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民國史話通鑒》前言

 

華鐘

 

編者按:多年研究民國歷史並提出了獨到創見的史家華鐘先生通過深刻的研究與鑑別,寫成史學專著《民國史話通鑒》,全方位揭示了中華民國治理大陸時期重大歷史問題的事實真相。請靜候该書出版。

民國歷史的主體定位

本書從民族史觀出發,研究了自辛亥革命成功、成立中華民國以後所發生的、決定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和民族命運的重大事件之真相。這些重大事件,主要是在蘇俄十月革命(實為宮廷政變)後,列寧、斯大林以共產主義的文化侵略在中國挑起的一系列武裝顛覆和暴力革命的事件,這些事件影響和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命運,是北洋政府主政的民国初期所發生的任何事件不可比擬的。

北洋政府雖有袁世凱稱帝與溥儀二次稱帝這樣的專制制度復辟,由於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經植根於國民,兩次帝制復辟隨即遭到全國征討,復辟時間十分暫短。但是,洪憲復辟使北京政府離心離德,助長了各地軍閥的割據傾向,張勛復辟被段祺瑞利用而阻斷了臨時約法的實施,加劇了軍閥割據的局面,這兩次帝制逆流都使幼年的中華民國元氣大傷、民主共和制度受到严重倒退。袁世凱後的北京政府,無人有統御整個北洋派的能力,北洋派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派系為首的軍閥勢力,他们歷任北京政府執政官,在列強支持下,各據一方,形成軍閥混戰,誤國擾民。然袁世凱、張勛復辟失敗的前車之鑒,使得他們對封建復辟,避而遠之,北京政府执政期间,保證了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由於執政者的民族良知,致使他们在经济、外交(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沒有发生投敵賣國的群體事件,這是他們的共同點,他們與信奉馬列、認賊為父、群体投敌,成為苏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共產黨不可相提並論,二者有著本質區別,前者是属於中華民族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後,由封建帝制的專制獨裁走向民主共和制度過程中所遇到的曲折與挫折,而後者則屬於外族入侵,致使民主共和制度逆向反動至專制獨裁,它對中華文明歷史的破壞作用遠遠超過宋朝的金蒙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明朝的滿族入侵關內。

論說漢奸賣國,中華上下五千年,毛澤東比之西漢的中行說,南宋之秦檜、張弘範,明末清初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投靠清兵的洪承疇有過之而無不及,民國時期的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與他比之,更是望塵莫及了!

二,「聯俄容共」政策和國民革命軍北伐

1)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原因

然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孫中山卻又制定了「聯俄容共」政策,將統一中國南北政府的北伐戰爭列於首要位置。這是孫中山為了結束軍閥混戰、實現國家統一,求得民族興旺發達的權宜之計,他的理由如下:

(一)袁世凱執政後遺棄了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礎與凝聚民族精神和意志的三民主義之瑰宝,復辟帝制,袁氏之后,北洋派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派系為首的軍閥勢力,他们各自为政,然又胸無振興民族之大志與总体規劃,他们歷任北京政府執政官,在列強支持下,各據一方,形成軍閥混戰局面,自1916118日敘州战役开始后的十年间,发生不同規模的戰事五百七十五次,禍及國家,给民众带来了十年战乱之苦,阻礙了民國前期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與綜合國力的進一步發展,影響了國計民生的改善。

(二)北洋政府在國會運轉的時期,雖然具有憲政制度的雛形,但國會自1913年即因為選民資格限制和二重選舉(初選入圍者互選產生國會議員),嚴重脫離民意並且腐敗橫生,至曹錕賄選總統之後,其「曹锟宪法」亦被唾棄。

(三)「聯俄容共」是孫中山為尽速北伐、统一中国、實現民主憲政而採取的權宜之計。

列宁於一九一七年取得俄国宫廷政变的成功,一九一八到一九二零年血腥镇压了俄国的民主自由派和拥护民主自由的军民,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組建了共產國際,對歐、美、亞各國施加共產主義政治滲透和顛覆活動。列寧在俄國宮廷政變取得成功後首先看中了俄國的南邦鄰國,遂裝扮成熱愛和平的天使指使時任蘇俄代理外交總長加拉罕先後於1919年和1920年兩次發布加拉罕宣言,在中國欺騙和策動一群對於蘇俄革命之歷史真相一知半解而又自以為最愛國、最革命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在此基礎上,於19204月,蘇共(布)遠東局派遣代表維津斯基,化名吳廷康潛入中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

所以說,共產主義的滲透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發展,是世界工業革命的潮流衍生出來的必然產物,是逆流與旋渦,是危害人類的毒素,是害群之馬。它與孫中山確立聯俄容共的政策沒有必然的關係。

孫中山經歷了陳炯明對自己的軍事叛變、從廣州回到上海之後,早已盯住孫中山的「共產國際」抓住了這個時機,抓住孫中山在謀求世界列強支持者的過程中遭到英、美的拒絕,共產國際利用孫中山尋求「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外國支持者以使得北伐戰爭完成國家統一、建設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的迫切心理,在馬林的周旋下,由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作為列寧的特使,又一次運用極具誘惑力的、有涉中華民族利益而又「不將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引入中國」之承諾,與孫中山在上海舉行了「聯蘇容共」政策的會談。

會談的參與者廖仲愷、宋慶齡和陳友仁支持「聯蘇容共」,蔣介石也是「聯蘇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胡漢民和汪精衛則提出了反對意見。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儘管在黨內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呼聲很高,孫中山還是力排眾議,確立了這一政策做為權宜之計。孙中山认为,對「俄共」只要采取適當防範措施,於中國將不足為患。

出於上述原因,孙中山立意尽速北伐,统一中国,然後實行短期的「訓政」以培養國人的自治能力和民主精神,最終建成一個民主憲政的中华民国。

1922年北伐時,正值奉直大戰猶酣,孫中山痛陳北伐原因:

