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抗日領袖蔣介石》前言

——探尋真實的蔣介石

 

袁定華

 

一、洞察日本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歷時一十四年的抗日衛國戰爭,是一場中華民族歷史上亘古未有的抗擊夷狄入侵的絕續存亡之戰,中華兒女以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浴血奮戰八年,打敗入侵强敵,樹立起中華民國之國威,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

當年蔣介石先生領導全國軍民,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竪起了抗日衛國的大旗,金戈鐵馬,烽火連天,與敵人展開大型會戰二十餘次,一般性戰役一千余次,普通戰鬥三萬餘次,最終取得了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同時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三百余萬滿腔熱血的愛國軍人,血灑疆場,二百多位高級將領,爲國捐軀,兩千多萬同胞,或喪生於敵人炮火之中,或慘死於敵機轟炸之時,或直接慘遭倭寇的殺戮。這一切歷史的傷痛,始終無法磨滅地存留在中華兒女的記憶中。

近些年來,不少記述抗日衛國戰爭的著作問世,對歷次會戰可說是無一挂漏,但却存在一個共同的趨向,那就是:只見浴血殺敵可歌可泣的將士,不見運籌帷幄堅苦卓絕的統帥。對於秉筆直書的民間歷史著作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大缺憾。有感於此,始有《抗日領袖蔣介石》一書的撰寫。

白雲悠悠,時光流逝,殺聲遠去,硝烟散盡,在奔流不息滾滾向前的歷史長河中,華夏大地優秀的炎黃子孫們將迎來二O一五年的「八月十五日」——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面對先烈們用生命和鮮血贏得的這一紀念日,後輩子孫不勝唏噓,感慨萬千。

世人皆知,日寇侵華,是狂妄自傲,蓄謀日久。

小日本拓疆擴土、覬覦華夏的野心始於豐臣秀吉,完善於明治維新,發展於昭和新政,行動於田中奏摺。

其實,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則更早,查閱史料,可以追述到豐臣秀吉出世前的九百餘年。

遠在唐朝初年,日本對外的擴張勢力,已深入到當時的朝鮮半島。

那時的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新羅爲唐朝的藩屬國,高句麗、百濟則依附於日本。日本爲了自身利益,曾不惜與大唐兵戎相見。

西元660年,即唐高宗顯慶五年,百濟向新羅發動進攻,曾由此引發一場中日之間的白江口之戰,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之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第一場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戰況與戰果,《舊唐書•列傳第三十四•劉仁軌傳》中,曾有扼要的記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很顯然,這第一仗是唐軍大勝,日軍慘敗。

日本的歷史發展,也曾經經歷了一百四十餘年各路諸侯拼殺爭雄的戰國時代,在其戰國時代的後期,豐臣秀吉家族曾一度掌控整個局面,西元1592年,豐臣秀吉為了平息國內土地不足分封的問題,決定出兵攻打明朝。豐臣秀吉向朝鮮國提出「假道入明」的請求。朝鮮與中國交往日久,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地,所以朝鮮對中國的文化、歷史非常瞭解,假途滅虢、唇亡齒寒的歷史故事,朝鮮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對於日本的請求,當時朝鮮的國王李昖一口拒絕。同時立即向大明告急。

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首先攻打朝鮮,萬曆皇帝任命英勇善戰的名將李如松率軍赴朝,援朝抗日。明史李如松傳記載「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剋期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助。」李如松率軍入朝鮮,出奇兵收復平壤,隨後又火焚倭寇龍山倉積粟數十萬,致使日軍糧絕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這場抗日援朝之戰,是中日兩國之間歷史上的第二場戰爭,在此期間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兩次派軍援朝抗日,直到公元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始告結束,戰爭長達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揮下,雖說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戰死沙場的代價!並給大明王朝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前兩次的中日之戰,戰在境外,中國戰勝,日本戰敗。

中日兩國之間的第三次戰爭,就是清朝末年的甲午之戰。

大和民族是個野心勃勃,自私、自負,從不講道義天理的民族,明治維新,由弱轉強之後,不思睦鄰友好,廣結善緣, 卻立即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行凶作惡。

公元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第三場戰爭,這場戰爭中國打輸了,日本人打贏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學習後,進逼到中國的國門(曾是「恩師」的家門口)之前打贏的。

這次戰敗,令國人最爲心痛的是,臺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臺灣同胞當了五十年的亡國奴。

世界上什麽滋味最難嘗?亡國奴的滋味最難嘗!當年的臺灣同胞天天嘗,月月嘗,年年嘗,一直嘗了五十年!親愛的臺灣同胞,受苦了!受難了!受罪了!

由此小日本氣焰囂張,咄咄逼人,三十年後的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製造「九•一八事變」,將侵略魔爪深入中國國土,引發了中日之間的第四場戰爭。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東渡扶桑,留學日本。到日本不久,曾以《述志》詩一首,寄贈表兄單維則,表達自己的人生情懷,詩曰: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盡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這時的蔣介石,人生目標非常直然,「光我神州盡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由此可見這位熱血青年,志向的純真與豪邁。通過在日本三年多的軍旅生涯,蔣介石對大和民族的民族本性,日本政界的思想動態,日本軍界的躁動情緒,有所洞察,有所瞭解,有所感悟。日本全國自上而下,一股軍國主義情緒朝向蔣介石的心頭滾滾襲來,因此他預言,不久的將來,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歷史的發展,不幸被蔣介石所言中,甲午戰後不過三十六個年頭,日本以裕仁爲首的軍國主義集團,即把中日兩國的人民推向了戰火的深淵。

二、良苦用心

 一九二六年四月,蔣介石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號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務大臣。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由於歷史人物風雲際會的機緣巧合,在先後兩年的四月裡,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於無形之中結成了政治、軍事的對手。

戰雲在中日兩國人民的頭頂上空盤旋繚繞,民衆的生命安危,繫於日本政客之手。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親赴東京訪問,十月二十三日在東京發表「告日本國民書」,並於十一月五日往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為於戰禍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以福禍相依、共存共榮之通義常理掬誠相告日本當局。然而日本政客集團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發動侵華戰爭的邪念並未因蔣公的善意而稍有收斂。

蔣介石認爲,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釐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人類社會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應該以坦蕩的胸懷,相互溝通,儘快打破為好,否則對雙方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爲此,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蔣公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從中日兩國立場的角度立論,分析說明僵局延長對雙方國家、國民之利害禍福, 從化解誤區,消除謎團著手,對日本朝野再度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

當年的蔣介石,三番兩次規勸日本當局不要進行戰爭,可謂是用心良苦,那麼,這到底是為了什麼?難道在他的內心真的是懼怕日本嗎?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並非如此。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要反復地告誡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國策的一時之誤,將天下蒼生拖向戰火彌漫的苦海,生靈塗炭的深淵!愛人以德,這是孫中山先生身體力行,為國人樹立的典範,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蔣介石謹遵不渝。

