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轉型模式和對反人權犯罪的追究

 

王天成

 

編者按:這是王天成先生在「民國研討會」自由討論部分的發言,對和平革命方略提出了重要的補充。

 

祝賀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成立,也祝賀辛灝年先生提出了國民革命的方略。

我這裡呼應一下光復民國的相關問題。我主要談談將來如何處理反人權犯罪的問題,比如說如屠殺、酷刑,綁架,強迫失踪,等等,這些嚴重的反人權犯罪,對獨裁者是不是要審判,如何追究他們的責任,如何調查和記錄真相?這樣的話對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歷史有一個共識,也作為對未來的一個警醒。這類問題在政治學上有一個術語叫「轉型正義」。

中共後事需要預先準備

現在共產黨還沒倒,你就在討論、安排它的後事了,有人可能覺得我們談這個問題太早(幾年前在紐約我主持的「民主轉型與制度設計研討會」上,有人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共產黨沒倒是事實,但是它的後事還是需要提前計劃一下。這個問題,首先共產黨自己就很關心,如果這個政權倒了,他們會怎麼樣?就民主人士來說,也需要傳遞恰當的信息。

這些年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討論。有人就要談和解,他說你將來要懲罰共產黨,它就不改革了,它就不願意放棄這個政權了,那這個東西對民主轉型不利,對政治改革的啟動不利,所以他就談和解,就不談追究責任了。有的人就說共產黨罪大惡極,必須審判。這兩個觀點都是比較極端化的。情況可能不那麼簡單。如果明智的對待這些事情,給共產黨傳遞恰當的信息,也讓共產黨人在未來民眾抗議興起的時候有一個明智的態度,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轉型模式的重要性

我想從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這個角度來談。從七十年代中期到現在有七十多個國家民主化,這七十多個國家民主化在轉型正義方面提供了許多經驗,當然也有教訓。轉型正義的因素有哪些?其中什麼因素是最重要的?

這些因素其中有道德因素:侵犯人權這種犯罪行為,你不去懲罰,在道德上是不對的。其他因素有轉型模式,有轉型以後政治格局、力量對比,還有人權侵害的嚴重程度。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這些因素中間,最重要的其實是轉型模式,這是過去幾十年來證明了的。

其中第一種模式就是,如果轉型發生在政府沒有受到較大的衝擊、政府相對主動的選擇並且是主導的情況下,審判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不是說完全可以排除)。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有足夠的能力為轉型設定和施加條件。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選擇轉變的時候會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後事,一般情況下會通過一個「赦免法」,赦免過去的反人權犯罪,就是自己赦免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也願意諒解他們,以不追究他們的過去來換取民主的未來。這方面的例子,我就不多舉了,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臺灣。在臺灣,我們沒有聽說過審判過誰。李登輝在1993年的時候有一個向「二二八事件」家屬的道歉,然後還有建碑、給家屬一些補償、編制調查文件,基本上是安撫性的、技術性的工作。

另外一種模式,如果轉型是在大規模民眾抗議或對外戰爭失敗的情況下發生的,那麼獨裁者和對嚴重的反人權犯罪負有主要責任的人,結局可能就不一樣。例如希臘轉型開始以後有十六個(準確數字記不住了)軍政府的成員受到審判,判處十年到無期之間的徒刑,這在希臘被稱為新的紐倫堡審判,就像審判戰犯。希臘也是第一個對實施酷刑的警察和軍人進行審判的。它在轉型發生以後的一年中間,全國進行了四百多次審判,審判的是實施酷刑、在監獄裡折磨政治犯的.還有一個我們可能更熟悉的例子,齊奧塞斯庫,他的下場就不用說了。

追究反人權犯罪的三種方式

審判追究反人權犯罪,總的情況是什麼?我可以提供一個數據,到2004年,在70多個國家中間有一個統計,有49個國家進行了審判,只有極少數的國家,準確的說就是兩個國家——希臘和阿根廷,進行了比較廣泛的(就是牽涉人比較多的)和有效的審判。其他的都是人數非常少,可能是一個獨裁者,而且很多審判都是形式。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一個情況?原因就在於第三波民主化大多數的轉型中,非暴力起了關鍵作用。如果非暴力,你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對手,尋求的是改變。即使大規模的抗爭造成政府癱瘓了、崩潰了,你好像也不能直接取代它,你還是要跟它談判。在第三波民主化中間,幾乎所有國家都發生過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談判,形式不太一樣而已,有的可能秘密一點,有的可能是公開的圓桌會議,像東歐,圓桌會議非常普遍。