「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尚末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為根據地,以成戡亂之功,完成護法之願。……奉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所以必須早日出師,戮力中原,以酬夙志。」

1924年秋,孫中山發表討伐曹錕、吳佩孚諸逆宣言:

「窮凶極戾,誠邦家之犬憝,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邱墟。」

1924年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中強調:

「反革命之惡勢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因此,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存在之帝國主義」。

1924412日孫中山手書三民主義之建國綱領(簡稱為《建國大綱》)向全國人民展示了建國大計並分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予以實施,以此作為履行民國政府職能之保證。

2)北伐及其效應

中國國民黨在軍政時期(1926-1928),經過北伐戰爭,統一了中國南北政府;

訓政時期(1928-1937),民國政府在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領導下,平定了內亂,穩定了政局,同時在經濟、國防、軍事、教育和科技現代化建設中取得了長足進步,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之綜合國力有了顯著提高,為八年抗日衛國戰爭提供了物質條件,在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狀態下統一了政令、軍令,此間(訓政時期)提高了民眾的執政覺悟和能力,為中華民國進入結束黨治、軍隊國家化的憲政時期奠定了良好基礎。

憲政建設的過程中,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嚴格遵循孫中山手諭《建國大綱》訓政時期的憲政準備。國府在中央層面逐步建立了一個以憲政為目標之管治模式。

1928104日,國民黨中央頒布了第172次黨務會議通過的《訓政綱領》,此後,國民政府即依據《訓政綱要》實施訓政,並草擬訓政時期約法。且此約法經國民會議通過,於193161日正式頒佈。

為了使訓政時期約法獲得更多國民的認可,政府於193155日至17日召開國民會議。

國民會議代表來自各省、各市、內蒙古、西藏及華僑社會,主要由下列各機關團體中選出:包括農會、工會、商會及實業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教育部立案的大學及自由職業團體及中國國民黨。另外,確立了「五權分立」制度,1928103日所草擬的《訓政綱要》及《國民政府組織法》,都採行五權制度,此一制度也納入193161日頒行的《訓政時期約法》,約法規定國府設置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它各部會。

根據建國大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中華民國,國府「五院」組織成立。蔣介石發表訓政時期的《訓政宣言》。

此期間,成立法制局,頒布《中華民國刑法》、《中華民國民法典》《中華民國行政訴訟法》等基本大法,為中華民國依法治國並為進入「憲政時期」提供了必要的准備。

訓政時期,從1929年起,定為六年期限,19298月斯大林發動了以遠東軍區八萬海陸空三軍指向東北的侵華戰爭,19306月,地方實力派發動反中央的集權的的中原大戰,1931年爆發了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領導和策動、中共所投入的土地革命戰爭,國內動亂頻繁,訓政工作不能順利進行,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黨外人士亟欲參與國事,國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結束訓政,早日成立民意機構。於後,憲法草案於19342月由立法院草擬完成,1935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審查通過,193655日正式公布,稱之為「五五憲草」。國府原欲於19361112日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由於局勢緊張,同年1212日,由中共策劃、楊虎城和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次年77日發生盧溝橋事件,進而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故不得不繼續訓政時期,直到抗日衛國戰爭勝利結束後,制憲國大推遲至1946年又才重新啟動。

抗戰期間,憲政建設工作仍然沒有因為抗戰爆發而終止。19387月,武漢會戰剛開始,國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該會是戰時最高民意機構,主要從事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999日至918日(抗日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年),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由議長蔣中正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該會於19399月成立之當天,亦即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就已提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

1939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議於194011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暫時無法召開國大,但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至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中國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即便在國難的極其困難時期,積極地致力於憲政時期的准備和努力,使國家盡早結束黨治、實施軍隊國家化,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憲政國家。

在訓政時期,雖然有蔣介石專制獨裁之說,主要乃指「七君子事件」、「李公樸、聞一多血案」兩大事件。

所謂「七君子事件」,是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宋慶齡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利用民眾抗日救國的愛國情緒,激起民眾反對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逼迫蔣介石對日宣戰,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南引中國,保衛蘇聯遠東安全利益。宋慶齡與中共毛澤東密切配合,利用親共與打著民主人士招牌的中共地下黨員組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7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1123日上午,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七名救國會的領導人陸續在住宅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見本書第四章第五节04-05-03《宋慶齡與共產國際的淵源》--《共產革命之母》)。

所謂「李公樸、聞一多血案」,抗戰勝利結束后,蔣介石正在致力於和平建國、推行憲政建設,毛澤東與宋慶齡相互配合,利用「李公樸、聞一多血案」達到美國政府對華武器禁和經濟援助的目的。這在本書相關章節「李公樸、聞一多血案」和「馬歇爾的致命一擊中」已有詳細闡述,那是毛澤東在東北四平決戰遭到慘重失敗后,為了讓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實施武器禁運與經濟制裁,在美國戰略情報局派往中國的文化特務費正清配合下,毛澤東於1946622日通電呼籲《關於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的聲明》,毛澤東的政治盟友與幫兇宋慶齡於722日發表了《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吁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於1946729日杜魯門政府實施了對華武器禁運,毛澤東達到了目的,蔣介石背上了「專制、獨裁、冷血」這一黑鍋。

訓政時期,還有國民政府貪污腐敗之說,尤其是「中國四大家族竊取國家資產,大發國難財」這一誹謗中傷案,影響之大,震驚了中外,此案後已澄清,乃毛澤東利用其秘書陳伯達臆造出來的《中國四大家族》,是一起無中生有的政治陷害,就當年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也信以為真們不但停止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而且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橫加指責,甚至謾罵。然而他的指責與謾罵還是基於毛澤東陳伯達的不實之詞,也是毫無根據的。關於國民政府貪污腐敗,民不聊生,在本書《花園口黄河決堤真相》、《河南旱災》等章節已有詳細闡述,關於中國四大家族,在本書第九章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馬歇爾致命一擊》、黃花崗雜誌第49期《論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亦有論證。

