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完全政變手冊

 

作者: 愛德華.魯瓦克(Edward Luttwak

譯者:王亦穹

 

編者按:葛明先生通讀《完全政變手冊》之後摘錄了其中的重要內容,提供給本刊,供讀者參考。這本書所指的政變,指的是在首都突然發動的針對中央政府的武力顛覆,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各地的革命志士,但政變謀劃和執行過程中的許多注意事項和地方民變、兵變是相同的。在不暴露自身的情況下,請讀者購買臺灣木馬文化出版社的原書。

第一版自序

任何一個有興趣的普通人,只要準備好適當材料,都可以靠著本手冊打造出自己的政變,只要事先知悉個中訣竅即可。但作者再次必須先提出兩句警告:第一,政變要成功,必須具備某些先決條件……。第二,讀者應當知道,發動政變的風險遠比烹調失敗高。

1979年版自序

(新興國家)缺少了一樣東西,既無法在國內製造,也無法從國外取得,那就是真正的政治社群。……新國家的管理階層對於個人握有強大的權力,這些權力來自現代國家裡的全國檔案、記錄、交通工具、電信設備,還有現代武器。但這些掌權者的行為並不受到法治的拘束,也不用受制於任何真正政治社群所必定維繫的道德標準;這些違法者甚至連惺惺作態都不需要。最重要的是,掌權者的行為不受政治壓力束縛,因為被壓迫者既沒有西方民主社會的投票機會,也沒有適當的社會架構來發起政治活動。

因此在這些新國家境內,內政敗壞的問題無所不在,取代了殖民時期統治者的毫無作爲。行賄的問題從過去持續至今,但現在却成爲人民和政府打交道時的常態。在過去的殖民時期,人民面臨的是距離遙遠的極權統治,但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周密又泛濫的壓迫,因爲官僚與警察都再也不必面對合法與否——或者至少程序上合法與否——這些規範著殖民者的問題。其結果是橫徵暴斂可以無上限地增加,公民就算守法也無法確保自己的自由、生命、財産,因爲法律根本無法阻止執法者的暴行。

公共權力可以輕易帶來個人財富,這個邏輯人盡皆知,掌權者致富的例子更是全世界比比皆是。但一到第三世界國家,這種邏輯的運作進入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境界,不光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收賄不再是政治的附加現象,而是治理人民的必備過程,掌權者完全沒有自我收斂的必要。缺乏政治社群的後果,完全顯現在新興國家普遍公然貪污的現象上。沒有政治社群,就沒有有效的道德標準,而沒有自然源於社群價值與信念的準則,國家不過是一具機器罷了。從這裏,政變因此産生,因爲就像其他機器一樣,只要找到關鍵的掣杆,任何人都可以操縱整台機器。

第一章 政變是何物

政變的目標是切斷國家長期雇員與當權者之間的關係。如果當權者與國家雇員之間存在著政治聯繫、民族情感或傳統效忠關係,那麽要離間他們就比較困難了。……但不管這些關係的本質爲何,形成的同盟通常都不够緊密。有意進行政變的人,也因此有了可乘之機。

……國家組織可以視爲一部機器,其行動通常不經思考,容易預測。政變利用的就是這種機器般的行爲模式:發動政變時,行動者的目標是利用某些部門來奪得控制政府機器的關鍵「掣杆」;政變執行完畢後,由於政府組織反應如同機器,因此控制了「掣杆」就控制了政府。

有些國家行政組織發展健全,國家這部機器的運作比較細膩,接到命令時個人有足够的空間先判斷命令適當與否,再决定是否執行。部分已開發國家就屬於此類。在這些國家裏,政變很難成功。

大部分的國家……國家機器規模够大,發展却不够成熟,因此有心人只要能够辨認出關鍵「掣杆」,動手奪權時這些國家便無招架之力。

革命:發起這類行動的人,通常是沒有組織的一般大衆(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其目標則是改變社會與政治結構,並換上一批新的領導者。

 

宣言(pronunciamiento):基本上,這就是西班牙與南美洲的軍方政變。在十九世紀的西班牙,宣言原本是極爲講究形式的行動:一開始先要召開工作會,由軍事將領提出意見,第二步則是進行承諾,由各參與者作出承諾,並約定酬賞。然後是呼籲起事,最後則呼籲士兵跟隨將官,一同反叛政府。

宣言通常不是爲了反抗政府作爲,而是表達自由派立場。理論上奪權的目的是爲了確認「國家意志」——典型的自由派概念。之後西班牙政府逐漸左傾,軍隊則越來越向右派靠攏,宣言理論也從原本新自由派的「國家意志論」演變爲新保守派的「真實意志論」。此一論點假設國內有所謂的「國家本質」,也就是一種永恒的精神結構,但未必會展現在大多數群衆的意志中。軍方被賦予的任務是闡釋「西班牙本質」,保護其不受政府侵害。必要時甚至可與民衆對立。

宣言的領導者通常是特定軍事領袖,不過行動時則打著全體將官的名義。宣言與「兵變」或「政變」不太一樣,發動兵變者僅爲軍中部隊的一部分,政變則由不具軍人身份的人,利用部分軍方部隊行動。但宣言則是由軍方全體發動政權易手。

 

兵變(putsch):基本上,兵變是戰爭中或戰爭剛結束後不久發生的現象,意指軍中的正式組織起而反對原本的長官,帶領部隊奪權。

 

政變的定義:

政變與上面數種奪權方法雖有相近之處,但最大的差異在於政變不需要發動群眾,武裝部隊的作戰也未必會影響大局。

群眾或部隊的支援當然能讓奪權過程更加順利,但政變者如果在事前就假設自己必然能獲得群眾或部隊的援助,未免有點太天真。如果我方並非握有武裝部隊的將領,則策劃政變時便不能假設手中已掌握住相當數量的兵力;我方想要推翻的政府通常也不可能容許我方進行宣傳和組織。可是如果沒有這些行動,我方又無法有效運用「廣大的人民群眾」。

如果政變的武器不是群眾,也不是戰爭,那麼政變者究竟要靠什麽來奪取國家的統治權呢?簡而言之,工具就在政府之內。

政變的正式功能性定義:政變就是,滲透政府機器的少部份關鍵部門,藉以推翻現任政府,取得機器其他部位的控制權。

第二章 政變的時機

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注意目標。以英國為例,我們若要在那裡發動政變,并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可是奪權成功后我們執政的時間應該不會太長,因為英國的人民與官僚對政府的本質與統治的法律基礎都有了基本的瞭解,所以他們必然會揭竿起義反抗我們,恢復合法政權。

這種反應會讓政變的初期成功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就算原來的政府再怎麼不受歡迎,新上臺的面孔再怎麼討喜歡,都無法避免「政變後不能長期執政」的這種狀況,因為社會大眾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民對政治抱持興趣,積極參與。換句話說,他們承認政府的權力是由正當的程序產生,就算是不支持原來政府的人,也會積極擁護「政權合法轉移」的原則。

……人民一旦學會檢、質疑上級的命令之後,多半就不會再乖乖接受政變者所發出的命令了,正如他們已經不再無條件地服從政府。在這種國家裡,一切命令都必須先經過合法或適當與否的檢視。

……

統治者與人民的對話只能在唯一的前提下發生:那就是社會上有足夠數量的人民識字,衣食無憂,而且不必害怕「發聲」會導致報復。就算具備了這些條件,有些情況仍可能造成雙方關係惡化,導致人民對統治者感到冷漠與不信任,有時程度甚至嚴重到讓政變者有可乘之機。

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成立,就某方面而言這件事很接近政變。1958年的法國政治死氣沉沉,才會因此成為政變沃土。但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極具彈性,難以作為政變目標。唯一的例外是除非有某些「暫時性」因素發生,削弱了固有體制,搖撼了原本健全的基礎。最長見的暫時性因素包括:

a)長期、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大規模失業或難以控制的通貨膨脹。

b)漫長失利的戰爭,或是在軍事、外交上嚴重挫敗。

c)多黨政治中政權長期不穩定。

……

政變的先決條件

1958年的法國……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與民眾間的對話管道失靈。話又說回來,在許多國家——或者說大多數國家——裡面,無論該國國內當前的局勢如何,人民都沒有任何管道可與政府對話。

只要列出最近曾出現政變的國家清單,就可以看出雖然這些國家的民族組成與歷史背景迥然不同,但社會經濟具有某些相同的狀況。只要認清這些狀況,就可以發展出一套指標,對照特定國家的基本社經資料后,就看得出這個國家是不是政變的好目標。

經濟發展落後

……大部份民眾對政治消極以對,不過他們的噤聲只是被壓迫者的沉默,絕非麻木不仁。貧窮與被剝削感帶來深沉的憤怒,這股怒氣始終不曾遠去,有時便會驟然爆發。

……

雖然群眾有時會採取暴力又無從具體解釋的行動,回應某些簡單且激動人心的議題,但基本上他們無法反抗政府的權威,對政府及官僚的日常作為也興趣缺缺,不加注意。他們可能服從,也可能逃躲政府發佈的命令,卻從來不曾反抗命令或思索這些命令是否適當。

權力與政治參與全都掌握在少數受過教育的「菁英」手中。這些人讀書識字,受過教育,衣食無憂,生活安穩,所以他們跟絕大多數的本國同胞不同,簡直就像另一個不同的種族。大多數民眾都承認這個事實,也接受菁英獨掌大權的局面,除非被橫徵暴斂逼到走投無路,否則通常會安於菁英的統治。重點是,無論政權更替合法與否,他們都會接受新領導者。畢竟對他們來說,上臺的不過是另一批「那幫人」罷了。

於是,假如在政變發生后,村裡的警察上門宣讀新政府宣言,廣播電臺聲稱舊政府貪污腐敗,新政府會為大家帶來食物、健康、學校教育——有時甚至還包括民族榮光;大部份民眾對這些承諾或指控既不相信也不質疑,只將其視為發生在遙遠他方的故事。對政變者而言,只要民眾維持這種漠然的態度,就足以讓他們成功掌權。

官僚系統的下層人員也有類似的反應——或者說類似的缺乏反應。這些人本身缺乏深切的政治知識,因此舊政府的政策與正當性遠不如直屬上司重要。上層的「老闆」發號施令,握有拔擢或降職的權力,最重要的是靠著這些上司,下層人員在村裡才能享有半神般的威勢與特權。政變後,下層人員依然服從地方行政中心辦公室——不管坐在那裡的人是不是同一個——只要裡面的人發得出薪水,又跟首都的政治圈有連結就行了。

對階級較高的官員、軍官或警官而言,政變既是危機也是轉機。有些人與舊政府關係過深,無法與危機撇清關係,可能的選擇只有逃走、起而對抗政變,或是對新政權輸誠,以便享受早期效忠者的獎賞。這些人會採取哪一種行動,全看他們如何判斷敵對雙方的實力消長而定。但對其他大多數階級較高的人而言,他們與舊政權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政變代表機會,而非危險。由於新勢力需要他們所屬的組織提供服務,這些人可以接受政變,進行交涉,要求更高的薪水或地位,也可以像1966年阿爾及利亞一樣,抓住短期動盪的機會,另行組織一場政變,自行奪取權力。

在策劃與執行一場政變時,大部份的重點都必須放在「影響菁英階層」之上,讓菁英作出對我方有利的決定。不過在低度開發地區,假如菁英階層決定要反對這場政變,則他們只能透過政治鬥爭的手段為之。理由是,在政治發達的成熟國家裡可以指責對手缺乏合法性,可是這招在低度開發國家沒有用,因為人民並未普遍接受政權應當合法的原則。因此反對政變者不能主張恢復正統政權,只能將政變者直接視為政敵,在同樣的層次上競爭。但這樣一來,反對政變者本身政治或族裔上的敵人也會集結到政變者麾下。不管怎樣說,抵抗政變意味著用臨時組軍的部隊對抗已有組織的武力,而且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一般民眾幾乎必然抱持中立,所以抵抗政變者將陷入孤立。

