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民國經濟回溯與簡析

(「民國研討會」發言錄音聽寫)

 

夏業良

 

非常感謝辛灝年先生,感謝黃花崗雜誌,給我提供這個機會。我雖然研究的領域包括經濟史,但是過去對民國的歷史研究不夠,最近這些年才比較關注民國時期。其實,民國,我們說起來從1912年正式宣布成立,滿打滿算不到三十八年時間——我說的是在中國大陸,不到三十八年的時間裡面,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一下它的經濟績效,從投入產出比,從當時的環境和基礎的條件、自然禀賦來說的話,它所創造的業績實際上是比很多國家在後來二戰之後的發展還要更加引人矚目。

民國的成績不可抹殺

民國的成績是不可抹殺的。我們直到今天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所謂「大師」們,有幾個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如果講我們曾經有過一些「大師」的話,無論是科學上拿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楊振寧,他們也是民國培養的,西南聯大時期的還有更早的民國教育的;那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能夠數得上的「大師」,都是民國時期才能夠給他們那樣一個空間生長起來。所以到後來,你現在看中共官方宣傳的這些偽「大師」有哪些,過去一個勉強稱得上不錯的學問家但稱不上真正大師的是季羨林先生,被他們捧得老高的,但季羨林先生自己心裡也是有數的,他有的時候也是不得已做了中共的代言人,發表了一些言不由衷的演講,但他內心實際上是知道的。除此之外呢?真正的大師很多都被迫害致死,或者是一生中沒有做出更多的業績。比如說陳寅恪先生,大家都知道。在大陸的很多留下來的那些學者們,很多都被迫害致死,或者是沒有辦法從事真正的學問。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我今天當然不能偏離主題啊,我主要是講經濟史,順帶著也分析一下制度方面的問題。那麼經濟史學家有一個大致的結論,就是從1912年到1949年不到三十八年裡,中國的經濟產出增加的速度是比較緩慢的,因為那個時候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還是基本上是屬於自然經濟狀態下的,現代工業、現代的部門極其的少。我們那時候的人口大概是多少?大概在1910年左右的時候,中國人口是4.1億左右。到了1945年左右,所謂「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那就是4.5億。到了1952年的統計,大概是5.1億。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剛才講的不到三十八年的時間裡面,雖然有過比較長時間的戰亂,大概你算這三十八年裡面還有十一年多的時間是戰爭狀態,剩下的時間也還經常有局部性的戰爭,所以真正完全的和平時期是沒有的。可是現在經濟史學家認為,這個相對來說的一個「黃金段」是什麼時間呢?是1927年到1937年。因為37年大家都知道抗日戰爭就爆發了,那麼在37年之前的這十年裡面,算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一個「黃金發展時期」。那時候,中國廣大的農村和腹地基本上都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我們坦率的說,中國的農業雖然講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全世界不算是特別先進的、發達的,但是仍然在農業社會中是水平相當的,因為有幾千年的歷史的傳統,在農業耕作技術上來講是不落後的。我們甚至一度比日本的農業更加發達,比印度的農業更加發達。,世界上在傳統農業耕作技術上來講,我們是領先的。

然後我們看到當時中國有多少地方性的集市貿易呢?一般是以城鎮為中心的集市貿易,當時中國大約有七萬個集市貿易中心。這個資料不是我做的,是西方有一些極其權威的學者,包括劍橋中國經濟史,蒐集的一些資料。當時中國農村大約可以分成七萬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或農業社區,社區裡面有一些互補需求、互補餘缺的自然交易。

但那個時候由於中國的大城市數量非常有限,能夠稱得上的大城市主要有六個:京津滬,就是北京、天津、上海,然後廣州、武漢,還有一個是重慶。大概就是這六個城市。這六個城市裡面,北京是比較落後的,因為北京主要是個古都,那個時候工業並不發達。最發達的北方大城市是天津,它有海港,而且有過去外國租界在那邊,所以天津是相當發達的,甚至在工業方面來講,天津曾經一度比上海還要發達。當然後來是上海發達,然後再接著就是東北。東北是一個工業比較集中的地方,還有山東青島、煙台那一帶,比較發達。漢口。然後傳統上大家都知道,從「洋務運動」開始,在安徽的安慶那一帶也有一些現代工業,從造船、槍砲。

