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九期正體版 / 简体版

 

關於國民革命切入點的建議

策反體制內人員,發動受壓迫人民

 

葛明

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各位同仁:

首先祝賀貴會成立!

我是一名客居美國的大陸人,在網路上看了辛灝年先生關於和平革命方略的講演,深受鼓舞!我無刻不盼望著消滅共匪,也早已接受了《黃花崗》雜誌宣傳的中華民國理念,但我以前對消滅共匪之後能否確保中國不崩潰還沒有信心。辛灝年先生提出的「去黨留政」方略,幫助我樹立了信心!

兩年前我在香港買到了一本很有啟發性的工具書叫做《完全政變手冊》。辛灝年先生的方略使我不再擔憂中國的前途,也就激勵了我研究國民革命行動策略的熱情。過去幾個星期,我重溫了《完全政變手冊》和王炳章先生的《民運手冊》,還閱讀了兩本英文參考書,綜合各種資料和我對共匪統治區的瞭解,認為策反體制內人員、發動受壓迫人民是國民革命的切入點。現在寫成一篇小文,並摘抄《完全政變手冊》的重要內容以供參考。如果貴會認為我的小文有價值,請推介給國內的革命者。

盼中國大陸早日光復民國!

此致

敬禮

葛明

2014113

 

神州陸沉六十五載,共匪從極左瘋狂馬列惡教到極右權貴資本主義,扼殺了中國幾代人的精英,摧殘了民族文化,污染了空氣、河流和土壤,浪費了自然資源,這一切罄竹難書的罪惡日益都使中國大陸人民意識到必須儘早結束共匪的專制統治。辛灝年先生和《黃花崗》雜誌多年的工作,也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光復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大陸變革的方向。

欣聞辛灝年先生組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並提出和平的國民革命方略,我深切支持之餘,認為這些方略還需要具體的行動方案作為補充。我的著眼點是以武力為基礎的革命行動,這和辛先生的和平革命方略毫不矛盾。我認為,革命志士們可以考慮從兩個方面入手:策反共匪體制內人員(包括軍、警和文職官員);對「群體性事件」和報復事件加以引導。二者還可以結合起來。

策反之一:對共軍的策反工作

策反了共軍的一部,就可以發動兵變。我所說的兵變,指的是武昌起義那樣發生在地方、不直接攻擊中央的軍隊起義。可以這樣說:北京之外凡是有共匪駐軍的地方,就有兵變的土壤。共匪軍隊早已腐化,但行伍之中必然有憂國憂民、志在報國的先進分子,一旦認同國民革命理念,他們所能夠發揮的作用無可限量。

兵變最初的策劃者不一定是軍人,只要能策反重要軍官就可以了。共匪對軍隊控制較嚴,但不是無孔不入的,而且共匪腐敗到了當今的程度,負責監控軍隊的情治機關一樣腐化,對共匪也未必能剩下幾分忠誠。此外,習匪少正在對共軍進行大清洗,必然引發中高級軍官的普遍不滿甚至恐懼。所以,對軍官的策反大有可為!

當然,必須注意保密和反監控。電子郵件需要加密,而且不能用辦公電腦和固定硬盤(個人電腦和移動硬盤需要加密,最好是雙重加密,第一層密鑰打開的只是無關痛癢的內容,這樣如果有人強令解密也無所謂)。如果兵變核心成員需要集會討論重大問題,可以選擇在正常的社交場合找機會用暗語略做交流,而不是專門聚會;相認的人不要故意裝作不認識或互不理睬(否則會讓人起疑心),在自然而然打招呼的時候交換暗號。如果發現被跟踪,必須當機立斷取消會議。

兵變的核心力量,必須是完全認同國民革命理念的優秀分子。這樣的人才,有時可遇不可求,但在長期交往或朋友介紹的基礎上,可以有機會發掘優秀軍官,逐步向他們宣傳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憲政民主理念。兵變的最初策劃者應該虛懷若谷,如果策反了難得的優秀軍官,建立了充分的信任之後,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讓出領袖地位,萬萬不可自認為最初策劃者就是當然的兵變領袖。領袖地位是在行動中形成的,不是論資排輩排出來的,不可強求,強求就很可能適得其反。

兵變的具體計劃,包括行動方案、武器設備、人力安排等等,最好由一位在軍事院校受過參謀訓練的軍官主持安排,這位軍官不一定是兵變領袖,但必須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核心成員。接受調遣的各個分隊必須很清楚自己的分工和攻擊目標。兵變人員必須明白,自己的使命是盡全力促成國民革命的成功,而不是爭奪一些瑣碎的功勞。完成一項任務之後,如果確認成果鞏固,只要有餘力,就應該執行下一項任務,或分出一部分力量協助其他人員或其他分隊完成任務。這些細節,也許無法在具體計劃中面面俱到,人員的素質和應變能力是關鍵因素。

