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第十四章  最後的陰謀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真理報》宣佈發現一個「醫生恐怖組織」的圖謀;該組織先有九位後有十五位著名醫生,半數以上是猶太人。他們被指控為聽命於美國情報機構和猶太慈善組織「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利用作為克里姆林宮醫生的高位,縮短了安德烈‧日丹諾夫(政治局成員,死於一九四八年)和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死於一九五零年)的壽命,並且企圖刺殺若干名蘇聯軍官。在揭發此圖謀的女醫生莉迪婭‧季馬舒克隆重獲頒列寧勳章的同時,那些被指控者遭到審訊和逼供。如同一九三六到三八年間一樣,在成千上萬的大會上,與會者呼籲懲罰這些罪犯,並且堅決要求進一步調查此事件,以及重拾傳統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警惕性。在宣佈發現該「醫生謀殺案」後的數週內,一場規模宏大的報章造勢運動,再次建立了大恐怖時期無所不在的氛圍;該運動號召:「堅決消滅黨內的過失犯罪,懲罰所有破壞分子」。如此這般,就讓人們開始相信,在知識分子、猶太人、軍人、工業管理人員、高級黨幹及非俄羅斯共和國領導人當中,醞釀著一個巨大的陰謀;這與耶卓夫當權期中最糟的那幾年頗為相似。

關於此事的最近首次解密文件,證實了醫生謀殺案是戰後斯大林時期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它標誌著一九四九年開始(其蠢蠢欲動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六到四七年)之「反世界主義」(也就是反猶太主義)運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並且很可能是一場新的全面清洗——或者說新的大恐怖——之開端。只是由於斯大林在公佈該陰謀的數週後過世,這場新的大恐怖才終於流產。具有某種重要性的第三個因素是內部事務部與國家安全部內不同派系間的權力鬥爭。這兩個部在一九四六年分家,並且自那時以來有過不斷的改組。秘密警察內部的分裂反映了最高層的爭鬥——斯大林的潛在繼任者們一直在奮力佔位。最後一個令人不安的方面,乃是在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慘劇公諸於世八年後,醫生謀殺案事件讓沙皇時代根深蒂固(但此前被布爾什維克黨人迴避)的反猶情緒死灰復燃;如此就展示了斯大林時代在最後數年裡的迷亂。

我們在此不必弄清楚此事件——或者說這些匯合一起之事件——的複雜性,而只需梳理一下整個圖謀的主要輪廓。一九四二年,蘇聯政府為了給美國猶太人施壓,讓後者督促美國政府儘快在歐洲開闢打擊納粹德國的第二戰線,成立了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由莫斯科著名伊第緒語劇院的院長所羅門‧米霍埃爾斯任主席。數以百計的猶太知識分子很快就積極投身到這個運動中,包括小說家伊利亞‧愛倫堡、詩人塞繆爾‧馬連哈克和佩列茨‧馬爾基什、鋼琴家埃米爾‧吉列爾斯、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物理學家彼得‧卡皮查(蘇聯核彈之父)等人。該委員會很快就超出其非官方宣傳機器的角色,而是變成真正的猶太人團結中心,以及蘇聯猶太人群體的代言機構。一九四四年二月,委員會的領導人米霍埃爾斯、艾薩克‧費費爾和格里戈里‧愛潑斯坦致信斯大林,提議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自治共和國,取代一九三十年代建立但基本失敗的比羅比詹猶太自治州。比羅比詹是西伯利亞最東部和中國接壤的邊遠沙漠與沼澤地區。在之前的十年裡,只有不到四萬猶太人移居此處。

