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正體版 / 简体版

 

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分期」

兼述蔣介石與「第二共和」的關係

 

辛灝年

 

一、「共和分期」的由來

第一個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的說法,源自法國大革命。因爲,法國大革命在其八十九年艱難而又漫長的革命歷程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形形色色的專制反撲,反撲甚至多次得以勝算。而只要專制反撲成功,法蘭西共和國的國號、國統與國體均被「腰斬」,並立即代之以「法蘭西王國」或「拿破侖帝國」,迅疾回復君主體制與專制統治。所以,在法國大革命創建「法蘭西共和國」之後,法國的幾代民主政治家們,就在每一次推翻王政復辟或帝制復辟、重建法蘭西共和國之時,依建立與恢復「共和」的順序,將法蘭西共和國依次稱爲「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並由此延續下來。這樣的歷史稱謂,對於明瞭法國大革命的艱難進程和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命運,起到了相當明晰的作用。

現在,當我們也要追述中國「走向共和」的進程,也要明確地指證一百年來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欲望和行徑,特別是指證中共在「共産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成功,中國大陸人民至今還在遭受共産黨的「重行專制統治、橫加極權迫害」之時,我們從法蘭西共和國的命運走向出發,也將漫長而又艱辛的中國共和進程劃分爲「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等歷史階段,用以標志「革命與復辟、民主與專制」之反復較量及其成敗狀態,顯然也能够將中國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或階段明晰化。需要明確的是,這只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方法,而不是對歷史認識的規定。贊成與否都不重要,但因無心混淆而造成對中國共和歷程的錯誤認識,或因存心扭曲而要造成對中國共和歷程的有害宣傳,甚至連「真假共和」都不能相辨,那就反而是糊裡糊塗地「畫蛇添足」,甚至是「別懷心緒」地歪曲歷史了。

必須說明的是,中國百年走向共和的歷程,就是首創共和的「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歷程;中國百年走向共和的分期,就是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歷史分期。與法蘭西共和國及其他類似國家的「共和」分期一樣,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分期亦以「革命與復辟、民主與專制較量的成敗」作爲其劃分的界限。

但是,法國的「共和分期」是指「國家」,中國的「共和分期」則應該指「政府」。因爲法國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專制復辟,均徹底地推翻了前面的共和國;而中國的一次又一次復辟行徑,在1949年前非但沒有推翻過共和的中華民國,反而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失敗,甚至任何外患內憂最後都不能斷裂或滅亡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即便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在中國大陸雖爲共産黨所徹底切斷,但共和國的餘脉——中華民國的民主臺灣依然存在和發展至今,國統既未斷裂,法統依然存在,民主已經實現,中華民國民主的「四六憲法」在臺灣亦是「修而未弃」。

因此,「共和分期」對於現代中國的真正共和國——中華民國來說,只有歷次共和政府的重建和延續,而不存在共和國家即中華民國的敗亡與重興。再則,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敗退臺灣之後,斷裂了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只是中國的大陸,而不是整個的中華民國。因此,現代中國的共和進程,就是「一個共和國家,幾個共和階段」。中斷的或部分中斷的是中華民國的政府,而不是中華民國的國家。這才是中國百年走向共和進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共和……」的意義和區別所在。

至於一九四九年篡立的那個號稱是「共和國」的馬列中國,不僅在民族上是對中華民族的出賣,而且在國號、國統和國體上,都是對「大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徹底顛覆,猶如拿破侖三世以「執政共和」爲復辟帝制的鋪墊,前蘇共以革命的名義顛覆「二月共和政體」一樣,共産黨不過是「以革命的名義」出賣了中華民族的族統,截斷了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進程,復辟了專制制度並將之推向了極權統治。如果今天還有「人士」們甘心指認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共和國」,甚至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共和,或中國的第二、第三共和,那就是通天的笑話。因為, 「共產黨的共和國」從思想到理論,從外來國統(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專制政體,從他們前三十年的血腥統治到他們後三十年迅疾腐爛,都已經為自己證明:他們的「共和國」不過是一個「非民族、非民權、非民生」的虛假透頂的「共和國」,是一個毫不摻假的「專制國」,豈但與「共和」風馬牛不相及,並且從來就是「共和的死敵」。