然而,蔣介石當年卻有口難辯,「李公僕、聞一多血案」也好、還是「四大家族貪污腐敗、發國難財,侵吞國家資產」也好,都不是在戰爭年代用短時間、更非當年就可以馬上破解的懸疑大案,不管是誰,就是有一百張嘴也不能馬上說清楚,蔣介石只好背上又一個黑鍋、帶著在大陸未能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遷都臺灣去了。

所以說,指謫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貪污腐敗、指謫蔣介石專制獨裁、是共(產黨)云亦云,其實,那只是中共的政治需要,經過65年的共產文化的愚昧、愚忠的教育,電視、電影潛移默化的宣傳與教育,在民眾的腦子裡,就留下了深刻的潛意識,一提到國民黨,就是腐敗無能,一提到蔣介石,就是專制獨裁、作戰無能。其實,民國時期,即便在訓政時期,政府的行為也頗受輿論監督、頗受反對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監督與批評,国民政府的主流是廉潔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相對是民主的,人民的言論、新聞、出版和結黨、結社、人民大眾的遊行示威相對是自由的,對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指責和那些持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專制獨裁彼此彼此,貪污腐敗亦彼此彼此的觀念與意識,是經受不起歷史考證的。

如上所述,即便在國難八年的抗日衛國戰爭中,國民政府在政治現代化的憲政建設並沒有放松,更沒有停止。與此同時,國府在經濟、國防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蔣公中正除了政治現代化的努力,在經濟、國防、科學、教育、軍事現代化將設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中華民國走向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這方面的許多數據,請參看筆者在《黃花崗》雜誌第49期發表的《論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由於民國政府在訓政時期對於民族凝聚力的整合和綜合國力的提高,中華民國在抗日御侮的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四大軍事強國之一,中美、中英分別於華盛頓和重慶簽署「平等新約」,廢除英美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中美新約」、「中英新約」簽署後,其它國家(除了蘇俄之外)亦予仿效,爭得了國際平等地位,中華民族不再是東亞病夫,終於在世界上站起來了。

二戰後,收復了臺灣、金門、澎湖列島,從法國人手裡接管了以太平島為主島的370萬平方公裡的南中國海海疆,成為聯合國的五大創始國之一和維護世界和平理事會五大常務理事國之一。

以上的成就,就是孫中山堅持北伐戰爭統一中國南北政府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輝煌。

這種輝煌的成就,是遺棄了三民主義這一民族瑰寶的北洋政府所無法想像與獲得的。

由此可見,孫中山確定北伐戰爭、統一南北政府,結束軍閥混戰,救民於水火,然後,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統一之大中華民國作為當年的當務之急,這是他的遠見卓識所表現。

3)非議與真相

然而,長期以來,自从毛澤東建立大陸政權後,近30年來,一些既愛國又反共的民主自由派的朋友將中國大陸淪陷的責任歸咎於孫中山聯俄容共、引狼入室而葬送了中國大陸,筆者在《論解放戰爭五大特征》與《論中共政權的非法性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兩篇文章的論證中,證實了對孫中山與蔣介石的上述指責與結論並不符合歷史的真相與本質,而且是矛盾的、是不公正的。

在孫中山確立聯俄容共的政策時,儘管在他的眼裡:「中國共產黨只不過一群激進的小團體而已。」但是,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推動北伐的政策,他是成竹在胸,他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採取了十分缜密的防範措施:

一,孫中山在與列寧的特使、蘇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蘇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越飛的談判中發表的「孫越宣言」,對蘇聯有明文約束,宣言的第一條: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一九二三年九月,孫中山派經受長期考驗和生死之交的蔣介石考察蘇俄,蔣介石對蘇俄有獨到的深刻見解:

「蘇俄政府將不予兌現支持革命政府的承諾,並堅持認為蒙古不屬於中國。還發現,蘇俄對中國革命政府沒有深切認識,對中國社會,強求劃分階級,講求階級鬥爭。它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反而更多。並認為,蘇聯政治是專制和恐怖組織,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制度,根本不能兼容」。

孫中山在蔣介石回國後,委其在軍隊中就任核心要職,作為抵禦共產革命侵入的軍事支柱,作為中華民族的鎮妖之寶。

事實上,蔣介石沒有辜負孫中山的希望,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利用北伐時機從事共產革命、組織工農蘇維埃政權時,蔣介石率先發動了「412清黨運動」,汪精衛、李濟深繼而隨之,并將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鮑羅廷驅逐出境,中蘇關係亦宣告破裂,孫中山曾經作為權宜之計的「聯俄容共」政策亦已隨之結束;

在共產國際致使與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十年土地革命中,蔣介石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十年圍剿,鎮壓了武裝暴動百次之多,迫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黨軍流竄到陜北,……。

三,孫中山逝世前,他提前17個月,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向國民黨骨干在廣州師範專科學校禮堂宣講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不同之處,特別是在民生主義的演講部分,系統地、嚴厲地批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基本原理、資本的剩餘價值理論和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的理論」,論述了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沒有兼容性。

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孫中山 利用「聯俄容共」之政策作為權宜之計,取得了上述的正面效應,尤其是,當蘇俄與中共在北伐戰爭中違背孫越宣言中越飛之承諾「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不適合於中國」,蔣介石發動了清黨運動,趕走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中蘇關係並由此而破裂,孫中山曾經確立的「聯俄容共」,已經是歷史的過去。所以說,由於孫中山所採取了有效的防範措施,他的權宜之計「聯俄容共」,只是利用了當年可以利用的國際強者,達到了「統一南北政府」的目的,對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並沒有帶來負面作用。

