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第十章 大恐怖

(一九三六至三八年)

編者按:由於本刊編輯部的疏忽,第4344期合刊時漏發《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第十章,特此補發,並向讀者致歉。

 

關於該大恐怖已有眾多的記述,這在蘇聯亦稱作「耶卓夫當權期」。毫無疑問,在尼古拉‧耶卓夫執掌內務部(內務人民委員部)期間(從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蘇聯社會的各個階層,從政治局直到街頭被捕的普通公民,都感受到了鎮壓的作用。幾十年來,大恐怖的悲劇遭到人們的忽視。西方僅僅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一月和一九三八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那三個轟動一時之公開審判;在這些公審中,列寧最顯赫的同夥(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皮亞塔科夫、拉狄克和布哈林)承認了與托洛茨基集團和季諾維也夫集團或托洛茨基右翼分子聯手組織恐怖中心,策劃推翻蘇維埃政府或刺殺其領袖,陰謀恢復資本主義,進行破壞活動,削弱蘇聯的軍事實力,以及通過促成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蘇聯遠東地區獨立,圖謀分裂蘇聯和幫助外國勢力。

莫斯科的這些審判作為宏大的舞臺秀也是一個高度有效的戰術,它引開了著迷的外國觀察家對其他事件的關注,尤其是對所有社會階層之大規模鎮壓的關注。這些觀察家已經對去富農化、大饑荒、勞改系統的發展保持了緘默;對於他們來說,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所發生的諸般事件,不過就是斯大林十餘年來與其主要對手之政治爭鬥的最後一幕。這是「斯大林系熱月黨人官僚」與始終保持其革命初衷之「列寧派老人」間權利爭鬥的終結。

接過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之主要論點,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國時代日報上的一篇頭版文章中,作者做出如下論述:「俄國革命目前已經進入熱月期。斯大林業已懂得純粹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及世界革命神話的不現實。作為一個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但更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意識到了意識形態和神話兩方面給國家帶來的危險。其夢想很可能是某種開明的獨裁統治,一個遠離資本主義的家長制,但同樣也遠離共產主義怪獸。」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巴黎回聲報」用略微更鮮明且不敬的口吻表述了相同的感覺:「那個低俗的喬治亞人業已不知不覺地加入了恐怖伊凡【譯註:指俄國沙皇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和葉塞琳娜二世女皇的行列。他所清除的是那些始終忠於其自己之殘暴事業的革命黨人,也就是些充滿頑固之破壞意願的狂人。」1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赫魯曉夫所做的「給蘇共第二十屆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才終於揭開了「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間針對領袖和黨員之眾多非法行動」的面紗。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一些領導人,特別是軍隊幹部,得到了平反。但關於普通受害者卻保持了沈默。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第二十二黨代會上,赫魯曉夫公開承認「大規模鎮壓……也打擊了質樸而誠實的蘇聯公民」,但對於他及其同代的許多領導人所親自參與的這場鎮壓之廣度卻隻字不提。

到一九六零年代快結束時,根據逃到西方之蘇聯公民的見證陳詞,以及流亡人士出版物與赫魯曉夫解凍期之蘇聯出版物中的證據,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首次對大恐怖作了大致的概述。他對於權力結構和受害人數的一些推論後來遭到推翻。2

康奎斯特的工作引發了一場關於這場恐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中央現象、耶卓夫和斯大林各自的角色、以及受牽連之受害者人數的巨大辯論。修正主義學派的一些美國歷史學家質疑了斯大林精心策劃了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諸般事件這一說法。他們則強調中央政府和權力不斷膨脹之地方政府間的日益緊張關係,以及孤立的過激行為;並且試圖解釋說:一九三六到三八年間鎮壓的異常規模,是因為地方政府找到了數不清的替罪羊來開展恐怖活動,從而能夠轉移實際上是針對他們進行之恐怖行動的矛頭。以這種方式,地方官員試圖向中央政府展示他們在對抗共同敵人上的警覺性和不妥協。3

另一個爭議是關於受害者人數。康奎斯特及其追隨者認為,大恐怖導致了至少六百萬人被捕,三百萬人遭到處決,兩百萬人喪生於集中營。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們則認為這些數字有所誇大。

蘇聯檔案之即使只是部分的公開,也讓歷史學家得以窺見大恐怖的新方面。其他多項研究業已追溯了蘇聯政權之最血腥的兩年中格外複雜和悲慘的故事。我們在此的用意是要回答這場辯論提出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這場恐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中央現象,以及受害者的類別和人數。

對於大恐怖的中央性這一問題,目前可以看到的政治局文件已經證實,那些大規模鎮壓的確是黨的最高層所採取之主動行動的結果,是由政治局——特別是由斯大林——發起了。4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清除前富農、罪犯及其他反蘇維埃分子」行動,作為最血腥的鎮壓之一,其組織和實施對於中央和地方當局各自的角色頗具揭示作用。5