還有必要說明的是,要論述中國的共和歷程,就有必要在某些論述中重新啓用「大中華民國」的國號,以此一有合法傳承的國號【註一】,來區別當今的中華國臺灣,因爲自「李黨」始,「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就已經越來越「泯仇於共黨,自遠於中國;與大陸中共愈走愈近,離大陸國民愈走愈遠」。

那麽,如果有人一定要與法國政治家和歷史家們一樣,要將大中華民國的「共和進程」,也劃分爲「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甚至是第三共和」的話,那麽,在我們已經明瞭大中華民國的共和進程乃是「一個國統法統,幾代共和政府」以後,究竟怎樣劃分,才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才能真正表現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清晰歷程呢?

二、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分期」

大中華民國的「第一共和」時期,就是自191211日「大中華民國」創建,到1927418日蔣介石「重建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並初步統一中國」前後(—1929)。這一歷史時期前後十七年,可分為「初創期,顛覆期和混亂期」這樣三個階段。

初創期(19111913)是指辛亥建國、初試憲政和袁世凱等前清改良派順勢投機革命、殺害革命黨人、篡奪革命成果的時期。本時期內,初試啼聲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仍然在艱難而又頑強地堅持著。

顛覆期(19131916)就是從前清改良派大臣袁世凱準備和復辟帝制、廢止憲政,直至前清改良派軍人張勛和改良派領袖康有爲復辟滿清的時期(僅11天)。本時期內,孫中山發動和領導了反袁護國運動,蔡鍔發起了反袁護國戰爭,全體國民發起了反對張勛和康有爲復辟滿清王朝的高潮,並以袁世凱復辟帝制和張勛復辟滿清的失敗爲勝利標志。

混亂期(19171929)起自袁、張復辟失敗,袁世凱旗下的晚清改良派軍人——北洋軍閥開始破壞共和,製造混戰;歷經孫中山爲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而發起護法運動,幾起幾敗;直至蔣介石勝利領導北伐,重建南京政府和初步統一中國,是為大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政府」的誕生。

大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時期,前後二十二年(19271949),是民國發展的極重要時期。是繼「第一共和」遭遇顛覆、混戰和失敗之後,以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爲發端,直至大中華民國在1945-1949年的內戰中被中國的「共產革命戰爭」所顛覆。之所以稱她是「第二共和」,是因為她於1927年繼承了大中華民國的國統,恢復了第一共和的法統,開始了大中華民國的又一個「走向共和」的新時代。

大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時期同樣經歷了三大階段,即:準備期和初創期,捍衛期和建設期,確立期和失敗期。

準備期和初創期(19161928)。

準備期是指孫中山和國民黨發動和領導的護國、護法運動,為後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重建共和奠定了歷史的基礎。

初創期,既為蔣介石破解蘇共指使中共反對北伐,而不得不以「整理黨務案」 來重新集結中國國民革命之真正力量的時期;又是蔣介石在領導北伐勝利進程中遭遇蘇共與中共破壞與背叛時,又不得不以「四一二清黨」來保證繼續北伐的時期;更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爲抵制親蘇的「武漢政府」要迅速「移植蘇俄共産制度於中國」【註二】,遂於1927418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時期。因爲重建的南京政府繼承了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最終贏得了北伐的勝利,結束了軍閥們在大中華民國國統之下實行軍人統治、製造混亂混戰的「僞共和狀態」,所以,她才是第一共和的結束和第二共和的開端。

 