兵變策劃到了一定階段,或許會面臨一個難題,就是需要策反某些地位重要但自私自利、毫無報國情懷的軍官。如果核心力量沙盤推演的結果是不策反這些軍官就有可能在兵變過程中遇到重大障礙,那麼,可以考慮調查其背景,掌握其貪腐證據,如果他們在海外有親人就最好掌握他們親人的信息,用以脅迫。策反時需要讓這樣的軍官明白,如果他們把兵變計劃洩露給共匪,不但成為歷史罪人,而且民主力量會懲治他們的親族,共匪也根本不會重用他們。這樣的軍官,一旦下定決心參與國民革命,甚至可以立下奇功,所以兵變的核心力量在慎重考慮和充分準備之後可以嘗試策反他們。

兵變,首先意味著控制軍營,任何沒有決定加入兵變的官兵必須解除武裝、嚴加控制(這一過程或許伴隨著少量流血,但能不殺則不殺),其次意味著走出軍營,控制通訊設施和交通樞紐,取締共匪政黨組織,接管地方政府的領導權(如果當地沒有其他駐軍,這一過程基本上不會遇到有效抵抗)。可以考慮效法武昌起義模式,成立中華民國某某省軍政府,並且向世人宣佈中華民國憲政民主制度是軍政府的目標,中國大陸光復民國之後軍政府必將組織民主選舉。兵變的功臣們不可患得患失,人民不會忘記你們的功勳。

兵變,具有地方性,不一定有國際媒體在場報導,所以應該在新聞報導工作上做好準備。兵變一旦發動,就需要最大程度的宣傳報導,國內外影響越大,越有利於引發連鎖反應,迎來國民革命的成功(萬一失敗,影響越大、流血越少,被捕成員的處境越不會過於艱難)。所以,策劃過程中的一項任務就是準備好在發動兵變的同一時間向國內各大網站和國外各大媒體發送圖文消息,向全世界宣布中華民國某某地臨時政府已經建立,號召全國人民和共匪體制內的有識之士共襄盛舉。起義消息和中華民國理念的傳播,也會使奉命前來鎮壓的其他共軍部隊產生思考,減緩他們的行動,甚至使他們倒戈,所以宣傳工作極其重要。

發動兵變的一個有利時機,是軍隊駐地官員集中開會期間,這時如果革命武裝佔領會場,將當地各級官員一併控制,可形成小範圍的權力真空,有助於說服更多民眾參與革命。如果官員開會期間會場附近有防禦較強的武警部隊,會場外的政府辦公場所的防禦反而會相應減弱,可成為攻擊對象,此時會場將成為與會官員的活棺材,貪生怕死的共官也許根本不敢離開會場,無形中自我拘禁。革命力量需要控制當地的通訊網絡,讓共官無法組織反抗。

上述分析只是一個引子,革命者因地制宜,將發現許多有利時機可供選擇,例如軍事演習、眾多官員參加的文化活動等等。如果當地有其他駐軍或武警部隊,那麼防守較鬆懈的節假日有可能有利於兵變成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兵變在民眾熙熙攘攘的文化活動過程中發生,出於對人民的關愛,為避免民眾在惶恐中發生踐踏事故,兵變組織者一定要準備好電池供電的高音喇叭(以防會場斷電),震喝全場,讓人們就地止步,靜候疏散,不得奔逃。

兵變過程中,除對負隅頑抗者動武消滅外,務必減少流血(例如受控官員不管背景如何都得到人格尊重,沒有一個被「就地正法」)。與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革命者,可能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這一點,但為了大局,一定要避免感情用事。共匪各級官員,除少數自知罪大惡極、無法被人民寬恕的,在國民革命進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都有可能選擇支持革命、參與革命,我們絕對不要把潛在的革命助力推向對抗革命的一方。

順便需要討論民變到兵變的順序問題。承蒙《黃花崗》雜誌編輯給我分享了封從德先生的觀點。封先生所說的民變指的是人民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這樣的事件如果恰好發生在兵變準備就緒的時候當然最好。但是,如果兵變已經準備就緒,而且出現了其他契機,我認為不必拘泥於一時一地來因循從民變到兵變的定式。中國大陸各地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民變和兵變不必發生在同一地點,兵變也可以比民變滯後一段時間。1911年的保路運動就先於武昌起義,主要發生在四川。

策反之二:對其他武裝力量和文職官員的策反工作

共匪軍力部署是點狀佈局,共佔區大多數縣市沒有駐軍。在這樣的地點,對警察、武警和所謂「人民武裝部」的策反有可能發揮奇效,用不多的武裝力量就控制一座中小型城市或縣城。甚至,在這類地點策反了掌握行政權力的文職官員,就可以在調動少數警力的基礎上發動起義。

和前面討論的兵變相比,依靠共匪體制內非軍事力量、在中小城市或縣發動的起義在準備和初期操作的問題上簡單得多,因為共匪在這類地點防守不嚴密,發動起義後幾乎不會馬上遇到強力抵抗。但是,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保持起義的火種,如何抵禦共匪正規軍的進攻。直接用火力抵抗正規軍當然是以卵擊石,所以攻心為上,以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大義爭取共軍倒戈。

無論如何,這種起義的風險是巨大的。如果找不到具有堅定理念的策反對象,另一個選擇是反其道而行之,從共匪內部的政治鬥爭中頻臨落敗的官員入手。習匪少上臺以來,「反腐敗」針對的是平民出身的官員,太子黨卻狗仗人勢,所以習匪少的做法已經在共匪內部製造了裂痕。他也許騙取了少許人心,但失去了「官心」,平民出身的共匪集團成員人人自危。這就是機會!