自一九三五到三六年前,那些遭放逐之前富農的最終命運,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儘管有經常重申之不許離開其指定地點的禁令,越來越多的「特別遷移」人員漸漸變得與自由工人大眾沒有區別。在日期為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份報告中,古拉格管理局局長魯道夫‧伯曼寫道:「得益於相當鬆懈的看管方式,在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與自由工人並肩工作的『特別遷移』人員當中,許多人現在已經離開其居住地。他們越來越難以識別。事實上他們常常具有專門技藝,因而成了有價值的管理人才,並且其中許多人已經拿到護照。很多人也已和自由工人結婚,並且現在擁有住房。」6

儘管許多被指定居住在工業地點的「特別遷移」人員開始融入當地的勞動階級,其他人卻逃到了更邊遠的地方。這些所謂的逃亡者沒有證件且無家可歸;其中許多人加入了社會邊緣分子和小偷小摸罪犯的團夥,越來越多地游走於多數大城市的外圍。一九三六年秋天在某些komandatury(內務部下屬專管「特別遷移者」的部門)進行了檢查,揭示了在政府看來不可容忍的狀況。例如,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在89700名分派定居於此的殖民者當中,僅剩了37000人。

對富農破壞分子已經滲透到企業裡和富農匪徒出沒於大街小巷等想法的癡迷,有助於解釋為何這個「類別」成為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斯大林炮製之大鎮壓行動的核心對象。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政治局給地方政府發出電報,命令「所有富農和罪犯必須立即逮捕……經過三人小組(即由地方黨委第一書記、檢察長和地方內務部首長組成的委員會)的審訊後,最敵對者需要槍決,那些不太活躍但仍然懷有敵意者需要放逐……中央委員會要求五天內向其提交三人小組的組成,以及要槍決和放逐的人數。」

接下來的數周裡,中央政府接到地方政府呈報的「指示性數字」;據此耶卓夫起草了日期為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起草第00447號行動令,並於同日上交給政治局批准。就在這項行動中,259450人被捕,72950人遭到槍決。7 這些數字並不準確,因為許多地區尚未將其計算數字上報中央政府。如同非富農化運動的日子一樣,所有地區都得到兩個類別的指標:槍決人數和放逐人數。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運動的受害者屬於一個難以索解的社會政治群體,其組成大大超出起初列舉的類別。除了「前富農」和「犯罪分子」,現在尋找的目標還包含「社會危險分子」、「反蘇維埃政黨的成員」,「前沙俄時代公務員」及「白衛軍」。這些帽子被相當隨意地戴到任何嫌疑人的頭上,不管他是黨員、知識分子,還是普通工人。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內務部的有關部門此前有許多年來準備必要的嫌疑人名單,並且有大量的時間隨時更新這些名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行動令,亦給予地方領導人權利向中央政府索取要清除之嫌犯的進一步名單。為了擴大指標,被判處為發配勞改營或死刑的那些人之家屬也遭到逮捕。

到了八月底,政治局已經接到為數眾多的提高指標要求。從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五日,政治局核准了多項增加指標的提案,因此又額外處決了22500人,並且另有16800人被發配到集中營。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內務部的鼓動下,政治局接受了57200人的指標增加;其中48000人要被處決。所有行動都預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前完成,但是各地的地方政府,由於在前幾年已經有過多次清洗且其新的官員急於要顯示熱情,再一次要求提高指標。從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到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核准了這些要求,因而認可了在清除九萬名嫌犯。

這樣一來,原先計劃為四個月的行動持續了一年多,並且波及到並不在原先指標所計劃範圍內的至少二十萬人。8 任何涉嫌社會出身不良的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居住在邊境地區的人們特別容易受到牽連;此外還有與國外有任何聯繫的人,不管這個聯繫是多麼疏遠。這些人,包括任何擁有無線電臺、愛好集郵、或會說世界語的人,都極有可能被指控為間諜。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政治局和內務部至少發動了十次類似於00447號行動令的運動,從而一個族群一個族群地清除涉嫌的間諜或「顛覆者」群體,這包括:德國裔、波蘭裔、日本裔、羅馬尼亞裔、芬蘭裔、立陶宛裔、拉脫維亞裔、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在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十五個月裡,幾十萬人在這些反間諜行動中被捕。

下來例舉了目前有一些信息的運動(儘管此等信息仍然支離破碎;保管最敏感文件的前克格勃檔案部門和俄國總統府檔案局目前仍舊保密且不對研究者開放):

 

‧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清除在所有與國防相關部門工作之德國分遣隊」的行動

‧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開始之「清除從哈爾濱遣返之日本裔網絡的所有恐怖活動、顛覆及諜報」的行動

‧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發起之「清除右翼軍人和日本裔哥薩克組織」的行動;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十二月間,是次行動令超過19000人喪生

‧由內務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第00486行動令而發起之「鎮壓人民敵人之家屬」的行動

 

