅度及含義。

暴力與鎮壓在斯大林去世前的頑固存在及其對蘇聯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影響,讓我們有理由至少在此調查研究的初期階段將政治歷史放在第二位。在此重建過程中,本人嘗試了整合先前已有的知識和新近解密的文字證據;這些證據不斷引起人們新的疑問。其中許多文件是來自基層的報告,例如公務員關於大饑荒的書信,當地契卡(肅反委員會)關於圖拉罷工的報告,以及關於集中營囚犯狀況的行政報告,它們都揭示了那個極度暴虐世界的鐵一般現實。

在回答處於此研究核心的主要問題前,有必要回顧暴力與鎮壓的那些不同週期。

第一個週期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底,開始於列寧奪取政權。在列寧看來,這個週期乃是內戰的必要部分。自發的社會暴力在短時期內就納入官方渠道,並且於是用作打破舊秩序的催化劑。一九一八年春,針對農民的蓄意攻擊開始顯現。這場攻勢並不只是紅白兩方的軍事對抗,還為此後幾十年的恐怖提供了樣板。它打破了人們對政治機器的信任。引人矚目的是,儘管賭注極大、政權不穩、並且經常背離有言在先的目標,當局卻一直拒絕妥協。這在針對勞動階級所採取的壓制措施上尤其明顯,而勞動階級照理說應該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天然盟友。就此而言,喀琅施塔得暴動清楚預示了日後將發生的事情。這第一個回合並未因白軍的潰敗或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結束,而是被它所造就的人們延續。直到一九二二年的饑荒打破了農民們的最後抵抗,此週期方告完結。

對於一九二三到二七年在兩輪暴力之間的短暫停歇,人們能夠如何詮釋呢?一些跡象表明,內戰結束且秘密警察的人力削減後,政府與農民實現某種休戰,並且法律體系的改革得以進行。儘管有這些緩和措施,秘密警察不僅依然繼續存在,而且保留了主要功能,繼續其控制、竊聽及監視行動。 這次間歇的特點在於其短暫性。

如果說第一輪鎮壓以直接且全面的對抗為標誌,那第二輪則是以頂層的政治內鬥為背景,由斯大林派對農民的進攻為起點。所有方面都將此第二輪暴力視為一個新的開端。政客們再次沿用前些年裡已經驗證的方法。暴力成為常態,成為生活方式;新的恐怖又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針對農民的第二次進攻,對於將恐怖作為政府手段而制度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以若干不同的方式顯現。集體化利用了業已存在的社會緊張局面,重新喚醒潛藏在社會表層下面的舊有暴力;它開始了群體流放的系統,並且成為考核後起政客的試驗場。此外,通過建立顛覆生產循環的掠奪性系統——按照布哈林的說法就是「對農民的軍閥封建剝削」,新的奴役形式得以問世。這就為斯大林時代的最極端實驗及一九三三年的大饑荒創造了條件;該饑荒造成斯大林統治下的最大死亡人數。在難以為繼之後,即農村已經無人為下次收成播種而監獄卻人滿為患時,就出現了另一個短暫的兩年休戰;以及當局的首次大赦。然而這些罕有的寬鬆時刻卻造成了新的緊張局面。舉例來說,被流放富農之後代的民權得到恢復,但他們卻依然不許返鄉。

打擊農民的鬥爭之後,在一九三十和四十年代,恐怖開始在強度和形式上有不同的表現。一九三六到三八年的大恐怖中,死刑數目超過整個斯大林時期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這些年裡,受害人的社會成分往往極其複雜。儘管有許多幹部遭到逮捕和處決,恐怖的受害者涵蓋了所有社會階層,其中很多人只是因為必須達到配額而被隨意抽中。在恐怖高峰期的這種盲目且野蠻鎮壓,似乎表明某些障礙原本就無法克服;政府要實施其意願,殺戮是唯一的手段。

研究鎮壓序列的另一個途徑是查看受衝擊的社會群體。在這數十年裡,社會互動的不同方面受到了法律越來越嚴厲的約束;由此能夠分辨出若干次分別的攻擊。其中最後一次是針對蘇聯的普通百姓——一九三八年內新立法規的焦點幾乎完全是針對勞動階級。

