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國府主席林森先生

 

胡適

 

本年(按:1934年)的四中全會選舉林森先生連任國民政府主席,全國輿論對這件事似乎很一致的表示滿意。在這個只有攻擊而很少贊揚的民族裡,這樣一致的贊同豈不是很可驚异的事嗎?

我們考察各方輿論對林主席的贊許,總不外「恬退」兩個字。「恬退」的褒語只可以表示國人看慣了爭權攘利的風氣,所以驚嘆一個最高官吏的淡泊謙退,認爲「模範」的行爲。但這種估量,我們認爲不够——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國現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貢獻。

林森先生的絕大功勞在於把「國府主席」的地位實行做到一個「虛位」,而讓行政院院長的地位抬高到實際行政首領的地位。今日的國府主席,最像法國的大總統;今日的行政院院長,頗像法國的國務總理與英國的首相。兩年多以來的政治制度的大變遷,就是從兩年前的主席制度變成兩年來的行政院長制。其重要性頗等於從一種總統制改成內閣制。改制的根據固然由於民國計一年十二月三中全會之改制案,然而使這個新制度成爲可能的事實,這不能不歸功於林森先生之善於做主席。

三中全會改定政府組織,把行政院抬高,作爲行政最高機關。這確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進步。但如果國府主席是一個不明大體而個性特別堅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個僅僅畫諾的主席,那麽,十幾年前北京唱過的「府院之爭」一幕戲還是不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個知大體的人,他明白甘一年底改制的意義是要一個法國總統式的國府主席,所以他從不肯和行政院長爭政權。舊制下國民政府的文宮處、主計處、參軍處,都至今依然存在,但兩年來的行政大權都移歸行政院了。

去年我過南京時,一位部長告訴我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組織法之下。第一個政府是孫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個政府,汪精衛的政府,成立之時正當湘滬南京都最受日本壓迫時期。汪政府成立了一個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長說:「我們就職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去正式參謁林主席哩!」這一句話提醒了全體「閣員」,於是汪院長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說明天上午汪院長要率領全體閣員去參見主席。到了第二天,全體閣員到林主席的公館。到處尋不見林主席。主席不知往哪兒去了!他們都感覺詫异,只好留下名片,恫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他們才知道林主席因爲「不敢當參竭的大禮」,出門回避了!

這個故事至今在南京傳爲美談。我們關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會認得這個故事是一樁有意義的美談。我們試回想那兩年前黨政軍合爲一體的國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謙退無爲是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的了。

兩年前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時一個部長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與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長加上其他國府委員組成國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爲政府,而國府主席成爲虛君制,於是三級政府合爲一級,而其他四院與行政院分開對立,爲行政部之外監督協助行政的機關。這個改革與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無爲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之中使這個內閣制成爲事實,使這個虛君主席制成爲典型,及是林森先生兩年來的最大成績。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聽見人說林主席的一件故事。兩年前,他被選爲國府主席之後,他自己去請他的同鄉魏懷先生擔任文官長的職務。林主席對他說:「我只要你做到兩個條件:第一,你不要薦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見客。」這個故事也應該成爲南京政治的美談。這是有意的無爲。若沒有這種有意的無爲,單有一個恬退的主席,也難保他的屬吏不興風作浪攬權幹政,造成一府院鬥爭的局面。 

有個朋友從廬山回來,說起枯嶺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刻著「有姨太太的不許坐」八個字。這個故事頗使許多人感覺好笑。有人說:「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著,有誰能站在旁邊禁止我坐?」其實這也是林森先生的聰明過人處。你有姨太太,你儘管去坐,决沒有警察干涉你。不過你坐下去了,心裡總有點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過要你感覺到這一點不舒服罷了。他若大吹大擂的發起一個「不納妾」的新生活運動,那就够不上做一個無爲主義的政治家了。

 

(摘自《懷人集》;本文作於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