然而,日後的八年戰火烽烟證明,蔣介石為化解、消弭戰禍的良苦用心,猶如在牛群裡彈奏了一曲「陽春白雪」,沒有得到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任何反應。所有的規勸、良言都無濟於事,小日本一心武力侵華,於是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設計、自我滅亡的戰禍深淵。

三、及早備戰

勸導日本無果,侵略戰爭必然爆發,爲保國保種,備戰要務,十萬火急。

蔣介石的備戰謀略,是文化武備,同時啓動。在文化精神方面,蔣介石認為民氣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要激勵民氣,首先是要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振奮全體國民保家衛國的堅韌精神,煥發中華民族自尊、自強、自信的傳統道德與氣節。基於此,蔣公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核心內容,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國民教育運動,史稱《新生活運動》。

作爲孫中山三民主義虔誠信徒的蔣介石,在軍閥割據混戰時代,其奮鬥方向是統一中華,建設民國;在遭受日寇侵略的歲月,其奮鬥目標是抗擊倭寇,救國建國。承繼國父四十載未竟之志,建設中華民國,致力民富國强,完成孫中山先生的偉大遺願,爲蔣介石終生追求奮鬥的最高理想。

蔣介石對於同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殊死較量,有著通盤的全局思考,首先强烈秉持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強國的思想,蔣公的這一思想並非民國二十三年才有,而在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二十三日就曾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發出「告以救國之道電」,電雲:

「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另無他法。小學與中學教科書,擬請從速訂定,強迫各書坊發行,凡其從前編輯之教科書,均應嚴禁;尤須注重小學教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性,而後方能任其為教師。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十年之內,不難復國雪恥也。雪恥之道,以臥薪嘗膽,破釜沉舟之歷史,喚醒國民,使其有所興起效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總使人民知法、守法、雪恥,而紀律與秩序,更當使國人知所嚴守也。……」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封電報是蔣介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慘案」發生二十二天後發給蔡元培院長的。旨在以複國雪恥教化國人,激勵民氣。蔣介石在戎馬倥傯中不忘國本,充分顯示出作為中華民族主心骨人物的遠見卓識。

蔣公深知,中日之戰一旦打響,絕非一年半載或三年五年可分出勝負,必是一場曠時日久、堅苦卓絕的持久之戰。軍事訓練,武事準備,必須及早。

抗日備戰,不外三項大事:一是激勵民氣;二是培訓幹部;三是整頓軍備。

其實,爲了應對預判必然降臨的這場戰火,蔣介石於民國十六年(1927)已聘請德國麥克斯•赫爾曼•鮑爾,擔任軍事總顧問,幫助中國,進行整軍練兵。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中旬,鮑爾率領一個包括10位軍事訓練專家、6位軍械後勤專家、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鐵路管理、醫療、化工專家共25人的顧問團來到了南京,首創顧問團的模式,幫助中國進行備戰。

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先後十年間曾有五任團長。五位團長,無不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們在中國工作無不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對中華民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十年間分別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貢獻。

顧問團認爲:中國遭受日本侵略在所難免,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公約實際早已成爲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對於中日兩國之戰,德國顧問團的建議與蔣介石數年來籌之於胸的抗戰策略不謀而合。蔣公原本是準備訓練80個德式精裝師,以此進軍東北,收復失地。後因盧溝橋事變爆發,沒有時間再去訓練,所以從19271937這十年之間只完成30個師的訓練,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四、最後關頭

「七•七盧溝橋事變」,打斷了中華民國十年黃金建設的步伐,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就盧溝橋事變發表談話,告誡國人,我們面對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了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就是這個道理。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十九日,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就「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外交策略曾强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個人犧牲事小,國家犧牲事大;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爭取和平最大之努力,以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但國際演變,以不斷絕我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不侵犯我國主權爲最高原則。但凡國際演變發展到侵犯我主權,斷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便是我中華民國忍耐之極限,更是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七七事變,激烈凶猛,顯現日寇侵華已逞鯨吞之勢,蔣介石向國人昭示,最後關頭已經到來,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五、 形勢嚴峻

「七•七盧溝橋事變」震驚全國,蔣介石義無反顧竪起抗擊倭寇保衛家國的大旗,挑起抗日衛國的歷史重擔,對於當年的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副極其難以挑起,但又不得不挑的歷史重擔。

首先,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已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中國戊戌變法失敗,滿清王朝是江河日下。辛亥革命雖然成功,推翻了皇權帝制進入民國時代,但一場國體政體的革故鼎新需要時日方可就緒,民初亂局影響經濟建設不能正常展開,中日交戰之時,中華民國仍處於農業文明狀態。中日兩國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處於絕對不對等的兩個檔次。

 其次,由於中日兩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導致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備極其懸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半個多世紀的擴軍備戰,武器裝備精良,軍人訓練有素,武士道精神深入軍心,日本軍團戰鬥力强悍。

第三、北伐雖然完成,中華民國二度實現了統一,但國內秩序並不穩固,名義上歸服於中央的軍閥及若干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並不完全聽從中央的指揮。國共兩黨雖說進行二次合作,但合作中,共産黨並不信守承諾,真正履行應盡之責任。

內憂未除,外患又生,如何以軍閥割據的形勢,貧窮落後的社會,對抗一個維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强權?此時全國要求抗日的呼聲雖然很高,但此際的抗日呼聲,其實質有兩種心態:一種是純潔正義的愛國情操,一種則是假抗日之名以倒蔣爲目的陰謀活動。民國二十五年(1936)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便是後者。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軍事局面,這場絕續存亡的抗日衛國戰爭能打下去嗎?能打贏嗎?能够取得最後的勝利嗎?

六、成竹在胸

當然,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時,無論是從武器裝備、軍人素質、經濟實力等方面看,敵人都佔有絕對的優勢,驅動這些優勢發揮作用的動力,正是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

作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對於這樣的嚴峻形勢,雖然深感困難重重,但也有著自己的認知。他認爲,敵人有敵人的優勢,中國有中國的强項,敵人的優勢固然强大,然而,中國的强項則是絕對而長遠的優勢,敵人是無法克服。

敵人的優勢,利在速戰速决,這正是他們發出三月亡華狂言的依據,機械化部隊和强大的騎兵部隊利於速戰,在平原戰場上展開戰鬥可以速决,速戰速决的大前提,則是中華民國的國軍集中兵力,主動與其决戰,被其迅速消滅,誠如是,敵人才能充分發揮出其優勢的威力。所以敵人最初的戰略設想應當是從華北開始,沿平漢、津浦交通幹綫南進,可一直打到廣州,將中國整個國土劈爲兩半,迅速摧毀沿海工業基地,摧毀中國的抗戰能力。