所以那個時候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都是分散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小市場。它們的分工和貿易水平是相當有限的。

大家知道,亞當斯密被嚴復翻譯成了《國富論》,當然這三個字我一直認為是有問題的,其實這本書你要看它的全部內容,它講的並不是說一定要讓國家如何的強,它強調的是個人,應該是《民富論》。但是嚴復呢,因為那一代文人總是希望把國家這個東西講得更緊要,所以成了《國富論》但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面應該說談的最重要的論點就是分工與交易。分工的程度、市場的發達,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關鍵。而中國呢,你說過去有沒有市場?從明代開始,甚至更早的,你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中國的貿易,對外貿易,就已經延伸到很遠的地方。甚至漢代,大家都知道,漢代就有張騫出西域。所以我們講貿易,不是說過去沒有這樣一個基礎,而是說由於在近代史中我們幾次大的規模的戰爭造成了貿易的中斷,貿易的主導權慢慢的被西方列強所佔有。這是由於你自己內政方面比較混亂,造成了對外貿易失去了這樣一個主導權。

過去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是很受西方重視的一個貿易大國,但是後來因為閉關自守,因為皇帝連西方使節來了都必須下跪,如果不下跪他就要打;而且我們現在要重新回顧一下鴉片戰爭、英法戰爭,這裡面有好多的問題,過去我們只是強調了西方無理侵占中國的一面,但是沒有去仔細的考查當時簽約的環境,為什麼引起爭執,其中很多是由於我們清朝的官員不了解西方社會的一些法則,不了解貿易方面最基本的一些通則,蠻橫無理的就用「我大清帝國」如何如何這種心態去跟別人交往,造成了很多的誤解和談判中的障礙,所以後來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結果。這些責任呢,我們現在籠統的一句話就概括了:「全是帝國主義凌辱中國的結果」,但是沒有檢討自身,清朝的一些腐敗官員們非常的無能,甚至是把一些本來可以辦好的事情辦遭了,為什麼不去從這些方面去想。所以我覺得如果研究經濟史的話,你會發現很多的資料,很痛心為什麼當時沒有朝一個更好的方向去延續。

我們看到,從1900年到1938年,當然有十二年的時間是在民國之前,這個之前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中國緩慢的城鎮化的演進。城鎮化,我們今天叫城市化,因為那個時候的發展主要是小城鎮。江南啊,珠江三角洲啊,這些小城鎮都已經在發展之中。這種小城鎮的發展其實是最適合中國當時的需要,真正發展大城市倒沒有那麼好、那麼方便。實際上那時候也不具備那樣的能力去發展大城市,所以發展小城鎮是非常好的。尤其在江南那一帶,事實上已經有許多非常發達的小城鎮了。包括我們後來所謂「改革開放」,最容易起步和最成功的區域,也就是那些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一些歷史上就有基礎的小城鎮。所以不要完全吹牛說是這三十幾年的業績、「這三十幾年改革開放的政策好」,不要這麼吹牛。

我們看到城鎮人口的增長率當時是總人口增長率的兩倍,城鎮人口增長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在哪三十八年左右的時間裡面。1938年,中國當時五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總人口是2730萬,當時假如說中國還不到五億人口的話,大約佔中國總人口的6%7%。所以那個時候雖然城鎮化率還是比較低,但是那個時候由於整個對工業化的需求還不是那麼強烈,應該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的這個水平已經不算差了。而且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城鄉之間遷移是自由的,自由遷徙,對吧?沒有所謂的戶口制度。所以那個時候一個小城鎮的人就有機會到大城市去享受現代教育,也可以做生意,大城市裡都可以。