犯有反人權犯罪的人其實挺多的,這麼多人沒有受到追究,怎麼辦?還有一個處理方式就是真相調查委員會。我們可能會想到南非。其實第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是成立在烏干達。真相調查委員會這種方式,就是有反人權犯罪的人要把真相講述出來,承認了,就可以赦免。這種真相調查委員會的方式主要用於非洲、拉美和亞洲。

還有一種方式主要用在東歐。除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有真相調查委員會,其他國家的做法是通過了一個「潔淨法」或者叫「除垢法」,簡單的說就是「清除垃圾法」,就是對官員進行審查。捷克斯洛伐克的「潔淨法」就規定了以前在安全部門工作的和安全部門的線人五年之內不能擔任一些重要職務,比如總統辦公室的成員,軍隊上校以上的軍官,法官,檢察官。這個做法後來受了批評,因為它沒有根據個人的情況,只是分大類。後來別的國家就有改進,像匈牙利「除垢法」。

我們未來怎麼辦?我的看法就是:

第一,是否審判獨裁者,就要看他對轉型的態度和他是否有嚴重的、具體的反人權犯罪。

第二,軍隊、警察當中反人權犯罪特別嚴重的,策劃的、指揮的和少數具體實施的,有少量的人,我們會審判他,大部分的我們需要赦免他們。

然後要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或以東歐的「清除垃圾法」對他們進行一定的限制。

應當把審判和赦免結合起來

這三種方式,就是審判、真相調查和赦免(東歐的方式不是主要的,不是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流行的),這三種方式效果怎麼樣?這是做過評估的。

審判是要明確責任。你侵犯了人權、你犯了罪是要負責的,這是要明確責任。

赦免是要得到穩定。捲入反人權犯罪的人可能會很多,這麼多人,你去審判他可能會有混亂,這麼多人可能會叛亂。需要謀求穩定。

過去的經驗表明,如果把審判和赦免結合起來,有助於明確責和促進政治穩定。

真相調查委員會是我們民運界的人談得最多的,但是只用真相調查委員會這種方式對於促進正義、促進穩定其實是不好的,因為有人沒的追究,人們會覺得正義實施的程度不夠,會留下很多的後患。

共產黨和共產黨員的未來

最後我講講共產黨的未來。從東歐的經驗看(東歐是最好的借鑒),東歐轉型以後共產黨並沒有終結,而是改頭換面重新出現。東歐轉型發生在1989年,大約四年以後,就是一屆選舉之後,它就開始回潮,當時波蘭左翼聯盟(是共產黨改頭換面,換了名字,人員當然也有變化),贏得了議會選舉,那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後來形成了共產黨改頭換面改組後的黨和其他政黨輪流執政的局面。這是關於政黨的。

至於共產黨個人,東歐轉型後有一個政治學者注意到一個驚人的現象,就是所謂的精英的連續性。我們講到精英的時候可能有道德上的含義,這個人很優秀啊;政治學上的精英指的就是到了一定級別的高層人物,一般來說可能是部長以上啊。這個連續性現象非常明顯,有數據:俄羅斯、匈牙利、波蘭在1988年九百個頂尖職位,到1993年,俄羅斯82%的頂尖職位是來自過去的精英(就是部長以上的)或者亞精英(就是副部長以上的),這個比例非常高。匈牙利是70.4%,波蘭是59%。大部分過去有很高地位的人在民主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在這裡消失的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跳得很高的以前的那種獨裁者和他們身邊少數一些人。至於中層和下層的官員,基本上是不受影響的,普通的黨員就更不用說了。可以理解,前威權政府的官員有管理的經驗,在民主社會也需要用他們這種管理的經驗,仍然需要機構去執行法律,提供各種服務。他們有恰當的位置,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他們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不用抗拒民主、想辦法推翻民主制度了。

不過有一件事需要說明的是,如果精英的連續性太強,比如像俄羅斯那樣達到百分之八十幾,可能對民主的鞏固也不利,可能會倒退回去。俄羅斯現在已經又變回威權國家了,實際上這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這方面的情況我就講到這裡。

 

最後我再提到一點,就是中國官員貪腐這麼嚴重,轉型正義在這方面是需要研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這個問題比研究如何審判他們的反人權犯罪更有價值。但是這不是我的強項,我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向業良學習,他可能都不收我,嫌我年紀太大了(聽眾笑)。我希望業良你們能夠把這個事情做好。上次丁毅到東部去,我們聊了一下,他有一些想法,我覺得非常有價值,我建議光復民國工作委員會把這個問題作為重點來研究。這個研究好了,會功德無量。

我就說到這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