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思想解放」的命運

和歷史反思的興起

 

辛灏年

 

編者按:這是辛灝年先生20147月在南加州僑學界紀念抗日戰爭七十七週年活動上的演講。

 

各位貴賓,都是洛杉磯的翹楚人物,能夠來到這裡和我們一起來回顧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歷史。因為臺灣對岸的那個中國,它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它是馬列的中國。多年以來,咱們大陸人民在歷史反思的過程當中,逐步的認識到,這是一個真正外來的政黨,一個真正的外來的政權,是第三共產國際和前蘇聯在中國建立的一個所謂的馬列中國。這是大陸人民艱難反思的一個結果,反襯起來,那麼中華民國才真正是我們民族的中國。

懷念民國,羨慕臺灣

我非常接受剛才劉處長跟我提的意見,您為什麼說懷念民國思潮呢?其實這裡面少了幾個字,因為我的講演的正式題目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可是我還有一個副題,叫作「我們為什麼懷念民國,羨慕臺灣」,我們還有一個羨慕臺灣呢,因為我們懷念的是一九四九年前那個那麼大的中華民國,可是那麼大的中華民國對民主的追求,對自由的追求,終於在中華民國的臺灣實現,所以大陸人民今天才會羨慕臺灣。

我也給您提一個小小的意見,您不要再跟我們大陸的老百姓說,跟我這樣的大陸人說:「歡迎你們到臺灣來旅遊」,不是,「歡迎你們回到中華民國」,是不是?如果你們不能夠來到我們中華民國,不能回到我們中華民國,那麼你們咎由自取就去回歸民國,是不是?如果我們能夠讓我們十三億的人民,在三十年的歷史反思的過程當中,終於明白了民國當歸,不論是四九年前的民國當歸,今天的中華民國臺灣也當歸,那麼我們未來中國的前途不就是一個,大中華民國的、民族統一的前途,還怕誰搞什麼分裂、搞什麼台獨嗎?當然不怕了。

所以我今天可能還不能夠講到七七抗戰,我心裡想講的是什麼呢?大陸人民跟你們不一樣,你們從小生活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由中華民國的台北政府為你們服務,來建設這個寶島,也就是以前蔣先生說過的,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今天這句話好像不時髦了,不,在中國大陸很時髦,因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已經終於還政於民,中華民國的歷史進程——軍政、訓政、憲政,終於走過來了,並且實現。

那大陸人民呢?沒有,我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因為一場中國的共產革命而得到了一個馬列中國,它的正式的名稱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誰都知道,這個共和國不是那個共和國,因為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共和國才是中國的真正的民主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專制國,這不用我解釋,所有的臺灣朋友,不論你有何等的看法,你都不能夠不承認,大陸是一個專制國,這是事實。

專制的國家有幾個特點:第一,最重要的是思想控制,所以我們從小不知道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們從小不知道抗戰是誰打的,我們只知道中華民國是一個壞中國、舊中國、黑暗的中國,我們只知道國民黨是一個腐敗的、腐朽的政黨。我們更加不知道中華民國從辛亥革命開始,一直到臺灣還政於民這個艱難的過程,我們全然不知。

我們只知道蘇聯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只知道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我們只知道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全體中國人民,我們只知道在我們的大陸社會裡面,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黨在領導我們,都是黨在培養著我們,都是黨讓我們走它要指定的那一條道路,所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大陸幾代中國人,老一代的明知民國,不敢對下一代說,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民國,我們又從哪裡去知道我們的十四年抗戰、八年全面抗戰?我們又怎麼能知道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衛國戰爭呢?

衛什麼國?衛中華民國。捍衛中華民國,這是我們在大陸想不通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共在紀念反法西斯的日子裡,總是要高呼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它卻絕不講中國的衛國戰爭、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所以我們給它重新加了一個概念,抗日戰爭就是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就能夠破解抗日戰爭中,各種黨派、各種軍隊、各種團體的表現和行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要的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發動人民革命,以便將來奪取政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裡面說的話)。我們就得明白,誰才是愛我們中華民族的,誰才是不愛我們中華民族的,只愛他自己的黨。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大陸老百姓,從一九八五年開始,一個偶然的機緣,我下面會說,開始反思。反思什麼?反思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血脈,究竟是誰把他保存下來的。這個反思到今天為止已經三十年了,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歷史學家、政治學者、作家、藝術家、記者、民間的青年知識份子,甚至於只讀過高中的農村知識青年,他們都在反思,他們一個是走向民間,向老一輩的人去瞭解四九年前的中國,瞭解抗戰是誰打的;另外一點就是開始走向故紙堆,將那些被塵封、壓得層層的那些四九年前的書刊翻出來,看一看當年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當年的衛國戰爭究竟是誰打的。

經過三十年的反思,中國大陸,我們的知識份子們終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就,雖然反思的過程是極其艱難的,因為我們的反思是不自由的,我們的反思不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或中國大陸所有的報刊上發表,可是反思開始是口耳相傳,反思後來借助了科技的發展——網路,終於在中國大陸舖天蓋地的形成了一種潮流,那就是歷史反思的潮流,這個潮流又推動了對於中華民國反思的成果,這個成果就是——懷念民國,羨慕臺灣。

我現在拿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一個大陸的青年,在前年站在長城上,兩手撑開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的國旗。網站上你們只要用心一搜索都能夠看到。我再請大家看一張照片,去年七月中國大陸全國統一高考,珠海的兩個高中畢業生,在考場爬上旗桿的頂端,拿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升上了旗桿,當然他們被抓走了。

大家再看看,去年十月,一千多人包圍了上海市政府,其中有許多人喊打倒共產黨,這個人穿了一身白衣服,他的白衣服後面寫了幾個字:「繼承孫文、打倒共產」,他的命運當然也是可想而知。這樣的照片很多,我來不及一張一張的印出來,我還要告訴大家,想必在座的朋友們都會看世界日報,世界日報在去年的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登了這麼一小塊消息,這個消息是這樣的:在中國大陸廣州的地鐵站口,有一位青年拿著一大堆小小的中華民國的國旗在那兒賣,一塊錢人民幣一桿中華民國國旗,他也打了個廣告貼在牆上:一塊錢買一桿中華民國的國旗,就算作對民國的懷念吧!