對大多數菁英而言,政變未必會威脅到自己,因此他們可選的路有兩條:抵抗並面臨重大的個人危機,或是不動聲色以策安全。要表態支持政變很簡單,只要什麽都不做就行了——這也是大多數人通常會做的選擇。

正因如此,不論是社會上的哪一階級,政變後最可能的反應就是接受現實。一般民眾與基層官僚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與敵對雙方都沒有連接;高階官僚則是因為就算反抗也無法號召到足夠的支持,反而會使自己身陷危機。政變要成功,關鍵就在於大眾的抱持沉默。在政治成熟社會中,民眾會自發抵抗政變,與其他社會的沉默大眾恰恰形成強烈對比。

在極權國家中,如果要孤立那些可能推翻政權者,常見的手段包括午夜上門逮捕和監控所有社團(不管那些社團再怎麼與政治無關都一樣)。在低度開發國家,社會條件則會自動將反對政變者孤立在一般民眾之外。

因此政變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如下:

目標國必須具備特定社會經濟狀況,可以將政治參與局限在一小部份人身上。

所謂的政治參與,並非在國內政壇舉足輕重或是積極參政,而是對政治有大致瞭解,約略等於經濟發達國家中一般人民對政治所具有的理解。此項先決條件也意味著在官僚體制中,除了最高階的官員外,一般人員只會機械化地聽命行事,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不足。

更進一步說,這樣的「經濟先決條件」意味著地方上沒有政府系統——或說得更精確一點,缺乏具有民意基礎的地方政府。的確,許多低度開發地區都有某種形式的地方政府系統,以傳統部族首領作為基礎,但這些系統可能扮演的兩種角色通常都不是建立在民意上。這些地方政府系統可能本身原來就擁有強大的勢力,使得一般民眾必須同時接受中央與地方政府系統的雙重統治;要不就是這些地方系統早已經崩毀,殘餘的作用與稍嫌保守的公務員差不多。在這兩種系統中,一般民眾都無法像西方公民一樣,積極參與村裡或鎮上的小型政治圈。

由此可知,經濟落後的環境與典型的成熟民主國家不同,沒有政權分數的情形。經濟落後國家通常是嚴格的中央集權制,就算是正處於過渡階段,權力也可能集中在個別地區,造成各區實際上各自為政。而大家都知道,奪取具體的東西總是比抽象的東西簡單。打個比方,集中在少數菁英手上的權力就像一個保護完善的寶藏,但成熟民主社會中的權力卻像自由來去的氣體——誰能將其一把奪走呢?

政治獨立

……政變的第二個先決條件:

目標國必須有相當的獨立程度,而且國外勢力對國內政治影響程度有限。

地方勢力

……

地方勢力若是強大到足以控制中央政府,可能會使政變無可乘之機。

……政變的第三個先決條件:

目標國必須有政治中心。如果政治中心不只一個,這些中心必須非常明確,而且權力架構的連結必須是政治關係,不能是族裔關係。如果掌握國家的團體並非出於政治關係而結合,那麼除非取得這些團體首肯或中立的承諾,否則政變無法進行。

第三章 發動政變的策略

……

乍看下來,發動政變者似乎只佔領了幾棟建築物,逮捕了幾個政治人物,「解放」廣播電臺,就摧毀了強大的權力結構,但大家其實沒有看到政變成功的關鍵。真正奏效的是一連串危險又精細的操作,政府部隊與其他武力的威脅在這些細膩的操作下被化解,各方政治勢力被迫暫緩行動。……我方要從現有體制內奪取權力,而且只有在營造出新現狀、得到固有勢力接納后,我方才能持續執政掌權;但是在一場革命裡,所追求的卻往往是破壞現狀。就算我們想要推動根本性的社會改革,那也可以等到我方成為新的政府、等到我方執政以後再行動。跟傳統的血腥革命比起來,政變這樣的做法可能更有效率,帶來的痛苦顯然也少得多。

儘管我方努力避免與各方政治勢力衝突,但總是會有些勢力反對政變。因應之道是創造新的局面,用來取代舊有平衡,並利用我方掌握的官僚系統與維安部隊強力推行統治,大幅降低抵抗。政變最關鍵的時期就是我方行動已浮上檯面,卻尚未取得政權的這段過渡時期。在這段過渡期間內,我方必須達成以下雙重任務:一方面確保對國家機器的控制,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將統治推向全國。在政變當中,無論那一項任務遭到抵抗,都會造成另一項任務面臨更嚴重的抗力,萬一形成連鎖反應,政變就可能因此失敗。

因此擬定策略時必須時時考慮兩項重點:第一是以最快速度結束過渡階段;第二則是在政變前與政變剛發生時,化解可能反對我方的勢力。在政變行動階段,任何任務稍有延遲,都會暴露我方最根本的弱點:我方的政治立場可能遭人貼上標籤,導致所有反對我方立場(或別人認定的我方立場)的勢力集結在一起。只要政變速度夠快,我方不必表明身份,則各方勢力就不會有動機或機會反對我方,因為我方仍有和他們結為盟友的可能。一旦稍有延遲,我方就會失去最主要的優勢——那就是各方勢力一開始的觀望態度,還有武裝勢力集結部署時必然會出現的空窗期。

速度至上,意味著政變的許多任務幾乎必須同時完成,換句話說,政變需要大量人員。如果一開始參與策劃的只有少數政治夥伴,那麼就必須透過策反、招募人才來取得大部份需要的人力。除此之外,我方吸收的人員還必須受過訓練並擁有裝備,以便準確、迅速地行動。這樣的人通常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國家本身的武裝部隊。

……政變時雖然要讓許多勢力抱持中立,可是應付政府的主要鎮壓工作時,卻應該採取不同的對策。對付武裝軍隊、警察與安全單位時,我方必須吸收部份部隊,進而解除其他部隊的行動。應付政治勢力時,只需讓他們不致起而反抗我方即可。

政府的武裝軍隊有能力直接出動攻擊我方,所以在政變之前,務必讓他們完全失去作用。至於政治勢力,通常在政變之後馬上處理即可,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政治勢力對事態的發展有可能有即時影響,這時就必須把他們當成武裝軍隊來處理。

……在1917年的俄國政局中,鐵路與控制鐵路的工會在軍事上扮演關鍵角色,其他國家也可能出現類似的勢力。……因此政變前我方必須先辨明各方政治勢力,加以評估,如有需要,必須先確保各方領袖與組織不致干擾行動。其他不足以直接影響政局的勢力也有處理的必要,不過那是政變後提倡和解與共存時的事了。

解除政府的防衛武力

……

從政變的觀點來看,武裝軍隊、警察、情報機構的規模與威力增強,既是嚴重的阻礙,也是強大的助力。

……

國家安全部隊人數增加,來源變廣,意味著發動政變的我方有了滲透的機會。我方的目的有兩個,不但要煽動數支部隊積極參與政變,還要讓其他部隊無力行動。我方不必作戰,只須在政變進行的短暫時間內,阻止非我方部隊干預即可。

無論滲透、煽動的目的是要讓該部隊積極加入我方,或是只求對方不要干預,都應該視各部隊的組織特性,決定要採取哪種手段。我們面對的是國內所有具備武力的隊伍,而且各部隊的裝備、部署、基本心態都有極大的差異,以下將一一分別討論。

解除政府軍的勢力威脅

現代士兵攻擊效率高,又有高速運輸工具、穩定通訊方式、精良武器作為後盾,因此就算效忠原政權的部隊只有一支,只要在我方人數不多、大部份民眾與國內武裝部隊抱持中立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很可能發生),光憑這支部隊就足以鎮壓政變。因此發動政變之前,一定要徹底調查目標國的武裝部隊,任何有可能干擾行動的部隊,哪怕規模再小,都絕不能忽略。

……這裡主要討論陸軍,……除了少數特例外,只有陸軍隊政變有重大影響。……煽動空軍叛變的確可以獲得極強大的火力,但在我方未來的首都(也是我方政變后的居住地)進行戰略轟炸,對新政府的支持率顯然有不利的影響。

……

陸軍有自己傳統的編制方式,但各國略有不同。一般可以分為師、旅、團、營、連、排等幾種單位。但撇開理論架構不談,軍隊真正的組織與決策重心通常只集中在一兩個層級,因此我方的重要任務就是辨認出真正的決策層級在哪裡,然後集中精力對付。……爲了真正深入滲透軍隊,有時策反的對象還必須包括決策層級下方數層的人員。在決策層級以上運作,則是沒有意義的。

……

主要的發佈命令與進行通訊地點應該位在何處,這點乍看不需特別條件,事實上卻需要考慮到心理與科技因素。除非士兵訓練有素,全心投入行動,否則大多數軍隊都需要經由上級嚴格控制,才能達成整齊劃一的集團行動,理由是個別的士兵既沒有紀律,也沒有能力獨自進行戰鬥。如果沒有通訊器材讓士兵接收新命令,並回報自己的情況,則就算士兵極度投入,也不能讓他們在遠離主要部隊的地方戰鬥。一般說來,戰鬥地形越是和緩,或是士兵的紀律與效率越低,則參與行動的單位就必須越大。相反地,軍隊訓練程度越高,裝備越精良,或是地形限制越大,部隊就可用越小的單位個別行動。

……

研究目標國的軍隊組織,找出真正的運作層級後,下一步驟就是鎖定有能力干預政變的部隊,不論他們是敵是友。判斷的標準有兩種,那就是目標部隊的性質與駐紮地點。

……

可影響政變的武裝力量是:

一股部隊若位在政變發生地的附近,或是擁有運輸工具,可以在政變發生後十二至二十四小時內從駐紮地點(通常是首都)趕到政變地點並進行干預,就能阻止政變或接管政府機器,影響政變結果。

如何滲透武裝軍隊

初步調查目標國軍隊后,我方應該已經得知兩項至關重要的情報,那就是可能干預政變部隊的性質與組成,還有內部真正的運作層級。……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討論到軍隊的形式組織,但現在必須更進一步分析,找出各部隊的「關鍵人物」。……(現代軍隊)組織的效率仰賴眾多武器與設備,還要有專業人員進行操作。每支軍隊都包含這些不同元素,因此整個系統仰賴兩種不同的關鍵人物:「技術員」與整合他們的「指揮官」。

所以下一步就是認清,誰是可能影響部隊、出手干預政變的「關鍵人物」——不管這支部隊是敵是友。由於我方已經鎖定部隊內的「指揮層級」,無形中誰是「指揮官」的問題已經解決,現在要做的就是找出「技術員」。「技術員」到底是哪些人,必須視部隊的性質與目標而定。比方說政變時舊政府若想要召喚(首都三百公里外的空軍旅級部隊),則只要有下面任何一方的協助,就可以阻止這支部隊行動:

i)負責操作通訊系統,讓政治領袖與部隊聯絡的人員

ii)運輸機隊的空勤或地勤人員

iii)機場的地勤人員

iv)起飛或降落機場的塔臺航管人員,飛行條件不佳時尤其重要

一般說來,組織分工越細,效率越好,但也越經不起打擊。……

這也意味著我方若希望阻止某支部隊干預我們的政變,最理想的合作對象將是技術員,而非指揮官。因為前者較容易獨自行動,也較容易被吸收(而且安全)。另一個原則是若其他條件相等,解除行動時應先從組織最複雜的部隊下手,合作時則找組織最簡單的部隊。這樣不但可以減少遭到突然背叛的風險,也可以將必須拉攏的人數降到最低。