以上只是由政治局下令並由內務部執行之行動中一小部分的很不完整清單,但也足以強調一九三七和三八年大規模鎮壓的中央性。如同由中央決定但由地方執行的所有行動一樣,包括非富農化、清洗城鎮,以及抓捕專家,這些行動都常常被地方當局悲慘地擴大化。大恐怖以後,僅有一個委員會被派往土庫曼斯坦地區,調查耶卓夫當權期的過激行為。在這個僅有一百三十萬居民(佔蘇聯總人口的0.7%)的小共和國裡,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間,作為「清除前富農、罪犯及其他反蘇維埃分子」行動的一部分,竟有13259人被內務部三人小組判刑。其中4037人遭到槍決。而中央規定的指標則分別為6227(判刑總人數)和3225(處決總人數)。9 不難想象,全國所有其他地區,類似的擴大化比比皆是。這都源於指標原則、中央之計劃指令、以及官僚機制之本能反應;這些反應乃經過多年的吸收和灌輸,其關鍵就在於迎合上級的意思和莫斯科的指令。

另一系列的文件也凸顯了由斯大林下令並由政治局核准之大規模屠殺的中央性。這些是由政治局法律事務委員會制定的要判刑人員名單。被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軍事法院或內務部之特別委員會所傳訊者的刑期,均已由政治局法律事務委員會事先決定。這個成員包括耶卓夫本人的委員會至少提交了383份名單供斯大林和政治局簽署。這些名單上列出了大約四萬四千名黨的領導人或黨員,以及工業界和軍界的重要人物。其中至少三萬九千人被判處死刑。362份名單底部有斯大林本人的簽名,373份有莫洛托夫的簽名,195份有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的簽名,191份有卡岡諾維奇的簽名,177份有安德列‧科濟列夫的簽名,62份有米高揚的簽名。10

所有這些領導人都曾親自前去完成一九三七年夏季後對地方黨組織的清洗。卡岡諾維奇被派往車里雅賓斯克州的頓巴斯地區、雅羅斯拉夫爾、伊萬諾沃和斯摩棱斯克;科濟列夫在完成了對其所在地列寧格勒的清洗後,前去了奧倫堡、巴什基爾和韃靼斯坦;安德列耶夫去了北高加索、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米高揚去了亞美尼亞;赫魯曉夫去了烏克蘭。

大規模鎮壓的大部分指示,如果政治局通過的所有其他決議一樣,都理所當然地要經過斯大林認可;但根據最近曝光的檔案資料,現在看來斯大林同時也是大部分鎮壓措施的起草和發起人。例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接到西西伯利亞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米哈伊爾米哈伊‧科羅特欽科的通報,告知有關審判某些被指控犯有破壞罪之農學家的情況,斯大林本人在十分鐘內發回電報,指示說:「我建議將安德列耶夫之轄區的所有破壞分子都判處死刑,並在當地報紙上公開宣佈對他們的行刑。」11

目前可用的全部文件(政治局的議定書、斯大林的日記、以及他在克林姆林宮接見之訪客的名單)都表明,斯大林精心指揮並和控制了耶卓夫的每個行動。他更正對內務部的指示,策劃所有的重大公審,甚至親自為此撰寫文稿。在對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及其他紅軍將領參與「軍事圖謀」之審判的準備階段,斯大林每天都會見耶卓夫。12 在耶卓夫當權期的每個階段,斯大林保持了對各種事件的政治控制。是他決定任命耶卓夫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他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從索契給政治局發出著名電報:「提名耶卓夫同志任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是絕對必須且刻不容緩的。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之聯盟的任務。格別烏在此事上已經拖延了四年之久。」制止「內務部的過火行為」也是斯大林決定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員會的一道指令(臨時)停止了「大規模逮捕和遣送程序」的組織。一星期後,耶卓夫被解除人民委員部部長職位,由貝利亞接替。大恐怖的結束因此如同其開始一樣,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

為確定耶卓夫當權期受害者的類別和人數,我們現在掌握了一些絕密文件;這些文件是在去斯大林化時期為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其他黨的主要領導人準備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份關於「個人崇拜時期進行之鎮壓活動」的長篇研究報告。該研究是由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成立之以尼克拉‧什維爾尼克為首的一個委員會進行的。13 因此,研究人員能夠將這些數字與目前也有的關於古拉格管理局【譯註:即蘇聯勞動改造營總管理局】、司法人民委員部、以及法律記錄的其他來源統計資料進行比較。14