大家可知道,在中國大陸上海的一個中學女生,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上課的時候,把一桿中華民國的國旗插在她的書桌上,老師走過來說:妳不能把這個插在課桌上,妳必須馬上拿掉。她說:這才是我祖國的國旗。網站上到處都有這個消息,大家都可以去查閱。一個到北京上訪的婦女,她沒有文化,當她走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別人跟她說:妳看國旗升的那麼高。她不削一顧的說:那不是我的國旗,我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前年在抗日戰死的張自忠將軍的四川重慶的官邸面前,十幾個中國大陸的青年,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打了一個橫幅,橫幅上有這麼兩句話: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我先前之所以開始要想講這些,給大家看照片,我就是告訴大家今天的中國大陸變了,就像傅宗先生前不久回到大陸,在上海和昆明的出租汽車裡面聽他們的司機講,聽我們大陸的司機講,他們要回到民國,說那個紅旗不會太久了。這怎麼來的,為什麼三十年,能夠把一個完全不懂中華民國、完全不解中華民國,甚至天生的恨國民黨、天生的恨中華民國的幾代人,能夠推向重新認識民國,重新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重新了解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重新了解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的豐功偉績,重新把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遺產,看成中國人民的寶貴歷史遺產。

怎麼來的,我告訴大家,就是在中國大陸爆發了一場三十年之久的歷史反思運動。我明天會把歷史反思運動的過去、進程和它的成就,詳細道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在這個不長的時間裡面,在座的朋友們,願不願意聽我講一講這一場反思是怎麼來的呢?

那我就在這裡介紹一下,我們大陸人是怎樣走向這個歷史反思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這是不可能的事,在鄧小平的時代它剛剛冒頭,到了八九年以後它成了一種狂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今天講的,相當於明天講演的第一部分,題目就叫「『思想解放』的命運,和歷史反思的興起」。

「思想解放」的命運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死了,文革結束了,又經過了兩年,鄧小平上台了,當時他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提出了要思想解放。從當時的時代來看,他提的思想解放是進步的,我們不要逢共必反,做對了就做對了,做的不對就不對。他提出的思想解放的目的是什麼呢?他是為了自救,因為經過毛澤東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大陸國破民窮,民怨沸騰,人民活不下去。他提的思想解放,是從哪裡解放呢?他要把毛澤東發動文革、在思想上政治上對人民的那一種殘酷的制度給解放開來。他提出思想解放的第一個理由,就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一句話,來證明文革是錯的,毛澤東功勞太大,但是發動文革錯了,因為在文革當中鄧小平和許許多多的中共的高中低階官員們都遭到了虐待、打擊,甚至是被逼自殺。他用這個道理來否定什麼呢?

第二個,他要推倒「兩個凡是」。什麼是「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鄧小平正式接班之前的華國峰,說過兩句話,他說: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如果這兩句話是對的,那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推倒;如果這兩句話是對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就要繼續搞下去;如過這兩句話不能推倒,那麼經濟還必須是中央計劃經濟,不許人民做生意,那中國就沒法改變。鄧小平想挽救自己的共產黨王朝就沒辦法挽救,所以鄧小平就提出這樣的東西。在這兩個前提下,他開始做了第三件事——收拾人心。

經過三十年的殘酷血腥的統治,八千萬中國老百姓,被奪走了生命,人民許許多多還沈浸在痛苦裡面,於是他做了幾個決定,平反右派,否定文革。

平反右派,摘掉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的帽子,恢復大學招生考試。我本人就是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號的夜晚十二點鐘,我還在那裡做題目,因為明天就要高考了,可是十二點鐘以後,我的家們給抨抨抨的敲響,原來我的一個同學氣急敗壞的衝進門來跟我說,你在幹什麼,我說我還在做題目,他說高考已經取消了。一取消就是十年,在這個事件的歷史上,能有一個黨要搞一個政治運動,要打倒這個黨的第二把手,就把全中國人民、青年人、中國的高中畢業生們的高考取消了。十年啊,所以我這一代人上大學都是三十歲以後的事了,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已經三十五歲了。他的這些做法,都非常非常的符合當時人們的願望。一九七九年的春節我們到很多家裡面去拜年,都發現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一些變化,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家庭,到家這家的主人就說,我家平反了,到那家又說他爸爸給摘帽了,所以他用這個辦法來收拾人心。說實在的,在當時確確實實講,那些三十年來被壓迫在人間地獄的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特別是知識份子,喘了口氣,開始去追尋恢復人的權利。