在接近關鍵人物、說服他們加入我方(以利我方取得部隊控制權)之前,必須針對軍方收集足夠的資訊,以便得知:

a)在政變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哪些部隊可能出手進行干預

b)該部隊真正的指揮系統,還有指揮官為誰

c)該部隊的技術結構,還有關鍵技術員為誰

要「整合」一支部隊進入我方陣營,需要指揮官們主動配合。在技術層級相對簡單的部隊裡,就算部份技術員背叛我方,也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如果我方已經成功滲透一支部隊,那些忠於原政權的指揮官應該不致造成嚴重阻礙。

策反的對象究竟要選指揮官或技術員,必須視潛在干預部隊的組織與當時的政治情勢而定。如果軍官階層與士兵的政治傾向有明顯落差,我方可能完全不需要指揮官配合,就可成功吸收到一支部隊。但找出士兵中的非正式領袖相當困難,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一廂情願地認定,我們一面在策劃政變,軍中的政治歧見一面持續在惡化。在另一方面,軍中的技術結構比較穩定,較不利於滲透,但我方也不應該過度仰賴軍中的技術人員。

在容易發生政變的國家裡,掌握軍隊人事者當然也知道關鍵人物可能叛變,造成威脅。因此……看似容易下手的部隊裡,成員很可能都經過精挑細選,值得當權者信任,指揮官也由當權者的心腹出任。……

尚未真正開始搜集個人情報、進行第一次接觸之前,我方多半不知道哪些部隊與現任政權關係緊密,一般也無法得知哪支部隊最後可能加入我方。因此行動前雖然必須先大致進行分類,將個部隊區分成可能的盟友或必須解除行動的目標,但不妨先保持行動的彈性。等我方逐漸掌握哪些部隊可能加入,就必須將精力集中在可以拉攏的目標上。我方的滲透越深入,加入政變的部隊就越值得信任。

如果只需要暫時解除某一部隊的行動,那麼過度滲透該部隊便沒有意義。每次接觸單一人員都帶來風險,知悉政變內情的人越多,計劃的保密程度就越差,所以我方必須避免過度吸收人員。

當一名軍官被我們找上,受邀加入政變時,除非他完全忠於現政權,不如他就得在眼前許多選擇當中擇一加入,其中既有機會也有風險。

擺在他眼前的提議,可能來自原政府情報機關的臥底人員,目的是測試他對原政權的忠誠度;眼前的提議也可能是真的,但政變計劃卻不安全,也不會成功;最後,提議也可能來自勝券在握的政變策劃者。

如果是臥底人員的試探,那麼接受提議的下場就是失去工作或是付出更高的代價——向上級報告則可獲得忠誠的獎賞。如果提議真的來自政變者,那麼成功後能否得到好處還是未定之數,向上級報告卻一定能立即得到獎賞。在這種情況下,最自然的選擇就是向上級報告。

接觸人員時所需要用到的所有技巧,都是爲了克服上面的推論。我方除了要強調政變成功後,同志能得到相當的好處(必須描繪得遠勝過忠心的獎賞),還必須提出另一個有利的論點,那就是點醒目標人物一個事實:他如果去向上級舉發,聽取報告的上級本身也可能是我方的人。除了大力強調上述兩點外,我方還必須盡量淡化可能的風險。在理想情況下,可能加入的人員最好與我方有其他連結或利害關係,讓他們加入的動機不僅限於貪欲與恐懼。

……

如果沒有現成的激進派系可以利用,我方就只能使用一些小手段,偽稱自己的政治立場,接觸可能加入的人員。但撇開誠實與否的道德問題不談,我方的偽稱必須口徑一致,否則在各方人馬面前一律自稱同志,最後可能會導致失敗。

找出特定軍官屬於哪一族裔比較簡單,分辨他的政治立場則困難得多。但最大的挑戰還是弄清他是否被排除在高層指揮系統之外。只有家人或最親近的朋友才會知道這名軍官是否認為長官不公或管理不當,甚至期待天翻地覆的大改變。如果不能直接瞭解這名軍官的心思,就必須借助外在資訊來推測他的想法。

蒐集這類情資是,標準的做法是追溯特定軍官的職業生涯,好弄清誰沒有得到正常的升遷——若是其他條件相同,便可以假設此人很可能參與政變。……不管手段為何,我方的目標就是追蹤軍校各期畢業生,取得可信的升遷狀況。要得知各個軍官是否出人頭地,不能與部隊中的其他軍官比較,必須以同期生的發展為準。

……

族裔關係、政治前途、生涯升遷等等全都可以用來預測我方進行接觸時,目標人數將有何反應。但有兩個重點必須牢記在心。第一與組織有關,第二則是深層的人性。被排擠的人員雖然容易加入我方,但要記住,我們需要的人不但要像技術人員一樣配合我方,更必須能帶領部隊投靠過來。因此吸收對象雖然可能(而且最好)被排擠在指揮高層外,卻絕不能是同儕或部屬質疑的「外人」。吸收同志時我方必然遇上能力不足、人願不佳、貪汙腐敗,或是存心背叛的人物。讓這些人加入不但會危及政變的保密,更可能讓優秀人才不願加入。最重要的是,到頭來我方吸收的指揮官可能根本無法帶著部隊倒戈。

還有一件事要謹記在心,那就是人心難測。到目前為止,我方一直試圖與軍隊人員建立連結,打破他們對上級的忠誠,而在各種連結當中,最強大的就是親屬關係。但我方不能完全放心依靠這種關係連結。阿拉伯人有這麼一句諺語:「我和兄弟聯手打敗表親;我和表親聯手對付外人。」

……

儘管人心難測,我方擬策反加入我方陣營的目標對象,其個人心態又都不相同,我們仍然可以整理蒐集到的資料,將各指揮官依可能的反應排序出來。

……

策劃與情報收集的極機密階段完成後,此刻政變的風險便大幅提昇。之前已經指出,我方接觸的每個人員都有可能向當局告密,造成政變的失敗;而最危險的人,就是每支部隊中我們第一個接觸的人員,因為若是沒有這個人的密切合作,我們就無法取得該部隊與其中人員的真正機密資料。因此,第一個接觸的人員必須在該部隊立足已久,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高階軍官,甚至是總指揮官。擇定人選後,我方第一步就是設法與他會面,先吐露一點風聲,用模糊與空泛的語句點出「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執行這個步驟的人員或小組必須完全符合下列條件:性別男女不拘,必須精明幹練,是策反目標所信任的熟人,卻不屬於政變的核心策劃小組。換句話說,這個人必須具有價值,卻又可以割捨。當然這樣的理想人選只能盡量去尋找,但不管怎樣都不可以將我方核心人員暴露在被密告、揭發的風險中,因為這很可能是致命的錯誤。……

與目標對象的接觸一旦進展到直接討論政變的可能性,就必須告知他三件事情:(a)我方的政治目標;(b)我方已經成功「吸收」了其他人員與部隊;(c)需要他執行的任務性質。我方必須仔細斟酌對目標吐露的每字每句;要放給他哪些情報讓他知悉,這也要事前精心規劃。時時刻刻都要假設對方可能是情報單位的雙面諜。

……我們在陳述我們政變的目的時,必須訴諸政治態度,而非政策或政治人物,因為後者必然較為明確,容易成為被攻訐的目標。而我方要傳達哪些政治態度,也必須小心構思或營造:我們傳達出去的政治態度要能反映國內面臨的困局,暗示既有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還必須反映「形式上」一般大眾的政治信仰。因此,如果想在英國發動政變,我方就可以提及「打造更有魄力的政府」,甚至還可以暗示(是事實與否,並不重要),政變與某位知名公眾人物有關,例如媒體大亨、企業巨擘、或某全國性產業的大老闆等。如果是在拉丁美洲發動政變,博取認同時大概就得暗示「人民交付了神聖的任務給武裝部隊」,必須由他們出手「清理政治人物的爛攤子」,以便達成「社會/國家的進步,捍衛財產權/個人的權利」。

……擬定口號乍看簡單,但實際用語必須經過謹慎斟酌,好取得最佳政治效果。舉例而言,我方必須避免太過明確的口號,但營造出的目標如果太過籠統,一方面很可能會引起聽眾當中較敏銳者的懷疑,另方面又不足以挑起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另外還要記住,許多國家的武裝部隊在心理上與政治上與一般社會完全脫節,因此他們關注的事項與信仰很可能跟整個社會都不一樣,甚至可能與一般大眾對立。軍官可能與市民一樣,認為政府應該降低開支,但他們也會同時覺得軍隊預算太低,遠遠不敷所需。如果戰敗或長期的和平而導致軍隊的社會地位滑落,我方就必須隨時強調「讓保護社會的英雄重新取得應有的地位……」。

向接觸目標人物闡明政變目的時,應該保持一點彈性,以便配合這些人的政治立場(他們的政治立場已被我們打探出來)。但也不要冒著被揭發的風險,向不同的目標對象提出背道而馳的不同理念。我們本身是否相信自己描繪出的遠景,這點並不重要,完成政變目的才是重點。附帶一提,禮貌上最好提到我方是迫不得已才採取行動,而且也能體諒目標對象本身必然也感受到類似的掙扎。

一旦政變的想法在目標人物的心中開始生根,我方就必須說明他在政變中要扮演的角色。我們不必透露任何行動細節,但有幾點必須向目標清楚說明:

a)他的任務只限於數項特定行動

b)他的部隊中幾乎人人都加入了我方陣營

c)因此他的行動安全無虞

只有在目標人物不再猶豫,確認加入我方後,才能告知他真正的任務。我們必須把細節盡量說明清楚,卻又不能說得太過清楚,因為我們不希望他瞭解這個任務有多重要。舉例而言,預定交給目標人物的任務可能是構築路障,這時必須告訴他應該準備何種裝備,調派多少人,如何接收行動訊號,卻不能告訴他政變日期,預定設下路障的地點,或是其他部隊的配合行動。

情報是我方最寶貴的資產。在政變籌備階段,我方大部分的優勢在於我們已經掌握國家軍力的大量情報,而掌權者卻對我方所知極少。因此除非真有必要,否則必須避免流出任何情報。儘管我方策反、吸收的對象會認為自己在同意加入前有權知道更多政變細節,但我方若是能堅定清楚地讓他感覺到這次政變行動極為審慎周密,他自然會比較安心。

吸收各部隊的首批人員後,要說服其他人就簡單得多,可加入一起幫忙遊說的人員也會增加,因為從加入政變計劃到真正執行政變之間,新同志可以負起招收新人的任務。另外,第一批人員通常可以製造「滾雪球效應」,或是更好的「雪崩效應」——有了他們當前例,其他人要加入就更簡單了。

成功接觸、吸收關鍵人員後,我方就可以決定該由哪些部隊出來積極參與政變。這些部隊雖只佔全國軍力的一小部分,但一切順利的話,在政變發生的當下,這些人將會是事發現場「唯一」在積極活動的部隊。我們要花更多精力來經營這些部隊,因為對他們深度滲透之後,一定可以帶來回報;過度滲透其他部隊則只會帶來風險。最理想的狀況是我方可以解除所有敵方部隊的作戰能力,但這點不太可能實現。第四章將繼續討論如何孤立這些我方無法吸收的部隊。