對於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屬於「引狼入室」之說,前面已經說過,共產主義思想滲透中國、共產國際顛覆中國,都是屬於世界工業革命潮流衍生的逆流與漩渦,它是危害人類的反動和病毒,不但禍及中國,而且擴散和影響到了歐美亞世界各國。況且,孙中山对世界列強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亦有所預見,他從一九二四年一月開始,在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的演說中已經告誡全黨與全國人民:

「(列強)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一支筆。用一張紙和一支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如果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孫中山儘管提前25年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演說中預言了列強亡我中國的危險性,然他對「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出現列強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和中共毛澤東集團作為國際陰謀的內奸與之密切配合,而導致大陸淪陷。」這是孫中山25年前始料未及的。

所以,「孫中山引狼入室,毀我中華」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三,中國大陸淪陷的原因之真相

長期以來,國內外的史學研究者多將中國大陸淪陷的原因歸咎於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貪污腐敗、蔣介石作戰無能只是大陸淪陷。

1949131日,蔣介石的日記(總結剿匪戡亂失敗之原因)中記載:

「此次失敗,並非失敗於毛共,而是失敗於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馬歇爾)。美必後悔莫及而馬歇爾應負全責。」

這是蔣介石推諉大陸失陷的責任還是果然如此,真相如何?

1)真相概述

蔣介石在大陸淪陷的危亡之中所寫的日記,說明大陸淪陷的主要責任不在於蔣介石本人的軍事無能,而在於美國總統羅斯福及其繼任總統杜魯門和他的特使馬歇爾推行了「助毛反蔣」的政策,而導致蔣介石剿匪戡亂失敗,中國大陸淪陷於專制獨裁的共產世界。

暫且不提美馬聯俄、「助毛反蔣」的主觀原因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筆者在本書《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一章中已經有了通篇的詳細闡述,在《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征》一文中也作了必要的、綜合性的論證。

中美英三大國是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友,羅斯福、杜魯門縱然有一百條理由對蔣介石個人不滿,然而,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聯俄、聯共、反蔣」,且其做法可謂絕情絕義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尤其是他們對二戰反法西斯最為堅強和最為忠誠盟友三番五次的背叛,他們的倒行逆施,特別是杜魯門及其特使馬歇爾對蔣介石的致命一擊,在中共毛澤東集團於一九四六年在東北戰場四平決戰遭到幾乎全殲而潰逃松花江以北的危亡之際,馬歇爾不但脅迫蔣介石停止追擊,更為重要的是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居然按照毛澤東和宋慶齡分別於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的呼籲,「對華實施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將中華民國置於生死存亡之間,而此間,美國總統杜魯門又落井下石,使得中國大陸失去了生存之希望,最終大陸淪陷了,於是,中華民族、全中國的人民沉入了共產獨裁專制的無底深淵,這是不可規避和原諒的歷史事實。

2)杜魯門落井下石

儘管蔣介石在杜魯門對華武器禁運與經濟制裁之下又苦撐了兩年,在萬般無奈之際,他雖然明知美國政府的當時的厭蔣態度,但蔣介石曾在太平洋戰爭中牽制了日軍70%的兵力,曾經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支柱,曾經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崇高的評價(詳見筆者在本書相關章節《中美英軍事聯盟的脆弱基礎》和《中美英的矛盾公開化》),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對他的兒子伊裡奧說: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地方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蘇聯完全隔離起來,吞並埃及,切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羅斯福曾經對反對援華的政客們說:

「不要只看到駝峰空運的巨大傷亡和成本。如果中國放棄對日本的抵抗,那麼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就將面對從中國解脫出來的成百萬的日本師團,中國龐大的資源、人力將變成日本的戰爭潛力,美國的武器金錢挽救的卻是美國自己士兵的鮮血和生命。」

……

1942121日,丘吉爾致電伊斯梅將軍:

「滇緬公路如果喪失,那就慘了。這就會使我們同中國人隔絕,中國人在同日本人的交戰中算是最成功的。」又說:「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騰出15個師團,甚至20個師團大舉侵犯印度,這就成為可能了。

於是,蔣介石憑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與功勛,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硬著頭皮給杜魯門總統寫信,名義上是祝賀他連任總統,實際上是乞求美國政府繼續支持他一次,蔣介石只要求美國政府給予他精神支持。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彈藥,而是希望杜魯門政府發表一篇支持蔣介石的「堅決的宣言」。他相信「這篇宣言比原子彈的威力還大」,可以維持蔣介石的「士氣與民心」,「還可以加強中國政府的地位」。

然而,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連這點最低限度的要求也被杜魯門立即拒絕了。

蔣介石在萬般無奈之中,不得不委派夫人宋美齡第二次赴美遊說請求美國政府發表對華聲援,請求美國政界對國民政府予以軍火和經濟援助,結果遭到杜魯門總統以不實之詞給予的羞辱。

3)宋慶齡第二次赴美的不歸路

杜魯門不僅沒有給宋美齡面子,而且還不客氣地向報界發表一項聲明,透露「美國給蔣介石的援助總額已超過38億美元,離美國的承諾援助額很接近」。此後,杜魯門還向他的助手坦率地談論中國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他說,「肯定有10億美元的美國貸款,在紐約列人中國私人的銀行戶頭」。在美國,當年的來自斯大林派出的紅色間諜登記在冊的就有300名(引自:20081011日至25日,中國世界歷史研究所通過社科院國際合作局「知名學者B類」資助項目,邀請當今美國左翼學者的主要代表—美國雅施瓦大學歷史系的艾倫•施雷克教授和漢密爾頓學院歷史系莫裡斯•伊瑟爾曼教授來訪,並在世界歷史研究所作了題為《美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間諜活動新的證據和注釋》之專題講座。)。這300名斯大林委派的紅色間諜,他們分佈在美國國務院、財政部、軍事情報和戰略情報部門。不久,杜魯門他聽說他的估計過於保守了,於是,19495月,亦即來美齡訪美後的幾個月,美國銀行界傳出,宋家和孔家確實有20億美元存在曼哈頓。杜魯門得知後,立即命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對美國作家默爾•米勒的一次談話中,仍憤憤地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他們從我們送給老蔣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裡,這就是曾經而且仍然在為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使用的錢。」杜魯門煞有其事、喋喋不休,宋美齡第二次赴美遊說期間,責罵民國政府的貪污與腐敗。對於「專款」未能「專用」,美國人怒不可遏。