第四,他這樣做了以後,他就開始推動經濟改革。什麼叫經濟改革?用我的話來說,就叫做專制經濟的改良,或者叫專制改良。什麼叫專制改良呢?為了維護現成的專制制度,而在經濟上去解決過去的束縛,能夠讓一部份人開始做生意,開始能夠活躍市場,讓農民能種自己想種的東西,讓農民能夠到集市去賣自己的糧食,讓城市的沒有飯吃的貧民能夠做個小生意糊口,這就是當時鄧小平所容許的或推動的經濟改革。它在經濟上是一種改良,為什麼?黨仍然在領導著經濟,黨仍然在把握著這個所謂的經濟改革的命脈和發展,可是改革開放也就是這樣子,被推動起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現象。什麼興奮的現象呢?一批的在文革當中(像我這樣我也是其中一個)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力,被下放到農村當個農民,一天掙八分錢,一年到頭還從父母那裡要錢,因為他掙的工錢不夠他生活,然後讓父母給錢給他,重新再繳給分場隊,說明我已經把我的工作做完了——這些人,他們開始反思了。他們怎麼反思?因為所有的報紙,所有雜誌都是黨的,他們就開始寫小說,就偷偷的寫小說,那麼正好鄧小平要思想解放,他們一下子就走到明處。

比如說一九七七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北京的中學教師有一位姓劉的寫了一篇小說,叫《班主任》,他寫什麼呢,他深深的對文革十年在精神思想文化各方面迫害孩子們感到擔憂,因為這些孩子們從上學的第一天起就在文革中,等到將近高中畢業的時候,幾乎在文革十年當中全部領略那個殘暴的政治、殘暴的手段,可以打父母,批判、鬥爭父母,要跟父母劃清界線,可以隨便罵別人的父母,可以隨便抄別人的家,這樣一個社會教育,還有課本上的階級鬥爭的教育、路線鬥爭的教育、無產階級專政的教育,對階級敵人的恨、對國民黨的恨、對中華民國的恨。他寫了這麼一篇小說,今天你要回頭看,也許你認為不像小說,可這篇小說一發表全國震動,為什麼?因為他喊出一句話,這一句話在八十年前被魯迅喊過,「救救孩子」,就是被文革侵害了的這一代孩子。他的這篇小說之後,我們知識青年們終於回過頭來反思,從反思當中首先述說自己的痛苦。

著名女作家竹林寫了一篇小說叫《生活的夢》,她在《生活的夢》裡面節錄了在十年文革下放農村的日子,大批的城市下鄉的女知識青年,就是女高中畢業生、女初中畢業生,其中有不知多少人被分場隊長、大隊書記、公社書記、縣委書記、甚至地委書記,污辱、強暴,而無處可訴,無處可告。她寫的是一代知青在文革中的痛苦。

廣東一個作家叫孔捷生,是我的同學,他寫了一篇小說《在小河那邊》,在小河那邊的知識青年們,是怎樣在生產隊的壓迫下,在共產黨的蹂躪下,講自己的青春全部埋葬,但是非常震撼人心。知青小說就像狂瀾一樣,在當時的中國忽然間流行。

第二,「反思文革」當中不僅須要反思知識青年的痛苦,還反思了一代紅衛兵的痛苦,因為紅衛兵這些被下放之前的高中生,甚至於大學生,他們在下放之前曾經跟隨著共產黨毛主席去造反,去造劉少奇的反,去打走私派,也打自己的父母,也抄知識份子的家,也用舊時代的水火棍鞭打他們所生存的祖國的土地和他自己的人民。這一些人在反思,他們感覺到他們跟著毛澤東是真心的去革命造反了,他們在文革中,甚至於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是為了保護毛主席和他的革命路線,可是今天把文革否定了,他們很痛苦。一個作家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叫《華彩》,他寫了文化大革命那個瘋狂的歲月裡,有一個角落裡,還殘存了一點人性,殘剩了一點溫情,可是就連這一點人性和溫情,也被壓迫也被蹂躪過。

小說成了那個時代人民最喜歡的東西。你們今天如果到大陸去,問一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作家們是什麼地位?他們會告訴你,走到哪裡,哪裡歡迎,走到哪裡,人民都把他們當成自己人。為什麼?人民沒有廣闊的思想解放渠道,是通過這些青年作家的文學作品,來表現我們應該反思文革,並且要否定文革,可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三十年統治,從今天話來說就是,前三十年統治,它不僅僅是搞了一場文革,它一共搞了十七場政治運動,從一九四八年四月的青學反罷到一九五零年的鎮壓反革命,主要的鎮壓跟國民黨有關係的軍、警、憲、特這些人,殺了二千萬,跟國民黨有關係的人被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殺了整整二千萬,所以今天連戰先生回到大陸,對此一字不題,大陸人民極其憤慨。

人民要反思的,不僅要反思文革,表現文革中的苦難,而且還要反思前十七年當中一個最痛苦的東西,反右。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中國只有四百萬知識份子的狀況下,打了一百一十七萬右派份子。什麼叫打右派?打右派就是開除你的工作崗位、去勞教、去勞改、讓你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百一十七萬,中國只有四百萬知識份子,我現在講這個數字,是較低的計算,如果要擴大到農村,農村的那些小學教員的話,數字遠遠不只這麼多。

反右的小說就出來了,比如說,我們安徽有一位作家叫做魯彥周,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叫《天雲山傳奇》,然後被拍成電影,一下子引起震動。他寫了一個地委書記,怎樣把他自己當年的戰友打成右派,並佔據了他的老婆,發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事,可是文革以後,右派平反了,他沒想到自己的老婆想的還是那個老右派,並且老右派平反以後來找自己的老婆,那麼一場愛情、婚姻的糾葛,終於時代所製造的痛苦,深深的連繫到了這些。

另外有江蘇作家張玄,寫了一篇小說叫《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也是在反右過程當中必須劃清界線。如果你們兩個,一男一女青年正在談戀愛,男的打了右派,女的就必須劃清界線,不再與他做朋友了,如果你們是夫妻,十有七八都是以離婚為了結。