由此看來,一九三七和三八年間內務部逮捕了1575000人,其中1345000人(85.4%)遭到某種刑罰;在被判刑者當中有681692人(51%)遭到處決。

被捕者的判刑有不同途徑。涉及白領工人、政治家、軍界將領、經濟學家、知識分子(最引人注目之類別)的案件,都由軍事法庭和內務部特別委員會來判決。鑒於這些行動的規模,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設立了地區級的三人小組,由當地檢察官、當地警察局局長和當地內務部分支頭目組成。這些三人小組是一種極其敷衍了事的司法形式,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遵循中央政府事先發來的決議和指標。往往他們所做的事情只是拘捕一些已經遭到一段時間監視的嫌犯,亦即「重新啟用」舊的名單。審判簡單至極;如同最近出版的「列寧格勒烈士名單」所證實,三人小組往往一天要看數百份卷宗;該文件列出了自一九三七年八月起,該城居民中被依照刑法第58條而處決的逐月名單。逮捕和死刑判決的間隔通常是幾個星期。判刑沒有上訴,而且常常在數日內執行。僅僅為填滿某個具體行動的指標而遭到逮捕的機率,取決於那段時期進行的所有大規模鎮壓行動中的種種巧合;這包括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發起的清除富農運動,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除犯罪分子運動,以及「鎮壓人民敵人家屬」的運動。如果已經在案的人名單不夠長,地方政府就會不擇手段地找到額外的人名來「達到業已確立的定額」。僅舉一個例子,為了補足「破壞分子」類別,土庫曼的內務部以工廠火災為藉口,逮捕所有在場者並強迫性他們說出他們的「同夥」。15 在那681692名被處死的人當中,共產黨幹部僅佔一微小部分。這場由高層計劃且任意發明政治敵人之類別的恐怖運動,由於其本質,產生了種種副作用;而這些副作用則總是高度反映了基層鎮壓機器的暴力文化。

這些數據遠非詳盡無遺,而且不包括在那些年裡進行的任何放逐,比如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十月期間由蘇聯遠東地區的放逐,當時有十七萬兩千名朝鮮族人被遷移到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並且也不包括在服刑期折磨致死或在運往集中營中途中死去的人們(數字不詳),或在這些年中在勞改營裡死去的囚犯(一九三七年約兩萬五千人,一九三八年超過九萬)。16 即使相對於幸存者之目擊報告的推斷向下調整,這些數字仍舊提示數十萬人針對整個社會所進行之大規模殺戮的驚人程度。

現在或許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些大屠殺之受害者的類別。我們現在有一些關於一九三十年代末期古拉格犯人的統計數字,這將在下一章裡詳盡討論。此信息涵蓋了所有群體的囚犯,而不僅僅是大恐怖期間被捕的人,但是沒有具體說明耶卓夫當權期被關入集中營之受害者的類別。盡管如此,依然有些規律可循,特別是受過某種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數激增(一九三六到三九年間超過百分之七十);證實了那個年代末期之恐怖的目標乃是特別針對受過教育之精英,不管他們是否為黨員。

由於對黨之幹部的清洗是(在蘇共二十大上)受到公開譴責的第一個斯大林時代事件,它成了大恐怖之最著名的方面之一。赫魯曉夫在其於該次黨代會上的「秘密報告」中,用了相當篇幅來講述這個現象。其打擊面包括五位政治局成員(波斯特舍夫、揚‧魯祖塔克、埃赫、柯西歐爾、阿納托利‧邱巴爾,均為忠誠的斯大林派分子),以及中央委員會139位委員中的98人,以及一九三四年第十七屆黨代會1996位代表中的1108人。同樣遭到打擊的還有共青團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會93個委員裡有72人被捕,此外還有385位地委書記中的319人,以及2750位區書記中的2210人。一般說來,地方和地區的黨團總部都全部換人。那些舊人都涉嫌破壞莫斯科下達的決定和反對中央對地方事務的控制。在季諾維也夫曾任黨魁且基洛夫遭到暗殺的列寧格勒,日丹諾夫和紮科夫斯基(內務部的地區首領)逮捕了超過九成的黨幹。這些數字只佔列寧格勒在一九三六到三九年間鎮壓中受害者的微小部分。17 為確保最大效率地進行清洗,中央政府代表和內務部部隊被一同派往各省,完成真理報所描述之將托洛斯基派法西斯分子巢穴中之「臭蟲熏出並消滅」的任務。有些地區似乎比其他地區更慘,尤其是烏克蘭。僅一九三八年一年,在任命赫魯曉夫為烏克蘭黨委書記之後,十萬六千人在烏克蘭遭到逮捕,其中大部分人被處死。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200名成員中僅有三人幸存。相同的情形在所有地區和當地黨部重復,那裡舉行了數十起對前共產黨領導人的公審。

和幾分鐘內就決定被告命運的秘密審判或三人小組秘密會審不同,對領導人的公審具有很強的民粹主意性質,並且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如同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的演講中所說,其用意是譴責這些地方領導人,「這些新領主;他們如此自鳴得意且充滿過度自信……用不人道的態度不可避免地製造了痛苦和不滿,結果促進了托洛斯基分子隊伍的形成。」据認為,這將加強「普通人、相信正義的純樸積極分子」與領袖本人之間的聯盟。這些公審均效仿莫斯科的大型公審,但以地方和地區為範圍,通常在相關的地方新聞中有詳細報導,並且成為思想意識、大眾及民粹主義鼓動的焦點。由於揭露了陰謀,對於意識形態不可或缺,以及營造了有錢有勢者被拉下臺而窮人翻身作主的狂歡氣氛,按照安妮‧克里格爾的話講,這些公審變成了「強大的社會清潔機制」。