由於杜魯門「見死不救」,宋美齡萬里乞授不僅一無所獲,而且還受盡了羞辱。宋美齡不甘就此罷休,她於1948126日,1949115日連續兩次發表公開聲明,呼吁美國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難中的民國政權,以免「大陸陷入中共之手。」由於美國總統杜魯門沒完沒了的誹謗與中傷,美國朝野,響應者寥寥無幾。「奇跡」沒有發生,宋美齡自感「有辱使命」,憤怒之余,萬念俱灰,想一走了之。

但中美兩國的歷史友誼,美國人民在中國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對於中國人民的友好、熱情與支持,直到德黑蘭會議之前,羅斯福總是正面評價了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緬甸戰場發生的「韋維爾事件」中批評了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自私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史迪威指揮緬甸的戰爭中,中國失去滇緬公路之後,羅斯福能積極地組織陳納德的空軍飛虎隊越過喜馬拉雅山建立駝峰運輸線為中國戰場運輸戰爭物資,雖然數量有限,但盡力滿足了中國本土戰場維持作戰的最低需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經濟所遇到的危機;史迪威的狹隘、自私,與蔣介石與史迪威產生一系列矛盾之後,蔣介石三辭史迪威,羅斯福最終還是支持了蔣介石;1942年,羅斯福將陳納德以自願兵組成的飛虎隊改為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1943311日,羅斯福將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改編為美空軍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為第一任少將司令,並將該隊的編制從第十航空隊獨立出來,逐漸增加其空軍實力,使之達到500架飛機;413日由陳納德建議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得到了實施,並進入各隊機場。按該隊情報員梅洛夫少校的說法,擁有最新式P-40戰鬥機及B-25轟炸機的「中美空軍混合大隊」「是獨一無二的攻擊性空軍」陳納德領導的飛虎隊、美空軍十四航空隊、組織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支持是不可分割的;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支持了中華民國,支持了蔣介石;她珍惜和感謝美國政界於1943年宋美齡在美國宣講中國抗日戰爭的大好形勢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所給與的高度讚賞和熱情鼓勵,他的母校曾經以她為榮……。

往事一幕一幕出現在她的眼前,痛苦、酸澀、憤怒、酸甜苦辣,她百感交集,這位「紐約榮譽市民」,這位中國近代婦女最傑出的代表和佼佼者,她在愛恨交加的矛盾與糾結中,何去何從?她於1949116日,選擇了隱居紐約裡弗代爾獨立大道4904號的孔家別墅,從此,再未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對於杜魯門的責罵與羞辱,對於「蔣宋孔陳的四大家族」貪腐,對於民國時期的許多歷史真相,總該還以本來面目,經過上海復旦大學吴景平教授,20年的專題考證,所謂「中國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他們受到了不白之冤,杜魯門的謾罵與指責屬於無稽之談。

4)蔣介石與毛澤東軍事天才與戰例對比

長期以來,對大陸失陷的原因歸咎於「蔣介石軍事無能,蔣介石是毛澤東的敗軍之將」。這與中外民國史學家、世界知名軍事家和有著長期作戰經歷的軍事指揮家對其評價截然不同。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蔣是中華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率全民禦強敵,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於將頑敵驅除,使國土重光,中華民族史上,尚無第二人。(見唐德剛著:〈《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代序〉,臺北:《傳記文學》第三六一期,第28頁)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認為,蔣具有現代軍事知識,同時心性堅苦卓絕。蔣對黃埔軍校訓練和發展頗有定見,正是蔣之堅持,黃埔學生始能取得佳績(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12月,第1316頁)。

193911月第一次長沙會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岡村寧次向日本軍大本營提出《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報告中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見《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第197頁)。

1943年陳納德稱蔣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兩三位政治與軍事領袖之一。

19477月,美國在二戰後期,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駐華空軍總司令的魏德邁在回答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艾勒爾(Keith. E. Eiler)的提問中指出:

1947年事情已經不好挽回了(指美國對華武器禁運後),不過我不敢確定。當然,如果我們在1945年的戰爭結束之後就快速反應, 我們影響事情的機會就會很大的增加。共產黨接手大陸絕不是不可避免的。我當然花了很多心血的, 這個樹樁大,很大,試想,只是試想,1949以後,如果還是一個與西方友好的中國,那世界歷史進程會是什麼?有朝鮮戰爭?有越戰?」

在《魏德邁報告》一書中,魏德邁將軍對目睹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艱苦奮鬥的情形,也說出了他對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感受:

「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戰。法國在德國發動攻擊之後六個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七年後,中國在1944年仍在苦撐。當我對局勢了解更多時,我認知到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是我們美國人對中國在1941年之前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犧牲,而我們美國大部分時間皆表現漠不關心。」

「蔣一直是四面作戰:對抗日本;對抗以中共為代表的蘇俄;對抗以前軍閥或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美國人大部分的時間不是拒絕承認蔣介石所面臨的困難,就是對中國戰後的命運毫不關心。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確定中國必須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管他的精疲力盡及其人民的慘重犧牲與苦難。當我奉派前往中國戰區,軍部給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這些字眼。」

