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女兒的出生證

(短篇小說)

 

加拿大  文思

 

1

自從女兒文甘由IBM加拿大分公司轉到上海分公司工作,我們老兩口就每年都回國一次。與女兒團聚固然是極其重要的方面;以上海爲支點游覽祖國的名山大川、感受鄰國的山水人文則是更爲引人入勝的原因。幾年來,江浙福建、兩湖兩廣、雲貴四川、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北京上海、陝西甘肅、新疆西藏都留下了我們衰老的足迹。日本、韓國、越南、印度、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都迎接過我們混濁的目光。

雖然是貨真價實的華裔,但是作爲加拿大人,既要回國,就免不了要辦簽證。每年回國,就每年都要辦簽證。於是,我們就成了總領館簽證處一年一度的“常客”。原來的簽證處擁擠窄小,而且不搞憑票叫號。所有申請人都必須身體力行地排隊等待。室內容納不了這麽多人,就往外面排。長龍順著樓梯婉轉而下,進入院子,往往又在院子裡蔓延幾十米才是隊尾。想當年,在烈日或暴雨下、在狂風或大雪中,排一、兩個鐘頭辦簽證是習以爲常的事情。

三年前,總領館在市中心的一棟高檔辦公樓裡設立了簽證服務中心,辦理中國簽證的狀况終於徹底改觀了。服務中心寬敞明亮。前臺有專人給每一位申請人發號。大廳裡排列著幾排座椅。一號在手,申請人可以安坐在椅子上關注號碼顯示屏上的號碼,瞭解已經叫到了幾號。顯示自己號碼的時候,直接到指定窗口去辦理就可以了。簽證服務中心還展開了網上預約服務。如果你在網上事先辦好預約,到場以後前臺工作人員就立即安排你到某一窗口去提交申請表格和材料,非常簡明快捷。與三年前的服務相比,真可以叫人發出天上地下之感慨。雖然對每一個簽證要外加三十五加元服務費,我們也心甘情願地認了。

然而,美中之大不足却在於辦簽證的限制却越來越多、越來越嚴。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回國的往返機票成了辦理回國簽證的必須材料。這不算什麽,既然回去一趟,反正是要買往返機票的,不過就是迫使你提前買好而已。從前年開始,回國探親又需要國內被探親人的邀請信了。這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打一個國際長途電話,叫女兒寫一封邀請信、簽上名、掃描好,用電郵發過來,我在這裡再打印出來、隨簽證申請表、往返機票等必須材料一起交上去就是。

今年去辦簽證,我事先就做好了充分準備,備足了去年用到過的所有文件和材料,滿以爲同樣辦理,一定可以馬到成功。

2

我們的號碼剛在號碼顯示屏上出現,我和妻子就快步走到了指定窗口,把我們準備好的簽證申請表和有關材料遞進了窗口。窗口裡的簽證工作人員態度友好、語氣和睦。她飛快地翻閱了我們遞上的材料。“我姓黃。”她自我介紹,然後平淡地說:“你們的材料不齊。但是考慮到你們年事已高,我還是先把你們的簽證申請表和護照留下來,只要你們用電郵把材料補齊,不用再跑一趟就可以把簽證批給你們。”

“謝謝你,黃女士。”聽說還缺材料,我又失望又緊張,連忙問:“請告訴我們缺什麽,我們爭取儘快補齊。”

“你們是回國去看望在華工作的外籍華人,”她慢條斯理地告訴我們:“因此你們需要提供她的護照首頁、在華工作簽證頁以及她的在華出生證。”

她的語氣雖然平鋪直叙,却是字字千斤,打得我心裡陣陣發痛。女兒的護照首頁和在華工作簽證頁都不難,無非是再給她打一個國際長途電話,叫她把那兩頁護照掃描好,用電郵發過來,我在這裡再打印出來而已。但是要找出女兒的在華出生證却是難上加難、難於登天。女兒是1974年出生的,現在已經整整四十歲。四十年前的出生證,就是一張薄薄的A8小紙片。要我們老頭老太太找出四十年前的一張小紙片,談何容易啊!我正想把我的顧慮告訴與我們隔窗相對的黃女士,沒想到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出生證上必須有她的名字以及父母的名字。”她平靜地補充。