當然,對地方黨領導人的鎮壓僅僅是冰山一角。一個例子來自內務部之奧倫堡地區部門「關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到九月十八日期間進行之清除托洛斯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秘密團體及其他反革命團體的行動措施」的一份詳細報告(這是在日丹諾夫訪問該省以加速清洗以前)。在該省,下列黨員遭到逮捕:

 

420名「托洛斯基分子」,均為第一流的政治家或經濟學家

120名「右翼分子」,都是舉足輕重的地方領導人

 

540名黨員幹部佔了當地官員總數的45%。待到日丹諾夫在奧倫堡的任務完成後,又有598名幹部被捕並處死。到一九三七年秋,該省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及每位知名經濟學家都遭到剷除。他們被那些迅速提升到第一線的新一代人所替補,即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的一代——簡而言之,就是構成一九七十年代政治局那一代人。

除了數以千計的黨員幹部被逮外,還有很多普通黨員和前共產黨人;後兩者尤其朝不保夕。這些普通公民多年來已經在內務部的名單上,並且事實上構成了大恐怖時期的大部分受害者。我們回到內務部的奧倫堡的報告:

 

略多於兩千名的日本哥薩克右翼軍人組織成員 [其中大約一千五百人被處死]

一千五百多名一九三五年從列寧格勒放逐到奧倫堡的軍官和沙俄公職人員 [這些是在基洛夫暗殺事件後被放逐到各地的「社會異己分子」]

250人因波蘭案件被捕

九十五人被捕……作為有關來自哈爾濱之分子的案件的一部分

3290人作為清除全部前富農之行動的一部分而被捕

1399人在清除所有犯罪分子的運動中逮捕

 

如果再包括三十幾名共青團員和五十位當地軍事訓練院校的學員,很明顯,內務部於五個月內在這個省份逮捕了超過七千五百人。同樣,這也是在安德烈‧日丹諾夫指揮的鎮壓強化之前。逮捕九成的當地政要似乎顯得很是驚人,但實際上只佔了是次鎮壓中受害者的微不足道比例;其中多數人都落入由政治局特別定義且經斯大林本人批准的其他類別。

某些類別的官員首當其衝:例如,外交官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所有人員都很自然地被指控為間諜;或是工廠廠長和負責經濟事務之部委的人員,則常常被懷疑是破壞分子。在被捕並大多遭到處決的高級外交官當中,有克列斯廷斯基、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亞歷山大‧博戈莫洛夫、康斯坦丁‧尤列涅夫、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安東諾夫‧奧夫斯克;這些人曾分別出使柏林、倫敦、北京、東京、布加勒斯特及馬德里。19

所有部委都成了鎮壓的犧牲品。在相對無名的機械工具人民委員部,整個機關都被替換;除了兩人以外,所有隸屬此委員部的工廠廠長都遭到逮捕,連同幾乎所有的工程師和技術員。其他若干個工業部門有相同的情形,尤其是航空工業、造船、冶金及交通,但關於這些部委的現有信息相當支離破碎。大恐怖結束後,卡岡諾維奇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蘇共十七大上表示:「一九三七和三八年間,所有重工業部門的領導人員全部被替換,數千新人獲任命接替那些被揭露出來的破壞分子。在一些工業部門,當時有若干層的破壞分子和間諜……現在全都換上了將接受斯大林同志所授予的任何任務的幹部。」

在遭大恐怖打擊最厲害的黨員幹部當中,有那些住在莫斯科勒里斯酒店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遭逮捕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有海因茨‧紐曼、赫爾曼‧雷梅爾、弗里茨‧舒爾特及赫爾曼‧舒伯特,均曾擔任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李奧‧弗里格;紅色標記報的編輯海因里希‧薩斯坎德和維爾納‧赫希;以及共產國際創立會議的德國黨代表的雨果‧埃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數月後,五百七十名一直關押在莫斯科監獄的德國共產黨員在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的邊境橋上被移交給蓋世太保【譯註:即納粹德國秘密警察】。

對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的清洗也同樣殘酷。挑起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的貝拉‧坤遭到逮捕和處決,同時被捕和處決的還有在莫斯科避難的布達佩斯曇花一現之共產黨政府的十二名其他人民委員。將近兩百名意大利共產黨人也遭到逮捕(包括保羅‧羅博蒂,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帕爾米羅‧陶里亞蒂的內兄),以及大約一百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包括黨總書記米拉‧戈爾基,國際縱隊組織的書記兼指揮弗拉基米爾‧庫佩,以及四分之三的中央委員會成員)。

 

大恐怖中的絕大多數受害者都沒有留下姓名。下面是一九三八年之第24260號「普通」檔案的摘錄:21

 