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形容蔣(介石)如同土耳其民族領袖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是能在動蕩複雜環境中屹立不倒的人物,也是中國統一希望,並表示如果再年輕20歲,願與之共同工作(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 東大圖書出版,19982月,第189頁,ISBN 9571921939)。

蔣介石在北伐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劣勝優,在抗日衛國戰爭中以中國陸軍的孱弱之軀和少許的空軍,能夠打敗世界強敵之現代化的日本陸、海、空軍,19455月從「中日芷江大會戰」的勝利、粉碎了「日軍大本營對華一號作戰計劃」,開始了中日戰爭的戰略性大反攻,同年7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簽署了勒令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得到了來自蘇聯和美國的極其龐大的 軍事援助與支持,受到蘇聯紅軍接受日本80萬關東軍和幾乎是華北地區日偽軍投降的全副裝備、兵工廠與武器庫,更有斯大林向毛澤東轉交價值為40億美元的美國重型武器之龐大援助。在美蘇援助與支持下,中共黨軍已經建成了一個二戰之後軍事現代化的軍隊。

毛澤東自持有斯大林和美國羅斯福及其繼任總統杜魯門的支持與龐大的軍事裝備之援助,遂乘國軍在南方邊陲,毛澤東佔有地理與先機之優勢而肆無忌憚發動了國共內戰(見《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征》)對蔣介石領導的國軍發動了軍事進攻,國共內戰始於1945830日毛澤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在山西發動的「上黨戰役」。

1015日,阻止國軍沿津浦路北上受降 ,毛澤東發動了「津浦戰役」。

1018 日,傅作義部隊在綏遠接受日軍投降,毛澤東的黨軍對其發動了「平綏戰役」。

1024日,國軍沿平漢路北上接受日軍投降,中共黨軍阻止其北進,發動了「平漢戰役」。

19463-4月開始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主力繼而運來東北戰場, 而此時由毛澤東領導的黨軍已經不是土八路而是用二戰中最先進的美日裝備武裝的一支現代化的野戰軍,從518日開始,毛澤東與蔣介石開始了東北「四平決戰」, 在此戰役,國軍大勝,東北民主聯軍幾乎全軍復沒,尤其是大同-集寧-張家口為中心的華北戰役,傅作義以三萬二千名將士在裝備上也不及中共黨軍,他們以劣勝優,致使聶榮臻的華北軍區三十二萬主力部隊傷亡半數以上,在长江以北的華東和華中的廣闊地域,蔣介石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收復了由中共搶先佔領的70%以上的城市和鄉村,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以戰略與戰術和將士 作戰的謀略和勇敢精神取勝,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黨軍幾乎千篇一律,以人海戰術、不計戰士生死數量,拼死作戰。許多重要戰役,國軍以一勝十的兵力取勝。

 應該說,194658日開始東北「四平決戰」、1946730日在華北開始的「大同-集寧-張家口戰役」,以及與19488月之前所發生的、以華東的淮陰地區為中心的華東、華中野戰軍與國軍的作戰時間持續最久、所涉地域最廣的「淮陰戰役」,是毛澤東與蔣介石軍事才能與比拼的最好戰例,這可謂真正意義上的「三大戰役」,蔣介石大勝,毛澤東慘敗。

1946729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及其特使馬歇爾對國民政府實施了武器禁運,兩年之後,國軍軍火庫徹底枯竭,因為毛蔣雙方的軍隊後勤給養此消彼長,前者取之不盡用之不完,後者彈盡糧絕,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不但美國裝備的69個美式裝備師成了虛設,由於戰爭激烈程度以1947年為例,是抗戰時期最高年份的數倍,就連國產武器和軍火彈藥也供應不上了,儘管軍事工廠開足了馬力,也遠遠滿足不了戰爭的需要,這就失去了比較毛蔣軍事才能高低的先決條件了(詳細數字見《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征》)。

在斯大林、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聯合策劃的國際陰謀下,一個剛剛走向民主、自由、獨立和富強的三民主義之新中國被他們謀殺了。

所以說,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失敗,不是毛澤東以其軍事天才打敗了蔣介石,更不是什麼「民心所向、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那些只是一個聳人聽聞的彌天大謊,其實,也不只是斯大林的極為強大的軍事援助 ,關鍵是有美國暗中助毛反蔣 ,再三背信棄義,以致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其特使馬歇爾最後實施「對華武器禁運」,切斷了蔣介石的軍事後勤保障。 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是在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下,在美、俄、毛()三方力量的合擊下,使得中國大陸淪陷、中華民國遭到國際陰謀的肢解。

(5)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之形成、發展與過程

這部分內容雖然在本書第九章《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已經通篇詳細闡述,在《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征》和《論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也都有論述與論證,作為本書前言部分,還應該有所交代:

所謂「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並非一日之功,而是從俄、美、英三國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會議開始,經過六年的不斷策劃與發展,這個陰謀最終完成的。

德黑蘭會議上,以库页岛作为交换条件,邀请亦或是許諾斯大林對日宣戰,以盡早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這種許諾是極其錯誤的,以致成為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的起點:

 1,至1943年,斯大林对中國共產主义滲透已經22年,他们一直通過共產國際領導和指使中國共產黨對民國政府進行不停的顛覆活動,從事共產革命,會議上許諾斯大林對日宣戰,就意味著蘇聯紅軍可以出兵中國東北(滿洲),這就成為斯大林的蘇聯紅軍佔據東北提供了的法定依據,也就是讓斯大林將東北(滿洲)成為他作為援助中國共產黨及其毛澤東集團的軍事基地 ,成為鼓勵與支持毛澤東將其發動內戰、實現肢解中國的根據地。美英在德黑兰会议背著當事國的領袖蔣介石對蘇聯的單方承诺,這是違反戰勝國--中國的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基本原則,是蔣介石絕對不會同意的;