她的話音未落,我就急得差點兒哭出來。我痴呆地看著妻子。妻子小聲對我說:“甘甘的出生證上肯定有我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她的名字,肯定沒有你的名字。”

我理解地點了點頭。是的,孩子是從母親的肚子裡掉下來的,出生證上理所當然地有母親的姓名。然而,許多鄭重其事的父母在嬰兒出生的時候還沒有給孩子取名。他們要根據嬰兒的性別、長相和出生時辰再决定給孩子取最吉祥的名字。有些父母甚至要請出自己的父輩或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者給孩子冠名。因此,嬰兒的名字反而不一定會出現在他(她)自己的出生證上。至於父親的名字則肯定不會出現在嬰兒出生證上。因爲當時的中國有幾百萬兩地分居的父母,父親對嬰兒的出生貢獻不大。母親生孩子,有的父親甚至自始至終都沒有機會回家,更不要說去醫院照料妻子。因此,醫院在發出嬰兒出生證時乾脆就忽略了父親的存在。

我小心翼翼地把我們的憂慮告訴黃女士:“四十年前的一片小紙頭啊,恐怕不好找!”

“那麽你們叫你們國內年齡較小、出生證好找的叔伯姨表親戚家的孩子給你們發一封邀請信吧。”黃女士建議。

我搖了搖頭:“我們沒有這樣的親戚。”

“那麽你們叫女兒的工作單位以單位名義來一封邀請信好了。那麽女兒的護照首頁、工作簽證頁和出生證就都不需要了。”黃女士認爲這是最簡便的辦法。

但是,女兒隨女婿住在江陰、在家裡利用網絡上班。IBM上海分公司在上海。相距100多公里,以單位名義來一封邀請信談何容易。女兒爲此必須專門跑一趟上海,即使一帆風順,來回再加上辦事,起碼需要一整天時間、還要花幾百元人民幣路費。如果不順利,也許要拖好幾天。而我們回國的飛機不管我們遇到什麽情况,下個星期都肯定是要起飛的。

我們垂頭喪氣地離開了簽證服務中心。我悲蒼地意識到,我們今年有可能辦不到簽證。已經購買了回國的往返機票,又定購了由上海飛雅加達以及由馬尼拉回上海的機票,還有預付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旅游團的定金,總共四、五千加元已經花出去了。現在有可能全部泡湯……

想到這些,我一面開車回家、一面激憤地說:“這簡直是不讓外籍華人回國嘛!”

“就是啊!”妻子附和道:“回國去看看在國內工作的女兒,要女兒的出生證幹什麽!”

“這說明他們對自己的統治毫無信心。”我義憤填膺,言論越來越激烈:“他們懷疑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敵人。在本質上,他們就是把人民當作敵人!”

妻子驚恐地回頭張望。還好,車裡沒有外人,不會被人聽到。在飛奔中的自家車裡,當然沒有外人。當然不會被人聽到!

3

一回到家,我和妻子就立即開始了海底撈針的搜尋。我們分析了一下形勢。家裡最多的東西就是妻子全權管理的衣物被褥和我個人使用的大量書籍。妻子自信她可以放過衣物被褥,因爲她一貫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條,絕不會讓女兒的出生證裹在衣服和褥子裡。我自信可以放過我堆積如山的書籍,因爲我一直把我的書籍視爲珍寶,絕不會把女兒的出生證夾在某一本書中。於是,我們老兩口作了明確的分工。她負責翻看女兒留在家裡的所有書籍和物品。我負責查看我們自己的文件和證件。雖然搜索範圍大大减小,但是多年來女兒難得回家,妻子幷不清楚她的東西是怎麽安排、放在哪里。至於我多年閑置無用的文件和證件,則更加七零八落、不知所終。我們不得不翻箱倒櫃,搜遍了屋子的每一個犄角旮旯。幾個鐘頭過去了,兩人都變得灰頭土臉、氣喘吁吁,却仍然一無所獲。

“歇歇吧。”我累得要命、又心疼妻子,無可奈何地說:“兩個古稀老人滿屋子找四十年前的一張小紙頭,這不是海底撈針嗎?”