該委員會也致力於收集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及任何「涉及猶太人之異常事件」的證詞。所謂異常事件不過是個委婉的說法,意指在各地發生的任何反猶行為,這在當時為數甚多。在烏克蘭和俄國一些西部地區,尤其是古代俄羅斯帝國的「定居區」(當年由沙皇當局准許的猶太人居住區),歧視猶太人的傳統依然強勁。紅軍的早期失利揭示了百姓中反猶情緒的廣泛程度。內務部關於人民態度的報告表明,很多人相信了納粹的宣傳,即德軍只是要攻打共產黨人和猶太人。在德軍佔領區,尤其是在烏克蘭,對猶太人的公開屠殺幾乎沒有引起當地人的反感。德軍在烏克蘭招募了八萬士兵,其中一些人肯定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為了對抗納粹宣傳,並以這次鬥爭關係到全體蘇聯人民的生死存亡為主題來動員整個國家,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體系起初不願意承認納粹大屠殺的獨特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先是反錫安主義【又稱反猶太復國主義——譯註】,接著是官方的反猶太主義,開始蓬勃興起。反猶情緒在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鼓動部尤其盛行。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該部就曾發出關於「猶太人在藝術、文學、新聞諸領域之主導角色」的內部文件。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積極活動很快引起當局的關注。一九四五年初,猶太詩人佩列茨‧馬爾基什被禁止發表作品。關於納粹虐猶之黑皮書的出版遭到取消,藉口是「全書的中心論點是德國對蘇聯開戰只為企圖消滅猶太人」。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國家安全部長維克托‧阿巴庫莫夫就「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民族主義傾向」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簡報。斯大林當時採取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外交政策,因此並未立即表態。直到蘇聯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聯合國投票贊成分割巴勒斯坦後,阿巴庫莫夫才獲授全權要剷除該委員會。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若干名委員會成員被捕。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所羅門‧米霍埃爾斯在明斯克遭到謀殺;官方的說法是死於車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猶太教的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被解散,理由是該委員會業已成為「反蘇宣傳中心」;其多個出版物,包括著名的伊第緒語期刊Einikait,都被禁止發行。其後數週內,委員會的其餘成員遭到逮捕。一九四九年二月,報章雜誌開始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反世界主義」運動。猶太戲劇評論家們遭到公然抨擊,聲稱他們無法理解俄羅斯民族品質。《真理報》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質問:「古爾維奇和尤佐夫斯基對蘇聯人的民族性格能有什麼樣的看法呢?」一九四九年的頭幾個月裡,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數以百計的猶太知識分子被捕。

Neva》雜誌前不久發表了一篇那個時期的文件,即列寧格勒法院之司法委員會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的一道判決,命令將阿奇里斯‧格里戈里耶維奇‧連尼通、伊利亞‧賽利科維奇‧謝爾曼、拉爾芙‧亞曆山德羅芙娜‧澤維娜關押集中營十年。這三人的罪名包括「以反蘇方式批評中央委員會就《紅星》雜誌和《列寧格勒》雜誌所作的決議……用反革命方式解釋馬克思關於國際事務的看法、讚揚世界主義作者……以及散佈關於蘇聯政府國籍問題政策的謠言」。上訴後,該刑期被最高法院的司法委員會延長至二十五年。該委員會給出的判決理由是:「列寧格勒法院的量刑失於計入所犯罪行的嚴重性……被告曾經參與反革命活動,利用民族偏見來宣稱某個民族與蘇聯其他民族相比的優越性。」

此後,在文化、信息、媒體、出版、醫藥及其他許多行業,佔據權威地位的所有猶太人遭到全面清洗。逮捕變得日益常見,而且打擊到各個領域。頓涅茨克冶金企業的一群「工程師破壞分子」——幾乎都是猶太人——被判死刑並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處決。猶太人波林娜‧熱姆丘任娜不僅是莫洛托夫的妻子,而且擔任紡織工業的首要領導人。她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因「遺失含有國家機密的文件」而遭到逮捕,後被發配到集中營服刑五年。斯大林私人秘書亞歷山大‧波舍克雷比雪夫的妻子(也是猶太人)被指控為間諜並於一九五二年七月槍決。莫洛托夫和波舍克雷比雪夫卻繼續為斯大林效力,就如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儘管有如此廣泛的反猶情緒,審判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準備工作卻拖了很久。該審判直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才祕密開始,這距離逮捕指控者已有超過兩年半的時間。現有的不完整文字證據顯示,如此的超長準備期有兩個可能的原因。其一是斯大林當時正在高度祕密策劃「列寧格勒案件」;這個要案將與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件一起,共同構成最後一次大清洗的基石。另一個原因則是,與此同時,斯大林正在全面改組安全部門。阿巴庫莫夫於一九五一年七月的被捕正是此改組的核心一幕,其矛頭直指權傾一時的拉弗倫地‧貝利亞;此人時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員。如此一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件就處在了權力鬥爭與更替的漩渦中,並且成為一系列角力的基石;這些角力最終導致「醫生謀殺案」,並且引向第二次大恐怖。