 2,羅斯福與丘吉爾在開羅宣言墨跡未乾,在德黑蘭會議上,就背叛了中美英三國在開羅會議上共同確立的「維護正義、堅持和平」的「開羅會議精神」。(詳見本書第九章 09-03-01《國際陰謀的複雜背景》)

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聲明:

「三大國此次進行戰爭的目的,在於制止以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大國決不為自身之利益,亦無拓展領土之意 ,三大國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 ,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

1943年中國戰區的戰爭局勢一片大好:

19433月中旬,郑洞国率军部人员来到蓝姆伽,國軍第50師、第14師也陸續隨之而來,1944年中旬,正式成立了新一军、新六軍組成的中國駐印軍團(戰略後備部隊),史迪威任總指揮,鄭洞國人副總指揮。從兵力與作戰能力上已經有戰勝日軍第15軍的可靠基礎與必勝的保證。1221日第114團趕到寧便沙坎,在史迪威、孫立人的共同策劃指揮下,反攻於邦。激戰七天,殲敵逾千,首創於邦大捷。

1943年12月29日新38师攻克於邦。随后在新38师的配合下,新22师於1944年3月5日攻克孟关。

后来两师合作攻下瓦鲁班。新22师在攻佔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

1943年, 中國抗日战爭已坚持和苦戰了六年之久,1943年又連續取得鄂西會戰和常德會戰的重大勝利,中美空軍混合大隊於114日成立,於1125日襲擊日軍駐臺灣新竹空軍基地取得了成功。 開羅會議之後,於1943年末,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已着手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與計劃。

1944 年 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在會上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的到来 。他對戰爭形勢作了這樣令人振奮和鼓舞的講話:

到今天, 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相持階段)已将结束, 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

東條英機所領導的日本內閣政府面對國際嚴峻的戰爭形勢,日本在經濟和軍事上受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嚴重打擊,導致他的危機感越發沉重,對於中日戰爭的前途堪憂,幾近絕望。

關於上述,筆者在本書的《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計劃制定的背景介紹)和《湘西緬北會戰的負面作用》等章節中分別給與了非常清楚的闡述,「緬北湘西會戰》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使中國戰區投入全面戰略反攻的時間推遲了一年之久的時間。

所以說,即便美英為了早日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德黑蘭會議也毫無必要邀請或應允斯大林對日宣戰,況且,蘇德戰爭中蘇聯紅軍所表現的作戰能力極差,蘇軍統戰部根本沒有什麼戰略戰術可言,軍隊指揮混亂無章,這在本書第九章《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相關章節《二戰中主要參戰國的作戰能力比較》一節中亦有較為詳細描述:

中國軍隊與蘇聯紅軍相比,蘇德戰爭之前,蘇俄已經完成工業國家的建設,其綜合國力相當於歐洲總和,號稱美國第一,蘇聯第二,在歐洲名列第一,其軍事裝備及其質量與數量也相當於歐洲總和,蘇俄的軍事潛在的國力十分強大。

然而,1941622日,德軍突入蘇俄境內,德軍坦克師和步兵師,如潮水般向前奔湧,蘇軍一潰千裡。短短10天之內,德軍突進蘇聯600公裡。第一天的戰鬥,蘇軍損失1200架飛機,其中800架還未起飛就被炸毀。希特勒狂言三個月滅亡蘇聯。

蘇德戰爭,如果美國羅斯福總統不力排眾議給蘇聯110億美元的數以萬計的飛機、數以萬計的坦克、火炮、各種運輸車輛與器材,還有機械加工的精密機床、食物物、甚至鑽石……巨大軍事援助【440】,蘇聯滅亡亦或是難以避免的。

戰爭初期,蘇聯各條戰線一潰千里。西北戰線,兩個星期蘇軍敗退450公里,放棄波羅的海沿海地區。蘇軍24個師被徹底擊潰,20個師損失60%的兵員和裝備。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淪陷。西部戰線,蘇軍敗退350公裡,30個師被殲滅,70個師損失50%以上的人員。

蘇聯南方戰線敗得更慘。1941825日,基輔戰役失敗,蘇軍60萬人投降被俘。士兵驚慌失措,自動放棄陣地逃跑。蘇軍西南方面軍損失70萬人。斯大林長子雅可夫•朱加施維裡,於716日在維布斯克附近幾千名官兵同時被俘。紅軍士兵自動投降德軍。

德軍長驅直入抵達第聶伯河。915日,德軍在洛赫維察地區(烏克蘭),將蘇聯西南方面軍主力包圍,交戰10天,蘇軍少數突圍,45萬余人被殲滅,其中包括6萬名軍官。西南方面軍司令基爾波諾斯與參謀長圖皮科夫陣亡。德軍佔領烏克蘭全境。

開戰後的頭4個月(19416-9月),蘇軍一共損失2817303人,其中純減員( 陣亡與失蹤)2129677人,其中陣亡236372人,因傷死亡40680人,因病死亡153526人,失蹤1699099人;受傷687626人,其中戰傷665951人、因病受傷21665人。據不完全統計,裝備損失如下:輕武器417.28萬件,坦克與自行火炮15601輛,各種火炮70574門,作戰飛機7237架。

19417月—19448月,德軍40個師圍困列寧格勒900天,蘇軍無力破圍,僅餓死的居民超過100萬人,死於炮火的更不計其數。

所以說,蘇聯紅軍在蘇德戰爭中的三年潰退與中國統帥蔣介石在中日戰爭爆發後的一年時間內所指揮的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二者不可比擬,前者屬於強者無計劃、無章法的潰敗,後者是軍事和經濟弱國面臨強國所進行的有計劃、有部署的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撤退,而且開戰後的一年時間內,作戰雙方進入了相持階段,二者不可比擬,蘇聯紅軍與中國軍隊的軍事指揮與作戰能力有天地之別。

那麼,羅斯福邀請或許諾蘇聯紅軍對日宣戰有什麼價值和必要呢?