一個是反右,一個是文革,在中國反思的過程當中表現出來,那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的文學作品,它就代表了人民受苦的心聲,那個時候,我們的知識份子還不敢直接了當的寫成文章,就以類的辦法來和共產黨評理說:你殺了我多少人,你怎樣逼得我家破人亡,你怎麼樣讓我夫妻離異,你怎麼樣讓我從小就成了一個父母都沒有的孤兒。

我們只能通過文學作品,來反應我們當時所受的現實,也就是我們的三十年毛澤東統治底下所遭遇的種種無法言說的苦難,這個反思終於進到它的更遠更深的階段,這是我剛才講的,從青學反罷到最後反右傾翻案風,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一共十七場政治運動,這十七場政治運動裡面,每一場運動都有成千上萬、上百萬、上千萬的人被批鬥、被批判、被整治、被開除、被勞改、被處決。

人民開始把自己的眼光,從自己的痛苦身上,延伸到了反右之前,又延伸到了反右之後,被土改、被殺了的二百萬人,他們家庭的孩子,是連老婆都找不到,對於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的家屬和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痛苦不是在海外和臺灣生活的朋友們所能夠理解的,人間的黑暗、血腥的現實,使得人民必須要把自己的眼光和心情投向更加殘酷和血腥的那個時代,要去反映它,我們的作家們也開始盡情的闡述。

可是我想告訴大家,中共警覺到如果讓這個反思繼續下去,如果讓文學界繼續的寫文革、寫反右,甚至於寫十幾場政治運動人民所付出的痛苦和犧牲、生命和代價,那共產黨整個的統治就會被徹底的否定,所以,當這個思想解放,引起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首先引起的知識青年的文學解放,發展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中共站出來了,要阻止這個人民思想解放,不能讓這個思想解放再肆無忌憚的發展下去,那麼它怎麼辦呢?

它第一,就在文學界下刀了。它怎麼下的刀呢?它不像過去了,如果一個作家寫了一篇對黨不公的小說,或者是被它懷疑是對共產黨不忠的小說,那不是逮捕就是槍斃啊,那是一點沒有假話的,我們的作家、文藝家在毛澤東統治的時代,跳樓的跳樓,跳河的跳河,槍斃的槍斃。上海音樂學院,二百多個教師文革當中被逼死的就四十人之多。

我們安徽最著名的黃梅劇演員嚴鳳英,在文革當中不但被逼自殺,死後造反派還認為她的肚子裡面藏著國民黨給她的一個發報機,逼得醫生把顏鳳英肚腸全部拉開來尋找這一台發報機。安徽著名的老作家陳根德先生為她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揭露這個事實,展現她痛苦的命運,可是遭到批判,共產黨採行了一個新的辦法,什麼辦法呢?

第一,在一九八零年,就是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一些甦醒過來的老作家們,終於開始將筆投向社會,干預生活,希望生活能夠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不要再像過去那樣發展下去,都開始出來寫各種各樣的作品的時候,共產黨開始在河北文學上讓一個叫李劍的人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名字叫《歌德還是缺德》,就是說你們現在所寫的文學作品到底是在歌頌社會主義的德,還是在缺社會主義的德,並且引起了爭論,這是最早的一槍。

緊接著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一篇整版的文章,叫《為何唱哀調》,因為我們安徽的老作家叫曹玉模先生,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做《唉》,他感慨自己的人生,感慨自己的右派生涯,感慨那些在打反右當中被打死、被害死的無辜的知識份子,文匯報開始點名批判。

緊接著,在第二年,有一個軍隊作家,軍級幹部啊,這個作家的職位是軍級幹部,就相當於軍長的地位,叫白樺,他寫了一部電影劇本,拍成電影叫《苦戀》,寫一個在美國的華人科學家,因為愛祖國回到了中國,卻被迫害,被打右派,被逼得家破人散,這個故事在中國大陸是比比皆是。在四九年以後回到中國的許多海外的學者專家,大多數,絕大多數都難逃這樣的命運,所以他寫這個東西,就牽涉著我為什麼要愛國,我愛這個國對不對?一九八一年專門開了一個劇本討論會,批判白樺,批判他的《苦戀》,這是採取批判的方法。

一九八三年出現了一場反對精神污染的鬥爭,這場鬥爭剛開始,氣勢凶凶,如果你男孩子留著長頭髮走到街上,有人上來剪你的頭髮,如果女孩子穿著高跟鞋走在街上,有人會站出來拔掉你的高跟鞋,有的女孩子、男孩子喜歡穿喇叭褲,被人公開在大街上剪刀一直剪到屁股,而且這還是表面的,在八三年的中國報刊雜誌上,特別是黨報上,鋪天蓋地的開始批判文學界,批判所謂的思想解放,批判這些作品們的「反動的意識」、「反動的思想」。有幸的是共產黨裡也有好人,共產黨裡的胡耀邦先生,及時的阻止了這個,才讓我們這些剛剛出了茅廬,正在受人民歡迎的青年作家,保住了自己的寫作的生涯。

這一場反對精神污染,主要是針對文學界和思想界的「精神污染」的運動,它倒運,只有二十七天,在這二十七天裡面,我們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流產文革」,因為它的行為,和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幾乎沒有二樣。

我說到這裡,就是想告訴大家,共產黨又重新採取批判的方法,來對待知識份子,來對待作家、文學家,可是,它聰明了,它不像過去逮捕、打右派、判刑、勞改,它不了,它想出另一招,叫什麼呢?它來引導,你們不是天天在反思反右、寫反右嗎?你們不是在反思文革、寫文革嗎?寫你們所說的人民的痛苦嗎?那我好,我現在用一個辦法,叫什麼辦法,就是我用評獎的辦法,我把那些歌頌中國共產黨的三中全會的「好作品」評獎,我把那些從正面歌頌我黨提倡改革開放的文學作品評獎,我把那些描寫「社會主義心靈美」的小說、散文、戲劇評獎,它這樣做了一個正面引導,你知道,在中國,包括在臺灣,臺灣是我們大家心目中的一個,我們有很多文人和知識份子,是很有名譽心的,你想,得了一個全國的獎就成了全國著名的作家。