捍衛期和建設期(19281945)。由於第二共和初創前後,中共就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第三共産國際的直接指揮下【註三】,公開地背叛中國國民革命——城市暴亂,農村暴動,此起彼伏,北伐的後方和中國的南方,幾無寧日。此其一。

其二,1929年初,因東北易幟,大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統一,蔣介石遂召開「國軍編遣會議」,爲軍隊國家化作準備。但是,新舊軍閥因舊習難改而竭力反對「軍隊國家化」,發動了一連串的軍事叛變,特別是「中原大戰」。於是,一場爲保衛「第二共和政府」的「內戰」,而不是共産黨所指駡的「軍閥混戰」,就這樣被拉開了戰幕。

其三,在「軍閥殘餘之殘餘」們(陳獨秀語)反叛「第二共和政府」的戰爭期間,蘇共命令中共發動的武裝暴動和武裝割據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其四,軍閥們反叛第二共和的戰爭剛剛失敗,日本即於1931918日陰謀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

其五,「九一八」之後不過兩個月,中共就受「俄命」於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翌年,佔領了中國東北的日本侵略軍,又效法前蘇聯和中共,在長春篡立「日屬」「滿洲國」。現代中國的分裂從此拉開了他的黑幕。

其六,「軍閥殘餘之殘餘」雖然被打垮,却沒有徹底滅亡。他們暗中與中共和外敵互相勾結發動叛亂的「事變」屢屢發生,直至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事變」和「西安事變」被「和平解决」,殘餘軍閥的割據叛亂才算落下帷幕。然而,不過半年而已,不能容忍蔣介石真正統一中國的日本帝國便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註四】,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

其七,「七七」事變之後,既有汪精衛的公開叛變投日,篡立「南京漢奸政府」即「日屬南京政府」,以對抗大中華民國的「重慶抗日政府」;又有共産黨既要「藉抗日以圖存」,又要藉「抗日以擴張」;更要積極地準備「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發動人民革命以奪取政權」【註五】。

第二共和的「捍衛期」雖然無比的艱險,她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建設共和」的黃金時代。因爲在這一歷史時期內,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逐次地平息了軍閥殘餘的叛亂(1929-1936)。國民黨决策「剿共」,獲得了反擊蘇俄命令中共暴動造反和「武裝保衛蘇聯」的一次又一次勝利。國民政府不僅加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建設,贏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譽,並積極準備和領導了大中華民國的偉大抗日「衛國戰爭」,參與並領導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直至二戰獲得勝利,中華民國成爲世界四强之一。同時,中華民國之「第二共和」政府早在抗戰之前和血火紛飛的抗戰之中,就已經「草擬憲法、開放黨禁、準備憲政」,並宣布要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年即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是近現代世界歷史上,也是在二次大戰時期,「唯一在血火紛飛的衛國戰爭中堅持準備民主憲政的國家」。按理說,抗戰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其「第二共和」政府最終確立的前景,本該是十分光明的。

 

確立期和失敗期。所謂第二共和的確立期和失敗期(1946-1948),前者是指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勝利後第一年,她首先召集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以來唯一一次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由各黨派自己選派代表參加,爲「制憲」作了準備。1946年的11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遵照自己在抗戰時期的諾言,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將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以來,於前後34年的艱難歲月中,逐步制定,逐步徵求意見,和逐步完善起來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各黨派共同修訂完成,三讀通過,公告天下。這部被胡適之譽爲「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和1948年「行憲國民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華民國民主憲政體制的確立。這才是第二共和政府的確立和本質。