1. 姓:西多羅夫

2. 名:瓦西里‧克里曼托維奇

3. 出生地和日期:1893年莫斯科Sechevo

4. 地址:莫斯科克羅曼斯基區Sechevo

5. 職業:合作社雇員

6. 工會:合作社雇員工會

7. 逮捕時財產:一間木屋,8x8米,帶金屬片房頂,帶半棚的20x7米院落;一頭牛,四隻羊,兩頭豬,若干雞

8. 一九二九年財產:同上,加上一匹馬

9. 一九一七年財產:一間木屋,8x8米,帶半棚的30x20米院落;兩個穀倉,兩個棚子,兩匹馬,兩頭牛,七隻羊

10. 逮捕時社會地位:有工作

11. 沙俄軍隊服役:一九一五到十六年步兵,韃靼斯坦第六步兵團二等兵

12. 白軍服役:無

13. 紅軍服役:無

14. 出身:我認為自己是普通農民的兒子

15. 政治歷史:無黨派

16. 國籍和公民身份:俄國,蘇聯公民

17. 共產黨黨員:非

18. 教育程度:基本

19. 目前兵役狀態:預備役

20. 犯罪記錄:無

21. 健康狀況:疝氣

22. 家庭狀況:已婚。妻子:阿納斯塔西婭‧費奧多羅芙娜,43歲,集體農莊莊員;女兒:尼娜,24

按照管區內務部負責人的命令,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被捕。

 

審問記錄摘錄:問:解釋你的出身、社會狀況,以及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情形。

答:我出生於一個小商販之家。直到一九零四年前後,我父親在莫斯科的Zolotorozhskata街有一間小店鋪;據他告訴我說,他有做生意,但沒有雇員。一九零四年後,他被迫關閉店鋪,因為無法與較大商店競爭。他回到了Sechevo鄉下,租了六公頃可耕地和兩公頃草地。他有一個雇工,叫戈里亞切夫;該人為我父親工作了多年,直到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以後,我們保留了農場,但失去了所有馬匹。我和父親一起勞動到一九二五年;在他去世後,我和兄弟一起耕種。

我不認為我犯有任何罪行。

 

羅列之指控摘錄:

 

西多羅夫對蘇維埃政權心懷不滿,尤其敵視黨;他曾廣泛散佈反蘇維埃宣傳,說什麼「斯大林和他那夥人不會放棄政權。斯大林濫殺了許許多多的人民,但依然不想放手。布爾什維克黨會抓住權力不放,繼續逮捕誠實的人;而且你甚至不能對此發表議論,否則你就會在集中營裡呆上二十五年。」

被告人聲稱無罪,但被幾個證人所揭露。此案件已移交三人小組來裁決。

簽字:Kolomenskaya管區警察少尉S‧舍拉克耶夫

同意: Kolomenskaya地區國家安全支隊隊長中尉加爾金

 

三人小組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決定的報告摘錄:VK‧西多羅夫案件。前店主,曾與其父一起開店鋪。被指控為在集體農莊莊員當中散佈反革命觀念,宣揚失敗主義的論調,連同對共產黨員的威脅,對黨的政策和政府的批判。

 

判決:槍決瓦西里‧克里曼托維奇‧西多羅夫,沒收所有財物。

 

判決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執行。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追認平反。

 

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波蘭共產黨。波蘭共產黨的情形有些特殊,因為這個黨出自波蘭和立陶宛王國的社會民主黨,於一九零六年以自治形式加入俄羅斯的社會民主工人黨。俄國黨和波蘭黨之間歷來聯繫密切。許多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僅舉幾例:捷爾任斯基、緬任斯基、溫施利希特(都曾任格別烏首腦),還有拉狄克,後來均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自己的建樹。

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間,波蘭共產黨遭到全面清除。十二位生活在俄羅斯的波蘭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共產國際各個部門的波蘭代表,都被處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簽署了一份提議「清洗」波蘭共產黨的文件。一般說來,在某個黨遭到清洗後,斯大林會從遭清除團體的對立派系之一選擇新人來充當領導。但波蘭共產黨的情形是,所有派系都被同樣指責為「執行波蘭反革命特務機關的指令」。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投票通過波蘭共產黨的解散。按照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的解釋:「波蘭法西斯特務已經滲透到黨內,並攫取了全部關鍵職位。」

以他們曾經「受騙上當」且被認定為「缺乏警惕」為理由,共產國際中的蘇聯官員自然就成了清洗的下一批受害者。共產國際的幾乎所有蘇聯幹部都遭到撤換(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威廉‧克諾林,對外關係部部長VA‧米偌-阿布拉姆夫,以及幹部部負責人格沃爾克‧阿里汗諾夫),總共有數百人。共產國際清洗中僅有的幸存者,只是完全站在斯大林政權一邊的馬努伊爾斯基和奧托‧庫西寧等幾個領導人。

 

