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別再拿陳炯明孫中山

 

楊津濤

 

導語:陳炯明因主張「聯省自治」,反對北伐,與孫中山發生衝突,而在20年代背上「革命叛徒」之罪名。世易時移,近年來,捧陳炯明、黑孫中山又成流風。究竟孰是孰非?

孫、陳分歧的實質,是通過何種手段,消滅軍閥

近年來,陳炯明成爲媒體關注的熱點人物,被一些學者視爲「杰出的共和主義者」,打破「陳炯明叛變革命」的歷史成見,指出孫中山與陳炯明最終决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理念分歧。

北洋時期是一個亂世,從1912年到1922年,全國發生一定規模的戰爭179次,遍及華北、華東、西南各省。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間,全國軍費開支24億,相當於1860——1937年工業建設積累的2.5倍,這還不包括戰爭造成的其他經濟損失。軍閥混戰,實是民國「普遍貧困」的根源。

究竟該如何消滅軍閥、結束戰亂,以舒緩民生,發展國力?孫的主張是黨軍北伐,以武力統一中國,然後實行「縣自治」;陳則希望通過「聯省自治」,在各省頒布憲法、實現「省自治」後再合一爲「中華聯邦」。

兩套方案目的一致,但手段迥异。孫的方案後來被蔣介石施行,陳的方案則在中國夭折。結合當日指現實社會狀况,其實不難發現,陳的「聯省自治」方案,注定要失敗,沒有出路。

陳炯明之路不通:聯省自治」只會强化軍閥割據

地方軍閥紛紛通電支持聯省自治,不過是想利用這一時髦口號,爲其割據尋求合法性。缺乏制衡力量,「憲法」並不能産生實際的約束力。

真心主張聯省自治的只是一些學者、政客,缺少實力

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廣州的護法軍政府都缺少權威,無法行使政令的情况下,以梁啓超、胡適、周鯨生等知識分子爲首,掀起了一場聯省自治運動。他們所謂「聯省自治」,即「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憲,依照省憲自行組織省政府,各省實行自治;另一方面,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借聯邦制來實行國家的統一。」

因爲地方政權控制在督軍手中,知識分子發起的自治運動就必須要得到軍人的同意,才能推動起來。1922年,《東方雜志》上刊文說,「聯省自治運動的勃興,其主要關鍵,全在西南方面軍人,與不滿於現政府的名流政客之相互的聯合。易言之,聯治派之所以能如此聲勢赫赫,實由於擁有實力者,與宣傳這主義者互爲表裡與互相利用所致……前者之所以贊成聯治,在希望割據分治,不受中央的管轄,而實際足以牽制中央。後者之所以鼓吹聯治,其動機固不一,而其中一部分人想利用聯治的旗幟,爲公開的活動,以攻擊現政府,攫取政權,要亦不可諱言。」

在武人與文人的合作下,參與聯省自治的省份,從湖南開始,擴展到了四川、浙江、廣東、福建、江蘇、江西、安徽等大半個中國。

軍閥們力能進取,即高喊武力統一

僅能自保,則退倡聯省自治

各省軍閥之所以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知識分子,推動制定省憲和自治,並非因他們樂見中國統一。譬如,陝西軍閥陳樹藩,即不過想利用自治的口號,聯絡南方勢力,以對抗直系閻相文的覬覦。

湖北境內有吳佩孚勢力、孫傳芳勢力,還有從湖南跑過去的張敬堯所部。督軍王佔元想要控制湖北省內事務,就表示支持自治。在直皖戰爭後,浙江的盧永祥成爲碩果僅存的一支皖系勢力,他爲了擺脫孤立狀况,就通過制定省憲來抵禦直系入侵。

當時的情况,恰如蔡和森所說,「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言武力統一,或主張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吳),僅能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治或籌備制省憲,舉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布武力統一,退守時宣布聯省自治(如奉張)……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和趨勢。」主張聯省自治的北大教授陳啓修後來也發現,在聯省自治運動中,「往往有利用此種運動以爭奪地盤之人。」

陳獨秀對聯省自治的評論或可謂一針見血:「建築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决不是建築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

至於落實省憲,更無一例有誠意者

實是一場春秋大夢

軍閥口頭說要給人民自治權,實際則百般阻撓。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支持聯省自治,但按浙江省憲法會議制定的《九九憲法》:首先,省長必須是民選;其次,軍人當選須解除軍職;第三,爲了實現「浙人治浙」,省長也要是浙江人。盧永祥原籍山東、出身北洋系,又見憲法大幅限制省長權限,索性藉口《九九憲法》不合民意,將之束之高閣。浙江後來又制定了所謂《三色憲法》,也沒能全民公决。直至1924年,盧永祥在江浙戰爭中失敗,下野前順水推舟地宣布「浙事還之浙人」。

有趣的是,孫傳芳佔領浙江後,也以「保境安民」爲藉口,聯合江蘇、安徽等八省督軍宣告自治。而當北伐軍兵臨城下,孫傳芳才以北伐軍不進浙江爲條件,允許實行自治。只是名義上的自治,孫傳芳還是無法接受,最終將浙江的自治領袖驅逐到了上海。

1920年,川軍將領劉湘、田頌堯、鄧錫侯、楊森等短暫聯合,打敗了駐川的滇軍,隨即聯名通電,表示要「川人治川」。此後川軍將領們內鬥不斷,戰爭持續了數年之久。四川的制憲工作斷斷續續,除了一部《四川省憲法草案》之外,什麽也沒有留下。江蘇等省也是長期處在戰亂之中,民間積極制定省憲、規定民選省長方法,但都無法落實,俱成空文。

