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公民教育

——中華民國與大陸中國的不同路向

(「民國研討會」發言稿)

 

孔捷生

 

發生在眼前的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及今年春天的的臺灣「太陽花」學運,其實質是一場公民運動。這兩起事件,都足以證明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只有公民覺醒、崛起和抗爭,才有希望與未來。

公民的種子在於教育。當年胡適曾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而過去中國教育後代的傳統主要是以「四書五經」爲基礎的道德教育,培育的是以「三綱」爲本位的、服從型的「臣民」、「子民」和「老百姓」。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思變,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指導洋務運動。然而筚路藍縷的中國近代化運動,卻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毀於一旦。戰敗後的「公車上書」象征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初步覺醒,其後戊戌變法則標志著制度層面之革故鼎新。值得一提的是,嚴复早在戊戌變法時已首倡公民概念,惜乎當時關於開啓民智的聲音還很微弱。果不其然,戊戌變法光去動上層建築並不能使古老的中國涅磐重生,百日維新失敗在所難免。

連接的挫折,令有識之士終於想到了社會轉型的基礎工程——開發民智,並初次提出培育「新民」和「國民新靈魂」的新教育理念。19038月出版的《江蘇》第5期《國民新靈魂》一文,對過去的「臣民」教育發出尖銳批評,認爲那是培養「奴隸」精神、「仆妾」精神、「囚虜」精神、「倡優」精神、「餓殍」精神和「小農精神」。這篇文章呼籲鑄造國人的五大新精神:敢於探索的「山海」精神、勇武果敢的「軍人」精神、生氣勃勃的「遊俠」精神、捍衛尊嚴的「平民」(市民)精神、神出鬼沒的「魔鬼」精神。清末留日學生革命人士主辦的報紙《國民日日報》,在1903年發表的社論《中國魂》也認爲國人亟需培育現代歐美具備的四種新精神:「貿易」精神、「宗教」精神、「武士」精神、「平民」(市民)精神。

梁啓超在著名的《新民說》中更是疾呼現代新國人要系統地具備國家思想、權利與義務思想、自由精神、自治精神、自尊精神、進步精神、進取精神、合群精神、生利分利精神、尚武精神、冒險精神、政治能力、毅力、社會公德等。《新民說》強調:「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在知識賢達的多方呼籲下,至清末醞釀君主立憲時,已把先進國家公民教育若干經驗列入所謂「修身課」。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的1913年就翻譯出版了《美國公民學》。

李大钊在19187月發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批判中國的傳統教育,是消極的、依賴的、苟安的、因襲的、保守的、直覺的、空想的、向天的、自然支配人間的、家族主義的、定住的、賤女尊男的、日常生活以靜爲本位的、厭世主義的、定命主義的、宗教是爲解脫的、倫理是爲犧牲自己爲人生之本務的、道德是爲泯滅個性的、政治是爲使百姓忠順的、求治爲維持現狀的。這種「臣民」和「小農」精神教育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社會和小農經濟,政治基礎是大一統的國家和政治權力支配社會的一切領域。李大钊倡議國人要在文明轉型中實現自我精神的轉型:積極的、獨立的、突進的、創造的、進步的、理智的、體驗的、科學的、物質的、立地的、人間支配自然的、個人主義的、移居的、尊重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動爲本位的、樂天主義的、創化主義的、宗教爲生活的、倫理爲滿足自己爲人生之本務的、道德爲解放個性的、政治爲人民參與的、求治爲打破現狀的。

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就增加了「公民須知」和「中國法制大全」課程。一九二三年,更以公民課代替了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熊子容編寫的《公民教育》。

到了北伐勝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軍政期」結束,蔣介石政府宣稱爲配合「訓政期」,將公民課和三民主義課結合,稱之為「黨義課」,以黨化教育取代公民教育,教材著重圍繞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來編寫,每個學校都設立政訓處或政教處來負責學生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卻遭到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是以人爲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爲本位的。因爲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复了公民課。

無可否認,在蔣介石、蔣經國兩蔣時期的白色恐怖,長期壓抑著政治異見力量和民間社會。然而國民黨和共産黨畢竟有著很不同的地方。1949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崩潰前夕,據說中共曾托人挽留胡適,希望他不要去臺灣,胡適回答:「民主在蔣介石那裏是多和少的問題,在毛澤東那裏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民盟的儲安平是留在大陸了,但他很快得出和胡適同樣的結論,他說:「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産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1986年,臺灣民進黨宣布成立,雖然違反當時尚未解除的臺灣戒嚴令,但蔣經國政權並沒有下令取締反對黨,而到了1989年六四屠殺的前一年,國民黨正式開放黨禁,民進黨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而民間社會也開始鐵樹開花。由於臺灣實施過長達38年的戒嚴令,和西方先有公民社會後有政黨政治的民主道路有所不同,臺灣幾乎是一片焦土的民間社會,其復蘇和發育遲緩於反對黨的崛起。但是,即使是在兩蔣時期,中華民國的基礎教育也比起中國大陸大大接近於國際文明標准。故而公民社會的發育與成熟要少許多曲折。

