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民國文化與文學精神

(「民國研討會」發言錄音聽寫)

 

馬健

 

我有三個小題目:一是關於中華民國時期的文化特質,還一個是談一下中華民國時期的作家和文學,第三個題目,我要談一下流亡臺灣的民國文化與現代文學的表現。當然,我想如果把這三個題目都談下來起碼得兩個小時了,我就挑著談一下吧。

一、中華民國時期的文化特質

從特質上——中華民國的文化特質來講,我認為從1911年開始,從革命黨人發動辛亥革命,整個民國時期的特質其實就是戰爭和革命。這兩個特質導致了中國人的心態,這個心態也影響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誕生。在這個大的前提之下,我認爲精英已經不重要了,爲什麽這麼說呢?無論我們說到孫中山還是說到陳獨秀,他其實也許都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比如說宋教仁,如果他沒有被暗殺的話,民國的歷史可能又有所改變。每一個人物的出現,我們也可以說他造就了歷史。

從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人凝聚在一起的一個東西其實就是國耻,這種國耻喚醒了民族意識。你會發現,從那以後,我們會經常聽到一個術語,就是國家是一個「大我」,個人是一個「小我」。我也經常聽到老一輩人常用的一個詞,叫做「報國」,這個「報國」的意思跟岳飛的「報國」意思差不多,但是在民國時期這個「報國」確實是不一樣的。因爲資産階級的各種思潮已經進到了中國,個人的意識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大,這種意識的成長其實也是走向現代化、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基礎。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我們發現的是另一個問題:這個文化特質導致了中國共産黨其實緊跟著國民黨一起長大。我們也沒有辦法分出來,當時的中國共産黨因為毛澤東而變成了今天的中國共産黨。我們也不能預測,如果當時是陳獨秀可能就變了,都沒有辦法預測。但是就是有一點,文化特質確定了我們的時代,就是大家都感覺到有一個國耻,而且國家變成了一個「大我」。

第二個問題,我已經談到了,爲什麽民國如此的混亂,又如此的發達?大家知道,我們喜歡的作家或我們喜歡的所有民國時期的人物,在大陸現在通常都叫「民國范」,像這些人出國的很多,他們大都有在海外留洋或留學的經歷,當然也包括孫中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比如說在芝加哥大學的陳夢家夫妻,他們學了比較文學之後從芝加哥回到中國的時候還要帶上一個巨大的三角鋼琴。這種現象讓我們聯想到,他們其實是把一種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意識帶到了中國,而恰恰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無論是我們的儒家文化還是到了清代,所有的歷史,個人從來都是國家的一部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會發現,共産黨也好,國民黨也好,民國時期最尖銳的文化就開始衝突。衝突的點當然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個點,我認為就是從秦之後中國的儒家文化一直面對著攻擊和面對著去保守,這個攻擊是很大的,因爲有了這個攻擊,所以共産黨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恰恰利用率這個所謂「打倒孔家店」。「孔家店」有什麽不好?但在當時的社會它是被另一種文化衝擊的對象。

這種文化導致了很多在文學——大家可能都讀過很多像徐志摩啊,或很多各種各樣的書,包括魯迅,其實都在這個主題下探討——到底儒家文化能支撑我們的這個民族撐到多久?在當時來講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可以說「打倒孔家店」變成了大多數中國人進攻的一個方向,這也導致了中國共産黨有了擴大地盤、擴大思想領域的一個機會。這個,我們必須面對。

民國,其實不僅僅是代表一個國家文化,它一開始作為革命黨的出現不僅僅是要革清代的命,也是要割中國的命。這個革命當然有一個基礎,它必須跟中國文化有一種結合。我印象最深的這種偶然的巧合,為什麼今天我要說這個問題呢?因為我住在倫敦,我十月一日香港有三千多人包圍了大使館,就是因為「佔中」問題,我趕去之後做了個演講,我當時指著我身後的大使館的三樓,我說:「大家你們知道嗎?這後面的三樓,清政府曾經就把孫中山關了十三天。現在我去敲大使館的門,他們不開,他們拒絕我進入中國。你們有沒有發現,歷史恰恰就是這麼嘲弄。」當時很多學生並不知道,現在的大使館跟當時清政府租用的地址是一樣的。孫中山關在那裡十三天,到了十四天的時候收到了清政府從國內發來的電報,說務必把孫中山押送回去,但是正好接到文件的時候,孫中山已經被釋放了。當時已經花了幾千英鎊租了一條船,給他做了一個木籠子,要把他變成一個精神病,然後運送回去。如果成功的話,這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中國的歷史可能是另一個歷史。所以我對那些挺「佔中」的三千多香港同胞講,香港可以回歸,香港人不能回歸。原因在哪裡?你們可以收回這個國土,你沒有辦法收回民心。