於是一大些作家就開始寫心靈美、社會主義的心靈美,不能寫資本主義的心靈美,像你們臺灣人那種善良的心靈美才會有人寫,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你們理解什麼叫社會主義的心靈美,歌頌改革開放,於是一大批改革派作家應蘊而生,這專門歌頌改革的,那怕這改革根本不會成功的,他也歌頌,那麼他就成了好作家,得獎作家。還有一大批,寫歌頌三中全會的,因為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了思想解放嘛,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嘛,提出了經濟改革嘛、改革開放嘛,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嘛,所以,專門歌頌這個的給予評獎,這樣就要文學界有意的製造了一批走在紅地毯上新型的作家,對吧?讓他們成為這個時代文學創作的主流,這是第二個辦法。

第三個辦法,依然回到文學為政治服務。一九八四年一月中國作家協會在河北涿縣,大家一想應該知道,就張飛的故鄉,在涿縣開了一個農村小說座談會,全國一共有三十五個作家參加,我也參加了,在這個會上王蒙公開指出,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的一號文件,是農村改革的旗號,希望所有的作家們都要響應這個旗號,大力的反應農村裡面的改革欣欣向榮的氣象,你看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史達林到毛澤東的方針,從此就開始復活了。

我當時說了一句話,如果在共產黨的會議上我從來都裝著不會講話,因為一講話就容易犯錯誤,犯錯誤就要倒楣,但是那天他們要點我講話,特別是王蒙,就這個會開完以後他就做了文化部長,他就說:小高,你不是挺會講話,聽說你挺有學問,你說個話,大家都說了。我說:我不能說,我說了就犯錯誤。他說:沒關係嘛,在思想解放了嘛,他不會打你右派的。那好,那我就說一句話: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號文件所說的,就是要容許農民自由生產,在他的那個包產的土地上,自由生產,種他所喜歡種的糧食,實行聯產責任制,分給我這塊田。

第三個容許農民到城市去,到集市上去賣自己所種的糧食,水果、蔬菜,因為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當中,農民在自己可憐的那點自留地種的一點蔬菜,自己養的一隻雞,和雞生的幾個雞蛋,拿到城市裡去賣,被共產黨批判為資本主義的尾巴,一個老太太八十幾歲那幾個雞蛋全部沒收,資本主義尾巴到了村子裡面,回到家裡面,還被批鬥,說要搞資本主義。

我當時就說了一句話,這三條在四百年前法國國王亨利四世,在結束了國內三十年的宗教戰爭之後,所頒佈的第一號詔令,就是這三條。當時王蒙很不高興,他說:你怎麼這樣說?我說:我說的事實,你說不打右派的。我不是他們喜歡的作家,沒想到這個會議結束,王蒙先生就榮任了文化部長,他是管我們的。

那麼引導的第四個手段是什麼呢?就是當中國的大部分作家,特別是我們這一批青年作家,有點大膽,既然有壓力,還是想表現現實的真實,想表現生活的真實,想寫我們自己心裡的這種真正的感覺或思想,寫人物的命運,大陸人民的命運。如果繼續讓我們這樣寫下去,我想在座的朋友都是有高等文化水平的朋友,你們就知道對現實主義的該開覺,越廣闊越深,把共產黨的醜惡就暴露的越多,他想的第四招是什麼呢?

他第四招就是,你不是要寫嗎,我就讓你寫不成,讓你覺得自己寫的小有成就了,何必還寫什麼現實主義呢?今天應該搞什麼呢?搞西方的意識流,我們這位文化部長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叫《蝴蝶》,這本《蝴蝶》就是用西方的意識流來寫的。我想聲明一下,他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從來沒到過海外,他也不懂英文俄文法文,沒有一樣外文他懂,他就寫了個意識流,他只是從報刊介紹的西方的文學創作的方法,意識流,他憑著他的意識,就自然的流動起來了,就這樣他寫了一部小說,在十月大型文學專刊上發表以後,當全國人民沒有人看的懂,我也看不懂啊,可是意識流這個方式方法,由於百年來中國大陸人,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那種盲目的崇拜,就會當做一個今天最時髦的方法,來,大家都來意識流了,大家愈來意識流,意識流是什麼?

意識流就是寫你自己內心裡瞬間或者是某一個念頭突然蹦發出來了,想到什麼寫什麼,沒有生活沒有發展,沒有故事沒有情節,你就寫吧,我直到到了美國以後,我才知道什麼叫意識流,美國的作家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在中國大陸下過放、下過農村、到過工廠、當過學徒,我們做過各種各樣你們臺灣的大哥大姐們,你們不能想像那種生活,那種工作,而美國的作家們,自己一棟小房子住在湖邊,聽著大燕的叫聲,拿著一個煙斗,在那拼著腦袋想,腦袋怎麼想他就怎麼記,甚至於腦袋怎麼想他就怎麼講,用一個小盒子,當時我們也不懂得什麼叫錄音機,就用一個小盒子把它錄下來,然後這就是小說了。那想像在美國那可能是一種創作方法,可是在中國就是要引導青年作家,不要再向現實主義方向去開掘,不要再去暴露這個社會的陰暗,暴露共產黨歷史的罪惡。