一九四零年後,以新兼併領土上的蘇維埃化和「偉大的衛國戰爭」為背景,政府又開始了一系列鎮壓。此週期有一些新受害群體,即「民族主義分子」和「敵對民族」;這些人隨即遭到全面放逐。此新一波鎮壓的早期階段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就已顯現;例如以綏靖邊境為藉口對韓裔的遞解。

一九三九到四一年對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諸國的先後吞併,導致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消滅和對特定少數族群的放逐,例如加利西亞東部的波蘭人。後一做法在戰爭中進一步加劇,儘管當時更緊迫的需要是保衛可能滅亡的國家。對整個族群——例如德意志人、車臣人、韃靼人及卡爾梅克人——的接二連三放逐,也揭示了當局自一九三十年代以來對這類行動的日益駕輕就熟。然而,此等做法並非侷限於戰爭年代,而是以其他形式貫穿了整個一九四十年代,成為綏靖和蘇維埃化蘇聯帝國新吞併地區的長期過程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多個龐大的民族主義群體流入蘇聯古拉格系統,對此集中營世界的結構與組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被懲罰族群」的代表和民族抵抗戰士很快就超過蘇聯囚犯的人數。

與此增長平行,在戰爭剛結束的數年裡,政府針對形形色色民眾行為的政策再次變得更加嚴厲,導致古拉格囚犯人數的穩步增加。於此同一時期,犯人總數登峰造極,而古拉格系統的危機也開始顯現——整個系統業已過時,因多種多樣的內部緊張局面而癱瘓,並且被日益嚴重的經濟效率低下問題困擾。

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儘管大體上依然被不確定性籠罩,也顯示了一系列的反覆:潛在反猶情緒復燃;界線模糊的多個派系間合謀、競爭、內鬥的想法重新臺頭;以及秘密警察和地方黨組織充斥菁英主義和小團體的特徵。歷史學家們想要知道,最後一場運動——一次新的大恐怖——是否正在籌劃,而其主要受害者則可能是蘇聯猶太人。

對蘇聯頭三十五年歷史的這個擇要概述,凸顯了將極度暴力作為對社會的政治控制手段之連續性。

在此背景下,人們常常提出的經典問題涉及首先的列寧時代與其後的斯大林時代間的連續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預示了後者?這兩個時代的歷史構成基本上並不可比。「紅色恐怖」是在一九一八年秋遍佈各地的對抗中萌發,其鎮壓的極端性質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該時代激烈特徵的反應。然而對農民的重啟戰端,作為第二波恐怖的根源,不僅發生在大體和平的時期,並且是針對社會大多數人的持久攻勢之組成部分。除了這些重要的背景差異外,在列寧時代的政治圖謀中利用恐怖作為關鍵手段,早在內戰爆發前就可預見,並且只意圖持續有限的時間。從這一點來看,新經濟政策帶來的短暫休戰,以及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關於可能的前進道路之複雜辯論,似乎表明布爾什維克黨與社會之間有可能實現關係正常化,並且也許會摒棄將恐怖作為統治手段。但實際上在這個時期裡,鄉村處於退卻狀態,並且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大體上可說是相互忽視。

針對農民的戰爭是這兩個暴力週期的銜接。一九一八至二二年的做法得以延續。在這兩個時期裡,政府都利用了徵糧運動,並且鼓勵了農民之間的社會緊張局面;古老的暴虐形式變得比比皆是。劊子手和受害者都深信自己是重新活在先前的情境當中。