二戰開始的時候,中國已經有92個城市對外開放,它的開發程度還是相當高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總城市數量也不過一百多個城市,而且那個城市按照今天的標準來講的話只能算城鎮,連市都算不上。開放度很高,也就是說開放度在90%以上。那麼我們後來是人為的封閉了很久,一直到1978年之後才再度開放,而且再度開發從1978年到1984年的開放度大約是多少呢?大約2%還不到。1984年之後才加速了、大大的提高了開放率。大家還記著,1984年中央有一個通知,加速沿海開發城市的開放,包括像深圳、珠海這樣一些特區的開放,十四個開放城市。我還記著一個事情,就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個法國人,這個法國學者是陳獨秀研究的一個專家,他漢語講得極好,他說他想去安慶看陳獨秀墓,但是得不到批准,因為那個時候只允許到省級城市,外國人只能到省一級的城市,到合肥市,省會,你不能到再下面的,比如地級市。所以他一直去不了,他就呆在合肥,他一直想辦法,問我們有沒有辦法幫助他去安慶,但是我們那時候誰都沒這個辦法。所以說開放度是很差的,我說的這個事情是1980年的事情。

然後我們看到當時已經有了一些鐵路和輪船、火車把這些大城市跟一些落後的小城鎮連接在一起,當時的工業增長率曾經高達13.4%。為什麼這個增長率很高呢?就是因為那時基礎比較薄弱,起點比較低,所以一旦發展起一點現代工業的話,增長率是很顯著的。但是我們看,工業增長率在1912年到1920年之間達到13.4%1921年到1923年有一個短暫的停滯,23年之後又加速,23年到1936年平均是8.7%1912年到1942年平均增長率是8.4%1912年到1949年,也就是整個民國大陸時期,平均增長率是5.6%。這個業績是相當不錯的,在全世界同時期跟其他國家相比的話相當不錯。而在二戰之前的民國時期,儘管有連年戰爭,工業增長率仍然高達8%9%之間。

然後我們看中國人均的外國投資,在1914年的時候是3.75美元,說起來很少啊,攤到某一個人身上的話在1914年是3.75美元,到1936年是6.97美元。印度當時是人均20美元的投資,而拉丁美洲是86美元。同期跟他們比的話,我們得到的外資是極其的稀缺。所以三十年代外國投資只佔國民生產淨值的1%。基本上你從這個可以看出我們是靠自力更生。要講真正的自力更生,那個時候民國的經濟是很困難的這樣一種狀態,而抗日戰爭時期外國投資比重最高的是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它的經濟發展是二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部分,當時中國平均投資率是5%,而東北1937年達到了17%1939年達到23%。這些經濟數據似乎在說明,日本人統治下的東北,其實經濟狀態並不是差,而是好——我說這話,會不會有人罵我是漢奸啊,這不是我得到的經濟數據。日本人在東北的高投資率,也刺激了中國私人企業的發展。

民國經濟史在大陸的四個階段

總括起來說,民國經濟史在大陸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民國建立初期,1912年到1915年,第二個階段是軍閥混戰時期,1916年到1927年,第三個時期是民國經濟相對穩定的時期,也就是1928年到1938年,然後是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從1938年到1949年。大致分這四個階段。

這四個階段裡面,大家想想,民國建立初期,短短的三四年時間裡面,就是怎麼樣確立一個經濟制度、構架,在原有的比較落後的狀態下建立這樣一個構架。雖然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裡面有一些很好的闡述,包括我們研究經濟史的和這些現代經濟學家回過頭來看,認為以孫中山當年的信息狀況和知識基礎,能夠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分析和判斷,提供了一些經濟方面的發展框架,現在來看還是相當可貴的。總體上,他的這種正確率在75%以上。這是我們共同的一個印象,大家認為,一個沒有學過系統經濟學理論的人,也沒有很充分的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憑自己的調查、研究和經驗,得出這樣的結論。