經過撤銷戒嚴26年之後,臺灣的公民社會終於站立起來,義無反顧地參與公共事務。這次反對服貿協定的太陽花學生運動,就是臺灣富於擔當精神的新生代昂然走上歷史舞台的序幕。只有強大的公民社會,才能對抗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如果說,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之外的新聞自由是第四權,那麽公民社會就是第五權,用西方政治術語來說,叫做「直接民權」。就是民衆以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直接站出來制衡政府。

香港情況更是如此,經過一百幾十年的英國管治,香港的教育與國際文明完全同步,香港更有新聞自由、有司法獨立,有成熟的公民社會。香港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在世界上位列第十五,與美國相差無幾,而高於包括德、英、法等的許多發達國家。《基本法》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適用,該公約例明公民參與政府管治的時候,不應該設有不合理的限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約解釋是,公民的參選權是不應基於一些不合理或帶有歧視性質的原因而被剝奪,例如參選者的政治聯系,個人的政見亦不應成爲剝奪任何人參選權的理由。而北京欽定的香港政改方案,明顯違反了國際公約。於是香港公民走上街頭,成爲了開創新時代的主角。這裡不能忽略現代教育對公民的精神塑造,此時此刻,他們挺身而出勢在必然。

反觀中共建政之後,摧毀了宗法社會、鄉紳制度和城市的商會、同業公會等草根民間社會,而且取消了所有公民教育課程,而代之以忠於領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教育,以及模仿蘇聯的政治教育模式並混合著若干包含傳統道德的教育,以培養所謂「社會主義新人」。基本上是以政治教育與道德教育來取代現代公民教育,以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教育運動取代公民的現代參與。到了文革年代,更極端到以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於領袖爲教育核心。

即使是在後文革講「思想解放」而且試行黨政分開的80年代,黨化教育的色彩稍爲淡化,而主旋律卻是愛國教育,與公民教育還有著很大距離。即使如此,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啓蒙,已經孕育出公民的雛形,這就是1989年大規模民主運動的由來。

後六四時期,北京當局對教育的控制,完全回歸到愛黨愛國熱愛社會主義的軌道。這種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到了21世紀,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設」,十七大的政治報告提出「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公民教育破天荒進入黨的文獻。於是以楊東平教授爲首的百多名學者和中小學教師集思廣益,從2005年開始歷時三年,聯合編撰了全套八冊公民課教材《新公民讀本》,內容頗符合普世價值。關於公民道德,有仁愛、寬容、感恩、友誼、尚禮、誠信、責任、尊嚴、合作等;關於公民價值觀,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評建議等。

這套教材與過去的「社會主義教育」的不同之處,在於提倡現代公民教育要有教育理念創新。培育什麽人的問題是教育理念創新的核心。現代公民教育不是培育聽話的、服從的、溫順的、保守的傳統良民或順民,而是培育具有政治和社會上積極參與和關懷社會的、事業上冒險與創新的、人格上獨立自主、自由自尊、平等待人的社會個人。教材內容和教學內容也必須創新。必須結合現代社會的發展實際與時俱進。但中心內容必須是培育「現代人」,而且是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下的參與型「公民」,而不是服從「權力」、「王朝」或領袖人物個人的「私民」。教學方法的創新是關鍵,不然還是造就傳統的服從與聽話的「好學生」與「順民」。

然而,這套教材中先完成面世的小學教材,僅僅在幾十個學校裏試行試用。對這套《新公民讀本》深存戒心的執政當局,不肯推廣。甚至在2008年全套教材編寫成書後很快被禁,出版社被勒令停止發行,已發行的必須收回化爲紙漿。上百名教育工作者幾年的心血付諸東流。

到了十八大之後,中國沒有改朝卻已經換代,但根據20135月中央辦公廳發出的文件,規定黨校、學校和媒體「七不准講」,其中包括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公民權利」這兩條。由此可見,歷史的鐘擺向著逆現代文明的方向擺動,公民教育在中國大陸將更加「路漫漫其修遠」,中國的社會轉型所需的時間要比人們預料的還要更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