在實際的執行階段展開之前,我方究竟要把部隊滲透到何種程度,必須視軍事、政治、地理等因素而定。……

如果目標國是交通運輸發達的已開發國家,又沒有海外駐軍,那麼在葡萄牙(1974年大部分軍力派駐海外)可以憑同樣的滲透率與武裝解除率而一舉政變成功,在目標國卻肯定會失敗。因為我方無力對付有干預能力的大軍。當然,如果我方的籌劃者當中有軍方高階將領,那就另當別論。

大部分情況則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目標國會有小部分軍隊加入我方,大部分軍隊會遭我方解除行動,另外極小一部分軍隊則因我方切斷通訊與交通而被孤立。但除了軍隊外,政府的防衛武力還有警力與民兵系統,以下將討論如何解除他們的行動。

解除警力的勢力威脅

……為了應付犯罪,警方通常在全國廣設警察局,另外成立數個地區中心,設置特殊偵查小組提供協助。維持公共秩序的任務則由不同的「準軍事」單位負責。……警察的工作也有情報成分,一般而言蒐集情報的是全體警察人員(與他們的線民),但警方通常也會有特定單位專門處理這方面的任務。我方的防禦措施應可有效解除警方情報單位的威脅,而國家情報機關的威脅也同樣可以受到我方防禦措施的反制。

……

不同警察組織各自分立,這是在解除各國政府安全系統時,必定會碰到的困難之一。……必須依其性質制定不同策略。

準軍事警隊

……

如果跟我方策反的軍隊相比,警隊的規模比較大,那麼就必須針對警隊執行整套的軍隊分析與滲透程序。我方的確可以集中滲透準軍事警隊,再從技術層面來解除正規軍隊行動的能力,但一般情況下,軍隊與警方這兩支政府武力之間的實力差距,讓我方其實不必這樣幹。我方只要利用正規軍就可以在政變期間阻止警隊行動。

要解除警隊行動,第一步就是查明他們的規模、部署、組織。……一般警隊很可能會有「官僚」心態,也就是只在意職位與升遷,……正常情況下這些警隊幾乎不會插手政變過程。但其他時候警隊的心態也可能近似正規軍,亦即注重忠誠與榮譽(還有職位與升遷),也有強烈的政治立場……。

準軍事警隊的裝備、部署、心態若是足以讓他們形成有效的干預力量,我方就必須比照正規軍中現任政權的「忠堅」效忠者處理他們(第五章當中會討論武力強制隔離的方法與手段)。一般說來,警隊都有官僚心態,雖然有懾人的軍隊外表與裝備,在政變中卻不致與正規軍對抗。……

市區與國家警察

……我方仔細分析目標國的警力系統後,很可能會遇上警力組成的問題:將警力分成「硬」部隊與「軟」部隊後,也許會發現「軟」部隊裡會有棘手的「硬派分隊」,而且規模不可小覷。

從簡單的分析即可看出,只有一小部分警力具備對抗我方的能力,而其中又只有少數人員有興趣出面行動。警察對政變的本能反應是「避過」風頭,個別警員也會希望不要與可能的未來雇主直接衝突,否則將危及自己的職位。儘管策劃政變通常被視為軍事行動,但除非行動完全失敗或有一部分開始崩解,否則不會發生真正的戰鬥。因此警察的武裝不足這個事實,並不足以解釋為何警察不太願意出手干預政變,而軍隊卻比較常干預政變。事實上這兩種部隊的差異在於融入社會的程度。軍隊較容易發展出異於社會、甚至與社會價值對立的集體信仰與心態,警察卻接近一般市民生活,較不可能有這樣的事發生。

對我方而言,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優勢,也可能是障礙。軍隊不近人情,意味著政權就算失去社會大眾支持,在封閉的軍營中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造成我方吸收人員時會碰到障礙。但事情也可能剛好相反,亦即某政權可能受到一般民眾擁護,卻遭到軍方抵制。吸收警察幾乎總是比吸收軍隊困難。原因之一是警方的紀律程度較低(紀律程度越高,越會不經思索服從命令),就算成功吸收高階警官,他的部屬也多半不會自動投靠。除此之外,警員生活在一般民眾之中,某些封閉軍隊中可能形成的內部互動,到了開放環境影響就小了許多。軍中有所謂的「雪球效應」,我方只需進行有限度的滲透,就可能說服整支部隊倒戈,但在警隊中就沒有這種效果。以上所有因素都指向一個結論:無論警方是我們的敵人或同志,反正警隊干預政變的能力不足,而且有不易吸收,所以應當先行滲透軍隊;至於警隊,只要在政變後排除其干擾即可。

解除情報機關行動

在政府的專業安全系統中,情報機關人數最少,通常來說卻最危險。因為情報機關與軍隊或警察不同,他們會積極偵查、抵禦我方這類政變團體帶來的威脅;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從外部通常無法探知情報機關的組織、部署、人員,有時甚至連其存在與否都不得而知。……

……

在眾多情報單位夾擊下,我方應變的竅門就是完全採取守勢,例外狀況是我方與某個情報單位有直接連結,這樣該單位就能成為我方活動的最佳掩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運氣,絕不能試圖滲透情報機關,建立「直接關係」,因為情報單位對這類事件有一套標準反應,那就是利用我方的接觸,反過來滲透我方。而我方滲透軍隊的基本自保技巧(如不透露不必要的訊息,只由我方主動聯絡等),對情報人員多半不會有用。

為了確保行動成功,行動時必須牢記以下假設——所有情資只要一流出核心小組,就有可能帶來危險。因此我方行動的標準程序如下:(a)所有訊息必須完全以口頭傳遞;(b)如非絕對必要,不傳遞任何情資;(c)聯絡時只能由核心成員聯繫外圍人員,不可反向而行;(d)如果外圍成員可以執行某項任務,就不要讓核心成員親自出馬。

這些規則簡單又廣為人知,但真正困難的是克服任務壓力與情緒緊張,確實照章執行。在我方行動中,最敏感的部分就是接觸新成員,說服其加入,但情報機關的本質使得這項任務更添危險:在許多國家,情報人員會藏身在毫不起眼的枯燥機關裡。……我方很可能不智地試圖滲透某個「安全」的機關,最後才發現對手其實是情報人員。我方能進行的防禦就只有列出所有可能被情報機關「自然寄生」的單位……

我們毋須自亂陣腳,認為一旦被情報機關滲透,我方行動就必敗無疑。只要徹底執行標準保密措施,情報機關很可能只注意到我方行動的一小部分,卻不知行動背後真正的目的。就算情報機關發現現實中的政變計劃,也許也會暫時按兵不動,好將所有主事者一網打盡——但屆時可能已經太遲了。政變計劃一旦發動,進入執行階段,情報機關就無法光憑「情報」打倒我方,因為跟我方已吸收的正規軍部隊比起來,情報機關的戰鬥能力通常不值一提。最後,政治保安單位必然對政治情勢相當敏感,如果他們得知醞釀中的政變籌劃完備,只待奪權,也很可能反過來加入我方。

第四章 政變的策劃

要避免(法國1961年未遂政變)那些將軍犯下的致命錯誤只有一種做法,那就是跟前章所述如何應付敵對部隊的方法一樣:有效化解政治勢力的反彈。

政權當然是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每個國家與政治系統都有一些團體,他們雖然在政府之外——有些甚至並未直接參與政治——卻擁有影響政局的力量。這些力量可能來自他們對特定選民族群的影響(這是民主社會常見的例子),或是因為他們控制了某些政壇上舉足輕重的組織。這些團體統稱為「政治勢力」,無論他們是壓力團體、政黨或其他組織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參與政府組成,政府組成後又擁有影響政府決定的力量。從一個國家中哪些團體擁有政治勢力,就可以看出該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政府的決定過程也會影響有哪些勢力抬頭。

……不管目標國在和平時期是由哪些團體把攬政治大權,在政變的特殊情境下,只有少數團體對我方有重要影響。

政治團體可能用下列兩種方式抵抗政變:

a)號召、派遣全民或部分群眾,反抗政變

b)操作其擁有的科技設施,妨礙我方凝聚力量

……

解除政治勢力第一論:一般性的做法

政治與經濟一樣,需要特定的硬體設施。正如工商業需要道路、港口、能源等配套設施,直接的政治行動也需要某些技術硬體配合。……政府可以利用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發出訊息,呼籲社會支持原來政權;同業公會與其他組織也利用它們轄下所屬的各分部網絡發動成員抵抗,而分部與總部連結的工具正是大眾電信工具。此外,若是沒有公眾運輸與私人交通工具,大型示威活動也無從舉行。

因此要處理政治勢力的反彈,一般性的做法就是先對付這些硬體設施。我方必須先將符合目的之設施納於控制下,再暫時中斷其他設施的功能。只要能掌握通訊與運輸系統,或至少使其無法運作,就可解除大部分政治勢力的潛在威脅。我方還必須逮捕原政權的領導群,因為他們很可能成為反政變者集結的主要精神象徵,所以領導群也算是硬體設施的一部分。

另外,展開解除政治勢力的行動時,必須特別鎖定這些團體的領導者,加以孤立,還要干擾其組織運作。需要用上這些手段的組織通常頗具彈性,又有足夠的軍事裝備,就算硬體設施失效,也足以挑戰政變者。

針對硬體設施以及領導人物執行以上提到的措施時,必須先選定特定目標,再從我方已完全策反(或是用政變術語來說,完全吸收)的武裝部隊中,組織小隊逮捕這些目標,或解除其行動能力。

……我們在此先分析政府領導團隊,討論哪些人在政變中必須被隔離,哪些則可以放在一邊不管。然後再研究硬體設施,辨識出有哪些硬體設施可能對我們的政變產生不利影響,接著再進一步計劃如何佔領這些設施或解除這些設施的功能。最後,在我方完成這些「一般性」措施後,部分政治勢力可能仍具有抵抗政變的能力,那我們再來研究這些勢力的本質,以便解除他們的行動。

政府成員

不管我方再怎麼希望減少流血,不管我們的政變所欲達成的目標再怎麼自由開放,仍然必須在政變進行期間與政變剛剛結束這段時間內,逮捕某些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舊政權的領導群,也就是原政府領導者和他們的心腹(不管這些心腹是不是政治人物都一樣)。一般而言,光是內閣成員的人數就不少,可能在十到五十人之間,若是再加上這些人的親友和信任的參謀幕僚(親友或幕僚們很可能會組織反抗行動),人數輕易就會增加到四至五倍。這些人不但數量龐大,令人不安,而且抵抗我方的時候也會特別堅決,特別危險。他們可能具備名望、氣勢、權威,足以號召群龍無首的舊政府勢力,動員無組織的社會大眾,甚至能懾服原本被派去逮捕他們的人員,反將他們納入麾下。……士兵們通常年紀較輕,執行的又是陌生任務,若是碰上儀表風度都慣於發號施令的人物,難保他們不會放棄原本的任務,轉而聽從敵方號令。

必須逮捕的目標分散各處,人數眾多,再加上可能發生的「懾服效應」,意味著我方不但得派出大量部隊搜捕他們,連負責搜捕的人員也必須特別挑選過。由於我方資源有限,行動時必須先將焦點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等到觀望勢力加入我方,可調度的資源就會增加,這時著手處理其他人也還不嫌遲。我方不可能將所有具威脅性的人通通逮捕,但至少要確定真正危險的人物沒有被遺漏,那就是舊政權的代表人物,包含(但不限於)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依法繼任或代行職權之人。

……

社會主義國家名義上由黨統治……在最原始的規劃裡,真正的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或是其他層級更高的黨委員會。