“海底撈針?海底撈針倒好了。恐怕是海底撈月呢!”妻子絕望地說:“這麽多年過去了。由中國到加拿大、由渥太華到蒙特利爾、由蒙特利爾到多倫多,住了這麽多城市、搬了那麽多次家。也許早就沒了!”

妻子的話使我極度不安。我用戰抖的聲音問:“好好想一想,最後一次用它是什麽時候?”

“什麽時候?四十年前!”妻子憤憤地說:“買完嬰兒配給品就變成了一紙空文,就再也沒有用過……”

“不對!”我激動地打斷她:“後來還用過一次。二十年前,我們辦移民的時候。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翻了出來。我還找翻譯公司把它翻譯成了英文!”

兩人大眼瞪小眼,停頓片刻,然後驚喜地同聲呐喊:“在移民文件裡!”

托老天爺的福,我在貧困中長大,從小就養成了物盡其用、不丟一針一綫的好習慣。雖然移民整整二十年了,全套移民文件我連一張紙頭都沒有丟弃。二十年不用,它們早就捆成一團,扔到了閣樓的廢舊文件堆裡。但是,只要東西還在,就不愁找不到。我搭樓梯爬上閣樓,把移民文件從廢舊文件堆裡掏出來,很快就找到了那張A8尺寸的紙頭。

(4)

兩個古稀老人的頭凑在一起,珍惜地凝視著女兒的出生證。它是一份對折雙頁印刷的A8紙頭。左頁最上方赫然印著五個大字:“毛主席語錄”,下面是語錄正文:“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當年(1974)正是文革末期,毛澤東已經病入膏肓、苟延殘喘。他在中國老百姓心目的地位中已經是强弩之末、一落千丈。但是,他仍然盤踞在高不可攀的神位上統治著全國。全中國十億人口都被迫使用他一個人的頭腦思維。中共和中國的各級文件和各類證件都必須以毛主席語錄開篇。有些狂熱的信徒甚至每說一句話都要先引用毛主席語錄,然後才說自己要說的話。

在引用完“最高指示”之後,下面才是證件的名稱:“長沙市嬰兒出生證”以及“長沙市革命委員會衛生局“的公章。左頁最下方是證件編號:(19  )長衛字第0027523號。填證人敷衍塞責,在19後面連74都沒有填上。

出生證的右頁是“嬰幼兒保健證”。這裡記載著産母姓名、胎次、嬰兒姓名、性別、體重、出生日期等項目。我很慶幸地發現:除了妻子的姓名填寫在産母姓名欄之外,女兒的姓名也填寫在了嬰兒姓名欄。我們夫妻當初戀愛時就立下誓言,互敬互愛、男女平等,將來生了孩子就把我們雙方姓氏叠加起來爲姓名,所以我們的孩子還沒有出生就已經有了名字,不至於在出生證上留下空白。但是,正如妻子預料的那樣,出生證上沒有我的名字,連可以填寫我姓名的欄目(父親姓名)都不存在。

右頁下方“發證單位蓋章”處蓋著“湖南省人民醫院住院專用章”。章印中間有有關人士手書的“省人醫”三個字,估計是用來代替簽名的。當年的負責人今天是革命領導幹部或者革命造反派領袖堂而皇之地坐在寶座上,明天就可能成爲叛徒、特務、走資派或者內奸、工賊、投降派而淪爲階下囚。所以沒有人願意負責任地留下自己的真名實姓。

最令人心酸的是在出生證上還留下了一些發票記錄和購物記錄。當時,“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折騰了八年,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全國的物質供應普遍緊張,中國淪爲了一個古今未有的票證大國:糧票、布票、油票、肉票、魚票、蛋票、豆製品票、針織品票、糖票、糕點票、煤票、肥皂票、酒票、烟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手錶票……有近百種票證。