張謇曾經指出,清朝的制度「但有徵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徵商之政」,就是說你的政權、這種制度是只想怎麼樣從商人身上去撈錢、去收稅。「無護商之法」,意思就是說你對商人沒有有效的保護。而且他說了,「商之視官,政猛於虎」,就是商人把政府官員看得比老虎——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很險惡。所以說君主專制,因為不受法律制約,只有「法制」,而沒有「法治」,所以君主是超然於權限之外的,而官員遊行於利祿之中。從那個時候就可以看到官員的腐敗是相當的厲害。從清末民初一直有這樣的傳統,官員和商人打交道,總是想從商人那兒得到利益,很少去保護他們。

但是商人不甘心被官府隨意的宰割,所以在推動清末的制度改革中,商人階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一點在以往的歷史裡面經常忽視的,我們總認為政治家、軍事家他們這些人在推動,很少提到商人在制度變革中的作用。商人在推動清末制度改革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比如清朝宣布「預備立憲」之後,商人在各省的諮議局中進一步推動憲政的發展,使諮議局成為獨立於政府的真正議會的雛形。全國諮政院的議事細則與現代議會制度相仿。首屆諮政院提出了「速開國會案」、「彈劾軍機大臣案」、赦免國事犯——所謂「國事犯」就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公共安全,想對政府有一些不滿或想造反。1911年,商人們迫使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將財政預算核減了七千七百九十萬兩銀子,也就是說讓財政縮減,這是商人們推動的。在各地的諮議局中,商人們還提出了他們對外交事務權力的要求,反對支付不經過諮議機構同意的各項外國債務。也就是說,如果政府向外國借外債,沒有得到商人們的同意,將來這是不能得到批准的,商人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這種發展類似於歐美的「若無代議,概不納稅」這樣一個原則。實際上英國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就已經初步形成了這樣一個原則。

也有些商人對民國初期包括孫中山先生、黃興先生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他們說孫中山、黃興他們這些民國領袖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及後來,都是由於當時的需要而沒有經過諮議機構同意就借了一些外國的債,這一點他們認為是不利於這樣的一個長遠的發展,所以要予以制止。對這種擾商行為,除了借債沒有經過同意,要提出反對,還要對國民革命軍的擾商行為予以制止。因為那時候軍隊對商人還是有一些——要求商人提供一些給養啊,要求提供一些幫助,這種事,商人也提出了要求。

所以清末民初憲政雛形呈現,本來是有可能讓中國進入憲政這樣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但是隨後很快就有了軍閥混戰,軍閥混戰實際上造成了這樣一個自然演進的中斷。

軍閥混戰時期,在經濟上是有了比較大的影響。比如說,在軍閥混戰時期,不同的眾多軍閥在其佔領地重複收稅,就是這個軍閥來收過稅了,他一走掉,另一個又來重新收一邊。所以民不聊生啊。甚至還有人預收未來稅,操縱實物與貨幣的換算率——軍閥規定說這個貨幣在我這兒就得是一比幾、一比幾,跟以前不一樣——這是瞎搞。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強徵糧食,讓農民不堪重負。這一段時期農業生產力下降,城鄉間的貿易被中斷。這都是有很詳盡的史料數據的,我就不多說了。

另外我們要總結一下這段時期的原因的話,可以提到機會主義行為。各個方面利益集團的機會主義行為,是清末民初的憲政實驗失敗的一個根源。主要是我們缺乏有效保護私有財產的一個強有力的制度,這點是應該檢討。我們好像房產是保護得很好,但是對私人財產一向保護得不好。

由於收稅的困難,在西方國家曾經有過國王不得不將制定稅法的權力讓給交稅大戶組成的國會,因為這是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條件下收稅的最有效辦法。西方曾經有這樣的一些好的傳統,但是中國可惜沒有發展出這樣一個傳統制度。比如說,要達成一種共識,承認保護人權,禁止政治迫害,用虛君共和、內閣制、議會民主、政黨公平競爭來作為分配政治權力的遊戲規則,這一套,我們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英國是憲政的創始國,它的憲政遊戲是朝野各方所認同的一個機制,比如說不能夠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有一個術語叫做什麼呢?叫做「模糊面罩」或「模糊面紗」,它的意思是說不管你的利益群體是什麼、你所在的利益集團是什麼,你制定出一個規則,這個規則適用於所有的利益集團,不能說你自己的利益集團使用一套,然後對別人又使用另外一套。所以這點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傾向於在沒有權力的時候提出來很多所謂公平的法則,但一旦我們自己掌握了權力以後,有傾向於對自己的利益集團不採用同一套。我想在這裡提一下我們民運中間有一個著名人士,我不說名字了,他曾經有過很著名的一個要求:一旦革命成功以後,我們這些革命的前輩們、元老們要保證三代人都不受刑罰追責。(聽眾笑)這不是我造謠的啊,這是有這個事情的。提出這樣子要求的人,你想想,這種人,他能塑造出什麼樣的制度?我們就不講這些過去很多情況了。