因此,只要排除了那些僅具儀式功能的人物後,我方必須處理的人數就會減少,再考慮到我方的時間因素,當下必須立即處置的人物就更少了。以經濟規劃部長為例,這人也許是內閣的關鍵人物,也是無可取代的技術官僚,但他不太可能發動群眾抵抗我方,或是對軍隊發號施令。政變本身就是一種極端的狀況,在政變的當下政治將被簡化成最基本的法則,那就是力強者勝。我方應該集中火力處理有能力調度軍隊者。很顯然地,下列人物才是我們的當然目標:

a)內政部長與其下屬(因為他們可以控制警察)

b)國防部長與其下屬(因為他們可以控制軍隊)

c)政黨領袖(如果該黨有警衛隊的話)

d)首相與其他中央官員(因為他們可以整合上述勢力)

我們必須記住,基於很多原因,導致政府官員未必如想像中那麼好對付……更重要的是,幾個有能力調度武裝部隊的部長可能會組成內部小團體,共享真正的權力……讓原有的政府組織流於形式。

……

政變時我們該如何選擇「應該優先處理的對象人物」?僅具象徵性功能人物……沒有逮捕的必要。內閣核心團體與有權控制武裝部隊者……必須逮捕隔離,直到我方確立政權為止。除了各部會首長外,任何聲望特別崇高的政府領導者也屬此類。其他部長與高階公務員……應該等到資源已擴充,或其他較緊急任務已完成,再重新進行分類,將必須優先處理的對象歸入上類。

實體設施

大眾媒體

政變後我方為了確立統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監管政治中心所發表的資訊,因此佔領主要大眾傳播工具也就成為第一要務。……

由於政變的時程短,目標國的社會環境也未必合適,我方不一定要把報紙等平面媒體當成主要目標。我方只需在政變後確立對我們媒體的控制權即可。……通常是廣播和電視,才是政府真正發聲的地方。

……

從我方觀點看來,廣播電臺或電視臺會有兩個難題:(a)播送頻道與相關設施數量太多;(b)非常難佔領。……我方的目標是僅佔領最能代表官方的設施,再解除其他設施的運作。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電臺人員的合作,從內部進行破壞。只要一名技術人員,就可以讓一座廣播電台暫時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個攻擊小隊才能達成的戰果。

若是無法吸收內部人員倒戈,那麼次佳的選項就是從外部進行破壞。我方不必製造大規模的破壞,因為通常只需對發送器的核心動點手腳,稍做移除或破壞,即可有效解除該電臺的功能。真正的難題只有我方「絕對必須佔領」的那一個播送設施,因為一方面我方對這個播送設施有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這個目標實在太明顯,政府軍必然試圖將其奪回。換句話說,派往攻佔這個目標的小組必須有足夠的人力與裝備,而且為了避免電臺人員拒絕合作,造成障礙,還必須加派一組基本的技術人員來操作設施。

 

电信通訊設施

……19187月,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推翻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之所以失敗,原因部分就在於政變者不瞭解「管制所有通訊」這件事有多麼重要。左派革命者……沒有一併佔據電話局。當政變者忙碌著向全國發送電報、呼籲大眾支持的同時,列寧靠電話動員了自己的戰鬥部隊,政變也就在這些支持列寧的部隊攻擊下,迅速瓦解。

國內的安全主管機關也知道通訊網的重要性。……可能還設有專供安全部隊使用的獨立線路。……

我方當然不可能扣押所有警察或軍方的雙向無線電,但只要是可確認並查明位置的設施,都應該從內部或外部進行破壞,解除其功能。我方毋須佔領這些設施,只需在政變所需的短暫時間內滲透系統核心,破壞其運作即可。能從內部進行破壞當然最好,因為這樣必然比較簡單,也安全得多。

 

城市聯外道路

在政變行動期間,如果忽然冒出一批舊政府的支持者或效忠部隊,就算人數不多,也可能嚴重危及我方的行動。……我方的對策是切斷一切可能的管道,讓政府無法把部隊召回首都,因此我方必須:逮捕有權力召回部隊的人物,破壞連絡部隊所需的電信設備,再利用直接的軍事手段(但也是純粹的防禦手段)隔離已知的效忠舊政府部隊。我方還必須在最後一個環節阻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介入,那就是控制首都周邊與政變現場。

效忠舊政府的部隊若是想及時干預我方的政變,就必須快速行動,換句話說他們必須使用主要道路或機場。只要能在適當地點設置有效路障,即可暫時阻止他們進入首都,而我方則利用這短暫的時間,確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等到干預部隊好不容易抵達我方政變的地點,會發現他們已經成為孤立的叛軍了。……控制首都的聯外道路之後,對我方的行動還有別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創造新政權的存在感,並阻止舊政府領袖與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離。如果舊政府的重要人物逃脫,跑到首都外加入效忠舊政府的份子,那可能就會使得反抗政變的活動更加劇烈。這是我方必須防備的危險之一。……

 

交通要津

戰車出現在首都廣場,這樣的景像不但已成為政變的像征,而且也有非常實際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動中心制造存在感。在每個國家的首都裡,都有相當於英國白廳或美國國會山莊的地區,集中了主要的政治與行政機關。我方必須在該區挑出部分地點,派兵駐守或進行包圍。這樣做可以達成幾個目的:(a)封鎖點可以環繞我方小組活動區周邊,形成保護牆,讓他們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敵方部隊攻擊;(b)封鎖部隊可以令人一見而得知我方實力,確立我方統治;(c)封鎖部隊可以過濾進出該地區的人員,使我方可以捉弄先去無法直接逮捕的人員。

要達成以上目標,我方的封鎖點必須難以攻破,否則反而會引來尚存的政府派反攻。撇開這點不談,封鎖點也必須駐有足夠的兵力,才能有效過濾人員進出。因此我方必須忍住誘惑,不可以在所有重要地點周邊都遍設封鎖點,免得造成各點兵力不足。由於我方有能力封鎖的地點有限,因此選擇時必須特別謹慎。……我方只須選擇筆直並寬闊的街道相交處設下封鎖點,並沿著這些街道形成封鎖區的界限即可。

 

機場與其他交通設施

政變剛發生後,我方一定要進行的行動之一就是封閉機場,取消所有航班。……利用空運所能送進的部隊也許人數極少,但在政變初期的微妙情勢下,這批部隊可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但空運運輸的系統很脆弱,它仰賴長度足夠且未受干擾的跑道。如果可能的話,我方應該盡量避免依靠空運。我方若是不需要靠空運載來支援部隊,就應該解除首都周遭所有機場的運作。……只要利用秘密行動或一點內部接應,派出幾部車輛停在跑道上,再配上一小隊武裝士兵以火力掩護,不讓車輛被移開,就足以解除整座機場的功能。從適當地點開火警告也足以阻止任何飛機降落。

其他形式的運輸工具在現代幾乎不構成任何威脅。……鐵路運輸仰賴高度技術化的連結系統,只要有一段軌道或訊號被破壞,整個系統就會暫時停止。……

 

公眾建築

從開始分析至今,我們一直強調要讓官僚機器與一般大眾目睹政變的現實與我方的實力,因為在我方必須達成的眾多目標裡,最困難的就是塑造大眾的認知。……有些建築物必須進行佔領,或至少控制人員出入。我們只能給這些建築物下個大概的定義,那就是一般印象中與政權相關的地點,佔有它們即代表握有政權。

……

在政變的關鍵過渡階段中,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卻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當形勢混沌不明時,誰佔領了這些建築,就能對大眾與各階層公務員發出重要訊號。如果我方據有這些象徵性建築,那麼那些等著加入勝利陣營者便很可能會投入我方,因此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建築雖然沒有實際用途,卻仍然值得我方佔領。1966年加納的政變中……儘管恩克魯瑪本人不在總統府……政變者仍認為有必要衝破守軍,佔領總統府……因為(首都)市民們已經自動將政治權力與該棟建築畫上等號。幸運的是由於這類建築地位特殊,非佔領不可的目標國內大約只有一處,頂多兩處。

……以下目標是任何政變者都應該佔領的:

a)實際政權的所在地……

b)主要行政機關建築:國防部、內政部,如果警察或軍方總部不在上述建築內,則應另行佔領其總部。

c)象徵性建築……

等到民眾察覺到不對勁,開始詢問這些重要地點(不管象徵與否)究竟誰屬時,政變的行動階段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因此上述目標中,有部份的佔領可以推遲到稍後。就實際考量而言,政變中還有更重要,或者至少更緊迫的目標,因此處理行政大樓或象徵性地點時,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它們當作集合地點,讓所有已經完成主要任務的部隊在這些地方露面。

解除政治勢力第二論:針對特定團體

一旦原政府無法向外發聲,人人都見到首都落入我方手中,這時還有哪些團體有足夠的力量反抗我方?(略)

第五章 政變的執行

政變的執行階段就像軍事行動,不過要求更高。如果軍事戰術的一般要求是將部隊派到正確的地方,那麼政變就要像精確的外科手術,對一國的組織核心一擊命中。軍事行動也許講求速度,但對政變而言,速度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政變和大多數軍事行動有一項關鍵差異:戰爭中可以保留部分兵力,在戰事稍後(很可能更重要)的時候投入;但政變時傾全力攻擊才是正確做法。政變的執行階段需時甚短,今天保留的部隊到明日將無用武之地。因此我方應當立刻出動所有兵力,傾力一擊決定大局。

政變中沒有所謂的長期作戰,所以我方幾乎無法更正執行階段的錯誤。……政變中沒有時間讓我方應用新學到的教訓。就這點而言,政變就像最新型的戰爭。戰略飛彈可以迅速有效地打擊目標,因此一切決策必須在計劃階段完成。而同樣地,政變前我方也必須詳盡研究所有目標,組織起無論是人員數量或人員素質都能勝任任務的小組。每個步驟都必須事先籌畫,不容許任何戰術上的閃失。

經過如此周密的籌畫後,執行期間完全沒有設立指揮中心的必要。因為行動時我們沒有做決定的餘裕,因此也不需要決策者與相關設施。事實上,設立指揮中心對我方反而大為不利,因為指揮中心會成為敵人攻擊的具體目標,難以防守又容易被鎖定。……我方部隊將從根據地現身,直接趕赴預定地點完成任務,期間完全獨立行動;我們真正的目的,以及我們每支隊伍之任務的關連性,將完全保密,直到敵方任何有效反抗都已經太遲為止。政變的領導者將分散在各支隊伍,參與需要他們出門的任務。所以政變發言人將參加預定佔領電視臺與廣播電臺的小隊,我方未來的警察總長則加入佔領警方總部的隊伍。由於這些小隊人數精簡,高度機動,而且我方在政變行動期間沒有任何指揮部,因此敵方將不知該把兵力集中在何處,敵方的整體人數優勢在這種戰術下也無法發揮。我方雖然總兵力較少,攻擊單一目標時卻可以以多勝少,這就是政變成功的關鍵。

政變前夕

……

在分析准備階段時,我們尚未提及一項重大任務:那就是強制隔離「忠堅」的政府派部隊。在最好的情況下,我方可以期待那些我們滲透不了、又有干預能力的部隊不會太強大,但就算他們的客觀實力非常貧弱,我們也絕不能置之不理。放著他們不管,就等於抵消了我方在隔離敵對勢力、孤立首都等事情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也等於沒有保護到自己。政變執行期間各方勢力的均衡極其脆弱,有些事件在其他時期也許只是小麻煩,在此時卻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尤其「忠堅」的政府派部隊人數若是多於我方,我方就絕對有必要投入大量兵力隔絕他們。