這個辦法很靈,確確實實使得許多青年作家,開始走上這條彎路,特別是這條彎路,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每一個朝代,當它的文學、藝術不能發展的時候,所必然呈現的一種不正常的文學現象,於是在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時代,重新表現在我們自己的文壇上。

這四個辦法,把我們慢慢、慢慢的收減了,我到一九八三年以後,覺得自己都寫不下去了,因為當時在中國,每一個省有每一個代表作家,到北京去受訓,就進入中央文學講學所學習,而今天到今天為止,在中國的文壇上,我們這一批三十二個同學,除了我這個反革命份子以外,他們基本上都是各個省的文壇上的霸主,或者是整個中國文學的霸主了,他們都是黨組書記、作家協學會主席、聞名的主席。我出來了,我們一共出來三個人,孔傑生、古華和我,我們就沒有再回去,因為我們渴望自由的寫作。

當時這三十二個人當中,大多數人都是因為揭露社會黑暗而成為青年作家的,大多數人都是想為人民喊一聲,成為作家的,可是今天回頭一看,大多數都在中國共產黨的紅地毯上,和「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走在一起,他們的心就變了,他們的筆就歪了,他是脫離了人民現實社會和生活。

文學的反思為什麼我說這麼多,因為在那個時代,是沒有辦法表現人們心靈裡面的思想,雖然已經開始思想解放了,而文學成為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共產黨想的種種辦法,把這個武器弱化了,或者是乾脆拿走了。

第二,不僅對文學的解放,代表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文學解放進行了這樣一種誘導、批判、改變,大家都知道,文藝復興之後,必然來臨的是思想啟蒙,當文學已經復興了一段,並且相當有成就之後,人民的思想就開始活躍起來了,活躍起來的思想,就在追尋中國改革開放到底應該怎麼走,中國的前途在哪裡,中國是繼續走一黨專政,還是走多黨制度,這些問題在那一代的,也就是我這一代的,研究學術、研究思想的這一批學者當中,開始非常有力的反思起來。

他們的反思過程中,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他們第一句話,就是他們反思的第一個主題,就是要振興中華,這句話共產黨聽了很不甘心,為什麼呢?現在和過去都不要中華,現在中華是它的,對不對?如果我們知識份子現在要振興中華的話,那麼就等於振興它嘛,它當家人嘛,對不對?所以它聽了很不甘心,那麼怎樣振興中華呢,那在滿清王朝就是富國強兵,對不對?那在我們今天應該怎麼樣呢?我們多是小康之家,要讓人民也能夠吃的飽,那就是今天振興中華,那麼慈禧太后說,我們富國強兵的目的,是為了長治外安,那共產黨也說,我們振興中華的目的是為了長治久安,一樣的。誰長治,共產黨,誰久安,人民嘛,人民長治,共產黨長治,政權就在它手裡,人民久安就不會造反、就不會革命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一批有了思想的青年知識份子,青年學者,他們的反思不僅僅於此,他們通過對滿清的「改革開放」(在當年叫洋務運動)的了解,他們發現滿清的洋務運動和中共提倡的改革開放是一樣的,滿清的洋務運動就是容許人民做生意嘛,容許官商、容許民商、容許官商合辦,是不是,對內搞活、開放碼頭,對外開放、請洋人進來投資。

那麼跟共產黨在八十年開始搞的經濟改革開放,有哪一樣不一樣呢?共產黨說我創造了一個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的典型,特區深圳,那慈禧太后要活著,她一定會說:我創造的經濟改革開放特區,上海,比你大的多,是不是這樣?所以這批青年學者就在想這個問題,於是他們出了一套叢書,這套叢書分兩面,一面是從正面,從晚清的改革開放當中記取教訓,從康有唯的政治變化當中記取教訓,從孫中山的革命當中記取教訓,他們認為在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依然相同的利害情況下,我們不如先解決我們國家的生存的方向,先找到我們應該走的經濟道路,並且為將來的思想政治的發展舖便道。這樣想沒有錯,這本叢書叫《走向未來》叢書,在中國的大學生當中,在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當中,甚至知識青年當中,影響極其廣大,甚至於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代替了我們這些青年作家,所給與這個社會的影響力,肯定的一面。

但是不能公開講出口的,在這批叢書裡面有一本書叫《走出中世紀》,就用這一本書,記敘了歐洲中世紀青年宗教專制統治對人民的迫害,對思想的迫害,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對當時的民族和國家的迫害,它完全影射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你們國民黨可不一樣,國民黨沒有思想統治,共產黨有思想統治,共產黨什麼思想統治,叫馬列主義的思想統治,什麼叫馬列主義,主義就是宗教嘛,宗教就是主的意思嗎,主義嘛,用主義來統治中國人民。如果在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以後有人要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人要是說斯大林的壞話,掉頭的,多少中國人為了這個主義,為了對它有懷疑,為了表示反對它,甚至想為這個主義,提出一點新的思想見解,馬屁拍到了馬腿上,也被送上了刑場。

我們四川重慶一個中級教師,他在反右的時候,大鳴大放,他以為真的讓人言論自由了,他說了一句話,我們不是說我們自己是五千年的中華民國,中華民族的古代民族,我們五千年的民族歷史,為什麼要選一個德國的大鬍子來做我們的祖宗呢,因為共產黨說馬恩列斯毛,現在又是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習,它的傳承是這個,它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啊,他死了不向孫中山報到,不向秦始皇報到,不向唐太宗報到,他向馬克思報到啊,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當他身體不好了,當他對生命感到絕望之後,他就會說一句:啊,不行了,我要向馬克思去報到去了。