蔣委員長會按照敵人的妄想,同其展開殊死的對抗博殺嗎?當然不會!蔣介石看透敵人的戰略意圖,遂從三個方面進行軍事部署:

(一)避敵鋒芒,不與他正面對抗拼殺。

(二)主動開闢第二戰場,改變敵人進攻方向,讓敵人按照我們的戰略意圖,展開軍事較量

(三)以空間換取時間,轉移國力到後方,加强後方抗戰基地建設。

民國二十六年(1937)展開的這場抗日衛國戰爭,儘管敵人氣勢汹汹,不可一世,而在蔣公心中,則認爲日寇必敗,中國必勝。具有抗戰必勝堅定信念的根據和理由蔣介石認爲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以民為主的民國時代,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五千萬中華兒女共同的國家,外敵入侵,舉國上下必同仇敵愾,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回顧歷史,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敗亡,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的,所以我們從歷史、地理、文化、經濟,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來看,拿已往事實來說,我們先天條件上實在有使敵必不可勝的基礎,只要萬衆一心,衆志成城,必可以戰勝敵人而絕無疑義。

其次,就地理來說:我國本有天然的足以抵禦外侮的地利,我國面積廣大,幅員遼闊,內地及西部,湖沼縱橫,山系綿亘交錯,平原沙漠,無所不備,這些地理因素,形成天然的國防屏障。所以就面積言,今日敵人僅以七千萬人口的小國,要來吞併我人口是他六倍以上的廣大眾庶的國家,要來消滅我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豈非夢想?要知任何武器,皆有窮於使用的時候,唯山川江河,湖泊地利則是用之不竭。所以僅就地理而言,我國又必無被敵戰勝征服的可能。

第三、敵人涉洋遠攻,中國就地抗擊,敵人追求速戰速决,中國利用遼闊的國土,有利的地形,同他持久對壘,拖著敵人,消耗敵人,必可最終戰勝敵人。

第四、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寇用兵,只知己,而不知彼,對中華民國認知錯誤。敵人只看到當年中國的軍閥割據,各爲小團體之私利,紛爭不已,但不懂中華民族具有「兄弟鬩墻,外禦其侮」的傳統的民族性格。一旦遇到夷狄入侵,國人必定同仇敵愾,視死如歸。

第五、中華民國開國已四分之一個世紀,在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的指導下,古老的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决不會被入侵的敵人所阻滯。

第六、日本軍閥侵略目標不僅僅只是中國,而是胸懷獨霸亞洲,進而稱雄世界的野心,這樣就是與世界爲敵,小小日本如此狂妄,天理難容,必敗無疑。

於是蔣公告誡國人:「降是生中求死,必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七、烽火歲月

鑒於抗日戰爭的總體形勢,蔣委員長决定把「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作爲中華民國的「政略」指導思想;不與敵人硬拼,持久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作爲抗日衛國戰爭的總體「戰略」方針。

於是,部署國軍,一、對敵應戰而不求戰;二、開闢第二戰場,拖住敵軍,換取時間,將江南沿海的工礦企業,公務、企事業單位人員,遷往抗戰後方基地,培養持久抗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隨即對日宣戰,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國民政府隨之對日宣戰,反對軸心國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同盟國陣營隨之形成。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軍處處得手,節節勝利。英、美軍隊缺乏堅韌鬥志,與日寇交戰不過百日,便分別以數萬人數萬人之衆的規模,先後向日本投降,大量軍用物資成爲日軍的戰利品。而這時的中華民國的軍民們同日本侵略者已血戰四年有餘,大小戰役不下千萬次,雖說大片國土淪喪,工業農業國民經濟遭受極大破壞,淪陷區人民時時遭受被蹂躪殺戮的煎熬,但此時的中華民族,仍勇往直前,寧死不屈,同凶惡的敵人進行著殊死的拼殺。中華民族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豪邁氣概,令英美列强刮目相看,因而不得不對中華民國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與分量及時進行重估。

有鑒於此,一九四二年元月,中國與美英蘇爲首的26個國家共同發表了對侵略者德意日三國的《共同宣言》,在國際上使中華民國的國號破天荒的同美英蘇列强平起平坐,並號稱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盟國四强」。

隨著二戰中亞太戰場的變化,同盟國决定成立中國戰區,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舉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將亞太地區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高潮。

蔣介石先生認爲,英美諸國同中華民國既是盟國,相互之間理應平等,歷史上中外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此時應當自行廢除。爲實現國父遺願,便立即開始外交行動。通過一番努力,美、英等諸國政府紛紛宣布放弃在華的種種特權,另訂新約。從此,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基本解除。

百年國耻,一朝湔雪,中華民族,揚眉吐氣,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一項大事,從而完成了中華兒女百年來縈繞胸懷的殷切心願,維護了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

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從此以她酷愛和平的仁德之心,以她堅韌不拔、剛毅果敢、威武不屈的勃勃英姿,昂首挺胸,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書在自序中有言:

「八年抗戰是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聖戰,不是為哪一個政黨的成敗而戰。……這萬裡血肉長城,是四億五千萬人的淚水,和一千萬人的血肉所築成的,包括因作戰不力而處決的將領,他們的血,也是長城的一塊基石。構築這血肉萬裡長城的唯一總工程師,是蔣委員長。」

郝柏村將軍在另一本書《中國抗日戰爭真相》序言中强調:

「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强意志,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不僅只是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另一重大成果就是取消了一百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强迫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終結了四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創建了聯合國,光復了臺灣,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升爲四强之一。」

八、關於蔣公介石的反思

 十四年烽火硝烟,浴血拼殺的抗日衛國戰爭,感天動地,鬼泣神驚,隨著時光的流逝,如今已成歷史;作爲抗日領袖的蔣介石業已作古,成爲一位漸行遠去的歷史人物。在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面對這位現代史上爭議巨大的蔣中正,理所當然,後人應該進行一番公正的反思。

(一)「名」「字」之源

反思之前,先說說中正、介石這四個字。中正是蔣介石的名,介石是蔣中正的字。印象中,「介、石、中、正」四個字似乎有個出處,好像是《易經》,可一時又想不清楚,查閱《易經》,方知「介、石、中、正」四個字出自《易經》「豫卦第十六」。

「易經•豫卦第十六•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意思是說,正直而不同流合污的品德堅如磐石,還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明白了歡樂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獲吉祥。

「易經•豫卦第十六•<>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意思是<象辭>說,還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明白了歡樂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獲吉祥。這是因爲能居中守正,在歡樂中既不過分,也不會不滿足,因而獲得吉祥。