在右頁上方端端正正地蓋著兩個長方形的圖章,已經字迹模糊,一個好像是“已發布票六尺棉花票一斤”,另一個是“十二月份糧票已發”。女兒1222日出生。一年快完了,却爲我們家爭得了1974年全年的布票和棉花票以及整個12月份的糧票,把我們一家老小(包括孩子的姥姥)高興得手舞足蹈。

布票、糧票和棉花票是政府部門(派出所)發的,辦事人員還懂得要顧及嬰兒出生證的體面,把圖章蓋得端端正正。售賣奶粉、鶏蛋、白糖的售貨員却不管那麽多了。憑出生證可以購買兩斤奶粉,所以出生證上一橫一竪地蓋了兩個“奶粉壹斤”的大銷售章。售賣鶏蛋和白糖的售貨員甚至沒有自己的專用章,所以只好用歪歪斜斜的字體手書“鶏蛋已購”和“白糖已購”。“鶏蛋已購”四字還清晰可辯。“白糖已購”四字只有“白”字還能看得清楚,其它三字都已模糊不清。這不能責怪賣白糖的售貨員不負責任,四十年過去了,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賣白糖的售貨員的手書永垂不朽!

霎那間,我突然認識到這張四十年前的出生證具有歷史文物價值。它雄辯地證明了在“我黨”的“英明”領導下,中國老百姓曾經陷入過何等物資匱乏的苦難生活。我想,總有一天我可以把它送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也許它可以成爲一件珍貴的展品。我决定從現在起就要更加細心和珍惜地保存它。爲了防止它的毀壞或遺失,我接受了妻子的建議,立即爲它拍照存檔,把它放在我最重要的文件之中,與我的護照、公民證、教授證……享受同等的尊重。

5

我們終於奇迹般地找到了女兒的出生證,但是我幷不覺得已經萬事大吉,因爲出生證幷不符合要求——上面沒有我的名字。爲了防止好事多磨,我决定給簽證工作人員黃女士寫一封信。一來我要感謝她照顧我們年老體弱,儘管文件不齊,還是把我們的簽證申請留了下來,只要我們用電郵把文件補齊,就給我們批發簽證。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她還體諒地爲我們多方設法避免找不到四十年前的出生證可能引起的尷尬。二來我要說明女兒的出生證上沒有我的姓名是歷史事實。它不應該成爲批給我簽證的障礙。

我把本文第(4)節的內容全部寫在了信中,以證明女兒出生證的歷史真實性。最後,我總結道:“總而言之,這是我女兒貨真價實的嬰兒出生證。上面有我女兒的名字文甘。也有我妻子的名字甘世玉。美中不足的是沒有我老文的名字。也許是當時的長沙市革命委員會衛生局認爲父親對嬰兒的出生貢獻不大,所以忽略不計了。但是我確實是文甘的父親。她的名字就是父姓文和母姓甘的叠加。我和妻子相愛和結婚半個世紀,感情一直很好,雙方都從來沒有過外遇。請你相信我們。”

儘管我在信中特意對第(4)節的文字進行了嚴格的“潔化”處理,删去了所有有可能引起“我黨”不快的字句和情感,只保留了一句經删節修改而鋒芒大减的俏皮話:“我突然認識到這張四十年前的出生證具有歷史文物價值。我可以把它送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也許它可以成爲一件珍貴展品。”

妻子對我放在計算機顯示屏上的信稿進行了認真地審查。她用光標把這句話塗亮,指著它聲色俱厲地質問我:“喂,老傢伙!找到女兒的出生證就得意忘形了!你還想不想要簽證了?”

想!我當然想!我按照妻子的指示删去了這句俏皮話,連夜把信連同掃描好的三份文件——女兒的護照首頁、在華工作簽證頁以及在華出生證——發到了簽證服務中心的電郵郵箱裡。

第二天,我收到了黃女士的電話。她通知我在四天之後去簽證服務中心領取貼好簽證頁的護照。我在電話裡向她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幷祝她永遠快樂。是的,真的是由衷的。作爲理性、正派、有思想、有見識的知識分子,我們必須正確地區別看待“我黨”的工作人員與“我黨”的政治領袖——特別是要正確地區別看待“我黨”的下層工作人員與“我黨”的頂層政經寡頭。

 

2014311日初稿

2014620日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