……

我方的目的不是以軍事手段摧毀效忠舊政府的部隊(因為政變後只要一紙行政命令就可以處理那些干部),而是讓他們在關鍵數小時內動彈不得即可。我方必須使用純防御性的戰術,例如包圍所有政府派部隊的集中地……雖然我方在戰略上處於主動地位(因為我們是希望改變現狀的一方),但戰術上我方將採守勢,這樣可以帶來重要的技術與心理優勢。利用路障隔絕政府派,再派士兵駐守後,我方已經將挑起戰鬥的責任丟到他們身上。他們必須突破防線,我方部隊則可以逸待勞。萬一有一整個縱隊的政府派部隊抵達路障處,他們的指揮官將必須面對穿著同樣制服,屬於同一個大團隊,甚至也許是同一個單位的「敵人」。這時雙方都會自稱是「奉命行事」,但有趣的是我方發出的「命令」很可能比政府派顯得正當。因為此時我方已逮捕部分要員,封鎖某些硬體設施,因此效忠舊政府的部隊很可能會收到極不尋常的「正統」命令;發佈命令者很可能不是原來指揮系統的正常長官,消息可能透過不尋常的緊急通訊傳遞而來,而且真正的命令乍讀之下與政變者可能發佈的命令沒什麼兩樣。

……當軍官們發現事態不尋常時……最可能的行動就是聯繫長官,要求澄清命令。我方期待的結果是這些長官可能決定保持中立,要不然就是已經被捕。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下級軍官都不會等到澄清的結果。

從另一方面說來,如果政府派部隊決定強行突破路障,我方也可獲得防禦的戰術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可以選擇作戰地點(如橋樑或隧道等天然障礙),還有預先部署、偽裝人員與武器的機會。為了要將心理與戰術上的優勢發揮到極致,路障設置點必須要有兩道防線:第一道(主要為象徵性的)防線由適當的物理性障礙組成,像是交叉停放的重型車輛,還有一些「奉命」阻止任何人通過的人員。在此防線之外則是第二道(軍事)防線,人數必須遠遠多於第一道防線,配有武器與必須負責擊退來犯敵人的人員(執行細節於附錄B討論)。防守第一道防線的人員必須告知進攻的政府派,我方還有第二道防線的存在,第二道防線則必須進行部分偽裝嚇阻敵軍,因為就算實際上我方兵力不如敵方,他們也無從得知此事。

處理路障點的情勢需要非常細膩的手腕,我方必須讓己方士兵瞭解,他們主要的任務是避免衝突,而不是要在戰鬥中獲勝。以更具體的語言來講,他們的任務是拖延敵軍,並無決定大局的重要性,而這樣的任務本質也影響到所需的武器與戰術。

時機、流程、保密

在最完美的狀況下,政變的發動時機最好能完全保持彈性,這樣我方就可以利用任何有利的突發狀況,像是政治領袖臨時離開首都,或是意外爆發的民間騷動等。不過這樣的彈性雖然理想,實際上卻鮮少發生。滲透軍隊與警方的過程變數極多,極不穩定;決定加入我方的人數會越來越多,而且因所謂的順風車效應使得我方人數不斷增長。但除非等到政變真的發生,否則這些人當中最後一定會有人轉趨中立,甚至與我方敵對。在這同時,知道政變正在醞釀中,或至少知道有事情不對勁的人開始增加,我方被告發的風險也會隨之上升。因此發動政變的時機取決於我方滲透軍隊與武裝部隊的進展,一旦滲透的程度令人滿意,我方就必須出手。這意味著我方不可能在政變前預先決定好日子,通告給各個部隊知曉。這也沒什麼不好,因為這樣一來行動日期就不可能被洩漏給情報機關。事實上,我方的部分情報很可能已經被情報機關探知,但這不會影響行動結果。隨著我方的準備工作日漸推進,流傳在外的情報將會越來越多,但這些消息也會被持續增加的「雜音」所混淆。

我方每次行動都會成為情報,最終都可能被傳至情報機關那裡。但行動的結果針對我方進行的錯誤解讀也會造成數量相同、甚至更可觀的雜音。這樣的情況將會使情報機關的分析人員更難以辨明威脅的本質,因為他們所能處理的訊息量並非毫無上限。……流入情報的總量超過了這些人員的負荷量,能夠分配給真正情報的注意力也因此減少。

通常情報機關即使能從「雜音」中辨認出真正的情報,他們也不會立即採取行動,因為職業本能會使他們試圖摸清計劃的種種支線,以便將所有同謀者一網打盡。而幸運的話,當情報機關還在順藤摸瓜時,政變就已經發動了。但情報機關也會意識到時機的重要性,很可能在威脅浮現時提早行動,逮捕所有已鎖定的政變策劃者。這樣的「緊張」反應在政變前夕將會格外麻煩,因為我方最後的準備工作可能造成流通的訊息量驟然暴增,讓情報機關察覺不對勁。就算不去分辨哪些是雜音、哪些是真正的情報,光是情報量大增就足以成為危險訊號(至少對幹練的分析人員來說絕對是如此),讓情報機關展開逮捕行動。

在實際情況中,幾乎沒有人能守住政變陣營的所有機密情報。因此行動時應該假設情報機關已經滲透進我方。第三章所討論的普通防禦程序在此可以派上用場,但防備情報機關時還有其他更明確的行動準則:

a)事先必須明確告知每個「小隊」,該小隊負責的目標需要什麼樣的裝備與戰術,但不能直接指明目標為何。

b)只有在接獲任務開始的訊號後,才能讓各小隊得知特定的負責目標。

c)必須個別通知每個小隊行動的時機:各小隊只有完成任務所必須的準備時間,不能用統一信號通知所有小隊同時行動。

由於小隊的出發點與目標各不相同,如果規定一個「統一的發動時間」,則將使得部分小隊的準備時間不足,同時其他小隊的準備時機卻會不必要地延長。從發出「政變啟動」信號到實際行動間的時間越長,消息就越可能洩露至情報單位處,讓他們有時間阻止政變,因為他們派至我方陣營的間諜必然會利用這段時間發出警告。

……解決問題的方式似乎很簡單:分別通知各個小隊,好讓他們在計劃發動時同時抵達。

但實務上問題比這複雜許多。與其說我方的目標是讓各小隊同時抵達,不如說我方希望能同時突破政府情報機關的「早期預警機制」。舉例而言,如果第二小隊必須穿越整個首都才能抵達目標處,在他們一進入市區,也就是行動前兩小時,情報機關多半就已接獲警報。當第四小隊抵達目標時,對手已經從兩小時前就準備迎擊了。雖然我方對情報機關的運作細節不甚明瞭,但可以假設部隊進入首都地區時(如果該部隊規模夠大,或是有裝甲車)必然已遭到注意,而且已經被回報給情報機關。因此我方必須確保:(a)我方不會遭到來自內部的威脅,亦即必須盡量消除「過多準備時間」;(b)我方不致因外人注意而陷入危機。結論是各小隊必須同時進入首都區。

要達成上述兩個目標,通知各小隊開始行動的時機必須配合他們抵達首都周邊(或其他類似界線)所需的時間。……

開始行動

政變真正實行階段需要許多不同的人才:在路障地點面對政府派部隊時,需要老練的交涉人員;在廣播或電視臺處,需要有人能夠立時調度臺內技術人員,說服他們加入我方;目標處若是有重兵防守,則需要相當的戰術專家。我方多半資源有限,無法從已吸收的單位或人員中組成高度專精的小組,但大致上還是得考慮目標性質,分派適合的小隊。以下將目標分成三類,並討論適合的人員:

 

A類目標

這類目標防守嚴密,還有嚴格的出入管制……。在危機發生時,這些地點當然會有完備的軍事力量,而對許多國家而言,危機可說無時不在,因此這些地點永遠有重兵駐守。一方面為了將流血降到最低,避免局勢動盪,一方面為了減少所需人力,攻擊A類目標的隊伍必須較為「老練」,進攻手段包括滲透、誘敵、直接攻擊等。

一般來說,儘管我方必須準備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除非我方在目標區的人數居於優勢),但實際上應該不會發生太多戰鬥。目標區的守軍一旦目睹我方的大規模攻擊準備,不太可能還有全力抵抗的意志。此時我方應該已經切斷或干擾他們與指揮階層的聯絡,且眼前這種國內的衝突情勢,應不致於激起守軍抵抗外侮時的愛國意識,況且我方還會盡所有努力讓他們有投降的臺階下。凡此種種因素,都會讓他們放棄繼續抵抗。

如果我方幸運地吸收到大量部隊,又有裝甲車之類的懾人武裝,實際戰鬥就更不可能發生。不過這些目標還是可能間接給我方帶來不少麻煩,但這些問題將是政治問題,與軍事無關:佔領這些目標需要大量部隊,我方必須留意一個敏感問題:「政變之變」。在政變行動期間,情勢極為混亂不穩定,我方派出去的其他小組或許規模不大,這些小組的指揮官不致於想到要回過頭來反抗我方指揮,但攻擊A類目標的我方指揮官卻很可能屈服於權力的誘惑。一個人若是才剛率領裝甲部隊大軍佔領總統府,很可能會輕易相信自己可將大權攫至手中;倘若他率領的攻擊部隊實力夠強,那麼他的下一步行動可能就真的是要奪取大權了。不管我方的政變策略再怎麼成功,若是之後權力的果實落入他人之手,一切就只是徒勞無功。因此有必要採取預防措施,以免我方大型部隊的指揮官反過來挑戰我方權威。要達成這個目標,有時可以將許多不同小隊混合編組成攻擊A類目標的部隊(簡稱A部隊),再由我方的核心成員擔任指揮官。如果我方沒有這樣做的能力,只好退而求其次,在A部隊完成主要任務後立即改組,派往第二目標處。這樣可以將A部隊指揮官的注意力轉往別處,降低他們潛在的威脅。A部隊指揮官在萌生野心之前,很可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狀況,任期自己不再是進行危險活動的孤立分子。我方應該預作安排,在他們認清自己立場變化前先下手,解編原本統一的大型部隊。

 

B類目標

這類目標通常是警備不嚴的技術設施,如電信交換臺、電報辦公室、非主要的廣播或電視臺等。我方通常也不需要進行佔領,只需解除其功能即可。每個目標都需要一支小型隊伍,其中必須有「技術人員」,由他來將任務造成的破壞降至最低。如果目標的功能只靠些微外部破壞就可解除,B小隊甚至可以僅由一至二名技術人員組成。就算任務必須在設施建築物內進行,所需人員也不必太多,只是B小隊必須公開行動,而且人員中必須有著制服的士兵或警員。

 

C類目標

這些是政變期間必須與外界隔離的人物。在佔領總統府與其他A類目標的行動中,已經一併包含了逮捕政府主要領導者這個工作,因此,逮捕主要領導者以外的C類目標時,並沒有必須攻破的防線,不過必須防備這類目標逃跑。廣播電臺或總統府也許很難攻下,但這些建築物至少不會逃跑或隱姓埋名。可是我方要逮捕的C類目標卻會同時嘗試逃跑以及隱姓埋名這兩種行動,因此我方務必及早處理這些目標,確保他們來不及逃離我方小隊的控制。通常這也意味著C小隊必須比其他小隊略早展開行動,這樣做並不會打破同時進攻「早期預警機制」的原則,因為這類小隊通常人數少且分散,可以秘密行動。

由於C類目標是人類,因此本質上比某些其他目標更難處理。預計逮捕的目標不但可能逃離或隱藏身份,更可能策反原本要逮捕他們的小隊。如果目標特別具有個人魅力,我方派出的逮捕人員就必須特別經過挑選,有時甚至必須由核心人員親自出馬。C小隊的人員不會太多,因為他們的任務只是進入私人住宅,撂倒一到二個警衛,實際人數視我方整體資源分配與任務需求而定,但通常不會超過十一二人。