至於說蔣公的名和字,是否是從《易經•豫卦第十六》中的來源而定,我們無從知曉,這也許只是我們讀書中的一個巧遇,也許只是事物運行中的一次偶合,自當聽由仁智自見罷了。

誠如《易經•豫卦》所言,「中正」、「介石」二詞,深含正直堅强、歡樂吉祥之意,但反觀蔣公一生,却是正直堅强有餘,而歡樂吉祥不足。

(二)生逢亂世

蔣介石生逢亂世,雖心懷中正、介石之志,但所處的歷史境况不佳,還是鑄就了他艱辛而坎坷的人生。

蔣公生於公元一八八七年,正是滿清王朝國勢日衰,西方列强頻頻入侵的年代,他大概從記事時起,到求學的青少年時代,所看到的中華大地,儘是滿目瘡痍,苦難民生。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走出國門,東渡扶桑,看到了外部世界,他的第一感受是「 騰騰殺氣滿全球」。回眸自己的祖國,在滿清貴族集團的統治下,體弱羸瘦,若風中之殘燭,可悲,可哀,又可怕,「力不如人萬事休」啊!遂立下宏志大願:「光我神州盡我責」,而對於個人並無所求,所以發出「東來志豈在封侯」的感慨。

蔣介石在東京結識陳其美,經其介紹加入同盟會。一九一O年在東京初謁孫中山,傾談國事,孫中山聖哲識英杰,贊許蔣介石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從此蔣公成爲三民主義的虔誠信徒,成爲孫中山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繼承人。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蔣介石接過國民革命的大旗,承繼國父四十載未竟之革命事業,努力奮鬥五十年,用盡一生心血。

(三)無端抹黑

蔣公擔負中華民國大任之際,面對的是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其中包括共産黨的工農紅軍。軍閥同國民政府之爭,是權利地位之爭,共産黨同國民政府之爭,則是意識形態與政柄之爭,而意識形態之爭則隨著有關文化傳承、思想體系、道德倫理的存廢而展開。蔣介石完成北伐,以不同方式協調各路軍閥,實現中華民國的第二次統一,但同共産黨之間仍是一條鴻溝。

蔣介石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歷史人物呢?在中國的現代史上他的地位、名譽、人格、道德操守衆說紛紜,褒貶不一。數十年來,在現實生活中,蔣公的形象一直被定格在:中國當代最大的獨裁者,國民黨反動派的總代表;萬惡舊社會的總根源;聚斂財富,形成四大家族;日寇侵華時期,積極反共,消極抗日,躲到峨眉山上享清閑。……

在輿論平臺上,陳伯達一本政論性的小册子《人民公敵蔣介石》,唐人一部胡編亂造的小說《金陵春夢》,把蔣公醜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廣大國人對於歷史的真實狀况無從瞭解,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聽到別人咋說,不加思索的也去咋說。强大的輿論攻勢,加上「戈倍爾」效應,被惡意醜化的蔣介石,便成爲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四代絕大多數國人的固化認知。

(四)近世共識

好在蔣公的人生步伐與中華民族歷史的步伐同軌並行,蔣公的人生軌迹,通過他金戈鐵馬,烽火硝烟的生活歷程,已深深地鑲嵌到中華民族歷史的軌迹中,閃光的軌迹史實,慢慢地撥開了「輿論攻勢」與「戈倍爾效應」的濃厚烏雲,顯露出蔣公光照千秋的人生本色。

近年來,不少民間歷史研究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公畢竟是一位中華民族現代史上的政治、軍事方面的風雲人物,在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中,爲國爲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如今比較一致的共識匯總起來大致爲如下三個方面:

1、調和鼎鼐,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實現國父遺志。

2、領導全國軍民,堅苦卓絕,打敗日寇,贏得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

3、據守臺灣,捍衛中華血脉,傳承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道德、思想、文化與精神之文明。

當然,這三個方面只是一個總體的框架概要,蔣公一生的卓著功勛博大豐富,有待歷史學者們分頭去研究補充。

(五)救國建國

 「抗戰救國、抗戰建國」是蔣公領導抗日衛國戰爭的整體「政略」思想指導,抗擊敵寇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於前,戰勝敵寇,建設中華民國於後。其實抗戰、建國兩樁大事,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則是同軌並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一九三八年三月,蔣介石即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制訂了《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向全國軍民表達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决心與堅定意志。

蔣公篤信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國父手訂的《中華民國建國大綱》,就是蔣介石抗戰建國的總體藍圖。建設中華民國,步驟:軍政、訓政、憲政;目標:民族、民權、民生。

原本北伐完成,全國統一,結束軍政,進入訓政,爲實現憲政搭橋鋪路。不想日寇侵華,戰爭爆發,全國不得不再度進入軍政時期,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軍政、訓政同時進行,一旦抗戰勝利,即刻轉入憲政時期。

很明確,蔣公要建成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完全實現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民主憲政的國家。那麽,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裡的人民,應該是個什麽樣的素質水平呢?這便是當年蔣公開展轟轟烈烈新生活運動的張本。民國二十四年,蔣介石在出席中央黨部 總理紀念週時在題爲「做人•革命與建國之大道(上)」的演講中說:

「我們要完成革命,第一個要訣,就是要將我們人類自天所賦的靈明無蔽,公明無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發揚,隨時隨地切切實實的表現於我們一切言行動作之間而毫無虛偽。所謂『明明德』的基本工夫,就是要『存誠』。而『存誠』的第一要務,就是『毋自欺』,也就是要『慎獨』。我們講修德立業,擔當革命的大任,決不是口裡說:或是在人家所看得見的場合,做做樣子;到了人家看不見的地方,又做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遵照中山先生的教誨,蔣介石向國人强調切實貫徹「大學之道」的重要性,他說:

「大學之道是以『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三大綱領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項條目為內容,實在是本末兼顧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的大道。簡言之,就是進德修業,克己修身和救國救民救人救世的革命之學。革命不是祗憑血氣之勇與一時的努力所能成功的,我們如果不照著革命的道理來做,無論如何革命不能成功,國家不能建立;反之,只要我們照著革命的道理來做,無論怎樣艱钜的革命事業,一定可以完成;無論怎樣貧弱的國家,也一定可以復興!」

由此可見,蔣公理念中中華民國的國民應該時時做到:自天所賦的靈明無蔽,公明無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發揚,隨時隨地切切實實的表現於我們一切言行動作之間而毫無虛偽,這是抗戰建國的道德基石。至誠則為抗戰建國的原動力,要誠於內以養成智信仁勇的德性,誠於外以確守禮義廉恥的規範。循此基石與規範,堅韌不拔,展開抗戰建國大業。

(六)追求民主

在同日寇大型會戰接連不斷,烽火連天的歲月中,爲了建立民主政治,蔣公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三四月間,部署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决定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爲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各黨派參政議政的國家機關。