慎重保存的記錄證實,軍隊是一九三七和三八年遭受重創的另一個領域。22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報紙登出消息,某軍事法庭經過秘密審判,以叛國罪和間諜罪判處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死刑。圖哈切夫斯基時任國防部副部長,並且是紅軍現代化的首要設計師。1920年的波蘭戰役以來,經常性的意見相左導致他日益成為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對立面。也被判處死刑的還有七為陸軍將軍:基輔軍區司令約安斯‧亞基爾,白俄羅斯軍區司令烏博列維奇;以及羅伯特‧愛德曼、奧古斯特‧科爾克、維特瓦特‧普特納、弗雷德‧費爾德曼和維塔利‧普里馬科夫。接下來的十天裡,九百八十位高級軍官被捕,其中包括二十一位中將和三十七位少將。指控圖哈切夫斯基及其同夥的「軍事陰謀」案件,其時已經醞釀策劃了若干個月。被指控者於一九三七年五月遭到逮捕。經過耶卓夫親自指揮的殘酷逼問,所有人都在被判決前被迫招供。(當圖哈切夫斯基在二十年後得到平反時,據披露若干頁的供詞沾有血跡。)斯大林親自督導了整個案件。五月十五日前後,經由駐布拉格蘇聯大使,他收到納粹德國特務機關偽造的文件,其中包含了據稱是圖哈切夫斯基與德軍統帥部之間的虛假通信。事實上,德國特務機關是被內務部利用了。

在兩年裡,對紅軍的清洗消滅了:

 

五位元帥中的三位(圖哈切夫斯基、亞歷山大‧葉戈羅夫,瓦西里‧布呂歇爾,剩下的兩位元帥分別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和十月被處死)

十五位上將中的十三位

九位海軍上將中的八位

五十七位中將中的五十位

一百八十六位少將中的一百五十四位

全部十六位軍團政委

二十八位軍政委中的二十五位

 

從一九三七年五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35020名軍官遭到逮捕或被逐出軍隊。現在依然不清楚有多少人被處決。一九三九到四一年間,約有一萬一千人被召回(包括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將軍和亞歷山大‧格巴托夫將軍)。但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後又開始了一波新的清洗;因此按照最嚴重的估計數字,大恐怖期間被捕總人數為大約十七萬八千名軍官中的三萬人。23 儘管就比例而言這比普遍認為的要小,但對尤其是高層的紅軍清洗,嚴重影響了一九三九到四零年間蘇芬戰爭,以及對德作戰的第一階段;當時這構成了對蘇聯軍事效能的最嚴重障礙之一。

斯大林對納粹德國之威脅的重視程度,遠遠小於其他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尤其是布哈林和擔任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至一九三九年四月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斯大林毫不猶豫地犧牲了紅軍的大多數最優秀軍官,用完全未經考驗的人來替代。斯大林希望其軍隊裡的軍官,對內戰時期斯大林做軍隊統帥時而參與的種種有爭議事件毫無記憶,並且不會像圖哈切夫斯基大元帥那樣,想要對斯大林於一九三十年代末所作的政治和軍事決策——尤其是與與納粹德國的和解——提出異議。

 

知識分子是另一個淪為大恐怖之受害人的社會群體,對此目前有相對豐富的信息。24 作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已得到公認的社會群體,大多數俄國知識分子一直是反對暴政和抵制知識限制的中堅。這個事實就使得他們先前已經成為一九二二年清洗和一九二八到三一年清洗的受害者。時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和四月,一場惡毒的新聞宣傳活動譴責了經濟、歷史和文學界的「離經叛道」。與學問和創作有關所有領域都成了攻擊的目標,政治和教條上的藉口常常被用來掩蓋個人的野心或競爭。例如在歷史界,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已於一九三二年過世)的全部追隨者都遭到逮捕。教師和教授特別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的講課內容很容易被熱心的舉報人獲取。大學和學術機構都被消減,尤其是在白俄羅斯(那裡的一百零五位學者中有八十七人被當作「波蘭間諜」而逮捕)和烏克蘭。在烏克蘭,對「資產階級民粹派」的第一波清洗發生於一九三三年;當時有數千名烏克蘭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其罪名是「將烏克蘭科學院,舍甫琴柯研究所,農業研究學院,烏克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以及教育、農業及司法等人民委員部轉變為資產階級民粹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避風港」。(帕維爾‧波斯特舍夫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講話)。因此,一九三七到三八年的大清洗完成了實際上是在四年前開始的運動。

與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或國防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弱關聯的學術領域都受到衝擊。航空工業的主要人物,特別是安德烈‧圖波列夫(著名航空工程師)和謝爾蓋‧科羅廖夫(蘇聯航天計劃奠基人之一),都遭到逮捕並被送往類似於索爾仁尼琴在《第一圈》裡所描述的內務部研究中心。普爾科沃大天文臺的二十九名天文學家中有二十七人遭到逮捕。在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人口普查後,國家經濟管理部門幾乎全體統計人員都遭到逮捕;該次普查因為「嚴重違背統計科學的基本程序並抵觸政府命令」而遭廢除。眾多語言學家遭到逮捕——他們曾經反對斯大林正式支持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家尼古拉‧馬爾的理論;此外還有數百名生物學家——這些人曾經反對「官方」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的騙子行徑。其他受害者還包括醫學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所羅門‧列維特教授,穀物研究所所長尼古拉‧圖萊科夫,植物學家A‧亞納塔,列寧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尼古拉‧瓦維洛夫院士;瓦維洛夫於一九四零年八月六日被捕,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死於獄中。