失敗期是因爲「天有可測之風雲」。中華民國萬難而成的憲政體制,在中國大陸竟很快遭遇了凄慘的失敗和無情的廢弃。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中共就已經借搶奪「對日受降權」迅疾發動了內戰。此後,不論是「制憲國民大會」還是「行憲國民大會」,雖然蔣介石一再地對共産黨虛位以待,一再地拖延會期以等待共産黨代表參加會議,但是,中共如同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列寧黨(布爾什維克)」一樣,其始一邊發動內戰,一邊參加制憲,同時陰謀反對「制憲國民大會」;繼則從拒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到發動更大的內戰來壓迫和消滅剛剛確立的憲政體制;甚至在最後的渡江談判之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條件,便是要廢弃《中華民國憲法》。就這樣,經歷了三十四年艱難奮鬥,經歷了三十四年的外患內憂,經歷了慘絕人寰的抗戰犧牲,才終於換來的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第二共和」確立和勝利的標志,就這樣毀滅在共産黨發動的內戰硝烟之中。

三、蔣介石與「第二共和」的關係

今天,在經歷了大陸各界學者、尤其是各方民間學人勇敢反思三十年之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一九四六年於「制憲國民大會」上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簡稱「四六憲法」),但也有少數「學者」和「民運人士」錯誤地認爲,「一九四六年憲法」才標志著第二共和的誕生,絕不承認大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是以蔣介石和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爲其發端,不承認第二共和的成功與確立——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於外患內憂、甚至是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中艱難推進憲政的成果;有的至今還在尾隨著共産黨,污指蔣介石在1927-1949年的二十二年間,實行的是專制獨裁統治。其中稍解此段歷史的,也要給蔣介石安上當今的一個「時髦政治理論」——所謂形同獨裁的「威權統治」。當然,還有一些人認爲「共産黨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參與制定者」(實為破壞者),如此便可以模糊或抵消共産黨自始自終都是「第二共和」的反對者和出賣者這樣一個鐵的歷史事實,以「爲共産黨留下一個也是第二共和建立者」的歷史地位,甚至是爲共産黨著想,要爲共産黨最後的「自救手段」即「回歸民國國統,繼續實行專政」留下「一塊地盤」,爲當今這個對臺灣國民黨來說十分可怕的「國共合作」墊底【註六】。

當之今日,中共於昔日種種破壞《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行徑全遭揭露之時,特別是共産黨才是堅决推倒和廢弃中華民國「四六憲法」之仇讎的事實,也就只能使如此的論調變得滑稽可笑,甚至是滑稽可恨了。民間反思的成果則是:蔣介石是遵循著孫中山確定的「軍政、訓政、憲政」道路,在軍政結束後立即實行訓政,發布「訓政綱要」;又於軍閥重開戰火、共産黨爲遵「俄命」要用暴力將中國「蘇維埃化」時,才不得不「軍政、訓政並行,並開始準備憲政」;在其後漫長的反侵略戰爭中,居然還能「實行軍政、訓政和推進憲政」並舉。二十二年間,蔣介石和當年的中國國民黨走的就是這樣一條對「民主憲政」之萬難推進的道路。若非如此,「第二共和」從何而來?

長期以來,鳥籠裡的自由派們和一些民運人士攻擊蔣介石的訓政,比攻擊共産黨的專政可要猛烈得多。然而,「所謂訓政,就是一邊推動地方自治,一邊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前者是爲訓練人民使用民權,後者則是爲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內憂,特別是已經成爲嚴重教訓的種種專制復辟欲望。它絕不是『形同專制的威權統治』,却是『威權民主政治』……因爲它的目的,還是要『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走回專制獨裁』。雖然,『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越過了威權的限度就是獨裁』。但是,三十年代的共産派文人,甚至是所有的自由派文人,都公開在報刊上駡蔣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恰恰說明瞭他雖然推行訓政,却沒有「越界」而成爲獨裁和專制。所以,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一批繼續號稱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當他們依然要像在大陸一樣窮追猛打地批判、否定「蔣介石獨裁」,直至要與大陸的共産黨「裡應外合」,意在推翻中華民國臺北政府時,實行「威權民主政治」的國民黨蔣介石,就要對他們實行一定的『限制』……而這個『限制』,就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面對著共産黨天天都在叫囂著要解放臺灣的嚴重威脅,而不得不在已經建立的憲政體制下恢復的『訓政』……」【註七】