二、中華民國時期的作家和文學

今天大家到這裡來,可能更多的是討論革命和政治問題。我的主題可能會引到談一下文學。為什麼要談民國的文學?當時我在想,大家可能討論民國回歸、光復的問題,都有可能從文學的角度沒有去看。我坐飛機過來,把民國的文學給大家介紹一下,大家可以從文學的角度再去看一下那個社會。

在座的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産黨1949年之後,其實消滅了民國的文學。我們不只是說魯迅,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告訴魯迅的朋友,如果他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應該是在監獄裡。不只是魯迅,沈從文還自殺過。其它的,可以說是除了老舍寫了一部《龍鬚溝》之外,剩下的作家像趙樹理他們也頂多寫寫什麼《金光大道》啊,類似這樣的「文學」,嚴格的講那根本不是文學。

但是大家回顧一下,這些作家其實都是民國的精英。為什麼說他們是精英呢?因爲在他們的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是最達的一個時代。無論現在看看徐志摩的詩,還是看看魯迅的小說,都能夠發現,現在的作家,我還沒有感覺到能夠寫得出來。在那麼龐大的一個文學繁盛的時期,作家爲什麽能夠走到這一步?大家知道,在那個時代,作家可以分出「左翼文聯」,這是我今天要重點提出的一個詞。

這些「左派」的作家們,人不是壞人,他們想的就是爲大衆寫作,寫出中國人民的疾苦,這些都沒有問題。最近大家看一部電影叫《蕭紅》,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蕭紅、蕭軍他們就是典型的「民國范」嘛,關於民國的其中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當時魯迅也屬於那一派。在當時的社會,他們跟所謂的「新月派」或「南國社」的文學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方面,「右翼」文學派也沒有見得在歌頌民國,但是他們在寫一些花香、雪月,寫中國的詞彙之美。另一派描寫的就是大眾的苦難、國家的變化、民族的恥辱,然後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對於我們的倫理道德的一種批判。他們產生了一個群體,從我的角度來講,應該就叫「延安文學」。「延安文學」比較可怕的一點,它被毛澤東當成了一種工具,而且這個工具非常好用。民國之所以被打敗,左翼文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們駡國民黨,他們有一支筆,他們從文化戰綫把民國政府給埋葬了。是這麼一批人。

堅守的那一批人像胡適啦,大家都知道胡適,還有一批人,他們最後到了臺灣。這就是民國文學最大的一個裂痕,一個是左,一個是右。導致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左翼文聯對於消滅或驅趕民國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多數的文藝青年跑到延安,多數的文藝青年最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左翼文聯的鼓勵和鼓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流亡臺灣的民族文化和現代文學的表現

在這一點上,我馬上就會談到下一個問題,就是當這一批帶著民國特質、帶著民國的文化意識到了臺灣的作家,他們帶去了什麽樣的文學?大家可能也沒有太注意臺灣的文學;我曾經在那裡呆過一個多月,見過很多作家,我大致知道他們的一種經歷。

在五十年代,其實臺灣的文學跟國內共産黨的文學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當時他們是以反共、復活、回鄉、思念、復仇、戰鬥作爲文學的主題,這批作家主要寫《愛與仇》啊,《孟良崮風雲》啊,《黃海之戰》啊,當時他們也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號召要寫「國防文學」。這個文學其實是國民黨的一種延伸,或者說國民黨意識形態的一種延伸,它其實已經背離了民國的文化。民國的那種多樣化,那種可以闡述人和社會的一種關係的作品,通通在五十年代消失了。所以說戰爭和革命影響了作家,但是我們發現一點,本來政治是文學的一個工具,非常悲哀的,最後文學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我一生一直在奮鬥的,就是我一定要讓文學成爲文學本身,一定要將文字獄抵擋,而不會成為任何政治的工具。因爲,一旦你成了工具,無論你是左還是右,其實你都逃不出來,你都沒有辦法表達你對社會的看法。而如果你這方面缺乏了表達,你的文學也就失去了意義,就變成了工具。

六十年代在臺灣的民國文學,我只能提到一個最有名的叫王文新,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他的作品。我是因為又一次正好在他在德國一起講學碰到一起,我跟他談了很多。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節,我就問他,你的小說主要在寫什麽?你想表達什麽?因為我發現他的小說裡面有個主題,用一個現代的詞叫「逐父」,通俗點兒說就是趕走爸爸,把爸爸流放,讓爸爸出走。

你知道嗎?在60年代,那個時候,文學控制還是很嚴的,跟中國大陸也差不多吧。大家知道,臺灣五十年代有大批的日本作家。大家想一想,臺灣其實有三代人是在日本的統治下長大的,他們的報紙都是日文。在那個時代,中文是非法的,所以對於一個臺灣作家來講,用日文寫作是天經地義的,那是他爺爺、那是他爸爸教他的。但是國民黨去了,這些日文作家全都變成了啞巴,稍微敢寫出一兩行的,犯了錯誤會被抓走,所以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流亡作家。

