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正體版 / 簡體版

 

直接民主、代議制與“太陽花”

 

行 易

 

由全體公民參與國家政治決策和運作的直接民主,一直是政治理想主義者的追求目標,因為這意味著阿倫特曾描述過的公共自由和公共幸福,這是一個比個人自由更高的境界和滿足。但在現實的民主政治中,以直接民主來主導政治生活,仍然還只是一個理想。現實的憲政民主制度似乎不過是代議制與直接民主之間的一個張力狀態。

直接民主與政黨

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列舉了若干曾在歷史上出現過的直接民主的組織形式,如:各種蘇維埃制度、當年匈牙利的委員會、巴黎公社(街區組織)等。阿倫特推崇這些在革命中興起的委員會組織,認為:“委員會總是身兼秩序組織和行動組織二任,其實正是它們擬定新秩序的衝動,使之與職業革命者集團之間產生衝突,後者希望將委員會貶為革命活動的單純執行機構。再真實不過的是,委員會的成員並不滿足於對政黨或議會採取的措施進行討論和‘自我啟蒙’,他們處心積慮、明目張膽地意欲讓每位公民都直接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論革命》第二四七頁,阿倫特著、陳旺周譯,譯林出版社)又說:“委員會出現的地方,處處都涉及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重組和一種新秩序的建立,最明顯的是在匈牙利革命期間。”(《論革命》第二五五頁)這裡,阿倫特將直接民主的希望寄託在委員會組織上,而蘇維埃、公社、街區組織等其實均是委員會的別稱。所言的“職業革命者集團”,即是政黨或政黨聯盟,阿倫特將其看為委員會組織的對立面。“職業革命者”那時無一例外地將政黨作為革命的利器,但即使在革命之後,政黨仍然穩固地存在著,這當然表明其客觀性。

對於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馬克思在弄清這一“新事物”的狀況之後,其態度是厭惡、甚至敵視:“他不久就明白了,這一政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與一切‘無產階級專政’觀念是矛盾的。這一專政依靠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或共產主義政黨,它們對權力和暴力的壟斷,是模仿民族國家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馬克思得出結論:公社委員會畢竟只是革命的臨時性組織。經過一代人,我們在列寧身上找到幾乎一模一樣的態度。”(《論革命》第二四零頁)其實,巴黎公社並不是新事物,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即產生過由巴黎各區的委員會所組織成的巴黎公社。這種公社體系,實際上也是一種街區制度。傑弗遜晚年對這一制度多有思考,認為這是一種可以使共和國保持勃勃生氣的體系。(參閱《論革命》二三四至二三八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打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奪取了政權,得逞之後,就立即將蘇維埃踩在腳下。因為,“他們的行為自始至終都被黨派鬥爭的念頭支配著”(《論革命》第二四二頁),這些布爾什維克並不需要民意,反而尤其忌諱能代表民意、可能取代他們的蘇維埃組織。

阿倫特將政黨體系看作是各種直接民主實踐的敵人,而在這類實踐中產生、最有希望形成穩定制度者,則是各種委員會組織。政黨相當不信任委員會:“在他們眼中,委員會仿佛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夢想,某種美妙的烏托邦在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化為現實,可以說流露出了那些顯然還不諳世事的人民心中絕望的羅曼蒂克渴望。這些現實主義者從政黨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理所當然地假設代議制政府是別無選擇的,他們輕而易舉就忘記了,舊政體的垮臺,其中一點正是歸咎於這一制度。”(《論革命》第二四七至二四八頁)政黨既然不信任委員會,當然也不會信任直接民主,只是想利用直接民主。不過,“現實主義者”們的看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阿倫特沒有論述政黨勢力對委員會進行滲透的危險,歷史上存在這樣的事實,嚴重時有些委員會蛻變成政黨的工具或是自己內亂不已。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除非是專制的極端情況,政黨也無法完全控制委員會。而在專制制度下,所有的委員會都必然是虛假的。

在阿倫特眼裡,政黨是直接民主的破壞因素,由此觀察近期臺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將有助於對其作一個清醒的分析。太陽花學運有明顯的黨派背景及黨派運作痕跡,兩位學運領袖林飛帆、陳廷豪,均是民進黨籍,均在民進黨的競選運動中擔任過幹部。太陽花的訴求不清,到底是不是反服貿?學生們似乎提出了一個複雜的經貿、政治問題。而有些學生在立法院唱起《國際歌》,更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挺服貿乎?親中共乎?看來很像是年輕人的戲耍,背後有政黨支持,筆者無論如何形成不了這是一場嚴肅運動的印象。當然,沒有理由不以平常心看待這場學運,不宜高估,也沒有理由不尊重運動中間接反映出來的民意,尤其是那些穩定、長久的民意。拒絕中共的滲透,正是中華民國彌足珍貴的基礎民意,體現中華民國的民心、民氣。但這並不是說,沒有服貿協定中共就不來滲透,有了服貿協定中共就一定滲透成功。共黨擅長操縱學運,而這次太陽花學運實際上還是引起了歷史聯想,當然不能令明眼人欣慰。鑒於對政府建築物的佔領,在中華民國臺灣,目前還是應考慮如何將類似“太陽花”運作的處理機制規範化。