中國的政治人物並沒有形成西方所能達成的這樣一種共識,而且憲政並沒有堅實的道德共識的基礎。這裡邊包括對那些軍閥以及當時的政府的一些批評。像袁世凱被稱為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在向清朝爭權的時候反對君主立憲,逼清帝退位,一旦大權在手就鼓吹君主立憲,最後還想當皇帝,當了一段時間皇帝。這個就不說了。

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在193155日制定了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要回歸憲政。國民政府於1936年公布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做法使中國經濟有一種希望所在,當時大家覺得這個非常好。

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所以過去我們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到兩千年之後,中國大陸在制定某些法律的時候動不動就說「我們有史以來制定了第一部」什麼什麼法,其實歷史上都有,都不查歷史,胡說八道,都說是沒有的,在前人沒有、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如何如何。

包括對經濟也是這個樣子。有些人到今天還在胡說八道。董建華,上次我在香港開會,他就說「中國的國家發展史是從1949年開始的」。(聽眾笑)董建華在午餐會上,不允許大家提問,他就這樣講,他說:「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一窮二白,什麼基礎都沒有」。但是我們知道,中國所有的你現在能想像的現代的東西,幾乎在49年之前都有製造,比如說第一架飛機、第一艘輪船、第一輛汽車。萬噸巨輪在1921年就已經可以製造了。鄧小平自己都說過——四人幫那時候宣傳什麼「豐慶號」萬噸巨輪下水,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如何如何——鄧小平當時就說:「我們當時到法國留學,已經有萬噸輪了。」所以這完全是胡說嘛,抹殺歷史,有意把民國說得一塌糊塗,一窮二白,然後什麼都是它的進步。

當時從制度上已經有了一個雛形,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上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為中國民國時期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但是這種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這個努力並沒有完全停止,這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雖然那個時候還不能完全按照憲政的規則來做事,但是還是做了一些局部的努力,也包括吸納了一些主要的反對黨,包括中共的毛澤東在內,參加議政。1942年大部分參議員又改遴選為選舉制。

中國最重要的憲政發展當然是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各黨派對憲政遊戲規則的討價還價過程。因為討價還價非常重要,不同的派別要提出自己的訴求。但這一次憲政過程又一次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是主要政黨堅持不經選舉而用聯合政府的方式來分配席位,在主要黨派之間瓜分有限的政府位置,而憲政談判的其他主要參加者主張在軍隊國家化、立憲、選舉之後才由勝出的政黨來決定政府職位。國民黨沒有採取滿足「模糊面紗」原則的行動、對自己的權力做出可信的限制,來贏得共產黨對公平遊戲規則的信心。(編者按:上述說法混淆了憲法條文所規定的制度與行憲之前過渡時期的臨時妥協。政協會議憲法草案和以之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度上完全滿足「模糊面紗」原則,請讀者參看政協憲草原文和民國憲法原文。所謂聯合政府,指的是在過渡時期改組國民政府、吸收其他黨派入閣;行憲之後舉行大選選出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進而產生對立法院負責的行政院,民選政府就職之時即取代原有的國民政府。政協會議中有關政府構成的爭點並不在於是否先選舉再根據選舉結果決定政府席位,而是在於如何改組作為過渡政府的國民政府,各個黨派都試圖增加自身的名額,未能就席位分配取得共識。)