今日,大陸民間在經過三十年對現代史的反思之後,「懷念民國」已經在我們祖國的大陸蔚然成風。而民國之所以被懷念,就是因爲蔣介石和國民黨從來就沒有像共産黨這樣厲行專制,方才使得我們的大陸人民,在「真假共和」之比較中,漸起「懷念民國」之心。至於蔣介石在其二十二年的「反動統治」中,對建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太多貢獻,哪怕是錯誤,就不去說它了。因爲歷史反思的繼續和深入,已經在各個方面提供了蔣介石與「第二共和」的血肉關係。當今的事實是:孫中山有關「軍政、訓政、憲政」的指導思想,蔣介石創建和堅守大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政府」的歷史經驗,終於在大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開花結果。臺灣地區在相對的和平發展時期,終於走上「民主憲政」即「還政於民」,使之成爲大中華民國的一朵燦爛民主之花,面對著整個大陸的專制黑暗,開放得光彩四溢。雖然近二十年來,從共産黨大陸壓迫到民國臺灣島上空的那一層層專制的烏雲,那一片片統戰的雲彩,依然在窺視著她,驚擾著她,壓迫著她,甚至在「誘降」著她。

四、國民革命與共和成敗的關係

應該說,大中華民國的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雖都是「成敗交加」,但她不僅為後來的中華兒女留下了推進共和進程的豐富歷史檢驗和慘痛歷史教訓,同時也將她與近現代中國四大波國民革命巨瀾的關係,分解得清清楚楚。因為,沒有第一波中國國民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就沒有第一共和的誕生;沒有第二波中國國民革命的興起與成功,就沒有第二共和的艱辛開創和艱難推進;也正因爲第三波中國國民革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敗,所以,歷經曲折和艱難才剛剛確立的第二共和,才會被「革命名義下」的國內外共産專制勢力所顛覆。從此,第二共和的餘脉由於兩蔣時代國民黨的堅持,終於在大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逐步地獲得了鞏固和發展;却因爲「李黨」和國、民兩黨輪替政府的明暗「兩獨」(獨臺與臺獨)路綫,以及臺灣國民黨絕對不敢向共産黨伸張真正的「共和」之牌,以抵抗專制的威逼與誘惑,竟使共和的臺灣處在中共專制的威逼利誘之下。而共産黨在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和殘暴統治,不僅徹底地顛覆了大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政府;它的後三十年專制改良,至今還在明目張膽地阻擋著中國的共和進程。倘需一言以蔽之,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早已證明,「國民革命成,則共和存;國民革命敗,則共和亡」。當今之世,只要正在蘊蓄著巨大能量的第四波中國國民革命能够最終地取得勝利,並於大陸重建中華民國政府,以與現存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合二爲一,是爲「大中華民國的第三共和政府」,而不是重建中華民國的「第三共和國家」,更不是要在「馬列中國」的外來國統上再製造一個所謂的「第三共和」來,那麽,中國國民革命「以竟辛亥之功,以全統一之望」的歷史願望,離她最後實現的日子,也已爲期不遠。

 

註釋:

註一:參閱清隆裕皇太后「退位詔書」和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

註二:一九二三年《孫文越飛聯合聲明》明載:「不得移植共産制度於中國」。

註三: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

註四:《誰是新中國》和愈來愈多的中日資料都已經在揭露「七七事變」的第一槍是中共特工開的。其意乃是促發中日戰爭以救共。可在網上查閱。

註五:毛澤東《論持久戰》。

註六:民國史上從來就沒有「國共合作」。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乃是中共在蘇共的命令下施行對國民黨的「挖心戰術」。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則是全面抗戰前夕,共産黨爲保存自己而兩次提出「四項保證」,向國民政府投誠,和國民政府接受共産黨「輸誠」。

註七:請參閱辛灝年悉尼講演現場答問:《五胎說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