一旦成功逮捕C類目標,下一步就是確保他們被妥當隔離。逮捕他們的目的是避免他們利用影響力或魅力與我方為敵,而這只有在政變期間將他們與公眾隔離才能辦到。在一場號稱不流血的政變中,這類目標通常會是唯一的犧牲者,因為消滅他們比囚禁他們簡單多了。如果我方決定留他們活口,那麼選定的臨時監獄一定要非常秘密,沒有內部弱點。受愛戴的公眾人物一旦逃脫,將會成為反對我方的強力號召,反抗行動也會因而集中。因此與其他實體壁壘相較,保密將是我方更可靠的防禦。

 

在各小隊趕赴各自目標處時,我方的其他盟友也會開始行動:從武裝部隊與政府機關招募來的人員將會執行他們的指定任務,亦即解除技術設施的功能;負責設下路障的小隊將會動身至選定地點,準備阻擋政府派部隊。這些分散各處的人員貢獻至關重要,但身份卻不為人知,如何通知他們行動也是一項難題,因為他們分散在政府各處敏感設施之中,要一一聯絡非常困難。除此之外,這些人當中也許會有情報機關的密探,因為他們不同於其他小隊或路障部隊,是以獨立個人身份加入我方,因此在部隊中我方人員互相監視的力量對他們不起作用。讓這些人預先知道政變發動的消息極為危險,所以只能在我方奪得廣播或電視臺後,用首次播送作為他們的行動訊號。

指揮與我方合作的人員時必須注意兩項原則:(a)以最快速度完成任務,這點始終不變;(b)盡力將必須使用武力的情況降到最低。這兩點非常重要,原因除了之前提過的心理與政治因素外,還有一項更直接的技術因素:我們要利用敵我雙方相同的外貌。我方人員當然都是政變當地的本國人民,而且大部分是與敵方制服相同的士兵與警員。相同的外觀可以給我方某種程度的保護,因為政府派部隊沒辦法立即辨清哪些人效忠政府,哪些是政變者。使用明確的臂章或辨別標幟通常都是不智的行為,因為這樣等於放棄了身份不明的保護,而我方需要所有可用的保護措施。憑著相同的衣著,我方人員在首都移動時(多半是在夜間)只要不先開火,多半不會遭到敵方攻擊。先行攻擊等於協助敵方,因為這是他們辨明敵我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我方在政變之前一直隔離各隊伍之間的橫向聯絡,一開始是為了防範情報機關滲透,後來則是為了維持自己在政變陣營的領導地位,不過這樣一來,同屬我方的隊伍很可能誤起衝突。亦即我方混淆敵軍的手段很可能會使友軍付出代價。除非我方隊伍少用武力,只從事自衛,否則同志間的衝突很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行動階段後的局勢

一旦佔領或逮捕了所有目標,阻絕了政府派部隊,解除了官僚系統與武裝部隊其他人員的行動,政變的行動階段(也是較機械的階段)便已完成。

但此時一切仍處於緊張狀態:舊政府已無法控制政府機器的關鍵部位,但我方仍未完全取得政權,只佔據了部分實體地點,而且範圍限於首都。如果能繼續保有已取得的成果,那麼那些希望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政治勢力,便多半會向我方投誠。所以我方的目標是凍結現有情勢,以便讓投誠早日發生。雖然政變前我方希望推翻既有情勢,但政變後必須將所有精力都投注在維持局勢穩定,或者該說使一切重新穩定下來。

要穩定情勢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a)在己方陣營中,我方的目標是避免軍隊或警隊的盟友起而掠奪領導權;(b)在政府官僚體系內,我方希望獲取公務員的效忠與合作;(c)面對社會大眾時,我方希望得到人民的接受。我方將利用在個別層次已有的成果,擴大對其他層次的控制,但各個層次仍有其專屬的特別策略。

 

穩定我方部隊

在政變策劃階段,被我方吸收的武裝部隊人員都明白,政變是否成功,以及他們的人身安全能否確保,取決於我方行動能否彼此配合。但在行動階段剛結束之際,我方的實力完全展現在他們之間控制的部隊上,因此他們非常可能受到誘惑,發動自己的奪權行動。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也許會串聯我方吸收的其他指揮官,取得他們的同意,剝奪我方的領導權。除了上文提到的解編手段外,我方唯一有效的防禦措施就是完全掌控所有「水平」或「橫向」的通訊管道。換句話說,所有被吸收的軍官都必須透過我方,才能彼此聯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時我方可以獨攬所有部隊通訊設施,但這個手段只有在首都區特別遼闊時才管用,而且短時間內就會失效。通常我們需要的是較間接的政治與心理手段,用以分化我方吸收的軍事指揮官。手段之一是承諾拔擢我方選中的年輕軍官,因為在正常情況下,這些人就算參與了政變也不可能獲得快速升遷。另外我方也可以點醒軍隊與警方的盟友,指出他們未參加政變的同僚可能會試圖集體取代他們的位置除非他們——還有我方——能夠繼續緊密合作。一般說來,我方應該要讓所有可能造成威脅的人物繼續忙碌,他們的任務重要與否不是重點,至少可以分散他們的精力。另外我方還必須讓部隊繼續保持中立,只要未參加政變的軍方與官僚領袖開始投入我方,我方控制原來軍警領袖的能力就會大增,因此需要煩惱內部威脅的期間其實相當短暫。一旦我方地位穩固,最好的策略就是用一般的軟性手段將這些危險盟友一一排除,像是將他們派至國外任職,賜予他們徒具名義或偏遠的指揮職,或是將他們「升遷」至較不重要的政府職位等。因為從一開始我方陣營內部就很可能醞釀著另一場政變,因此種種安全措施雖然名為防備情報機關,卻也有另一項實用功能:這些措施可以避免我方人員私下聯絡,另起圖謀。如果一開始內部的安全措施夠徹底,足以隔離臥底人員,讓情報機關的滲透不致造成大礙,那麼這些措施也可以防止內部人員彼此聯絡,與我方為敵。根據計算,在採取守勢的軍事情況中,就算部隊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士兵忠於指揮者,該部隊仍然可以正常運作,進行指定任務。雖然整體而言我方是對抗原政權兵力的進攻方,但從心理與戰術層面而言我方均屬守方。換句話說,雖然我方部隊本質上不甚忠誠(否則一開始就不會加入政變),但應該仍可以順利運作。

 

穩定行政機器

面對第二個層級,亦即我方未吸收的軍隊與官僚人員時,我方採取的態度部分取決於我方對於我們「已吸收」部隊的控制程度。假設我方相當程度上可以穩定指揮這些吸收過來的部隊,便不應該太早要求多數軍人或政府行政官僚人員表態效忠,因為這些人都是直到政變發生後才知道我方的存在,他們無從瞭解我方究竟吸收了多少人員,所以他們最主要的憂慮是自己在既有體制的位置會不會受到威脅。如果大部分武裝部隊指揮官或政府部會裡面的官員都加入了我方的政變,那麼沒有加入者,日後幾乎不可能快速升遷。若是讓這些士兵和官僚發現加入政變者為數不多,則他們就會體認到自己握有相當的籌碼: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承受不起一口氣失去大量公務員,我方即將成立的政府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在政變剛結束時,這些人多半會以為自己是被孤立的少數派,職業生涯或甚至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這樣的不安感可能會促成兩種不同反應,但一樣地極端:這些人可能會挺身而出,對政變領袖宣誓效忠;也可能會發起或加入反對我方的行動。對我方而言兩種反應都不是好事。他們的效忠宣言,對我方而言一文不值,因為這些人才剛背叛了原來的主人;他們的反抗行動,則必然為我方帶來危險,有時甚至會導致我方滅亡。因此處理軍方與政府官員的方法,就是消除他們的不安。我方應該直接與高階軍官和官員建立溝通管道,人數越多越好;再以令人信服的態度強力傳達一項訊息:政變不會影響他們在體系內的地位,政變的目標也不是重新打造現有的軍隊與政府結構。順帶一提,這項原則也牽涉到計劃階段的技術細節,亦即我方破壞通訊設備的手法必須講究,以便事後可以輕易復原設施功能。

在媒體上進行宣傳時,這些人數雖少、地位卻重要的人群也會接受到內容,但我方最好還是與他們直接進行秘密溝通。廣播或電視上的宣言可以傳達我方大概的政治立場,無形中也可包裝我方對官僚與軍官的承諾,但真正重要的還是向他們保證職位不會受到威脅。如果是握有重要部隊的指揮官或重要官員,我方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與他們達成互相支持的實質協定。但我們應該記住,我方的主要優勢在於只有我方才知道自己的實力,因此協議時最不智的就是讓對方看出我方亟需援助。在其他方面也一樣,任何可能暴露實力的情報都會危及我方,因為我方的地位與就來自必須隱藏自身弱點。相同地,就像處理己方吸收的部隊一樣,我方也應該盡所有努力阻止非我陣營的軍官與官員彼此聯絡,因為若是有人打算從我方奪權,那麼他們必然得互相聯絡。如果我們能讓對手摸不清我方滲透舊政府到底到什麼程度,那麼就可以讓他們打消奪取的念頭。對手若是摸不清別人所屬的陣營,必然會意識到風險,不致到處邀人加入反抗,但我方仍然應該直接阻止他們之間的聯絡,因此有必要控制交通與通訊設施。

 

從奪權至掌權:安撫社會大眾

一般民眾沒有軍隊的武器,也沒有官僚的行政機器,但他們對政變後新政府的看法將會是決定大局的關鍵。我方的初期目標是恢復公眾秩序,但長期目標則是得到大眾接受,不必再以武力強制執行我方的命令。在這兩個階段都必須控制硬體設施,使用強制手段,但政變發生一段時間後,政治手段將越形重要,武力手段的重要性則將遞減。

政變行動結束後,我方第一批發佈的命令就是凍結一切情勢,禁止人員移動。此時的手段包括完全宵禁、中斷所有公共運輸工具、關閉所有公共建築與設施,還有切斷電信通訊服務等。這些手段就算不能完全阻止反抗我方的活動,至少也能對發動反抗者造成妨礙。對我方潛在的敵人而言,有組織的抵抗將會變得十分困難,因為他們沒有號召或彼此通訊的方法;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方法也可避免群眾自發的抗議活動,因為可能加入暴動的人民必須以個人行動打破宵禁,但如果沒有可以隱身在群眾裡的機會,敢於這樣做的人不會太多。

在首都外,我方的實體禁令效力會減弱,但首都既然為全國交通與通訊集中中心,封鎖首都即可干擾人員與情報的流通。實體禁令在本質上屬於消極的、防禦性的,所以我方應該盡量降低對這些措施的依賴,以免過度執行這些措施,讓那些被吸收的部隊地位變得太過重要。

我方第二個工具則有彈性得多,那就是控制大眾媒體。媒體在此時變得特別重要,因為其他訊息流通的工具已被我方的禁令切斷。除此之外,政變過程充滿混亂與戲劇性,意味著人民將高度關注廣播與電視上的消息。在從事廣播與電視宣傳時,我方的目標不是提供有關情勢的訊息,而是利用獨攬媒體的機會,將事態推向我方希望的方向。在政變後的宣傳中,我方必須達成兩個主要目標:(a)強調我方實力,嚇阻意圖反抗者;(b)安撫民眾不安,避免引發反抗。