所以在這一場思想的解放的過程當中,當文學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當思想開始向深度發展,探求中國的道路的時候,其實他們探求的就是慈禧太后時代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就是康有為、梁啟超們曾經探求的這個道理,就這個,共產黨決不容忍,共產黨給他加了個罪名,叫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朋友,當他們把晚清的那些思想搬出來的時候,晚清的「思想解放」就是打開國門,向西方學習政治、經濟,是吧?跟種種新的科學技術,這些朋友想的,也同樣是這個東西,那正好就跟西方分不開了,慈禧太后要向西方學習,難道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也要向西方學習嗎?可以像慈禧太后一樣,學習他們的一點科學技術,可是絕對不能學習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共產黨想了個名目,就叫做這些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棒子一下來,整個思想界萬馬齊暗,一下子悄然而生,為什麼?大家知道,共產黨又開始了。

果不然,一九八六年為了打擊這一批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知識份子,鄧小平在中央電視台公開宣佈了,開除三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三個老黨員,共產黨黨員,方勵之、王若望,還有第三個劉賓雁,他們三個中的一個方勵之是說:政冶應該自由,我們學生應該是自由的,我們思想應該是自由的,結果被打了,開除了。劉賓雁寫報告文學,就民間社會的痛苦,揭露那些不公正的案件,批評法治不全,被開除了。王若望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他老老實實的寫中國農民在三年的人造的災害下面,減糧餓死了四千三百萬人,他寫了這樣一部長篇的記述文學,他當然不討黨的喜歡,開除了。這三個人今天都過世了,可是三個人,做為中國思想界思想解放的尖兵,曾經遭到共產黨的打壓和處分。

我們一九八七年,八六年底到八七年,我們的青年學生在經歷了文學的反思解放,今天的思想反思解放之後,我們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不同的成長環境裡面,終於懂得了民主和自由的一點點皮毛,終於懂得了思想自由是這個國家人民自由的前提,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我們知識份子有沒有自由的保障。

八六年從合肥開始,東至上海,西經武漢,南及九江,北上北京,全國爆發了四九年以來第一場學生運動,我當時正在武漢大學,在這場運動爆發的一個禮拜之前,我在武漢大學講了一場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當時我在台上講演時候,下面一千多個學生和教授、研究生們,他們很興奮,因為我是當作家出生的,生活相對自由,膽子比較大,嘴巴也比較寬,而他們不像我這樣,很興奮,他們所提的問題,就直接了當的:中國要不要多黨制?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的阻力在那裡?我就告訴他們,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阻力就是一黨專制。下面一個老師站起來說:你不怕坐牢嗎?我說:怕,怎麼會不怕呢?但忍不住還是講了。

學運開始,八六年學運的鮮明的口號,要自由。八六年,反腐敗、反官倒,然後被它當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反動的事實,用解除胡耀邦總書記的手段,把這場學運壓了下去,逮捕了很多人,也判了很多刑,海外都不知道,可是兩年之後,沒有被撲滅的火焰終於燃燒了起來,北京的大學生,全國的大學生走向了天安門,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改良運動,終於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為什麼我要說?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因為這場運動是跪在天安門的前面,要跪求李鵬總理接見,要求共產黨領導接受他們,要求新聞自由、要求政治改革等等的要求,特別是反貪污、反腐敗的要求,他們沒有提出體制問題,沒有想到制度問題,不能怪他們,他們太年輕,人民當中有很多人想到了,可是不敢說,因為你要說了,就會成為推手。

我在這場運動的前期我沒有參加,可是這場運動已經遭遇了血腥屠殺,六月四號的晚上,我開始上街了,直到最後鎮壓完成,因為我覺的我無法忍受,共產黨用機關槍、坦克車來面對我們的學生和市民,今天最新的數目統計,二十六萬餘人,在六四的那一天晚上開始,在全中國,因為參加這場民主運動被槍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階段,總算結束了。這場改革開放,是以經濟改革的開放作為它的主流的,在這個階段知識份子們,由興奮而走向了痛苦,走向一種沒落的思想,為什麼?他所渴求的、為中國尋找前途的,那樣的願望和熱血,被中共阻止思想解放,鎮壓學生運動給打下去了,這個階段中國的農民由興高釆烈,走向了非常痛苦的沈默,因為從八四年以後,農村改革的瓶頸出現了,農村改革曾在八四年之前獲得非常大的收穫,農民從沒有糧食吃到賣糧難,這是多麼巨大的變化,有好說好,可是八四年以後,因為土地不能成為私有,人民仍然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農村的改革半途而廢。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七九年宣布了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解放中國的農奴,可是他沒有解放徹底,因為他只解放了把公社強加在他身上的種種的桎梏解決了,比如說出去討飯都要開介紹信呢,結婚都要房委書記批准,戶口制度沒有改,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最危險的爆發因素,二億五千萬農民工在城市沒有戶口,和他們的苦二代在城市不能上學,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火藥庫,從哪裡留下來的?從一九八四年之後留下來的,發展到今天。

在城市,城市的經濟改革由於思想方面的鎮壓,而造成城市改革沒法開放,許許多多在企業裡面進行改革的改革家們,紛紛因為男女關係問題,因為經濟問題,因為他的關係問題,狠狠中箭落馬,整個城市經濟改革壓而難前。那人民呢?人民當然不高興,當然不滿,當然反感,為什麼?因為城市的經濟改革不能夠搞下去,城市的個體戶、小商業者,今天,好,你是個體戶,請你去開會,甚至請你當個代表,他高興一下,明天說個體戶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抓起來,逮捕就是五年。安徽蕪湖有一個著名的瓜子叫作儍子瓜子,在全國享有盛名,可是一會兒給他做生意的時候,他馬上就在蕪湖市成了人民代表,競選委員,一會兒不給他做生意的時候,馬上中央發布命令,要求蕪湖市政府把他逮捕、法辦,判八年。