在所有這些聲稱的活動當中,列寧格勒案件迄今依然最為詭祕。該案件導致對蘇聯共產黨第二重要分支組織之主要領導人的祕密處決。斯大林一直在懷疑那座城市。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波波可夫(均為高級黨幹)之反黨活動」的決議。他們三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沃茲涅先斯基,以及列寧格勒黨組織的多數成員,均被迫立即辭職。一九四九年八月和九月,所有這些官員都遭到逮捕,並被指控為企圖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幫助下建立「反黨集團」。阿巴庫莫夫於是發起一場政治迫害,對象是已經派到其他城市或共和國擔任要職的列寧格勒老黨員。列寧格勒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遭到逮捕,並有約兩千人被驅逐出黨且丟掉工作。這次鎮壓的一個奇特插曲,就是竟然連該城的歷史都沒有被放過。一九四九年八月,當局決定關閉保衛列寧格勒博物館;該館記載了該城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受圍困期間的英雄事蹟。數月後,負責意識形態事務的蘇共高幹米哈伊爾‧蘇斯洛夫,接到中央委員會關於成立博物館清理委員會的指示。該委員會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底才結束。

列寧格勒案件中被指控的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波波可夫、沃茲涅先斯基、卡普斯金、拉祖京,於一九五零年九月三十日祕密受審,並於次日在宣佈判決的一小時後處決。整個過程被嚴格保密,沒有通知任何人;首要嫌犯之一的女兒是蘇聯貿易部長兼蘇共政治局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的兒媳婦,但就連她也一無所知。一九五零年十月,其他的一些司法鬧劇判處了數十名黨幹死刑。這些人都曾經屬於列寧格勒黨組織:克里米亞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索洛維耶夫、列寧格勒地區黨委第二書記巴達耶夫、莫曼斯克地區黨委第二書記維畢斯基、俄羅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巴索夫,以及其他許多人。

目前尚不清楚,對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這次清洗,究竟只是黨內不同派別間公報私仇呢,還是從清算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到醫生謀殺案——包括對阿巴庫莫夫的逮捕和明格列爾民族主義陰謀——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環節。第二個假設或許可能性更大。列寧格勒案件無疑是一場大清洗之準備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次運動的公開信號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發出。意義重大的是,這些落馬的列寧格勒領導人所被指控之罪行,與一九三六到三八年的黑暗歲月相差無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舉行的列寧格勒黨幹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新上任的第一書記安德烈‧安德里亞諾夫讓聽眾吃驚地聲稱,現已發現先前的領導人曾經出版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耶夫派的文獻:「在這些人發表的文件裡,他們鬼鬼祟祟地夾帶了一些最邪惡之人民公敵的觀點,包括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這一指控雖然荒誕,但卻向黨幹們發出明白無誤的訊息:一個新的一九三七年確實開始了。

一九五零年十月處決列寧格勒案件的首要嫌犯後,在安全部門和內部事務部內有大量的明爭暗鬥。已經開始懷疑貝利亞本人,斯大林編造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圖謀,其目標據稱是要讓格魯吉亞的明格列里亞地區加入土耳其。在格魯吉亞發跡的貝利亞於是不得不對「同胞」痛下殺手,在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進行了清洗。一九五一年十月,斯大林再次打擊貝利亞:斯大林派人逮捕了安全和司法部門的一批猶太老幹部,包括遵照貝利亞的命令組織刺殺托洛茨基的瑙姆‧愛廷貢中校,曾經參與策劃莫斯科審判的利奧尼德‧賴赫曼將軍,曾經拷打巴別爾和梅耶荷德的列夫‧施瓦茲曼上校,以及在一九三六到三八年莫斯科大審判中曾為檢察官維辛斯基之得力助手的調查法官列夫‧舍伊寧。所有這些人都被指控為正在組織一個龐大的猶太民族主義陰謀,其頭目是國家安全部長——貝利亞的首要助手——阿巴庫莫夫。