二零一一年九月至十一月美國紐約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示威者抗議政府金融政策和華爾街的“貪婪”無度,認為自己能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民眾支持,一些示威者駐紮在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附近的祖科蒂公園裡。這場運動當時似有向多個城市擴展的趨勢。從表面上看,臺灣太陽花學運似與“佔領華爾街”運動頗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後者沒有政黨背景,兩個運動在本質上大不相同。不管怎麼說,太陽花學運也好,“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好,都可在當下現制度內得到近乎完全的容納,都屬當地民主政制下的正常現象,都是民意的表達方式,或民意表達方式的運用。

好制度的憂慮和希望

代議制相對於極權專制以及舊專制制度,均有著本質的不同,即使是代議制的弊病,也是各類專制制度無法望其項背的。而在實行憲政民主的實踐中,直接民主雖是一個更高的理想,卻還是缺少成型制度的範例。即使在匈牙利,後來建立起的憲政民主制度,也並沒有採取委員會式的政府架構,仍然採用了代議制的政治形式。政治學家一般會認為,較大範圍的直接民主或會出現與行動者初衷背離的狀況,發生政治、社會的不穩定。在直接民主的行動中,有時情緒化操縱成為一個問題,或出現借情緒進行操控的情況。況且,人心往往是易變的,人的世俗利益和生活重點常會出現“漂移”現象。而民意的表決結果,一般只是在短期內有效。即使是全民公決,所反映的民意在若干年後就會有不少變化,因此全民公決只能用於重大問題,且不能頻繁運用。全民管理的直接民主政府之良性、完全運作,幾乎無異於天國,恐怕還不是在這個世代能夠實現的,在本質上似也異於世界及人性的實際。但直接民主畢竟是完全的民主。不過,即使在憲政體制下,成熟的政治思維也應排除那種過強的理想化衝動,有時,無奈的現狀是一個客觀現實,關鍵在於看到寬廣的改進空間,代議制中自由也是實際存在的。理想還應該與政治現實平衡。

當然,在單個社區和小城鎮,實行直接民主,應是民主的不二法寶,但在更廣大的區域內,或許只能借助於代議制為主體來建立自由、民主。在代議制度中,必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直接民主。代議制度中包括一系列緩衝機制,化解社會衝突,雖是間接民主,卻又在平衡經濟、政治方面頗為有效。但無論如何,在代議制的框架下,少不了政黨和黨派政治的存在。沒有政黨等政治系統,社會又難以有效整合。而政黨熱衷於追求黨派利益,有時難免與社會、民意脫節,也應該不時遭到“敲打”。不過,在黨派政治之下,由黨派來代表民意,這當然是不夠的。現實中的代議制,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斷修正或微調的制度,當然,新的制度設置即使能夠解決舊弊端,但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弊端。其中,利大弊小卻是一個不變的標準,雖然結果的把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甚至已非在人力所可為的範圍。

代議制度存在其弊病,這使得阿倫特同樣地不信任代議制:“唯一能夠被代表和委託的東西是利益,或者說是選民的福利,而不是他們的行動,也不是他們的意見。在這種體系下,人民的意見其實是搞不清楚的,理由很簡單:它們根本就不存在。意見是在一個公開討論和公眾論戰的過程中形成的。沒有機會形成意見的地方,有的只是情緒,而不是意見。這是大眾情緒和個人情緒,後者比前者更反復無常、更不可靠。”(《論革命》第二五二至二五三頁)如此看來,如果連利益或福利都不能得到代表的時候,情況就更是糟糕透頂了。實際上,選民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被代表,而是自由的表達及參與決定,這在代議制度中只能部分地實現。阿倫特從傑弗遜的擔憂出發,論述了美國代議制度的成功和不足:“他(傑弗遜)害怕一種‘選舉專制’,認為它與他們奮起反抗的暴政無異,或者更壞:‘一旦(我們的人民)對公共事務變得漠不關心,你和我,國會和州議會,法官和總督,都會變得如狼似虎。’如果說美國的歷史發展幾乎沒有證實這一憂慮,那麼這也幾乎完全要歸功於立國者在建立政府的過程中採用的‘政治科學’,其中,分權通過制衡而達到了自我控制。最終將美國從傑弗遜擔心的危險中拯救出來的,乃是政府機器。但是這一機器無法將人民從對公共事務的麻木和冷漠中拯救出來,因為聯邦憲法本身只為人民代表提供公共空間,而並未為人民自己提供一個這樣的空間。”(《論革命》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頁)傑弗遜的擔憂畢竟沒有變成現實,但不斷完善憲政民主制度還是必需的,這個努力在美國也並未間斷。

代議制度下尤其應該注重對充裕的公共和個人自由空間的保證,以保持共和國富有活力的自由精神,即共和精神。而在現今的代議制政體下,維持和擴大這個空間,靠的正是民權主義,由此又可見憲政框架內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等等自由權利的寶貴。而且,民權主義既體現著直接民主的要求,也在代議制度中尋找到自身的實現,反映代議制與直接民主之間的平衡。按阿倫特的觀點,為人民建構更有效的公共自由空間顯得更為迫切,應是迄今所有憲政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對美國而言如此,對中華民國臺灣同樣如此,但太陽花學運對應的似乎還不是這樣一個課題。

健全的政制是多重機制並存,既有代議成分、也有直接民主的實踐,以期優劣互補。而不同層面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適用於不同的解決機制。同時,借助於政黨外的政治形式(委員會、社團),往往可以做到不為政黨利益所利用和左右,避免民意的“失真”,因而是必要的,不僅僅只是作為有益的補充。不僅是大社會、小政府,還是大社會、小政黨。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