而羅斯福在德黑蘭決議后,一錯再錯,以證明他苟同斯大林向中國東北出兵的正確性,他支持史迪威發動毫無軍事價值且與戰爭全局危害極大的「滇西緬北會戰」,在日本發動一號作戰計劃、集明治維新后全部積蓄家當,是中日戰爭以來,增兵51萬發動最大的主動攻勢期間,羅斯福從中國戰場抽調幾乎是同等數量的最精銳的兵力和中國本土的空軍力量、甚至航空汽油調往「滇西緬北會戰」,在中國戰區的本土作戰,中美空軍幾乎對地面部隊毫無支援能力,羅斯福支持史迪威組織這次毫無軍事價值的湘西緬北大會戰,導致中國本土戰場兵力嚴重不足,進而致使「豫、湘、桂三大戰役」的慘敗(詳見本書《豫湘桂大會戰失敗的真相》和《滇西面北會戰的負面作用》、《羅斯福倒蔣、史迪威逼宮》等章節),導致在短短的八個月中,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場上損兵六七十萬人,喪失國土二十余萬平方公裡,丟掉城鎮一百四十六座,失去空軍基地七個,飛機場三十六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是不計其數。

由於羅斯福總統對「滇西緬北會戰」的錯誤決策,給中國戰場增加了巨大的損失,使中國軍隊元氣大傷,毀我中國鋼鐵長城。與此同時,羅斯福反而以此作為蔣介石軍事無能的理由,逼迫蔣介石交出中國軍隊指揮權於史迪威,羅斯福在後續的、一系列的……連續、連鎖性的重大錯誤,構成了肢解中國的一個完整的國際大陰謀,筆者於本書第九章《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的整個篇章和黃花崗雜誌第4849期《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征》、《論中共爭取的非法性與國民政府的合法性》的文章中已經將國際陰謀的背景、內容和實施全過程作了具體和必要的闡述,這一國際陰謀,致使中國丟失了大陸。

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難抗戰并取得抗戰勝利之後,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的野心為帝國主義的國際陰謀利用後被肢解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附庸)、俄屬圖瓦人民共和國(唐努圖瓦)、俄屬庫頁島及其周邊群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附庸)、中華民國(臺灣),還有本可以在二戰結束後進入回歸談判的香港和澳門。將中國的國土,肢解成為「共產世界」和「自由世界」兩個地區。

四,民國歷史研究的重點和本書內容概述

對於民國歷史的研究,其重點在於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國共兩黨的鬥爭和鬥爭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本書以民族史觀系統地闡述並披露了蘇俄對中華民族30年的文化侵略和列寧創立、列寧與斯大林先後領導的共產國際對中華民國的顛覆活動; 揭露了宋慶齡背叛孫中山與毛澤東結成親密的政治盟友以及她與中國共產黨、她與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歷史淵源,揭示了她墮落成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幫兇的深重罪孽;披露了中日爆發全面戰爭的幕後真相、披露了誘發中日戰爭、制造中華民族八年國難的真凶;闡述了蔣介石不但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而且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敵後游擊戰場,本書以徐州會戰作為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與敵後遊擊戰場相互支持與配合、運動戰與正面阻擊戰相結合作為持久消耗戰的戰略與戰術相結合的典型戰例,並以此作為抗日戰爭中國軍隊的軍事指導思想和作戰原則,這是取得中國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重要保證;本書中揭露了毛澤東勾結侵華日軍、推行聯日、聯汪、反蔣的漢奸路線以及毛澤東肆意指使其黨軍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襲擊友軍,發動「黃橋兵變」、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歷史過程,揭露了毛澤東破壞抗戰、乘抗戰時機,發展中共黨軍的、叛國滅族的歷史罪證;闡述了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貢獻和他的人格;披露了抗戰勝利後重慶和談的玄機與毛澤東發動內戰的國際背景;筆者在本書中還披露了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和會議後秘密策劃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之黑幕、披露了羅斯福背叛開羅宣言、背叛忠誠的反法西斯盟友蔣介石的美國和美蘇兩國的政治背景以及羅斯福與斯大林策劃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及其陰謀的全部內容和它的出籠與實施的全過程;揭露了毛澤東、周恩來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團之間的合作計劃(又稱迪克西計劃)及其叛國滅族之內奸作為;揭穿了毛澤東打敗蔣介石的謎團和他的軍事神話。

這些事件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這就是本書研究這一系列事件發生的真相與是非鑒別的主要內容和重點,它揭示了民國歷史中存在的一系列謎團,將長期受到歪曲、顛倒的歷史真相給予了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

 五,民國歷史的研究方法與作者感言

由於筆者精力與能力限制、收集原始資料多有困難,本書所引用的文獻資料,有許多源於極其豐富的正反不同的多重網絡信息,絕不是一面之詞,而是向讀者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立體視位,以達到與作者共同研究民國歷史真相的可能。本書中,筆者以民族史觀加以獨立判斷、綜合處理,然民國歷史,事體重大,本人或有偏頗謬誤之處,歡迎各界同仁共鑒和批評指正,進而使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影響中國進步、最為重要的民國歷史完善。

筆者以為,如果將民國前期(1912-1928)和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的民國歷史與共產黨成立之後的國共鬥爭並列闡述與評論,勢必沖淡主題,亦即沖淡了影響和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及其主題鑒別的重點,至於國民政府在民國前期和國民政府遷都臺北後的歷史事件之鑒別,另行專題研究。

本書成文,多謝中國現代史研究所、黃花崗雜誌社辛灝年老師、丁毅博士的指導和鼓勵,同時感謝網絡作者的朋友們,如果沒有信息化的時代進步與網絡作者提供極其豐富的歷史資料,就沒有本人的覺醒,也就沒有本人的著作,筆者於此不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