阿巴庫莫夫已在數月前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遭到祕密逮捕。他起初被指控為故意殺害著名猶太醫生雅各布‧埃廷格;後者於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被捕且不久後即在關押中死亡。埃廷格在多年的行醫當中,曾經給謝爾蓋‧基洛夫、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帕爾米羅‧陶里亞蒂、鐵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看過病。據稱將埃廷格殺人滅口,阿巴庫莫夫就確保了「一個業已滲透到國家安全部最高層的猶太民族主義者犯罪集團不會被揭穿」。數月後,阿巴庫莫夫被指控為本人就是整個猶太民族主義陰謀的主腦。於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對阿巴庫莫夫的逮捕,就成為編造規模巨大之「猶太復國主義陰謀」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並且提供了從(當時依然保密的)對剷除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到醫生謀殺案的切換;後者正是新一輪清洗開幕的公開信號。人們由此能夠得出結論,這場風波早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而不是一九五二年底——就已經開始成形。

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員的祕密審判,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一日到十五日進行。十三名被告獲判死刑,並且與斯大林汽車廠的十名「工程師破壞分子」(均為猶太人)一起,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處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事件合計有一百二十五人遭到判刑,包括二十五個死刑(均立即執行),以及一百個刑期十到二十五年的集中營關押。

到一九五二年九月,關於猶太復國主義陰謀的整齣劇本業已完成,但直到十月(此時距離十八大已有十三年半之久)召開的第十九屆黨員代表大會後,才開始正式動手。黨代會剛落幕,醫生謀殺案中受到指控的大多數猶太醫生就遭到逮捕、監禁及拷打。在這些逮捕尚且祕而不宣的同時,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前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及十三名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的審判,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布拉格開始。其中十一人遭判死刑並被絞死。這場完全由蘇聯秘密警察所派顧問一手操辦的司法鬧劇有個特點,就是其公然的反猶傾向。十四名被告中有十一位猶太人,罪名是建立「托洛茨基分子、鐵托分子、猶太復國分子恐怖集團」。這些審判的準備工作包括了對所有東歐共產黨內猶太人的政治迫害。

在處決斯蘭斯基案十一名被告的次日,斯大林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逼迫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題為「關於國家安全部現狀」的決議,著令「嚴密國家安全部門內的紀律」。如此就讓該部成了眾矢之的:被指責為過於寬鬆,缺乏警惕,並且讓「醫生破壞分子」得以不受制裁地從事奪命活動;因此必須採取進一步措施。顯然,斯大林意圖用醫生謀殺案來同時打擊安全部和貝利亞本人。貝利亞自己就是玩此類陰謀詭計的高手,當然完全明瞭這意味著什麼。

斯大林死前數週裡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目前依然大體上不為人知。號召「提高布爾什維克警惕性」、「打擊各種形式的自滿情緒」、嚴懲「世界主義刺客」的官方宣傳愈演愈烈;而在幕後,對被捕醫生的審訊也在加緊進行。日復一日,更多的逮捕在不斷擴大整個「陰謀」的規模。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伊萬‧麥斯基被捕;該人曾任蘇聯駐英國大使,時任外交事務副部長,並且是莫洛托夫的主要助手之一。經過無休無止的審訊,他「供認」曾與亞曆山德拉‧柯倫泰一起,在溫斯頓‧丘吉爾招募下成為英國間諜。柯倫泰是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的一位了不起人物;她是一九二一年工人反對運動的領袖之一,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擔任蘇聯駐瑞典大使。

儘管在一月十三日到三月五日斯大林辭世期間,對此陰謀的「揭露」取得了聳人聽聞的進展;值得玩味的是,與一九三六到三八年間不同,這次沒有任何一位黨政高官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根據尼古拉‧布爾加寧一九七零年的證詞,斯大林是醫生謀殺案的主要鼓動與策劃人物,除此只有四位高級領導人實際知曉所發生的事情,那就是:格奧爾基‧馬林科夫、米哈伊爾‧蘇斯洛夫、馬爾捷米亞姆‧留明、謝爾蓋‧伊格納季耶夫。因此,其他所有人肯定都感受到威脅。布爾加寧還聲稱:對那些猶太醫生的審判計劃於三月中開始,並且隨後會有把蘇聯猶太人大舉流放比羅比詹的行動。鑑於現有知識的侷限,以及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藏有最機密且最敏感的文件)之繼續不對外開放,目前無法確定是否曾有在一九五三年初大規模流放猶太人的計劃。但有一條可以肯定:斯大林之死終於給其獨裁統治下數以百萬計受害人的名單畫上句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