作家、發行人、戲劇導演及新聞記者,由於被指控為替敵對和外國觀點辯護,以及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立場,在耶卓夫當權期付出了慘重代價。將近兩千名作家協會成員被捕、流放集中營或遭處決。其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有《紅色騎兵軍》和《敖得薩故事》的作者伊薩克‧巴別爾(於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槍決),作家鮑里斯‧皮利尼亞克、尤里‧奧廖沙、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詩人尼古拉‧克柳夫、尼古拉‧紮博洛茨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死於某西伯利亞中轉集中營)、古爾根‧馬里、T‧塔比澤。許多音樂家也遭到逮捕,包括作曲家安德烈‧熱利亞夫和指揮家E‧米克拉基,以及多位戲劇界著名人物,比如大導演V‧梅耶荷德。梅氏的劇院於一九三八年初被關閉,理由是「與蘇維埃藝術格格不入」。梅氏拒絕公開懺悔,於一九三九年六月被捕,遭受折磨,並於一九四零年二月二日被處決。

在這些年裡,當局想要「完全清除」(以他們自己的話說)最後剩下的神職人員。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人口普查顯示,儘管有政府施加的壓力,當問及「是否有宗教信仰」時,仍然大約百分之七十的人給予肯定的回答。因此蘇聯領導人開始了針對教會之第三輪且是決定性的攻勢。一九三七年四月,馬林科夫給斯大林寫信,建議說有關宗教組織的法律已經過時,並且提出廢黜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的法令。他寫道:「這條法令給了教會和邪教的最活躍成分法律依據,使他們得以創建一個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六十萬人網絡。」他總結說:「現在是乾淨徹底地解決所有神職組織和聖職階級制度的時候了」。25 數以千計的牧師和幾乎所有的主教們都被送進集中營;並且這一次絕大多數人遭到處決。在一九三六年仍然活躍的兩萬座教堂和清真寺當中,到一九四一年初僅剩不到一千座還在開門。一九四一年初,所有宗教之正式註冊神職人員的總數,從一九三六年的24000人降至5665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波羅的海諸國:波蘭、摩爾達維亞和西烏克蘭,都是在一九三九到四一年間併入)。

 

由此信息可以得出結論:大恐怖是在斯大林之至高無上指揮下,由黨的最高層所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運動。

此外,大恐怖實現了其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建立一隻由年輕幹部組成的政府和軍隊官僚機構;這些人是在一九三十年代斯大林精神嚴格熏陶下提拔的。這些官員,用赫魯曉夫在十七大黨代會上的話說:「將毫無保留地接受斯大林同志所分派的任何任務。」在一九三十年代末以前,各級政府部門是由舊政權訓練的「資產階級專家」和布爾什維克幹部組成的大雜燴,後者中的許多人只有在內戰時期的邊幹邊學且相當得不稱職。每個機構都設法保存了一些專業精神和管理方式,以及某种程度的自治,而不是盲目遵從中央下達的意識形態意志和命令。這在一九三五年的審查黨證運動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當時地方的黨領導人對此有消極抵觸。這也很明顯地表現在統計人員拒絕為了達到斯大林的期望而「美化」認可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人口普查數字。斯大林意識到相當一部分幹部,不管他們是否為共產黨員,並沒有打算盲目遵從中央下達的指令。他的目標是用更順從其意願的幹部來取代這些官員。

大恐怖的第二個目標是要完成對「社會危險分子」的清除;這類人的數目在繼續增加。如同刑法所規定,任何「對社會採取敵對行動或有危險的人,或有犯罪背景或犯罪紀錄的人」,都可歸類為社會危險分子。因此,所有屬於冠以「前」為前綴之社會群體的人都屬於社會危險分子:前富農、前罪犯、前沙皇公務員、前孟什維克黨員、前社會革命黨員,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群體都必須在大恐怖中加以清除,因為,因為按照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之中央委員會全會上的說法:「我們離社會主義越近,那些垂死之社會階級的殘渣餘孽就會有越多的反撲。」

在這次講話中,斯大林強調了這樣一個想法,即蘇聯作為唯一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被敵對勢力包圍著。按照斯大林的說法,蘇聯周邊的國家——芬蘭、波羅的海諸國、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日本和其他國家,在法國和英國的援助下——都在派遣「大隊大隊的間諜和顛覆分子」,其任務是要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作為獨一無二且神聖的國家具有不容侵犯的邊境,那裡是與始終存在之敵人搏鬥的前沿陣地。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搜捕間諜(即與外部世界有接觸的任何人,不管該是多麼得無足輕重)就具有極高的重要性。清除潛在且虛構的「第五縱隊」是大恐怖的中心任務。

前面所列之受害者的廣泛類別,幹部和專家、社會危險分子和異類分子、以及間諜,都展示了大恐怖中大規模屠殺的邏輯;這是兩年內造成將近七十萬人死亡的緣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