因為我認識,我以他為主,寫了一部小說。他當然不高興了,他做生意,做一個小生意,他沒有安全感了,對嗎?那麼知識份子痛苦、工人不痛快、農民不舒服、小商小販成天提心吊膽,人民的整個不滿,形成了一個社會情緒,這才造成了八九年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的爆發。

歷史反思的興起

可是我現在要在結束我的這一段來龍去脈之前,我想跟大家講兩個東西,就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這短短的十年當中,中國共產黨已經經歷了一次思想解放,號召思想解放,人民也經歷了解放思想,中國共產黨要求以實踐去檢驗真理的標準,走向了實踐不能再檢驗真理。中國共產要抓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停滯不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大,要求決定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直到今天三十多年以後,仍然沒有改起來,人民的不滿達到了極點。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出了兩件事,一件事就是一九八五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大陸人開始知道,我們還有個臺灣同胞,是亞洲四小龍之首,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大陸人才知道,共產黨也知道,臺灣的經濟地位在世界上那麼高,臺灣的人民生活的那麼好,臺灣的政治十分的清明,這些東西通過各種各樣不同的渠道傳到了中國大陸,共產黨覺的有必要重新統戰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怎麼統戰呢?

它藉了一個機會,一九八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週年,承認國民黨也是抗戰了,也是打過日本的,可是你要知道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我們幾代人成長的過程當中,小學、中學、大學的教科書上寫的全是什麼?說國民黨不抗戰,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讓,我們所得到的任何教育就是國民黨不抗戰,出賣民族,出賣國家,可是怱然今天說共產黨、國民黨抗戰了,它居然說國民黨抗戰了。

被這個大堤困住四十年之後,這個大堤自己開了一條縫,於是乎他們就像洪水一樣的從這個大堤的縫中衝了出去,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們、中年學者們、包括作家們、記者們、青年知識份子、知識青年,一哄而上,開始反思什麼?反思國民黨抗戰。

國民黨的抗戰就是在一九八五年的這個歷史的機遇裡面,在中國大陸被推上了,推向了人民的論壇、人民的私設講壇、人民的出書的地方。中國大陸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到八七年二年就出版了一百二十七本討論、回憶、讚揚國民黨抗戰的書籍,一九八六年血戰台兒莊就已經上演了,雖然後來又被禁了,說明大陸的人民藉著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抗戰,拉開了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反思的序幕,詳細情況明天我會說。

它的第二個機會,在人民藉著中共改革開放,能夠講中國迎向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道路上的寄望中,人民在八九年感到了失望,甚至於絕望,大家不知道啊,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這二年多的時間,就像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殺了六君子,到一九零一年慈禧太后重新搞經濟改革一樣,這二、三年那個國內沉悶的空氣,就像什麼?就像一根火柴都能引起全中國爆炸。

老布希總統一九九一年打海外戰爭打伊拉克,那大陸人民是耳口相傳,人人圍著電視機,從早到晚,從機關到工廠,從農村到我們這些自由的作家們,就是平常不上班工作的作家們,人人都在談老布希打伊拉克,人人都在背後說為什麼不炸中南海啊!就在這樣的一種心情下,人們覺的中國沒有出路,沒有前途,經濟改革中斷了,政治改革絕不開始,反腐敗,越反越腐,反官倒,官倒越來越多。

在這個狀況下,這個被今天後面這幾十年已經證明的狀況,讓中國人民感到極其的苦悶,這種苦悶狀況怎麼辦呢?二條路,走向故紙堆,什麼故紙堆?國民黨抗戰的故紙堆,什麼故紙堆?中華民國歷史的故紙堆。因為這個時候在民間忽然傳出了一個故事,在座的女同胞們不要見外哦!一個叫小媳婦的故事,又叫新媳婦的故事。有一個女孩子二十八歲才出嫁,嫁到旁邊一個鄰縣的人家,在這個女孩子沒有嫁過來之前,媒婆、朋友、親人、家屬,人人都說這個女孩子第一漂亮、第二德性好、第三是如何在家裡孝順父母、第四是對自己的弟妹如何的百般照料,這種姑娘被描寫的是人中花、花中王。可是當這個姑娘嫁到這個人家來以後,第一天就打丈夫、第二天就鬥爸爸、第三天就虐待她的婆婆、第四天把小姑都趕出去了、第五天把小叔就打的到縣衙門去告狀,你們說這個新媳婦、這個小媳婦,她二十八歲以前在娘家的時候,她真是個好姑娘嗎?

這個姑娘,這個二十八歲的姑娘,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個小媳婦,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究竟是什麼樣一個黨?什麼樣的一個性質的黨?它們所幹的是什麼樣性質的革命?它們所建立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政權?人民開始反思了,來追尋這個小媳婦的歷史,雖然這個小媳婦很兇,可是人們在苦悶的、徬徨的這種狀況下,終於走進去了,我,一個作家,也從這個時候走進了歷史,走進了一個我完全不瞭解的歷史,完全被欺騙的歷史,然後在被欺騙的過程當中,在思想解放的過程當中,去尋找一點點、一點點的真實。

我們大陸的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青年作家、記者、歷史學者們,開始為了反思中華民國的究竟合法不合法,開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精力,我想,臺灣的朋友們,如果你們瞭解了中國大陸是如何反思從孫中山到今天的中華民國的歷史的,你們一定會鼓勵我,會安慰我,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追求就要在這種反思中,走向我們共同的一點。哪一點?這個歷史的一點,就是民國當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