當然,這種說法是認為共產黨是由於不太相信國民黨能夠自我約束,所以沒有信心,而主要調停者——美國政府,由於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偏近,所以使共產黨對調停者能否發揮中性的仲裁功能而沒有充分信心。但是我們現在從其他的史料補充來看,美國其實對中共也不薄,雖然給了國民黨一些軍事援助,但大家知道,在具體的事件上是有分歧的,比如說實際上美式裝備的到位延緩了很長一段時間。馬歇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有一段時間又暗中給延安的中共一些特別的幫助,甚至有很多信息給羅斯福、包括後來的杜魯門總統都說了,說中共在有些方面如何比國民黨政府更好,說國民黨政府如何的腐敗。這些信息的混亂,造成了他們決策上的遲疑不定。大家知道,像馬歇爾,還有其他的一些——史迪威將軍,有一些人對中共其實不是那麼瞭解,但是聽信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傳言。

1935年貨幣改革的成功

1935年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在經濟方面,就是193511月的貨幣政策。二十世紀初期,當時整個國際貨幣體系是以金本位為基礎。金本位制度什麼時候才垮?是1970年到1973年,就是著名的石油危機,那時金本位制度才崩潰。在這之前這麼長的時間都是金本位制,而中國恰恰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實行的是銀本位制,因為中國白銀比較豐裕。雖然幾次戰爭賠償了很多白銀,但是相對世界各國來講,中國還是白銀最大支撐國。所以,在中國白銀是本位貨幣,不僅是交易媒介,還用於平衡預算,而不僅是商品。中國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上白銀價格波動的影響,而無法控制白銀的價格和進口量。當時倫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中國境內的外商銀行經常用倫敦的白銀期貨來抵付中國的貨幣交易,所以把中國的經濟和倫敦金融市場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而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1931年以後,多數國家因經濟危機的衝擊而暫時放棄金本位,使本國貨幣貶值,來達到應對危機的需要。而仍堅持銀本位制的中國,頓時陷入白銀急劇貶值、白銀大量外流,國際貿易出現逆差,和國內通貨緊縮,城市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檢討這段時期,就是說中國當時的開放度不夠,貨幣體系也是相對封閉的一個體系,所以在使用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銀價下降導致商品價格上漲。中國在1929年到1931年的情況,恰好是大蕭條時期、大危機時期,中國的物價上漲了21.2%,而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的物價卻在同期下降。在缺乏政府管理的情況下,銀條和外國銀幣在中國是自由進出,並作為貨幣在中國國內市場上流通,特別是在上海。但是從1931年開始,隨著各個貨幣貶值、銀價回升,白銀開始流出中國。白銀匯率上升和全球經濟衰退阻止了中國出口進一步擴大。所以這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進一步惡化,在1933年貿易逆差達到了7337.39萬兩,導致淨出口18940萬美元的黃金和相當於1420萬美元的白銀。這就是我們真正的淨損失,就是資產流失。

1929年開始,上海房地產進入到一個比較狂熱的階段。過去也有人說中國過去沒有房地產,這也是胡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國房地產,當時也曾經有過非常狂熱的階段。1924年到1929年,中國房地產的總價值增加了二十億兩白銀,其中一半的增長來自1928年到1929年。上海銀行業白銀儲量由於房地產吸引了很多白銀,所以在1929年達到了創紀錄的新高,並且持續增長到1933年。而充裕的資金又促進了信貸擴張,但主要沒有流向實業,而是流向房地產。上海的企業家也把獲得長期貸款的希望寄託在房地產上。從1931年到1933年,隨著繅絲業的獲利越來越少,絲廠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時候絲廠根本租不出去,這個時候業主們發現把繅絲廠拆除,修建公寓、經營房地產更為划算,結果有二十二家繅絲廠被拆除。