革命志士可以收集官員的資料,尤其是武警、警察系統的官員的資料,分析哪些官員有可能被策反,然後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共匪官員可以說沒有一個是屁股乾淨的,策反之前先掌握策反對象的貪腐證據,通過他人或電子系統安排好自己一旦被抓就公佈策反對象的貪腐證據,這樣也是對自身安全的保障。如果策反對象認識到自己是習匪少「反腐敗」的下一個打擊對象,認識到自己的不作為就等於束手待斃,那麼他們就有可能接受策反,在被共匪的政治機器吞噬之前發動起義,以求生路。

由共匪體制內非軍事人員發動起義的最佳時機,包括經濟危機的爆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等等。這種時機有助於產生連鎖反應,有助於促使共軍倒戈。

對「群體性事件」和報復事件的引導

共匪統治下,每年數十萬起「群體性事件」,但是差不多全都是出自經濟訴求,即使有少數上升到政治訴求的也幾乎都沒有光復民國的理念。海外組織和海外網站對國內民眾的影響力是很有限的,這方面的工作難度很大,還得依靠國內的革命志士們!

「群體性事件」雖然具有自發性,但到達一定規模之後必然產生領頭人,這時對領頭者的引導就有可能扭轉事件的方向,如果能夠讓他們認同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群體性事件」就有可能發展為人民起義,在起義發生地建立中華民國當地的臨時政府,取代中共的非法政權。在遠離共軍駐地的中小城市和縣鄉,人民起義最容易取得初步的成功,這以後最大的希望就在於觸發連鎖反應,促成各地人民起義和共匪軍警倒戈。

另外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針對共匪的報復事件,如楊佳、胡文海。從胡文海留下的文字看,他是一個具有極強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冤民」,只是因為共匪的迫害而選擇殺戮。如果他接觸了國民革命理念,接受了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大義,同是萌生死志,發動起義、光復民國豈不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所以,革命志士也應當關注「冤民」,這個人群之中很可能湧現革命的同道人!

人民起義,有可能採用和平的手段,獲得最大程度的道義力量。但是,我們不必排斥武力,需要注意的是不濫用武力,不是放棄武力。在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理念指導下的武力革命,不會走向殺戮和無序。

人民武裝起義的策劃者很難從共軍獲得武器,警方和「人民武裝部」武器不多(當然,如果能在警方內部獲得支持也是好事),所以革命武裝力量主要應該通過地下途徑收集槍支彈藥。具體如何運作,相信革命志士能夠因地制宜找到最合適的辦法。

人民起義的時機,還有起義之後的宣傳工作,可以借鑒上文的討論,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政變

最後再談一個也許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性:政變,也就是直接針對中央政權的武裝起義。共匪對北京的防守不可謂不嚴密,但北京之憂在蕭牆之內。駐守北京的軍隊將領,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共匪內鬥傾軋使他們擔憂自身的地位甚至自由;即使他們在共匪體制內免遭傾軋,在歷史上留下萬世英名的機會也可能使他們中的有識之士決定選擇國民革命道路,果斷出擊,結束共匪的罪惡統治。

在沒有地方人民起義或兵變觸發政變的情況下,政變的策動工作和兵變策動有很多相似之處,當然也更加複雜,需要周密考慮的因素更多。美國人愛德華魯瓦克的《完全政變手冊》中譯本已經在臺灣出版,可供參照。

順便提一下宮廷政變:這不是武裝起義,而是高層傾軋過程中一方斷然廢黜對方,通常有軍方後盾。習匪少大權獨攬,共匪政權宮廷政變的對象非他莫屬。如果宮廷政變的發動者有國民革命理念,那麼宮廷政變可以成為國民革命的一部分。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也許不大,但如果發生,將是代價最小的革命道路。例如,習匪少出國訪問期間,宮廷政變可以兵不血刃。

共匪集團給中國人民製造了無窮的災難,資源的掠奪和環境的破壞更殃及子孫後代。共匪的統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共看上去強大,實際上腐爛到了骨髓,不堪一擊。國民革命必勝!

 

參考書目:

1】完全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愛德華.魯瓦克著,王亦穹譯,木馬文化20118

2Coup d’Eta t: A Practical Manual, by Gregor Ferguson, Arms & Armour (October 1987)

3How to Stage a Military Coup: From Planning to Execution, by Ken Connor and David Hebditch, Skyhorse Publishing (March 2009)

4】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中國民主化運動百題問答(民運手册),王炳章著,環球實業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