國民參政會於同年七月正式成立,距全面抗戰爆發僅僅一年的時間。

 七月六日國民參政會舉行首届第一次會議,蔣介石在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强調:當此寇軍深入,强敵壓境之時,國民參政會諸君能集合一堂,在此時開會,這在民國歷史上實有最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在抗戰建國的進程中,參政會的工作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國民參政會成立最大的意義,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對侵略的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以求得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希望各位先生盡心盡力,團結全國的精神,統一全國的意志,合全國四萬萬人之心爲一心,合四萬萬人之體爲一體,集結整個國家全部的力量,來迅速完成建國的大業!我們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臨時的議會,而要乘此抗戰時期,藉參政會各位先生的努力,爲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礎。

從此,國民參政會隨著抗日衛國戰爭的步伐,展開了抗戰建國的前期準備工作。

民國二十八年(1939)二月,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三次大會,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閉幕辭中强調:

「本會的歷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這一點中正在第一次開會的演詞中,已經提到了, 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國的人民,如果不能關切他們自身的幸福,管理他們自己共同的事務,就是說:如果人民不能積極參加政治的話,他們就不能造成強固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量最鞏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利害為利害,以人民的視聽為視聽, 總理的民權理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古今中外,理無二致。」

在炮火連天的戰爭歲月裡,抗戰建國兩樁大事,要同時做好,卓見成效而無偏廢,關鍵在於妥善處理好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民國二十九年(1940)三月四日,蔣介石在中央人事行政會議與各部隊參謀長會議上告訴大家:

「講到以後建國的工作,雖然是『百端待舉,部門繁多』,但挈其總綱,不外乎軍事與政治——其他一切經濟教育文化等皆可包括於政治之中。關於軍事,由於我們過去兩年半的努力,現在既已獲得了勝利的基礎,今後就更要在一面作戰、一面建軍之途邁進!但就整個形勢來看,我們國家目前顯已由單純的軍事抗戰轉入到政治建設時期,以後真是『建設創造重於戰爭』,而政治尤重於軍事,從前許多人的心理,以為現在正在抗戰,一切事情都有軍事機關來負責辦理,我們無論到戰地或在後方若不是直接擔任了軍事抗戰的工作,其他一般工作與事業都不妨從緩進行,甚或暫且停頓,這真是誤解了『軍事第一』的真意義,這實在是絕大的錯誤!要知道:『軍事第一』並不是『軍事唯一』,在過去兩年半之中,無論中央與地方,如果各級政府或機關都能像軍事機關一樣努力進步,那末,必不致如現在這樣事業缺乏效能,沒有表現!甚至荒廢空虛,完全陷於停滯!我們抗戰建國本來是要同時並進的,而抗戰的目的,更是為了建國,因此,我們越是在抗戰的時候越要加緊建國的工作,這樣纔能達成我們所負時代的使命!尤其到了現在,軍事時期,既已過去了一大半,而國家建設,已迫不及待,從此大家更要徹底排除過去那種錯誤心理,及時振作,及時努力,竭智盡忠來發展我們各人所主管的業務,以促進一切政治建設,而首先要改造全國各機關,使能成為真正現代化的國家政治機關!這是我們全體文武同志今後所應負的責任,而尤其是我們中央五院同仁所應急起直追,率先倡導來切實作到的!

 ……

更有一層要向大家講明的:我們現在的責任,要抗戰同時也要建國。我們的建國從何處著手?總理曾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我們當然要以民生需要作為我們實行建設的目標。但是達成這個崇高的理想,我們必須整個遵循我們 總理的遺教。 總理遺留給我們兩部最重要建國的典則,就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因此我們要努力革命建國,就組織機能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五權憲法的政府,就一貫目的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換言之,如果不能實行五權憲法,就不能完成三民主義國家的建設,我們今天在場的各位負責同志,一定要知道,如果這兩個大典則我們不能切實遵循,那我們所謂革命建設,都是假的,我們自己不僅作了黨和主義的叛徒,而且成了國家與民族的罪人!我們現在都知道實現三民主義是我們的責任了,然揆之實際,我們的政府,是否已真正成為五權憲法的政府?這一點,我們就很難作肯定的答覆。我們革命同志和革命政府的官吏,尚且不能尊重五權憲法的遺教,我們如何能立信於人民,昭示於世界?我們又如何能真正促進建國的完成?所以從此以後,我們黨政軍負責同志必須以切實完成五權憲法的政府組織,並充實其業務,發揮其機能為目前最急要的任務。……將五權憲法的政府組織,真真實實建立起來,在實行憲政以前,確立良好的規模,而後 總理垂示我們的政治寶典,纔能真正實現,以奠立中華民國長治久安之基!」

(七)推崇憲政

國民參政會最大功能,即集思廣益,著手制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提交國民大會審議通過。民國二十九年(1940)四月,蔣公在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閉幕詞中講道:

「…… 關於實施憲政 我們這一次會議對於憲法草案大家都開誠佈公,盡量發表意見,討論十分熱烈,雖因時間所限,未曾得到一個結論,但我們同仁在會後一樣的可以繼續研究,以底於成,本會當將期成會草案和各人意見併送政府,待國民大會來採擇,來作最後的決定。本人前兩天在會議中間曾簡單發表所見,現在再要申述幾句話,我認為憲法本身是否完美,是一個問題,而能否實行,又是一個問題,而且行憲的人,亦是一個問題。各位須知我今日所謂行憲的人,並不是指政府單方面而言,我對於行憲的意見,一方面政府固要負起行憲的責任和能力,而[]一方面人民本身更要有行憲的責任和能力,本人現在兼理行政,我前天所發表的意見,並不是站在行政當局的地位,怕政府為了憲法而受到束縛,這正與諸位大家對於憲法意見,發揮各自主張,熱烈的討論,是一樣的。這並不是為我們現在自身有所打算,我們完全是為將來的國利民福作打算。我個人盼望憲法成立,不是一年兩年了,十年以來,一貫的主張,就是盼望的憲法能及早頒佈實施,但我的衷心,完全是一張白紙,絕沒有一些成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憲法頒佈以後,尤其是開始的十年二十年之間,要它能行得確實,行得順利,沒有窒礙也沒有糾紛。我們民國成立快要三十年了,我們國家不能踏上民治的政軌,而且頒法毀法,起了無數的糾紛,我們今天在場的,有許多同仁都是親歷其境,而且親受這個痛苦的,我們大家都負有行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卻過去三十年的痛苦經驗和教訓,更不能忘卻全國人民為憲法問題所受無窮的痛苦,和我們國家所受無限的損失。因之我們今天決不能隨隨便便的訂一個憲法,使國家再受損失,人民再受痛苦!所以本席要誠懇貢獻兩點:

1、制憲一事,要完全替國家人民真正利害作打算,我們不獨應注重過去,還要顧及現在和將來。對於過去,我們要注重我們國家的歷史和一貫的國情,借鑑於民國以來痛苦的教訓;對於現在,我們要顧到抗戰建國的實際環境;而同時對於將來,我們更要顧到憲法頒佈後十年二十年內未來情況與國家民族百年久遠的大計,為憲法立定良好的基礎。對於如何充實民族自衛力量,如何發展人民全體幸福,如何鞏固人民真實權利,都要很周詳的考慮及之。我常說行的意義,最要緊的是篤實,總要使沒有一條行不通,纔能立憲政不拔的基礎。

2、我們既要造成中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對於我們 國父孫先生的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精神,是絕對不可違反的,我們既然一致擁護我們 國父的遺教,就要體會到『權』與『能』分別的精義,和五權制度創作的真意,絕不可以有抵觸五權憲法的規定。如果有認為一時不能做到而要待逐漸充實和逐漸改進的,那我們當然要有暫時變通的權宜,但切不可以對三民主義有附帶的條件,也不可以違反五權憲法精神的條款,規定於憲法本身之內。因之我認為憲法的規定,要盡量適應事實,要注重我們不成文的許多事例,所以條款不宜過於繁密,而且要富有彈性,更要使條條都能實行。」

民國三十二年(1943)九月十八日,蔣公在重慶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幕詞中告訴大家:

「……關於促進民治實施憲政,本為國民政府多年一貫的主張,自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以來,五年之間,政府既屢有表示,參政會亦迭有建議,憲政期成會諸君之熱心努力,實為切望建國完成的表現。現在十一中全會對於提早完成憲政,已有具體決議;規定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並決定施行日期。政府自當依此方針,悉力以赴。

……

各位參政員先生:這一次大會舉行於我們國家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重要時機。我們確實已臨到了勝利的前夕,但我們必定要經過一段比以往六年更艱難更困苦甚至更危險的時期,而後纔能獲得澈底的勝利。在這種千鈞一髮的時期,我們全國同胞真應該萬眾一心,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祗有大我,沒有小我,親愛精誠,協同奮鬥。而這就有賴於我們國民參政會為之表率為之楷模。希望各位在這次大會之中,對於當前要計,充分研討,盡量貢獻,務使六年抗戰,克竟全功,而建國規模,亦於此時奠立,政府自必虛衷採納,以利國家,本席個人亦佇待嘉言,藉資匡正。總期同德同心,努力奮鬥,湔雪九一八之恥辱,達成我們驅除敵寇收復失土及拯救東北同胞的使命。敬祝貴會的成功。」

民國三十四年(1945)七月,第四届國民參政會議在重慶召開,會上蔣公再次强調:

「我們參政會最重要的使命,是在建立國家民主憲政的基礎。建設我們中國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所以今後國家前途的成敗,民主前途的有無窒礙,我們參政員諸君實在要負大部份的責任。唯其各位的責任如此重大,因之一般國民所責望於諸君者,也非常的迫切。……參政員諸君都是知識份子,亦是社會的中堅,要領導國民,輔助政府,使我們走上建國的道路,不僅要提倡公道和正氣,尤其要有定見,有卓識。就是要知道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危險,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安全?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困難,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坦途?總而言之,就是要真正知道如何使我們中國能成為三民主義的現代國家?有了這種卓識,還要有堅定不移的願力,不見異而思遷,不畏難而退縮,不以一時的阻礙而放棄其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這樣纔能達到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參政員諸君大多數都是社會各方面的領袖,過去都曾經擔負過一部份的責任,一定痛切的感覺到:國家如果沒有憲法,不實行憲政,乃是國家真正的危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為止,十七年之中,干戈擾攘,社會紛亂,人民流離痛苦,國家受到無窮的損失,此其原因,都是由於憲法未立,憲政不行,政府與人民,都沒有根本大法可資遵守,於是形成了我們中國俗語所謂:『無法無天』的現象。這一段痛苦的經歷,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諸君是沒有一個能夠忘懷的!因此本席認為我們參政會與政府今後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固然是要領導人民,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同時尤必須趁此勝利之前夕,制頒憲法,實行憲政,為國家立百年之大計,使政府與人民都有共循的途徑。如此,則抗戰勝利之後,其他物質建設,纔可以事半功倍。關於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問題,昨天已經提交參政會討論。有少數參政員,抱著一種主張:以為如果召開國民大會,恐將造成國家的分裂,我們為避免國家的分裂,毋寧緩開國民大會。這種主張,當然是基於愛護國家的忠誠。不過我們如果研究問題的根本,就可以知道國家如果憲法不立,憲政不行,政府與人民的權限和義務,沒有具體的規定和標準,以致政治沒有軌道,社會不能安定,則一切的建設都是徒託空言,而國家的危險也就無過於此了。」

蔣公完成北伐,在北京碧雲寺拜謁中山靈,祭告總理之後,即把精力放在中華民國的建設事業上,但因日寇侵華,建設中斷。我們從上述有限的幾次講話中,不難看出,蔣公在與倭寇拼命厮殺的同時,仍時時心繫建設大業,建設的中心在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民主憲政。

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閱讀這些文獻史料,猶如在靜靜地聆聽當年蔣公的演講,深感句句皆爲「居家度日之語」,篇篇都是「富民强國之論」。面對國人軍民,語重心長,諄諄道來,餘音繚繞,情深無限。

(八)制訂憲法

民國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浴血抗戰八年,最終取得勝利。蔣介石滿懷喜悅,加快民主建國的步伐。

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藉以商討國家由戰時渡到平時,由抗戰進到建國的基本方案。會議决定,以和平建國綱領為基本中心,努力促成國民大會如期召開。

政治協商會議議定成立憲草審議委員會,推舉民主社會黨領袖,法學大家張君勱先生爲執筆人,對《五五憲草》進行修訂,然後提交「國民大會」審議。張君勱以他嚴謹的治學風範,於同年完成對《五五憲草》的修訂,是爲《政協憲草》。

民國三十五年(1946)三月,國民黨召開六届二中全會,蔣公在會上提出五項使命:

1、爭取抗戰勝利,

2、促進國際合作,

3、貫徹民族主義,

4、完成民主憲政,

5、提高人民生活。

同時强調:和平建國在於「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成功。

民國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國民大會制憲大會在南京召開,以《政協憲草》爲基礎,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十二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蔣公在國民大會制憲大會閉幕致詞中滿懷喜悅地說道:

「今天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並議決憲法實施日期及準備程序,中正代表國民政府敬謹接受。誠如剛才大會主席吳先生所說,此次憲法的制定,足使我們 國父五十二年來領導革命所犧牲的先烈以及抗戰陣亡軍民的英靈得安慰。國民政府必當遵照大會決定的程序,一一施行。深望我全體代表,協助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民眾,共同一致擁護這一部憲法,實行這一部憲法,使我們中國成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