那個時候對農村人口來說購買力下降導致國內工業品市場的萎縮,工業品價格下降,產業的進一步擴張變得更加不可能實現。這個時候的投資者,或者是用閒置資金購買政府債券,或者是投向房地產,而不是投向實業。有一些人是利用上海金融市場比較寬鬆的貨幣狀況發行債券,房地產公司開始發行債券,銀行也把積累的資金投向房地產。僅1930年上海四十家中外銀行持有房產的總價值就達到了1.2億多兩白銀,佔銀行貸款抵押的一半。後來又出現了房地產的泡沫,由於白銀儲備減少,外商銀行開始限制,然後拒絕以房地產作抵押貸款,迫使中國銀行業針對未償付的貸款進行限制貸款數額,要求更多抵押,慢慢房地產市場就崩潰了。

所以到了1934年,中國經濟同時出現了嚴重的通縮、房地產市場崩潰,大量捲入抵押業務的金融機構受到嚴重損失。到了1935年上半年,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壓力下,美國一直不願意從中國大量收購白銀,然後中國政府這個時候加緊了外交活動,向美國提出警告,說如果中國的貨幣金融體系在高銀價的壓力下崩潰的話,日本將會主導中國的經濟,所以在這種局勢下,羅斯福總統開始支持美國財政部通過從中國收購白銀來支持中國進行貨幣改革。從193511月開始,中國向美國出售了一億八千萬盎司的白銀,為中國政府的貨幣改革提供了大約一億美金的準備金。正是在充裕的外匯儲備支持下,貨幣得到了保持和穩定,法幣可兌換性得到實現,增強了人們對新貨幣的信心,中國經濟迅速復甦,國際貿易開始增長,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政府掌控貨幣供應的情況。所以國民黨對財政的全面掌控,特別是貨幣體系成形,是在35年下半年。

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是很弱的。為什麼講宋子文在貨幣改革方面是有一定的功績的。當然也有人批評他後來是失敗了。後來當然大家都知道,金圓券、法幣之間的那種關係,那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前面還應該說,在那之前,不光是宋子文,還有前面的財政部長,幾任吧,他們做出的努力,應該說貨幣改革本身還是值得讚賞的。

結語

我只是想通過這個簡短的史料分析來告訴大家,民國這個時間很短暫,外戰、內因很多的因素交織在一起,還可以做得更好。我們現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五年來比較的話,前面三十五年時間,或者講前面三十一年時間吧,到底做了些什麼?大部分都是很糟糕的,對不對?如果要同樣的跟民國來比,拿民國的三十八年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十八年相比的話,業績是很容易比較的。

然後你再講到後面,後面我們最近這三十五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略微好一些,也有相對速度比較快、比較健康的時期,現在我回過頭來說的話,我覺得有兩個時段比較好:一個是1984年到1989年,這五年時間中國的經濟也是從剛剛開始全面開放到後來因為政治因素而停止改革,這五年發展應該說是相當快的。當然也有很多的原因,包括雙軌制價格改革,一段時期的通貨膨脹。總體上來講,這五年是很重要的五年。再後面十年,是從1993年到2003年,我把它稱為現在相對的「黃金十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說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雖然戴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定義、標籤,但總體上這十年是中國經濟——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業績主要是這十年做出來的,就是從1993年到2003年。2003年之後,基本上中國經濟是倒退,比如大幅度的「國進民退」。因為我講的「黃金十年」主要還不是政府的功勞,「黃金十年」主要是中小民營企業、私營部門他們做得好,國有經濟的貢獻度非常的低,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還不到三分之一。這不是隨便說的,都是有很多的數據支持的。後來這個十年,就是胡溫的十年,他們把國有壟斷部門,所有的好的、能掙錢的領域都給它們國有壟斷,剩下的不好的給民營企業,而且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最後民營企業家自殺、逃跑、欠債不還,各種各樣情況都出現了,包括政府的打壓,對於江蘇「鐵本事件」,一系列的打壓。

所以呢,現在的中國經濟如果還講能夠勉強維持的話,還是依靠「黃金十年」打的那個基礎,以及民營經濟還在苦苦的撐著。民營經濟佔據最好的時間佔據了73%,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度是73%,現在又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多。民營經濟現在又開始下降了,但是即便下降了以後,還是在中國經濟中起主體的作用支撐著。

時間關係就不多說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