陳炯明被一些學者看做是聯省自治的代表人物,但其實際作爲並無出彩之處。192212月,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上交陳炯明。陳在省署內成立了一個省憲法討論會,表示「妥善評議」。此後草案就如石沉大海,沒有付之全民公决,與陳炯明早先一再催促制憲的表現截然相反。

孫中山更爲務實——「縣自治」適足以落實憲政、防範軍閥坐大

聯省自治的失敗說明,只有通過武力才能消滅軍閥,重建統一,實行地方自治。

聯省自治既不可能引誘軍閥入憲政之羅網

故武力統一乃勢所必然

妄想以聯省自治之虛名,引誘軍閥自動放弃其已有的權力和地位,實乃痴人說夢;故毋論自身實力如何,武力統一始終是孫中山在1920年代的堅定政治方針。如他在《聲討徐世昌令》中所說,「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在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建立後,才有力量在全國推行真正的地方自治。

1924年,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說,聯省自治的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雲……爭回自治之運動,决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他堅信,「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真正的自治,必須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這個認識,是基於對民國亂世根源的深切體認,是有道理的。

孫中山認爲,必須以縣爲自治單位

主權在民之規定,才不至於成爲空文

孫中山重視地方自治由來已久。早在19187月,老同盟會會員李宗黃赴日之前,前往上海拜訪孫中山,曾求教道:「政治的範圍非常廣泛,考察之時應從何著眼呢?」孫中山即建議他仔細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狀况,孫認爲:

「政治的基礎在於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組織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於其堅甲利兵,乃强於其地方組織之健全。要看,最好看看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他們這種地方自治,官治氣息很重,是不合乎吾党民權主義、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們的某種精神和方法在訓政時期却很可參考,所以仍然很有考察的價值。」

1923年,孫中山撰文反思之前的失敗,則將沒有搞「地方自治」視作最主要的原因。孫氏說:

「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托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爲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

更重要的是,「省自治」適足以使軍閥稱雄

縣自治」則反之

孫中山並列舉了應該搞「縣自治」而不是「省自治」的四條理由:

「第一,以縣爲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厘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爲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

簡而言之,在孫中山看來,「縣自治」既是打破專制舊習的有力手段,又是訓練民衆自治能力的捷徑。尤其是「縣自治」還能防範軍閥坐大,遠勝於徒有其名的「省自治」:

「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爲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最可慮者,乃在各省藉各自治,實行割據,以啓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耳……今日之所稱爲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爲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

北洋時期的社會現實已經爲孫中山的擔憂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各省督軍截留稅收,用於自己養兵、割據,不服從中央命令。而縣相對於省小得多,不具有割據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再要求雲、桂、晋、川各系軍閥實施「縣政自治」,用意正在於此。

陳炯明之路被遺弃,是歷史之幸,中國之幸

如前所述,軍閥割據既是中國社會普遍貧困之根源,何種方式能够解决此一問題,才是討論孫、陳衝突的實質所在。孫的解决之道被部分付諸實施,而陳的方案被徹底遺弃,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實在是中國之幸。

聯省自治無法解决經濟問題

本末倒置」,合該被遺弃

歷史學家陳志讓在《軍紳政權》中指出,「依照陳炯明的建議,中央政府只負責外交、軍事、對外宣戰媾和,劃分省與中央的財政,由中央决定省與省的關係。這當中最棘手的還是軍事與財政兩個問題。陳炯明主張統一國軍,由中央指揮,由中央擔負軍餉和軍需。那樣一來必然引起幾乎不可解决的中央和地方財政權限的劃分問題。」

在他看來,「這些實際的問題和解决辦法,都是主張聯省自治的人不討論的問題。他們之回避這些問題,說明了他們注意的是自治,而不是「聯省」來達到中國統一。如果徹底實行,中國會變成二十幾個獨立國家。」

陳志讓還發現了聯省自治的癥結所在:「當時中國的基本問題是土地、資源、養兵。解决這些問題的辦法應該先從經濟入手,猶如解决普魯士統一德國的問題,應該先由「關稅同盟」入手一樣。聯省自治是本末倒置的解决辦法,試驗了四年,既沒有清楚的觀念,也沒有實際的效果。於是就被人遺弃了。」

南京國民政府實現有限的統一之後

國家建設才漸漸向正軌靠攏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國民政府的統一只是名義上的,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勢力依舊割地自守,但是南京政府的權威性還是遠遠超過北洋政府,有了建設國家的可能。

國民政府在抗戰前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建立了預算制度,又通過費兩改元、推行法幣,改變了北洋政府時期幣制混亂的狀况。1927年,關稅、鹽稅、統稅加在一起只有200300萬元,佔總收入21.1%,到1936年,三稅預算已達7.9億元,佔總收入72.8%,翻了25倍。

在交通方面,全國鐵路在1927年爲13000多公里,1937年擴充到21000多公里。這期間還成立了三大航空公司,開通了10多條航綫。電信方面,全國電綫總長已達15萬里以上,有郵局15300余所,代辦12700余所。

國民政府建立後的工業發展也很顯著。從1927年—1937年,全國布機臺數增長了76.6%。煤、鐵礦開采量大大增加,鋼鐵、機器製造、酒精、化學等工業相繼建立。到抗戰前,重工業部門中近代化工業生産已處於絕對優勢。類似的材料尚多,此不贅述。

結語:誠然,孫、陳交惡後,陳遭遇污名化,被冠以「革命叛徒」之名號,此種命運值得後人同情。然若論交惡之根源,陳之幼稚,孫之務實,當是不刊之論。以陳黑孫之流風,可以休矣。

 

參考資料:陳炯明《中國統一芻議》、《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陳志讓《軍紳政權》、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段雲章等《陳炯明的一生》、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宗玉海《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評述》、畢春麗《北洋軍閥與近代中國社會》、莫鵬《國民政府時期的自治研究》等。

來源:騰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