即使就利用恐怖作為政府和社會管理的手段而言,斯大林時期代表著特定的社會背景,該時代與蘇聯歷史上其他時期的銜接依然存疑。舉例來說,在放逐政策方面,一九一九到二零年的非哥薩克化行動或許就是重要的先例。在沒收哥薩克領地之際,政府開始了涉及全體土著居民的放逐行動。此前已有針對富裕哥薩克人的行動;由於地方官員的過火行為,該行動導致了「大規模肉體消滅」。儘管有著全然不同的規模,這些事件可以說預示了十年後的做法。這兩個例子都涉及對整個社會群體的汙衊、在地方層面的過激反應、以及通過放逐而根除的企圖。所有這些方面都與消滅富農階級的做法都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倘若從較寬泛的意義上來研究內戰時期排除與孤立敵對群體的現象,以及集中營系統的隨後建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在這兩輪鎮壓之間確有重要的差異。一九二十年代在內戰中建立和使用的集中營,與一九三十年代的集中營幾無相似之處。一九二九年的大改革不僅導致對正常拘留系統的放棄,而且為一個新系統奠定了基礎;後者的首要特徵是強制勞動的思路。古拉格系統的問世與發展,表明存在一項宏大計劃,即排除人民內的特定成分,並且將此成分用於轉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方案中。若干要素清楚地表明存在這樣一項宏大設計;這些要素一直是多項重要研究的對象。首先,恐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精心計劃與組織的現象。對配額的使用從消滅富農階級運動一直延續到大恐怖;此事實能夠解釋為是該計劃的組成部分。檔案文件證實了對數字和統計資料的迷戀;這種迷戀從上到下瀰漫在所有行政機關。有規律且完美平衡的統計資料反映出對鎮壓過程之數字尺度的孜孜不倦關注。這些數字儘管絕對不能完全信任,但的確讓歷史學家得以重建此現象的強度時期。目前對多波鎮壓的年表有更好的瞭解;並且此年表支持了一個理論,即這一系列行動乃是經過預先安排的。

然而在相當程度上,對整個壓制程序系列、指揮鏈及實施方法的重建,削弱了精心設計之長期計劃的推論。檢視歷次鎮壓的規劃,能夠看出機緣巧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並且這些行動的所有階段都曾出現斷裂。對富農的放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人往往遭到漫無目的的放逐;而將他們「在放逐過程中拋棄」,就清楚地表明了無所不在的混亂。與此相似,集中營系統的「清空運動」反映出在命令傳達和執行中缺乏計劃;下面的人往往行事過激且過急,基層常犯「過分狂熱」和「偏離路線」等錯誤。

古拉格系統的角色亦極為複雜,並且似乎隨著研究的進展而越發如此。依照斯大林時代的理想,古拉格系統乃是政權之隱蔽而全然具有代表性的面孔;但現有文件顯示了自相矛盾的解釋。被鎮壓群體的接踵而至非但沒有提高該系統的效率,而且往往促成其組織渙散。儘管有一套極其詳盡的囚犯分類系統,不同類別的界線相當脆弱且往往不切實際。此外,該系統的經濟效益問題依然沒有解答。

面對這些自相矛盾、即興做法及邏輯混亂,為了試圖解釋對大規模鎮壓的頻繁依賴,以及解釋暴力與恐怖似乎自成邏輯的方式,人們提出了若干個假設。

歷史學家曾經強調即興做法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指導現代化「偉大時刻」和發動斯大林時代多輪鎮壓運動中常見的焦點闕如。當局加強恐怖行動力度的用意,往往是要說服自己他們在掌控動盪的局面。他們迅速陷入暴力的漩渦,而該漩渦則幾乎立即就變得自行延續。此現象的規模未被當代歷史學家所認識,並且直到今日方開始得到理解。就當局所面對的衝突與障礙而言,鎮壓過程本身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反應;從而產生了給恐怖火上澆油的不可控運動。

恐怖在蘇聯政治與社會歷史的中心地位目前引起了日益繁雜的疑問。現今的研究似乎否定了蘇聯問題專家們以往的許多推論。儘管歷史學家依然在求索對整個現象通用且明確的解釋,但要弄明白殊為不易。目前在理解暴力本身的機制與動態方面有較大的進展。

許多方面依然模糊不清,尤其是在人民暴力下的日常行為。倘若有人想要實際找出行刑者是誰,他就必須訊問整個社會,即參與有關事件的所有人,而非侷限於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