要達成第一個目標,我方必須傳達政變的現實與我方實力,而且不必試圖為己辯解。具體做法是列出所有我方發佈的禁令,強調法律與秩序已然完全恢復,並聲明所有反抗皆已停止。我方的孤立措施是反對者的一大障礙,因為他們必須單獨行動,無法聯絡親友同志。政變當下若是傳出任何反抗我方的消息,都會打破原本的孤立感,挑起強力的反抗活動,因此我方必須用一切手段封鎖這類消息。如果反抗活動真的發生,而且激烈程度與地點瞞不過大眾中的特定人士,那麼我方就必須承認這類活動的確存在,不過必須大力強調這些行動是「孤立」的事件,是部分被誤導或品性不端的人士所執意發動,與任何特定政黨、族群或團體無關。只要我方持續實踐孤立原則,反覆發佈長篇的行政與實體禁令,並強調法律與秩序已經重新穩定,就可以讓從事反抗行動變得很危險,而且又徒然無功。

我方宣傳戰的第二個目標,就是安撫社會大眾的恐懼,讓他們知道發起政變的不是敵國也不是激進分子,並讓特定團體相信政變對他們沒有威脅。達成第一點的方式是操作國家符號,宣稱我方信仰的是主流價值……

宗教上習慣將榮耀歸於神,失敗歸於自己,但對民族主義者而言,成功應該歸於國家,而失敗則歸咎外國。……

……

在我方控制下,各個源頭流出的資訊都應與我方其他措施配合:實體禁令必須被頒布、解釋,而我方接下來的政治動作也將有適當的粉飾。武力鎮壓可嚇阻或擊倒反抗活動,宣傳活動將鋪下我方最後掌握政權的基礎,但只有政治手段才能贏得基本的主動支持者。如果前政權異常殘暴、貪腐或落後,我方將可輕易獲得大眾接納。不過就算如此,還是只有政治籠絡才能讓特定族群積極投向我方,例如我方可以支持維護特定族群利益的政策,使他們有理由促進(或至少願意見到)我方政權持續。……爭取特定利益團體的支持通常意味著得罪其他團體,甚至與他們為敵。我方顯然必須評估發佈某項政策所帶來的政治「淨利」。換句話說,我方不但必須考量各個團體的政治勢力,也必須考慮這股勢力的即時影響。……從另一方面說來,若是我方短期地位穩固,但長期而言可能遭到軍方盟友的奪權背叛,那麼我方的目標就是培養出足以直接與軍方抗衡的勢力……

政變的策略還應該顧及一項介於情報戰與政治宣傳之間的任務,亦即如何「合法化」我方政變。就定義而言,政變顯然是非法的,但合法性是否重要,或是非法的影響能否被淡化,全視目標國整體政治環境而定。……例如宣佈進行大選或公投(以便在事後賦予新政府正當性),或是公開承認政變的確是憲法規定外的手段,的一切都是為了反抗違憲的政府。這樣就可將我方的違法解釋成對方違法在先的後果,而且我方必須聲明,舊政府的違法作為乃是「出於自願」且「永久」,我方的行為則是「出於被迫」且「暫時」的。

在我方進行必須的政治程序,希望贏得積極支持且樹立權威時,上述的手段成效有其限度,因為一切都取決於我方活動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但還有一個特殊問題需要討論,那就是如何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在國際法上,如果舊政權還保有某種程度的控制權,其他國家過早承認新政府將被視為侵略。不過在其他國家禮貌性地保持緘默一段時間後,如果有足夠的證據讓他們相信過去的外交關係將可持續,這些國家通常都會承認政變後的政府。我方要做的就是簡單發佈正式公告,言明所有邦交與聯盟關係不會改變,過去的外交協議與義務仍然有效,他國在本國的合法利益不會受損。……

交換過必須的情報與保證後,新政府通常還是可以順利獲得國際社會承認……

外交承認是新政府樹立統治權的一般程序之一。除非成功獲得承認,否則我方只有武力鎮壓這項脆弱的工具,而我方也將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另一場新的政變。

附錄A 鎮壓經濟學

我方成功執行政變,並在官僚體制與軍隊內樹立權威後,政治上能否長期生存,大部分仍視我方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問題而定。經濟發展通常被視為「好事」,幾乎每個人都希望經濟更繁榮,但對我方(現在已經是某國剛成立的新政府了)而言,追求經濟發展並非最佳目標,因為這樣會妨礙到我方的主要目的,也就是穩定的政局。

經濟要發展,就必須擴張人力與硬體資源,並加以改善。但不管是人才訓練或工廠建設都需要大量投資。為了要投資,就要從人民身上拿出原本會被花掉的目前收入,挹注到別處作為資本。很顯然地,投資率越高,經濟發展就越快,但「當下」的生活水準卻會相對低落。……經濟上有所謂的生存界線,一旦低於這個界線,人民(或者說大多數人民)就會餓死,或是倒退回到自給式的經濟制度。但收入在還沒降低到經濟生存界線之前,會先碰到所謂的政治容忍界線。一旦低於這條線,身為政府的我們就會被推翻。「政治容忍界線」……有兩個因素要討論:國家安全系統與宣傳機器的效率。

……

……我方的基本難題:如何達成經濟發展,滿足菁英階層與即將躋身菁英階層者的期待,又不用向大眾課徵超出政治容忍界線的稅金,以免激發反抗。我方有兩項主要工具,可以用來說服大眾犧牲目前的消費享受,換取未來的收入增加,那就是宣傳與鎮壓——兩種方法搭配在一起使用的話,成效更佳。……

……

附錄B 政變的戰術討論

在政變的決定性階段中(也就是展開實際行動時),我方將可動員先前滲透、策反國家安全系統等手段爭取來的部隊,派他們佔領某些實體目標,或捉弄某些目標人物,要不然就是解除某些硬體設施的功能。武力是這些行動的必備條件,但流血衝突將會使形勢動盪,帶來我方不樂見的後果,因此我方的行動目標是最好不必動武,只憑武力威脅使對手屈服。在附錄B中,我們將分析兩個主要問題:(a)行動小隊的編組與運作方式;(b)路障部隊的部署。對我方來說,這兩個問題的主要考量都是避免流血衝突,或是將流血降至最低。更重要的任務則是要確保政變後,我方的權威不會遭到己方的士兵或警察挑戰。

行動小組的編成

我方對軍警的滲透可能廣泛而分散,也可能集中在幾個大型軍團裡。在第一種情形中,我方部隊將由許多較下層的小隊組成。這些小隊的指揮官可能決定加入我方,但更上級的軍官——那些統領整個大隊的指揮官——則不在我方滲透範圍內。在第二種情形中,數支較大的隊伍將「集體」帶槍投靠我方,帶來所有或大多數裝備。……

這兩種形態各有其優缺點。滲透許多小單位部隊將為我方帶來額外的掩護,因為支持舊政府者無法立即分辨哪些部隊已經倒戈,哪些則仍然忠誠。對我方而言,由這些前同僚來抵抗效忠舊政府的部隊,也對我方有利。從另一方面說來,一次吸收幾個大型軍團可以將行動協調與同志辨認的問題降到最低,更重要的是行動的保密程度將因此提升,因為大型軍團內會有某種程度的互相監視,可以阻止成員重新回到舊政府的旗下,或是將我方出賣給情報單位。不過行動階段結束後,小單位組成的軍隊對我方而言安全得多,因為我方地位被軍方同志篡奪的風險大減……

無論我方吸收部隊的來源為何,通常都得視政變需要重新改組,因為性質特殊的任務眾多,必須由許多不同的小隊執行。除非我方兵力較多,或是具有其他類似的優勢地位,否則所有部隊都必須經過改組才能作戰。我方將會需要三種隊伍與路障部隊,用來處理第五章裡的三種目標,因此必須由已吸收的部隊與個人當中挑選足夠人數,組成ABC三種小隊。

A小隊的任務是佔領主要防禦目標(A類目標),如國家領導者的住處、主要電視與廣播電臺、軍方與警方的總部等。跟其他兩類目標比起來,A類目標規模較大,結構也較複雜,所以每支A小隊都必須包括下列四種組成人員,人數則視目標不同而定。

a)「平民」滲透小組:這個小組人數非常少,只需要幾個便裝人員攜帶藏好的武器或炸藥混進去。他們的任務是以公開、合法的「訪客」身份進入目標,從內部協助我方人員佔領該地。協助的方式可能是直接從內部發動攻擊,或是在內部製造混亂,分散注意力。但在主要廣電設施內,這些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避免敵方利用該設施對外發布警報。

b)誘敵小組:駐守目標的防禦部隊越多,這個小組的地位就越重要。以總統府或皇宮為例,通常會有一整個陸軍部隊駐守該地,這時計劃中最關鍵的就是製造事端,引開部分駐軍。誘敵小組可以製造混亂,或是直接攻擊附近較不重要的目標。整個誘敵行動必須精算時間,好讓政府派部隊來得及反應,還要算進他們趕到誘敵現場所需的時間,然後才對主要目標發動真正的攻擊。

c)掩護「火力」小組:這個小組人數不必太多,但必須具備強大火力,尤其是裝甲車或戰車。小組的主要功能是展示火力,打消政府派部隊的抵抗決心,另外還要封鎖其他接近現場的道路,以免敵方支援部隊趕到。

d)攻擊小組:這是人數最多的小組,挑選人員的標準則是他們的一般戰鬥能力,不過這些技巧最好可以不必派上用場。

……

BC小隊的任務分別為破壞選定設施與逮捕政治人物,因此不會遭遇重大的戰術問題,計劃行動時只需考量如何編成具有適當裝備的小型隊伍,還有如何分派目標,協調行動時間等。執行任務時,每支小隊大約派出幾輛吉普車載得下的戰鬥人員,再加上一名我方核心人員(如果逮捕目標是重要政治人物的話),或是一名技術人員(如果破壞目標需要高度專業技術的話)。

路障部隊的部署

 儘管我方的希望是政變發動前,政府不會知道我們這場政變的時程表,但一般而言,原政府應當不至於麻木到對於政變的可能性渾然不覺。在政治不穩定的國家,當權者常常會大費周章,培養政治上可信任的部隊或武裝警察,對抗來自內部的安全威脅。這些部隊的指揮官與人員通常與當權者有同樣的族裔及宗教背景,還有其他安全機制,以便確保這些部隊的政治忠誠。滲透這類「御用部隊」非常困難,我方其實可以直接把他們排除在吸收範圍之外。而除了這類軍隊之外,有所就算我方已經成功吸收所有主要部隊,或是已由內部解除其他部隊功能,我們仍然必須面臨著被意外倒戈,或者是突然出現一支未被我方滲透部隊的危險。基於上述理由,負責封鎖首都,隔離政府派部隊的路障部隊就非常重要。我們已經再三強調過,如果有忠堅的效忠舊政府部隊出面干預我們的政變,無論這篇忠堅部隊的規模多小,都可能發揮不成比例的強大作用。

駐守路障部隊的任務與攻擊部隊正好相反。攻擊部隊不必控制人員出入,只需盡力施加最大傷害;駐守路障部隊的任務則是阻止敵人通過,而且盡可能降低對地方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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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線」(或是以軍事術語來說,屏蔽(screen))的功用為:當效忠舊政府勢力的部隊離開交通工具,在我方路障前選擇一個據點後,我方對這些部隊所進行的包圍。此時我方部署在重要道路或街道的「象徵性」人員將在這裡針對效忠舊政府的部隊展開勸服的工作,對他們訴諸「上級命令」及「袍澤之情」這兩項動人的工具。如果勸服無效,則我方的人員也將明確指出後方還有我方的主力部隊鎮守,以及反裝甲武器的據點(如果我方能弄到戰車,那也該於此時指出這項事實)。我方守軍主力的指揮官,也就是路障地點的「利牙」,必須經過慎重挑選。效忠舊政府的部隊若是選擇動武,我方指揮官必須能夠抵抗到底。我方也必須讓舊政府的部隊瞭解,如果大家在這個路障前面打起來的話,將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選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