從今天起,國民政府得償其還政於民的夙願,代表諸君開創了中國憲政之治的初基,實在值得全國同胞的慶幸。中正謹代表政府慶祝大會成功,並祝各位代表及全國同胞的康樂。」

一年後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民主憲政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由於蔣公堅持不懈,嘔心瀝血的努力,在艱難的行進中所邁出的劃時代的一步,中華民國從此進入憲政時代。

(九)行憲總統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華民國的根本法,擁有最高位階的法律權力。其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於南京議决通過,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一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依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憲法公布後,國民政府應依照憲法之規定,於三個月內制定並公布關於國民大會之組織,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罷免之法律。又規定,依照本憲法産生之國民大會代表、首届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之選舉,應於各有關選舉法公布後六個月內完成之。

國民政府遵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如期完成國民大會一切準備事項,民國三十七年(1948)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行憲第一届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組建行憲首届中華民國政府。

蔣中正當選中華民國行憲首任大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立法院集會,選舉孫科爲立法院院長;監察院集會,選舉於右任爲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新總統蔣中正召集行政院,任命翁文灝爲院長。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組建,國民政府走入歷史。與此同時,國民參政會結束運作。

 上述史實表明:在整個抗日衛國戰爭期間,蔣介石始終是一手抓抗戰,一手抓建國,烽火八年抗戰勝利,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蔣公所做首件大事就是政治協商、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組建行憲首届中華民國政府,遵行憲法,還政於民。

由此可見:蔣介石並非是一位一心想要實行獨裁專制的政治人物,所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以調侃的口吻譏笑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者,可謂純屬無稽之談。因爲蔣公介石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三民主義的第一代傳人,在中華大地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民主憲政,是他的最高理想,更是他終生的追求。我們從史實的角度審視蔣介石治國理政的觀念,可知他注重民權,追求民主,怎說「民主無量」!他推崇憲政,不思獨裁,又何來「獨裁無膽」呢?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不過信口雌黃而已。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了中華民國,蔣公介石建成了邁進憲政時代的中華民國。

儘管因內戰烽火,中華民國遷都臺灣,但蔣公矢志行憲的初衷不改,蔣經國子承父志,最終解除戒嚴,解除黨禁,解除報禁,實行政黨和平競爭政治,總統直接民選,完全實現了蔣公的終生宏願。

(十)舍我其誰

中華民國在大陸三十八年,到臺灣又戒嚴三十八年,蔣介石連任五任總統,人們會說他貪戀權位,專制獨裁。然而,如果你能平心靜氣,用自己未被污染、毒化、仍是充滿人性的思想,根據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以及錯綜複雜的多重鬥爭,進行一番深入地思考,就會覺得這是一種對國事只知其一,不思其二,只觀其表,不察其裡的片面看法。蔣介石其所以如此行事,是因爲他認爲,只有他才能忠實地承繼國父四十年未竟之事業,按照孫中山先生制定的建國大綱,將中華民國建設成爲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國家,這是中華民族賦予的一種歷史責任,也是時代賦予的一副重擔,義不容辭,當仁不讓。蔣公深知,自己意志若稍不堅定,國父所創建的中華民國之政柄將會落入邪靈之手,什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民主憲政,自由平等,等等等等,都將化爲泡影。蔣公認爲,堅定不移高舉三民主義大旗,一心一意地建設中華民國之大任誰能擔承?環顧神州大地,四萬萬五千萬華夏骨肉同胞,人海茫茫,舍我其誰?

(十一)謙恭禮讓

蔣公從政一生,既具有「當仁不讓,義不容辭」的剛毅性格,亦具有謙恭卑讓的修養操守。以下幾件零散的往事,可資窺見蔣公謙恭卑讓修養操守之一斑:

1、胡適與蔣介石。人稱他們是一對「貌合神離」的諍友,因爲胡適在數十年裡,對蔣介石的治國理政,多有批評,有時還相當尖銳。比如1928年國民黨統一全國後,推行訓政,強調「黨治」。胡適則發表文章要求保障人權,保證自由,矛頭直指國民黨及孫中山,他宣稱:「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與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一九五一年,胡適從美國寫了一封長達四千餘字的信致蔣介石,著重分析和批評國民黨自身失敗的原因,特別指出「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蔣介石對胡適如此尖銳的批評,既沒有追究,也沒有反駁,反而對胡適更加尊重。

民國五十一年(1962)三月,胡適在臺灣病逝,蔣介石親去靈堂悼祭,並撰寫輓胡適之院長聯一副,表示對這位諍友的哀悼與歷史定位,聯曰: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隨後又送去挽額,上書「智德兼隆」四個大字,彰顯胡適先生的智慧與品德。可見蔣公對胡適關於國事與自己的批評與指責是樂意接納的。

2、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爲了國家統一,黨內團結,有利於國民革命事業的發展,蔣介石曾五次辭職引退,可見蔣公並非一個貪位嗜權者。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3、不因對自己的冒犯衝撞而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治對方以罪。

1)典型事例是張學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扣押國家元首蔣介石。事變雖和平解决,但在任何國家,軍人犯上作亂,都要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像張學良那樣的罪行必死無疑。蔣公念及張學良東北易幟,尊奉三民主義,服從中央政府之功,則處置以「讀書修性,懺悔思過」而已,此可見蔣公爲人之大度。

 2)許之遠先生在《還原抹黑的蔣介石與他真實的人生》一文中,講述了這樣兩件事:

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臺灣的我們兩廣的立、監委、國大代組織了一個聯誼會,許先生擔任秘書長,一次杯酒言歡,許先生壓低聲音問薛岳將軍:我們兩廣的將領如陳濟棠、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等包括你老都反過蔣;你們有的還來臺定居;但都沒有「出事」!薛說:怎只是這幾個兩廣人,外省的也很多,如閻錫山,何應欽,都在臺灣。蔣先生的氣量恢宏,絕不是抹黑那樣的小人。

之二:許先生有一位歷史老師李定一,在臺大時上他的中國近代史;他曾在課室引用統戰的笑話,戲稱蔣公是上海的癟三,在那個戒嚴的年代,這個玩笑開大了,張群主張一定要嚴辦。但蔣先生認爲李老師是無心之失,不應嚴辦,沒有采納張群的意見。

(十二)愛人以德

1、史迪威被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到中國來,本是給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做參謀長的,但在軍力使用、軍用物資調配、軍事行動方面,史迪威對蔣介石是不支持,不配合,自作主張,另搞一套,總是處處不合作。最後不得不請羅斯福將他調回,另派魏德邁來中國工作。

一九四五十月史迪威被召回國,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因患胃癌並轉移到肝部,在舊金山萊特曼陸軍醫院逝世。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相處的兩年多的時間裡,儘管在諸多事情上雖說常常呈現出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令人困擾不休,但對史迪威所做有益的事情,仍然是心存感激。當蔣公獲知史迪威將軍因癌症病逝故土時,遂撰寫挽聯一副相贈,以示哀悼與尊敬。聯曰:

危難仗匡扶,蕩掃倭氛,帷幄謀謨資擘劃;

交期存久遠,忽傳噩耗,海天風雨吊英靈。

2、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率師北伐,吳佩孚是北伐主要對象之一。在戰場上,蔣、吳二人是兵戎相見的政治對手。

日寇侵華期間,北平陷落後,投降日本的江朝宗上門勸降吳佩孚,吳佩孚駡道:「你年紀比我大,還當日本人走狗,賣國求榮,真是白髮蒼蒼,老而不死。」 

193710月,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出馬,前來拜會吳佩孚。吳氏坦率表示:「爾等就商於我,首須急速撤兵;次則將所有佔據地方之軍政、財政,及一切行政交還,顧問、指導官必須取消,經濟統制亦應立即解除。我爲主,日爲客;我發命令,日本人亦當極端服從。能如是,自可建議政府,恢復和平」。

在淪陷的北平,無論日本人和漢奸們怎樣利誘威逼,吳佩孚都不改其志。爲明志,他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廳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吳佩孚因牙疾病逝於北平。

蔣介石得知吳佩孚病逝消息,深感惋惜,遂於十二月六日發去唁電、輓聯,表示哀悼與敬仰,唁電雲:

「頃聞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傳來,殊深愴悼。溯自寇患憑陵,於茲八載,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鼓簧,迄今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欽崇,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作勵兆民,流芳萬古,除請政府優頒飾終令典,以彰明德外,務希善體遺志,節哀順變!」(《蔣介石文集•別錄•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輓聯雲:

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壯志;

大風思猛士,萬方多難惜斯人。

3、日本法西斯徵調國人,從軍出征侵略中國,兒子丈夫戰死异鄉,父母妻子望子望夫而一無所知,其精神上的煎熬,令人同情。蔣公介石在「抗戰建國週年紀念告日本國民書」中遙向日本全體國民諸君略致拳拳之微意,飽含惻隱之心告訴日本國人,在侵略戰爭中「諸君幾多之兄弟子姪,已變大陸之鬼?幾多之國中少婦,已作未亡之人?幾多之幼小兒女,已成無告之孤?諸君所得於戰爭者究何在?……貴國暴戾之軍部,不僅為中國之敵人,實亦日本國民諸君之公敵。中國自抗戰至今,祇認日本之軍閥為敵,不以日本國民諸君為敵。中國軍民對於愛好和平而深受軍閥壓迫之諸君,始終認為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懷挾滿腔之熱情與期待,深望諸君及早省察兩國安危之至計,團結一致,反對強暴軍部之一切施為,發揮貴國國民正義之意志與力量,促使變更侵略政策,恢復和平秩序,實現中日相互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此則不僅諸君之所以救國,亦即所以自救,且以救一般在華被軍閥驅使而走告無門求死不得之戰場中之子弟也。禍福存亡,繫於諸君國民之全體,幸抉擇焉。」

蔣公拳拳之心,溢於言表,作爲被侵略國率部奮起抗敵的最高統帥,既愛本國人民,本國人民正在受苦受難中;又愛敵國人民,敵國人民正在無奈無辜中,真真難能可貴。愛人以德,莫過於此。於此盡顯蔣公軍事家、戰略家、政治家、聖賢者的氣度、胸懷以及不同凡響的人生境界!

4、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天皇裕仁是罪魁禍首,日軍大本營的每一步侵略計劃與行動,都是經過天皇認可與首肯的,因此對整個戰爭的責任他無可推脫。二戰結束前夕,西方有意在戰後把裕仁廢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中,羅斯福曾經爲廢除日本皇室一事,徵求蔣委員長的意見。蔣委員長說:這次對日戰爭的禍首,爲他們幾個軍閥,至於日本國體問題,應留待戰後讓日本人民自己解决。這是當時四强對裕仁之去留所作的最初磋商,也是後來裕仁逃過一劫的最後依據。蔣公「不念舊惡」及「與人爲善」的爲人處世風格,令西方政界人士暗自敬佩。

(十三)時代名人

創建於1923年的《時代周刊》,簡稱《時代》。

《時代》是美國三大時事性周刊之一,內容廣泛,對國際問題發表主張和對國際重大事件進行跟踪報道。它報道、闡述和解釋影響亞洲乃至全球人們生活的所有事件。

《時代》有美國國內版、國際版,以及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版,各版內容基本相同。佔據著巨大的國際市場,成爲宣傳美國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的最好載體。

蔣介石,作爲二十世紀的國際風雲人物,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五年,二十八年間,曾先後十次登上《時代》的封面。

二十八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有餘,時間跨度可謂之大矣。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能十次登上《時代》封面者不知還有幾人?蔣公當爲那個時代的佼佼者。

(十四)名垂萬世

計利當計天下利 求名應求萬世名

這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著名書法家於右任先生,一九六一年給蔣經國題寫的條幅。此14字真言,其後成爲蔣經國的座右銘。當時蔣公介石正健在理事,這14個字不僅僅只是蔣經國的座右銘,也正是蔣公的心聲。父子傳承,孜孜以求,在臺灣一省,一邊進行經濟開發,一邊繼續進行民主憲政的建設,不僅將臺灣建成一個爲當今世人交口稱贊的寶島,更將臺灣建成爲中華民國的一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模範省,示範全國,只待推廣。

蔣公中正,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奉化溪口鎮,一九七五年病逝於臺灣省中華民國國都臺北市,享年八十八歲,縱覽蔣公的一生,可謂是功勛卓著的一生;備受爭議的一生;遭人抹黑的一生;坎坷而輝煌的一生!

 臺灣著名學者、政治家秦孝儀先生自一九四五年(時年24歲)開始,工作在蔣公身旁,直至蔣公病逝,長達三十年之久,對蔣公的人生經歷,政治追求,行事風格,道德修養,事業功勛,歷史貢獻,認識感悟至深,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序》中,用127個字精闢而準確的概括了蔣公的一生: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備矣,又未必有其位與有其壽,並德功言於一途,合齒德爵於一尊,曠覽瀛寰,蓋無與儔。孝儀幸獲親見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編校之役,但覺蟠天際地(1),經緯萬端,義理昭融,教戒深切,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將同堯典(2)禹謨(3),周情孔思(4),長存於天壤之間,敢懿(5)告乎萬世。」

 

注:

1、蟠天際地:謂從天到地無所不在。亦用以形容氣勢博大。語本《莊子•刻意》:「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成玄英疏:「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

2、堯典:《尚書》篇目之一,記載了唐堯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堯的重要資料。

3、禹謨:大禹治國的方略。

4、周情孔思:周, 周公; 孔,孔子。 周公、孔子的思想感情。中華民族奉之爲思想情操的楷模、典範。出處:唐•李漢《韓昌黎集序》:「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5、懿:美好。多指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