反過頭來說,這些大陸過去的像白先勇、黃志明他們這批作家,他們本身到了臺灣也是一種流亡,也是一群流亡作家,但是他們流亡的目標是在大陸。在他們的作品裡邊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毀或者墮落。比如說,大家看白先勇的小說,有同性戀、有逆子,總之他把這種責任、把這種流亡的責任推給他者。

爸爸象徵的當然是國民黨,象徵著一個權力機構。被他管著的那個人,所以要把爸爸從家裡趕出去,要把爸爸流放。這種思維導致臺灣的文學到了六十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浪潮。從臺灣的作家來講,這就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在這種大的情况下,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真正的民國文學的價值觀念。我們只好又回到了三十年代。

在臺灣現在大家看到的年輕的諸人,他們的這些小說,他們已經跟流亡意識沒有關係了。而這批老的作家,我也沒見到他們還能寫出新的作品。在這種情况下,我的朋友像陳若曦他們,我也沒有發現他們寫出什麽新的作品。他們回到大陸之後,他們的回鄉情結已經結束了,所以我發現他們的創作能力也跟著結束了。這種流亡的結束導致了臺灣今天的文學風格,但是今天的這種文學風格,我不認爲是一種民國的風格。

我們回到民國的文學風格,它還是一種個人對於傳統的反抗。這種思想資源從哪里來的?大家注意了沒有,我們長大的這些人讀過的所有外國人的作品,其實都叫「翻譯文學」。可以說每一個從海外留學回去的作家、教授,他們都承擔了翻譯。我們讀到了泰戈爾,我們讀到了托爾斯泰,我們讀到了所有的英美文學,都是翻譯文學。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民國文學是翻譯文學的一部分,他們用的很多的詞其實都是翻譯過來的。

我在寫作中盡量的不用成語,因為這種成語有太多的語言背後的符號,我盡量不要用。比如說「的」也盡量少用,爭取用原來的語言、最簡單的東西,能夠不用,把這些詞就可以合起來。大家經歷了這麽一個階段,叫做「白話文文學」,這個時代到現在還在延續,但是用一種準確的術語來說,中國現代文學經歷的源頭非常短,甚至我們還要短過日本。因為以往我們的白話文學的歷史是很短的,大部分都是文言文。進入了白話文,白話文直接跟翻譯文學産生了一種關聯。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它其實很多是外來的思維。這種外來的思維,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種真正的活在當下人們的一種心態。到了我這一代作家,我們才發現,我們的語言其實非常蒼白,我們的遣詞造句不得不又回到過去的文言文時代,從那裡頭挖掘。

這個過程,導致我們對現代文學的這樣一種新的理解。這個理解就是,民國的文學表達的那個時代沒有辦法用它那個語言進入到我們這個時代。我本人當然像沈從文的小說是非常喜歡的,我也覺得他描寫的一種山村、小鎮也都描寫得很好,但是,他描寫的那個時代的人不存在了,我沒有辦法找到有「民國范」的女人,我也沒有辦法找到沈從文筆下的山城。所以在我的小說裡邊,我要描寫的是大家,是你們坐在這裡的人,你們穿的衣服,你們吃飯的動作,你們的所有的舉止,你們的想法,從哪裡來的,你們為什麼會那麼想問題。所有這樣的語言,其實都沒有跟民國的文學發生關係。它變成一個歷史,它沒有辦法讓我們應用到今天。

大家注意這個轉換。在座的有沒有讀過、喜歡張愛玲的小說?她雖然是一個上海作家,但她的語言是很強烈的民國語言,非常有一種描畫的一部分,她描畫事物的一種細節,包括她對這種人物的心理的描述,這是在中國過去的小說裡還都沒有出現。

還有,我今天給大家講一種能夠代表民國文學的。我覺得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就是民國時期的女作家。今天為什麼就這個機會來提民國的女作家?因為我發現,在讀她們的作品的時候你會發現,她們的媽媽還是裹著小腳,她們其實都是放開了大脚直接走到了中國文壇。她們經歷了中國從「封建」一點點轉化來的過程,所以你從她們的作品裡面就會慢慢的讀出民國文學的一個轉換。

文學和政治

時間不多了,我給大家做一個結尾。1989年發生了那麽重大的事情,我寫了一本書叫《北京植物人》,1989年整個的過程,我都寫在了這個故事裡面。我就發現,在一個現代小說裡面,已經其實不能到影響這個時代了,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因爲這個時代,人們第一不喜歡革命,第二,人們不喜歡政治。我發現,這本書已經有三十七個語言,在全世界都在讀的情況下,在中國、在美國都有出版,包括中文版,讀者是極其少。這是一種非常讓我沒辦法理解的文化現象。我們以爲,文學是純文學,是不應該介入政治的。但是他們忘了,我們其實還是處一種在政治控制一切的時代,我們的文學不用文學去反叛政治,那麼政治就來干涉你。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民國的革命也好,民國的復興也好,它必定帶動一種文學現象,這種文學現象必須包含了政治、必須包含了革命,必須包含了對這個時代的真實的想法,否則的話,文學也是走投無路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